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第三讲 政府、市场和公共政策的关系分析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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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政府、市场和公共政策的关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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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 09 Sep :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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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零售观察（三）：风口上的新零售，将如何定义商业未来？
/statics/sike/posts/523848.html
Thu, 07 Sep :00 +0000
<![CDATA[　　面对新环境、新挑战，“新零售”的发展成为一种共识并迅速被推上行业风口。根据“新零售观察”系列前两篇的探讨，新零售显然不是现有零售场景和业态的简单相加，而是重构后全新的商业业态。作为本系列的小结，本文将对新零售的未来进行研判和展望，从“新零售”的发展态势、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等方面，探讨“新零售”如何定义商业未来。
新零售的发展需要关注自身问题，加强管理和模式优化。
驱动新零售：瞄准消费趋势
　　消费升级和技术革命是新零售发展最重要的两个驱动因素。技术如果有愿景、有需求就可以去开发研究，但是，从了解用户需求到深谙商业发展的逻辑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因此，瞄准未来的消费趋势已成为驱动新零售发展至关重要的一环。
　　新零售的发展需要看到消费的偏好和发展趋势。第一，线上线下融合、最大限度满足消费者。第二是多元跨界，多业态与商品跨界、交流，把隔阂彻底打通。第三是新供应链的产生包括生产、销售、支付、广告一体化、智能化。第四是社区商业发展多元化，现在百货份额在减少，趋势是化大为小，要适应新时代和新技术的发展。
——著名华人经济学家 姚树洁
　　未来零售发展方向要关注几个点：一是要加强技术创新应用，现在新零售模式很多，包括无人零售，技术上不成熟，未来进一步加快多种技术及软硬技术结合，增加体验功能，才能更适用消费者的需求。二是要增强智慧供应链的建设，新零售发展背后有强大的支撑是供应链体系，未来通过整合物流、支付、智慧机器、数据存储各方面资源，促进供应链上下游整合和零售业升级。三是适应消费升级趋势，强化消费体验的功能，强化应用一些新技术，增强消费场景体验化和场景化，促进消费者更多参与到整个零售业发展过程中来。
——商务部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副主任 路红艳
　　新零售需要向产业深层次延伸。互联网平台，无论是做互联网平台还是做先消费的提供商，根据流量方式对整个产业发展有重要作用，流量很重要。在制造业延伸方面，一是大力发展个性化定制，除了目前线上线下推介一些国外产品，建议更多选择国产商品进行推介，将国产商品变化趋势和消费者评价信息反馈给企业，助推民族工业质量和品牌的建设，实现工业转型升级。二是包装规格化，也可把更多的农产品纳入供应范围，对智慧农业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郭春丽
护航新零售：更新企业管理和政府监管
　　7月初，商务部发布的《中国零售行业发展报告（年）》中就指出，零售行业变革发展仍然面临一系列挑战：商业网点发展不均衡、结构性过剩、配套设施不完善等问题依然存在……新零售的发展需要关注自身问题，加强管理和模式优化。与此同时，创新监管思路更是行业发展的重要保障。
　　新零售的未来发展要注重学习吸收传统产业的经验。新零售是互联网向传统零售业的延伸和融合，能够拓展新业务、实现跨界和业务量增长，但这种融合没有根本改变商贸流通的经济发展新规律。一些电商类企业除了技术方面比较熟，还是缺少传统行业的管理经验，在跨界融合会有很大风险。所以，新零售发展过程中，传统领域的运作经验不能丢。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郭春丽
　　现有制度还没有形成对行业或者商业模式的限制，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应用过程中，对监管部门提出了新要求。以往监管和生产所依赖的基础理论框架会发生变化，零售的治理要进行调整，从以前对物质、行业的管理逐步转向对人的管理。从调整物和人、物和物之间关系，转向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首先从监管途径上要更加专业化，将中介组织、大平台、媒体引入治理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从监管主体上，要更加关注服务型消费。从监管内容上，要使商品向服务过渡，从具化的商品向类别化商品过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王青
布局新零售：经济新动能的储备力量
　　新零售塑造了新的生产关系，也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创新机遇。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新零售发挥的作用日益显现，展示出强劲的动能，未来新零售也将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新活力。
　　中国零售业里要25%—35%是浪费在库存上，因为库存无效或者低效。新零售中，利用大数据来精准的匹配需求人群和合适的商品，让好的产品以合适的价格和最便利的方式出售，这样就可以越来越接近有需求的消费者，实现去库存的目的。通俗讲是“好东西不贵“，其实这就是通过优化供应链进行供给侧改革。
——银泰商业CEO 陈晓东
　　降成本、提效率只是新零售的“短期效果”，从更长远、宏观的角度看，“新零售”的发展将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甚至有望催生一批新行业和新产业。目前，AR/VR虚拟技术已经为传统商贸业增加了新的服务内容，新零售可以以新技术为基础，培育出以体验为核心的新型服务业态。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郭春丽
　　从被质疑到达成共识，风口之上的“新零售”将在新技术和新消费需求的驱动下，不断探索未来的商业生态，加强管理和模式优化，日益显现其调整经济结构、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未来新零售的发展仍需不断提高驱动力和持续力，以此推动自身不断前行。新零售的重构将会带来怎样的新变革，让我们拭目以待。（编辑：任琳贤）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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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中国的“退休消费”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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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 05 Sep :00 +0000
从退休到养老是有很长一段时间的。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在近日的一场演讲中提出，中国的“退休消费”才刚刚开始。他认为，有了钱的中产阶层现在开始退休，他们正处于可以消费的时候。
　　中国的消费水平太低，不是说收入水平低，而是说“消费”占我们的收入比重比较低，未来潜力很大！
　　消费水平较低的另一面，是储蓄水平太高。近些年，我们努力调整，努力地降低储蓄的比重，提高消费的比重，提高居民的消费，即便如此，现在仍然有较高的国民储蓄率。
　　而这就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现在大家常说的：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多钱？
　　有人常说货币多、货币超发，当然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这些钱都到谁的手里了？都是通过人们的收入储蓄起来，放在了银行的账户上。中国不仅仅有居民储蓄，企业也储蓄，政府也储蓄。企业储蓄通常指的是没分配的利润，有时候利润很高，但是它不分配。现在大家经常听到一些声音：没有投资对象，不是因为货币多了，是因为手里的钱多了。
　　中国这两年正在调整投资，很多企业走出去，到外面看到了新的投资机会，政府也开始走出去，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消费实际上是被压抑的。解决这一问题，就涉及到消费增长的一些动力，一些决定消费增长的因素。
　　首先还是收入的增长，毕竟有钱才能消费，这是最基础的，高消费的国家一定是高收入的国家。
　　如果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能够增长的话，消费会增长得更快。因为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弹性比较高，他们现在挣点钱都花了，孩子教育还没保障，所以收入多一点，往往花的会更多。
　　其次，要有好的社会保障。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有利于消费支出，因为你的后顾之忧比较少，为未来存的钱可以少一点，你当前的消费就可以更高一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些年这么着重进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原因。
　　再次，是信贷消费、信贷金融的发展，这个互联网起到了很大作用。大家不要以为我们的消费信贷不发达，有了互联网，有了P2P，有了互联网金融以后，信贷金融有了很大的发展。一方面是房贷，一方面是互联网做的短期小额消费信贷。
　　最后，还有互联网电商的发展。送货快递车里边装的什么？不都是中国制造嘛！不都装着消费品嘛！现在，偏远的小城、农村，都可以买到以前只有大城市才能买到的很多东西。
　　接下来，我们再分析现阶段，在促进消费的过程当中，我们该往哪些方面去做文章。
　　现阶段的消费增长会有一些特点。首先，中国人的物质消费还远远没有满足，服务性消费已经开始增长。什么叫物质消费？就是“买买买”这个过程还远远没有结束。据说有钱人出国已经不再买东西了，但是新一批的有钱人又来了，第一次出国的人又来了。随着收入的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买东西，开始有更多的钱买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不要小看中国这个实体经济、实体产品的消费，这从长远来讲是基础，从现在来讲也是增长最快的部分。
　　与此同时，服务性消费现在开始大幅增长，服务产业就是所谓的第三产业。在这几年大家越来越多地买教育、买健康、买医疗、买体育、买旅游，大家多元化消费向服务业的转变正在开始，而且这个势头今后这些年会越来越强劲。
　　第二就是传统消费和新型消费同时增长。经济消费是什么？我们的手机、我们的娱乐，都是基础性消费。中国的发展是处在这么一个阶段，很多基本的需求还没有满足，从住房到家庭生活，这些基本的必需品还没完全被满足。毕竟我们还有较大规模的低收入阶层。在这样一个经济结构当中，等到这些人的收入逐步增长以后，他们提出的需求仍然是基本的、传统的需求。他们要买房子、买家具，然后买汽车，等等。传统型消费很大程度上，与城市化的发展相关，消费就是人们进城的过程。
　　人到哪儿去了，消费市场就会到哪里去。然后娱乐、文化、精神上的消费也会加快增长，和健康、教育相关的消费一定是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长，甚至比收入的增长更快。
　　中国人历来重视教育，现在越来越重视健康。最近流行的一个笑谈与“保温杯”有关，认为拿着保温杯的人，已经到一定年纪了。但是保温杯里边是什么呢？是养生。这种与健康相关的需求，会有大幅度增长。
　　你不要小看这一块市场！它的增长速度可能很快，其实在一定意义上，小米的雷军就是看准了这一块市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不能光看到那些高端的市场，在低端的市场上也能有所作为，这是我们发展中国家市场的特点。
　　高端市场就更侧重于服务，更侧重于休闲、旅游、文化、娱乐、健康、养老等等，这方面服务业的比重会更高。消费未来的提高，大概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业的提高。据国际信用卡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高端服务业的增长是未来的趋势。
　　以前，中国旅游者出国往往住着廉价的酒店，吃着方便面，晚上也不去看SHOW，就爱去商店“买买买”。而发达国家，收入比较高的国家，人住的往往是最好的酒店，吃高档餐厅，晚上去看音乐剧，但不买东西。但现在，中国高端人群不买东西了，更多偏重于服务性消费了，吃住都转向高档的消费场所。
　　记得我当年出国留学的时候，到美国、欧洲，看到他们穿的衣服比我们好，而最让我震惊的是人家都干一件事穿一种衣服。而现在，中国人也知道，运动时要穿专门的运动服了，这就是变化。在不同的场合，你要有不同的服装。这种精细化、专业化、功能化、仪式化的倾向，就会创造大量的需求。
　　最后，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的“退休消费”才刚刚开始。现在人们多数用的词叫做“养老消费”，但从退休到养老是有很长一段时间的，也许80岁才开始养老，而60岁到80岁有20年的时间，正是有钱又有闲还可以玩的时候，是可以消费的时候，这时候都不叫养老。我们上一辈的老人，退休时没钱，他们一辈子没挣过什么高工资，也没有高消费的习惯，通常不会开车，也没有世界各国旅游的这种习惯。他们就是习惯攒钱，攒钱给孙子买房子。
　　而新一代的退休者正在形成，这批退休者是我们改革开放经济增长以后，挣了高工资的中产阶层。有了钱的中产阶层现在开始退休，这些人退休后甚至可能开始计划周游世界。他们退休前是有钱，但是可能没闲，而现在又有钱又有闲，就开始要享受生活了。
　　前一段时间，有朋友介绍了一个坐游轮从南极到北极的旅游项目，需要88天，有很多人跳出来说，退休之后第一个就要去参加这样的活动，可见大家都在开始考虑这个需求了。
　　在我看来，退休的生活大概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退休，一个阶段是真正的养老。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正在发生着变化。我们说消费转型、消费升级也正在发生，这个发生不是一天两天发生就完成的，它是一个历史的进程。从经济的增长到中产阶层逐步地形成，然后到各种消费的发展，它是一个需要经历几十年的过程。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抓住机遇，使得我们的市场、企业、商业都能够更好地发展。（编辑：吴亚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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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零售观察（一）：从概念到趋势，新零售到底“新”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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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 05 Sep :39 +0000
<![CDATA[新零售激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全盘棋局。
　　全面赋能、覆盖100万便利店、天猫品牌授权……作为阿里新零售战略的最新布局，“要改造传统小卖部”的天猫小店一经推出，就引起了社会广泛讨论。
　　新零售，毫无疑问是2017年行业最热的词汇之一。新零售有怎样的前世今生？新零售时代是否已经到来？这个对普通人来讲稍显复杂的词汇，我们该怎样理解？本文作为“新零售观察系列”的开篇，通过梳理“新零售”概念的发展与演进，带你探究“新零售”的内涵和商业逻辑。
新零售，新在哪？
　　基于互联网而产生的电子商务，自20世纪90年代诞生起，已先后经历了雏形期、发展期、稳定期和成熟期四个阶段。到2015年，实体零售企业纷纷开拓线上渠道，电商企业则开始探索线下模式。一个明显的趋势是：零售业的原有边界正在被不断超越与打破，线上线下及物流呈现融合发展态势。业内人士及学者专家开始意识到，原有的一些零售概念似乎已经无法准确地描述当下的零售，其内涵应更加丰富，外延也应更加宽广。
　　新零售这一概念最早可以溯源到2016年10月。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云栖大会演讲中第一次提出了“新零售”一词——阿里巴巴将不再提“电子商务”，“因为电子商务只是一个摆渡的船，只从河岸这一头搬到另一头”，取而代之的是发展新零售。
　　多年来，虽然在线零售业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但增速放缓也是不争的事实。纯电商时代很快会结束，未来的十年、二十年，将没有电子商务这一说，而是“新零售”这一说。
　　线上线下和物流必须结合在一起，才能诞生真正的“新零售”——企业以互联网为依托，通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商品的生产、流通与销售过程进行升级改造，并对线上服务、线下体验以及现代物流进行深度融合。
　　新零售概念的出现不是偶然。如果考察新零售出现的经济背景，不难发现：中国电子商务总交易量近年来增长放缓，在线交易有触顶趋势，竞争激烈。基于这一现状，电商企业开始将触手延伸到线下。因此，早在“新零售”这一概念提出之前，以阿里、京东等为代表的电商就已经纷纷在线下门店发力，自建门店或与已有的品牌合作。
　　再看传统零售行业，近年来全国连锁百强零售企业在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收入占比和增长率不断下滑，同比增长远低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日益增长的租金成本和人力成本，电商平台的兴盛以及整体社会消费习惯的变化等都在侵占着传统零售的增长空间。而传统零售门店在受到电子商务冲击之后，虽然努力建设线上平台，但简单的渠道融合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实体零售的困境，尤其是以苏宁和国美为代表的传统企业，在向线上零售形态转型的过程中实际增长有限。
　　上述情况说明：不同零售业态自身遇到了困难情况。而在各自的转型过程中，双方交互融合并不充分，仍然“各自为政”。这显然不应成为零售行业的常态。基于这样的背景，强调“实现线上线下产品和服务的充分融合，实体与虚拟消费体验的无缝对接”的“新零售”，才被认为是双方多年博弈之后零售业的“帕累托最优”增长解。
　　而对用户端来说，消费升级的趋势倒逼零售企业变革。中国的消费市场已经进入了“双轨”并行的时代，一边是中产阶层以及上层中产的快速崛起，他们的消费需求升级倒逼零售业全面转型；一边是伴随着互联网成长的具有极强消费实力的80/90/95后（新兴消费群体），消费个性化以及便捷娱乐性的特质成为了新的消费增长引擎之一。
　　此外，现代物流、移动支付、金融、技术系统等新零售需要的基础服务不断完善成熟，真正可以为线下线上融合这个目的提供支持。
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新零售概念一出现，就得到了广泛的社会回响。这并非由于创造出的这个词汇本身有多高明，而是这一概念切中了变革时代消费行业发展的脉络。
从概念到现实：新商业模式落地
　　业内普遍称2017年是新零售的“元年”，整个零售行业以远超预期的速度迅速捧起了这个“风口”。行业大咖们开始紧锣密鼓地布局，各式各样的热点事件层出不穷。
　　而这些动作同一个指向是：打破当下的藩篱，探索零售业新的商业模式。
　　雷军认为，“新零售的本质是高效，要用电商的优势做零售”。作为手机公司、移动互联网公司和电商公司，小米创立至今，其发展模式令人深感雾里看花。雷军则表示，小米更早之前已经在战略上验证了新零售的可能性——小米之家（线下店）模式。
　　新零售的本质问题是效率，电商是一种高效率的新零售。“新零售”就是通过线上线下互动融合的运营方式，将电商的经验和优势发挥到实体零售中，改善购物体验，提升流通效率，将质高价优、货真价实的产品卖到消费者手里，以此实现消费升级。其实现不仅需要将互联网和实体的零售渠道相融合，还包含了研发设计环节的创新、生产制造环节的优化、供应链的改造、基于大数据能力的消费需求分析等。
　　相比之下，京东掌门人刘强东提出了一个不同于新零售的概念，他称当下的零售业变革正拉开“第四次零售革命”的序幕。零售业公认的革命有三次：百货商店、连锁商店和超级市场。第四次零售革命是建立在互联网电商基础上、又超越互联网的一次革命，它将把人类带入智能商业时代。
　　在刘强东看来，“零售没有新旧，技术驱动零售系统的优化”。两人虽然对未来销售与技术、消费大数据紧密联系的观点有一定共识，但分歧也甚为明晰。
　　零售没有所谓的新旧，因为零售业的本质离不开三个基本要素：成本、效率和体验，零售的改变实质是其背后的基础设施的改变。下一个10年到20年，零售业将迎来第四次零售革命。智能技术会驱动整个零售系统的资金、商品和信息流动不断优化，在供应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在需求端实现“比你懂你”、“随处随想”“所见即得”的体验升级，这样，未来零售基础设施会变得极其可塑化、智能化、协同化。
　　作为实体零售业巨头之一的苏宁，也在这一轮零售业变革中探索着自己的路径。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总结了苏宁的发展经验，提出了“智慧零售”的概念。他认为正是智慧零售的兴起，打破了线上或线下单边发展的局面。
　　智慧零售真正核心的内在本质是消费升级、技术浪潮所推动的第三次零售革命。零售业共经历了三次“零售革命”，前两次零售变革，分别是以连锁店为代表的实体零售和以互联网电商为代表的虚拟零售。未来零售是智慧零售，运用互联网、物联网技术，感知消费习惯，预测消费趋势，引导生产制造，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真正让科技服务生活。
　　决心发展新零售的代表企业还有刚刚更名不久的国美零售控股有限公司（原名为国美电器控股有限公司）。2016年底，国美就宣布了要重新定义零售，提出“6+1”新零售战略，建立以“用户为王、产品为王、平台为王、服务为王、分享为王、体验为王＋线上线下融合”的社交商务生态圈。
　　国美控股的杜鹃女士阐述，6张零售王牌在逻辑上层层递进，形成完整的生态闭环，而线上线下的融合则致力于为用户提供首屈一指的服务，形成对用户利益最大化的新零售模式。国美互联网CEO方巍则进一步阐释，线上线下的融合不是将两者连接在一起那么简单，也不是实现所谓线上线下价格统一，而是把线上线下业务作为一个整体来运营。
新零售，经济转型变革的起点
　　在中国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新零售”的横空出世成为一个新亮点。今年两会，作为新零售核心内容的“推动实体店销售和网购融合发展”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目前移动互联时代、数据驱动背景下，通过对传统商业领域生产、消费的数据化改造，优化数据，提升效率，用技术创新商业模式从而创造新的价值，已经成为非常显性的趋势。
　　这一趋势也得到了学界的回应和广泛讨论。经济学家李稻葵表示，无论是当下还是在未来二三十年内, 消费都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三大增长点之一，而“新零售”对消费市场的影响作用显而易见。他同时认为，“必须看到，新零售不是对传统零售的否定和抛弃，和传统零售业也不是替代、竞争关系，完全可以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和谐共存。”
　　国家发改委经济所副所长郭春丽认为，“新零售”既是互联网新技术在更大范围内的应用，也是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能延伸出新型业态，未来可能还会催生新兴产业。
　　在她看来，新零售更加注重消费者的体验，依托线上线下一体化平台获得大数据信息，然后将大数据高效、精准、及时地反馈给生产企业，给消费者提供个性化的定制服务，更好地满足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需求。
　　不仅如此，新零售还能通过智能化技术，融合线上、线下资源，改变商品到达消费者手中的效率和方式；利用AR/VR虚拟技术增加传统商贸业的服务内容；借助渠道、消费体验的优势帮助国产品牌做大做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青指出，新零售不是一个零售环节的问题，而是产业链和价值链重构、要素重构的过程，是以消费者为核心对市场要素、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最终形成新的商业生态，“因此，新零售要突出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对创新创业的引领性作用”。
　　而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所所长匡贤明看来，“新零售会带动社会生产、销售和消费体系的变革，最终影响到社会结构体系的变化，是零售业变革包括经济转型变革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
　　以上是新零售提出的背景、业内人士的思考判断和学者的观察。总结来看，从国内零售领域规模较大的几家代表性企业的“新零售”思路不难看出，零售业变革已是毋庸置疑，零售之“新”更是各有千秋。从路径方向来看，大概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技术驱动类，以电商布局线下为代表；第二类是零售改良类，以传统零售业的转型和创新为代表。
　　但从共性来讲，我们也能发现三个共同点：第一，“新零售”与技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技术是“新零售”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第二，消费需求也是“新零售”概念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消费在“新零售”价值链中的位置显然靠前；第三，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也是一些企业推动“新零售”的主要目标之一。
　　而从更宏观的视野观察，新零售希望通过消费端和技术端的创新，从而解决市场供给问题，而这也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两者的目标极为一致。从这个层面来看，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方式及自身的区块物流技术和渠道,新零售可将整个社会资源进行有机整合和合理流动,或许可解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死结”,激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全盘棋局。
　　那么，“新零售”背后的商业逻辑究竟如何实现？对比现实案例，哪个才是成功的模式？“新零售”会对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带来哪些具体影响？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又会发挥怎样的作用？请继续关注新华网思客推出的“新零售观察”系列文章，我们将持续为你解读。（文/白帆 任琳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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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重点领域，“短板”需要怎么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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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 04 Sep :00 +0000
<![CDATA[我国经济增长对人力资本的依赖程度正不断提升。
　　为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政府需要在影响和制约协调发展、共享发展的关键领域、关乎发展稳定基础的“三农”领域、制约转型发展的瓶颈领域、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等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重点领域，加大投资力度。通过补齐重点领域短板，加强制度建设，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质量，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扶贫工作需持续攻坚
　　在我国致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中，贫困是最大的“短板”。我国开发性扶贫工作起步较早，30多年来，先后有近2亿人口摆脱贫困，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2014年的7.2%。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仍然较为庞大。根据《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2015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进一步减少至5575万人，贫困发生率也进一步下降。但是，5575万贫困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仍旧是一个不小的阻力，扶贫工作十分艰巨。
　　对此，各地要进一步明确贫困人口减贫、脱贫的实际需求，因人因地施策，大力实施整村推进、易地扶贫搬迁、电商扶贫、旅游扶贫、光伏扶贫、植树扶贫、农村危房改造、人居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提高扶贫实效。
补齐农业农村建设短板
　　“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着力补齐的短板，但受发展阶段和自身条件制约，目前农业农村发展依然滞后，农民收入水平总体较低，城乡发展差距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突出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较低，需加大农田水利、土地整治、中低产田改造和高标准农田建设。
　　二是存在灾后水利薄弱环节，小型水利工程等短板亟待补齐。
　　三是农业普遍的小规模家庭经营模式与现代农业的规模化经营要求不适应，经营主体的科技投入和风险承担能力不足。需针对薄弱环节，加大土地流转速度，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农业服务主体，强化现代农业科技创新推广体系建设，提高农业规模化经营比重。
　　四是农村市场缺乏规模效益，经营成本高，农产品流通和农资服务体系建设滞后，需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加强重要农产品仓储物流设施、冷链物流和农村电子商务配套设施建设。
　　五是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设施不足，需通过整合资源、集中投入等方式，加大乡村公路建设，推进农村配电网改造升级，实施行政村宽带全覆盖、农村“五改”工程，有序推进农村危房改造等。
加强对公共服务的投入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对健康医疗、文化生活、养老服务等方面的需求不断增长，且呈现多元化、个性化特征。补齐这些领域的短板也十分重要。
　　居民健康水平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影响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建制镇和农村疾病防控设施不足，居民健康管理意识不强。需要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布局，加大妇幼健康和基层卫生设施建设，促进医疗资源向基层、农村流动。需要重点加强县市的传染病、慢性病、精神病、地方病防治能力和卫生应急管理能力建设。需要完善基层医疗服务模式，推进全科医生覆盖，发展远程医疗。
　　文化是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既影响社会生产组织效率和制度建设成效，也关系到经济发展的潜力。目前，城市文化场馆设施利用率不高，农村文化服务设施短缺，经营主体产品创新和市场开发能力较弱，资金来源有待多元化。加强农村文化服务设施建设，需要结合农村农民的实际需要，创新服务模式；同时提升文化普遍服务水平，推动大中城市的体育馆、文化馆、博物馆和公益性展览馆向公众免费开放，推进社区便民文体设施建设。
　　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但目前社会养老服务能力明显不足，养老设施供需矛盾尖锐。构建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需加大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建设力度，推进老旧社区适老化改造；需构建一个合理有效的养老地产金融生态链，核心是发展专业投资商，取得低成本长期资金的支持，实现养老地产风险收益的合理分配，推动整个系统低成本持续运行；需推动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相结合，丰富养老服务和产品供给方式、模式和主体。
以创新推动新产业发展
　　创新能力总体不足使我国产业竞争力较弱，影响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有研究认为，我国在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上对外依存度高达50%，高端产品开发70%的技术要靠引进，重要的零部件有80%需要进口，一些关键的芯片甚至100%依赖进口。同时，在拥有广阔前景的新兴产业市场，我国远远落后于美、日等发达国家，品牌建设和推广步伐也相对滞后，这将使我国在国际市场的份额被慢慢“挤出”，削弱出口竞争力，也无法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
　　培育新产业离不开科研投入，近年来，我国科研投入强度不断增大，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0.9%上升为2016年的2.1%，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需进一步加大投入。
继续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的物质基础，对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城市（镇）综合承载能力、提高城市（镇）运行效率、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作用，因而是城镇化进程及其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我国一直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并将基础设施投资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无论是应对外部经济危机的冲击，还是协调国内区域经济发展失衡问题，政府都将基础设施投资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工具。
　　然而，总体上看，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经济总量全球第二的地位并不相称，导致基础设施难以高效发挥保障经济发展的作用。
　　比如，交通基础设施发展质量有待提高，互联互通能力不足。2016年底，我国高速公路的通车里程已达13万公里，但总体通行能力不如发达国家。近年来，我国农村公路建设成效显著，但建设质量和标准普遍不高。
　　又如，市政设施也存在明显短板。我国城市道路交通压力越来越大，大城市交通拥堵现象突出，亟需大力发展地铁、轻轨等大容量轨道交通。我国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污水处理设施不足，处理率低等问题依然存在，市政设施供需矛盾比较突出。这些问题都需要有序解决。
让服务业发展更有质量
　　2016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1.6%，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同时，在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下，我国服务业的技术、管理、商业模式创新加快，新兴行业和业态大量涌现。
　　但要看到，我国服务业总体发展水平仍然比较落后。以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我国服务业不仅低于美国（78.1%，2013年）、英国（78.4%，2014年）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中的印度（52.1%，2014年）和俄罗斯（60%，2014年）。
　　另外，我国服务业的结构层次依然较低，凸显了服务供需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对经济转型升级的支撑作用不及预期，突出表现为：传统服务业比重过高，生产性、流通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偏低，部分知识和技术高度密集的服务供给严重依赖进口，部分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还不适应居民高质量、多样化、便利化的需求。
　　现阶段，要针对不同类型服务业的特征，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补齐服务业短板。以提升生产率水平为重心，大力推动流通方式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增强流通综合服务功能，促进流通性服务业发展稳中提质；以产业转型升级需求为导向，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努力向中高端延伸，进一步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和竞争能力；顺应居民消费需求变化，更好地满足居民多层次服务消费的便利性和个性化要求，进一步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服务方式、增进服务体验，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和高品质转变。
积极创造人口质量红利
　　有分析认为，2004年至2014年，我国物质资本投资依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正逐年加大，不同学历的人力资本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有显著差异。研究显示，小学学历和初中学历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高中学历的人力资本在2008年以前对经济增长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但2009年之后，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力资本起着更为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同期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有所降低。
　　由此可见，我国经济增长对人力资本的依赖程度正不断提升，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物质资本的依赖，这同时也对人力资本结构和国民教育程度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经济增长要求保证高素质人力资本的有效供给，而实现这一点需要增加对人力资本开发的投入，提高人力资本总体水平，改进供给侧要素中人力资本的结构。
　　总体上看，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是衡量劳动力素质的一个直接而重要的指标。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有所增加，主要表现为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数量有所增加，其中以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增加最为明显。此外，我国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在业人数以及高中文化程度在业人数有所增加，初中及以下在业人数略有下降。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虽有所提高，但仍低于大部分发达国家。
　　同时，我国劳动力人口中高层次人才不多，劳动力质量结构性矛盾突出。在人口数量红利逐步消失的情况下，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补齐人力资本“软短板”，提升劳动力整体素质，是克服劳动力制约因素、创造人口质量红利的必由之路。（作者：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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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朱虹：当前经济状况属于新的波动形式而非新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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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03 Sep :00 +0000
<![CDATA[　　进入2017年以来，中国多项经济数据有所回暖：不仅经济增长总量连续同比上升，消费、出口贸易等细项数据也出现连续改善。基于经济数据的短期回暖，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即将开启一轮“新周期”的讨论也在持续进行。对此，笔者认为，一方面，国内并不具备能够从结构上显著影响经济增长的条件和因素，另一方面，全球经济总体上复苏乏力，逆全球化思潮仍在蔓延；因此，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更多应属于一种新的波动形式，尚不能称为一个新周期的开始。
中国经济自身尚在出清
　　从国内自身的角度来看，新周期需要通过要素重塑经济增长的供给端与需求端；而当前，中国经济及金融体系仍处在出清过程中，只是呈现出新的波动特征，算不上进入新周期。
　　经济周期是宏观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的趋势和节奏变换，因此，要判断一轮新周期开始的起点，也需将视野拉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加以分析。
　　从国内外经济周期启动的经验看，新周期启动往往需要有低要素价格、低资金价格和新的增长点等条件。其中，低要素价格主要取决于人口增长的长期影响，以及新技术带动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生产要素成本的一次性下降和人力资本的相对价值重估。低资金价格则体现为在降息、降准以外的，对金融去杠杆改革和新的融资渠道的拓展。更值得关注的是，新周期的启动需通过发掘新的增长点刺激需求端，形成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动力。
　　首先，影响国内要素价格的渠道之一是人口结构的长期趋势性变动，而我国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下降，则直接拖累了经济的潜在产出（见图1）。2010年，中国开始出现人口红利拐点：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持续为负，人口老龄化趋势形成。
　　这直接影响着供给端劳动力和需求端总人口的双重边际变化。供给端方面，劳动人口的边际降低将影响人力资本的存量，并进一步影响劳动要素价格；需求端方面，总人口的边际减少将在中长期内对住房需求产生结构性影响。
图1 全球各国人口增速与经济增长
　　化解人口老龄化趋势对经济增速拖累的方法，在于通过结构性改革，改善人力资本的供给质量。以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的日本为例，尽管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对日本经济增长产生了负向影响，但人力资本质量的改善也在对其经济增长动力形成正向贡献（见图2）。在当前的时点上，中国人口进入老龄化阶段已得到确认，老龄化的不可逆特征将使人力成本长期处在相对高位。因此，在推出使得劳动力供给结构进一步改善的重大改革之前，要素价格方面并不支持新周期的开启。
图2 老龄化背景下各国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数据来源：The Conference Board Total Economy Database
　　其次，从资金要素层面看，当前中国国内的融资成本与历史水平相比，仍然处于相对偏高的水平。
　　引起融资成本上升的原因之一，是融资通道的复杂化。因此，在经济、金融体系的去杠杆取得实质性进展之前，资金环境可能会促进经济波动的短期回暖，但并不足以支撑经济进入新周期。近年来，中国各类金融机构进入快速发展期，金融行业的资产规模扩张迅速。金融业过度繁荣带来的问题是，在资金流转的过程中，脱虚向实的链条被明显拉长，资金在经历更多的环节和机构分成之后，实体部门的融资成本也会有所上升（见图3）。金融去杠杆的实质是拆解这一被拉长的环节，促进整个交易过程的透明度提升；但由于金融杠杆与实体部门杠杆存在相互交叉的问题（见图4），如果金融去杠杆进程过猛，对于企业融资产生的压力也会相应上升。
　　在当前的经济“稳增长”和“控风险”的双重目标下，去杠杆政策会更注重控制降低现有杠杆率和缓解企业融资压力之间的节奏，因此，资金成本的降低不可能一蹴而就。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周期的开启也需要融资渠道的拓宽以及去杠杆取得进一步成效后再加以讨论。
图3 融资链条拉长与去杠杆的必要性
图4 债市加杠杆期间，资金流向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　数据来源：Wind资讯
　　最后，新周期的出现取决于经济环境内外部能否发掘出新的、带动效应明显的增长点，并刺激需求端，形成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动力。
　　按照“波峰-波谷”法，可以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GDP增长率划分为三个大的周期（见图5）。从各轮经济周期的扩张期看，第一轮经济周期（1981年至1990年）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提出，第二轮经济周期（1991年至1998年）得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施带来的红利，第三轮经济周期（1999年至今）则受到加入世贸组织和重工业化的双重带动，也离不开通过金融兜底和国企破产兼并化解国企的巨量债务，以及房改、税改等改革措施。不难看到，中国经济每一轮新周期的形成，基本都处于大的制度红利释放期。
图5 中国经济增长的几轮周期　数据来源：Wind资讯
全球经济新周期尚不明确
　　从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看，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全球经济的新周期尚不明确。这也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波动。
　　中国经济发展大转型与世界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是并行交织的。经济、金融的全球化使得全球各经济体之间的经济依存度不断增强，拓宽了全球冲击向各国外溢的渠道，也使得任何一个经济体的经济运行无法脱离全球经济周期而独自存在。
　　即便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泛起，也并没有改变这一趋势。客观上说，中国经济增长既是全球增长的重要贡献力量，同时也受全球经济轮动的直接影响。长期而言，不同国家之间的宏观经济增长因为相互影响而具有较强的同步性。
　　近期中国经济数据的回暖，出口贸易的繁荣是主要贡献力量之一（见图6）。随着欧美杠杆修复的相继完成，美国率先引领全球经济复苏；欧盟在进一步量化宽松政策的刺激下，经济增长亦有所恢复。全球经济企稳回升，构成了中国国内贸易短期复苏的基础。
　　但如果从全球经济需求是否长期可持续这一角度来分析，结论并不十分乐观。当前，全球经济弱复苏主要来源于发达经济体宽松的宏观政策刺激，且欧美的经济复苏并未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从进口需求角度可以间接得到验证），日本和新兴市场国家更是依旧处于经济复苏乏力的状态（日本还面临着高杠杆率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扩张相互掣肘的问题）。鉴于全球经济增长同步性的升高，总体呈现弱复苏态势的全球经济（见图7），尚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开启新的周期。
图6 全球进口增速扩张是带动中国近期出口回暖的主要原因，但主要经济体需求仍弱于危机前水平　数据来源：Wind资讯
图7 当前OECD主要国家综合领先指标尚未达到危机前水平　数据来源：Wind资讯
　　从更长期的供给端因素考虑，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至今并未取得实质进展，仍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瓶颈；而且，旧模式积累的国家债务杠杆高企、过长时期内的低利率与低投资并存等问题也仍未好转。
　　此外，已有的研究表明，在经济低迷的过程中，采取结构性改革和货币或财政政策刺激叠加的方式带动经济基本面的回升效果，具有时间上的不确定性，通常会滞后政策实施的若干期后才逐渐显现效果（见图8）。从全球的视角看，能带动全球经济走出当前低迷状况、从而成为全球经济周期新动力的新增长点出现的时点尚不明确。
图8 结构性政策改革（以劳动力改革为例）对就业率的改善需经历漫长且不确定的过程　资料来源：IMF
新周期与硬着陆之外的第三条路径
　　从中国经济自身和外部环境两方面考察，中国经济当前并没有开启新的周期，但中国经济也不大可能出现硬着陆。笔者认为，当前的中国经济更可能走出第三条路径，即呈现新的波动方式。具体来讲，就是总量相对稳定下的窄幅波动与结构优化。
　　从历史角度看，新周期的开启往往需要有重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而结构性改革在短期内往往可能会对经济产生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这就意味着，经济开启新周期的先决条件，并非是短期内经济总量增速的绝对上升，而是经济抗风险能力的加强，以保证结构性改革进程中不会由于经济架构的脆弱而产生叠加的风险和下行压力。
　　2016年以来，国内去产能叠加环保限产等已在一定程度上将工业带出通缩。2017年，环保的约束继续强化，企业盈利有所改善，资产负债表有所修复，从微观实体企业的层面为结构改革和需求释放创造了适宜的时间窗口。但站在当下时点，中国宏观经济在整体上仍面临产能过剩、资本配置扭曲以及收入结构、产业结构等问题，经济并未摆脱对地产和基建的依赖，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也依然严重，以新需求或技术驱动的可持续、高效投资尚未形成。
　　在旧的增长模式尚未完全出清的背景下，当前中国经济尚处于除旧布新、孕育新的增长动力和优化结构的过程中，支撑经济增长的力量还比较脆弱。因此，中国经济当前更可能的形态是，在现有的经济增长率下，保持窄幅波动下的稳速增长，通过破产处置、政府救助等方式逐项化解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存在的扭曲与错配，修复国家资产负债表，优化经济结构，并为新的、可能的重大结构性改革构建更健康的经济金融环境。
　　本质上，经济的驱动力不同，是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的问题。当驱动力发生变化时，经济增长速率的相应改变是其自然结果。使宏观经济增长稳定在当前水平，并不断修复经济结构，寻找经济的动态优化规律，应是中国经济当下这一阶段的关注重点。事实上，2015年以来，中国企业微观盈利和经济结构两个维度都一直在进行着调整和优化。从企业的负债率角度看，过去几年已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改善（见图9）。
图9 与经济总量增长率趋势性下降相反的是工业企业的改善　数据来源：Wind资讯
　　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方面以及消费内部结构的变动，也是值得关注的趋势。需求端的消费超过投资成为贡献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是部分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开启新周期的重要论据之一。对此，笔者认为，鉴于社会消费总额增速的提高并不显著，消费总量的趋稳尚不能认为是新周期的开始；但消费内部的结构变化仍是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中值得关注的结构性变化。
　　消费的长期驱动力既与收入水平相关，也与人口年龄结构相关，而二者均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理论上，一国人均收入发展水平与消费结构具有较为稳定的关系。国际经验显示，当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附近时，居民人均收入将处于相对富裕的阶段。
　　当前，中国人均GDP已达到8100美元以上，相当于日本20世纪70年代的中后期水平。而在20世纪50年代，当美国居民人均收入达到这一水平时，美国的消费结构也出现了显著变化（见图10）。近年来，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也呈现出食品类、衣着类比例不断下降，医疗保健类、文教娱乐等服务类支出上升的趋势（见图11）。以此可以推知，尽管经济增长的新周期并未开启，但经济内部结构的转变也正改变着资产价格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渠道。理解总量稳定下的经济结构性的变化，将更有助于理解经济长期运行和政策调控的着力点。
图10 1950年之后，美国个人消费结构伴随人均收入的阶段性变化开始改变　数据来源：Wind资讯
图11 中国居民消费结构正在发生趋势性变化　数据来源：Wind资讯
　　总之，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深化和推进，在产能逐渐出清、金融杠杆逐步去化的过程中，中短期价格的阶段性变化容易导致市场预期发生调整，进而引发短期内经济数据发生正向或反向波动，这也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在实体经济风险与金融风险逐步出清的过程中，关注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和正在发生的动态优化，将更有利于理解经济运行的脉络。特别是经历了增长速度的持续回落之后，中国经济运行将呈现典型的窄幅波动的态势。未来，在旧增长模式累积的问题出清、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等重大结构性改革加速后，可以预期，中国经济将通过提振经济整体生产率而迎来新周期。而目前的发展阶段，只能说中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波动特征，尚不能被视为经济新周期的开启。（作者：巴曙松、朱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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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予严管的不仅ICO，更是互联网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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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03 Sep :00 +0000
<![CDATA[首次币发行（ICO）终于在8月底玩到了拐点。
　　由于种种机缘，互联网金融得以以创新为名，异军突起，几乎能涉足各种融资，它们名称高新酷炫，却往往和实体经济脱离更严重。首次币发行（ICO）终于在8月底玩到了拐点。
　　这个应用于互联网金融区块链的新玩意才积攒了不少小白，就可能要被系上笼套。有的主流ICO平台已宣布停止一切业务，监管风暴将至。不过，数年来互金热点风起，如果被管住的只是ICO，人们很快会把激情投向另一个名称新奇的发财或破财机会。需要被管住的，是整个“打地鼠”平台。
　　我国整体上仍是一个金融高度管制的国家，基本格局还是民营企业从银行贷款难、证券发行入门难求，甚至今年以来股市定向增发再融资也更困难。资管产品中的各种嵌套、通道，多是融资需求在监管夹缝中艰难求生的结果。
　　对未经批准的民间集资即“非法集资”的打击尤其严厉。但令人称奇的是，由于种种机缘，互联网金融却得以以创新为名，异军突起，几乎涉足各种融资，席卷大量资金。它们名称高新酷炫，却往往和实体经济脱离严重，零和性更强，“韭菜”的财富更多流向的是少数互金玩家。
　　所谓ICO，指发行比特币等数据币，供认购者拿真实货币认购。有经营者辩称这只是发售一种数字化物品，有如销售电子游戏装备。但人们购买数据币，并不是为了想要币的使用价值，而是追求交换价值。若拿钱买币，再去购买商品服务、投资企业，于私是多此一举，于公是规避非法集资监管。假装以货易货，相当可笑。
　　倘若希望购买数据币存在手里等升值卖出，则有一更严重问题。数据币不是证券，证券依赖特定管理人（如公司经理、基金经理）的努力而增值，而数据币没有内在客观价值，只是一种价值尺度。认购数据币更像是炒卖外币，是用一种价值尺度去兑换另一种价值尺度。投资者赌的就是未来各种币会比人民币值钱。在现实环境下，这显然挑战了监管红线。
　　此外，比特币等各种币的数字安全性并未获得检验。平台被攻破盗币，已不算新闻。当投资者知识下限被拉低、往往不知道也不在乎自己买到的是啥玩意之时，平台经营者给客户空洞的投资凭证、空气币，自家卷款潜逃，亦成为互联网理财界的套路。
　　我国投资者赌性不低，却高度缺乏认赌服输精神。只准收益高，不准风险高。越是非传统的投资领域中，这种反差越明显。故而各种互金泡沫破灭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因素，必须为社会管理者所重视。
　　笔者一直主张，不仅是对ICO，对整个互联网金融的监管都应该趋严。互联网的金融创新神话实属过度渲染。破坏性试验已经几年，较之源于金融业的创新（如货币基金），源于互联网新规的创新对金融业有何功劳，至今是笔糊涂账。
　　部分利益相关者还往往拿远大目标的璀璨，来遮蔽现实路径的泥泞。人类智识的局限、人类性格的弱点、多主体复杂互动下的信息不对称、市场竞争固有的失败率等等，都意味着金融风险的巨大而难以消弭。
　　也许未来很美好，但现阶段的成就还不足以颠覆金融监管的正当性。大数据不等于大量有用的数据，更不自带有用的分析结论。区块链充其量是一种精致的具体技术，对分布式数据存储的革命性也远不如上世纪发明的复印机。
　　ICO亟待监管，花样百出的互联网金融业更亟待严于“老套”的传统金融业的监管。（作者：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缪因知，编辑：任琳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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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ICO一夜暴富？这个梦可能没有那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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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 02 Sep :00 +0000
<![CDATA[ICO市场的出现，将很快冲垮和彻底颠覆现有的证券市场构架与制度设计。
　　一夜暴富的美梦，该醒醒了！8月30日，国内ICO平台ICOINFO发布公告，主动暂停一切ICO业务。
　　ICO（Initial Coin Offering），与股票市场的IPO非常类似，即项目方通过互联网发行一种独有的代币，并通过这种代币，筹集用户手中诸如比特币等流动性较好的数字虚拟货币，此后可以通过出售虚拟货币完成资金的募集。
　　简言之，IPO是筹集资金，ICO是筹集虚拟货币。
　　最近，币圈很疯狂。比特币自2009年诞生以来，8年价格翻了520万倍，今年上半年价格上涨260%，8月份更是一路突破3万元，ICO更是指数级增长。
　　《2017上半年国内ICO发展情况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已完成的ICO项目共65个，融资规模折合人民币达26.16亿元，参与人次达10.5万。不过，另据金融科技分析研究机构统计，国内参与ICO人数已达200万人。
　　薛蛮子、李笑来、网红孙宇晨等人，都在币圈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财富神话。在这个所谓的风口，中国大妈们攥着钞票，拼命挤入这条“财富自由之路”。
　　越是疯狂，乱象越多！ICO项目鱼龙混杂，没有白皮书、抄袭代码、不看项目资质……
　　那么，ICOINFO平台主动暂停ICO业务意味着什么？接下去监管层是否会进一步取缔ICO？盲目入场将面临什么风险？来听听金融大咖们的分析。
比特币、ICO将带来颠覆性、摧毁性和破坏性
　　余丰慧（知名财经评论员）：
　　ICO交易的是数字货币的比特币，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比特币最大特点是全球性的无主权货币。
　　从比特币近期保值功能凸显、充当国际结算或者转移汇兑资产功能，以及早就有的商品交易的一般等价物功能，已具备货币基本属性，且是基于互联网的无边界、无主权的国际货币功能。而目前最大的影响是美国、欧洲、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央行都承认了比特币的地位。
　　在无主权国际货币地位基础上衍生出的ICO交易平台或仅仅是“冰山一角”，即今后主权货币衍生出金融市场的所有金融交易、金融平台，都可以发生在数字货币上。也就是说，目前围绕主权货币的所有管制制度在比特币面前都不堪一击。这就是比特币对现有全球金融体系的颠覆性、摧毁性和破坏性。
　　比特币可能会冲垮一些国家的外汇管制，而ICO市场的出现，将很快冲垮和彻底颠覆现有的证券市场构架与制度设计。
　　针对ICO市场突然出现，证券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开始出手整顿，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也发布声明警示ICO风险。
　　当然，也应该看到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数字货币，包括ICO市场的创新性，是美国监管部门在资本市场融资项目放行数字货币的原因。
　　那么，如何应对ICO市场风险与乱象？这需要全球协作，需要全球对数字货币达成监管等事项上的共识；一定要站在全球视野、创新高度等来分析看待区块链技术与ICO等数字货币衍生出的产品。
互联网技术、ICO、传销结合使得ICO在中国很快发酵
　　黄生（喜投网董事长、黄生看金融公众号创始人）：
　　说起世界上最大的泡沫，恐怕大家都会想到郁金香泡沫和密西西比大骗局，其实这些泡沫和骗局与现在的ICO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郁金香泡沫不过是鲜花的价格被炒作到了极致，但商品还存在，而且连续炒作了很多年，最终破灭；密西西比大骗局通过骗欧洲大陆的居民投资一个子虚乌有的国家，最终骗局破灭。
　　ICO和密西西比骗局一样，都没有真实的财富对应，都是靠虚构出来的东西炒作和诈骗的。
　　可以说，现在的ICO已经到了惊人的泡沫和骗局，很多人一觉醒来，账户了多了几百万甚至几个亿，简直匪夷所思。但ICO不创造财富，有人赚钱就有人亏钱，只不过时间未到而已。
　　现在整个ICO市场市值增加了一万亿人民币，这比很多国家的货币总和还多。不过，现在全世界都开始围剿ICO，国内的ICO平台ICOINFO停止一切ICO业务，这标志着全世界最疯狂、最泡沫的ICO业务在中国开始进入危险时期。
　　其实，ICO可以说是洗钱的最好工具，一夜就能暴富，说不明道不白。
　　中国的个人投资者太多，而且打着新兴科技、去中心化的旗号，这会让ICO和虚拟币具有很强的诱惑。互联网技术、ICO、传销一结合，这使得ICO在中国的发展速度很快。
　　相信中国监管层对其已经高度重视，而且一定会拿出很好的监管办法。我建议，中国应该直接禁止个人投资ICO和虚拟币，只有合格的金融机构才可以投资，因为合格的金融机构知道风险，而且也懂得反洗钱。
大量山寨币是泡沫，应像打击传销一样取缔
　　陈经（风云学会副会长、亚洲视觉科技研发总监）：
　　币圈，有与传销类似的特点，但也有不同之处。币圈的特性是，有一个疯狂上涨的“价格”，让所有参与者有一种“巨大浮盈”的假象。
　　币圈的特性更接近历史上的金融泡沫，如荷兰的“郁金香泡沫”。在破灭之前，所有人都觉得获利很大，也因此吸引更多人的参与。于是，便进入一个“泡沫过程”。
　　之前，也有无数种“标的物”能产生这个泡沫的过程，这次则是区块链货币。可以说，币圈最大的本质，即金融泡沫。
　　那么，为何最近这么火，主要是因为：当前有大量浮游资金无处可去；比特币的价格不断上涨，起了一个标杆作用。
　　比特币的兴起，最重要的原因是，存在一些想脱离政府监管的钱，想借用比特币平台进行活动。这使得比特币有了较为坚实的“准货币基础”，那么在理论上，黑钱在中国买入比特币，再到境外卖出比特币，就可以实现资金外逃。
　　在此原理推动下，比特币的炒作有了一定的根基，不再是单纯以空对空的泡沫。
　　但挖比特币或炒比特币较专业，于是不少人做起了“山寨币”。而大量的山寨币其实就是彻底的泡沫，因为完全没有任何交易功能，是纯粹的炒作。
　　所以，币圈分两类：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有一定地下经济交易功能支撑的区块链货币；完全只是用来造金融泡沫的山寨币，毫无使用功能，完全就是瞎炒。
　　对于第二类，显然应该加以监管取缔，像打击传销一样；对于第一类，由于它的支撑是地下经济，显然也不应该得到国家的背书，理应进行打击。中国的lCO泡沫应该得到重视，监管部门应该发起严格的监管。
　　而对区块链技术本身，各国央行都看到了它的价值，正在开展研究，政府主动发行以区块链为基础的数字货币也是可以想象的。（作者：巴九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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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中国金融大格局下的沪深港共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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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 31 Aug :59 +0000
<![CDATA[&
　　随着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陆续的启动和开通，中国金融市场迎来了一个新的格局。互联互通的政策框架，交易、结算、监管制度，将三个交易所联系起来，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共同市场，这既顺应了中国内地金融格局调整的现实需要，也顺应了全球金融市场的调整趋势。
　　从国际范围上看，交易所之间的互联互通并不少，但成功的不多。沪港通和深港通的广受欢迎，主要是因为顺应了中国内地金融格局调整的现实需要，也顺应了全球金融市场的调整趋势。深港通的政策框架，延续了沪港通主要的交易、结算、监管的制度，但有新突破，即取消了总额度限制，再加上互联互通从上海延伸到深圳，实际上把三个交易所联系起来，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共同市场。所以，评估深港通、沪港通的很多影响，都需放在共同市场的大框架下。比如，在沪港通刚启动时，A股和H股之间存在显著差价，所以部分市场投资者预期，两个不联通的资本市场通过沪港通联通之后，就像两个水面有差异的湖面联通后，水面可能会逐步拉平。但沪港通开通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两者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这让不少的投资者和研究者大跌眼镜，为什么会是这样?
　　深入研究可以发现很多有意思的判断。例如，沪港通项下的额度限制使海外资金进入上海市场和上海资金进入香港市场占的交易比例非常小，远不能达到改变当地交易习惯、估值水平和估值习惯的程度。所以，估值差异在联通之后反而扩大，显示出实际上联通的两个市场的估值波动周期以及不同的市场环境和投资者群体，是决定各自估值水平的关键因素。如果这个推理成立，现在互联互通延伸到深圳，总交易限额取消了，估值的差异是会继续扩大，或是会继续保持，还是会缩小呢?主流看法倾向于认为缩小的可能性相对比较大，但从沪港通运行的经验来看，联通之后，几个市场之间的差异预期还会不同程度地以不同方式存在。
　　如果说深港通全面开启了深、沪、港市场的互联互通，那么这个共同市场的需求动力来自哪儿呢?
　　第一，中国内地的产业转型，需要调整金融结构。比如激励创新，靠银行的贷款融资来激励创新不容易，所以要发展直接融资。中国内地居民投资的产品需求要多样化。目前中国内地居民的财富持有结构的特点，是集中在比较少的金融产品、货币和市场上。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积累的财富，中国内地居民持有形式最多的资产类别之一是房地产。我看到的一个估算，现在中国内地城市居民持有的房地产市值是270万亿元，而沪深和香港股市的市值也分别就是50万亿元、40万亿元。我前段时间在香港的一个讨论会上说，一旦启动资产结构转换，内地投资者只要把房地产财富的10%拿来投资香港市场，就会深刻影响港股。
　　中国内地居民的财富的第二大储存形式是银行。这些财富怎么转换成其他的金融产品？怎样进行适当的跨境配置?这些都对金融市场提出了很重要的实际要求。2016年，中国内地对国际市场的投资首次超过了外商在中国内地的直接投资。中国内地企业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有国际跨市场多元化配置的需要。从企业层面说，中国内地企业已从以吸引国际投资为主转为逐步拓展对外的投资。同时，机构投资者如保险公司、个人投资者也有同样或相似的国际化配置诉求。
　　当前，诸多我国内地机构投资者面临着所谓的“资产荒”。这并不是指有钱买不到资产，而是指在低利率环境下，在市场上找到能覆盖负债成本和期限的适当的资产的难度越来越大；将资产过分集中在单一货币上，面临很大的汇率风险。举例来说，作为长线投资的内地保险资金，如果在2014年投资海外市场，比如通过沪港通，即使投资产品本身低盈利，从人民币角度来测算，卖出来兑换成人民币，也多了百分之十几的利润。可见，以多货币、多市场的组合投资来平衡风险，其实际需求非常大。沪港通、深港通这样的国际配置平台的出现恰逢其时。
　　第二，中国内地资本市场开放也意味着更多国际资金可能会进入中国内地市场，所以，沪港通、深港通提供了资金双向流动的渠道和平台。从2015年到2016年，国际资产管理行业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主动型管理的资金大幅流向了被动型的、指数型的投资产品。在动荡的市场条件下，这些标志性的指数往往还能提供一个与市场大致一样的表现，这些指数的影响力在扩大，越来越多的被动型基金跟踪一些标志性指数。因此，只要被纳入特定的指数，全球参照这个指数跟踪配套的基金就会相应买入市场的金融资产，资金就会相应流入。在债券市场用得比较多的是摩根新兴市场债券指数。沪港通、深港通的启动，为内资以较低的成本进行国际配置，为外资能顺畅地进出中国内地市场提供了一个不错的通道，有助于推动中国内地市场加入那些国际上有标志意义的金融市场指数，进而吸引新的国际资本流入。
　　第三，中国内地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空间非常大。在以额度管理为代表的双向开放体系下，把中国内地资本市场已批准给金融机构的所有额度全部用满，是4750亿美元。假设这个容量全部流入中国内地市场，也只占中国内地资本市场的3%。中国保险资金对海外投资最大的容许额度是15%，现在保险公司对外市场的规模，占总资产比例仅2%左右。如果我们所有对外投资的额度全部都用满、用足，占国际资本市场的市值比例也仅仅是0.1%。2016年以来，中国内地债券市场的开放迈出了新的步伐，这个比例的计算需要做出一些调整。但是，基本的结论还是成立的，那就是中国内地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贸易世界排名第一，但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还是不易看到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中国内地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具有很大潜力。这些机构投资者现在也迫切需要一个高效率、稳定进行国际资产布局的平台。沪港通、深港通恰逢其时地提供了这样的平台。
　　第四，30年前，在香港的上市公司，基本上是香港本地公司。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内地的上市公司希望筹集资金，而国际投资者想进入中国内地市场，却找不到适当的通道。香港抓住了这个连接东、西方市场的机会，这直接推动香港成了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在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国际市场的投资者和来自中国内地的上市公司，在香港市场匹配。如果做个比喻，香港就像一个转换开关，不同类型的插头，在香港这个插座上都能插上，都能对接使用。香港高效率完成了这个匹配功能，现在这个融资的需求仍然很旺盛。2015年香港市场的新股筹资额达到全球第一，2016年也是全球第一。
　　目前，一个新需求正在急剧增长，中国内地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金融机构和个人，都希望把一部分资产配置到海外市场，海外产品的提供者也需要寻找新的投资者群体，这就有望构成一个新的资金流动循环。这个需求此时给香港金融市场提出了新要求:把国际市场上的各种金融产品都吸引到香港这个平台上，香港金融市场要像个大型金融产品的超市，供内地投资者在这个金融大超市上配置资产。从趋势看，这样一个金融大超市，应当既有股票、定期货币产品，也有大宗商品。下一步这种联通还可继续延伸和拓展，从股票的二级市场延伸到一级市场，从股市延伸到货币和固定收益产品市场，进而延伸到大宗商品领域。
　　互联互通可带来的价值，在股市是一种价值，在大宗商品领域可能又是另外一种价值。香港交易所在前海设立的一个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就是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
　　第五，从市场格局看，中国内地大宗商品市场呈倒三角形:最活跃、交易量最大的是顶端的金融类参与者，主要进行投机性交易;中间的是一些交易融资;底部则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生产商、消费商和物流。而当下国际市场的特点，是缓慢地从现货市场买卖逐步延伸到中间市场交易和融资，这些交易和融资需要一些风险管理，然后就继续延伸到金融类参与者，是一个正三角形分布。那么，我国内地市场和国际市场两边各需要什么?从直观上就可看出，内地市场需要更多关注，从而服务实体经济，国际市场则需要更多流动性来提高市场效率。所以，两边若能联通起来，对中国内地大宗商品和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可达到双赢的效果。
　　第六，从国际经验看，由互联互通推动的共同市场建设要成功运行需要许多条件。最重要的条件是这两个连接的市场的投资者对对方的市场规则、上市公司等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上海、深圳和香港的联通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统计数据显示，香港上市企业中内地企业占51%，内地上市企业的市值占64%，日均交易量占71%。目前恒生指数50只成份股有24只来自内地，市值超过一半。在研究这些上市公司方面，内地的投资者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总之，沪港通、深港通的启动打造了沪深港共同市场，也为中资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中资投行在这个共同市场上有熟悉的上市公司，对方也日益熟悉中国内地市场。如果能充分运用这个平台，了解国际金融规则，那它就必然会为中资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提供很好的条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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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月入过万人数猛增，说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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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 30 Aug :00 +0000
<![CDATA[安徽芜湖，范广胜夫妇卖早点谋生，每月收入过万。日，他们结束了上午生意，范广胜回到家中并没有休息，他忙着和面。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2017年，随着各地政府和地税局逐步地公布数据，中国月薪过万的人数出现了猛增，我们来探讨下这些数据。
　　在目前的中国，月入过万似乎成了高薪的门槛。但在一线城市，月入过万是较为常见的收入水平。那么中国究竟有多少月薪过万的人呢？
　　我国日国务院公布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义务人，在年度终了后3个月内到主管税务机关自行办理纳税申报。
　　2006年，第一年实施自行纳税申报，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孙瑞标在2007年的一次会议上披露，在申报工作前预计将有500万申报人，但申报期结束后，申报的人数只有163万人。
　　在4年以后的2010年，全国申报人数变成了268.9万人， 4年时间增加了近10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25万人。占人口的比例大约为0.2%，即每500个人有一个人月入过万。应该说在这段时间，增速是很快的，在10%以上，但从绝对人口数来说，增加得不多。到2011年，申报人数变成了315万人，增长了17.1%。
　　到了今天，根据中国自主申报个税人数，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有趣的结论。
　　1.上海申报人数高居全国第一位
　　非常有趣的是，2010年全国仅有268.9万人自主申报个税，而上海一个城市就超过了40万人，占了全国15%左右，上海政府体系的高效和上海人纳税意识之强可见一斑。这个40万是估计值，因为上海自主申报个税人数2007年为23.8万人，2008年为29.2万人。
　　到2017年，上海市没有公布具体有多少人自主申报了个税，但是总人数应该可以破百万，高居全国第一位。一个城市多达百万人月薪过万，这反应了上海的富裕程度。
　　2.二三线城市个税申报普遍猛增40%-50%以上
　　由于近年来中国税务系统逐渐完善，同时应用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互联网越来越发达，监管体系越来越完善，个税自主申报人数覆盖范围在不断增加，以至于2017年主要二、三线城市个税申报人数暴增。
　　以下是部分二、三线城市2017年的年收入12万元以上个税申报人数情况。
　　青岛市共有121792人进行2016年度个税申报，比上年增加39932人，增长46.99%。这个数字在2014年，还只有6.47万人，三年增长一倍。
　　南宁市共有38174人进行2016年度个税申报，同比增加10900人，增长44.54%。
　　长沙市地税局共受理2016年年所得12万元以上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106788人，较上年有较大幅度增长，增长高达48.33%。
　　成都市个税自主申报人数为22.45万人，比2016年的12.456万人猛增80.2%。成都市个税自主申报人数竟然突破了20万人，比青岛还要高。
　　兰州和武汉的增速更是夸张的惊人，实现了倍增。
　　2017年，兰州市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人数4.64万人，同比增加2.8万人，增长152.90%，申报人数创历年之最。
　　武汉市申报人数是21.67万人，占全省自行申报人数的67.85%。在2015年，武汉市申报人数才8.69万人，2016年才刚刚突破10万人，2017年就突破了20万，武汉实现100%的增长。
　　３.小城市的逆袭，回不去的家乡在变成回得去的家乡
　　在一线城市的各种北漂、沪漂、深漂，总是感慨家乡回不去，原因很简单，家乡很难找到高收入的工作，或者说找不到类似岗位的工作。但是在今天，虽然小城市在产业齐全方面仍然不可能和大城市相比，但是高收入人群也在逐渐增多。
　　湖北省荆州，2017年所得12万元以上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人数达到10044人，自2007年开展该项工作以来，首次突破万人大关。
　　山东省临沂市，2017年临沂市共受理年所得12万元以上个人自行纳税申报21269人，同比增加11601人，增长120.02%。
　　实际上，临沂、荆州都还不是全国监控房价的70个大中城市。
　　一些印象中完全是贫困地区的小地方，例如湖南省邵阳市，2017年邵阳市累计有5824人进行年所得12万元以上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同比增加1213人、增长26%。
　　４.制造业对提高中国人收入的巨大作用
　　湖北省十堰市，月薪过万人数竟然有1.3万人。广西柳州市，2016年共有1.7565万人进行了年所得12万元以上自行纳税申报，比上年度增加9393人，同比增长214.94%。柳州目前没有公布2017年的数字，但是预计也会大增。十堰市和柳州市都是典型的工业城市，十堰市有汽车工业，柳州有机械工业。
　　江西省南昌市2016年共有3.115万人进行自行申报个税，占江西省申报人数的36.82%。此次申报人数较多的行业依次是：金融业、制造业、房地产业、建筑业、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制造业仅次于金融业是南昌市第二大造富产业。
　　那么全国个税自主申报人数有多少呢？国家现在没有统一公布数据，不过从2011年就突破了315万人，从近年来惊人的增速来看，2017年全国个税自主申报人数几乎肯定过千万，估计在1500万人左右。
　　1500万人自主申报纳税人数才占中国人口多少比例？不过区区1.1%不到。但是，这能反映中国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这个趋势对我们非常重要。
　　１.假设我们按照中国月入过万的人数有3000万计算（自主申报个税的人数翻一倍），占全国人口13.8亿的确只有2%多点。但是，2016年全国实际就业人数为7.76亿人，这个3000万人占到了就业人口的3.87%，这个比例是不是有点可观了？
　　２.中国大部分人的收入是集中到某个区间的，目前来看这个区间在不断上移，一旦有一天这个主流区间开始达到万元，中国月入过万人数就会瞬间暴增。
　　下面的图就是一个例子（数据不一定准确，只是作为例子说明），中国移动电竞用户的收入，元这个档只有7.8%，而元这个档的人数有24.4%。
　　所以一旦有一天这个主流收入区间接近万元水平，中国月入过万人数就会爆炸式增长。实际上，从2017年主要二三线城市个税自主申报人数普遍增长40%-50%，更有不少城市实现100%增长，呈现越来越快的趋势，除了我国税务监管不断完善之外，城市主流收入区间不断上移也是主要原因。
　　那么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呢？你如果居住在城市里面，这一天到来的时间很快了。
　　再说说中国农村的收入水平。可以参考的是，2017年5月，国家统计局《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过去一年我国农民工2.82亿人，同期增长1.5%，农民工月均收入达3275元。国家统计局也给出了农民工的定义，是指户籍仍在农村，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从3275元的平均工资，估计农民工的中位数收入应该接近3000元。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这个低收入的人群数量在不断减少。
　　为什么呢？我们就以简单的私人汽车保有量为例子。
　　2015年底，中国有1.24亿辆私家车。到了2016年底，这个数字变成了1.46亿辆。仅仅在去年一年，就有2200万中国人第一次拥有了私人汽车。考虑有人同时买两辆车自己一个人换着开，我们可以合理的估计，仅仅在去年一年之内，就有2000万中国人第一次拥有了私人汽车。
　　到了2017年6月底，这个数字变成了1.56亿辆，半年的时间又增加了1000万辆。换句话说，在2017年的上半年，每天有5万多中国人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私人汽车，这是多么快速的变化！
　　事实上，中国买得起私家车的人远不止1.56亿人，中国不少城市现在处于汽车限购状态，这个购买力实际上是被严重压制的。
　　2017年，中国有49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100万辆，23个城市超200万，6个城市超300万辆。根据中国卫计委2015年的报告，中国家庭平均人数为3.35人，1.56亿辆私家车意味着粗略估计有5.23亿人的家庭有了汽车。
　　所以中国是不是有大把月工资两三千的人呢？是的，不仅有，而且人数不少，但是这个人数在不断减少。
　　关注和关怀月入两、三千元的收入群体是对的，但是把月入两、三千元当成中国长期的主流，看不到中国正在发生的快速变化，那就大错特错。
　　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你整天生活在中国人都只挣两、三千元工资的幻觉里面，完全看不到每一天都有大批中国人跨入月入过万，跨入有车阶级的行列，看不到中国低收入人群在迅速减少，对你自己有害无益。
　　如果今天还有中国企业，看不到中国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不是去做精品，而是成天想着如何搞低成本的低端货，这样的企业十有八九没有前途。
　　还是以汽车为例子，今天所有的自主品牌都在想着做更贵的汽车，而不是像十年前那样集中精力做价格五万元的低端车，为什么？利润和销量都在朝更高价位的区间移动，你不向上走，竞争中必然处于劣势。
　　在滚滚向前的中国，绝对不要懈怠，跟不上国家的脚步，跟不上中国主流的脚步，吃亏的最终还是自己。（作者：宁南山。编辑：熊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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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建设用地建租赁房，行业将现四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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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 30 Aug :00 +0000
　　最近，国土资源部和城乡建设部制定了《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方案》。方案一出，顿时成为各方关注焦点。思客从试点方案对房屋租赁市场的影响、对商品房房价的影响等不同角度推出了系列专家解读。本文为系列解读第三期，聚焦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租赁住房，将对行业多方利益格局将产生哪些影响。
日，北京，违规出租房拆除治理现场。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房地产长效机制如何构建一直是行业十分关注的话题，近期各级政府围绕发展租赁市场的一系列政策让这一问题有了更清晰的突破框架。特别是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的通知，明确了长效机制构建中很重要的一个切入口：土地。土地是调节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根本性核心资源，土地供应规模、供应结构和供应方式，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影响到各类市场行为主体的预期和决策。也正因如此，这次对于集体建设用地利用模式的突破将使未来行业运行面临更多变化，亦会重塑中国传统的居住模式，开发商必须认清这些变化和背后的逻辑，更积极的进行经营策略的调整。
刚需分流：集体用地切入租赁市场，刚需满足渠道更多元
　　以成熟一二线城市为例，从房屋使用价值的阶段性看其购房者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刚进入城市工作的外来人员，主要通过租房解决居住问题；
　　经过一段时间积累，面临结婚成家，这时根据经济条件可选择买房或租房；
　　成长中的家庭，特别是有小孩后面临教育问题，这时对学区房的需求就比较迫切；
　　改善型的需求，这一群体对空间、居住品质等要素高度关注；
　　高端享受型居住需求，更高层次的居住品质改善。
　　当然，以上几类需求在实际中可能存在着一定交叠，但总体特点应该是比较鲜明的。按传统的居住权益搭配机制和置业居住理念，真正的租赁需求只能存在于第一个群体之中，作为过渡性的城市居住方式而存在。房屋增值、房屋产权带来的权益、租金上涨等因素，都会迫使后面四类需求不得不通过购买房屋来实现居住目标。在此背景下，刚性利益机制下的购房需求面对市场化供应机制下土地资源的稀缺，会带来市场供求关系及价格的失衡。
　　但是，以上这种情况正在并终将发生改变。此次方案明确提出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从源头上盘活了较大规模的土地存量，拓宽了土地供应渠道，更重要的是基于土地特性、开发安置成本、租售成本的差异，这部分土地的利用成本较之市场化用地具有明显优势，加之方案中明确提到“探索建立租金形成、监测、指导、监督机制，防止租金异常波动，维护市场平稳运行”。这意味着从供应端和运营端都有望明显降低租赁住房运营成本，保障租金水平的适中性和稳定。
　　由此，更大规模的租赁房源供应、更具市场适应性的租金水平，有望让前述第一和第二类刚需住房群体深化对于长期租住房屋的积极预期，有效分流短期市场化的需求压力；而对于前述第三种学区需求，则有望随着各地租售同权政策的落实，特别是教育资源供给规模的提升，发生一定程度的预期改变，但这需要时间和过程。可见，从整体上说这次集体用地制度的变化将使土地供给效率更高，与市场实际需求匹配更契合，并将持续改变行业的需求分布格局。对于开发商来说，在近郊、远郊乃至核心城市外溢区域开发的刚需项目，未来也会面临更多周边租赁项目的竞争，部分刚需被分流的格局在所难免，需要对这些区域的经营策略有所调整。
土地价值重估：开发商算账方式要变，拿地需理性
　　另外，集体建设用地与租赁相结合的模式，也将逐渐改变现有的土地价值评估逻辑，开发商投资视角要积极转变。一方面正如前所述，如果集体用地大量进入租赁市场，从消费端会带来购房预期降温，有利于稳定房价，开发商基于传统供求思维下的价格上涨逻辑便很难成立，这也会较大程度抑制高价地王的冲动。
　　另一方面，此次方案中明确提出“尊重农民集体意愿，统筹考虑农民集体经济实力，以具体项目为抓手，合理确定项目运作模式，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确保集体经济组织自愿实施、自主运作”。同时也提出“村镇集体经济组织可以自行开发运营，也可以通过联营、入股等方式建设运营集体租赁住房。兼顾政府、农民集体、企业和个人利益，理清权利义务关系，平衡项目收益与征地成本关系。”可以看出，与传统国有建设用地相比，此次方案赋予了村集体组织更大的自主权，能以较高的效率和激励机制带动土地供应逐步放量。特别是一线城市的城郊区域，大量存量集体建设用地获得了盘活机会。与相间其中的商品住宅用地相比，此类土地的成本优势显而易见。在此背景下，面对同区域的商品住宅用地投资机会时，开发商的算账模式需要调整，要综合考虑周边集体用地的地租、开发成本、预期房租等因素测算对商品住宅的影响，进而做出合理的地价预判与投资决策。不过总体来说，过去相对豪放的拿地模式是该停下来了，土地投资要更理性。
　　当然，集体建设用地对现有土地市场影响的实现有一个前提，即有充分的、规模庞大的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目前看，北京公布的未来五年计划供应总套数150万套，其中租赁住房为50万套，上海”十三五“计划供应住房170万套，其中租赁住房70万套，如果租赁住房用地有相当比例通过集体土地解决，那这个影响将会是非常显著的。
金融创新：租赁业务融资创新会不会是下一个风口
　　在以租赁为核心的全新供应体系下，更高层次的金融模式创新正当其时。当前，房地产市场整体进入了供给侧政策集中出台阶段，立足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全面构建新的供应体系，扩大对中、低端住房的政策支持是对 “高端有市场，中端有支持，低端有保障”政策目标的实质性回应。住房租赁由此被放在了更高、更长远的位置上考量。然而，就目前情况来看，要形成以租赁为核心的全新供应体系仅仅依靠现有的金融政策是无法实现的。这就需要在更高维度上进行金融配套政策的创新。日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住房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提出“积极稳妥开展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近年来伴随促进租赁市场发展的政策又频频提出REITs试点。市场探索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是2014年的“中信启航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2015年7月的鹏华前海万科REITs。而部分长租公寓供应商也已发行租房市场房屋租金分期类ABS产品。
　　传统的融资模式主要基于地产开发模式。未来，随着住宅租赁业务的大量增加，新的融资模式也将围绕租赁进行针对性的创新。租金作为一种稳定性优良，可持续性的收入具备资产证券化的条件。而REITs在国际上已经运行多年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根据国际REITs经验尤其是与我国较为接近的亚洲市场情况，未来在国内REITs先行试点的物业领域可以集中在：公寓、酒店、商业、办公楼等领域以及相关物业组合的综合产品。这些物业均具有长期经营性、收入现金流较稳定、相关物业经营模式较为成熟等特点，适合REITs产品对风险收益的相关要求。开发商对于这些融资创新模式要提前进行探索和尝试。
城市与业务模式：一线深耕存量运营趋势不断深化
　　鉴于不同城市市场周期的差异性，房地产视角下的城市格局分化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显著。从纵向的时间维度来看，以一线城市为代表的成熟大城市已进入存量运营时期，企业进入门槛也到了历史高点；发展潜力明显的“准一线”城市进入了存量运营与增量开发拉锯发展的时期。这两类城市未来围绕城市更新、长租公寓等存量资产运营的机会较大，此次方案试点的北京、上海、沈阳、南京、杭州、合肥、厦门、郑州、武汉、广州、成都等城市大多属于这一行列。
　　随着试点政策的落实，大量集体用地机会将出现，如何尽快通过业务创新探索出适合企业特点的租赁业务模式，须是企业当下在这些城市的战略聚焦。如果策略得当，租赁业务会成为企业藉由轻资产模式实现规模突破的重要方式。更多的普通二线城市随着城市基础实施的完善和资源优势，正在更大范围内经历着人口集聚进程，城镇化快速推进的红利不断释放，潜在开发业务机会充裕，是企业增量开发业务的重点布局区；以紧邻中心城市为代表的三四城市，未来地理区位带来的优势将随着城市时空距离的缩短日益明显，传统房地产开发业务、特色小镇模式将依托于中心城市不同层次需求的外溢逐步获得机会。（作者：中国指数研究院。编辑：熊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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