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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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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年血腥内战，乌政府军和东部民兵的实力对比悄然发生变化。
同是富二代，他们对于自己的“特殊身份”有着不同的演绎。
美国当年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作者：刘卫平
责任编辑：李思仪
核心提示：调整利益格局与改善社会结构是发达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国际先驱导报3月6日报道 从世界范围来看，发达国家早已跨越了中等收入阶段。从历史过程来看，发达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遭遇的问题，是由传统的垄断资本主义向福利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欧美等发达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前期的经济高速增长使得原始资本主义的弊端暴露无遗，经济萧条、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尖锐、冲突加剧等问题集中凸显。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当社会从由上层精英支配的结构，转变为一个更加扁平的、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结构，权力下移导致中间阶层产生了强烈的政治参与制度化的诉求，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制度，其实质是以政治现代化为核心的社会转型。欧美发达国家经历过&高速增长&矛盾频发&经济降速&的现象，这与发展中国家遭遇和试图超越&中等收入陷阱&有着逻辑上的一致性。以美国为例，在进步时代以及罗斯福新政时期，通过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建设民主政治，强化社会参与，保障自由市场，实现了从原始资本主义向福利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镀金时代：自由资本主义终结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美国在1870年到1900年进入&镀金时代&。所谓镀金时代，就指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全部矛盾和问题，全靠薄薄的一层镀金来遮掩。随着以电力与交通为代表的一系列技术创新，电灯、电话、无线电报、石油、铁路等新兴工业部门崛起，使美国在19世纪末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同时，率先进入了第二次技术革命的浪潮。美国铁路总里程从1870年的5.3万英里上升到1900年的近20万英里，美国东西海岸铁路的贯通，首次形成了真正的全国性市场，极大推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1890年，美国工业产值跃居世界首位，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强。这一时期，垄断资本主义逐渐形成。1887年至1897年资本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大公司有86个，其中20多家垄断了所在部门的生产与销售。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结构也出现了显著变化。百万富翁家庭不到全美家庭总数1%，收入却超过10%。以企业管理者和技术人员为核心的&新中产阶级&逐渐崛起，最高年薪可达10万美元。镀金时代，美国还经历了快速而又无序的城市化。快速而无序意味着社会问题丛生。美国出现了贫富差距扩大、生产条件恶劣、劳资矛盾激化、刑事案件猛增、 &适者生存&观念泛滥等现象。移民和少数族裔成为新的社会底层。从进步时代到黄金时代的改革运动从1890年代到1920年代，美国出现的&进步时代&，可被看做是缓解乃至消除&镀金时代&诸多社会问题的一种努力。&进步时代&的主题，可以归纳为&政治要民主、市场要自由、社会要发展&。进步运动一直延续到美国的&黄金时代&（1922年到1929年）。这时，社会进步运动的参与者、目的和手段并不一致，有时甚至相互冲突。典型的进步运动，包括市政改革运动、社区改良运动、&扒粪运动&、妇女参政运动等。于此同时，进步运动还要求扩大民主参与。然而，进步运动并未能从制度上解决垄断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社会问题。进步运动既没有明确的改革主张，也缺乏有效的组织协调，这些分散的、零散的努力，并没有真正调整利益格局，改善社会结构。到1929年，1%的美国银行控制全国银行财富的46%以上。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结合为金融资本。以洛克菲勒财团与摩根财团为代表，出现了所谓控制美国经济命脉的八大财团。二战后：福利资本主义成型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国民生产总值从1929年到1933年下降了31.5%。工业生产指数下降39%，倒闭企业13万家，失业工人1700万，失业率从1929年的3.2%增加到24.9%。为了求得美国人民对政府的支持，缓解萧条，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发表了著名的&炉边谈话&，并以此为机颁布新政。这些新政措施可被概括为复兴、救济和改革，具体措施包括拯救金融，说服人们将通货存入银行；制定详细就业法规，彻底解决童工和劳动时间等。通过贯彻新政，美国调整了利益格局、改善了社会结构，巩固了资本主义制度，最终解决了表现在经济层面上的问题。（作者系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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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消息报社 版权所有 -&贫困陷阱&之后 中国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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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后，发展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核心提示&&&&GDP接近40万亿元，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人均GDP约44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经济快增、国力变强的背后，一个现实正在逼近：转型中凸显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使跳出&贫困陷阱&的中国在&十二五&面临一个新挑战&&&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敏感期。这一阶段，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发展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会不会深陷其中？中国能不能越过这道坎？&&&&经济风险&&&&&&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效益不断递减，比较优势正在弱化，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纵观全球，一国遭遇&中等收入陷阱&，首先源于经济风险诱因，即经济高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原有的增长机制失灵，最终中断经济起飞甚至出现倒退。&&&&中国站上中等收入国家台阶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等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效益不断递减，发展的比较优势正在弱化，这很可能成为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直接诱因。&&&&经济增长是&双刃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以劳动力富裕、用工成本低、能源资源价格便宜等比较优势，积极吸引外资，面向国际市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但也带来代价高、消耗大、收益低、失衡严重等问题。&&&&&&&&制造业大而不强，缺少核心竞争力。&&&&我国三产比重过低，产业结构亟须优化。许多行业都集中在加工组装领域，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一些规模很大的加工厂，其实只是&生产车间&，在研发、技术、专利、标准制定和品牌、销售、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往往是&人家说了算&。由于产业缺&芯&，自主创新能力弱，关键技术靠国外，大量产业利润只能拱手让给外方，造成沿海众多加工制造企业&工厂大了，员工多了，工资却涨不上去&。美国《财富》发布的2011年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中，中国内地占61席，但制造企业占比低。&&&&&&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逐渐减弱。&&&&近两年，&用工荒&频现于东南沿海，并向中西部扩散，农民工中的青壮年比例明显下降，劳动力供求关系开始朝着&刘易斯拐点&发生全面性、趋势性变化。随着用工成本增加，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正在减少，并影响到中国经贸的国际竞争力。&&&&&&过于倚重投资驱动，环境压力增大。&&&&我国近30多年走了一条典型的高强度投入、外延式发展道路，追求超高速增长，各方面绷得太紧，直接带来了资源透支、产能过剩、排放过量、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201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9.5%，一次性能源消耗达32.5亿吨标准煤，能耗强度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5倍。电力、钢铁、有色等8个行业单位产品平均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需求结构不平衡，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任何一个高收入国家都是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导的&消费型社会&。而我国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收入主体结构中，天平不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政府和企业在获得高收入增长的条件下，将较多资金用于投资。分配失衡制约着消费能力，居民消费较难扩大。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说，年，我国投资率从36.5%升到48.6%，消费率则从61.4%降到47.4%，其中居民消费率从45.3%降到33.8%，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甚至低于&金砖国家&的巴西、印度。&&&&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纷纷调整战略，鼓励增加高技术产品出口；越南、孟加拉等发展中国家利用比我更低廉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加快向美欧等市场输出劳动密集型产品。过度依赖外需的中国经济结构正遭受美欧的&压&和新兴经济体的&挤&，传统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加大了我国走近&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社会风险&&&&&&社会事业与经济建设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民生改善明显滞后&&&&&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大诱因是社会风险，即没有实现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导致一系列民生问题和社会矛盾，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使发展大跌跟头。&&&&一些国家的教训值得深思：在迈进中等收入阶段后，就业、住房、社保等问题凸显，社会负面因子不断累积，发展一步步掉进&陷阱&而不能自拔。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社会正碰到类似的挑战。近年来，由于社会事业与经济建设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民生改善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百姓普遍感觉&国强民不富&、&幸福指数不够高&。&&&&&&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拉大。&&&&从全世界看，收入差距过大虽不是用来判断是否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但它加剧了不平衡，导致的社会问题很可能引发一国落入&陷阱&。拉美一些国家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基尼系数仍高达0.6以上，占其人口1%的富人拥有全部社会财富的逾50%，而20%的贫困家庭仅拥有2.5%的社会财富，这正是有的国家迟迟未能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一个原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2000年起，我国基尼系数越过0.4的警戒线，2006年曾达到0.49，之后虽有所下降，但目前仍近0.5。不同人群间收入差距的鸿沟加宽，&马太效应&愈加明显。财富向资本集中，收入分配向高收入者倾斜，普通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钱包&鼓得很慢，这种差距在通胀状况下更显分明。为求经济增速一高再高，各项投入仍倾向于&物&而不是&人&，对民生的支出有限。仇官、仇富、仇不公等情绪出现，社会矛盾触点密、燃点低，群体性事件增多。&&&&&&城市发展贵族化，形成城乡&新二元结构&。&&&&眼下，中国大城市华灯璀璨、高楼林立，可是，城市化一味求大求洋求快，&城市病&越来越严重，房价高、就业难、看病贵以及教育、养老、生活环境、食品安全等问题突出，面临&城市化陷阱&。&&&&资料显示，在西欧、北欧一些国家，政府财政的50%用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美国用于社保的政府财政也约占30%。在我国，财政用于社保的比重只有15%左右，标准低、覆盖面小，跟不上城市化进程，广大农村的社保领域存在&制度空白&。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认为，我国城镇化率是&虚高&，实际上仍有10%&12%住在城镇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并未充分享受到城镇的公共服务和社保。&&&&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说，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告，全国城镇人口比例达49.6%，但如果以户籍为标准，起码有1亿多生活在城里的人没有真正城市化，而是&被城市化&了。许多进城打工者实现了职业转换、地域转移，却未能实现身份的转变。一些农民多年在城里打工，举家进城却扎不下根，城市内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即户籍市民与无户籍农民工。&&&&&&&阶层固化苗头显现，向上流动的路变窄。&&&&中国社科院社会所发布的研究报告称，我国中间层只占人口的23%，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比重。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在城市人口中，本地人、外地人，体制内、体制外，户籍、出身&&不同标准给人们贴上不同的标签，不同人群&被进入&不同的发展通道，人群结构&代际分化&，底、中、上的阶层分野正在加剧。&&&&&知识改变命运&，在近年的就业压力面前，这句话被打上问号。昂贵的学费、&毕业即失业&等因素使一部分学生放弃高考，知名高校的贫困家庭学生特别是农村学生比例持续下降。穷家、农家孩子考上大学、毕业后找到理想工作，需要比其他同龄人更大的付出，却不一定能有同样的机会。&&&&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说，社会结构固化、人员流动性不足，阻碍了资源要素特别是&人&这一最核心要素的合理配置，造成动态上的不平等，限制了人的发展，长此以往，将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甚至增长停滞。&&&&不补上社会建设&短腿&，不还清民生欠账，不实现&国强民更富&，中国就很容易掉进&陷阱&，很难走好现代化的&后半程&。&&&&&正视风险&&&&&&我国发展中的失衡风险仍然可防可控，但由&中&到&高&比由&低&到&中&难度更大&&&&&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社会等多种风险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那么，该怎样看待我国面临的相关风险？&&&&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分析，长期以来，在&加快发展&大思路下，我国沿袭&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模式，映射到社会、政治和生态领域，就产生收入分配不公、城乡分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腐败滋生等种种问题，一定程度上与有些国家落入&陷阱&前的状况相似，这是中国跨越&陷阱&不得不面对的难关。&&&&但是，也应看到，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抗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发展中的失衡风险仍然可防、可控&&&&&&与拉美等一些掉进&陷阱&的国家不同，我国政治安定、金融稳定，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具有较强的抵御外部冲击能力，中国经济迎战金融风暴的漂亮答卷就是又一印证；人才总量巨大，资本充足，发展的回旋余地大；&制度红利&还有较大空间，城镇化推进会形成新的&人口红利&；工业化中期的后发优势尚未完全释放。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市场潜力大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仍具备持续增长的基础和条件。&&&&从居民收入看，虽然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但各社会群体的收入水平绝对值普遍增加。国家近年接连出台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组合拳&，消费以每年17%&18%的速度增长，超过GDP增速。未来5年，国内市场&蛋糕&会继续做大，消费潜力将被进一步激发。有机构预测，到2015年，中国消费额占全球比重将从2006年的5.4%上升到14.1%，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消费市场。&&&&从产业结构看，传统工业的产业集中、改造升级、并购重组都在加快，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景看好，现代服务业有很大拓展空间。特别是目前中国企业研发投入增速明显提高，一批重大项目在技术上&从跟跑到领跑&，自主创新能力有所加强，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从城市化看，&十二五&期间，我国城市化率将以每年增加0.8个百分点的速度加快推进，一系列建设会带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市人口规模增加带来新的消费需求。人力资源素质提升较快，全国每年新毕业的大学生超过600万人，相当于欧洲一些中等规模国家的总人口。劳动者素质走高可以抵消劳动力数量增速放缓对经济的不利影响。&&&&从社会建设看，盖保障房、扩大就业、推动医改、扶贫开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改善民生被摆在更突出的位置，更多的真金白银投向普通居民包括困难群众，社会事业的&短腿&正在变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判断，就中国的增长形态而言，落入拉美、东欧一些国家那种&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小，除非出现重大挫折或反复。不过，在中国经济增长&自然回落&以及回落后转入新增长期的过程中，将会面临特殊的矛盾和问题。&&&&北京大学教授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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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新闻排行榜　　作者：马国川 来源：《财经》杂志2016年第24期　　中国是否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研究中国的国际专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在日本，对中国经济前景，日本既有乐观派，也有悲观派。　　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关志雄是一个乐观派，因为他认为中国还有后发优势，而且“中国的创新能力还是不错的，国际社会关于中国创新的正面报道也越来越多”。　　关志雄早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后来负笈日本，获得东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既亲身经历了香港的高速增长时期，也亲眼目睹了日本经济泡沫经济膨胀和崩溃。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开始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先后出版了多部关于中国经济的著作，在业内很有影响力。　　关志雄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提醒说，“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发展不能再靠劳动力和资本投入，要靠创新、靠产业结构升级，这样才可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中长期增长看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率看供给方面”　　《财经》：1979年傅高义出版了《日本第一》，整整30年后的2009年你在日本出版了《中国第一》。当时世界金融危机刚开始，与发达国家比起来，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强劲。不过从2010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改变，你是否还像以前那么乐观？　　关志雄：如果中国经济没有恢复过来，我的观点就变成了一个笑话。幸好，到目前为止，中国仍然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行列。　　从1979年到2010年，中国高速增长30多年，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1973年，只有十七八年接近10%。为什么中国高速增长比日本还要长？主要是后发优势，中国的出发点比日本低。鉴于日本1955年左右已经恢复到战前的水平，1956年日本经济白皮书提出了“已经不是战后”的观点，由此日本进入高度增长期。与50年代中期的日本相比，70年代末期中国的发展水平更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更具后发优势。　　中国和日本都是追赶型国家，追赶过程就是人均GDP向发达国家水平看齐。日本高速增长是1973年结束的，很多人认为是由于石油危机，其实不是。1973年日本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没有石油危机，也要进入低速增长时期。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同时发生的，都在1973年左右。　　《财经》：可是，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又有一个比较高的增长时期。　　关志雄：远没有以前高，从1973年到1991年日本的平均年增长率只有3.6%，80年代后半期的泡沫期比这平均值高一些。　　上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进入了失去的十年、甚至二十年，泡沫经济崩溃不是唯一的原因。越是中长期，越是要看潜在增长率，决定潜在增长率的不是需求方面，而是供给方面。日本在60年代初期迎来刘易斯转折点，农村剩余劳动力消失。不过还有后发优势，人口红利还有，所以能够继续较快增长。90年代中期劳动人口开始下降，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负利，后发优势也几乎没有，因此增长乏力。　　《财经》：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现在只有高峰时期的一半。　　关志雄：中国开始重视从供给侧分析经济增长，是非常正确的。　　研究发现，1995年到2011年中国的潜在生产率是9.9%，其中0.7%是劳动投入量增加，5.3%是资本投入量增加，剩下的3.7%是全要素生产率(TFP)。这是旧常态时期。中国在2010年前后迎来了刘易斯拐点，几乎同一时期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负利。虽然储蓄率很高，但是今后不可以维持，一个是老龄化，另一个是工资，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上升，企业没有从前那么赚钱，投资减少，所以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必然的。　　“民营企业是未来的希望吗？”　　《财经》：与日本情况很不相同，中国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经济增长速度就下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凸显出来。　　关志雄：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就是努力从以农业为中心的发展中国家向以工业或者服务业为中心的发达国家迈进，这和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很像。最初阶段可以有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可是过了刘易斯转折点，由于没有创新，大部分国家都停下来。从世界范围看，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很少，超越的是例外，不超越才是常态。　　去年中国人均是8000美元，刚刚就是中等收入国家。除了刘易斯转折点以外，中国还面临未富先老的问题。中国经济增长不能够再依靠劳动等要素投入的扩大，而要靠生产率的提升，而提高生产率就要依靠创新。这就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任务。　　《财经》：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经济学家意见并一致：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和发达国家距离很远，还有很大后发优势；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现在中国追赶阶段已经基本结束了，以后经济增长必须要靠创新来驱动。　　关志雄：中国还有后发优势，但是越来越小，越来越不明显。最乐观的认为现在中国还处于日本50年代的水平，所以还可以8%以上的高速增长20年。我没有那么乐观，也没有一般人那么悲观。　　创新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创新包括后发优势的模仿改进，比自己过去做得好；狭义创新是比任何人都要做得好。中国不要太强调自主创新，因为和发达国家还有差距，所以要继续利用后发优势，以便宜的价格从海外引进最适合的技术。　　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可以能够发挥后发优势，关键在于有没有能力去吸收消化海外的技术，从前日本就是这样，中国做得也很好。东南亚接受外资比中国还要早，结果它对国内经济的渗透不大，没有吸收消化。互联网技术不是中国搞出来，但是中国互联网发展得不是很好吗？　　《财经》：看来，你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景还是乐观的？　　关志雄：因为中国的创新能力还是不错的，国际社会关于中国创新的正面报道也越来越多。　　提高整个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TFP)，需要创新，创新的主体是民营企业。在波士顿咨询集团发布的最新《全球最具创新力企业50强报告》中，三家中国企业(腾讯、华为、联想)上榜，它们都是民营企业。按市值计算的世界十大互联网企业里头有四个是中国的(腾讯、阿里巴巴、百度、京东)，也都是民营企业。　　《财经》：中国ZF现在提倡创新，但是创新并不是易事。　　关志雄：还是有亮点的，例如深圳。深圳现在海外申请专利几乎占全国的一半，未来中国的创新中心可能从（）要移到深圳。深圳没有大型的研究机构，也没有名牌大学，全都靠引进来，给你创造很多好的条件要你来创业。另外，可能因为它离北京比较远，市场化进展比较早，地方ZF对市场也比较友好。　　《财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是不是只有创新一条路呢？　　关志雄：不是，还可以通过资源再分配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产业升级，资源从生产率低的领域，转移到生产率高的领域，比如从农业转移到工业或服务业，制造业从低端廉价产品转到附加值比较高的产品，都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　　过了刘易斯转折点，也不代表已经没有劳动力资源。如果农业的生产率提高，打破户籍限制，就会有新的劳动力转移出去。资源不单是劳动力，也包括土地。农地流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中国土地不能自由流动，这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还有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就是从生产率低的国有企业转到非国有企业。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学家董辅先生就讲，全都是国有企业，不可能是市场经济。回头看就更清楚了。中国未来的希望在民营企业，资源从国有企业转到非国有企业，也可以提高生产率。　　“重点不再是创造就业，而是提高生产率”　　《财经》：中国经济学家们的分歧在于，主张后发优势的人士坚持认为，中国还要继续加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过去30多年中国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很成功啊。而主张创新的经济学家们则认为，不能再走靠投资拉动的老路，旧的增长方式已经不可维持。不同的意见对政策都有影响。　　关志雄：日本到1990年还非常成功，为什么后来20年不成功？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政策，不能说从前是成功的，就永远成功。　　有一段时间日本被称为“土建国家”，它以刺激经济为借口，到处搞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建设。本来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基本完成，继续做下去效率很低，结果浪费很多资源。90年代很多批评，现在改善很多了。　　这是日本的教训，中国现在好好考虑这个问题，可能还不太晚，否则就会形成严重的债务问题。　　还有对外投资，有时候中国是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尤其是国有企业走出去，成为一部分人“发财”的手段，不怕亏，有国家补贴，“资产私有化，债务国有化”。　　当然我不是说什么都要留在国内，按相对优势，有些衰退产业还要移到海外，可是国内还做得来的，就不应该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　　《财经》：但是有些人认为，如果中国增长速度掉到8%或者7%以下，就业会出现大问题。　　关志雄：这种思想还停留在十年前，就是刘易斯拐点以前。日本流行的所谓“中国威胁论”也是这样，认为中国没有8%增长社会就会乱。这是他们以旧常态为前提，没有理解新常态。　　现在中国的增长率只有6.7%，但正如达到历史高位的求人倍率显示，劳动市场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这反映了潜在增长率的大幅度下降。日本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求人倍率是泡沫期以来最高的，可是增长率却几乎是零。　　《财经》：中国地方ZF一直有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最近房价不断上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关志雄：中国现在有什么风险要留意的话，房地产是比较值得关注的。中国城市的房价都太高了，以平均家庭收入买一个标准房子算，深圳不喝不吃不交税得27年，东京在泡沫经济最高峰也不过是15年左右，现在是6年到7年。各国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泡沫一定会崩溃的。　　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权威人士谈话说，股市、汇市、楼市的政策取向要“回归到各自的功能定位，尊重各自的发展规律，不能简单作为保增长的手段”，“房子是给人住的，这个定位不能偏离，要通过人的城镇化‘去库存’，而不应通过加杠杆‘去库存’”，现在的趋势似乎背离了权威人士谈话的精神。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经说过，每一次泡沫在崩溃之前很难断定它是泡沫，只有在它崩溃以后才得到确认。上世纪80年代日本也有“土地神话”，土地只有涨，不会跌，东京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大藏省(现在变成省)一定不容许，可是后来掉得多厉害。现在东京的房价还不到80年代末的一半。　　《财经》：看来，中国经济要维持住中速增长，必须改变原有的投资拉动旧模式。　　关志雄：首先必须从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放的粗放型增长转向依靠生产率提高的集约型增长。根据其他国家经验，当经济发展走过“刘易斯拐点”之后，ZF政策的重点不再是创造就业，而是提高生产率。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发展不能再靠劳动力和资本投入，要靠创新、靠产业结构升级，这样才可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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