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 中国城镇化率只有10%，新中国成立之后快速发展，至1960年达到了19.8%，几乎增长了一倍。　　可惜的是，1960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城镇化率没有上升，而是经历了波动，1963年降低到16%，之后缓慢增长，到1978年中国城镇化率水平达到17.9%，尚未达到1960年的水平。　　1978年之后，中国的城镇化率逐渐增长，至2015年达到56%。　　对应的各年份人口数量，1949年-5.4亿，1960年-6.6亿，1978年-9.6亿，1992年-11.7亿，1992年-11.7亿，2015年-13.6亿。　　计算相应年份城镇化人口数量，1949年-0.55亿，1960年-1.32亿，1978年-1.72亿，1992年-3.2亿，2015年-7.6亿。　　相应的，中国非城镇化人口数量，1949年-4.9亿，1960年-5.3亿，1978年-7.9亿，1992年-8.5亿，2015年，6亿。　　谈一下我的感受。　　如果一个村子，总土地面积不变，人口逐渐增多，人均土地会越来越少。而农业的特点，一块土地耕作的人多是没有太大作用的，精耕细作的作用越来越边际化。因此，在人口增加过程中，农村人的就业是低质量的，增加的粮食能够养活增加的人口已经很了不起。除此以外，这种低质量的就业很可能拉国家发展速度的后腿。　　令我不解的是，年，长达18年的间，中国城镇化率速度几乎停滞，这个期间，中国非城镇化人口由5.3亿增加到7.9亿，净增2.6亿，净增长率达50%，增长速度很快。　　这是我静心思考的结果，请大家理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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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1994年考上大学，是村里第一个本科生，之前有两个前辈，大概是中专、大专文凭。　　全村400多人，建国后年间以各种方式到城里去的，一共大约10个人的样子，其余的，跟随祖祖辈辈务农。　　方圆十里八乡，情况类似。本人是鲁北平原人。
　　生在农村，没有招工机会、没考上学，就只能在家务家，又不计算失业率，这是有问题的。　　从好的方面说，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相比，与民国相比，起码他们有一份土地耕种，不至于饿死，不至于流离失所。但是，土地就那么多，作物产出的增长幅度与人多田少、精耕细作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化。所以，这是被动就业，是低效就业。　　在过去，有的国企也是这样，虽然产量没有增高多少，但是工人子弟长大了，也得安排工作呀，一个车间，差不多的工作量，40个人是干，50个人也可以嘛，甚至，再增加到55个人又怕什么呢？没有人失业，但是，谁真正受益了呢？
　　生在农村，没有招工机会、没考上学，就只能在家务家，又不计算失业率，这是有问题的。　　从好的方面说，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相比，与民国相比，起码他们有一份土地耕种，不至于饿死，不至于流离失所。但是，土地就那么多，作物产出的增长幅度与人多田少、精耕细作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化。所以，这是被动就业，是低质量就业。　　在过去，有的国企也是这样，虽然产量没有增高多少，但是工人子弟长大了，也得安排工作呀，一个车间，差不多的工作量，40个人是干，50个人也可以嘛，甚至，再增加到55个人又怕什么呢？没有人失业，但是，谁真正受益了呢？　　90年代之前的农家子弟考学之难，大家应该知道，80-90年代，由于工人子弟的成长，在农村招工也很少了。　　而同期的工人子弟，除了考上大学的之外，主要的出路也是在父辈的厂矿工作。这种眼界的狭隘、就业范围的狭窄简直是恶性循环。
　　加快城镇化是必须的，但就业形势不乐观。　　
　　毛时代农村的公社化就是城市化，只是进城被打断了，当然全面做到需要时间。　　另外1960年大跃进时期的城市化是因为苏联援助，同时是超出能力的城市化。
　　1952年全国城镇从业人员2486万人；　　1978年全国城镇从业人员9514万人；　　1949年全国城镇从业人员？万人；
　　楼主当地的中小水库是哪年修建的，还是依靠黄河防护工程？
　　中国历年职工人数和平均工资统计()　　年份
职工人数(万人)
国有 城镇集体　　1952
23　　1976
1813　　1977
1916　　1978
2048　　1979
　　城镇人口增长并不少，不过农村基数大，生孩子也更多吧了，离土离乡同样如此，但分散到一个个村里就不起眼了，事实是升学，招工，参军这三大渠道一直就没断过，光是参军一项，每年离土的人数就不在少数。
　　　　　　　　
　　人均粮食增加了，生活水平就提高了。虽然提的有点慢。　　
　　城镇化，能否给国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
　　工农兵大学生很多，但改开后不承认，白卷英雄张铁生就是工农兵大学生
21:19:12　　工农兵大学生很多，但改开后不承认，白卷英雄张铁生就是工农兵大学生　　-----------------------------　　多什么多？工农兵大学生也就是几十万人而已。这可是文革十年。。。
　　同意楼主意见！中国就是一个长期人口过剩、人口堆积的国家！　　幸亏有了计划生育！
　　宣传上说，改革开放是1978年。其实，真正的农村改革始于农村包产到户，发生在1982年初，从人口出生率来看，1978年为千分之18.25，1992年为千分之18.24，即改开前便开始了计划生育。而城市企业改革，则发生在1985年初，因此，要谈改革，必须要把改革开始的准确时间搞清楚，不是一个三中全会就改开了，那时的小岗村按手印还是非法的。
　　楼主把城市化代表工业化，是在混淆。年是大跃进时期，是一个特殊时期，那时苏联援助的156项目要搞上去，就必须招大量的工人，后来由于苏联援助没有了，资金困难，减员在所难免，先前进再后退，是必然的，你们不是老是说“冒进”吗？怎么现在又说后来的速度慢了？难道要继续冒进？
　　最大的错误就是没在农村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当年的农村之苦，令人发指，尤其是山区边缘地区，可以说大部分城市人，毕业生是不大愿意去的，是半命令半哄着去的。　　他们当然可以在大城市打下一小片比农村好得多的生活，只是为了今天，他们必须牺牲。　　当年知青下乡是因为除了这些之外，还要防止他们闹事，尤其是联动西纠这类红二代。
　　向阳湖位于咸宁市郊，原属咸宁地区咸宁市(县)，现属咸安区。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文化部创办咸宁“五七”干校，6000余名文化部高级领导干部，著名的作家、翻译家、出版家、艺术家、文博专家、学者及家属下放鄂南的向阳湖，经历了为期3年左右的劳动锻炼。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汇集于咸宁的一隅，人数之多，密度之高，总览古今中外的文化史都是罕见的。　　下放向阳湖的知名人士主要有：1、文化部领导：当时的副部长有李琦、赵辛初、徐光霄，后来担任副部长的有周巍峙(曾担任代部长)、司徒慧敏、吴雪、仲秋元和顾问马彦祥等；2、作家：沈从文、冯雪峰、冰心、楼适夷、张天翼、孟超、陈白尘、萧乾、郭小川、李季、臧克家、张光年、严文井、韦君宜、牛汉、绿原等；3、评论家：侯金镜、冯牧、许觉民、阎纲等；4、翻译家：金人、孙用、纳训、赵少侯、刘辽逸、文洁若、许磊然、陈羽纶、孙绳武、蒋路等；5、画家：邵宇、邹雅、刘继卣、冯忠莲、李平凡、秦岭云、卢光照、许麟庐、张世简、林锴、张立辰、张广、徐希、范曾等；6、书法家：李长路、刘炳森、谢冰岩、佟韦、王景芬等；7、出版家：陈翰伯、王子野、金灿然、史枚、陈原、王益、王仿子、丁树奇、范用、宋木文、刘杲、薛德震、陈早春、杨德炎等；8、文博专家：吴仲超、唐兰、单士元、王冶秋、龙潜、刘九庵、耿宝昌、徐邦达、史树青、王世襄、罗哲文、谢辰生、吕济民、杨伯达、胡继高等；9、学者：宋云彬、杨伯峻、马非百、赵守俨、陈迩冬、王利器、顾学颉、傅振伦、程代熙、林辰、周汝昌、周绍良、金冲及、王士菁、傅璇琮等；10、编辑家：郑效洵、张惠卿、李侃、江秉祥、崔道怡、何启治等；11、电影工作者，如唐瑜、洪臧、季洪、丁达明、胡健、韩生义、石梅音、王君壮、楼青兰、刘建中、康玉洁、徐真，以及后来成为影星的陈宝国等；12、图书发行家，如汪轶千、郑士德、杜克等；还有书籍装帧艺术家(如曹辛之、张慈中)和曲艺家(如傅雪漪、黄非)，等等。以上是据不完全统计，还有不少文化人一专多能，既是作家又是翻译家，既是评论家又是编辑家，既是文博专家又是书画家，即是出版者又是学者。他们当中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常委的为数不少，中国文联全委、作协全委亦不乏其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共有50余人，其中下放向阳湖的占了四分之一；中央文史馆馆员有30多人，“向阳湖人”占了三分之一。　　80年代有一篇写“将军县”红安的报告文学轰动一时，叫《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而咸宁向阳湖则可以说是“六千文化人同一片土地”。?当年，咸宁干校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驻校军代表全面领导。下设五个大队，二十六个连队。具体分布是：第一大队，文化部办公厅、政治部、政研室、电影局、艺术局、出版局、文物局、计财司、联络司、教育司、群文司等；第二大队，含北京图书馆(现改名国家图书馆)、文物出版社、文博研究所、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三家简称“革历博”)；第三大队，含新华书店总店及北京发行所和储运公司、中国印刷公司、中印器材公司、人民出版社及农村读物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荣宝斋）、版本图书馆，以及红旗越剧团和勇进评剧团等；第四大队，含中国作协、中国文联、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北京印刷技术研究所等；第五大队，含中国电影公司及器材公司、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科学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科学研究所及洗印厂和幻灯厂、中国电影资料馆等。这些单位大都是“连窝端”下放咸宁干校，可以说，在北京，重要的文化机构里基本上都有当年的“向阳湖人”。在极左的特殊时代背景下，文化人集中向阳湖这一点，是任何地方所不及的。据统计，当年全国中央一级机关开办的“五七”干校共有106所，各省开办的有1497所。如江西中央办公厅干校、河南息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干校、上海奉贤干校、湖北沙洋干校等等，都不如咸宁干校的文化人这么多，知名度这么高。因此，这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可谓“国家不幸诗家幸，文化不幸咸宁幸”。　　咸宁干校总部设在甘棠“四五二高地”(海拔45.2米)，即现在的向阳湖奶牛良种场。当年的向阳湖区，还包括现在的张公、宝塔，校部负责人有李晓祥、徐光霄、杨岩、聂鸣九、常萍等。先遣队下来的时间是日。日，第一批大队人马离京下放咸宁，12月19日，来了第二批；日，又下放第三批。建校之初，在咸宁高中(现在的咸宁师专)设有中转站和子弟学校。此外，还在武昌金口、乌龙泉两地(当时均归咸宁地区管辖)设有家属连；驻扎在汀泗桥的十三连(人民出版社)烧石灰窑，在双溪的二十六连(新华书店储运公司)挖煤。“干校”劳动主要是围湖造田，搞粮、油、肉、蛋“四自给”；同时搞学习与批判，有一段开展深挖“五一六”运动。一年之后，一批老弱病残约百余人转到鄂西北的丹江分校，即现在的文字605厂。干校初期是北京军区驻校军宣队主管，日，改由湖北军区军宣队接替。从1970年秋季起，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干校学员陆续调回北京，至1973年，大部分人离校。1974年12月底，咸宁干校解散，合并于文化部另一所干校——原河北省静海的团泊洼(现属天津)。　　直到1979年，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党内的重新确立，国务院于2月17日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干校才成为历史名词。
　　施能民：“文革”下放农村的经历 　　 　　施能民（清华大学1958届电机系） 　　一九八一年六月，回顾“文革”这段历史经历，特别是下放农村三年的经历，酸甜苦辣，感受颇深，久久不能忘怀。作为一名教师在逆境中能用自己的知识和双手为贫困的山区农村，为农民兄弟做点有益的事，感到无比欣慰。改变山区农村落后面貌需要知识，知识分子为农村服务责无旁贷！ 　　下放农村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席卷全国，福州大学也在其中。一九六九年开始了一场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大审查，把大部分的教师和干部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农村做个自食其力的人。我因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运动被第一批下放到福建偏远的山区漳平县象湖公社禄前大队，从此踏上了又一段艰辛坎坷的人生历程。记得一九六九年九月三十日我校第一批三十多位下放漳平县的教师和干部携妻带子和全部家当乘火车到漳平车站。以后又换乘汽车到各人被分配的公社。我因儿子刚刚出生的缘故只身一人下放。和我一起下放到象湖公社的还有政治教研室的肖老师和电机系孙老师的两家人。第二天中午抵达公社的办公大院，同时到达的还有厦门和龙岩的下放干部，社员闻讯后好奇地纷纷跑来观看，我们就像在动物园里被围观一样，心中很不是滋味。下午我在禄前生产大队陈队长带领下经过了三个小时翻越了两座大山最终到达禄前村一幢用黄土夯实的土屋住下。分配给我的是一间十几平米的昏暗的房间，没有电、没有自来水，用水要到远处山泉挑，三餐饭借用房东烧柴的炉灶，全部的文化娱乐就是收听半导体收音机。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参加生产队评劳动工分。一般的社员都得到二十分，妇女劳力也有十六、七分，而我只得八分。 　　办小学，为孩子教书，给社员扫盲 　　经过了一段劳动，有一天生产大队长找我商量说：“老施，按照你的劳动本事恐怕只能喝米汤了。我们大队方圆二十里没有一座小学，许多孩子因此而失学，听说你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又是老师，字典里的字你都认识，天文地理你都精通，这样吧，你负责教我们的孩子念书，晚上给社员“扫盲”，大队里如逢有奔丧喜庆请你给我们看风水，我则安排社员轮流给你派饭，行吗？”我回答：“教书“扫盲”我行，看风水我一窍不通，但我有个要求：凡适龄女孩也都要来上学。”队长拍板说行。于是生产大队部的大院成了教室，一个特殊组班的临时小学就这样开张了。白天我面对一大群天真活泼的孩子分时段给他（她）们上课，晚上给下工的社员讲解发生在当天的国内外大事和“扫盲”。你别说经过了几个月下来的教书还初见成效。一位干部在批评犯事的社员时说：“你们不要没有所谓，我要把你们统统拉上岗位（批判上纲上线之意）”，一次大队伙房里的水缸不知谁把它灌得太满了，水溢出流了满地，炊事员见到大声嚷嚷：“谁把我的伙房弄得五湖四海！”，在欢送我调去公社工作时一位社员动情地说：“老施啊，你走了我们非常悲惨（伤心意）啊！我们非常不甘心啊！（舍不得之意）。”听到社员已经能不太准确地应用文化课上学来的词汇，我心里真是高兴！ 　　搞广播网，建水电站 　　一天公社党委张书记巡视禄前大队，特地来听我上课和“扫盲”，在称赞之余与我谈心说：“我看过你的政治档案相当可怕，观察你下放这些日子的表现顶不错的，不像档案里所写的。这样吧，我们公社幅员广阔山峦重叠没有通讯工具，你能不能把公社的有线广播网架设起来，让每个生产队、生产大队都能听到中央广播电台的广播和公社下达的通知”我说：“行，我是学电气自动化的，这是我的本行，保证完成任务。”接着张书记又说：“我们公社仅有一座二十多千瓦的小水电站，全公社社员收获的稻米和地瓜要按村排队的顺序轮流来公社水电站碾米和加工，每天你都看到男女老少挑着稻谷的长队，从家里出发翻山越岭来这里加工。夜晚没有电，家家户户都是点着松明火把生活很不方便，你能不能有计划地在公社范围内有水源的地方设计和建设几座小水电站改善社员的生活。”我回答说：“不行啊，水电站四分之三是水工结构、土木建筑和测量的问题，而我是学电的只懂得发电机和发电以后输配电问题。”书记说：“我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上级领导指令我负责八万多人口的生计，而你一位大学老师难道连一个‘电’字都管不了吗？”书记的质问触动了我，山区社员的艰辛生活一幕幕地在我脑海中浮现，于是我表态说：“让我试试，我边学边干尽最大的努力把公社小水电站建设起来。”
　　接到这两项任务后我去到县城，一头扎进县水电科的资料室翻阅有关水电站的书籍、资料和图纸，又到了县广播站借阅收音和播音扩大器的图纸和采购制作中要用的电子真空管和电子元器件，经过自已动手把具有收音和播音的扩大器制作成功了，接着指导社员砍树做成布线用的一根根木桩。当我第一次爬上四、五米高广播木桩上固定电线时，由于害怕加上不会使用爬杆的金属脚钩，一下子从杆上滑落下来，前胸被没抛光的树杈划破了好几道口子鲜血直流，公社书记见到后交代：以后这活让手脚灵活的农村小青年干。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从公社到各大队、生产队的广播网络架好了。当荒僻的座座山村响起来了“东方红”乐曲和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北京的讲话时，我的心飞到了北京同时汹涌着胜利的喜悦。 　　至于水电站的设计和建设则颇费时间和功夫。我首先选择了一个水流量小装机容量只有十五千瓦的地点建座小小水电站，设计时我把档水坝、围堰、沟渠和压力水池的安全系数往大里选，画好的图纸我亲自送到县里找水电科有实践经验的技术人员请教和审核。从县里水电科借来的水平测量仪我反复地练习测量直到熟练地操作使用。而最伤脑筋的是“文革”期间物资匮乏采购不到电站所需的各种器材。社员也焦急，大伙儿群策群力，有一件事令我非常感动：从压力水池到水轮机间需要用大口径铸铁管联结，当时买不到，社员想方设法用砍下来七米多长直径近一米的松木，把圆芯中的木质人工掏空做成松木压力水管。经过一年的齐心努力第一座十五千瓦的小小水电站建成了。发电的那一天全村男女老少团团围在电站旁，一声令下：“开闸送电！”整个山村电光闪亮象开在茂密的丛林中的朵朵鲜花，人们欢呼雀跃燃放鞭炮，人人高举着自家酿造的米酒干杯痛饮，社员们忘情地把我一次次地抱起抛向空中。 　　有了第一座小水电站设计和施工的经验，接着我又陆续设计和指导施工了五座小型水电站，其中最大的一座达到装机容量六千千瓦。还帮助没有水源的三个大队安装了柴油机—发电机组解决用电问题，使山区得到了更多的光明。 　　在建设水电站过程我经历了一次危险遭遇：一次我在荒山上测量引水渠道时，因为没有路在杂草丛中行进，加上下雨路滑一不小心从半山腰跌落到几十米的山谷下，幸好滚落的山坡沿途撞到各种杂草矮树层层阻挡，结果只落下左手骨折和腰部损伤、疼痛得昏迷过去。幸亏跟随我测量的公社通讯员赶紧叫来在出事附近的社员及时地把我抬到公社卫生所抢救才脱离了危险。 　　思想品德的考验 　　建设水电站除了要攻克一个个技术难关外，还要经受着一次次思想品德的考验：因为施工中许多漫长的水渠土石方挖掘是承包给各工程队施工的。沿途挖掘的土石方数量是根据我施工前绘制的地形和地质图为依据的。挖掘的土石方数量和挖掘的土石结构含量的百分比施工单价差别是很大的。每项工程进展中必然会遇到包工头用钱来行贿，要你把土石方量增加一些和把土质的改为石质的。这时你如果稍有私心杂念和不为贫下中农着想，你就会被拖下水走向经济犯罪的深渊。由于受多年党的教育和人民的培养，我一次次地顶住这卑劣的诱惑。因为我是拿国家工资的，所有的设计、现场指导施工、四处采购物资都没收社员一分钱，所以每每水电站建成时，生产大队干部为了表示感激，常常要无偿地送给我许多好木材。我都一一谢绝了。因此赢得了干部和社员的爱戴，他们把我看成是自已的亲人和可信赖的朋友。 　　没有实现的一个农民愿望 　　至今我还有一件愧对山区农民企求的愿望：那是下放第一年的十月底我和社员一起上山去收获地瓜，山区因平地少，于是把地瓜都播种在远近的各个山头。收获季节全村男女老少除留下几位看守村子的老人和婴儿外全体出动，白天大家奋力挖掘地瓜，夜晚妇女还要辛苦地用手工在简陋木制带金属小孔的搓板上把块状的地瓜搓切成一条条地瓜丝，并把它们铺展在竹蓬上，待白天太阳出来时让阳光曝晒凉干，尔后装进一个个麻袋中。而男的社员则享有特权一家家团团挤睡在凉晒的竹蓬下避风挡雨。第二天天一亮又重复着前一天的劳动程序。收获完一个山头全村又转战到另一个山头。一般要持续十多天到一个月，非常辛苦，于是有社员问我：“施老师，你能不能为我们发明制造一种轻便的、自动的切削地瓜的机器，帮我们摆脱这繁重的劳作？”这问题可把我难住了。我知道解决这问题的难点：一是切丝机的动力能源，二是要用质好物轻的材料。虽然自已花费了不少的努力但一直没能解决。相信在利用太阳能和新材料技术发展的二十一世纪一定能圆满地解决这个难题。
　　第一次为高中生上课 　　当我正迷恋在水电站的建设中，象湖公社中学高中部有一门“工业基础知识”课程缺教师叫我代课，以后又因学校的教音乐的女教师分娩请产假，因我唱歌有一点天赋又叫我兼任音乐代课老师。在我阔别了两年多的大学讲台后难得地第一次踏上了中学讲台。可是好景不长，本来音乐课规定的教材是教样板戏，有一天公社放映电影，有一段新 有一段新闻纪录片中播放了南京军区文工团演唱的柬埔寨西哈努克国王亲自作词作曲的歌曲“怀念中国”。在当年文化艺术极端匮乏的年代能听到这样一首优美抒情的歌曲我如获至宝无比兴奋，第二天我就在音乐课中教唱，没过多久公社中学的围墙内外到处飘荡着这首“怀念中国”的美妙旋律。不幸的是一天被公社的军代表听到了，立即派人把我叫了去训斥：“施能民，你怎么能利用学校课堂教唱这种靡靡之音，你知道西哈努克亲王是一位封建帝王吗？你怎么擅自教唱他写的歌曲！”我辩解说：“毛主席说过西哈努克是好人，还亲自款待他。
而且这首歌是新闻电影中南京部队文工团唱的”。因为我是被下放来接受改造的对象，当然胳膊拎不过大腿，第2天我就被勒令撤掉了音乐代课老师职务。最近在纪念周恩来总理一百一十周年诞辰音乐会上，再次听到由亚非拉友人一起齐唱这首“怀念中国”令我感慨万千！听过我讲授“工业基础知识”课的学生中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成了国家干部、教师和企业家。 　　重返象湖 　　今年春节我特地回访了昔日下放的地方。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昔日落后贫穷的山区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真是今非昔比。以前从城关到象湖公社每天只有一班开往永春县的长途车经过， 而今每天有多趟班车往返还能抵达象湖镇最偏远的长塔乡；公社（镇）到各生产大队（乡）都修了公路；昔日我短暂代课的村庄已建了一所正规小学，男女儿童人人享受着义务教育的权利和幸福；原先架设的公社有线广播网全被拆除，高山的村庄矗立着一排排锅状电视天线，不少农民手中拥有手机；昔日建的六座小水电站有三座仅用水轮机加工粮食、有三座较大装机容量的已并入闽西电网，强大的电流通过一条条架空输电线把电能送到家家户户；昔日仅有两位医生、三位护士的公社卫生站今日已被一座宽大明亮的医院所代替；昔日仅有一家供销社供应生产和生活用品， 而今在象湖镇的街道两旁布满了各种各样的商店，琳琅满目的商品排列在橱窗内；昔日的荒山野岭成了台湾企业家投资建立的林果生产基地，茂密的树枝上挂满了台湾品种的甜美水果……。　　在这经济繁荣发展的同时，也看到了前进中付出的沉重代价：昔日我参予建设水电站的一条条清澈溪流，而今都因为建起了座座土造纸厂，利用当地丰富的芦苇资源生产出五花八门的香纸销往东南亚各地。清澈的溪水不见了，流淌着的是污黑发臭的脏水，鱼儿和翠绿的水草全部不见了。当地政府和老百姓已经认识这问题的严重性，正在着手关停这些造纸厂。　　这就是当年下放知识分子，所谓第二次迫害知识分子的说法的来源，第一次是文革初期老红卫兵联动西纠收拾黑五类。
　　1968年5月，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批省直属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同时把“走资派”等有各种问题的人送去劳动改造，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农场，定名“五七干校”。10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通讯《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报道了黑龙江办五七干校的做法。并发表毛泽东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人民日报》编者按中肯定了黑龙江柳河“五七干校”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经验，并要求各地加以推广。此后，从中央到地方相继办起“五七干校”，把大批干部送到农村劳动。日至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五七干校”工作会议，强调办“五七干校”对于促进机关革命化，加速“斗、批、改”有深远意义，必须长期办下去。1973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将“五七干校”工作列入党委议事日程，组织好干部轮训，形成制度。办“五七干校”的做法延续到1978年。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五七干校”陆续停办。　　文化大革命以来遭受冲击而停止工作的许多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干部、知识分子需要安置，成立革委会后搞精简机构又产生了大批需要安置的编外干部。另外，在“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中出现的数不清的有各种各样问题的人也无法继续留在原单位工作，这些情况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普遍存在。“五七干校”于是便应运而生。迫使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做法，反映了毛泽东轻视知识分子、轻视脑力劳动的错误认识。干部下放劳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经受了劳动锻炼，增加了对农村、农民的认识和了解，但总的来说，长时间被迫在农村进行体力劳动，脱离自己所擅长的各项业务工作和科学文化研究，荒废了大好时光，所造成的人力、物力的浪费是极其巨大的。在极左思潮控制下，许多部门的“五七干校”，实际上变成迫害干部、惩罚知识分子的场所。
　　日，中共中央在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报告的批示中，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各大、中、小学，本着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的方针，对大、中、小学已到毕业期限的学生，一律及时地予以适当安排，做好分配工作。在中央文件下达后，在条件具备的省、市，都相继开始了有组织、有步骤的动员。　　
日，中共、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通知说，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从1968年6月开始分配。同时提出：（1）毕业生分配工作，必须打破只能分配当干部，不能当工人、农民的上制度。（2）毕业生分配，要坚持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针。1966年、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包括研究生），一般都要先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根据国家需要，分配当中小学教师和担任医疗工作的毕业生，也要一面工作，一面劳动。（3）1967年毕业生，不论分配到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单位，其工资暂按原定标准发给。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还发出《关于分配一部分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要求到农场去的毕业生一律实行军事管理，过战士生活，按部队组织形式单独编成连队，但非现役军人。按照中央的精神，绝大部分大专院校毕业生都被分配到解放军农场或国营农场去锻炼。　　中学毕业生的分配工作要比大学毕业生的复杂得多了。北京市届的中学毕业生共约39．5万人；其中万人；万人；万人。到1968年上半年，已经安置届毕业生7．5万人。其中1967年去东北、内蒙、云南插场、插队的4000人，分配到三线工厂的6000人；1968年组织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15000人，分配在北京中央和市属企业当工人的15000人，服兵役10000人，家在郊区县已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25000人。随着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也大大加快。　　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显要位置刊登了甘肃省会宁县下放城镇居民的消息。从7月中旬到12月中旬，全县688户城镇居民中已有191户、995人分别到13个公社的生产队安家落户。《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说：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的一些脱离劳动的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纷纷奔赴官僚主义的农村，在那里安家落户，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编者按接着说：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热烈响应毛主席这个伟大口号，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　　《人民日报》传达的这一毛泽东最新指示，立即在全国掀起一个上山下乡的热潮。各地不顾具体条件，很快将大批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生产建设兵团和农场。辽宁省在1968年底就动员了30万人下乡，江西省也在1968年底动员10多万毕业生上山下乡。北京市因为工矿企业缺人，曾将一批“老三届”毕业生(主要是六八届毕业生)留城就业，动员下乡工作因此受到影响。问题反映到中央，受到周恩来的批评。结果，六九届毕业生一个不留，全部动员下乡。对于那些仍在犹豫观望的“老三届”学生，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在群众大会上明确地警告说：“我告诉你们，等到什么时候也得走，十年不招工，十年不征兵，等也是白等!”北京市的近40万中学毕业生，到1969年上半年绝大部分安置分配完毕。　　少数仍怀有革命激情的学生自觉自愿地报名下乡了，大多数并不自觉自愿的学生在各种压力下也被迫离开了家。上千万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他们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为代价，为开发、振兴农村落后地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对国家的来说，这一运动造成了后来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人才断层，对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了长远的困难。　　
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的毕业生陆续离开了学校，在全国各地的工厂、农村、部队里，开始投入了新的生活。大批毕业生的离校，直接导致了红卫兵运动的消亡。尽管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遗存，红卫兵组织依然存在于中等学校中，但这时的红卫兵组织已经完全失去了昔日红卫兵的造反特色。
　　1969年5月初，《人民日报》报道：“北京、天津、沈阳、、南京、郑州、南昌、长春、杭州、合肥、西安、长沙、武汉、广州 、成都等大中城市，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都超过‘文化大革命’前10年下乡知识青年的几倍、几十倍。全国在近半年期间，共有数百万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生，奔赴祖国内地和边疆的广大农村。如今，我国每一个农村公社，每一个农场、牧场、林场，都有了在那里安家落户的知识分子。这是我国历史上破天荒的伟大创举，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到1969年底，全国上山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即达267万之多，使1967年以来下乡的知识青年总数达到467万之多，这还不包括人数更多的回乡知识青年。[3]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带动了对城市人口的清理、下放工作。江苏省革委会于日发出通知，规定以下人员必须下乡：1、城镇的初中、高中(包括半工半读学校和其他中等学校)、大学毕业生及社会青年；2、长期脱离劳动和其他应该下乡的城镇居民；3、原各级机关和企事业系统需要下放的人员；4、需要可能下放的企、事业单位。又规定，城镇的“地、富、反、右”分子，根据党的政策，凡应该遣送下乡的，按以下办法办理：原籍是农村的，遣送回原籍交当地贫下中农监督劳动；原籍是沿海公社、国防要地的，应严加控制或变更安置地点；世居城镇的遣送本省农村。交群众监督劳动。　　“黑五类”分子去农村时，要将他们档案转去，使贫下中农了解他们的罪行。　　建国之初中国有近六亿多人口，知识分子只有五百万。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是什么？　　他们的出身大多是地主资本家小业主，也就是旧中国比较有经济实力读书的，占人口极少数的那部分家庭，他们与旧中国上层阶级是高度重合的群体。物质资料的严重分配失衡可以通过革命的方式矫正，而知识层面同样的失衡，却是难以切割重分配的。广大的农村地区大多数人口的教育资源是严重不足的甚至是没有的，教育资源集中于知识分子聚居的工作生活条件较好的城镇。　　有什么办法能让一部分知识分子分流出去，去改善遍地文盲的偏远农村地区的文化水平吗？　　事实上是没人愿意去的，尤其是在当时国家资源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国家不可能保障下放到农村去的知识分子体面的基本的生活工作条件。很多人同情流放农村的知识分子的遭遇，却从未考虑那就是大多数那个年代农民的现实常态。占人口极少数的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投入到与大多数人口一样的生活工作环境，为什么被视为不人道的迫害呢？　　这些占人口极少数的知识分子，并不是共产革命意义上的敌人，而且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公认的宝贵财富。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理所当然的要求较好的生活工作条件，在城市享受生活。当然也有不少知识分子响应国家号召在国家的组织保障下，去边远地区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从事一些国家重大项目。然而去很多不大具备基本生活工作条件的农村地区去默默无闻的从事农村教育工作，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即便如此，很多在城市就业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已经相对不错的生活工作条件也是有怨言的，资源匮乏发展落后的大环境下比较平均的待遇分配模式，他们所能获得的待遇与知识分子的心理预期和要求必然存在落差。争待遇不满牢骚抵触情绪的产生也很自然。在当时的环境下，共产党当局对此有疑虑就不可避免，由于很多知识分子缺乏奉献精神，不肯吃苦服从国家需要调遣，在当时共产党的思想教育体系里，把部分知识阶层视为非进步的甚至敌对的分子，也顺理成章。　　在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层产生了必须要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需要，反右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在人们固有的思想意识了，知识分子必然产生被冤枉不公正的心理感受，而且是群体性的相互同情不满，乃至在非知识分子的观念里对他们的遭遇也是叹惋同情的，有些人必然会倔强的反抗这种压制，更加推动了运动的激化和扩大化。　　全国划为右派的人数有五十五万人，据说经历文革活到文革结束的有十余万人。其痛苦程度可想而知，跳开那个时代看待同情他们的遭遇，憎恶当时的不人道对待方式也可以理解。　　不同于土改的大量镇压土地所有者，不同于所有制改造剥夺私营工商业者的产业，对知识分子的镇压迫害的合法性合理性难以自圆其说。然而对象和性质却有相通之处。　　过去这么多年，也没有人对这个问题提出肯定的解读，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革命的逻辑与后革命时代的逻辑的不同。就像今天大多数人无法接受合法奋斗的新富阶层的财富的再剥夺，也无法再接受对知识精英的贬斥强制流放，也没有丝毫社会需要。然而启动了惨烈社会革命的那个时代，这些政策举动也同样不具备合理性和现实需要吗？这种彻底的社会革命看似荒谬的破坏损失还是浴火重生？想理顺这个逻辑是很困难的，也是社会普通的直线思维逻辑所难以接受的。　　还有更困难的是，结束革命时代进入后革命时代，作为革命党的共产党转换工作重心的过渡时期，又必须否定一些革命的合法性，才能建立后续工作的合法性。这个矛盾就更加突出，不能公正的解释前后三十年的是非功过。　　反右乃至之后的文革压制了知识分子的心理固有的有别于广大非知识阶层的特权意识，使得知识阶层可以比较容易接受下放到广大知识匮乏的艰苦农村地区去落脚，对改善那里的知识短缺状况应该是有作用的。　　与张艺谋阴暗批判文革的电影《归来》对照的是，他拍过的另一部文革背景影片《我的父亲母亲》。年轻的右派被下放农村，几十年后父亲去世时，他教过的山里孩子出人头地成群结队的赶回来为恩师送别。这种场景是改开后十年里全国各地的普遍现象，大量的农村孩子在基础教育设施贫乏的广大偏远农村地区脱颖而出考上北大清华这样的名牌大学，背景就是大量的高水平的知识分子在反右文革运动当中被下放到那里耕耘农村教育。随着政策的变化，这些人后来陆续回城，许多创造了高考升学奇迹的农村中学的教学水准普遍一落千丈。　　尽管如此，知识的火种已经在全国生根发芽自我再造，改开后中国已经可以全覆盖的普及适龄学童基础教育。　　与全世界没有经历中国这样社会彻底大革命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是唯一解决了文盲问题的大国。这对于中国后来的持续大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虽然难以量化展示，然而进行国际比较是可以发现中国与其他没有经历革命的国家的发展进程的根本性差异的。　　文革是一场大革命，是书写历史的知识分子深恶痛绝感同身受的一场大革命，对这场大革命的不断批判，无所不用其极的诋毁，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宏观历史角度思考这场大革命的伟大现实意义，应该在中国人的话语体系里占据一席之地。
　　福州新闻网记者每个星期天晚上，福州大学机械楼北楼总有悦耳动听的歌声传出，这是福州大学至诚学院电气工程系合唱团在排练。这个由福州大学退休教授施能民一手组建的合唱团在校内外小有名气。　　可谁能想到，20多年前身患癌症时，施能民被医生断言最多只能再活3个月。可如今20年过去了，乐观的施能民不仅活着，而且活得很精彩。　　老教授带着学生去KTV练歌　　“手叉腰，后仰。”施能民口令一下，合唱团的学生便开始做唱歌准备工作。　　“转身，给前面的同学‘按摩’。” 施能民变换口令后，走下讲台捶面前一个学生的背。他的举动引来学生哈哈大笑。这是几天前，记者在福大一间教室看到的情景。　　准备工作完成后，施能民让学生起立，做发声练习。他一边指挥，一边领唱，还不时走到学生中示范纠正。　　施能民出生于1936年，195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化专业，毕业后到福州大学任教，直至退休。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他便加入学校合唱团。现在，他还是福州榕树合唱团和福大教师合唱团成员，多次到国内外参加演出。　　一直笑呵呵的施能民，其实身患癌症多年。20多年前，他突然被查出患有胃癌晚期，当时医生断言他最多活3个月。但是，乐观的施能民还是积极配合治疗。如今的他，虽然身子显得单薄，但是精神矍铄。　　在施能民和其他一些热心退休教师的倡议下，如今福大100多位退休教授都和各自任教过的学院结对子，通过开讲座等方式，帮助在校大学生树立目标，更好地度过大学生活。　　施能民说，现在他的愿望是把这支合唱团带好。“我的胃、脾全都切了，胰腺也切了一半，但是人生是有价值的，多做些快乐的事情，生活可有意思了。”　　（福州晚报记者 陈坚 实习生 高低 文/摄）
　　我与癌症斗争17年　　施能民　　（1958级）　　今年是我考入清华大学50周年的日子。在校学习的五年中，清华给予我丰厚的知识和养成天天进行体育锻炼的好习惯。留校任教两年又给了我为人师表的严格培养。在清华这片教书育人的沃土上，我从一株嫩弱的幼苗，逐渐成长为树木。回首往事令我心潮澎湃激动不已。最难忘的是教过我的教师，他们不仅知识渊博，而且师德高尚、教学严谨，每一堂课都是一次精心的播种，都是一次思想的升华。他们在传播科学知识的同时，教会我怎样做人，帮助我树立了正确的人生目标。他们不愧为人类灵魂工程师。他们的培养教育，使我不仅能在风和日丽的春风里茁壮成长，也能在暴风骤雨的艰难岁月中挺直腰杆、跋涉前进！　　1960年我调入福州大学任教至今。在1987年得了腮腺癌，接着动了手术切除了脑后的恶性肿瘤。可是手术后我整个脸容完全破了相：嘴巴歪了、两只眼睛变成了大小眼、右耳朵短了一大截、后腮塌陷了一个大坑，体质急剧下降。我面对着要不要再上讲台、能不能继续为培育人这神圣的职业再尽义务的问题经过多次的化疗和深度放射治疗以及长时间针灸疗法，经过不到半年的疗养，我不顾容貌的丑陋和体力衰弱毅然走上了讲台。我以加倍地用功备课和对授课内容的深刻理解以及多年从事科研、生产实践积累的生动实例，一次次地把课讲好。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和教研室老师、系领导的肯定。　　正当我满怀信心与癌症作总斗争，沿着人民教师道路向前行进时，突然又一场更大的灾祸降临我的头上。1989年2月的一天早上，我突然感到胃部疼痛难忍，紧接着鲜血像喷泉一样从口中喷出，顷刻间坠入昏迷，不省人事。救护车把我送到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进行抢救和诊断。经过胃镜探查，发现我已经是晚期胃癌病症，恶性病变肿瘤已有鸭蛋一样大小。于是医生们断然把我的胃、脾和1/2胰腺全部切除，主治医生还是毫不隐晦地告诉我的亲人和来探望的学校领导说：“这位教授最多能再活三个月。如果病人想吃什么，你们就尽量满足他的要求吧。”　　面对这死刑的宣判，我又将如何去面对？因为手术，我的体重从原来的108斤猛降至75斤，白血球降到三四百，血色素降到3克，面无血色像一张枯黄的蜡纸，化疗后头发几乎掉尽、饮食呕吐恶心、睡觉失眠，来探望的亲戚几乎都不认识了。由于没有了胃、脾和一半胰腺的消化器官，我身体的消化功能和吸收功能大大降低。每天摄入的食物90%被泻掉了。卫生纸必须大捆大捆地带在身上，因为不知什么时候又会发生腹泻。饮食每天五餐都是流质食物，非节假日爱人上班，家里没人给我做饭，我只好口袋里放着面包，肚子饿了随时拿出来掰一小块放嘴里细嚼慢咽下去。　　以后的日子我该怎么办？生命的道路还要不要继续走下去？还是就此了结一生？望着亲人们一双双饱含泪水的眼睛，还有那一批批轮流到病床前探视的学生们殷切的期盼，想想改革开放后带来的欢愉幸福的生活……不！我绝不能就这样倒下，我要站立起来作最后一次拼搏。我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采取中西医疗法双管齐下，坚持忍受化疗的痛苦折磨，把一个个漫长疗程做完做透。遵照医生的建议开始适当的健身锻炼：开始时是爱人搀扶着我像婴儿初学走路，尔后慢慢地学会练打太极拳，傍晚迎着落日的余晖沿着闽江岸畔缓缓散步，刮风的日子拿着自己制作的风筝到广场放飞，好天气时到学校毗邻的金牛山十步台阶一歇息地慢慢攀登，每天观看中央电视台重要新闻，让自己的身心融入时代前进的洪流，忘却身上疾病的痛苦和精神的沉重负担，疲倦地聆听优雅的音乐陶冶孤独哀伤的心灵。　　经过一段时间积极的疗养，我的身体体质有了初步好转，我开始参加一些身心力所能及的有益的活动：给刚入学的新生座谈如何适应大学的学习和生活；给应届大学毕业生座谈如何正确地选择就业，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走进社会后应如何面对人生的种种考验；旁听年轻教师的试讲，向他们提出诚恳的建议；应邀出席校系有关教学和科研专题的讨论；在福州大学校刊上发表文章向校有关部门建言献策；参加福州大学教师“晚霞”合唱团和福州市“榕树”合唱团的歌咏活动，到社区、到侨乡、到福建省革命老区慰问演出和参加省市节目庆典演出；参加中学同学会和清华大学福建校友会的联谊活动，回忆金色的青少年时代往事、交流健身和预防疾病的方法，每年七月还到福州海滨为北大—清华划艇比赛加油喝彩……　　这些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使我的心胸开阔、精神振奋，增强了我与疾病斗争的体质和精神力量，使我第二次奇迹般地闯过了鬼门关。活过了3个月，活过了17年。如今我的体重已恢复到100斤，白血球和血色素也恢复到正常人的水平，每天能坚持慢跑2000米或两小时的散步。我的成功病例成为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医治晚期胃癌患者成活时间最长的病例之一。这奇迹的出现首先应归功于党组织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归功于我们优越的社会制度，归功于清华大学给予我良好的素质和教育教我坚持体育锻炼的好习惯，归功于我爱人的精心护理、关心体贴和创造良好的、洁净的家庭卫生环境。　　而今我已近七十古来稀的年龄，又面临着血液“三高”（高胆固醇、高血脂、高血糖）新的考验。但我仍满怀信心地为实现清华校训：“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继续奋勇向前！我深深地热爱清华，祝清华明天更美好！　　（选自《清华校友通讯》复48期）　　（作者简介：施能民，男。1953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毕业后在福州大学物理系任教，后在国防部门从事科研工作。）
　　百年清华　　清华人物　　清华故事　　青春风采　　校友文苑　　校友讲坛　　校友视界　　校友服务　　校友总会　　关闭　　施能民：飞翔吧！共和国战鹰！　　|浏览 1213次　　施能民（1958电机系）　　今年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六十周年，十月一日国庆那天，北京天安门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当一队队人民解放军各兵种的队列整齐雄壮地走过天安门、当一列列我国自制的现代化武器装备闪亮地驶过天安门、当一行行性能超强的共和国战鹰在天安门的上空掠过，划下了一道道绚丽彩虹，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和平的人民为之欢呼！为之振奋！让那些仇视和企图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敌人发抖去吧！　　当我看到我们共和国战鹰威武地翱翔在天安门上空时，我不禁淌下了激动的热泪，此时我的思绪把我带到了永不忘怀悲愤的童年：　　我出生在1936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中国的年代。日本鬼子常常出动飞机轰炸他们还没有占领的地方。记得我在福建永安县（当时抗战省会）上小学时，只要一听到空袭警报响，老师便立即带领我们跑到学校旁边的一座小山中，一个人工挖掘的近百米长的防空洞。山洞低矮又狭窄，洞里没有照明，每次进洞都是老师点燃松明火把在前面引路，我们小朋友一个一个手拉手紧跟老师鱼贯地进入。先赶到的班级躲在里边，晚到的班级躲在靠外边。山洞里非常潮湿，山洞的四壁不断地往下滴水。那年代穷，大多数同学都是打赤脚，长时间站在水中，脚心透凉地冰冷。要是遇到冬天躲在洞里更是冻得难受。洞里的地面都是碎石又尖又利，黑暗中进洞我们的脚板常被碎石划破得鲜血淋漓。洞里没有通风设备，几百号人拥挤在洞内，有时空袭时间长达二、三小时，空气稀薄加上洞里没有任何座椅，小孩子长时间地站立，常常出现体弱的同学昏厥过去。为了预防暴露，在洞中老师命令我们不许说话，让人无限地窒息苦闷。于是在洞中我不禁向苍天发问：为什么日本鬼子不让我们这些天真活泼孩子在教室里好好地念书和在阳光下愉快地歌唱？　　记得1943年8月的一天，空袭报警过后放学回家，一到家门口令我惊呆了！我家的房屋全部倒塌了，废墟中斜立着一枚未爆炸的燃烧炸弹，我母亲跑快了一步才幸免未被炸死。此后我们全家在临时搭建的草棚里住了整整三个月。还是那年的十月，我们全家五口人一起徒步走到我姐姐就读的永安县第一中学去观看篮球比赛。走到半途中日本鬼子的飞机成群结队地从头上飞过，我们赶紧躲到路边的草地里，妈妈焦急地召唤我们赶紧把雨伞打开遮挡保护身体。不久传来一阵阵炸弹爆炸声。球赛看不成了，在返家的路上看到的是一幢幢正在燃烧的房屋，道路上躺着被炸死的一具具同胞的尸体，墙头上还溅涂着同胞的鲜血。从此我发誓长大后我一定要成为一名飞行员，驾驶飞机与日本鬼子拼个你死我活，绝不让他们这样残忍地杀害我们无辜的同胞。　　不觉间进入抗日战争后期，我突然发现日本鬼子的飞机来永安空袭次数少了，一天傍晚放学回来，途经我父亲工作的单位的操场，正在进行热闹地篮球比赛。我凑近一看：一边是父亲和他的同事；另一边是一些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比赛结束后我好奇地问我父亲：“他们是谁？”父亲告诉我:“他们是美国来支援我们抗日的美国航空队飞行员。”怪不得日本鬼子飞机来少了。　　解放后我就读于福州市美华中学。当时人民空军刚刚建立，而且全部都投入了抗美援朝的战争。福州和其他沿海的城市在对空领域都是没有设防的城市。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灭亡，经常派飞机来对我东南沿海城市进行骚扰轰炸。我上学的英华中学地处仓山区燕台山山顶，从校园里可以俯瞰福州整个台江地区和奔流的闽江。蒋匪飞机来空袭时，我因为好奇，没有躲到防空洞而是趴在靠江边的阴沟里观看敌人飞机在天上盘旋。有一次看到敌机轰炸福州最繁华的中亭街；又一次看到敌机轰炸闽江码头货运仓库。只见炸弹下去后一阵震耳的爆炸声，接着是冲天的火光。于是我暗下决心，高考时我一定要报考北京航空学院，将来要为祖国设计制造出最先进的飞机，打败美帝、解放台湾。1953年高考我被清华大学优先录取，没有实现进入北京航空学院的夙愿。　　1953年我到清华大学新生报到的第二天，学校组织我们新生到清华园附近的颐和园参观游览。当时北京只有一个机场坐落在北京西郊颐和园附近的西苑机场。我们整队走出校门欢愉地走在宽敞的林荫路上，忽然我听到飞机轰鸣声，顷刻间我条件反射地跳到路边的沟道里卧倒，同行的北京同学以为我发神经病，高声呼喊：“施能民，你是不是患神经病了？！”我说：“敌机来轰炸了，快躲起来！”北京同学哈哈大笑回答：“这里是北京，又不是你们福建前线。”这时我才恍然大悟狼狈地从沟里起来。心想那一天我的故乡福建也能像北京一样安全太平就好了。　　1959年夏天，我启程返回阔别了六年的故乡探亲，第一次乘坐刚开通的福建省第一条铁路——鹰厦铁路。望着列车车窗外的蓝天，不时有人民空军的飞机从头顶掠过，田野里到处是一片金黄，农民兄弟正在田间辛勤地劳作，沿途座座的工厂正鸣奏着马达欢快的乐章，人们再也不用担心害怕敌人的飞机来轰炸扫射。
　　一晃间我已经在地球村上生活了七十三周年。忆往昔，悲凉的惨景仍历历在目。看今朝，令人欢欣鼓舞。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更加强盛了！我们中华民族已无愧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祖国母亲不再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宰割。我们的少年儿童不用再惊恐地躲到阴暗潮湿的防空洞中。我们各族人民可以在社会主义灿烂阳光下愉快地劳动创造。这一切归功于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英明正确的领导，归功于强大人民解放军的捍卫。归功于我们共和国的战鹰在蓝天上翱翔描绘下的道道彩虹。飞翔吧！共和国的战鹰！愿你飞得更高更远！　　校友邮箱管理员：mail@　　校友网管理员：web@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1号同方部 100084　　技术支持：清华大学信息化技术中心　　版权所有(C)清华校友总会　　。。。。。。。。。。。。　　老头对共产党歌功颂德，可是，根据老人家在民国的遭遇，他的歌功颂德有没有毛病，还那么肉麻么？今天他的经历在伊拉克，在叙利亚正在发生着，他有啥理由不真诚歌颂，肉麻点算啥？算啥？
　　福州大学图书馆新闻中心　　嘉锡讲坛第375期:理想与信念　　时间： 9:54:10点击数：1191　　讲座主题：理想与信念　　主讲嘉宾：施能民教授　　时
间：日 19:00　　地
点：福州大学旗山校区图书馆明德厅　　主办单位：福州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承办单位：福州大学图书馆、福州大学导读中心　　主讲嘉宾简介：　　施能民教授，现任福州大学老教授协会副秘书长。　　195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工业自动化专业，在清华大学任教时评为“优秀人民教师”，在福州大学多次评为“先进教育工作者”，培养的弟子超过三千。　　在福州军区工程兵司令部科研处从事国防科研工作六年，曾荣立三等功两次，通令嘉奖一次。　　先后指导过十九项科研课题和新发表科技论文五十多篇，是福建省老科协电气自动化组专家、中国自动化学会计算机仿真学会教育委员，先后担任新大陆集团、香港上润精密仪器有限公司和福建省力得自动化设备公司高级技术顾问。　　2007年被授予福州大学”关心下一代先进教育工作者”。　　曾多次代表我国到国外参加合唱比赛，并多次获得金奖，2010年12月参加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的世界中、老年合唱比赛，荣获金奖。　　施能民教授从正值抗日战争的孩提时代谈起，回顾了他亲眼目睹祖国的大好河山步步沦陷到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人生经历，同时讲述了他受到人民政府的补助支援完成学业的过程，无不向在座的同学们充分展示了一个中国贫苦孩子对祖国、对党的热爱深植心底的情怀。这也是文革期间，任教清华大学的施教授在受到各种不平遭遇后却毫无怨言的原因。随后，施教授说到自己被下放到边远的山区农村的经历，虽然条件艰苦，但是他在这一时期仍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来教书育人，来为山区修建水电站。施教授表示，当时全凭内心的一个信念：用自己的技术本领保卫祖国，才帮助他度过了那些艰苦的岁月，才使得荒辟寂静的山村有了电灯照明，有了朗朗的读书声和歌声。
　　“文革“中的开门办学　　作者：■施能民　　1966 年爆发了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国 大、中、小学几乎瘫痪停课，全国掀 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机关 干部和大学教师纷纷被下放到“五 七”干校和农村。　　1969 年毛主席发出“五七”最 高指示：“我这里说得是理工科大 学还是要办的。学制要缩短，教育 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 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 了“。有了这条最高指示，1970 年 全国各高等院校开始办起了”试点 班’。从这办学的名称就不难看出， 这是一次革命性办学试点，要求彻 底背叛“文革”前的教学理念和教 学方式。但是当时谁都没有经验， 只能试着一点一点办。　　我们福州大学电机系电气自 动化专业该从何处入手呢？福州市当时有个无线电三厂生 产制造可控硅（即晶闸管）电子元 器件，我们教研室有教师参加该厂 的技术指导工作，于是我们的“试 点班”就围绕可控硅生产制造和应 用办起来。其他系也都找到对应专 业工厂的产品办“试点班”。学员由 全省各企业和单位推荐，一律免考 全部录取。为贯彻”学制要缩短”的 最高指示，学制减为二年。由于学 生学习程度未经考核，各个学生学 习程度相差太大给教学增添了困难。　　随着国民经济生产发展的需 要，以及广大青年迫切要求学习的 诉求，1972 年全国各大院校开始 招收工农兵学员。生源仍由各工厂 企业、人民公社和部队推荐，由学 校负责面试（没有安排笔试），学员 质量总算有了一点把关。被录取的 工农兵学员都非常珍惜这来之不 易的,学习深造机会，学习用功，绝 大多数人学习有成。　　为了贯彻“教育要革命”和”教 育要与生产相结合”的最高指示， 福州大学选择走”开门办学“这条 路子。各系各专业各自找专业对口 的工厂，把原来的基础课和专业课 教研室全部拆散，混合地组成一个 个教学小分队带领学生下到工厂 开门办学。　　我们电机系电气自动化专业 选择了全国第二大生产牛皮纸、自 动化程度较高的青州造纸厂作为 开门办学对象。生产车间是我们的 课堂，我们师生住在工厂特地为我 们腾出的仓库里。当时没有高教部 统编的教材，因此基础课便选用文 革前的大学教科书，专业课则以生 产车间提供的技术资料和图纸，结 合文革前高教部出版的自动控制 教科书，以及当前出版和发表的有 关科技文章作教材。为了厂校互 惠、互补，我们组织有关的工人和 我们学生一起听课，请车间老工人 为我们的学生现场教学。毕业班学 生的毕业论文课题，则选择厂方向 我们提出的工厂生产技术改造项 目。在青州造纸厂四年开门办学期 间，先后完成了造纸复卷机张力自 动调节系统、造纸车间450 伏 3000 安可控硅直流稳压电源以及 动力车间锅炉送煤自动传输系统。 技改课题也是毕业论文课题的总 体方案, 由厂方技术部门负责人、 专业课教师和毕业班学生共同讨 论制订。各具体功能环节的设计由 教师指导学生承担。学生参与自己 设计部分的产品制造的全过程，直 至系统投产。这样的教学方式让学 生在理论学习和生产实践上都得 到了很好锻炼。为了上述技术改造 项目的完成，我们在青州造纸厂开 门办学延续了四年。辛勤的工作换 来丰收的果实，造纸复卷机张力自 动调节系统项目荣获轻工部造纸 技术改造三等奖、可控硅450 伏 3000 安直流稳压电源项目荣获三 明地区科技一等奖。　　下厂开门办学我们也不忘对 学生德、智、体的教育任务，劳动下 班组织各种体育运动和竞赛，工休 时还经常组织师生和工人高唱革 命歌曲。每逢周末晚上我们和工人 一起围坐在工厂露天广场看革命 样板戏和新闻简报电影。　　开门办学的后两年我们是在 福建省商业厅车队度过的。当时 我们教学小分队承接了国务院商 业部下达的研制柴油机汽车高压 油泵测试台的任务。为了项目实 际调研, 我们教研室老师带领两 届电气自动化工农兵学员奋战在 福建省商业厅车队，最终完成了 拥有我国自己知识产权的柴油机 高压油泵测试台。荣获福建省第 一届科学大会科技三等奖。我们 把研制成功后的成果带回学校， 转化为福州大学电控厂的主打产 品。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为国家 节省了大量外汇。福大电控厂因 此有了较好的经济效益，生产该 综合电子和自动控制的产品，也 成为福州大学电气工程与自动化 学生生产实习的基地。　　回顾“文革”中这段开门办学 的历程，它记载了中国知识分子在 国家危难时刻仍不忘自己肩负教 育培养人才的重任，他们不畏艰险 开创性地摸索在新形势下办学，在 这历史画卷中福州大学以自己无 愧的贡献，写下了光彩浓墨的一 笔，人们将会永远地记住它。
　　【文革时期下放至象湖公社干部】　　　“文革”时期（）省地市一批干部、知识分子下放到我镇接受劳动锻炼，他们来到我镇后兴办起象湖中学高中部，勘测设计、参加建设小水电，对我镇建设卓有贡献。他们是：孙济家（原省科委，下放到象湖村），施能民（福州大学教授，我镇小水电技术人员，象湖村），张众长、张凤珍（福州商检局，杨美村），王保忠（今移居香港，小水电技术人员），丰原油（龙岩市第一医院，长塔村），郑映（省体委，长塔村），黄群秀、黄海涛（母子，下地村，黄海涛现为龙岩市电业局副局长），林齐华（福州阀门厂），林振声（厦门市禾山中学退休教师，长塔村）。　　【文革时期象湖公社兴建的小水电】　　“经济要发展，电力要先行”。建国后五十多年来，象湖电力事业走过了一条艰难坎坷的创业之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象湖公社着力发展农村小水电建设，实行小型为主，群众集资，国家适当补助的办法建设乡村微小电站，共建成17座小电站，装机总容量220千瓦。　　按建成先后顺序，这些电站是：象湖水电站（10千瓦，1965.4建成，下略“水电站”）、半华（10千瓦，1967.1建成，1977年扩建为26千瓦）、杨美（12千瓦，1967.4）、下德安（10千瓦，1970.8）、深洋（5千瓦，1971.2）、下地（10千瓦，1971.8）、下洋（12千瓦，1971.12）、吉宅（5千瓦，1972.1）、长塔（10千瓦，1972.10）、宽和（5千瓦，1972.12）、上德安（20千瓦，1973.5）、大科山（5千瓦，1973.10）、小科山（5千瓦，1973.10）、长塔知青场（24千瓦，1973.10）、小坂（5千瓦，1973.11）、五保林（5千瓦，1973.12）、产坂（40千瓦，1974年）。　　这些小水电站具有投资省、工期短、收效快和管理方便等优点，特别是大电网近期内供电难以到达偏远山区，更显示出它的应有作用，极大地改变了原先冷落荒凉的文明外贫乏状况，深受农民群众的欢迎。但由于这些星罗棋布在深山幽谷里的微小电站，弱小、分散、孤立，管理人员文化低，技术差，又长期用“自动化”或“半自动化”运行（即只开、关机，没守护），天长日久，往往机组带病运行，勉强负荷，以致每况日下，造成池漏圳崩、机损站废，至1990年全镇电力联网，我镇这些小电站全部报废。　　。。。。。。。个人感想，无论如何，虽然这些老知识分子受到伤害，但是，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们都应该对这段历史充满深深地感激之情，而不是怨恨和愤怒。　　其实从这位老同志的各种文章来看，对共党的歌颂是真诚的，但是对于各种下放，反右也还是不满的，不过他还行，不那么怨毒。　　一个农村孩子，一个贫民子弟如果对这事看法还是负面的，这个人啊就是无比的愚蠢和无知了！　　只能说今天的教育已经到了一塌糊涂的地步了！
　　童年的抗日情怀
1953届 福建师大附中 施能民　　我出生在1936年，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苦难年代。时光如白驹过隙流逝匆匆，转眼间童年时光已然成为一种珍贵的念想与回忆，儿时的欢乐与苦涩也如陈年酒酿般越发香醇耐人寻味。耄耋之年的我回首过去那段抗日历程，仍如滚滚洪流涌在心头。爆炸、坑洞、压迫、血浴,所有的场景都打着深深的时代烙印。那段时光说是一种经历，更可谓是一种触动，它影响着我的成长，更堆积出我童年不灭的抗日情怀。　　一次轰炸　　当年姐姐就读于永安中学，有一次赶上永安中学举行篮球比赛，我们一家人便早早的赶去学校。至今还记得我牵着爸爸妈妈的手，兴高采烈的唱着跳着，可是就在距离球场不足百米的地方，忽然传来刺耳恐怖的飞机轰鸣声。我们都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下意识的躲在路边的草丛里。年幼的我透过草丛，看到了远处天空一排排的飞机，紧接着就是密集的轰炸。妈妈把我捂在怀里，我就那么闭着眼，耳边是不断的轰炸声和机枪的嗒嗒声。敌机飞走后我睁开眼，几分钟前还是充满朝气的城市，此刻已是一片废墟，浓浓的烟雾下横七竖八的同胞的尸体和鲜血显得格外刺眼。我就立在那里不敢靠近，看着一个婴儿抱着母亲尸体，我听不到他的哭声，却永远记得他惶恐的表情。这一切在我心中燃起对日本鬼子的无比仇恨和向他们复仇的决心。　　躲空袭　　那年代我们国家贫穷、国防工业落后，不要说飞机造不出来，就连机枪也造不出来。因此没能提供足够的飞机组成一支强大的空军与敌人对抗。日本鬼子则利用他占领的我沿海机场肆意轰炸我城市和村庄。当年为了躲避敌人的轰炸，我所就读的小学在校园旁边的小山挖凿了一个简陋的窄小的防空洞。连基本的照明也没有，更没有空调，洞里只有少量的座椅，绝大多数人是站着。洞里空气稀薄，洞底是山体挖凿落下的碎石子，又尖又利。每当空袭警报响起，老师就会点燃一支松明火把带领我们钻进山洞，一呆就是一两个小时。大家就挤在那里，不许说话，互相看不见。夏天洞里闷热不堪，冬天寒冷无比，常常发生体弱的同学昏厥过去，老师只能把昏厥的同学紧紧地抱在怀里，用自己的体温唤醒他。最无法忍受的是冬天，年幼的我们光脚踩着尖利的碎石、浸泡在冰凉的水中，那穿心的疼痛让我们幼小的心灵烙下没齿难忘又一笔仇恨。　　一次特别的篮球赛　　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经过父亲工作单位的篮球场，看到一群高鼻子、白皮肤和蓝眼睛的汉子。一个个穿着米黄色的军装、头戴鸭嘴帽在练习投篮为即将开赛热身。球赛的另一方是福建省银行的篮球队。我兴致勃勃地看完全场比赛，结果是我们的银行球队输了。我心里非常不高兴。晚上父亲下班回来，我问父亲今天下午篮球赛来的那些外国人是谁？父亲告诉我说：他们是美国陈纳德航空队又叫飞虎队，他们不远万里带着飞机来到我们国家，支援我们打击日本鬼子的飞机。真令人肃然起敬！突然间我想到，怪不得这段时间日本鬼子的飞机来空袭的次数少了许多。从此以后再遇到这两球队篮球赛，我会特别起劲地为美国友人加油！同时在我的心中暗暗立志长大了要当飞行员的志愿，杀败日本鬼子的飞机，为死难的同胞复仇！　　一次歌咏比赛　　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福建省政府文教部门举办了一次中小学抗日歌曲合唱比赛。我所在的福利小学组织我们一年级的小朋友合唱《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首歌曲。不知什么缘故，教音乐课的女老师选我担任合唱指挥。我站在舞台中间，每当我挥动着老师交给我的指挥棒，那就像是一次次砍向日本鬼子的大刀。我们每个小演员都情绪激昂，唱出了我们向日本鬼子复仇的决心，因此我们荣获了音乐会儿童组第一名。从此歌唱在我心中播下了种子，或许是一个少年保家卫国的热情播下了种子。直到今天已耄耋之年的我，仍然活跃在福州大学教授合唱团，每年都会在迎新晚会和国庆晚会上为学生们表演。
　　五小工业体系
　　1970年的四五计划中，中央政府要求各省区发展小煤矿、小钢铁厂、小化肥厂、小水泥厂和小机械厂，并决定中央财政拨出专项资金80亿元用于发展地方五小工业。　　五小工业的发展改变了我国工业经济的结构，扩大中小企业在工业企业中的比重，使中小企业能按照专业化和分工协作的原则，进行合理分工。中小企业可以为大企业起到补充作用；更重要的是小企业能更好的利用当地资源，不仅增强了地方经济实力，使县域经济面貌得以改善，从单一的农业经济转向农业生产为主，兼顾工业，适度提高农业外收入水平。
　　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　　日期：　　版次：1　　专栏：社论　　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　　社队企业是我国人民公社制度的产物，它是随着人民公社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远在人民公社化初期，就高瞻远瞩地指出：“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英明领袖华主席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扶持社队企业这个新生事物极为关怀。最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积极促进农村副业和社队企业的发展，使副业和企业的收入在社队总收入中的比重有一个大的提高，以促进农业高速度的发展。早在一九七四年，华　　主席在给湖南省委的一封信里，对社队企业的发展就给予高度的评价和热情的支持，指出“这对于巩固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对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消灭三大差别，都具有重大意义。它代表了人民公社的伟大希望和前途。“在一九七五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主席对发展社队企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作了全面的阐述，为进一步发展社队企业指明了方向。近一年来，华主席又多次作了重要指示，提醒各地要把社队企业搞起来，促进社队企业的健康发展。我们要认真学习和执行华主席的这些指示，把这项工作真正作为一件大事来办。　　近几年来，社队企业发展很快。打倒“四人帮”，生产力大解放，社队企业更是蒸蒸日上。现在，全国广大农村已经有百分之八、九十的社队办了企业，去年全国社队企业的总产值，比一九七六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以上，它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社队企业发展很不平衡，工作中问题不少，还远远不能适应国民经济新跃进形势的要求，我们必须加快步伐，使社队企业有一个大的发展。　　华主席在五届人大提出了新时期的总任务，要求农业要以比过去更高的速度向前发展。要高速度，就要搞社会主义大农业，就要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就要用现代技术装备农业。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设备和技术力量。资金从哪里来？靠农业本身的积累为数很少，主要只能靠发展农村副业和社队企业的积累来解决。党中央提出，农业机械化要坚持“三主”方针，即农业机械制造以地方为主，农业机械产品以中小型为主，农业机械购买以集体经济为主。没有强大的社队企业，“三主”方针就会落空。今天本报发表的江苏无锡县的调查报告就说明了这一点。无锡县用社队企业的积累，向农业投资九千六百多万元，使他们能够大规模地改造农业生产的条件，建立社队的支农工业，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　　发展社队企业，公社、大队两级直接所有的东西多了，有了充分的物质力量，就能有计划地帮助穷队，加快穷队向富队转化，就能为所有制过渡创造物质基础。社队企业越发展，转队工资占社员分配的比重就愈大，社员的收入也就愈多。去年无锡县社员平均收入，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来自社队企业。而单一的农业，不可能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也不可能显著改善社员的生活。　　发展社队企业，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为实现城乡结合、工农结合展示了光辉的前景。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人民公社实行的工农业同时并举和互相结合的方针，为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开辟了道路“。社队企业就是实行这种工农互相结合的好形式。社队企业实行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广大社员既能种田，又能做工，逐步缩小工农差别。社队企业在为农业服务的前提下，根据具体条件，开展城乡协作，为大工业服务，既积累了资金，有利于农业，又支援了工业建设。城市工业有计划地向农村扩散产品，把一部分任务交给社队企业去承担，就可以节省国家投资，不增加职工指标，少建厂房、设备和少支付工资，使生产做到多快好省。工厂还可以腾出手来，向“高、精、尖”进军。社队企业还能承担城市需要的一些缺门、短线产品，人民生活需要的各种小商品，成为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有力助手和重要补充。社队企业发展起来了，农村里小工厂星罗棋布，城市则避免了无限制扩大和臃肿，做到工业合理布局。目前，在我国一些社队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已经出现了有社会主义觉悟、能工能农的一代新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预言：“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消灭。“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个伟大理想的雏型。
　　“四人帮”全面搞乱我们的国民经济，对社队企业的破坏干扰也很大。他们忽而污蔑社队企业是“资本主义的黑窝子”，叫嚷“非农即砍”；忽而鼓吹“三自”（即自由挂钩、自找门路、自由发展）和“三高”（即高工分、高奖励、高补贴），妄图把社队企业引入资本主义邪路。在“四人帮”煽起的这股妖风的影响下，有一些社队企业滋长了资本主义倾向，背离了首先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大方向，造成经营管理混乱，给一小撮坏人以可乘之机，大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挖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墙脚。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必须联系实际，继续深揭狠批“四人帮”破坏农村经济政策和社队企业的罪行，肃清其流毒和影响。要通过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一批两打”运动，打击歪风邪气，端正社队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　　英明领袖华主席曾经指示：“发展社队企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有条件时，也要为大工业、为出口服务。要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发展种植、养殖、加工和采矿业等，但是必须注意不要和大工业争原料，不要破坏国家资源。“我们要遵照华主席阐明的这个方针，对现有的社队企业进行一次认真的整顿。首先要整顿好企业的领导班子。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企业就有了团结战斗的核心，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才能得到贯彻执行。不首先抓好这一条，一切就无从谈起。社队企业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它的生产活动应当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进行。现在，社队企业的产、供、销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纳入国家计划，使这些企业生产不稳定，脱产人员过多，成本增大，助长资本主义倾向。这种状况应当迅速改变。社队企业的发展和它们的产、供、销，要纳入县以上的地方计划，使社队企业做到生产有安排，原料有来源，产品有销路，发挥他们的正当积极性，避免盲目性。　　办好社队企业，关键在党的领导。有些地区的领导同志，对社队企业认识上有片面性，把农业和工业对立起来，认为“粮食不过纲，社队企业顾不上“。“办了工业，冲击农业。”这是形而上学观点。事实恰好相反，农业要大上，就要发展社队企业。搞单一经营，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困难重重。现在有的地方不是正陷在这样的困境里么？还有人指责说：“办了社队企业，拉走了农业劳力。”其实，这是一个劳动力的管理问题。无锡县委合理安排劳动力，首先满足农业生产需要，保证了农业生产有足够的劳动力。可见只要安排得当，这个矛盾是完全可以妥善解决的。　　社队企业的发展和巩固，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实现。我们要把建设社队企业和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结合起来，把整顿社队企业和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结合起来。只要各级党委热情支持，积极领导，社队企业这个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一定能够变成更加壮丽的现实。　　。。。。。。。。　　哈哈，四人帮阻碍社队企业，哈哈！
　　城市化，是农民工的巨大 成就，然则农民工如果不能享受城市化服务，这就成了剥削　　改开后，有多少农民工享受到了城市的现代化生活？有多少农民工转换成了城市户口？　　而在60年代，这意味着粮食。有多大的城市化，就要从农村转移多少的粮食，正是60年城市化过快，矮子蛮横的从河南、四川、安徽等产粮省调粮，从而这3省农村出现大量的饥饿现象。
　　那段时间，国家几乎没给上海投资，上海给国家的利税却占全国六分之一，对于其他地方发展经济，提供了大量人才物资等帮助。　　如农机工业，我厂是农机制造厂，不批判“人多地少没有必要机械化，精耕细作不能机械化”、“先机械化再合作化”、“包产到户”我国就没法建立农机工业。又如小化肥厂，一直受到攻击，不批判就不能建设小化肥工业，而文革使得我国小化肥工业的产量占化肥工业总产的三分之二。十年中我国的农机和化肥工业和石油工业一样地以超高速度增长。　　谁最先提倡社队企业？是毛主席，是大跃进最先起家的。是谁在六十年代初把社队企业一扫而光？是刘少奇、是邓小平!刘少奇还专门到自己家乡湖南宁乡把社队企业不由分说全搞垮了。是谁把社队企业恢复起来的？是毛主席，是文化大革命专门批判了刘邓的破坏才重新大搞起来的，中央还发了专门文件。刚复时，邓集团也在大批“小生产方式”声中大肆摧毁社队企业。后来由于许多地方的社队企业站住了脚，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们就据为自己的功劳，倒过来诬蔑文化大革命把社队企业作为“资本主义尾巴”来割，根本不提对刘邓破坏社队企业的大批判，不提中央文件提倡社队企业。
　　把“一批两打”和普及大寨县运动结合起来　　本报评论员 () 《人民日报》　　湖南省湘潭地区在农村开展“一批两打”，即深入揭批“四人帮”，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其他一些地区，也有类似的作法。他们的经验证明，“一批两打”是联系农村阶级斗争实际，揭批“四人帮”的好形式，也是当前最现实最生动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这样做，就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同农业学大寨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形成统一的群众运动。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同学大庆、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更深入地开展起来”。要在实践中解决这个结合问题，首先要在认识上解决这个结合问题。我们要看到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同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有着深刻的内在的联系。“四人帮”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必然要反对和破坏农业学大寨。“三反一砍”，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路线，是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最大障碍。深入揭批“四人帮”，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中心。只有紧紧抓住这个中心，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狠狠打击资本主义势力，学大寨才能学到根本上，普及大寨县运动才能深入开展起来。　　许多事实说明，农村中的阶级敌人、资本主义势力，乃是“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几年来，在“四人帮”的支持和包庇下，一些地方和单位的阶级敌人嚣张，资本主义泛滥，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内外勾结，城乡串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中的一些分子，就是重大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他们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计划，破坏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经济，损害劳动人民的利益。正如贫下中农所说：“‘四人帮’乱中夺权，阶级敌人乱中破坏，资本主义乱中捞钱，贫下中农乱中受害。”联系农村阶级斗争的实际揭批“四人帮”，就要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这是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保卫集体经济和贫下中农劳动成果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一批”同“两打”不可分割。深揭狠批“四人帮”，批臭批倒他们那条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才能挖掉一切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的总后台；同样，只有搞好“两打”，才能铲除“四人帮”复辟资本主义 的社会基础。因此，这场斗争就不仅是抓几个贪污盗窃犯和投机倒把分子，取得经济上的成果，更重要的是通过现实的阶级斗争，使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看清“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严重恶果，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更好地坚持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这对于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　　在开展“一批两打”过程中，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注意党的政策，狠狠打击一小撮罪行严重、民愤很大的阶级敌人和贪污盗窃情节严重的坏分子，教育和挽救一些犯了错误、愿意悔改的人。要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和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倾向，端正农业发展的方向、道路。　　目前，广大农村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正在深入开展。但是，运动发展还不平衡。有的地方揭批“四人帮”联系实际还不够，资本主义活动还没有刹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里的一些领导同志对“四人帮”的极右路线及其在农村的影响认识不足。象湘潭这样的同“四人帮”作了坚决斗争的地区，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尚且这样猖狂，那些受“四人帮”干扰、破坏严重的地方，“四人帮”黑手伸到了的地方，就更可想而知了。各级领导同志都应当象湘潭地委那样，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不失时机地开展“一批两打”，进一步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掀起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新高潮，加快农业发展的速度。
　　“双打运动”是在1978年。　　“双打运动”指的是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双打”运动。1978年《人民日报》为配合“双打运动”让评伦员于日发表了《要大张旗鼓地开展“双打”运动》。　　要大张旗鼓地开展“双打”运动　　本报评论员 () 《人民日报》　　　根据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工交战线和其他战线一样，结合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有领导、有步骤地兴起了一场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双打”运动。这是一场打击“四人帮”社会基础的革命斗争。实践证明，凡是认真开展了“双打”运动的地方和单位，在“四人帮”支持和包庇下作恶多端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犯罪分子被揭露出来，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受到进一步的打击和摧毁，社会主义正气升上来，资本主义邪气降下去，广大职工扬眉吐气，社会主义积极性更加高涨。　　　　“双打”运动是揭批“四人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这场伟大斗争的继续和深入。多年来，“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推行一条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拼凑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网罗牛鬼蛇神和资本主义势力，大乱无产阶级天下，大挖社会主义墙脚。他们上下呼应，内外勾结，城乡串通，大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罪恶活动，侵吞国家和集体的财富。大量事实说明，“四人帮”是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的总代表和总后台，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是“四人帮”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是同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破坏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里相当数量的人物，就是一些“双面虎”，既是资产阶级帮派的骨干分子，又是民愤很大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结合揭批“四人帮”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双打”运动，是清除“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深入批判“四人帮”，夺取全胜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双打”运动也是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严重斗争。不把那些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破坏国家计划，严重损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娄阿鼠”式的人物挖出来，不依法处理一批大量侵吞公共财产、为非作歹的“东霸天”、“西霸天”，我们的脚下就要常闹“地震”，无产阶级专政就不牢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就会落空。华主席指出：“实践证明，认真开展这样一场打击‘四人帮’社会基础的革命斗争，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要学习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指示，提高对这场伟大斗争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要象当年搞土改，搞镇反，搞三反五反，搞“四清”那样，大张旗鼓地把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　　　要开展这场斗争，必须象大庆那样放手发动群众，迅速掀起群众性的检举揭发高潮。这是这场斗争真正开展起来的重要标志，也是运动成败的关键。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是很猖狂很狡猾的，他们城乡勾结，内外勾结，上下勾结，左右串通。他们会订立各种攻守同盟，采取种种办法消赃灭迹。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只要我们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内外结合，上下结合，城乡结合，大打人民战争，一切狡猾的阶级敌人和犯罪分子，任他千变万化，也逃不脱人民群众的“火眼金睛”。　　　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切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损公肥私的行为，都必须揭露，但重点是打击极少数有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和罪行严重、情节恶劣、认罪态度很坏、民愤很大的大贪污犯、大盗窃犯、大投机倒把犯。要选取重大典型案例，大张旗鼓地进行公判，威慑和瓦解敌人，鼓舞群众斗志。对犯有一般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着重教育，不使重犯；经济上要坚决退赔，也要合情合理，但决不能让他们破坏社会主义经济而逍遥法外。对于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只要不是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就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于人民群众中的小拿小摸和资本主义活动，要坚持正面教育。要对广大职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总之，要象大庆那样，立足于争取绝大多数，转化绝大多数，教育绝大多数，团结绝大多数，尽可能多地挽救和教育犯错误的同志，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和犯罪分子。　　党委要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各级党委的一、二把手，既要挂帅，又要亲征。要旗帜鲜明地站在斗争第一线，带领广大群众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作针锋相对的斗争。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抓住典型指导运动。对于那些重点单位，或领导不力的单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派出工作组，发动群众打开局面。　　　让我们团结起来，努力作战，夺取“双打”运动的彻底胜利，大大推动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和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
　　12月10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次会议的规模超过了第一次，共有5000多名代表参加。出席会议的5000名代表中，有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各地区、各县和部分国营农牧场的负责人，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的代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代表，大庆油田的代表，农业机械企业、事业和科学、教育单位的代表，以及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单位的代表。其他有关方面的代表列席了会议。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更高地举起农业学大寨的红旗--热烈祝　　贺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社论写道："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这同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一样，是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内容。"社论提出："这次大会是总结经验的大会。一年来农业学大寨运动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前进。原有的三百多个学大寨先进县进一步巩固提高，今年又有一百多个县跨入了学大寨的先进行列。"陈永贵代表中央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报告的主题还是普及大　　寨县。与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不同的是，"四人帮"被打倒了，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也就与揭批"四人帮"联系了起来。陈永贵在报告中提出，要批判"四人帮"在学大寨问题上的"三反一砍"罪行。"三反"是说"四人帮"在学大寨运动中，反对大批资本主义，反对大批修正主义，反对大干社会主义；"一砍"是说，"四人帮"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