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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广东省最新工伤赔偿标准,企业单买工伤,发生工伤怎么赔偿,广州单买工伤保险,怎么给工人买工伤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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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广东省最新工伤赔偿标准,企业单买工伤,发生工伤怎么赔偿,广州单买工伤保险,怎么给工人买工伤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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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工人深沟作业被土方掩埋 遭施救挖掘机戳伤身亡――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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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深沟作业被土方掩埋 遭施救挖掘机戳伤身亡
　　一名在深沟里作业的工人，被沟壁垮塌的土方埋住。挖机施救过程中，又不慎戳伤其颈部。昨日，这名工人经过医院抢救，最终未能生还。
　　事发(武汉)武昌武锅中路市政工地。昨日中午，记者在现场看到，出事工地已停工，路面中央有条3米深、数十米长的沟，沟内已埋了几根排水管，沟边还存放着多根直径1米的水泥管。沟边围有挡板，上面写有“武昌市政”字样；沟里，一只粘满黄土的安全帽十分刺眼。
　　据附近门卫陈师傅介绍，上午10时许，他看到几名工人从沟里抬起一人，这个人的脸部颈部有伤口。因为等不及120急救车，工地上的人用小翻斗车将伤者送医。
　　记者赶到医院时，武昌殡仪馆的车正在转运这名工人的遗体。据接诊的医生介绍，患者10时45分送来时，已无心跳和呼吸，左颈部有道20厘米长的伤口，深可见骨，胸廊塌陷。经过半个多小时抢救，于11时30分宣布死亡。
　　武昌区建管站安全科有关负责人介绍，事发后，工人们先是用铁锹等工具救人，但挖不动土，情急之下动用了挖掘机。至于工人的死因，有待进一步鉴定。“沟壁不按要求做防护，安全措施不到位，这种偶然事故中，有其必然的原因！”昨日下午，在武昌区建设局组织施工方、监理方、建管站等部门召开的现场办公会上，有关领导明确指示成立事故调查组进行追责，并要求武锅中路全线停工，且在全区市政工地展开拉网式排查安全隐患。
　　据介绍，死者姓肖，58岁，广水人，目前善后事宜正在处理中。(楚天都市报记者 张皓 通讯员 刘宇)
【编辑:肖媛媛】
----- 社会新闻精选 -----
直隶巴人的原贴：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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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深沟作业被土方掩埋 遭施救挖掘机戳伤身亡
　　中国宁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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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在深沟里作业的工人，被沟壁垮塌的土方埋住。挖机施救过程中，又不慎戳伤其颈部。昨日，这名工人经过医院抢救，最终未能生还。
　　事发(武汉)武昌武锅中路市政工地。昨日中午，记者在现场看到，出事工地已停工，路面中央有条3米深、数十米长的沟，沟内已埋了几根排水管，沟边还存放着多根直径1米的水泥管。沟边围有挡板，上面写有“武昌市政”字样；沟里，一只粘满黄土的安全帽十分刺眼。
　　据附近门卫陈师傅介绍，上午10时许，他看到几名工人从沟里抬起一人，这个人的脸部颈部有伤口。因为等不及120急救车，工地上的人用小翻斗车将伤者送医。
　　记者赶到医院时，武昌殡仪馆的车正在转运这名工人的遗体。据接诊的医生介绍，患者10时45分送来时，已无心跳和呼吸，左颈部有道20厘米长的伤口，深可见骨，胸廊塌陷。经过半个多小时抢救，于11时30分宣布死亡。
　　武昌区建管站安全科有关负责人介绍，事发后，工人们先是用铁锹等工具救人，但挖不动土，情急之下动用了挖掘机。至于工人的死因，有待进一步鉴定。“沟壁不按要求做防护，安全措施不到位，这种偶然事故中，有其必然的原因！”昨日下午，在武昌区建设局组织施工方、监理方、建管站等部门召开的现场办公会上，有关领导明确指示成立事故调查组进行追责，并要求武锅中路全线停工，且在全区市政工地展开拉网式排查安全隐患。
　　据介绍，死者姓肖，58岁，广水人，目前善后事宜正在处理中。(楚天都市报记者 张皓 通讯员 刘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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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变”与“不变”（二）
二、什么能“几十年不变”？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变化仿佛是一种常态。于是，那些“几十年不变”的事物便显得格外醒目——特别是当各种“老规矩”给现代人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之时……
&1、“标准”　旧章程能否解决新问题？
猪肉检验规则50年不变：
上海猪肉精中毒事件波及全市9个区、300多人，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官员表示，现行对猪肉流通的管理沿用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兽医卫生检验规则，那时主要是针对猪的疫病、传染病，而没有把猪的一些饲料添加物残留作为强制检验范围。（9月18日央视《东方时空》）
此话一出口，全国人民都笑了——标准是五十年前的，被检验的猪早就不是当初那些只吃糠菜不吃添加剂的猪喽！于是，有好事者掰起手指头，细数落后规则近乎可笑的例子，有人想到了含400多种有机化合物的污染水质竟然符合1985年的饮用标准；也有人想到了火车撞死人后那个1979年制定的“80-150元”赔偿标准……这有些极端，但不极端却极落后的规则，的确大量存在。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有负责人表示：针对监管漏洞，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牵头起草的《上海市生猪产品安全监管办法》有望年内颁布。———亡羊补牢，似乎犹未晚也。但补牢之术，终究也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堵住了猪肉精的口子，下次来个猪精、肉精的，恐怕还是要“交学费”，还是要先亡羊而后补洞。
本不该管50年的质检标准，凭什么就能愣充大瓣蒜地生存下来，直到“出了大事”？落后的行政规则，靠什么力量去涤荡？如何实现以系统程序，而不是特事特办的方法，使行政规则具有新陈代谢的机能？
行政主体虽是体制性存在，却不是僵死的“铁板一块”，常常也有其所谓个体的“经济理性”，动辄也会“趋利避害”———对于自己有利可图或行事便易的规则，便会热衷推广；相反，对于“损害”己利的规则，就会几推不动，宁可僵化地“为规则而规则（worktorule)”。
笔者不相信，食品监管中的漏洞与落伍之处，会多年发现不了；更愿意相信，是即便发现了也不愿意修正：多一项指标就要多做一份事情，这年头，没点驱动力，谁乐意没事找事干？至于出了问题，理由绝对现成———规章制度落后。
有人统计后说，这些年我国各项法律规章的颁布数量，位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但另一方面，“制度不够用”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要反思的是，头痛医头的方式修订制度，修订多少才够用？———我们此时的“制度落后”，有一些是源于缺乏制度自我修正、自我更新的有力机制。
行政人员的责任不仅仅在于具体的执行法令，也取决于提出建议与提高法律政策施行的质量。坦率地讲，他们中多数人并不是通过代表性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于专业、特长而被任命的。因此，他们对于政策的关注，既有“落实”的一面，更有关于政策可行性论证的一面———是否能够被实施？实施的效力如何？
说白了，既然你掌握着食品监管的公权，本身就具有为完善管理制度提出建议、做可行性论证的本职责任。长期以来，我们多局限于“落实政策不力”之类的工作问责，而忽视了“活的人”在“死的规则”之内，推动规则良性新陈代谢的责任。只有将行政管理者这部分问责落实了，我们的行政规则才能够具有新陈代谢的创新之力，公共管理才能焕发出更大生机。（华商报）
饮用水卫生标准20年不变：
部门“扯皮”
修订工作迟迟未做“70年代淘米洗菜，80年代引水灌溉，90年代鱼虾绝代”。记者最近在一些省区市采访时获悉，日益严峻的水污染，正对我国民众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一些水处理专家呼吁，有关部门应加快我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修订步伐，以确保普通百姓能喝上“干净水”、“放心水”。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20年未变
我国现行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是1985年颁布的，作为城市饮用水的国家强制性标准，这一标准施行迄今已有21个年头，这20年中我国水环境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一标准却从未修订过。
已经70余岁高龄的水处理专家清华大学水质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王占生教授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标准对保护人民健康、促进我国城镇供水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面对日益严峻的水污染形势，这一标准已经明显滞后。
王占生说，我国现行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当初是由卫生部颁布，并作为国家强制性标准使用的。由于制订的时间比较早，这一标准对我国生活饮用水水质的检测项目只有35项，其中有机物两项，农药两项。
“当时我国水污染远不如现在这样严重，这一标准规定的检测项目较少，与当时的实际是相符的”，王占生说，“但20年后，继续沿用这一标准，几乎就是对老百姓的生命健康不负责了。”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说，近30多年来，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传统经济模式使我国的有限资源不断减少，废弃物逐渐增多，水环境一天天在恶化。全国745个地表水国控断面中，多数达不到Ⅲ类标准，流经城市的河段90%以上受到严重污染，大多数湖泊出现富营养化，蓝藻泛滥，湖水出现绿粥状污染物，气味难闻，令人不堪入目，被当地称作“生态癌”。
据了解，为了保证民众饮水健康，美国国家环保署2001年颁布的美国饮用水标准项目已达107项，其中有机物29项，农药24项，饮水中铅、四氯化碳等一批指标都重新修订，指标值都很严格。世界卫生组织1998年发布的饮水标准项目，因考虑到各国情不完全相同，检测指标达到132项，其中有机物28项，农药37项，这一标准目前又已在酝酿修改中。与之相比，我国饮用水卫生标准35项的检测指标，明显落后很远。
饮水与人体健康息息相关
赵章元说，水不仅是生命之源，现代医学发现，人的疾病80%与水有关。垃圾、污水、农药、石油类等废弃物中的有毒物质，很容易通过地下水或地表水进入食物链系统。当被污染的动植物食品和饮水进入人体后，就可能使人体罹患癌症或其他疾病。
国内外学者一致公认，80%的癌症是由环境污染引起的。环境中的有毒污染物增多是我国近年来各类怪病发病率递增的根本原因。
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与饮用水水质有关的地方病。如淮河流域出现的高癌村——河南省沈丘县东孙楼村、周营乡，大批村民因癌症去世；天津市北辰区西堤头村、刘快庄村，癌症患者多达120多人；有些石化工业地区，癌症发病率高出周围十几倍；河北、山东沿海有些村庄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也已超过半数。
据国家第三次卫生服务随机抽样调查表明，城市居民患有医生明确诊断的慢性病患者为239.6‰，农村为120.5‰。由此计算，我国慢性病总人数为1.6亿。其中循环系统疾病、运动系统疾病、内分泌与营养代谢疾病呈现上升趋势。高血压、糖尿病和脑血管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经成为我国城乡居民的主导疾病，且年龄每增加10岁，患病率增加50%以上。
仅高血压患者，全国已经超过一亿人，并在以每年25%的速度递增，发病年龄在迅速年轻化，心肌梗死发病率也在迅速上升。全国每年另有脑血管发病者达250万人。据专家预测，我国即将面临心脑血管病发病的第二次高潮。
近30年来，我国癌症发病率在持续上升，每年新发肿瘤病人约250万，其中癌症病人160万，是世界上新发癌症患者最多的国家。在近20年中，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上升了29%。
我国和印度是世界上糖尿病患者最多的两个国家，我国糖尿病患者多达5000万，2型糖尿病正处于爆发期，而且在以每天3000余人的速度递增。
此外，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表明，中国约有3900万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其中约425万人为精神分裂症患者。
王占生说，过去因为水源比较清洁，污染较小，水工作者主要的任务是去除水中浊度与细菌病毒，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我国水源水质污染主要是有机物污染，内分泌干扰物污染，汽油中添加剂的替代物、藻毒素、抗生素和纳米材料等有机污染物以及微生物污染等。
有机物的人工合成，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促进了社会发展。但由于生产、使用与废弃等过程不当，已经对环境造成了污染，引发环境安全危机。它们通过食物链又进入人体，对人类产生种种危害与潜在威胁。
美国环境保护署提出的水体中129种应优先控制污染物名单(俗称“黑名单”)中，有114种为有机污染物。我国也曾提出适合国情的“黑名单”，包括14类68种，其中有机物为58种。应优先控制的有机物中均包括了挥发性卤代烃，其中三氯甲烷等物质是消毒副产物，而多氯联苯、二恶英、氯酚、邻苯二甲酸酯、部分杀虫剂等是内分泌干扰物或是可疑的内分泌干扰物。
标准修订滞后根在部门“扯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实施条例》，标准实施后，制订标准的部门应当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适时进行复审，标准复审周期一般不超过五年。按照这一规定，中国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已经四次超过复审年限了。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所研究员徐凤丹等专家介绍，我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校准修订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这一标准当初是由卫生部发布的，标准发布后，因机构改革等多方面的原因，这一标准复审的权力，已经不在卫生部，而在隶属于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总局的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卫生部、建设部等相关部门，都只有建议权。而几个部门之间长期难以协调一致，最终使得这一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和生命健康的重要标准，修订工作迟迟未能进行。
虽然国家新版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迟迟未能修订出台，卫生部和建设部一直都在积极组织力量修订，其中将水质检测项目增加到近100项的卫生部的标准于2001年7月以《生活饮用水卫生规范》的名义发布，将水质检测项目增加到101项的建设部《城市供水水质标准》于2005年2月发布，并于这年的6月1日开始实施。
但在我国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下，部门规章虽然对供水企业能起到一定约束作用，但作为推荐标准，却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为此，以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钱易教授为首的一批专家共同上书，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尽快修订并发布新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以保障居民基本的生存权利。
据悉，在有关部门和专家们的共同努力下，新版的中国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终于重新开始修订，但何时能出台，目前仍不得而知。
火车撞死爷孙俩，铁路部门补助600元：
两周岁的孙子已经不在了
老太太在事发地思念老伴和孙子
一条生命就值300元？
当两周岁的孙子沿着石阶跑到火车铁轨上时，70岁的王爷爷蹒跚着追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中。结果呼啸而来的火车撞倒了祖孙俩……
面对铁路部门补助的600元（两人），69岁的胡老太将“铁老大”———沈阳铁路局告上法庭，为永远失去的老伴儿和孙子索赔43万余元。
火车过后祖孙俩没了
“祖孙俩都被撞散了，老头子手里一直死死地抓着孙儿的鞋碍…”昨日，69岁的胡老太再次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已经没有了眼泪。
据她回忆，日13时许，老伴带着两周岁的孙子外出散步，行至铁岭火车站北三铁道门附近时，孙子突然沿着立交桥旁边的台阶拾级而上，通过早已破损的护路铁丝网，走上铁路路基，身为爷爷的老王连忙追了过去……
“孩儿太小，懂啥危不危险啊！他爷爷就在后面追呗，好不容易追上孩子、抱起来，火车‘嗖’家伙就过去了，人还能好啊？”目击者王大爷证实着胡老太的回忆。
&& “爷孙俩还不如牛值钱？”
对于这一悲剧，沈阳铁路局作出了如下认定：
案发当日，那次列车以每小时113公里的速度，行至长大线469公里300米处左右，发现前方有一男子抱着一个小孩。列车鸣笛并采取制动措施，结果列车在减速中与二人相撞。
二人死于抢越铁路线路所致，属一般路外伤亡事故，老王应承担全部责任。沈阳铁路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号《火车与其他车辆碰撞和铁路路外人员伤亡事故处理暂行规定》和我国铁路法，予以一次性结案：补助死者家属人民币共计600元（每人300元）。
面对这份认定与600元的补助款，胡老太始终想不明白，“咱家牛还卖个千八的，我这爷孙俩加一块，咋还不如个牛值钱？”
今年初，胡老太在聘请了律师后，将沈阳铁路局起诉至沈阳铁路运输法院，索赔43万余元。
按规定还应补助粮票？
日前，胡老太状告“铁老大”索赔43万一案，已被正式立案并将于近日开庭审理。
开庭前，双方就是否该赔偿、赔偿数额如何等问题已经展开了“激辩”。
胡老太的律师王守志表示：在人口稠密的居民生活区，铁路部门对于粗陋并且大面积破损的防护网没能及时履行维修义务，最终导致两死的悲剧。
对此，沈阳铁路局认为：我国公民有责任和义务遵守“禁止在铁路线路上行走、坐卧”，一旦出现事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王律师表示，2005年发生的事故，铁路部门仍沿用27年前的文件———按那个规定，铁路方面除给死者家属解决粮票外，对事故死亡赔偿80到150元，最多只能补偿300元。
“粮票早已远离了人们的生活，可铁路部门仍沿用着这样的‘过时文件’。那时人们平均工资每月不到30元，赔偿300元。现在还赔300,你说合适吗？”王律师反问。
不要拿旧规做挡箭牌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王策昨日就此案直接地表示：“法律效力高于法规。”
王策解释，国务院1979年《暂行规定》，是作为铁道部门的一个部门规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部门规章已有很多方面不适应现代发展。加之“铁路法”等一些新的法律相继出台，其法律效力要高于《暂行规定》。
铁路部门如果无论是什么情况下发生的火车撞人事故，都拿这个《暂行规定》做“挡箭牌”，无疑是不对的。火车撞死人，该怎么赔偿是有法律规定的，火车撞死人的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人的必要生活费等算下来怎么会最多只有300元呢？当部门规章与现行法律发生矛盾冲突，应以现行法律为准。
北大法律系教授佟强曾表示，“法治的基本精神就是人权保护精神，人的生命价值理应受到重视。而铁路部门27年前最高赔300元的规定明显不符合法治以人为本的精神。”佟教授还曾表示，其实这样的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的陈年旧规至少还有上百部。(记者王欢)
&2、“法规”　“老规矩”还未退出历史舞台？
《防暑降温措施暂行条例》暂行46年：
37℃、38℃、41℃，翻开报纸、打开电视，大江南北被高温笼罩，病号增多、中暑指数达“重症”。我国法律是否给了劳动者说“不”的权利？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日颁布的《防暑降温措施暂行条例》是目前唯一一部高温劳动保护法规，然而这个46年前的“暂行条例”根本无法维护劳动者权益。《暂行条例》只适用于“工业、交通运输业及基本建设工地的高温作业和炎热季节的露天作业”，以及“田间作业”。事实上，各行各业都面临防暑降温问题。《暂行条例》规定：“夏季露天作业工人和农民，应使用宽边草帽或斗笠和白色宽大的服装。夏季田间作业，应在适当地点建立男女分设的简便厕所。”
显然，《暂行条例》所反映的是中国半个世纪前的社会状况和经济状况，与今天的社会发展状况严重脱节，也与当前日益多样化的行业发展和越来越复杂的劳动关系不相适应，根本无法保障劳动者对高温作业说“不”的权利。
不能无休止地“暂行”，必须为高温立法。近10年来，这样的呼声没有间断。令人费解的是，立法机关对此无动于衷。有人说，这是职责不清闹的。高温立法涉及工伤保险，归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管；涉及劳动安全，则由安全生产管理部门负责；涉及劳动卫生，是卫生部门的事。没有一个部门牵头来管高温作业立法，实乃“正常”。（孙化民）
3、“户籍制度”　在变革与不变之间徘徊……
（1）北京调研是否取消暂住证：
被称为北京“绿卡”的工作居住证，让外来人员向往不已。CFP供图
居住证取代暂住证问题进入调研视野
昨天，北京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召开，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吉林副市长代表市政府所作的关于“加强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促进首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议案办理情况的议案，市政府专门成立了以一位副秘书长为组长，首都综治办、市公安局等21个委办局领导为成员的协调小组，统一协调议案办理工作。吉林昨天表示，北京市目前正在开展《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户籍管理规定》修订的调研工作。该调研被列入今年市政府立法调研项目，市政府成立了专门调研组，重点围绕暂住登记和暂住证制度改革展开深入调研，为明年的相关立法做好准备。
与会相关委办负责人提到，北京正在调研是否取消暂住证，而由居住证取而代之，同时将居住证与保险、就学等相关问题联系起来。
领衔提出流动人口议案的人大代表李维平认为，暂住证只是由公安机关一家单位来管理，但目前形势下，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已不单单是仅凭公安机关一家之力所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暂住证的有关规定已显得过于机械化，也难以全面有效地落实。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此前由查办暂住证所引发的一些矛盾，使得暂住证的“形象”大打折扣。
人大代表称问题存争议
李维平代表昨天证实，由居住证取代暂住证的确是一个调研方向，但是现在还没有结论。他认为，目前北京市实行的“绿卡”———工作居住证制度，主要针对的还是高新技术人才，因此用以取代暂住证的居住证，其门槛应该低于“绿卡”，但同时持有者应享有一定的“市民待遇”，享受政府部门提供的有关服务。
“现在的争议是，居住证的申请应设置何种条件限制，居住证取代暂住证的方式和范围该如何确定等；同时，如果取消了暂住证，那么未获得居住证又失去了暂住证的流动人口怎么办？我们在管理上没有执法依据，所以这是一个讨论的方向，具体政策还要看调研结果。”
李维平也表示他已注意到目前个别省市开始实行居住证管理政策，“这是一种比较宽松的管理方式，但是北京有其特殊的地位和实际情况，需要认真谨慎地研究。”
■流动人口管理新举措
专职管理队伍将组建
吉林表示，本市将对现有的基层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组织进行有效整合，在全市社区和流动人口较多的村成立统一的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站，并组建专职管理员队伍。根据流动人口或出租房屋实有总量，按照适当比例组建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专职管理员队伍，统一归街道、乡镇流管办组织领导，社区管理站管理使用，提高职业化水平。据悉，本市今年已成立了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委员会，由强卫任管理委员会主任，马振川和吉林任副主任，有关委办局主要领导任委员，旨在将流动人口管理体制和出租房屋管理体制合一。■个案
管理人员缺口大
常住人口约2万人，外来人口约13万人的朝阳区崔各庄乡，随着流动人口的快速增长，简单的管理已远不能适应新情况的要求。“按照有关文件，流动人口的管理应达到千分之二这个数字，也就是1000个流动人口就要配备两名协管员。”崔各庄乡综治办的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经过崔各庄乡政府协调，组建完善了15个流动人口协管站，协管员达到103人，但这一数字距离要求仍然还差约160名。
“流动人口的管理已不单单是公安机关可以解决的问题，公安系统的管理渠道比较单一，而且重管理轻服务，所以我们希望成立专门的流动人口管理机构，市里要成立，基层更应该成立。”该负责人认为，将垂直的管理机构和管理队伍统一，就等于为政府打造了一个参与流动人口管理的平台，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将更周全。
流动人口信息系统立项
吉林介绍，北京还将建立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目前，系统建设已经申请立项，依托政府现有网络资源，搭建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综合信息平台，向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开放。系统平台建成后将在部分区县试点，计划明年在全市范围内正式投入使用。根据市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显示，2005年底，北京市户籍人口1180.7万人，流动人口357.3万人，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数量之比为1比3.3。
■代表观点
区域协调发展带动人口分流
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晏懋洵提出，要全面解决人口问题，仅就北京市自己的发展是没有出路的。北京应借鉴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区域的发展繁荣使得上海和广州的城市人口得到了与其发展相适应的、比较有效、合理的增长。晏懋洵指出，在规划城市产业的发展以及政策引导，在北京和环渤海经济区相协调发展方面，政府需加大力度。只有周边的跨区域发展均衡了，北京的人口才会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郭爱娣）（人民网－《京华时报》）
（2）为什么我们必须“暂住”在自己的国土
于一个外乡打工者而言，比背井离乡更忧伤的是工资、比工资更闹心的就是暂住证：因为一纸“暂住”譬如“合法生存符号”，一旦遗失，难免“夜半惊魂”。9月1日的《南方都市报》有两则关于“暂住证”的新闻：一是广州番禺区大山村治安队非法滞留无暂住证者、村委会主任带头殴打顶撞者，200多人被强行关进村委大院内，只因他们身上没带暂住证；一是广州暂住证问题调查：纸片盖章就成为暂住证，记者回访市内部分办证点时发现，调配费仍转嫁到外来人员身上。
1215年英国的《自由大宪章》宣告“自此以后，任何对余等效忠之人民，除在战时为国家与公共幸福得暂时加以限制外，皆可由水道或旱道安全出国或入国。”据说这是迁徙自由权最早的成文法渊源。时至今日，“暂住证”的倍受诟病，恰恰在于其硬生生地割裂了公民对二元结构之社会的抗争、对自由迁徙权利的渴求。“暂住证”的去留之争其实已然异化为“牺牲多大的公民权益换得政府管制效益”的权衡，于是在这个宏大语境中，尽管老百姓无一不痛恨“寻租高手”的暂住证，但其仍能找到合法借口——问题是：一项制度设计不论其初衷是多么的和谐善意，但如果长期在管理权限和范围的问题上自由裁量、顺着悖逆民生的“执法自由”放任生长，存在比废除显得更“恶意十足”。
解读一下“暂住”的理由，无非是两个“技术含量不高”的悖论：
一是所谓“通过暂住证收费来平衡目前我国的行政资源配置和公共资源配置没有按照实际人口分布来进行的现实”，这个论调和“没有完税凭证不能办暂住证”一样荒唐，“暂住”的人口的确是要分享地方的公共资源和行政资源，但是，就譬如吃完一条鱼不能只说鱼刺不谈鱼肉一样——“暂住者”为这个城市创造的经济效益、人文效益、社会效益怎么不见被公正核算、正义评估呢？
其次是所谓的“有序管理需要”，仅从“暂住证”系列丑闻的惊心动魄和绵延不绝看，“没有发票、没有收据、不贴照片，只是一张纸、一个公章”的暂住证能衍生出多大的管理效能呢？抛开对“暂住者”有罪推定的恶意主张不谈，一个宪政社会的市场舞台上总是时刻提防有合法公民身份证的“外地人”，背后的逻辑让人深省。就是在纽约这样的都市，狭义的美国人也只是第七大族群，和华人一样，都是70万人，而其他大面积的各种嵌入式族裔也并未对纽约的市政管理、经济秩序制造多大的困境——一句话，没有“暂住证”，从流浪汉到社会精英照样在这个城市的社会序列里安然生存。
中国原有的“暂住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身份制度，以地域为框架的人口划分带来的是两种水平与质量的身份权利、社会福利等等，客观造成一个城市两个阶层。当经济社会发展到市场经济阶段，人与人的主体关系应由契约决定，人的“自治性”理应在社会生活中起主导作用，市场经济必须由没有身份界限的具有平等主体性的公民自治参与——也正因为如此，长期的“暂住”，已然窒息了一群人的创造性和对政治权利的诉求。当“暂住证”妖异成某些部门
“融资法宝”的时候，无证者面临的“查证忧虑”和“错罚凶险”，让我忍不住突然想起电影《钢琴家》的一个镜头——那个才华横溢的钢琴家的悲怆，就是从戴上了一只象征犹太人的蓝星袖标开始的啊。
某天，当我必须用血汗购买一张“暂住证”的时候，可不可以顺带着卖一个答案给我：为什么我们必须“暂住”在自己的国土？
（3）户籍制度应彻底改革
今年初北京昌平区某居民因新生儿子无法在北京落户，竟活生生将其摔死。该居民是北京某企业的集体户口，而妻子又是外地人。按照北京现行的户籍政策要求孩子父母至少有一方必须是北京正式户口，即要在北京有固定住所（换言之，个人得有房子），这样才能将孩子的户口落籍在京。这可愁坏了孩子的父亲：夫妻俩每月收入还不到一千元，怎么有能力买房子？（他们住的是每个月150元租的小平房）孩子上不了北京户口，又不甘心随著母亲上个外地户口，郁闷中，父亲的精神恍惚了，孩子的小命呜乎了！
都是户口惹的祸
说孩子父亲心理有缺陷，是可以的。但抛开这点，单论诱因，你得承认，都是户口惹的祸！现今，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户口，还是很诱人的。上学、就业甚至娶媳妇，有无北京户口对能否成功都干系重大。否则，那位父亲面对传宗接代的儿子，何忍下此毒手？
这种“管人”的办法，如今在世界上已经不时兴了，据说没有几个国家还在实行。我们偏爱它，可能与人口太多的特殊国情有关，总有其合理性、必要性。这且不说。既然实行户口制度，就该精心设计，科学操作，依法实施，本著“以人为本”的宗旨，为百姓的生存、福祉提供最大的方便、最好的保障。可事实却远非如此。
其一，附加条件有悖人权。从理论上讲，只要具有我国国籍的人，就天经地义地该有户口，不应受任何限制。这是他最基本的人权。可是，我们的户口申报制度却被附加了很多条件，没有房产就是限制条件之一，这种做法是国内户籍登记的一种“不成文法规”。
其二，束缚、控制人。随著人口流动，人户分离现象极其严重。怎么可以把人和“房产”捆死在一起呢。如果户籍政策只是为执法机关提供便利条件，而不利于百姓舒展个性，那就不能算是良方了。
其三，手续繁琐、程序烦人。记得小时候，家里来了外地亲戚，到家放下背包后第一件事就是携带单位介绍信，到辖区派出所办理临时户口，临走时还得去注销。后来不知哪个“聪明人”发明了用暂住证来替代临时户口（想不明白，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居然要“暂住”），才算结束了临时户口的使命。
户口既然这么紧俏，人们对拥有一个大城市户口自然趋之若鹜，由此引发的故事也就很多了。
人不应因户籍分等
大家都知道，北京的企业都可以向主管部门申请进京指标，以此作为招收大学应届毕业生的聘礼。可是总有些企业的指标用不完，作废又觉得可惜，干脆把指标转卖给那些求“户”若渴的人，大家一块作假将指标化为户口，皆大欢喜。据说，现在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的进京指标已经卖到了十几万了！
再比如说孩子上学。北京的教育环境之好尽人皆知，这也就使得大批外地学生家长，千方百计将孩子转学过来，可是如何解决户口问题呢？前两天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绝的：家长花了8万元，在北京某著名小学附近买了间房，按就近入学原则，学校招了孩子。令人叫绝的是，从电视画面里可以看得很清楚，那间价值8万元的“房子”居然是利用相邻的两间平房的山墙之间的间隙，铺了个顶，加了个门形成的。反正孩子家长成功地获得了京籍户口，孩子如愿上了重点小学。
费尽心思为孩子找个好学校，自然是希望孩子能上大学，于是高考又成了一道门槛。由于各地高考录取分数线不同，或者说北大、清华这些名牌大学招收各地学生的分数不一样，北京考生可能比山东或是江苏考生低上30、50分甚至更多，家长不由得不在准备考试之外出点“茅招”：变更户口，改变考生参考省份，或者在高中期间将孩子送到学习条件较好的外省学习，再回到调档分数较低的原籍参加考试，增大中榜的几率，这些招数被频频曝光，效仿者颇多，造成社会资源极大的浪费。
户籍政策最大的问题是将国民分为两种人──城里人和乡下人，实行二元化管理。他们分别持有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城市户口居民天然就比农村户口居民身份优越，享受的待遇远远好于农村户口，有公家分房，免费看病，班车接送，节假日休息，干不了什么活，还拿著挺高的工资，相比之下农村户口的居民什么都没有！　如此种种，中国的户籍制度应该进行彻底的变革了。人是天然会流动的，靠小小户口本是控制不了的。如果死抱著户籍不放，工作效率提高不了不算，社会资源极大浪费不说，单是摔孩子的悲剧将不知还要发生多少起！（凤凰视点）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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