富顺历史名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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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顺历史名人自贡富顺县都出过哪些名人富顺才子的由来“富顺才子内江官”，是四川社会的一句口头禅，一直流传到现在。这句话对过去的富顺县(包括现属自贡市的自流井、大安，沿滩三区及贡井区的小溪镇)来说，是赞誉其教育发达，人才济济之词。这“富顺才子”之誉，究竟是始自何时？因何得誉？很值得研究。　　“才子”之誉 始于明代　　“富顺才子”之誉，史籍中似无记载，至于社会上流传的“富顺才子内江官”之说，就更难有典籍可考。但清代地方志中。有可供参考的线索:　　(一)清代初期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叙州(今宜宾)知府何源溶编纂《叙州府志》，富顺知县钱绍隆编《富顺县志》两册附其中。何源溶为《富顺县志》写了序言，有这样一句话：“问犹有‘才子甲西蜀’之称，与汉安文献迭相维长者乎？”　　“才子甲西蜀”，这是清代四川地方志中出现最早的记载。　　(二)清道光七年(公元1827)，知县宋廷祯发动地方士绅修建富顺试院落成，进士朱握历写了《新建试院记》。在记中，朱握历提起宋、明两代文人辈出，蜚声国内的事例后说:“……万历丙戌、戍子之间，每科获隽者多至十七、八人，捷南宫者六、七人，前后得元者九人……谚有之曰:‘富顺多才子’，声称至今未歇……”　　以上何源溶引用的“才子甲西蜀”的赞美之词，绝不可能是清初的产物。至于朱握历引用的“富顺多才子”的民谚，更加证明那是明代流传下来到清代后期仍旧得到公认的确证。因为，明末清初，四川战火连绵，硝烟弥漫，富顺屡遭兵祸，是一个重灾区。明、清王朝与张献忠、吴三桂之间的拉锯战，使富顺“邑中土地荒芜，烟火寂灭，实同无人之境”。文化教育事业十分兴隆的蜀中大县，已经濒于毁灭的境地。　　明代富顺　“才子”如云　　在封建社会，“才子”是对读书人中知识广博，学问高深者的美称。而其衡量“才子”的标准，一般是以通过科举考试合格，取得“举人”、“进士”(宋、明两代)或“秀才”（唐代)来决定的。如果按现在的话说，就是通过考试程序，取得了中、高级职称的知识份子。　　富顺是因盐业开发早、产量高而成为郡、县、监、州的。隋、唐、五代时期，统治者只注重盐业经济的发展，不重视地方教育发展。自北周武帝于和二年(公元567)设郡、县到五代末的四百年间，富顺没有专管教育的地方官吏，境内没有一所官办的学校。因此，在这段漫长时期中，没有富顺人取得高等级考试合格者的记载。　　到了北宋太祖乾德(公元963年—967年)期间赵匡胤才命在富顺监中设儒学教授一员，专管地方教育。　　仁宗景祜三年(公元1036)，太常博士周廷俊奉派作富顺知监，他才倡办学校和书院，下功夫培养人才。经过七年后，到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富顺学生李冕，终于通过朝廷考试，成为县内第一个进士。以后，由于部分知监重视教育，在北宋、南宋三百余年中，富顺共考中进士六十七人，首次出现了一个才子群体。　　时间的步伐前进到了明代，由于教育事业更加发展，富顺除了办县学外，还在世宗嘉靖四年(公元1525)办了一所西湖书院。全县重点集镇先后办了六所社学、私塾和蒙学则遍及全县乡村，教育事业的兴盛，产生了丰硕的成果。在明代二百七十余年中，富顺涌现了大批才子。　　在明代中、后期的四川乡试中，富顺学生的成绩成为官场、教育界、社会上注目的焦点，议论的话题。由于历次乡试中的“升学”很高，在四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享有很好的评价。　　而在明代最高级的全国会试、殿试和朝考中，富顺举人的考试成绩也是相当出色的。据统计，经过礼部会试合格及皇帝亲自策问的殿试而取得进士的，全县就有一百三十四名，占四川进士总名额的十分之一左右，居全省之冠。如在万历期间，共考中进士五十名，经过朝考而被列为最优等，被皇帝授与翰林院庶吉士职的就有八名。这样的“高考”成绩，在全国的县一级来说，是罕见的。　　嘉靖以后 始有定论　　宋代，富顺虽有六十多名进士，不是著名的“才子”，只有不是进士的薛翁和李见，但在《易经》的研究上却有所成就。到了明代，教育普及，文风大炽，不但在科举考试中显示了人才的优势，而且涌现了一批有成就、有影响的学者。“明初，富顺有晏铎、李本领路，继之有熊过、熊敦朴，后有杨述中、杨过程、熊师旦发扬光大”，组成了富顺的知识星群，在星群中有两颗光芒耀目的明星，就是晏铎、熊过，他们在全国获得了“才子”的称号。　　晏铎，明成祖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进士，被称为“景泰十才子”，事列《明史》。熊过，明世宗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进士，他以学术研究，诗、文扬名四川和全国，与内江赵文肃、成都杨升庵、南充任少海并称“西蜀四大家”，又与陈来、王慎中、唐顺之、赵时春、任瀚、李开元、吕高等并称“嘉靖八才子”。其在诗文、经学研究上有独特建树，他的《周易旨决策》、《春秋明志录》、《南沙文集》等著作，均被收入了《四库全书》。清代易学大师段玉裁对熊过更是推崇备至。　　明代的富顺，由于有才子群体的形成，知识群星的出现，标志着富顺的教育事业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晏铎、熊过的成就，使富顺的声誉雀起。“富顺才子”之誉，到了明代嘉靖以后，才真正成了定论。　　教育发展　保持声誉　　明末清初，富顺地区遭受严重兵祸，受到毁灭性的摧残，连人口都几乎绝灭了。后来只得依靠“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政策来充实。　　钱绍隆在富顺处于极端困难之时就任知县，一面与民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一面培养学宫，恢复教育，为教育的再发展带了一个好头。以后，历任知县皆能注重教育，培养学生，因而富顺的文风再次昌盛起来。　　据史志记载，在清代267年中，全县中举人的二百三十七人，中进士的三十四人。这个“考试合格率”虽然不及明代高，但全县公、私办学之盛，却非明代可比。　　清代中、后期，每届岁、科两次考试，到县城赴考的学生，中秀才常在二千人左右。道光七年(公元1827)，知县宋廷祯为了改善考试条件，发动士绅集资修建一所试院(即今县人民政府所在地)，规模广阔，考棚中的座号就达了三千二百之多。一个县有这么多的学生参加考试，在四川范围内可说是为数甚少的。　　由于教育事业的再发展，清代富顺又形成了一个人才群体。虽然，这个群体中没有明代那样耀眼的明星，但难能可贵的是，它保持了“富顺才子”的声誉。据不完全统计，有各种文学、学术著作的，共达四十人以上。词人朱鉴成和宋育仁，曾经名列“蜀中词人”。“戊戍维新四川三杰”中，富顺刘光第、宋育仁就占了二分一。梁启超在评价，“戊戌六君子”时说：“戊戌六君子中，刘裴才(光第)尤纯粹严肃”，“诗在韩杜之间”，“吾昔所为传，未能表扬其学行之十一也”。现代学者胡先啸说：“刘光第诗为戊戌六君子之冠，近世亦鲜有过之者。”钱仲联则说:“刘氏诗主要以唐人为宗，其佳构上追李白。”另一名维新派学者、晚清政治家宋育仁，在学术文学和政治方面的著作更为丰富。他还在重庆、成都两地先后创办了《渝报》和《蜀学报》，首开四川报业的先河，成为四川新闻舆论界的创始人。　　综观清代的富顺，由于教育事业的发展，青年学子的努力，因而最终也保持了“富顺才子”之誉富顺人杰地灵，自古享有“”的美誉。明代，富顺人考中进士 139人、举人492人、贡生386人，著名人物有景泰十才子之首的晏锋、之一的熊过等。清代，全县考中进士31人、举人315人、贡持477人。此外，之一的、红军将领、革命烈士、四川报业第一人宋育人、厚黑学创始人、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川南才女赖雨等晏　铎&&&　　县人，明朝“十才子”之一。　　明朝永乐十六年（1418）进士，庶吉士，历任道御史。他学问渊博，才华出众，为官清正，政绩斐然，受到人民爱戴，是明英宗时期的“景泰十才子”之一。&熊　过&&&　　自贡富顺县人，明朝“西蜀四大家”“嘉靖八才子”之一。明朝嘉靖八年（1529）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他学知渊博，治学严谨，是著名学知杨升庵的好友，被列为“西蜀四大家”和“嘉靖八才子”之一。因议论朝政得罪皇帝，被罢官流放，流放期中，闭门著书。遗著《文集》被收入《四库全书总录》中。&&宋育仁&&&　　宋育仁（）字芸子，号道复，富顺县大岩乡人。5岁丧母，11岁父病故，后随伯父读书于。幼聪慧，18岁中储生（秀才）。1875年，张之洞督学，创尊经书院于，宋等12人首批入院。1882年，宋乡试中举。次年，受聘主讲资洲艺风书院3年，浙有文名，所著《周礼十种》开始传入社会。1889年，宋任翰林院检讨。两年后，典试，深感革新须重实际，撰《时务论外编》，专论外交。回京后，礼部尚书孙毓汶见他有志外交，便推荐宋到西欧考察。1894年，宋以参赞名义出使英、法、意、比4国。在西欧考察期间，著《采风记》4卷。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宋在上书清廷，献困委之谋，防俄之计。10月，宋代行公使职。次年8月，在康有为、梁启超的推动下，组成第一个改良主义政治团体强学会，宋主讲自强之学。强学会在顽固势力的反对下，不久也被迫解散。　　1896年初，回川办理商务，矿务。3月，他在设商务局，兴办各类实业公司。宋的主张策，推动了四川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和发展。同时，宋与潘祖荫等成立蜀学会，创办四川最早的报纸-《渝报》，宣传改良主义主张，提倡改革学校教育制度。次年，他到成都兼掌尊经书院，与吴之英创办《蜀学报》，印行《蜀学丛书》，介绍议会章程，西方工业法规，西方教育制度。在他的影响下，四川各地纷纷创办新式学校，以及兴建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宋讲袁为清朝旧臣，应“效周公辅成王，辅佐幼君”，触及袁的痛处。袁以宋“妄言生事”定罪，拘于京师步兵营中数月。1915年，宋痛诉袁为王莽，袁遂以“危害国民”罪押解宋回原籍“编管”。1916年，宋回川后，受聘于四川国学院主讲。后任国学学校校长兼四川通志局总纂，主修《四川通志》。1920年，受聘主持监修《富顺县志》，1931年刊行。同年《四川通志》初稿纂成。宋语言文字之学造旨深，在国学学校主讲经学，写成《诗经毛传今释》，《尔雅今释》，《孝经正义》《礼运确解》等书。纂修《四川通志》时，著《论史学方志》。1931年，宋病逝于成都，享年74岁。宋育仁宋育仁()，中国早期思想家，被誉为四川历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重庆维新运动倡导者。字芸子，晚年号道复，四川富顺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改任检讨。1894年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公使，着意考察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积极策划维新大计，提倡民主共和。回国后，参加维新组织""，主讲"中国自强之学"。宋育仁()，中国早期思想家，被誉为四川历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重庆维新运动倡导者。字芸子，晚年号道复，四川富顺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改任检讨。1894年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公使，着意考察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积极策划维新大计，提倡民主共和。回国后，参加维新组织""，主讲"中国自强之学"。简介1896年，到重庆主持四川商务矿务。设立商务局，兴办洋烛、、煤矿、玻璃、白蜡、卷烟、药材等公司，为四川绅商领袖。1897年，创办了重庆历史上第一家爱国杂志《渝报》，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最早创办的白话报纸之一，树起了维新宣传的旗帜，兴起了四川、重庆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著有《时务论》、《采风记》等著作。 其墓在成都市，有其故居东山草堂。个人履历1894年，宋育仁随公使龚照瑗出使欧洲。在欧期间，宋育仁锐意考察和研究外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接纳社会名流，还经常出入英国议院、学校、工商各界，写成《采风录》4卷，介绍西方的政教、风俗，进一步阐释和丰富了他的维新变法思想。生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宋育仁正在伦敦，任中国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因公使龚照瑗回国述职，宋育仁暂时代其职务。宋育仁上书清廷，指出"倭兵少财乏，持久足以困之"。在获悉清军平壤溃败，失利后，宋育仁情急之下产生了一个大胆设想，希望能出奇兵反败为胜。当下，他立即与使馆参议杨宜治、翻译王丰镐等密谋，购买英国卖与阿根廷、智利两国的兵舰五艘，十艘，招募澳大利亚水兵两千人，组成水师一旅，托名澳大利亚商团，以保护商队为名，自菲律宾北上直攻日本长崎和东京。此打算看似异想天开，可也具有相当程度的可行性。因为"澳大利亚为英国的属地，西例商会本有自募水师保护商旅之权，中倭战起，澳洲距南洋最近，颇为震动，商会发议，举办属地水师一旅，以资保护，(英国候补议绅)庵洁华特暗联议院同党主行其议，而以此谋所购一旅驾名(假名)于澳洲商会所为，仍挂英旗出口，则局外无嫌，而踪迹不露"(引自《借筹记》)。谋既定之时，宋育仁等一面报请朝廷批准，一面又与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联系，以取得这些的支持。同时，宋育仁与美国退役海军少将夹甫士、英国康敌克特银行经理格林密尔等商定:由中国与康敌克特银行立约借款二百万英镑、另战款一百万英镑，以支付兵船购买费用。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其所购舰只，备齐了枪弹武器，各级战斗人员，也已经募集妥善，组成了一支有力的海军，准备交由前北洋水师提督琅威里率领。这事眼看就要成功了，当时已是"炮械毕集"，整装待发了。因时间紧，清廷还未通过正式渠道获得他在欧洲的活动，而此时，公使龚照瑗已经返职。龚照瑗查知此事，遂以妄为生事电告清廷。因为清廷已打定和日本媾和的主意，李鸿章坚决反对宋育仁等人的做法，而慈禧也认为宋育仁"妄生事端"，立即下旨将购船募兵等事，一概作废，同时电召宋育仁速速回国。1895年3月，清廷与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以海外募集水师奇袭日本的计划胎死腹中。宋育仁因"潜师谋废"，败局已定，只能"抚赝私泣，望洋而叹"，着实伤心了很久。在回国途中，他写成了《借筹记》，详详细细地记了这事的经过，以表壮志未酬之情。戊戌变法失败、辛亥革命成功及后来的国是所归，对主张维新变法、君主立宪的宋育仁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历史演变。血与火，不是他向往的未来。血洒京城的"戊戌六君子"中，四川人杨锐、刘光第是他的同道和好友，后者还是他的富顺同乡。他的悲痛难与人道。他逐渐退出政治舞台，成为成都颇有名望的"五老七贤"之一。1914年，宋育仁赴京任国史馆纂修并主持馆务;1917年，任四川国学学校校长;1920年，任四川国学会会长;1921年，任四川通志局总纂。晚年他隐居成都东郊"东山草堂"内一心修志著书，不问世事，编撰完成了《四川通志》初稿与《富顺县志》。宋育仁逝世于日，葬于"东山草堂"对面竹林之中。此前他自印《借筹记》若干，临终时嘱托将此书赠前来吊唁之人。2006年，政府在今"幸福梅林"一带择地重修"东山草堂"，并立宋育仁石刻像，为这个著名休闲之处增添了历史文化氛围。2008年9月，"东山草堂"毁于雷击引起的大火，所幸宋育仁墓亭无恙。仕途坎坷战后清廷本打算对宋育仁作进一步的处理，但这一惊人壮举，牵连、涉及的人物确实太多，有朝廷重臣，还涉及到外国人士。知晓此事的人们对他的遭遇更是深表同情，所以，朝廷处理这事也有所顾虑，没再深究，只是收缴了他出使时所赏赐的二品，仍降回四品原职，回供职。评价此事已过去一百多年，关于甲午战争的史书于此事又大都没有记载，所以差不多已被遗忘。在宋育仁先生诞辰150年即将到来之际，希望有更多的人知晓其借筹之事，并使其得到告慰。 (刘菊素、黄宗凯/政法系)&　刘光第&&&　　刘光第（），字裴村，富顺县赵化镇人。4岁发蒙读书。13岁父殁，家境益窘。无奈，休学理发3月，经塾师劝阻复读。18岁入黑云寺曾虎臣门下攻读，师课教严，光第勤备。次年参加富顺县县考，名列前茅。1880年，入成都锦江书院。1882年参加乡试中举人，次年进京会试中选，殿试联捷二甲进士，授刑部候补主事。此间，著《都门偶学记》。同年秋回富顺省亲，以日记体裁写下著名的《南旋记》，发出“江河日下，谁能力挽狂澜”的呼喊。1885年3月，母病故，在家守制。应聘掌赵化书院。是年，中法战争结束，刘忧国忧民，作《梦中》诗一首。诗中对投降派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鞭笞，并表明自己渴望参加反侵略战争的壮心。守制期，成《赵化镇方言记》，篡《赵化镇山水志》。　　1888年，刘服满返京供职，目睹清廷的腐败，面对民族的灾难，他“褊衷迁想，如负隐疾，每当食而叹，中夜兴嗟”。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责任感，促使他探索救亡图存的大计。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他冒着丢官和杀头的危险，毅然向光绪皇帝呈递《甲午条陈》。他认为，要抵卸外悔，根本途径在于改革变通。他枰击时政，有胆有识的革新观点，不胫而走，在清廷喧然流传，各省亦多闻之，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赞誉为“天下之公言”。　　1898年，刘光第、杨锐等人在京创办“蜀学会”,以“讲新学，开风气，为近今自强之策”为宗旨，定期聚会，纵谈国事，鼓吹变法。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正式宣布变法。光绪皇帝召见刘光第时，他“力陈时事艰危与中外积弊，非力矫冗滥，无以图治”，对颇详直，深得皇上赞赏。光绪皇帝赐他四品卿 ,授任军机章京，参与新政。　　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光绪皇帝于瀛台，下令大捕变法维新人士。9月28日，慈禧太后下令处死刘光第、谭嗣同、杨锐、林旭、杨深秀、康广仁于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刘遇害后，同乡好友乔树楠等人备棺、服,就地装殓，前往吊祭者流涕呼号，相向泪流。后灵柩由亲友护送回川，沿途城镇群众自动设灵位公所，家乡人民举行公祭，葬于赵化镇外边的寨。1984年富顺人民政府又迁葬于县城旁五府山后山，全国著名书法家赵朴初题：刘光第先生之墓。立碑及塑铜像于墓前。&刘光第介绍：刘光第（年）字裴邨，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人，他是“戊戌六君子”之一，是清末维新派的著名爱国诗人。　　　　　祖籍福建省武平县，客家人，四川富顺赵化出生，系清初湖广填四川客家后人第七代。家贫，勤读，于光绪九年（1883）中癸未科殿试二甲第八十八名进士，授刑部候补主事。任京官期间，虽生活清贫，但廉洁自律，一尘不染。敬业勤慎，政绩甚佳。公余闭门读书，不事权贵。尽管自己官声颇好，升迁无碍，但见国难当头，常自忧虑，以致缺眠少食。思救国救民之策，非改革弊政，兴新学、行新政不可。　日，光绪下诏赏他与谭嗣同、杨锐、林旭四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政变发生，四章京及康广仁、杨深秀同被捕，于9月28日（旧历八月十三日）被杀害于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　　人物评价　　 　梁启超为之作传，康有为作挽联，称“孤旌特表六人中”。而其他人士，亦予其高度评价：“0寮友见者，谓君子于政事无新旧畛域，斟酌最平允焉。 ”　　人物小传　　 　刘光第幼年时，父死家贫，母亲王氏在艰难竭蹶中，咬牙送子读书。虽然家里穷得每天只能买三文钱豆渣作菜，但她仍对刘光第督学极严，刘光第亦发愤读书，往往是三更回家，鸡鸣即起。光绪六年（1880年），二十一岁的刘光第参加县考，为案首（童子试第一名），得到县官陈锡囹的赏识和帮助，得以继续攻读，游学于成都锦江书院。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四岁中进士，授刑部广西司主事。 　刘光第在刑部供职达十余年。此间，他在北京南西门外修复了一座废圃和几间旧合作为寓所。那里风景诱人，屋外柳树下有一醴泉，泉水清澈如珠，蜂蝶翩翩而至，环境十分幽静。刘光第居此期间，除上班例行公事外，不交往权贵，不应酬筵席，常是闭门读书，埋头著作。在刑部任职十多年，京中知道他的人还很少。当时刑部受贿成风，刘光第却从不接受，而且办事十分谨慎，一丝不苟。一次，刑部司寇因受贿某案．要他“枉法之”，遭到拒绝，因而得罪了上司，失去升官的机缘。这使刘光第看清了朝政的腐朽。　　赤子之心　　 　当时，由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疯狂入侵，中国正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刘光第有一颗赤子之心，爱国的热情时时在他胸中翻滚奔流。当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刘光第关注着战局的发展，但传来的却是一个个清军战败的消息。刘光第激动了，要L书皇帝，贡献扭转战局、夺取胜利的方略。他明知自己位卑职低，-言事于法不允，但“缕缕愚忱，不能自已”。他奋笔写出内容很丰富的《甲午条陈》，抨击时弊，力主改革。除了要求“严明赏罚”、‘下诏罪己”、“隆重武备’之外，还尖锐地指出：“自古政出多门，鲜有成事，权当归陛，乃得专图。”即要光绪帝不让慈禧于政，自己掌握权力搞好国家。他的上司见到这文字，吓得魂飞魄散，根本不敢代奏，还申斥他说：讲这种话，轻一点讲是“标新希进”，要充军；重一点讲是离间两宫，挑拨帝后母子关系，要就地杀头的。　　维新运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变法维新运动，经过两年多的酝酿逐渐走向0。康有为发起成为以救亡图存为宗旨的“保国会”，刘光第偕同友人杨锐等欣然前往参加。四月十三日（6月11日），光绪帝在维新派的推动下，下诏“明定国是”，命康有为参赞新政，开始变法。七月，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器识宏远，廉正有为”，向光绪帝保荐刘光第。在召见时，刘光第向光绪帝力陈“国势艰危，与中外积弊，非力矫冗滥，无以图治”的变法主张，对论详直，为光绪帝所赏识。次日，光绪帝授予刘光第四品卿衔，军机章京行走，与谭嗣同、杨锐、林旭合称“军机四卿”，参与维新新政，总揽朝廷的纳谏大权。 　这时的军机处，实际上成了变法维新的参谋部。当时光绪帝变法之心甚切，下诏求言，广开言路。因此，每日上奏的条陈多达数百起。刘光第与谭嗣同同值一班，整日批阅奏文，拟出处理意见呈光绪帝裁夺。在维新派的辅佐下，光绪帝颁布了“裁官、汰冗、节费、练兵、改科举之举，弛八旗之禁”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诸方面一系列诏书，以“决去雍弊”，使得“民心大振”。 　维新变法触犯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利益，朝廷内部斗争加剧。刘光第目睹“国脉一丝悬鬼手”的朝局，深感“亲贵握权，母后掣时”的严重性。他一方面憎恨以慈禧为首的守旧势力，欲摆脱“当关老虎”，希望变法尽早获得成功；一方面又想在激烈的政治漩涡中洁身自好。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就曾谈到由于自己居官清廉，不接受官场风行的“炭别’一类贿赂，而在争权夺利的朝廷中处境困难的事。他说，军机处-每年可分银五百两（贪婪者远不止此），而他不愿分一文，往年倒赔之数尚小，现在“每年须于赔五百金”。又谈到在为军机处领班的亲王做寿时，同僚们都去祝贺，惟他不往。他早有“罢去返乡井”的打算，只是苦于无钱，而“现在皇上奋发有为，改图百度”，变法尚有一线希望，自己又受到信住，因此“急切不忍去耳”。 　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湖南守旧党曾廉给康有为。梁启超罗织了很多罪状，谓之“叛逆”，-请杀。光绪帝交谭嗣同按条驳斥。谭嗣同表示愿“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属实，臣嗣同请先坐罪”。刘光第在一旁见了，也挺身而出，在谭嗣同的驳语后写上“臣光第亦请先坐罪”。对于这事，梁启超后来专门谈过。他说；“裴村之在京师，闭门谢客，故过从希焉。南海先生则未尝通拜答，但于保国会识一面。而于曾廉之事，裴村以死相救。呜呼，真古之人哉！古之人哉！”　　慷慨就义　　 　八月初六（9月21日），由于袁世凯的出卖，慈禧太后采取突然袭击，将光绪帝软禁起来，并用皇上的名义发布诏书，开始大肆搜捕和-维新派。王天后，刘光第在军机处被捕人狱。他坚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神态自若。翌日，在京做官的四川人联名“具疏”，要求释放刘光第、杨锐等人。刑狱因狱词未具，欲审不能，见此着了慌。八月十三日（9月28日），未加审讯，慈禧就下即行处斩之命。刘光第提出强烈抗议：“未讯而诛，何哉？”在去刑场的路上，他叹息说：“吾属死，正气尽！”临刑时，他又一次提出质问：“祖制虽强盗临刑呼冤，当复讯。吾辈纵不足惜，如国体何？如祖制何？”监斩者无言以对。文质彬彬的刘光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显得异常顽强坚定。刽子手强按他跪下；他崛立不从，“神气冲夷，谵定如平日”。受刑后，头被砍了，身躯还“挺立不化’。围观的群众莫不为之惊心动魄，有的甚至拿出香蜡纸烛为他招魂。　　受人尊敬　　 　刘光第死后，乡人把他的灵柩寄放在莲花庵内，外省来吊唁的人数以百计，京城的吊唁者更多。人们都说“刘君不死”，看到他家十分穷困，纷纷捐款赠物，其中有个不知名的吊唁者，留下银子百两而暗暗离去。　　文学成就　　 　刘光第自幼喜爱文学，著有《衷圣斋文集》和《衷圣斋诗集》。“衷圣斋”为刘光第自命之名。经后人增补，共收录有包括家传、墓志、游记、杂感等在内的散文54篇，诗歌260首。据说刘光第常常是“积稿逾尺厚”，他自己生前也说“新诗满竹树，未肯与人传”，可知其作品散佚者甚多。 　刘光第最喜读杜甫、韩愈的诗，也擅长于作诗，其风格在韩、杜之间，题材以咏诵自然风光和感慨时事为多。他热爱故乡。巴蜀的津渡、幽林、古松、寺阁，以及生长在那里的蜻蜓、松鼠、八哥等，都成了他歌咏的对象。他留下的描写号称天下独秀的峨眉山的诗就有四十余首，其中《峨眉最高顶》写道：“白龙地上走轻雷，万瓦如霜日照开。诗客人天争秀骨，神僧埋地结真胎。三秦鸟道衣边接，六诏蛮云杖底来。南北风烟通一气，雪山西望是瑶台。”他漫游过许多地方，在他的眼底，瑰丽的山河就是祖国的化身，而祖国河山，处处使他激动。面对大好河山被帝国主义的侵略所蹂躏，他的心在痛哭。他在《上鲍爵帅春霆时方大修第》诗中写道：“将星耿耿钟夔岳，时局艰难待枕戈。臣子伤心在何处？圆明园外野烟多。”深沉地表达了在祖国危难之际的一颗与祖国同呼共吸的“臣子”之心,他的《梦中凡《遗愤》等诗，既对国外反动派的侵略本性以无情揭露，又对导致祖国倍受-的国内反动势力以诅咒，无不洋溢着他的拳拳爱国之心。　　治学严谨　　 　刘光第治学严谨，“醇粹严肃”。为文学昌黎，说理透彻，“气骨森辣”，文笔洗练犀利。他还书法学颜真卿，练得一手好字，“时辈难于抗手”。　　“刘君不死”　　 　当刘光第的灵枢运回四川船过三峡时，沿江人民结队相送，各码头纷纷燃香设供，临江祭奠。沿岸纤夫，自动帮助拉船，有时多达两百余人。由泸州转沱江，到达他的家乡富顺赵化镇，家乡人民家家执香祭奠，人人戴孝痛哭。从全省各地赶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公祭文中有这样的话：“汉唐遗秽，邦国其怀！沟壑能填，白刃已蹈。”意即：慈禧真像日后、武则天那样乱国乱政，杀戮忠良，而为了正气，志士仁人甘愿洒热血抛头颅斗争下去。在那样的时代下，一个小镇的人民能这样自发地为刘光第举行盛大的追悼会，敢说敢言，既是四川近代史上的壮举，也充分表明“刘君不死”&李宗吾&&&　　李宗吾（）自贡市富顺县人。　　原名世全，后如学后改名世楷，字宗儒，意在宗法儒教，尊奉孔夫子，25岁思想大变，与其宗法孔孟之道，不如宗法自己，故改名为宗吾。早年加入同盟会，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历任中学校长、省议员、省长署教育厅副厅长及督学等职，为人正直，聪颖机智，治学严谨，几十年间目睹人间冷暖，看透宦海浮沉，愤世写出《厚黑学》一书，并冠以独尊之笔名，旨在取“天下，唯我独尊”之意，从此便以“厚黑教主”自号，而开创“厚黑学派”的一家之言，后被誉为“影响中国20世纪的20大奇才怪杰”之一。李宗吾（－）系），四川富顺（今四川市自流井）人.　　中国近现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革命家，畅销书小说作者，死于贫困。　　原名世全，如学后改名世楷，字宗儒，意在宗法儒教，尊奉孔夫子，25岁思想大变，与其宗法孔孟之道，不如宗法自己，故改名为宗吾。其早年加入同盟会，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系四川大学教授，历任中学校长、省议员、省长署教育厅副厅长及省等职。　　其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其职位油水丰厚，而离任时清贫潦倒。　　1912年，他以“独尊”之名，撰写了轰动—时的《学》，以后陆续写了—‘些系列文章，其中包括1927年发表的《我对圣人之怀疑》。　　1928年发表了《之商榷》。　　1936年，他将历年所作文字的一部分，融合自己的新观点和想法，重新以随笔体裁整理为文，在成都《华西日报》上开辟《厚黑丛话》专栏，连载发表，以后同名结集单独成书。　　1936年，他还发表了被人称为扛鼎之作的《之趋势》。1938年，又将以前曾发表过的短文((JL、理与力学》重新整理成书同名发表。因作者认为此文所言是厚黑学在学理上之根据，所以人们称此书为《厚黑原理》。　　　作者的基本思想线索是在研究人性中，提出了“厚颜黑心”之说，由此而生“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丽变化”之说。作者认为后者，使“厚黑学就有哲理上之根据了”。　　其论人性、论经济、论政治、论、论学术，均循此线索。他自己认为世人多注意其“厚黑学”，而对其他作品“不甚注意”，其实，后者才是作者更为着重的作品。　　　这些著作八十年代又成为台湾、香港地区及日本的畅销书。作者以强烈的使命感和敏锐的洞察力，对封建社会的政治黑暗和官场腐败予以深刻揭露和严厉抨击。　　文笔犀利，讽刺辛辣，许多见解令人叹为观止。作者视角独特，观点新颖，自成一家，使人不能不佩服其对的切肤感受与妙悟能力。　　　《厚黑大全》收集了李宗吾的重要论文和专著，通览全书，可以了解作者的思想全貌。就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而言，《厚黑学》、《厚黑原理》()、《厚黑丛话》、《中国学术之趋势》、《社会问题之商榷》堪称是李宗吾的代表作。　　以“独尊”之笔名，旨在取佛祖“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之意，从此便以“厚黑&教主”自号，被誉为“影响中国20世纪的十大奇才怪杰”之一。它就像一面镜子，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丑陋的中国人》等一系列抨击落后国民性著作的先河之作。　　其书有后续，是说，名曰《老婆经》，怕老婆才能有大发展，是现代中国人生过幸福的指导教材。　　其有作品：《厚黑学》书最后是老婆经，《厚黑学后传》，《心理与力学》,《厚黑大全》,《厚黑原理》(心理与力学),《厚黑丛话》,《中国学术之趋势》,《社会问题之商榷》,　　宗吾先生的著述涉及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甚至畅谈物理学、经济学，凡百余万言，在经历40年代的之后，逐渐在思想史上展露出深远的影响力和冲击波，开启了对国民性反思的思辨之路。　　在华人学术领域，林语堂、梁实秋、柏杨、李敖、南怀瑾、张默生、锋等等学问大家对李氏思想进行了多方位的推演和研究，纷纷指出，李宗吾在文化史尤其是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僭越性，是四川人为中国现代思想所做出的不可多得的贡献。　　柏杨写书《厚黑 教主传》，对其高度评价。　　解放以后，海外对李宗吾的研究已经推演至更为广阔的领域。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各出版机构纷纷出版李氏著作，版本据我的不完全统计，达数十种之多。　　其传记也作为研究课题进入了大学课程。　　的研究生王磊等人专门写出了30万字的李氏思想传记《厚黑 教主李宗吾传奇》，已由出版，促进了李氏学术思想的发掘和研究。　　在清华大学传播学系2002研究生的课程里，“从雅维里的到李宗吾的《厚黑学》”的专论，已经进一步体现了其学术、思想的生命力。　　当代学人谷照明、王善生、铁波乐、笑蜀、陈远、李加建、、逊、李波等人均从不同的层面对宗吾先生的多方面成就进行了研究，尤其是对其思想具有的“当下性”价值予以了特别关怀。　　在对待宗吾先生的问题上，鬼才倒是显得比较理智，他在《奇奇怪怪的四川人》、《台北访李敖》等文章里高度颂扬了宗吾先生的精神与。　　“厚黑大师”李宗吾身后大寻踪　　李宗吾(),我国现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幽默大师。1879年明3日出生于四川省管辖的自流井中心地带橐柴口(今自贡市),1907年毕业于四川高等学堂,在校期间已加人同盟会。他一生多致力于教育,自1912年起,以一部惊世奇书《厚黑学》震,晾华夏、震惊世界,由此自称“厚黑 教主”,人称“厚黑大师”,名列“影响的20大奇才怪杰”。这部,晾世奇书连同他此后陆续面世的《厚黑丛话》、《我对圣人之怀疑》、《心理与力学》、《制宪与抗日》、《社会问题之我见》、《政治经济之我见》、《中国民族特性之研究》、《考试制度之商榷》、《中国学术之趋势》、《迂老自述》、《我的思想统系》等著作一道,一版再版,历经数十年之久而长盛不衰,并以各种译本传遍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许多国家和地区甚至成立了《厚黑学》的研究会。　　面对这样一位“近代之新圣人”(林语堂语),许多学者感到奇怪:李宗吾身后怎会如此萧条,竟没有—张照片,一页手迹,一件遗物,—篇遗稿留存于世?直到近年,这一令人扼腕叹惜的奇怪现状,才在其家乡自贡—批热心文化人的不懈努力下得以突破,有子惊人的发现!　　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与一群"黑学"痴人　　地处我国大西南一隅的自贡,是一座以“盐之都、龙之乡、灯之城”闻名于世的历史文化名城,仅在近百年历史进程中便涌现出一大批名震华夏的历史人物:红岩英烈代表人物之—的,秋收起义总指挥,阵亡于遵义城下的彭德怀的军事搭档、红三军团参谋长兼红五军军长邓萍,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吴玉章,“戊戌变法”六君子之—,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的民主主义革命家雷铁厘,还有杰出的诗词书画大师赵熙,著名盐业资本家侯策名等。自贡因盐设市之前本属富顺县和荣县分别管辖的两个大的盐业区—一自流井和贡井,现自贡市所辖四区两县320万人口,两县即包括富顺县和荣县,前者为有名的“才子之乡”,后者则为有名的“诗书之乡”。“厚黑大师”李宗吾正是在这样人杰地灵的和历史氛围中脱颖而出的。然而由于诸多原因,他在曾经的辉煌之后,却在故乡沉寂了,长久不为人知。　　当时间跨人21世纪后,在自贡这座历史文化名城里,有一群人终于坐不住了。他们自发地行动起来,研究《厚黑学》,开展李宗吾身后事件的大追踪,揭示李宗吾的思想真谛,恢复李宗吾在中国现代文化史和地方文化名人中应有的地位。他们突然发现,这位已经辞世半个多世纪的瘦弱、高挑的老人,身后竟留下了—座精神富矿、思想宝库,为后人留下了足可构建一座学术殿堂的“厚黑”奇学。而这—群人,就是被笔者在本文中称之为‘黑学”痴人中的一拨热心于文化事业的人。　　早在新世纪之初,这群人中的4位便常常聚在一起,或到李宗吾的故居之地挨家挨户寻访,或在橐柴口、东兴寺的茶楼酒肆中慢饮轻谈。这4个人是在国内赫赫有名的红学家邓遂夫、著述甚丰的青年诗人兼散文家蒋蓝、对地方风情掌故颇为娴熟的随笔作家陈思逊,还有一向热心于地方文化的原文化局干部李仁勋。他们深深地为李宗吾身后的萧条冷落而悲叹,为偶尔寻找到的一点有关李宗吾手稿遗迹和后人线索而兴奋,同时也为构想中的李宗吾研究计划振奋不已。他们不在—起的时候,也是各自为此事奔忙。邓遂夫于2001年热血沸腾地写了—篇题为《李宗吾断想》的长文,发表在《蜀南文学》上,并将文章寄给,希望能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蒋蓝、陈思逊分别写出《作为思想家的李宗吾》和《李宗吾的最后五年》,发表在《》上。李仁勋则四处去拍摄李宗吾故居之地橐柴口和墓葬之地富台山、青龙山的资料照片,为未来的研究作准备。　　2004年大年三十除夕,天下着漾漾细雨,有3个人来到了自贡市区一家名叫“天一阁”的茶坊里品茗论诗。这天街上并不热闹,市民大多在家中与亲人团聚,宰肉、杀鸡、炖汤忙乎吃喝。茶坊在这—天也并不见拥挤,反而有几许清静。在这—老两少3个人中,一个是前面已经提到的青年诗人、散文家蒋蓝,一个是年近七旬的市文联退休老干部、市作协名誉主席李加建,另一位30出头的年轻人是李加建的学生龚伟。3位平时舞文弄墨的人今天聚在一起,竟没了以往的诗兴和豪语,不知是谁把话题拉到了李宗吾的《厚黑学》上,自然也是一番感慨,之后便各自心情沉重起来。　　说起渊源关系来,李宗吾的堂妹是李加建的干妈,而李宗吾的堂侄(在三四十代就已经有名的杂文家李石锋),则是李加建的好友加兄长。儿时,李加建叫李石锋为“疯(锋)子哥哥”。现在他们把话题拉到了李宗吾身上,李加建慨然叹道:“现在,还有没有人记得哟?恐怕连他的坟在哪里都没人能弄得清楚了!”　　“有,记得他的人、研究他的人在自贡就有很多。”蒋蓝说道:“我也在研究他的东西,还写了—-篇万字长文《作为思想家的李宗吾》,已经在网上传开了。他的坟墓我们也打听了,在他祖上老家的大岩村组的一座荒山上,听说是衣冠冢。嗨,要不我们今天就去为他扫个墓?”李加建说:“好,我们今天大年三十就去为他老人家扫个墓!”于是认立马就从茶坊里出来,往地处市区的大岩村去,　　一路打听,来到了青龙山上。查找了好久,终于发现了李宗吾后人立的墓碑。好在有这块墓碑,要不根本发现不了在荒草丛中的这个小坟包。谁能想像得到,这个犹如锅底般大的小土包,会是“厚黑大师”李宗吾的墓葬之地呢?而且的一刊、坟包,还只是衣冠冢呢!那么李宗吾真正的埋身之处在哪里?为什么在这青龙山上会出现他的衣冠冢?这内中有何隐隋……李加建他们已顾不上探究这些,老少认连忙散开,就地采摘野菊花,编织了—刊、花圈,放在墓碑前,在细密的雨雾和除夕的鞭炮声中,怀着难以名状的心情深深地三鞠躬。　　回过头还得说一说前文提到的陈思逊。在这座城市另一端的一套居室中,陈思逊的心情同样不平静,他正在赶写有关李宗吾的文稿。他是市艺术馆退休干部、市诗词学会副会长、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陈思逊的父亲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写过—篇与李宗吾交往的回忆文章《李宗吾逸事》。受其父影响,陈思逊也对李宗吾及其《厚黑学》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早在3年前就写了文章在台湾的《国语日报》上发表出来。　　当时,陈思逊经过多年研究积累和深入的寻踪采访,正在赶写一篇题为《李宗吾的最后五年》的纪实性。两个多月后,这篇作品在《成都晚报》的秘闻逸事版发表了出来。这些年来,有—件事—直感动着陈思逊。那是在2000年的一天,陈思逊家中来子—位壮年大汉,见到陈思逊就自报家门说是“古盐道餐厅”的老板,有一件关于李宗吾的事要请他帮忙。陈思逊好生纳闷:这的老板怎么也对“厚黑大师”的事情来了兴趣?　　来人叫方志勇,其父是老红军,以前因‘土山下乡”从江安来到富顺,接触到《厚黑学》,对李宗吾十分敬仰。回城后又辞职涉足商场,在李宗吾晚年隐居著书立说的地方橐柴口古盐道边开办了—家“古盐道餐厅”。他想在餐厅大门边岩石壁立—块李宗吾的纪念碑,将李宗吾生平简介和他的肖像刊刻在纪念碑上,供人凭吊拜谒。现在碑文和石材均已备好,但还差李宗吾的照片,他想尽办法也没查找到,后听人说陈思逊在研究《厚黑学》,便来找他帮忙提供一张李宗吾的照片,以便将纪念碑早日刻好安放以尽心愿。陈思逊听完方志勇的叙说,大为感动,便向他说明李宗吾的照片尚未找到,仅有一张从书上扫描下来的李宗吾的画像可以提供给他暂且刊刻,如以后有缘查找到李的照片,一定通知他。　　日,长3米、高1米的李宗吾纪念碑终于安砌于“古盐道餐厅”大门石壁边,立时引来不少游人在碑前拍照留念,凭吊拜谒先贤。连马来西亚、日本、新加坡等外国游人和港台游客也慕名而来,伫立碑前仔细观看碑文,寻访李宗吾隐居处所和生平事迹,其良好的社会反响连方志勇也始料不及,感慨道:“大师就是大师啊!”接下来,就该提到那位红学家和另一位文化官员了。红学家邓遂夫原是市歌舞剧团创作员,因涉足红学研究20余年,在海内外颇有影响。另一位文化官员便是刚刚从市文联党组书记兼市文联主席岗位上退休的邓科。前者是中国红学会理事,后者是市文联顾问、市作协顾问、市诗词学会副会长,也是市政协委员。他们两人早有深交,后又因“黑学”之事亲密地走到了一起。　　邓遂夫早在10年前便开始关注李宗吾的研究,于2001年初从北京回乡,与陈思逊、蒋蓝等文友共商研究厚黑学、探寻李宗吾遗迹遗物之事,紧接着便写了—篇长文《李宗吾断想》在故乡《蜀南文学》上发表,同时还向市领导写信建议尽陕建立李宗吾故居纪念馆、成立李宗吾学术研究会等。后来他—直为此四处奔走呼吁,终于在2004年2月下旬的一天傍晚,偶然听说自贡市第二天就要召开人大、市政协“两会”,便决定借此机会搞一个能够真正引起人们重视的活动——以一个故乡文化人的名义直接向“两会”上书。当天晚上他就起草并打印好一份题为《关于尽陕建立李宗吾故居纪念馆的建议》的意见书,然后在第二天早上打电话找到了正准备出席会议的市政协委员邓科,请他在市政协会议上代为宣读并递交这份意见书。　　邓遂夫接着又去市人大送交材料,希望同时引起市人大代表对此事的关注。邓科长期在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工作,深知这—材料意义重大,便在宣读了邓遂夫的意见书后,与市中院副院长钟达文、市政府副秘书长漆成康、《》副总编林念劳和市公安局局长杨卫等委员—起,联名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建立李宗吾故居纪念馆的建议》的正式提案。大会《简报》很快以《尊重历史,打造品牌》为题,摘录刊发了邓科的相关发言,引起与会委员和有关部门的重视。　　540)this.width=540" align=left vspace=5&　　李宗吾1963年7月留影　　此后,邓科和邓遂夫为‘黑学”走到—起的时候就更多了。继而,又有一个极关键的人物走到了—起,那就是老板黄鹤邦鼎。黄鹤邦鼎也是个“黑学”迷,多次与自贡市党校讲师—和《自贡日报》记者黄兆华等人商议策划如何从方面去打造李宗吾的名人品牌。邓遂夫得知这—情况后,便同黄鹤邦鼎联系,两人—拍即合。就这样,在邓遂夫、邓科、黄鹤邦鼎、陈思逊和市文联、市作协等相关部门一些有志之士的积极倡导邀约下,自贡“黑学”痴人陆续汇集到了—起,商量筹备成立自贡市李宗吾学术研究会的事情。黄鹤邦鼎向大家表示:“我晓得这个事情是要讲奉献的,短期内不可能有什么经济回报,但我愿意把我的,夕阳红,的办公室拿出来,作为目前的活动场所,等学会正式成立后就作为办公室,以后开筹备会‘研究会’成立大会的—应开销,都由我来出资。”　　黄鹤邦鼎这—“出”,不到一年便出了近3刀元。而笔者采访他们时,黄鹤邦鼎却对此只字不提,倒是邓科、邓遂夫连声说:“黄鹤在这件事情上功不可没,出了大力哟!”邓科为此还题了—省《赠邦鼎君》的诗:‘金秋时节夕阳红,盛会群贤起汇东。教主有知当感慨,龙峰釜水自从容。”　　李宗吾墓地的真相　　自贡李宗吾学术研究会成立之前,筹备组成员便达成共识:设法解开这样一种让人的现象,即李宗吾本属现代名人,去世时间并不长(1943年),为何却没有留下—张照片、—页手迹、一件遗物?比如李宗吾的照片,他去世之前照相馆在社会已很普及,难道就没留下一张与家人、与友人的合影?他本人难道就没有一张生活照、社会活动照?现在所知的李宗吾像,仅有其好友张默生所著《厚黑 教主正传》一书的封面画像,那上面写得明明白白的是“厚黑 教主李宗吾造像”,而不是真正意义的照片。至于李宗吾的其它遗物,目前尚未有任何发现,也未见任何有关报道。还有,李宗吾一生著述颇丰,其著作手稿难道没有被其后人收藏,没有一篇文章手迹散存报馆、流落民间,没有只字片语的题签、书信被人保存?过去已知的李宗吾惟一手迹,仅为其赠送给图书分馆—本书上的签字:“太庙图书分馆惠存,李宗吾谨赠”。作为一代大师的李宗吾,其手迹就仅仅这13个字存世?大家都觉得应该各自努力去寻踪觅迹,争取在这几个方面有所突破,为此后建立李宗吾故居纪念馆积累实物实证,为学术研究提供依据、拓宽领域。　　此外,现在已知的李宗吾墓在市区的红旗乡大岩村七组,人们传说那里是李宗吾的衣冠冢。那到底是衣冠冢还是真正的李宗吾墓?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在人们心里打上了一个又一个大问号。　　好在这些自贡的“黑学”痴人们纷纷行动起来了。很快有佳音,那就是确认了李宗吾墓的真正处所。　　2003年,是李宗吾辞世60周年,自贡市诗词学会会员李仁勋是《厚黑学》研究爱好者,与诗词学会副会长陈思逊多有来往,两人经常在一起交流研究心得。他在这—特殊的日子很想为这位名震海内外的先人做点什么,于是想起了去李宗吾墓地拍照,配上文字在会刊《紫薇诗简》上发表,以纪念大师。于是,李仁勋寻访到了大岩村七组,拍下了李宗吾墓碑的照片,并记下了碑文:　　吾祖李宗吾乃前清单人,同盟会员,四川自贡市人.。生于一八七九年元月十三日,卒于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八日,终年六十五岁。早年毕业于四川高等学堂,历任富顺县立中学校及四川省立绵阳中学校长、省教育厅督学、省府政闻编审委员、省官产清理处长、四川省府秘书、四川大学教授、省参议会参议员、省府委员、顾问等职。　　吾祖一生秉性耿介,为政清廉,家业绵薄,‘惟著述甚丰,影响极广之厚黑学为其代表作。后为。　　李仁勋也听说在大岩村七组的李宗吾墓是衣冠冢,真正的李宗吾墓在其晚年著书立说的地方——富台山上。李仁勋查找到山上,只见山上已是住宅遍布。几经打听,人们都说李宗吾墓是在这富台山上,但具体位置则说不清楚。李仁勋只好以墓碑照片为准,附以碑文在《紫薇诗简》2003年第三期刊发了出来。　　此后,陈思逊、李仁勋、蒋蓝等人经多方打听,寻访到了李宗吾的外曾孙女何智伟、外曾孙女婿秦承和(原自贡市主任、副厅级退休干部),进而寻访到了李宗吾的孙女李若英。　　随后,邓遂夫、黄鹤邦鼎、陈思逊等人上门看望了已年近八旬的李若英,终于弄清了李宗吾墓的真实情况及他的种种悲惨际遇。　　原来,李宗吾于1943年明28日中风不治去世后,成都、重庆、自贡的各报馆均报道了“厚黑大师”辞世的消息,各界人士闻讯赶往李家吊唁,场面极为隆重。大师遗体被装殓人早已备好的黑漆描金内棺外椁寿棺,安葬于距他居所不到300米的富台山上。之后的四五年,李宗吾遗孀钟性荣因拖家带口操劳过甚而病故,其后人将她的寿棺与李宗吾墓‘合坟”安葬,被称为“双棺坟”。　　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股极“左”之风刮到农村,大搞“红山黑水”,铲草皮烧草山,大砍树木烧高炉炼钢铁。安葬李宗吾的地方虽在市区附近,却属农村地界,有个队干部一下想起李宗吾墓“双棺坟”中的棺材是黑漆描金棺,便打起了这两副棺材的主意。青天白日之下,他竟带着一群人去李宗吾墓掘坟取棺,将李宗吾夫妇遗骨抛弃,然后将两口棺材运回了生产队的保管室,不久便作为木材变卖了。　　其时,李宗吾后人已搬离老宅,一部分人迁去了外地,一部分人虽在自贡,但没有得到这—消息。倒是住在两公里外的大岩村李氏宗族后代听说后纷纷赶去现场,见坟地烂泥杂草中丢弃着李宗吾夫妇的遗骨,其景让人渗不忍睹。李氏家族后人个个气愤异常,还有人跑去生产队的保管室见到了李宗吾夫妇的棺材,但在那种极“左”的年代却不敢发作,只好忍气吞声将李宗吾夫妇的遗骨收殓,重新填埋人原坟坑中了事。　　1992年5月,李宗吾墓周围经数十年变迁,已是房屋密布,老宅也已成了居民住宅街区,又因建设征地,埋于此处的各家坟墓均被通知迁移。李宗吾之孙李长靖、孙女李若英等孙辈后代,代表李家后人,准备好经坛、香烛、纸钱,前往富台山为祖父母迁坟。此时,所埋墓坑中的遗骨已无法辩认分装,只好将祖父母的遗骨收殓到一起放入经坛,考虑到此后有赖李氏宗族后人就近照看,也由于坟地之需,他们便将祖父母的遗骨送去了李氏宗族的祖居地之红旗乡大岩村七组,埋于青龙山上,并立了墓碑。　　至此,李宗吾墓是衣冠冢的说法已不能成立,这里确为真正的李宗吾墓,只是从原埋葬地富台山迁葬刊师已。但让人不曾想到的是:李宗吾作为一代大师,其身后竟遭如此大劫!　　日清明节,自贡市李宗吾学术研究会筹备组诸同仁和部分文艺界人士,自发地组织起来前往大岩村为大师扫墓,其情景一如媒体在报道时用的黑体标题那样——《“厚黑宗师”身后不寂寞》。　　寻源觅踪,大师手稿　　对于红学家邓遂夫来说,一个研究对象的手稿,对于研究本身有何等重要的价值,那是再清楚不的事了。早在3年前,他就开始追踪李宗吾的手稿。他坚定地相信,李宗吾从读书开始到此后服务于社会直至最后去世,一生中几乎在四川度过,虽然由于写了《厚黑学》,使得不少人对他产生误解,真正的知心朋友并不多,但他晚年著书立说之地毕竟在家乡自贡,且其孙辈人数不少,是个大家庭,他的一些文稿的手迹应该极有可能在自贡被发现。　　几经努力,邓遂夫得到一条极有价值的线索:李宗吾的堂侄、20世纪40年代便颇有名气的李石锋,曾于80年代去世之前,将一批李宗吾遗作手稿托友人转交给自贡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希望在《自贡》上面世。但此后这批遗稿似乎并没见刊出,下落亦不清楚。　　得此线索后,2002年春节前夕,邓遂夫再度从北京回到自贡,请求市政协文史委知情的工作人员协助查找相关资料档案,结果只查到一篇署名王善生的《我对李宗吾先生的回忆》在该刊刊发。至于李石锋托人交来的李宗吾手稿有没有刊用以及后来的去向,因当年经管此类工作的何青、王柔德等人均先后谢世,则无从说清了。文史委热心的女士见邓遂夫很着急的样子,便答应再为他在现存的80年代的来稿登记案卷中查找一下。何女士查出来的结果,除发现孙柏蔚、梁思尧回忆李宗吾的文章各一篇登记未用外,其他再未找到以李宗吾署名的或别人写李宗吾的文稿。既然是这样一个结果,邓遂夫也就只好作罢另觅他途了。　　事情过去两年之后,闲时爱去旧书摊淘书的邓遂夫,偶然在旧书摊上见到一本《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5期,一翻目录,其中有署名李世楷的3篇文章一一《廖绪初小传》、《杨泽溥事略》、《王俭恒小记》。邓遂夫刹时心跳加剧:李世楷不就是李宗吾的本名吗?此前文史委的同志没有查到李宗吾的文章,看来还是由于不熟悉李宗吾的各种名讳。这千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文章既已刊出,保存其原稿就应该是常理,邓遂夫急不可待地立即联系上在家养伤的何桂清,再次前往文史委查找历年已用稿件的档案。很快便查到了那3篇文章的原稿。但让邓遂夫吃惊的是:经仔细辨认,这3篇稿子并非李宗吾手稿,而是文史委作为编辑用的—种抄件。　　李宗吾手稿又到哪里去了呢?当年转交这几篇文章的金文达老先生明确告诉邓遂夫:文章是用毛笔书写在一种陈旧的黄纸上的,而不是现在见到的用圆珠笔和钢笔写在稿纸上的。那么,李宗吾手稿会不会因其弥足珍贵而送交市档案馆保存呢?邓遂夫又请市档案局局长兼市档案馆馆长许建同志代查一下,许建爽快地答应了,查的结果还是没有。邓遂夫又请当年负责处理这3篇稿子的何青遗孀曾德彬女士查找一下何青遗稿,看能否从中查找到一些线索。曾德彬女士当即回答道:“我因整理出版何青遗著,已对他的遗稿作过反复的清理,并没有发现你说的这几篇稿子。”　　现在,所有的线索似乎都中断了,那么李宗吾手稿会不会直接退还给了提供稿子的李石锋后人呢?抱着试一试的想法,邓遂夫经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李石锋的四子李长志家,但因李长志外出而未能见面。接下来的日子,邓遂夫因忙于参与自贡市李宗吾学术研究会的筹备工作,便暂时放弃了对李宗吾手稿的追踪。但他—直放心不下此事,后来研究会筹备工作进入尾声并终获业务主管部门和登记审批机关正式批准,其成立大会也定于日召开。邓遂夫便想利用研究会成立之前的短暂时间作一次最后的冲刺,看能否查找到李宗吾手稿。这—次,他决定到文史委去用笨办法——亲自对—些堆积如山的散乱文稿等资料进行一件件排查。　　炎炎夏日,闷热难当。邓遂夫在令人望而生畏的大量文稿堆里埋头苦干,直弄得汗流浃背、灰头土脸,连续忙了两天下来,仍无任何收获。万般无奈之下,他又去清查文史委工作人员借阅文稿的登记册和来往公函,在这些让人极可能忽略的东西中,邓遂夫终于有了重大发现。首先,他从1984年明7日的登记中,发现了已去世的王柔德有—次在借阅这3篇文稿之外,还同时借阅过—份题为《谢绶青事略》的稿子。邓遂夫在随即查到的省政协文史委公函里证实:当年李石锋托人转交市政协文史委的稿子中,确有一篇题为《谢绶青事略》的李宗吾稿,而且后来将其转交给了省政协文史委,省政协文史委甚至还给在文稿上署名的李世楷发了一封回执函:　　李世楷同志:　　来稿《谢绶青事略》共一件,已收到,办理情况,另行奉告。　　此据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印)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日　　收据编号:3243　　有意思的是:当年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的经办人员也不知道李世楷就是李宗吾,更不知道李宗吾已去世41年,以致这份根本无法送达作者本人的公函,便被市政协文史委搁置保存了下来。如此看来,李宗吾的遗稿就并不只《自贡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过的3篇,而是4篇。但这篇《谢绶青事略》,市政协文史委并没有保存,只能到省里去查。但省文史委的资料档案肯定更加堆积如山,而且经过20年的变迁,能否找出也是一个。正在为难之际,邓遂夫无意间查看了—下过去未加注意的一份稿件审阅处理意见表,上面清楚地批写着当时任文史委委员的王柔德签署的意见:“据何青同志说,李世楷即李宗吾,有名人也。此文作于1932年,不知是否曾在报刊发表,如未发表,同意编人15辑,定稿时请李石锋同志将原稿携来核对一下,以免讹误。王柔德84、5、4。”这—处意见上明确写着“定稿时请李石锋同志将原稿携来核对一下”,说明至少在此之前,李宗吾的原手稿已经不在文史委。这就有两种可能:一是原稿已退还李石锋,二是李石锋主动来要回去了。无论哪一种可能,都说明手稿还在李石锋家里。　　得到这—结论走了多少弯路啊!邓遂夫盯住那份审稿意见表,好一阵发愣,良久才长叹—声,转身直奔李石锋之子李长志家。　　找到李长志后,邓遂夫了解到如下信息:李石锋共有子女队,现在有3个儿子居住在自贡,其余则散居在湖南、北京、陕西、台北等地。李石锋因在反“右”运动中错划为“右”派,纠正平反后又患多种疾病,晚景十分凄凉,于1984年去世。去世前将自己的文稿装在一个编织袋里,交给了好友李加建保存整理。过于—段时间,李石锋的子女们从各地赶回自贡吊唁,听说父亲去世前已将文稿交李加建保存,觉得不太妥当,便去找李加建要回了父亲的文稿,存放于四子李长志家。李长志后来又将文稿交给了来家探视的、原在市政协文史委工作的父亲生前好友关继西,请其代为整理保存。而在此之前,李家兄妹均未清理过这批文稿,亦不知道其中是否有李宗吾手稿。　　邓遂夫得此信息先向李加建打听,回答是当时还来不及翻看这批遗稿,就被李家的后人要回了。邓遂夫经过多方打听,与关继西之子关白明联系上了,才知道关继西早已在12年前去世。邓遂夫给关白明讲清情况后,关白明回答道:“我爸爸这一辈子受了许多磨难,吃亏就吃在舞文弄墨上。他老人家去世后,我想这些东西留着也没什么用处,就清拢—堆,烧了。”但他又说,他在烧父亲的遗稿时,并没有见到邓遂夫所描述的别人用毛笔书写的稿子,不知道父亲在世时是否见过,也不知父亲是否放了稿子在其他什么地方。他答应今后再找找。　　540)this.width=540" align=left vspace=5&　　李宗吾(中)摄于日的照片　　线索追查到这里,似乎是真正地断了。　　那么,关白明烧掉的那些文稿中,有没有李宗吾的手稿?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让李宗吾这7000字手稿保留在人间?笔者同李加建在同一个单位共事,他退休后也同笔者多有交往,曾谈及此事。李加建忆起往事,十分伤感,说:“石锋临去世之前的前三天晚上,曾带信把我找去,将一大塑料包文稿交给我代为保管,并嘱我以后在可能的条件下,将他未发表的文稿发表一些出来。我将文稿带回家后,第三天他便去世了,我—直沉浸在悲痛中,—直无心打开塑料包整理那些文稿。后来他的子女们来要文稿,我有什么理由不交还他们呢?如果这批文稿中有李宗吾的手稿,以后又被无意间烧掉了,也确实是太可惜了!”　　邓遂夫确实是努力过了,虽然最终未能寻觅到李宗吾的原手稿,但也不是—无所获,毕竟查出了3篇遗作的抄件,可是第四篇还能找到吗?邓遂夫仍抱着一线希望。他和李石锋的诸多后人在查找的过程中结下了深厚友谊,因而继续请求他们不要放弃在各自的家里寻找有关李宗吾、李石锋的照片、文稿、遗物的努力,争取能有所发现和突破。这—愿望果然很快有了结果。　　李石锋之女李长淑在外地勃口工作后很少回到家乡。在邓遂夫反复动员下她答应尽陕抽时间翻找一下家中的旧物。她说以前只记得父亲曾经放过一点旧稿在她家里,但放的究竟是些什么内容的稿子,已记不清楚了。就在日早上8时,邓遂夫驱车前往参加获批准的自贡市李宗吾学术研究会成立大会的途中,手机突然响了,是李长淑从陕西打来的。李长淑告诉邓遂夫,找到了—部父亲在解放前写的书稿,是关于李宗吾先生的,里面正好附有李宗吾的俏遗稿。邓遂夫一听,心立即提到了嗓子眼上,赶紧问:“那4篇附录的遗稿是李宗吾的手迹还是你父亲的?”李长淑回答说是父亲的。邓又说:“你在电话里给我念一念4篇附录稿子的标题。”李长淑就念了,当念到第三篇《谢绶青事略》时,邓遂夫差点在车上跳起来。于是,他请李长淑将她保存的这部书稿复印一套寄给他。很快,邓遂大便收到了厚厚的一大袋书稿复印件。邓遂夫一看书稿题名为《破风楼文丛五:关于李宗吾先生》,是一本回忆录性质的书稿,书中写到了李宗吾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甚至专章写到了李宗吾“恋爱的谜”。　　查到了李石锋书稿的手稿,又找齐了李宗吾的4篇遗稿,这当然也算是对邓遂夫倾心努力的回报了,但他仍然感到不满是——没有查找到李宗吾这4篇遗稿的手稿。　　同时,在李石锋这部书稿的目录中,还提供子—个让人充满希望的信息:第一行列着一一李宗吾先生单照一帧;第二行列着——李宗吾先生与作者合照一帧;第三行列着——李宗吾先生遗墨。既已列入目录,当然是要刊于书中的,这说明李石锋这部书稿中,原本附有李宗吾的照片和手迹,同时也说明:李宗吾与家人及亲戚间都曾有照片的交换,有时还会—起合影留念。但迄今为止,却一张也没有找到。就连找出了这部遗稿的李长淑,也始终没找到目录上列出的照片,这不能不说又是一个难解的谜。　　乐山,李宗吾笔筒现身　　日上午9时,自贡市李宗吾学术研究会成立大会在自贡市汇东新区‘夕阳红”公寓举行。首届会员共61人,经邓遂夫任会长,邓科、黄鹤邦鼎、陈思逊、周开岳任副会长,黄鹤邦鼎为,邓科兼任秘书长。　　一部分被寻找到的李宗吾后人如李长城、李长玉、、李咏雪、李素明等人,作为嘉宾被邀请到自贡。通常,名人手迹、照片、遗物是最容易在其后人手中寻找到的,尤其是遗物。邓遂夫、黄鹤邦鼎抓住部分李宗吾后人到来的机会,请他们今后多多留意寻找。但由于李宗吾的两个儿子都是英年早逝,又由于李宗吾的《厚黑学》一书曾被蒋介石列为禁书,并下令通缉李宗吾,后虽经吴稚晖从中说情免祸,但其后代大部分都经搬迁分散于海内外各地,加之当初对祖上遗物也没有看得那么紧要,很少带走或保存。所以问来问去,惟有家住乐山市的李宗吾之孙因其老母—直操持李宗吾的家务到90余岁才去世,家里可能还有一点李宗吾遗物的线索。　　李长城的父亲李泽文(字仿先),是李宗吾的次子,1932年大学毕业后因染上霍乱不治而去世,遗下一个女儿长玉和一个遗腹子长城。李泽文去世后,其妻张仲华—直没有改嫁,不但要承担起抚养两个幼子的责任,还要为李家一大家人的生计操劳。因当时李宗吾夫妇年事已高,长子李泽恒(字慎思)也英年早逝,女儿又出嫁离家,事实上李家老宅仅只留下一大群孙辈后人,其艰难可以想到。知书达礼而贤惠的二儿媳张仲华就成了李宗吾夫妇的得力帮手。　　李长城告诉黄鹤邦鼎和邓遂夫,他母亲不但保存了—些祖上的照片,而且还保存了祖父李宗吾的一些遗物,如墨盘、笔筒什么的。李长城儿时也同祖父李宗吾照过合影,他—直保存了下来,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因当时动乱之中怕招祸上门,将照片上的祖父影像剪去,只留下了自己那半张影像。邓遂夫说,能把这半张照片找出来,也是有意义的。李长城表示开完会后返回乐山可以试着翻找一下。　　对于现在仅能见到的李宗吾画像,其孙辈后人则提出了—些质疑,说李宗吾画像面部形状大致是不错的,但在他们的记忆中,李宗吾并没有蓄八字胡,画像上的八字胡太过明显。刊有李宗吾画像一书的作者张默生是李宗吾的挚友,在他的记述中也有同李宗吾的合影照,为什么不用照片而用画像,委实让人费解。　　提及李宗吾遗物,李长城说他现在较有把握能找出的只有—个瓷笔筒。本来还有两个砚台,一个在1979年被他念小学的JL子李庆丰打碎丢弃了,另一个是很名贵的端砚,也被儿子打碎。当时因其珍贵,虽被打碎,也仍没丢弃。但事隔多年,现在能否找到还说不准。　　张仲华老人因两方石砚先后被打碎,十分心痛,临去世之前再三叮嘱儿子李长城:“这个笔筒是你祖父留下的惟一的东西了,是个纪念,你—定不要再损坏了。”李长城牢记着母亲的话,—直将笔筒妥善保存在不易损坏的地丸现在回去找一找,可能很快就能找出来。邓遂夫和黄鹤邦鼎听了李长城的讲述,都十分兴奋,因为这是他们逐个访问的已知的李宗吾后人中,所获得的最乐观、最可靠的线索。　　李长城在自贡参加完成立大会返回乐山后,果然不食其言,翻箱倒柜地寻找起来,虽然没有找到那半张照片和端砚碎片,却很快找到了笔筒并将查找的结果在电话上告诉了邓遂夫。　　鉴于在研究会成立后,要出一期名为《李宗吾研究》的内部资料性刊物的创刊号,以便集中发表一批研究成果,但很缺实物性　　图片。邓遂夫便和黄鹤邦鼎亲赴乐山,打算为笔筒拍几张照片,刊印在创刊号上。　　那是日,邓遂夫、黄鹤邦鼎赶到了乐山,在距乐山市10公里左右的峨眉石油疗养院李长城家里,见到了这个李宗吾陶瓷笔筒。笔筒高约11厘米,直径约7厘米,圆筒形白色筒。面上有一组褐色堆花图案,虽不是什么古代名窑的制品,看起来倒也光洁美观,稍感美中不足的是:笔筒内壁已有几处陈旧的裂纹,不知何故造成。但因是目前发现的李宗吾惟一的遗物,已经是弥足珍贵丁。从李长城口中,邓遂夫和黄鹤邦鼎得知,过去他将其放置案头时,曾有古玩贩子多次找他购买,出价自然不高,说这顶多是清末的东西,又有裂纹,值不了几个钱。李长城说,这些古董贩子并不知道这是李宗吾的笔筒,所以开价多以文物角度审视这件东西,他们哪里知道,这是我祖父留下的惟—的遗物,再高的价钱我也不卖。李长城见邓遂夫他们专程从自贡赶来他家,十分感动,真诚地向他们两人说道:“现在俐门研会究用得上它了,俐门就把它拿走吧!”　　李长城的决定,是邓遂夫和黄鹤邦鼎始料不及的,连忙推辞,并反复解释说:此次前来,主要是想拍几张照片回去,原物最好还是由他自己保管为好,待今后有条件建李宗吾纪念馆时,再来和他商量以何种方式收藏这件文物。李长城似早已深思熟虑,笑着断然说道:“就这样定了!你们把这东西拿走。我要跟你们说清楚,我是无偿捐赠。交给你们这样的热心人士,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就是我妈妈地下有知,都会赞成我这么做的!”　　9月9日,邓遂夫、邓科、黄鹤邦鼎请自贡的文物鉴定专家杨源对李宗吾笔筒的文物质地和价值进行鉴定,为:李宗吾笔筒为清末民初瓷器一—珍珠瓷堆塑松鼠吃葡萄笔筒,其本身文物价值并不是很高,但因属名人之物,价值自然不可估量。　　李宗吾后裔寻踪　　应当说,邓科几乎是在一开始筹备李宗吾学术研究会时便注意起一件事来,那就是寻找李宗吾的后裔。　　正是因为李宗吾为“黑学”痴人们留下了太多的谜,寻找他的后裔并试图在他的后裔中寻求更多的突破,显然是一种最便捷可行的办法。如李宗吾照片、手稿、题签、书信、遗物、与友人交往中的礼品等等,通常情况下是最容易在他的后人中发现的。　　李宗吾原名世铨,后改为世楷,字宗儒,25岁时基于以其宗法儒家不如宗法自己的想法,又改字宗吾。8岁入塾,20岁就读于自流井,次年入东兴寺炳文书院,中秀才。1902年考入四川高等学堂,加入同盟会,1907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学部特授举人,随即返乡就任富顺中学教习、监督。1912年应邀出任四川审计院第三科科长,旋出任四川官产清理处处长,此后先后担任过自贡地方议事会议员,教育科长,富顺县视学、省立二中校长等职。1916年,升任省视学,1918年任省长公署教育科副科长,次年冬辞职返乡,至北伐战争开始后再度人省府任编纂委员职,1938年解职回乡隐居,著书立说,于1943年谢世。　　以上大抵便是李宗吾的简历。　　相对而言,李宗吾的子女并不多,仅两男两女(其一女在6岁时即夭亡)。这在他所处的时代,应当说生育还是有节制的。且由于其长子泽恒、次子泽文均英年早逝,所遗后人并不算太多,尤其是泽文一房,仅—女一男,次子还是遗腹子。即便如此,其后人也达六七十口。另外李宗吾兄弟姐妹有8个之多,李宗吾行六,他在老家至晚年时,人称李六爷。如以堂房计,从他那一代算起,李氏后人当逾千口以上。如果弄清李氏各支后人,实在是一个庞大的工程,非民间社团能力所能及。邓科决意先弄清李宗吾一房的后人情况,以作联系之需。　　寻找到李宗吾嫡孙女李若英,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喜讯。当邓科、邓遂夫、黄鹤邦鼎、陈思逊等人先后和李若英女士见面后,才发现这个年近八旬的老人思维清晰敏捷,言谈儒雅得体,不愧是李宗吾的后代!通过李若英女士,邓科很快记录下了李宗吾现健在孙辈的联系电话。统计下来,李宗吾后人的分布地区大体为:自贡、重庆、都江堰、乐山、马边、犍为、河南、台湾等地,其后人已至五代,孙辈即达12从。　　至于李宗吾第四代、第五代的后人,由于分散在各地,平时来往不易,连李若英女士也弄不太清楚丁。　　2004年明8日,自贡市李宗吾学术研究会成立这天,李宗吾的部分后人应邀来到自贡作为嘉宾与会。邓科便想利用这次机会对李宗吾后人来一次全面统计调查,把名单搞出来。但后来正式与会的只有李长城、李长玉、李咏雪、李素明、李若芳等少数几人,邓科的愿望还是没有实现。这是由于到会的李宗吾的孙辈和曾孙辈人士虽能大致说出其他各房孙辈、曾孙辈、玄孙辈(包括外孙、外曾孙、外玄孙的人数,却说不全所有人的名和确切地址、。所以,会后邓科一翻笔记本,连他自己也傻了,已记录下来的李宗吾后代姓名,有的没有分房,有的没有列名,有的竟连辈分也分不清了。　　邓科决意重新统计登记,这—次,曾干过会计的邓科决定采用会计学,将李宗吾后代分房、分代列一个统计简表,统计登记完毕后再整理成—个。有了这个检索表,便可以一目了然地尽知李宗吾后代各房各代的情况了。　　邓科再次来到李若英女士家里,重新核对了孙辈各房的分布情况和电话号码,然后回到家里,分别打长途电话一房一房地了解记录,最后终于形成了—个较完整的《李宗吾后裔检索表》。从这个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以李宗吾为第一代,其子女为第二代,并由此传下各房后裔的大致晴况。　　邓科说:“目前这—统计结果表明,李宗吾后人有69人,但还不能说完全准确,只能说较为准确。因为目前在第五代中还有认只搞清了姓而未弄清楚名,这是不完备的,我们目前还在想办法联系,以求最终编制出准确的李宗吾后人检索表。”　　现在已知的李宗吾后人中,不少的人已成为高素质人才。他们中,有、、高级教师、科学工作者,还有不少的人担任教委主任、科委主任,直辖市人大代表和专业学(协)会理事长等职务。总之,在各条战线上的李宗吾后人均多有建树,有功于国家和人民。若一代大师李宗吾地下有知,也该大感欣慰了。&&许祖雄&&&　　许祖雄（）字汉初，富顺县彭庙乡人。1901年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幼年入私塾，1916入富顺县立中学。1919年考入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在校期间，他同肖树域、穆青、程秉渊等13人组织以研究社会主义为对象的进步社团——劳人会（又名劳人团）。　　日，同122名勤工俭学留法学生到达。许被分配到克鲁梭史莱德钢铁厂，一边做工，一边学习。同年6月，为反对北洋军阀政府丧权辱国向法国借款，赵世炎、周恩来在成立拒款委员会。许祖雄积极在华工中宣传拒款委员会的主张。9月，又参加“誓死争回里大”（中法大学）的斗争。里昂中法大学本为勤工俭学学生所办，而校长吴稚晖拒绝勤工俭学学生入学，法国政府也连续断绝勤工俭学学生的生活。由此，赵世炎、蔡和森、周恩来发起“争回里大”的斗争，法国各地的中国勤工俭学学生纷纷组成“先发队”和“援里队”，向里昂进军，准备占领里大。10月13日法国政府动用大批军警，将104名“先发队”成员武装押到，强行遣送回国，许祖雄机智逃脱。同年，许转入梭米耳工业专门学校。　　1922年6月，中国少年共产党在法国巴黎成立，许即加入“少共”。不久，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成立，许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6月，在中共旅欧总支部领导下，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声讨英、日帝国主义在制造的暴行。留法学生中的国家主义派向法国政府告密，法国当局令中国留学生限期在3日内离境，12月4日，许离法经回国。次年，受党组织派遣，到政治部工作。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八师政治部政治科长兼总务科长，后任第三军参谋长。　　日，参加起义。起义失败后，部队刚撤离南昌，在南昌附近的一次激战中不幸被俘，许被敌杀害。&&陈　铨&&&　　陈铨（）自贡富顺县人。　　二十年代毕业于。留学于大学，获硕士学位，再留学于克尔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清华大学、联合大学、教书。解放后任教授、德文教研室主任。是清华“四才子”之一（李长之、钱钟书、张荫麟、陈铨）并创办《战国策》杂志，1969年病逝。　　遗著有《天问》、《野玫瑰》、《》、《狂飙》、《金指环》、《无情女》、《兰蝴蝶》等书。1936年专著《中德文化研究》，全面评述了中国小说、戏剧、抒情诗在德国的传播和影响。《从叔本华到尼采》哲学著作。&&白　渔&&&　　白渔 男，1937年9月生，四川省富顺县人。　　原名周问渔。省作家协会荣誉主席、一级作家。　　毕业于四川教育学院。现任青海省作协荣誉主席、青海省政协常委、中国作协会员、世界华文诗人协事、中国新诗学会理事等。1958年到青海从事地质工作二十年。1978年调青海作协工作历任专业作家、作协秘书长、副主席、荣誉主席等职。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55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过400多万字，已出版诗集，散文集、报告文学、游记等12部。其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选集《他从天边来》、长诗《烈火里的爱情》是他的代表作。曾几上，写下了一大批反映母头的大气、独特之作，颇有影响，有江河源诗人之美誉，在中国诗坛有开拓，填补空白作用。　　佳作入选《中外抒情诗100首》、《中国新文艺大系》等80多种选集。获省部级奖5次，国家级奖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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