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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原创连载】《战略论：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
由于我在另一部书中已经对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论持久战”一文的战略指导方针与其实践过程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因此，在这时我只想摘录其中解析“论持久战”一文的战略思维模式本身的一部分，并且用本书中所运用的军事战略的三个环节来对其进行进一步的解析。
国家实力基础对比
“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
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量是强的”，但是由于日本“人力、物力”不充足，其战争能力就会因此而受到严重制约，因为持久战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需要有充足的人力、物力等方面的后备资源。
& &&&中国是一个人口规模空前庞大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在从1937年至1945年中国对日作战期间，日本从中国的东北、华北、华南地区征集了约3000万劳工到日本，假设这一数字可以作为采信依据的话，那么人们必定会惊讶于中国在如此众多适合于服兵役的人员被掳掠之后仍然能够动员数百万人员服役于正规部队。
& &&&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正类似于德国对于苏联的进攻，无论当时的中国社会是多么动荡不安、技术装备水平是多么落后，日本无疑是在同一个潜力远胜于己的对手交战，而德国人也惊奇地发现无论他们在何时何地消灭苏联的几个师的同时苏联人又会立即在另一个地方新投入几个师，日本人难以用强制的战争手段来来征服中国的全部正如同希特勒无法指望其国防军占领苏联全部领土那样。
国土面积大小与战略空间
中国空前广阔的国土面积允许它在东部大片国土沦陷之后仍然能够实行“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而日本自身是一个领土狭小的国家，在它的本土缺乏战略缓冲空间。
地理位置、地形因素
日本原本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岛国，而它从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40年代通过一系列扩张而得来的亚洲陆上领地则很难与它的本土社会融合为一。
单靠日本自身难以为它的战争提供充足的资源，而日本人的做法则是从占领区掠夺各类资源以供给国内之需和战争需要。
中国异常丰富的人力资源有助于最终战胜日本，“‘卢沟桥事变以来，四万万人一齐努力，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样一种公式，在广大的人们中流行着。这个公式是对的，但有加以充实的必要。”由于此处的论述重点在于战略基础，因此在此我并不打算继续深入下去论述其他因素。但是由于中国在技术、武器装备方面不如日本，因此中国要想凭借其雄厚的战略基础最终战胜日本，而“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
针对日本封锁中国海岸线就能够迫降中国的说法， “有许多人想，一旦中国海岸被日本封锁，中国就不能继续作战。这是废话。为反驳他们，我们不妨举出红军的战争史。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所占的优势，比内战时红军的地位强得多。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我们仍然 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作防御战。”除此之外，“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因为中国的疆域实在是太广阔了。
在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中国，“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 “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这同日本又是一个相反的对比。”正因为战略基础雄厚，使得中国经得起长期战争的消耗，而“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日本的军 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 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日本的短处之一即“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
但是，中国战略基础雄厚并不足以说明中国最终必定会战胜日本，“如果我们仅仅说，敌人虽强，但是小国，中国虽弱，但是大国，是不足以折服他们的。他们可以搬出元朝灭宋、清朝灭明的历史证据，证明小而强的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国家，而且是落后的灭亡进步的。如果我们说， 这是古代，不足为据，他们又可以搬出英灭印度的事实，证明小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落后国家。所以还须提出其他的根据。”
政治动员与军事战略基础
“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军队的使用需要进步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没有这一点，也是不能胜利的。然而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
无后方是暂时的并且间接地以后方为根据的
“有后方和无后方——利用国家的总后方，而把作战线伸至敌人占领地之最后限界的，是主力军。脱离总后方，而把作战线伸至敌后的，是游击队。但在每一游击区中，仍自有其小规模的后方，并依以建立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这个区别的，是每一游击区派遣出去向该区敌后临时活动的游击队，他们不但没有后方，也没有作战线。“无后方的作战”，是新时代中领土广大、人民进步、有先进政党和先进军队的情况之下的革命战争的特点，没有可怕而有大利，不应怀疑而应提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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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战争理论
阶级战争理论为军事学提供了一种极为成功的军事力量产生的模式。
首先，由马克思、恩格斯在欧洲工人运动的实践过程中创造出一种工人阶级暴力革命学说，接着众多知识分子接受了这种阶级革命学说，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之后开始组建起工人阶级政党，然后这个政党反过来动员和领导工人运动，在中国由于农民占据了人口中的绝大部分，因此农民也加入了进来从而形成了政党领导下的工农联盟运动。由于仅仅依靠运动无法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因此对待残酷的统治者就必须采取暴力革命手段，最后，以马列主义为旗帜、由先进知识分子所组建的政党所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武装力量便应运而生了。整个过程，就像一个生命体由诞生到存活再到不断成长壮大一样，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阶级战争理论与传统的军事理论最大的不同之处便在于，它首先关注的是军事力量的产生问题，而它得以创造和实践的过程几乎与其创造的过程同步进行。这样，阶级战争理论从一开始就摆脱了传统军事理论只关注军事力量如何使用而不关注军事力量如何产生的弊病。而正是由于阶级战争理论从一开始就专注于建立起阶级革命的武装力量这一体系，因此革命者在革命的过程中就会十分注重群众基础动员和在各地建立起稳固的革命基础条件。
事物的发展顺序
事物发展的自然顺序是，从无到有、由小渐大、由弱变强、再从强大走向鼎盛。所谓从无到有，解决的是基因和种子的问题，没有特定的基因和种子，就不可能有产生一种特定的生物或植物，而一切事物也从来都不是一开始就存在而是要经过特定的组合或变异才得以塑造出构成这种事物的缘由。所谓由小渐大，解决的是数量问题，一种事物刚刚诞生之后总是很狭小的，因此就必需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从而使其体积渐渐变大，也只有这种事物的体积渐渐变大而它才能具备成熟的行动能力。所谓由弱变强，解决的是质量问题，其演变的过程通常是与事物由小渐大的成长过程同步进行的，但是事物的体积总会有一个限度、达到了这个限度就会渐渐稳固下来，而事物的强弱却可以继续演变，直到现有的条件支撑不下去为止。最后，从强大走向鼎盛，正是依托和使用强大的实力去实现这种事物所要达到的理想状态，这并非是说事物在弱小的时候就不能使用实力却达成理想，而是说经过其成长和强弱演变的积累之后，这种事物已经足够强大并且已经熟知了各种行为模式，这样事物使用强大的实力走向鼎盛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事物发展的自然顺序或者说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事物发展过程总是会受到诸多外在因素的干扰和意外条件的摧残，但是只要事物能够坚持其自然的发展顺序并以此为依托和根据来应对外在因素和意外条件，而事物就可以将不利的外在干扰和意外摧残转化成为其继续发展的有益因素。最为常见的现象是，一个人长期地秉持着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做法和进程，却在某一天突然侧视时感受到别人总是会比自己发展得更好，这样他就会将注意力转向别人的风光之中而忽视了自身的发展，结果这个人自身的状况只会更加糟糕，这道理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开国者与根据地
历史上那些开国者总是能够关注到军事力量的产生问题并且在这一问题上下大功夫，这正是因为他们原本就没有军事力量因而必须首先接触到如何建立军事力量的问题。不同的开国者其关注军事力量之产生问题的具体模式不同，但是普遍存在的模式则是都想要并在实践中建立起一块稳固的根据地，而所谓根据地必定意味着首先能够为他们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反映在军事战略上也即是军事力量的创造问题。秦王国之前拥有的疆域对于秦始皇而言即是他歼灭六国、一统天下的根据地，巴蜀、三秦之地相对于刘邦而言即是其东出中原与项羽一争高下的根据地，兖州、许昌对于曹操而言即是其平定中原、扫灭诸侯的根据地，关陇地区一连构成了后周、陏朝和唐朝三代王朝开国的根据地，以金陵为中心的土地即是朱元璋消灭群雄、恢复汉人江山的根据地，而以盛京沈阳为中心的东北地区则构成了满清王朝破关进京、底定中原的根据地。
然而，由于开国者们总是以进行军事战略的实践活动为主，因此他们之极少有人能够专门思考和总结出一整套全面的军事战略理论体系。汉高祖刘邦在灭亡项羽之后告诫其下属部将说正是因为丞相萧何在关中地区不断为前线补充粮草和兵员才使得他们赢得最终胜利，因而刘邦将平定天下的首功记在了萧何头上。曹操本人颇受《孙子兵法》这种以如何巧妙地作战为主要关注对象之著作的影响，但是其在实践活动中却同样很重视根据地的建设，比如实行军事屯田之政策、在吕布袭取后方城池之后听取了谋士的意见放弃攻打徐州回过头来巩固根据地。与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之成功缘由紧密连接的是其谋士朱升进献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九个字的战略方针，尽管这九个字太过简短，但是却给当事人以及今天的人们留下了广阔的拓展空间。
不难发现，历史上和现在，最为关注根据地建设的多是一些开国者和创业者，而最为关注和研究使用军队方法的则多是那些军事指挥官、以战争现象为主题和对战争现象颇感兴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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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战略观念和理论体系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尴尬处境也即是，真正进行战略实践活动的开国者们极少能够深入研究军事战略理论，而实际上指挥军队作战的指挥官和以战争为研究主题的理论家们则总是倾向于关注如何使用军队这一个方面的问题，如此，真正实践了战略全部内涵的人不知道战略的全部内涵、而想要探究军事战略之全部内涵的人却因为只将眼光狭隘地投放到如何使用军队作战的问题之上因而也根本难以认清军事战略的全部内涵。
但是，军事战略观念和理论体系的深入发展也并非总不尽如人意，真正实践了军事战略的全部内涵而又系统地掌握了其全部内涵的人，迄今为止或许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毛泽东是一个成功的开国者并且在其开国的过程中实践了军事战略的全部内涵，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实践的过程中又很注重理论的探究并且总是能够抽出专门的时间来进行进一步的理论阐发。现在那些对毛泽东之军事战略思想感兴趣的人和众多的研究者们，只要他们通读《毛泽东选集》就可以从中感受到根据地建设和如何巧妙有效地与敌人周旋这样的思维模式和理论板块。像“工农武装割据”其所关注主要对象即是根据地的建设，而像“十大军事原则”其所关注的主要对象则变成了如何在战场上击败敌人，军事实践与军事理论在此之前并非没有过整合的时候，但是能够做到军事实践与军事理论的整合并且由此掌握军事战略体系、又成功地开创出一个大国的人，就只有毛泽东了。
根据地的建设并非总是集中到一个板块之上，由一个板块的根据地为依托而最终走向成功的，那是因为这一块根据地无论在规模还是在内部体系上都足够充盈和强大，由多个板块的根据地相互辐射、连接成片最终走向成功的则是因为各个板块都拥有完整且独立的生产体系并且在整体框架上相互协调与配合。
秦始皇以原有的秦王国为唯一根据地而歼灭六国、统一天下，即是因为这一块根据地的规模原本就很广阔、其军事力量的生产体系原本即很强大，而秦始皇所接手时的秦国在战力时已经被公认为相当于山东六国所有战力之和。这样，秦国统一六国的过程即是使用秦王国长期锻造出来的强大战争体系和积累起来的强大且成熟的军事力量，兼并新的土地自然有助于增强其实力，可是考虑到兼并战争的惨烈和只用了十年时间这样短暂的过程，因而可以认为秦王国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所主要使用的军事力量是秦王国原有疆域上已经积蓄好了的军事力量。
虽然只有一块根据地，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却能够通过逐步的向外扩展、使这一块根据地的规模、生产体系都不断得以增强，以致于终于积蓄到了足够促成最终胜利的军事力量，这种情形是区别于秦始皇只使用秦王国的军事力量扫灭六国的。曹操的战力最初来源于兖州附近地区，可是在他不断与周边军阀作战的过程中逐渐扩大了根据地，新扩展的州郡又能够给他提供更多的农业人口和兵源，因此以不断扩展的一块根据地为依托的曹操也能够平定中原。朱元璋在最初时只有以金陵为中心的一片南北狭长的根据地，他在与西边的强大敌人陈友谅作战时最多集结起了20万人、而他的敌人则有60万兵力，然而在他击败陈友谅之外他的根据地扩展了一倍以上，这样在他向东与同样拥有60万兵力的张士诚作战时他就拥有了数量相当或者略占优势的兵力，而在他吞灭张士诚之后进行北伐战争的时候，他的总兵力已经接近100万以致于他能够在北伐的同时向南方、西南方向进行同步的扩张。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最初集结所有部落的壮丁也只能凑到6万人的部队，然而在他和他的后继者们不断几周边扩张其根据地的过程中渐渐获取了更多的人口和资源，因而当清军入关后便能迅速集结起三路大军不断向中国中原地带、西南和东南方向突进，而这三路大军其各路兵力都在10万人以上并且在扩张过程中不断发展以致于有时竟然接近100万。
同时存在着多个独立的根据地、同时又能够以中央根据地为中心来保持所有根据地块之间的协调与配合从而走向最终成功的，比如刘邦和毛泽东。刘邦以富饶的关中地区为根据地，这本来就已经给他提供了足够支撑战争的粮草和兵源，但是与此同时刘邦也十分注重在他的敌人项羽背后制造反对力量，其具体做法是在项羽的领地侧翼或背后分封新的诸侯王、条件是他们以分受封的土地为根据配合刘邦一同击败项羽，这样尽管分封的诸侯王自始至终不受刘帮直接管辖然而其各自的封地却间接地充当了与关中地区并存的多个根据地块。
同时拥有多个根据地块、没有一块根据地在规模和实力上占据着绝对优势而同时又能够保持各块根据地之间紧密联系、协调配合从而取得最终胜利的，要属毛泽东了。毛泽东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块有四大板块，即西北解放区、东北解放区、华中解放区、山东解放区，这四个根据地为四支野战军提供军事补给和兵源并且不断向国统区辐射，最终成功地连结成一片以致于解放军在1949年已经基本解放了长江以北的绝大部分区域。
根据地并非某些人所狭隘地理解的那样只是为军队提供补给和兵源，因为军队本身也是根据地的一个构成部分，只不过军队可以在根据地内或者远离根据地作战，因此相较于根据地和前线战场而言，二者之间以补给和兵源为载体的联系就凸显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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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军事力量、维持军事力量和使用军事力量，即是根据地的运作模式。
假如战线在根据地之外的地方，由于一线作战部队主要在外围作战，因此根据地内部的主要事务是创造军事力量和训练军事力量，根据地与一线作战部队之间的联系是通过输送军用物资和完成训练的军事力量来完成的。在此过程中，尽管军事力量的使用不在根据地的地理范围之内，但是却与根据地内部的军事循环系统紧密相连。
秦始皇统一六国即是在秦王国这块根据地之外使用军事力量，刘邦东出与项羽争霸天下即是在关中这片根据地之外使用军事力量。在根据地的地理范围之外使用军事力量的好处是，根据地内部的军事循环系统较少受到干扰和破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作为根据地军事循环系统一部分的一线作战活动总是因为与敌军直接接触而使得其所属的军事循环系统受到影响。
无论是战线是在根据地的地理范围之外还是之内、或者刚好与根据地的自然地理界限相吻合，真正决定根据地能否继续生存的是其军事循环系统能否持续下去。有时，尽管一线作战部队与敌军的伤亡比例悬殊而使得军事力量损耗巨大，可是只要根据地能够及时提供充足的军事力量，而战线就能稳固下来，另外一些时候，虽然一线作战部队的伤亡数目很少，可是由于根据地的军事循环系统支撑不上因而战线不断往内部缩小。至少，战线能够稳固下来，而根据地内部的军事循环系统就可以持续下去，但是只要战绩往回收缩而根据地内部的军事循环系统就会受到挤压。战线的扩张，不仅仅是军队作战范围的扩大，实质上也是根据地军事循环系统规模的扩大。
两次世界大战中，以德国为中心的联盟集团拥有数百万规模的军事力量，可是却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就遭遇了惨败的命运，这正是因为其内部的军事循环系统顶不住外围的战场消耗。年间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南方地区所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在国民党军上百万军队的包围之中持续存在，那正是由于革命根据地内部能够源源不断地创造新军事力量，而只有几万人的红军则能够利用各种有利的地形与敌军周旋，这样就不至于造成军事循环系统中断的危险。
凡是战线所能够达到的地方，军事循环系统必定也同时到达这个地方，然而在不同的情势下军事循环系统发挥作用的效力却会受到限制。军队到达过于遥远的地方作战，根据地输送军用物资和军事力量的路程就会随之增加、时间也会随之增多，这样，前言被消耗的军事力量其补充的速度就会受到限制，而一旦根据地的军事循环系统不能及时顶住前方的消耗，军队就会遭遇作战困境、战绩也随之收缩。
这里据说的只是理论上的根据地内部的军事循环系统的运作模式，而实际上一线的军事力量其补充和维持并非一定要从根据地内部输出，因为军队在战场和战场附近也可以就地取用物资和征召兵员，除此之外，缴获的敌军物资和俘虏的敌军战俘也都可以转化为我方的军用物资和新的兵员，但是万变不离其踪，在此过程中军事循环系统并没有消失而是以一个新的板块或站点模式被临时性地搭建了起来。所以，离开地面电力输送中心的卫星能够在从地面输送的电力用完之后继续运行，那是因为它在电子板在外太空运行的过程中吸收了太阳能，在此过程中电子板吸收太阳能则是不同于地面输送中心的新的输送来源。
所以，军队能否在任意地点和任意条件下作战，关键在于军事循环系统能否在这个地点和这种条件下建立起来并有效地循环着。沙漠地带渺无人烟、除了沙子和阳光气流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可是只要军队能够在将其军事循环系统有效地延伸到那里，而军队就可以持续地在沙漠之中驻扎和作战。平原地带人口稠密、物资充盈，然而假如无法在平原上建立起有效的军事循环系统，军队征收不到充足的物资、也召集不到新的兵员，而军队就无法在平原上立足。
这样看来，人们之前所理解的那种根据地就是大后方的观念应当彻底颠覆了，所谓大后方只不过是人们对于那些看得见的根据地地理范围总在作战线之后的印象，而实际上根据地的真正作用是利用其军事循环系统支撑战争。反过来讲，只要能够顶得住战场消耗、只要能够持续地为作战部队提供及时而充足的军用物资和新军事力量，任何一个地点、任何一种情势都可以称之为根据地。
至于专门的沿途补给站，通常其提供给军队的是之前已经储存好了的军用物资和兵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根据地在其中丧失了作用，因为无论这些军用物资和兵员是从地理意义上的后方根据地而来或者是从补给站附近随机采购和征集而来，都是根据地创造的军事力量，所不同的只是前一种情形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稳固的地理根据地模块，而后一种情形则随机性、带有抽象意义的市场和人群充当了间接的或无形的根据地模块。所以，如果一艘战船能够在海洋中间捕获渔资源用作食物、收集雨水用作水源并在甲板上晒取盐料，而这艘战船就可以在海洋中间长期行进，只不过在此过程之中，海洋、雨水和气候条件充当起了根据地模块。不论根据地的形式如何，关键就在于其能够为军队提供及时而充足的军事力量，这就是一切远离原有根据地或者根本抛开既有根据地而长途跋涉、远征万里却仍然能够获胜的原由。
& & 促成根据地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一循环系统，因此，也可以反过来说只要军事循环系统能够建立的地方和领域，都可以称作为根据地。这样看来，山川河流、城镇乡村、商品市场乃至抽象思维都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充当根据地。根据地的选择和营建，其标准也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易守难攻或特产丰饶，而是选择此处能否为军队提供一个良好的军事循环系统以便使军队的活动能够持续下去，根据地的建设也就不再只关注狭隘意义上的特定地理范围内的事项而是广泛地延伸到各种能够充当根据地的场所和领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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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的思维模式，如果被过分强调的话，那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负面影响。奠基派之所以出现偏颇倾向，正是因为其将根据地的营建和维护当成了首要的核心问题，据此，作战变成了次生问题，并且作战事实上是根据地的建设减去根据地本身的各种基本生存需求之剩余的事情。
奠基派的思维模式，在实践上更接近于孙武在军形篇中所强调的“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因为奉行奠基派思维模式的人，在实际活动中总是先要力求使自己的根据地无懈可击，为此，不惜采取被动的守势以便为根据地的更加稳固争取时间。这类做法如果成功的话，其效用是巨大的，甚至于根据地的成功已经从整体上奠定了全局的最终胜利。可是，一旦这种做法遭遇失利，不仅根据地本身难以保全，甚至于军队本身也将会遭遇覆灭的厄运。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根据地的营建方面，而军队本身的建设相对就会被忽视，与此同时，对敌人的进攻和破坏这种作战倾向几乎停滞，久而久之，就会导致战力发展缓慢和缺乏进取意识。
要想准确、全面地认清楚军基、军力与军势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在实践中将之恰当地进行下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战略学三大流派的出现正是因为在实践的过程中对不同的方面有所倾斜、进而导致某些人过分夸大或轻视其中的某一个方面。
根据地的思维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更类似于生存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于生存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般人的印象是先生存、后发展，但是这只是确定了一种时间上的先后次序而并不能说明实际问题。先生存、后发展，所强调的是在满足各种基本生存需求之后再用剩下的精力谋求发展，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边生存、边发展，另一种则是优先发展、同时将生存需求降至最低限度。尽管三种模式的时间先后次序是相同的，但是由于其各自的侧重点的不同因而其在实践过程中所发挥出来的效果也是各不相同的。倘若营建根据地的人奉行的是先生存、后发展的思维模式，那么军队建设和战场作战必定会被相对忽视；如果营建根据地的人采取的是边生存、边发展的思维模式，而军队建设和战场作战、连同根据地本身都会被重视起来，但实际问题是这样做必然会在同时分散精力甚至于顾此失彼；假如营建根据地的人采用优先发展、压低生存需求的方法，这样军队建设和战场作战必定会被重视并加以侧重，只是如此而根据地的生存需求就会受到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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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形势紧张的状况下，多数人会采取第三种模式，即集中主要精力建设军队和进行战场作战，而同时根据地内的各种基本生存需求被压缩至最低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军事活动。不过，也不能排除，有那么一部分人，即使面临最为紧张的战争情势，依然坚持将根据地本身的营建和发展摆在首要位置，他们的想法是只要坚守根据地、始终保持不被摧毁的程度，而敌人的力量就会在一次次失败的进攻中被消耗殆尽，到那时再进行反击必定可以一举彻底打垮敌手。后一种人，更加倾向于先在战略上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再在战术上从容地扫清敌手的势力。
1851年至1864年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其失败的根源，即是革命根据地的营建和维持耗费了巨大的精力，结果导致其进攻乏力和在战略上处于被动的守势，最终被清朝政府用尽一切手段步步蚕食的。当时的情势是，太平军自1851年起事至1856年已经发展到了50万人的军力，这时，如果太平军将行军方向定为北京的清政府，而他们就必须一鼓作气拿下北京城，否则缺乏根据地的现实将根本不容许进攻遭受重大的失利。实际情况是，太平军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沿着长江东下攻下了南京城然后以此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的核心地点。问题不在于此时营建根据地本身究竟是否有对错之分，而在于选择营建根据地之后究竟能否在实践上先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在时机成熟时彻底打垮清政府。对这种问题的回答，将南京改名为天京并作为都城的太平军给出了否定答案。太平军那数量仅有2万人的北伐军到达直隶境内就被全歼的事实，只不过是其将主要精力用于营建根据地、同时相对忽略了进攻作战的一个缩影。1856年开始，太平军在战略上以营建以天京为中心的南方根据地为意，为此不惜转变之前迅猛的进攻势头为守势，与此同时，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也放松了打垮清政府的战争意图，而是停下来迷恋于根据地内宫殿、奢华生活的享受。1858年天京城内领导集团的内讧和相互间大规模的残杀行动，事实上正是革命竭力松懈后内在矛盾的烛火重燃，其更为深层次的原由却还是因为其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根据地建设方面所导致的被动守势，要知道，持续的进攻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和内在矛盾和凝聚起强大战力的。这并不是说太平军没有在1856年之后采取过进攻姿态，但是人们应当明白，这些进攻姿态只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巩固其天京政权核心，因而是附属于根据地的营建和维持上的。倘若太平军为了稳固天京政权而向外围的攻势能够得以保持或者可以持续扩展统治区域的话，太平军的根据地不断扩大的结果必定会使得疆域有限的清帝国步步紧缩最终终于陷入彻底的失败，可是，太平军也没有这样做，翼王石达开在湖南的攻势没能持续下去就因为牵涉进了天京城内的权力斗争而被排斥、以致于终于独自率军向西南方向开辟新的根据地，然而石达开却是独木难支终于被更外围的清军所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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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本身是没有对错之分的，只不过在实际的过程中却有效力的高下之分，人们更加倾向于将实践效力高的路线称之为正确的，反之即是错误的。太平军在1856年选择营建根据地的做法本身是没有对错之分的，只要太平军能够成功地凭借着南京周围的根据地立于不败之地，而清朝政府的力量必然会被渐次消耗殆尽以致于最终导致清朝灭亡的。但是，还是实践层面出现了问题，太平军实际上没能立于不败之地，其以南京为中心的根据地后来被证明连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问题都十分困难。这就回到了对奠基派过分夸大根据地的作用进而在实践中出现偏差的批驳这一问题上，先为不可胜的做法一旦遭遇失利，不仅根据地本身难以保全，甚至于军队本身也将会遭遇覆灭的厄运。太平军营建根据地、先为不可胜的做法没有在实践上成功，而它很快就遭遇了覆灭的厄运。
完整的根据地思维，实际上是包含着军事力量的创造、维持和使用这三个环节的，只不过一般人习惯于将根据地理解为片面的以创造力量为要旨的模式，而奠基派则将这种惯性思维上升到理论高度因而固化了创造力量这要旨。由此，当奉行奠基派学说的人进行战略实践时，他们所采取的原本就是已经被固化乃至僵化了的力量创造模式，可是他们却并不以此为意，而是先入为主地对这种力量创造模式深信不疑，在实践中他们只会将各种失利和挫折归咎于客观条件不足或者是自己的理解和应用能力有限，却从来不去深入思考他们所信奉的力量创造模式本身究竟是否存在着致命缺陷。在这一方面，奠基派与尚谋派之间大同小异。
游击战中的根据地
游击战的方法，是针对一部分军队的流动作战模式而言的。由于游击队的规模通常很少且行动灵活，因而既不能像正规军那样从正面战场上改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也没有固守某一特定阵地的死板任务。游击队的作战目标却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在任何可能的条件下攻击敌人，而被攻击的对象可以是敌军的正规部队也可以是敌军的效能线、后方据点。
但是，游击战的作战原则却与正规部队有所不同。一支正规部队受命进攻某一特定敌人或者防护某一特定阵地，尽管他们也需要保存自己，可是通常为正规部队为了完成指定任务而可以战斗到最后、甚至自己全军覆没，对于正规部队而言，消灭敌人是首要的、自我的保存是可以根据特定的战斗任务而牺牲的。相对应，游击队的作战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首要的关注点是保存自己，只有在保存自己的条件下才能进一步打击敌人。所以，人们可以看到，一支怀抱着必死之心的正规军为了阻挡住敌人的推进而拼杀至最后一兵一卒，而一支、奉行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之作战原则的游击队则总是能巧妙地避开敌人的锋芒。
无论游击队与正规部队的作战特征和作战模式有着多大程度上的区别，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即是他们都需要遵循军事循环系统中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正规部队通常有着明确的和固定的根据地和基地，游击队总是能够隐蔽在崎岖的地势之中或者以民众的身份隐藏在敌人眼皮底下，然而这绝不意味着游击队就不需要根据地和基地了。那些纯粹地以游击战为军队作战途径的一方，其游击队的物资输送和兵员补充也会来自于某一个或几个固定的根据地和基地，而那些能够将根基广泛地扎在民众中间的游击队则可以从任何地点的民众中间得到物资和兵员补充，当然，游击队通常也会将作战目标锁定在敌人的运输队或者某一个据点之上，而这时他们就可以直接从敌人那里获取物资补充，无论处于哪一种情势，游击队都需要有根据地，只不过在不同的情势下承担根据地是不同的地理、民众和临时形式。
也正是因为根据地不固定或者很狭小、甚至更多时候是临时性的，这又反过来限制了游击队的规模。但是也正因为根据地的隐蔽性和临时性，使得敌人对于游击队的作战模式常常感到束手无策，想要彻底击败游击队却因为游击队避敌锋芒而找不到作战对象、想要铲除其根据地却又总是难以搜寻到，而且即使是搜寻到了游击队也会提早转移其根据地，除了流动作战的特征之外，游击队最为擅长的一点还在于他们对于隐蔽性和临时性极强的根据地的营建。对付游击队，有时会感觉坚壁清野的做法是海底捞针，但是这种做法却总是能够给游击队的物资和兵员补充造成严重的打击，至于游击队本身，则需要组建几支机动性强的独立战斗大队以期在流动作战中消灭之。
根据地内的力量循环系统
根据地是这样一种东西，力量在其中不停地被创造、维持和供给外线使用。力量循环系统并不局限于根据地的地理界限范围之内，但却是以根据地为基本依托的。地域面积广阔，但是其生产力量的能力微弱，远不足以供给外线使用，而广阔的地域就难以有效地发挥出根据地的作用；地理范围狭小，但是物产充盈，创造出来的力量远远超过了外线使用的速度，因此狭小的地理范围就可以充当起强有力的根据地。由此可见，一片地域究竟能否充作根据地，并不取决于其外在的地形地貌，而是取决于其创造力量、维持力量和供给使用力量的循环系统能否有效地进行。喜玛拉雅山为世界第一高峰，其地势险峻、占据制高点，但是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支军队会以喜玛拉雅山为根据地，这正是因为其气候严寒、难以从中汲取力量；地势低矮的平原地区，缺乏山川河流的天然屏障，但是在历史上却有众多军队以平原地带为根据地，这正是由于平原地带人口充足、特产丰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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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根据地的首要功能为创造力量，但是根据地的存在却并不以创造力量为唯一标准。有些地方虽然特产丰饶，但是由于以此为根据地的军队难以成功地守卫住这个地方因而根据地不断缩小、其力量循环系统也日渐受到严重破坏以致于最终招致失败。另一些地方尽管物产贫乏，然而驻扎在此的一支军队却可以通过高效力的战术顺利地击退来犯之敌，这样根据地微薄的力量循环系统不仅可以持续进行而且也会随着战局的发展而越来越强大。
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凡是能够有效进行力量循环系统的地方，都可以充当根据地，地势的险峻与否、地理范围的大小尽管都能够对力量循环系统产生程度不一的影响，但是这些影响无一例外都是附属于根据地内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一循环系统的。
根据地内，力量的集散中心，通常会是首府或都城，但是，能够发挥力量集散作用的地点通常又不仅仅是首府或都城一个。对于那些地理范围狭小或者政治功能强大的根据地而言，一个强大的力量集散中心足以有效地促成力量循环系统的顺利进行。但是，对于那些地理范围广阔或者政治功能较弱的根据地而言，就需要以首府或都城为中心、在周边的各个关键战略点上建设多个力量集散地点。所谓的力量集散中心，是将根据地内所创造出来的所有力量集中到一处统一维持和分配使用，所谓的力量集散点，则是指将根据地内所创造出来的局部力量集中到各个地点进行统一维持和分配使用。但是，不论是一个集散中心或者多个集散点，力量的统一集中、维持和分配使用都是必备的要求，否则根据地的力量循环状态就会陷入紊乱状态或者演变成几个并存的彼此互相独立的根据地群。当然，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根据地只有一个，而实际上根据地是可以有多个的。多个根据地并存的状态，务必要求彼此之间的协调统一，各自为战的情形并非不可能赢得最终胜利，但是只有在其中的某一个或几个根据地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循环系统创造出超乎寻常的战绩时，各自为战而终获使用的情形才会成立。
能够充当根据地的地方必定是能够自己创造力量的地方，一片区域能够从其他地方源源不断地获取力量而其自身却不能创造力量，这样的区域是不能称之为根据地的。仓库、基地尽管能够为附近的军队提供力量补给，但是由于仓库、基地本身无法创造力量，因而单独的仓库或基地是不能称之为根据地的。政治中心总是倾向于集中全国主要的力量于一体，然而单独的政治中心也是不能称之为根据地的。之所以强调根据必须是能够自己创造力量，并没有封闭隔绝的意味，外部的技术、体系和力量的援助只有能够切实地促成根据地建立起生产力量的体系，而这片区域同样可以称之为根据地。
一部分人误解了根据地，将其当作是能够吃饱饭的地方。对此，我想说能够吃饱饭的地方未必就是根据地，一个村庄所种植的粮食足够供给这个村庄的有人的生存需求，但是这个村庄却并不能称之为根据地。根据地对于力量的维持和使用，并不是量入为出式的产出减去各自基本需求，然后再以剩下的力量进行循环。根据地内的力量产生，必然要与力量的维持和使用这两个环节之间保持一致并统一于整个力量循环系统之中的。尽管不可置疑的是，人必然要吃饭，但是对于具体的生存需求其范围、其程度、其先后次序却可以根据实际情形加以调。一定要等到各种基本生存需求得以满足之后，再用剩下的力量进行系统循环，而这样的根据地是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的，相反，从力量循环系统的整体角度考虑问题，为了促进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在实际上的顺利进行，可以适当地压缩甚至于最大限度地降低基本的生存需求。实际的情形也正是这样，因为军队建设根据地通常都是要服务于直接而紧迫的战争需求的，并且战争需求也总是会成为整个根据点的焦点问题并以此视角审视整个力量循环系统的。
根据地创造力量的过程，并不连续不断地进行着的，而总是带有间歇性，而这种间歇性也即是人们所常说的周期。周期的形成，正是因为力量的创造过程本身需要一段时间和一个过程，在此周期之内，力量正在被创造，在此周期之外，被创造出来的力量正在进行着维持或使用。但是，对于任何一个根据地而言，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其各自的周期总是彼此衔接或至少不会完全重叠的。假如有一个根据地其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三个环节各自的周期完全脱节，比如，最坏的状态是，单独创造力量，等到力量创造完毕之后，再单独维持力量，等到力量维持完毕后再单独使用力量，最后等到力量使用完毕之后再单独创造力量，而这个根据地的力量循环系统就会产生裂缝，而这一裂缝一旦被敌人所察觉并利用，那么根据地就十分危险了。相反，根据地使用力量的周期，正是创造力量的周期之外，根据地维持力量的周期也同样是创造力量的周期之外，根据地使用力量和维持力量的周期彼此衔接，而这个根据地的力量循环系统就会充分有效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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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缝的情形，与作战时的阵形排列相类似。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作战阵形必然要能够确保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火力线，以此火力线为临时依托前进和防守。即便是在古代进行的骑兵交锋，通常也需要由适当数量的步兵配合，这样做正是为了防止给敌军造成可乘之空隙。交战双方纯粹的骑兵对决或者装甲战，通常也会是在对敌军的快速攻击中实现火力线的构筑的，因为快速攻击行动本身已经吸引了敌军的注意力，至于一些军队所故意漏中的缝隙，其目的则是为了引诱敌人进入圈套之中，而一旦这一目的实现，就会立即生成一道对敌军来说难以逾越的弯曲火力线。根据地中避免产生裂缝，其目的也正是为了不给敌人以可乘之空隙。
同时进行力量的创造、维持和使用，这并不是我所说的周期重叠。所谓的周期重叠，具体指的是力量的创造、维持和使用这三个环节重复进行、缺乏协调。现在的力量可以随时投入使用，投入使用的力量可以随时得到补充，投入前线的力量可以随时从力量创造基地进行补充，这样的力量循环系统是密不透风的。但是，在此过程中，由于缺乏协调而必然会导致力量循环系统出现庸肿以致于不堪重负最终崩溃。
无论周期脱节还是周期重叠，事实上者是因为力量的产生、维持和使用这三个环节之间缺乏协调，所不同的是两种缺乏协调的情形刚好彼此对立。
最为理想的状态，是力量产生的速度刚好顶得住使用消耗的速度，力量维持的速度刚好能够承接起力量的补充和投入速度，这样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彼此衔接、协调一致，既可以避免出现脱节、同时又可以保持力量循环系统本身的健康状态。但是，在实际的情形中，这种理论上的最佳状态是极难实现的，不过所有想要保持力量循环系统顺利进行的根据地，都在事实上不断地接近于这种最佳状态。
德国入侵苏联
德国之所以在对苏战争后期难以有所进展，是因为它的战略资源已经消耗殆尽，而苏联之所以在这一阶段难以迅速地驱逐德国人，则是因为其战略基础在战争初期遭到了德国军队的严重破坏。
直到1942年11月苏军终于遏制住了德军的攻势之时，苏联在波罗的海以东、高加索以西、黑海沿岸以北包括东欧平原在内的大片土地沦陷于德军之手，在德军的疯狂进攻下，苏联被破坏的城镇数目高达1700多个，同时还有7万多个村庄废弃，此外，约3万多个工业企业、6万5千公里的铁路以及10万多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被毁。尽管如此，由于苏联的人力资源、国土面积与自然资源规模实在是太过庞大，因此在斯大林被迫将苏联靠近西线的许多工业基地转移到东部地区之后，苏联仍然能够创造出巨大的战争力量。
美国的战略基础
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最终获益最大的胜利者，首要的原由即在于它在本土的战略基础没有受到破坏，不仅如此，由于美国人将其战场维持在大洋对岸的欧洲大陆和西北太平洋之上，这其实反过来又大大扩展了其战略基础的范围和对象。
美国的地理条件肯定不是保障其战略基础的唯一原由，因为同样处于离岸岛国地位的英国就因战争而变得精疲力竭。
权谋之争、间接路线与正面接触关系，所关注的焦点都是既有的力量和力量如何使用，这两种声音争吵不休的同时，另一种更关注力量如何产生的战略思想问世了，它更加强调支撑起国家现有的实力与地位的基础条件，因而我们称之为战略基础派。尽管在前人的著作中也都或多或少地关注了战略基础即力量的产生这一环节，然而真正将战略基础当成是其论述核心的则要属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了。
保罗•肯尼迪与《大国的兴衰》
经济基础支撑军事力量、军事战争刺激经济发展
保罗•肯尼迪在一开始就点明，该书“重点是描绘国际体系中的一流强国在励精图治、富国强兵过程中经济与战略的相互影响。”正因为如此，“本书副标题所讲的‘军事冲突’总是与‘经济变化’联系起来考查”。大国的兴衰不仅仅是其军队作战的结果也同时是其经济资源的利用结果，“在这一时期，任何大国的胜利或崩溃，一般地都是其武装部队长期作战的结果；但也不仅如此，它也是各国在战时能否有效地利用本国可用于生产的经济资源的结果。进一步说，从历史背景上看，也是由于在实际冲突发生以前数十年间，这个国家的经济力量与其他一流国家相比是上升还是下降所致。”
一流国家因其国力增长速度与技术、组织变革的不同而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也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在以帆船为动力的远洋炮艇与大西洋贸易给西欧各国带来巨大的力量与财富之后，“后来开发的蒸汽动力及其依赖的煤炭和金属资源，大大增加了一些国家的力量。一些国家的生产力一旦得到提高，便自然能比较容易地在平时承受大规模扩军备战的负担，能在战时保持和供养庞大的陆军和舰队。”尽管保罗•肯尼迪也想到了这种说法会给人以重商主义印象，“但财富通常是支撑军事力量的基础，而要获取和保卫财富又总是需要军事力量。”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在军事上过度扩张而它就不可避免地陷入衰退困境，并且如果此时它的经济也正处于衰退地位，那么这种衰退困境就只会变得更加严重。
保罗•肯尼迪认为经济资源是军事力量的基础，但是他并不认为经济与军事之间的是经济支撑军事这种单向度的关系，因为军事力量的不断使用也同时会刺激技术、组织的变革从而导致经济力量的增长。在对比了东方国家虽然规模庞大却深受中央集权体制之害后，保罗•肯尼迪指出，“在欧洲由于没有东方式的最高权力机构，各王国和城邦之间争战不已，这就推动人们经常寻求军事变革。军事变革又有力地推动了在竞争、积极进取的环境中出现的科学技术与商业贸易的发展。”而欧洲社会又因为在变革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较小，因而“很顺利地进入了持续向上的螺旋式的经济发展，增强了军事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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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游击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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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欧洲各国都因为科技进步和军事竞争而处于不停的发展状态，但是，“仍有可能在各个敌对国家中，有一个国家因拥有充足的资源而脱颖而出，超出其他国家，控制整个欧洲大陆。” 保罗•肯尼迪认为在1500年之后的150年中，这个因为资源充足而脱颖而出的国家就是西班牙。但是西班牙却遭到了欧洲其他强国的联合反对而它自己也扩张过度，“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们尽管拥有大量资源，但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中使地盘扩展过大，战线拉得过长，致使自己日益衰落的经济基础无法支持过于庞大的军队。”尽管欧洲其他强国在与资源充足的西班牙的对抗中同样损失巨大，“但它们想方设法地（虽很勉强）比哈布斯堡王朝更好地保持了物资资源与军事力量之间的平衡。”
而后来的英国的国际地位日益突出则是因为其先进的金融借贷系统和发生了促进生产力大发展的工业革命，在欧洲试图控制欧洲大陆的国家总是因为其他强国的联合反对而遭受失败的情形下，“由于到18世纪初供养庞大的常备军和国家舰队耗资巨大，能够建立先进的银行借贷系统的国家（如英国）比金融系统落后的对手，享有多方面的优势。”此外，“在18世纪之后，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这使它更有能力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和失败拿破仑统治欧洲的企图。”
在19世纪上半期，欧洲各国因为主要关注内部动乱或者专注于领土扩张因而使得欧洲的国际局势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在此期间各国的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都得到了迅猛增长，尤其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工业革命相继在各国发生并逐渐形成了以蒸汽为动力的社会工业生产体系。但是到了19世纪下半期，欧洲范围以外的国家也先后进行工业化，“这使国际力量对比逐渐变得不利于旧有的一流强国，而有利于那些既有资源，又善于组织利用新生产工具和新技术的国家。”而在这一时期中所发生的几场战争中，“一些国家之所以在战争中失败，是由于它们未能实现军事系统的现代化，没有基础稳固的基本工业设施，来支持其庞大的军队和制造正在改变战争性质、造价昂贵、结构复杂的武器装备。”
到了20世纪，“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各国国力的增长速度快慢不同，国际系统与50年前相比变得更加动荡、更为复杂。”“每十年统计一次的经济力量增长指数表明：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而变化的结果则是“法国、奥匈帝国和刚刚统一的意大利等传统欧洲强国尽管做出了巨大努力，在竞赛中却逐渐范例。”而另一方面，“地大物博、横跨大陆的美国和俄国（这个沙皇国家的生产效率低）则脱颖而出。在西欧各国中，可能只有德国有足够的力量跻身于未来世界强国之列。”
第一次世界大战显示出“德意志帝国比沙皇俄国具有某些优势，因为德国的工业生产组织有序，全国上下工作效率高；而俄国虽然加快了现代化步伐，但仍很落后。”而协约国只是“由于后来美国出兵，特别是提供经济援助，西方盟国终于拥有战胜其敌对联盟的资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轴心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最终无法克服生产资源比年战争时更为不足的弱点。它们确实做到的一点是，占领了法国，削弱了英国，尔后即被同盟国的优势兵力所打败。”
尽管保罗•肯尼迪一再强调他只是在探讨经济资源与战略之间的关系而并无意提出任何一般性通用的理论，但是他依然认为“在承认任何时候都可能有个别例外的情况下，可以作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而这种有价值的结论之一是，“我们发现在综合经济力量和生产能力对比的变化与国际系统中各大国的地位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而历史上的诸多例子即表明“经济力量的转移预示着新大国的崛起。”
“同样，历史事实还表明，从长远看，在每个大国经济的兴衰与其作为一个军事大国（或世界性帝国）的兴衰之间，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联系。其原因有二：第一，支持庞大的军队离不开经济资源；第二，在国际体系中，财富与力量总是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保罗•肯尼迪同样不认为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的增减是同步进行的，他将此解释为“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升降曲线与军事影响升降曲线之间，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时间滞差’”。因为一个正处于经济迅速发展阶段的国家总是不愿意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军事力量建设中去。
保罗•肯尼迪所得出的另一个普遍适用的结论，“即为争夺欧洲或世界霸权而进行的大规模联盟战争的最终结局，与双方动员的生产资源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一场令人烦恼的长期战争是检验双方力量的试金石。”同时，“随着战争的时行，交战各方资源的多少将起越来越大的作用。”尽管如此，保罗•肯尼迪也并不认为“经济决定一切，各国的成功与失败都出于经济原因。”还有其他诸多因素同样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力量变化，但是他在此只想指明经济力量对于一国力量变化的重大影响，“毋庸置疑的是，在一场大国间（通常是联盟间）的长期战争中，胜利往往属于有坚实的经济基础的一方，或属于最后仍有财源的一方。”此外，“正因为五个世纪以来大国的国力与经济力量相辅相成，弄清目前经济与技术发展趋势对当前力量对比可能产生的影响才有意义。”
经济基础雄厚，只不过代表了当事国有条件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赢得战略优势，而并不能说明拥有经济优势的国家就一定会赢得最终胜利。在某些时候，人们总是习惯于模糊优势条件与战略成功之间的恰切关系，而一厢情愿地将某种优势的存在等同于战略的成功实行。保罗•肯尼迪对于经济基础在战略实行过程中所发挥出的重大作用作出了详尽且充分的阐述，这一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使得他在论述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滑向了极端。经济基础的确非常重要，但是还远没有到达能够决定一切战略问题的绝对地步。
对经济基础在战略实行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论述，并不是评析的主旨。评析的主旨，是为了使人们明白，任何一种要素的作用一旦被无限夸大，都不避免会导致偏颇的理论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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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战略学派之间的交融
在许多人看来，三大战略学派之间对立的说法太过勉强，甚至于根本就不存在这三所谓的三大战略学派，因而它们三者之间的交融就更无从谈起了。
韩非子之所以能够将法、术、势三派整合起来形成一整套完备的法家理论体系，那是因为尽管这三派侧重点和实践特征不同，但是却都是以法为依托的，这样既然有共通之处就可以以法为主线条将这三派综合起来比较和却粗存精。现在，无论尚谋派、重权派还是奠基派，尽管其侧重点各不相同，可是其共通点却都是以实力为主线条的，所不同的只是它们各自关注和考察实力的角度不同，尚谋派站在了使用实力这一角度、重权派站在了维持实力这一角度、而奠基派则站在了创造实力这一角度，实际的情形中，也还有某一派在侧重一点的同时也关注其他一点或两点的做法，这些都足以说明三派之中的任何一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不是绝对的，而这就为三派的统一提供了可能性。
由于三个不同的战略学派侧重点不同，因而就会使得某一面被过分夸大的同时也使得这一面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尚谋派过分重视谋略的作用，这一方面导致他们轻视实力，另一方面却也使得谋略的内涵、外延与作用得到了尽情地施展；重权派过分推崇实力的作用，这一方面导致他们轻视谋略，另一方面却又使得实力的内涵、外延与作用也得到了尽情地发挥；奠基派并非不关注实力的使用问题，但是由于其过于强调实力的创造因而相对忽视了实力的使用问题，但是奠基派的贡献却是将实力如何产生这一问题充分地发掘出来了。
正因为三派对各自的侧重点各有重大贡献、同时又对各自的侧重点各有过分夸大之嫌，因此只有在比较之中才能使人准确地了解到实力的产生、实力的维持与实力的使用这三个方面的内涵、外延与作用，而能够使人准确地了解这三方面，自然而然地就使得三派之间在比较的过程中渐渐交融以致于终于形成为一整套集大成的理论体系。
尽管三派各有弊病，然而三派对于战略学的历史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没有这三派对于各自相应领域的充分发掘，就根本不可能形成今天集大成的战略理论体系，由此现在及今后研究战略的人务必从源头出发充分了解和探索三个不同的战略学派以便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和研究战略。
反对唯实力论
在反对谋略至上之类观念的同时，我们也必须避免使我们的战略思维滑向另一个极端，即反过来将实力当成解决一切问题的决定条件，由此也可以将这种实力至上的偏颇论调称呼之为唯实力论。
实力强大，只是表明你此时的状态是坚不可摧的，但是却并不能代表你始终会保持着此种强大的状态。你的实力尽管非常强大，但是如果你不知道如何继续创造实力，而你就必然会越来越虚弱，这是因为你所保有的强大的实力已经变成了静态的、不再进步和提升的“死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这片“死水”终究会逐渐变质、腐烂最终使得你因此而呈现出病态。你所拥有的实力已经强大到无人能敌的地步，可是假若你不懂得如何有效地使用强大的实力，你仍然难以持久地保持住强大的状态，因为这时的你正像一个守财奴一样将巨额财富锁在仓库之中不加以消费、却反而期求能够获取消费价值，尽管别人可能会为了与你做更大的交易而暂时大度地将物品馈赠给你，可是一旦他们发现你其实根本没有消费财富的动机和实际行动时中，你就只能守着你的财富过日子了，所以，保有强大的实力却不加以使用，你甚至根本无法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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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强大，只是说明你拥有解决问题的巨大优势条件，而并不能由此得出你必然会如何的无厘头结论。在任何时候，你都不应当陷入唯实力论的荒诞逻辑陷阱之中。在这一方面，令人稍感遗憾的是，某一部分人的思维模式刚刚从谋略至上的观念中摆脱出来，却又悲哀地陷入了实力至上的极端思维模式之中。对此，仅仅从观念上加以触动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一种全新的战略思维模式，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两种极端论调。
一种新战略理论的诞生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做有诸多弊病，那你说说到底该如何做呢！？当你在日常生活中竭力批判某一种做法的时候，必然会遭到交谈者和旁观者如此的诘问。通常并不是这些人真的想要倾听你的说法，而是他们对你否定他人议论这一做法的一种本能的反攻和对你本身的质疑。如此此时你哑口无言，或者只是机械地将各种自认为能够被认可的论调拼凑起来，而你同样会受到更加激烈的攻击。
事实上，想要整理或创造出一种新战略理论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攻击式的诘问与回应过程中是很难寻求到支点的。人们对于一种新战略理论的审视，并不是首先深入关注这一新战略理论究竟如何，而是习惯于先对提出此种新战略理论的人进行盘问和审察，甚至于在某些时候，问题的焦点已经不是新战略理论本身而转向了对提出此理论之人的关注。
对于新事物如何适应当时社会的问题，英国战略大师利德•哈特认为可以采取间接路线将那些与新事物类似的、人们已经熟知的名称冠以新事物的称谓上，他认为这样就可以在人们情感和思维惯性所能容忍的范围内使他们渐渐熟悉和接受这种新事物。这当然是一种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但是，我并不认为这就是最佳的办法。无可否认，采取激烈的言论对抗的方式存在着重大的弊病，但是两种做法比较起来，还是各有优缺点的。人们不应当忘记，19世纪后半期，当封建体制深入骨髓的晚清帝国想要引进西方现代化的工业体系时，当时进行洋务运动的人费心心机力求将西方工业体系中各种新事物与中国古代已经有过的相类似的事物名称联系在一块，想以此消减传统社会对于西方工业体系的抵触，不过，洋务运动最终还是遭遇了彻底失败，其失败原由很难说是缘自于其对中国传统社会习惯的妥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像利德•哈特那样采用间接路线使人们接受新事物的做法最终遭遇了失败。我的看法是，应当根据具体的状况来决定究竟采用哪一种或几种做法，而绝不应该盲目推崇或机械照搬某个权威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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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说的新战略理论，实际上并不新颖，在此之前，人类历史上就已经大量存在过此种战略理论所描述的战略现象，只不过，之前的那些战略现象不仅空间狭小而且缺乏系统深入的理论框架。由此，我所说的新战略理论，其新颖之处，正在于其理论框架的新颖性，是在研究和整合前人的战略现象及借鉴前人的一部分战略理论的条件下、通过进一步的思考和总结而得出的新理论框架。
针对另一部分人所说的根本就不存在你所说的新战略理论的说法，我的回答是，既然是新战略理论，之前就一定不会存在此种新战略理论。但是，任何一种新的战略理论都必然有一个最初的形成过程和问世的阶段。至于各式各样的新战略理论，其究竟是否具有存在价值，这当然要取决于最终的实践过程，不过，这并不能妨碍此种战略理论的提出者促动此种战略理论形成和问世的过程。
我在主观情感上对于那些不关注理论本身却首先对理论提出者之身份进行非难的做法嗤之以鼻，但是，我也并不刻意去谋求改变这一部分人的做法。我更相信，此种做法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传统中的人之常情。
先秦诸子百家在阐述和践行自己的学说时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习惯于将自己所强调的那一方面无限夸大以致于盖过了其他所有方面。老子强调柔的作用就以为天下之事都是以柔克刚因而柔弱胜过刚强，孔子崇尚仁义因此在被问到一定要去掉兵、粮和仁义之一方面或两方面的时候而认为兵和粮都可以去掉唯独仁义不能去掉，孙武在强调谋略对于战争胜负的重大作用时则将谋略摆在首位而攻城排在末位所谓“上兵伐谋”是也，韩非在强调法治理念时又将法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而“唯法是依”。如此旗帜鲜明、观点犀利，的确有助于人们更多地了解到他们各自所强调的那一方面，可是与此同时也因为他们过于强调某一方面而不可避免地使得他们对其他方面的认知出现了偏差，而过分推崇某一方面、偏差认知其他方面的结果则是他们各自的学说都在演绎到极致的同时又走向了极端。后世人和现在研究者们，如果想要更加准确全面地理解事物的话，就不能完全信奉他们之中的某一种学说，因为这些学说原本就存在着认知偏差和极端趋向，因此最好的做法是进行比较吸收和在比较的过程中研究。
老子在《道德经》第36章中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后世人将其概括为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老子的原意，是要说明柔弱胜过刚强，所谓以柔克刚。
然而，老子的逻辑却是没有来由的，柔能克刚、同时刚也能断柔，所谓水滴石穿，正是以柔克刚，而所谓快刀斩乱麻，正是以刚断柔。这两种情形从理论上都能说得通，然而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其时效性却是天壤之别。一块石头即使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接受滴水的作用，而想要滴穿它也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而一把快刀只要出鞘便可以立即将眼前乱作一团的麻绳斩断。一定要用以柔克刚的办法，那也就是说当事人要等到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才能取得水滴石穿的效果，可是事情却总是发生在当下并要求当事人立即做出可见的决策，所以不能依靠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的效果来处理每天都要遇到的事情。尽管在现实社会中，想要使眼前的决策收到百年之效用的情形也很常见，可这却绝不等同于以柔克刚。
所谓柔能克刚，只不过是众多现象中的一种，因为不可否认的还有常见的以刚断柔的现象，但是老子却只看到了前一种现象而根本避开后一种现象进而一厢情愿地认为柔弱胜刚强，这实在是以偏概全的极端做法。
敌军如果确实强大无比，而我军是很有必要采取以柔克刚的战法以期弥补我方战力之不足的，可是假如敌军实力弱小或立足未稳，而我军又异常强大，那么采取迅速的攻击行动以求一击制服敌人就是最佳的战法了，而这种情形下的战法显然是以刚断柔。倘若一个军事指挥官向来就信奉老子以柔克刚的哲学，眼下敌人弱小而不果断地采取进攻之势、当下敌人立足未稳却不趁机击其软弱之姿，而是一定要采取以柔克刚的办法，这就是不切实际的做法，因为此时刚的一方是我方而柔弱的一方是敌方。假如指挥官一定要采用以柔克刚的办法，而弱小的敌人只会在此过程中渐渐强大、疲弱的敌人只会趁机变得坚固起来，这种情势对比的变化使得敌变强而我变弱，正好符合以柔克刚的战法。然而，这样的指挥官，为了践行其以柔克刚的完美战法而根本不顾及实际情势、因为偏执地迷信于以柔克刚的办法而放任敌军不断强大和日益坚固，这就是养敌纵寇、坐失有利战机，是必须送上军事法庭的。
公元前638年宋国与楚国进行泓水之战的时候，宋军弱小而楚军强大，可是当宋军在泓水北岸布好阵势而楚军的先头部队刚刚渡过泓水、其后续部队正在渡河的时候，则是严阵以待的宋军强大而立足未稳和正在进行半渡的楚军弱小，这时以强大对弱小正是以刚断柔的最佳时机，可是宋襄公却放弃了结果等到楚军全部渡河布阵完毕之后而情势又变成了宋弱楚强，交战的结果自然是强大的楚军战胜了弱小的宋军。由此可以，强大的军队有它的软肋，而弱小的一方则可以抓住这一软肋一击而战胜前者，可是却放弃软肋不去攻击而最终招致失败，真的难以说明是弱胜过强还是柔优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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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又在《道德经》第七十六章中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每每读到此处，都不禁令作者感到十分可笑。人在世的时候其展现出来柔弱的特性，而在他死的时候则留下的是僵硬的尸体，如果排除其他因素，那么人的死亡通常是因为其身体肌体功能的衰老而引起的，老子既然认为柔弱比刚强更为优越，那么为什么柔弱不能将人从死亡的命运中拯救出来呢？况且人的身体机能本来就是在不断承载着其柔弱的部分，而正是因为其身体机能的衰老才使得其柔弱部分无所依托继而导致这个人的生命终结，由此看来，即使不能说人的身体机能更胜于其柔弱的部分、也至少不能武断地认为人的柔弱部分一定胜于其身体机能。
兵力强大的一方反倒不能取得胜利，枝杆强劲的树木反倒容易被风折断，这样的情形的确出现过并且可以找出许多，但是要据此推论出“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则实在是太过片面和极端了。以众击寡、以强败弱，原本是自然之理，所不同的是军事将领们在运用这种自然之理的时候因为其使用方法的不当和外在条件的制约而难以发挥出原有的效力，结果就出现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然而，反观历史，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情形毕竟属于少数，这即便不能说明以众击寡、以强败弱的做法更优越、也至少不能说明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法最优越。
如果树木按照老子所说的道理去生长，那就不能使其枝杆更加强劲，假如军事统帅按照老子所说的话去统兵，那就是说不要使自己的军队变得强大起来，而这本身就是根本违反自然规律和盛衰之道的。说树木的枝杆强劲了就容易折断，那是因为老子看到了强劲的枝杆会更多地与疾风接触因而出现了折断的现象、相反弱小的树枝却可以躲藏在角落里免受暴风的袭击，老子说军队强大了就不容易取得胜利这是因为他看到了由于强大所导致的骄傲自满情绪总是使得军队苦果、而弱小的军队却可以产生积极的进取心态。应该说，老子所看到的和所谈论到的都是真实的现象和的确存在的道理，可问题是，老子所看到的现象和所谈论的道理都只不过是现象和事情的某一个部分而并非全部。正是因为有强劲枝杆的身先士卒、才能使得弱小的枝杆寻求到避风的场所，也正是因为有强大军队的保护才能使弱小的一方受到庇护，假如树木的枝杆全部都是弱小的而它很快就会被周围的树木遮蔽了阳光而这棵树木就永远只能处于委缩状态，假如一个国家总是保持着弱小的军事力量而它就会不断地被周边强大的国家所侵蚀以致于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要说弱小能够在特定条件下战胜强大，这是可以理解并且可以被事实所证明的，可是要因此而推断出弱小胜过强大，则实在是一种荒谬的逻辑，而假如信奉老子哲学的国家真的照着老子的话去做，而这种荒谬的逻辑就会演变成现实的亡国之道了。
湍急的水流可以使千斤重的石块漂浮起来、持续的水滴可以将厚厚的岩层穿透，这的确是事实，可是也只不过是众多现象中的一部分而已，因为在水流减缓或者石块众多的时候，不石块也可以阻断水流，而当岩层只要足够厚或者上边有自然的流水渠道就能够巧妙地化解滴水的穿透作用或者使其变得微不足道。所以，水流的冲刷会塑造着两岸的地貌，而两岸的地貌也会限制水流的形态，这就是说水流的冲刷作用与地貌的限制作用是同时存在的，可是那些信奉“上善若水”的人却根本不考虑与水流之冲刷作用并存的地貌的限制作用，而以偏概全地以为水流的冲刷作用占据着主导地位，由此而得出的观点与结论也必定是极为片面的。
反驳的人说，老子讲的是哲学而你所说的是处事方法，请不要用评判处事方法的标准来衡量一种哲学。但是假如一种哲学不能用处事方法的标准来衡量它，而它的意义或许就只存在于当事人的幻想之中了。而一种不能对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发挥出积极作用的哲学，信奉和倡导它就只会误人误己。哲学必须经得起实践活动的检验，否则就只会流于空想，反过来，只有那些经受得住实践活动检验的哲学才能具备强劲的生命力。老子说柔能克则，而应用到现实中有些时候却并不是这样，老子强调柔弱胜过刚强，可是信奉这种说法的国家真的这样做时却招致了亡国的厄运，这就说明他的哲学论调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不错，强大易于产生骄傲自满情绪，可是弱小却反而容易产生极端自卑心理，按照老子的说法，应该使军事力量不至于太过强大或弱小、只需要保持适中的状态即可，然而问题是适中的状态又总是会产生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坠落心态。而要说不去刻意追求，一切顺其自然，那也就是要使人类社会整体返回到最原始的状态，这实在是违反历史进步之历程的。所谓无所为，本身就是与有为相对应而存在的，倘若一切都有为而无所为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假如一切都无所为而有为也就失去了存在意义，无所为与有为这两者只有失去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就会根本失去存在的意义，可是老子却主张一切无为而治，这就是在撇开有为这一面而单独强调无所为，因而他口中的无所为也就根本失去了存在意义，继而信奉其无为而治学说的人就是在一种荒诞思维的指导下做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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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王朝初年的第二个丞相曹参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而使得新生的汉王朝得以休养生息，然而所谓“萧规曹随”那是说曹参延续了他的前任萧何丞相的治国政策，因此，西汉得以休养生息的原因应当归功于萧何的治国政策和继任者曹参的延续，萧何制定治国政策本身就是有为、而曹参延续萧何的政策本身就是在用固定的政策来治国因而同样是有为，但是那些信奉和倡导无为而治的人却只看到了曹参的不作为而根本忽视了萧何已经定下的那些治国政策，这样只看到某一个阶段或者某一个方面就武断地得出无为而治的理念，这与老子只看到了柔弱胜刚强的一部分现象就片面地得出柔弱优于刚强的做法如出一辙。
无为而治的理念并非不能发挥积极作用，但是总是要有必需的前提条件的，在一方面有为、在另一方面才能无为，而绝不能说是无为胜过有为或者全部都是无为。
智伯瑶之祸并不是因为实力太强
韩康子、魏桓子信奉“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处事哲学而他们两家的实力立即就受到了损伤，赵襄子不信奉这样的哲学、拒绝先给予智伯瑶土地而凭借着晋阳城坚决抵抗智伯瑶结果取得了最终胜利。反驳者说，正是因为韩康子、魏桓子这两家奉行了“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之道先通过献地使智伯瑶日益骄横才招致他的最终灭亡，我的看法是这实在是一种无厘头的逻辑，韩、魏两家之所以能够最终参与瓜分智氏的领地那正是因为赵襄子的及时抵抗，试想，假如赵襄子也像他们两人那样奉行“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哲学而同样向智氏献地，如此则智伯瑶的领地和实力只会更加强大并且果真如此而此时其实力已经相对于韩、魏、赵三家而占据绝对优势，这时假如三家再奉行“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哲学而他们的领地和实力必将更加缩小以致于即使联合起来也战胜不了智氏，况且韩康子奉行“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哲学是为了将祸患转移到魏、赵两家，魏桓子奉行“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是为了将祸患转移到赵襄子身上，而到了赵襄子身上时他已经没有可以转嫁祸患的对象因而只剩下了忍无可忍因而只能奋起抵抗。由此看来，韩、魏两家奉行“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处事哲学还没有看到知伯瑶由此产生骄横情绪而这两家的实力却已经先受到了削弱，赵襄子拒绝“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处事哲学而凭借坚固的城池坚决抵抗才终于导致了智氏的灭亡和最终的胜利，韩、魏两家在关键时刻倒向赵襄子反过来合力攻灭智伯则是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会在赵氏灭亡之后遭遇同样的厄运，信奉“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哲学的韩、魏两家的实力原本已经被削弱而其应该感到庆幸的则是不信奉这种哲学的赵襄子坚持抵抗才为他们提供了瓜分智氏领地的机会。结论是，韩康子、魏桓子信奉“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能够最终扩大领地其中的运气成分占了许多，赵襄子拒绝“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哲学而坚持抵抗才使韩、魏两家收到了实惠，这样看来，“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处事哲学实在是不值得提倡。而之所以说反驳之人的逻辑是无厘头的，那是因为在他们的论调中，信奉“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哲学以致于使自身受到削弱、差一点遭遇灭亡厄运的做法反倒受到了赞赏，而拒绝“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哲学坚持抵抗才赢得最后胜利的做法反倒被忽视了。有些人信奉“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哲学，另一些人拒绝“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做法，前者信奉一种哲学的收获却要通过后一种不信奉此种哲学的人来实现，这实在是对此种哲学和处事方法最大的讽刺。由此种讽刺的结果现来印证太刚易折进而奉劝一个国家不要使自己太过强大，这就更是荒谬至极的说法了。
匈奴王冒顿
冒顿前两次采用“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做法只不过使他丧失了一匹千里马和一个阙氏而对他的整体实力并无损伤，第三次当东胡王要求千里之地时冒顿却断然拒绝了并立即向东胡发起攻击。反驳的人又说，正是冒顿采用了“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做法才使得东胡王渐渐被许麻痹进而招致偷袭而亡国的，由此可见此种哲学的效用是很明显的。但是我却不这样认为，从冒顿两次采用“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之做法和最后一次断然拒绝此种做法的行迹看来，冒顿本人是根本不信奉此种哲学的而他两次采用此种做法则会只不过是出于现实策略的考虑所施行的权宜之计。况且，冒顿之所以能够在最后一次拒绝此种做法进而获取偷袭成功，实在是因为他始终秉持着不给予东胡人以实惠的原则，一匹千里马、一个阙氏对于匈奴国来说根本微不足道、而对于东胡王而言同样如此，然而之所以两者会对此种索要和赠予饶有兴趣，那是因为这两次索要和赠予代表着匈奴国在仪式上臣服于东胡国，而一千里的土地关切着匈奴国的版图规模、实力大小，但凡牵涉到这种能够在实际上使匈奴国遭受巨大损失的做法冒顿就坚决拒绝了。我们无法探知假如一开始东胡国就向匈奴人索要一千里的土地或者直接有损于匈奴军战力的上万匹马，而冒顿是否还会像赠送一匹千里马和一个阙氏那样大度，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一旦冒顿照此种要求来做而他的匈奴国的版图就立即会缩小一半以上或者匈奴军的战略立即会遭遇巨大的损伤，那样即使仍然能够偷袭东胡国而由于匈奴军实力已经受到重大创伤，偷袭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了。由此可见，真正保障冒顿能够最终成功灭亡东胡国的是他保存完整的实力而绝非他信奉“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哲学。此外，像智伯瑶之祸中的情形那样，冒顿两次采用“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做法的收获却要通过最后一次拒绝采用此种做法的行径来实现，这至少可以说明“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哲学和处事方法并不能保障成功和收到实际效果，这样人们就没有理由再去盲目地信奉此种哲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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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兰切斯特方程式的修正
1914年英国工程师兰切斯特（F.W.Lanchester）在研究空战单位最佳编制的“战斗中的飞机”一文中率先提出了其著名的兰切斯特方程：
近距离交战时，任何一方参战单位数量与参战单位战斗效率成正比，概称之为兰切斯特线性定律；
远距离交战时，任何一方参战单位数量与参战单位战斗效率的平方成正比，概称之为兰切斯特平方定律。
兰切斯特方程深入揭示了军队数量与质量对于实际战斗结局的影响，但是，却并不全面，甚至于某些时候根本与实际情形相反。这是因为，该方程忽视了第三个决定战斗结局的变量，即军队的作战方式也即通常所说的战术。
兰切斯特方程所用来表达的主旨是，军队实战杀伤能量与兵力数量、质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杀伤能量却绝不仅仅是数量与质量之间的乘积。大家都知道爱因斯坦的质能公式中，物体的质量与加速度的平方之间的乘积相当于能量，而加速度很显然既非质量更非数量，而是根本区别于质量和数量的第三个变量，即运行规律或者说行为方式。所以，要想全面、准确地表达一种动态的事物，就需要用到三个变量，即数量、质量与运行规律，这三者之间的综合才是事物的全貌。
这样，兰切斯特方程应该加以修正和补充，最终得到的有关战斗效能的方程工为：
军队实际作战效能=参战单位数量×参战单位战斗力×参战单位战术排列
修正后的方程式通用于军队在远、近距离时的作战，但是，这也只是揭示了作战效能的一般原理，要想更为准确地揭示出军队实际作战效能的决定因素，还是要借助于爱因斯坦的质能公式。参战单位数量，对应于数量；参战单位战斗力，对应于质能公式中的质量；参战单位战术排列，对应于质能公式中加速度的平方。这样，就可以得到军队实际作战效能的准确方程式：
军队实际作战效能=参战单位数量×参战单位战斗力×参战单位战术排列之平方
此外，人们对于兰切斯特方程的某些误解也必须一一加以解除，比如一部分人认为兵力质量在现代战争中已经居于主导位置，数量退居次位。此种观念不仅是片面、极端的，而且同时还是十分危险和有害的。对于军队而言，其实际作战效能的最大发挥中，兵力数量、兵力质量与兵力的战术布置这三方面是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的，只不过在不同的具体情势中三者所各自发挥作用的程度大小有所差异。
数量不是简单的叠加，质量也不是简单的重组，当人们在倡导质量革命的同时，切忌将数量想像成静态的简单叠加，数量与质量一样也有着自身内在的动态逻辑，因此，在倡导质量革命的同时也千万不要忘了数量同样需要革命。
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在一个更大的层次中都是相对静态的东西，要想真正促使这两者发挥作用，还必须得依赖于运行规律即行为方式，离开了行为方式数量与质量就根本无法发挥出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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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本身就是一种政策形式
战争与和平
并不是为了战争而战争，也不是为了和平而和平，战争与和平都只不过是治国的手段。战争与和平这两种对立的概念和政策原本就不能代表战略的全部内容，而只不过是两种常见的政策形式。
为了战争而战争，国家就会陷入穷兵黩武的恶性循环之中；为了和平而和平，国家就会对必要的战事视而不见。穷兵黩武的国家必然会因此而走向衰败，对必要之战事视而不见的国家必然会因此趋向苟安。
战争是否有益于国家？和平是否有益于国家？是要采取战争政策还是要实行和平政策，这是要根据国家的具体需求而定。但是，有些人却说战争一定有害于国家因而一切形式的战争都应当规避，另一些人则声称和平必定有利于国家因而必须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这些人的说法，就是不顾实情的一概而论。假若前一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二战中的中国人和苏联人就不应该抵抗德国、日本的侵略，因为抵抗必定会对国家有害；倘若后一种论调正确的话，那么20世纪30年代末英国人和法国人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就不应当受到指谪，因为绥靖本身就是在规避战争维持既有的和平局面。
军事战略定义拓展
最初被称作为军事战略的那种东西，用以指代的只是直接的统帅军队作战的方法，此后军事战略的定义和内涵不断得以拓展，但是始终离不开军事战争这一主旨。这就导致了军事战略的定义生而适用于战时，平时谈论军事战略就会被视作为是杞人忧天和纸上谈兵。
假设军事战略的内涵真的只有军事战争的话，那么军事战略的定义是根本难以拓展的，但是更具体的说法是军事战略是有关如何指挥军队作战的学问。这样，军事战略中有关战争的部分，其实是有关军队本身的使用问题，而军队本身承载着军事力量并可以用军事力量来进行概念替代的。结果是，最初那种狭隘的有关战争的军事战略，可以解释为使用军事力量作战的方法，而同时，军事战略的概念范围也就大大得以扩展。因为使用军事力量作战的方法，在一个更大的层次中从属于使用军事力量的方法这一宏观概念之中。而使用军事力量的方法，又可以理解为宏观的军事战略定义范畴，并且使用军事力量的方法也肯定不仅限于军事战争。
尤其是当人们越来越注意到使用军事力量的方法也并不构成军事战略的全部内涵而只是其中的一个内在要素的时候，之前那种将军事战略等同于统帅军队作战的说法已经根本难以适应军事战略的发展需求了。不仅仅战时，而且在平时，有关军事力量及其应用的问题也是很突出的，因为假如一个国家在和平的年代里不懂得如何处理其军事力量发展与国家、社会整体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个国家就无法避免其军事力量损害国家、社会长期发展的事实。更进一步，倘若一个国家的人不知道在平时该如何建设和发展军事力量本身，而其国防体系、应急体系就根本无法适应内在和外在的环境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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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的年代里，同样也需要军事战略，也需要对军事力量的本身及其整体的活动过程作出准确的理解和运用，这一点现在是确实无疑的了。鉴于在人们的印象中，战争与和平、战时与平时是两类根本对立的说法，现在所产生的问题是在这两种状态下的军事战略是否也是根本对立和水火不容的？或者说有没有一种理论，能够普遍适用于战时和平时，只不过根据两者所处的具体环境状态作出具体的方法论上的调整？答案是肯定的，但前提是必须找到战时与平时两种军事战略之间的共通之处，而这一共通之处即是军事力量这条主线。战时的军事战略，主要是有关运用军事力量及其整体活动过程以赢得战争最终胜利的问题，而平时的军事战略，则主要是有关运用军事力量及其整体活动过程以保障国家与社会安定、健康向前发展的问题。战争的胜利和国家、社会的发展，则都在事实上从属于国家的政策目标这一框架之中。
由此，的确可以说，存在着一种通用的军事战略理论，能够凭借着某一种方法论适用于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势。而这种通用的军事战略理论，即是以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和使用这三个环节为主线，用以指代建筑在此三个环节基础上的军事循环系统的理论。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平时，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和使用这三个问题都是隐藏在所有军事现象背后真正的内涵，军事力量运用密度和需求层次的差异，丝毫不能防碍军事战略理论的应用和继续发展。
不过，也有一种声音质疑过某些军事著作太过纠结于战争与和平这两种简单对立的概念，的确，有关军队的问题，在许多时候也绝非是用战时和平时这个简单的对立词汇所能概括的，甚至于军队本身的问题、其所涵盖的内容要远远大于战争与和平这一种矛盾论。如果人们肯承认这一点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一样在给军事战略下定义时仍然以战争或和平来作为简单的分界线，而是应当将视野放得宽广一些，至少不会将战争与和平当成是论述的主题。
那么，现在及后来的研究者们，是否应该根本摒弃掉那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从一开始就力求以整体、全面、准确的视角来审视和探索军事战略？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从一这角度出发，所有有关军事力量及其活动过程的问题，则都可以纳入到军事战略研究的范畴之中。如此以来，而军事战略的内涵就会持续得到延伸，而其定义自然也就能够继续得到拓展了。
消除那种二元对立的简单论调，以一种自然而然的平常心去探索和研究军事战略，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加客观地寻找到军事战略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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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的要领
军事战略的三个环节：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实力与实力的产生、实力的使用是三回事。
自来水原理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军事战略中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让我们用自来水原理来作比拟：
自来水原理分为三个环节，其中第一个环节是抽水，第二个环节是蓄水，第三个环节是用水。当你在房顶上新装上自来水系统后，你首先要往蓄水箱里面抽水，为此你需要打开电闸促使抽水机运转从而将地下水通过接好的水管抽到水箱里面；在水箱里面的水抽满后你关上电闸，而水箱这时就自然地发挥着蓄水和保持水量的作用；最后一个环节，当你需要用水时，你只需要扭开房间里面设置的水笼头而水就会从水箱里面通过接好的水管自动流出供你所用。
水箱里面的蓄水能够用多久，取决于你所设置以供用水的水笼头的数量、你所限制的水管出口的大小和实际用水人数及次数的多少，最后还有你究竟在水箱里面蓄了多少水量；水箱里面能够否持住蓄水量，则取决于水箱的大小、水箱对于水本身质量的维护及你究竟能够往水箱里面抽多少水；那么什么会决定你能够往水箱里面抽多少水呢，除了水箱本身的因素之外，就取决于你的抽水机及抽水管的功率和管口大小、当然有时也会取决于电量的大小及是否有电。
当你决定只抽一次水的话，而你水箱里面的水量是既定的和有限的并且不会再增加，这时你所能够使用的水量也必然是有时间和用量限制的。这种情形在军事战略中我们称之为有限兵力，即你手中所掌握的兵力是有限的并且不可补充的，当你所能使用的水量有限时你就会千方百计地节省用水和尽可能多地延长用水时间，同理，当你手中所掌握的兵力有限时，你就会千方百计地节约兵力和尽可能地使用有限的兵力收取更大的战略效果。
当你决定可以多抽几次水，但是次数是固定的，而当你水箱里面的水用完时你仍然可以获得新的水量，但是由于你固定了抽水的次数，因此实际上你所能使用的水的总量仍然是有限的。这种情形在军事战略领域中我们形容为兵力会得到有限的补充，你手中现在所掌握的兵力在用完之后或者之前就会得到及时的补充而你可以继续使用更多的兵力来作战，但是由于你所能获得的兵力补充数量及次数是有限的，因而实际上你所能够使用兵力总量仍然是有限的，这时你所要思考的是如何使用这总量有限的兵力收取最大的战略效果。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无抽水次数限制的情形，事实上这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常见到的情形，只要水量用完了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