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元时代的上海物价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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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元时代的上海物价与生活
民国时复旦大学，教授的工资非常可观
银元时代生活史
石库门是民国时期典型的上海风格建筑
繁华的南京路
民国时期杭州国华丝织厂监制上海外滩彩色丝织品
硬通货还是银元好
陈存仁六岁那年去姑母家拜年，后者给了他一枚银元做压岁钱，令其兴奋不已，因为当时刚满师的学徒一个月也不过拿一元工钱，而在民国初年，小孩子很少有机会见到银元，他们接触最多的，是铜元。
即便是一枚铜元，用处也很大，据陈存仁回忆，当时可买十粒糖果、或大饼油条各一件、或生梨一两枚；若去城隍庙玩的话，一枚铜元可买一块百草梨膏糖，两枚铜元买一碗酒酿圆子，四枚铜元买一碗肉面，肉又大又厚，荷兰水（外国汽水）每瓶两枚铜元。当时的鸡蛋，一银元可买一百五十多枚，比兑换的铜元还多。著名影星胡蝶和陈存仁都是1908年出生，她也在回忆录中说，她八岁时（1916年），一个铜板可以买一个肉包子或一大堆糖炒栗子。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并不统一，既有银两、银元，又有各种铜币和贬值的钞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发行的纸币，通常打七折使用）。银元是当时的流通主币，其中又有袁世凯元、龙元、孙中山元之分，另外还有从海外流入的外国银元，如西班牙卡洛斯银元、奥匈帝国银元、秘鲁银元等。据1929年的统计，外国流入中国的银元达15种之多。至于银两，也无一定之规，使用时需看成色、称重量，如元宝、银锭、银块、银片等，很多都要到钱庄中转兑换。辅币银角子和铜元往往由各省自行铸造，五花八门，成色、比价上都大有文章。
就当时的日常生活而言，十元以下的交易大都使用银元，十元以上使用银元就不方便了，因为一枚银元七钱二分，一百枚就是七十二两，碰到大宗交易，使用现银非常麻烦，这时往往要用钱庄的庄票（相当于见票即付的银行本票）。银元之下，有两种辅币，一是银角子，二是铜元，这两种辅币并非十进制，而是根据银价变化而变化。当时的钱庄，每天都会挂出兑换率，非特殊情况浮动不大，一银元通常在一百二十八枚铜元上下浮动。
据陈存仁所说，老一辈的人对钞票（纸币，甚至钱庄的庄票、支票等）大抵是不信任的，特别是外国银行的钞票。有两种外国钞票曾让中国人大吃其亏，一是德国马克，二是俄国卢布，两者在一战后都因战败或国内政局更叠而变得一文不值。如遗老郑孝胥，他在1914年买了俄国国债2万卢布（约一万银元），结果因俄国革命而血本无归。就算是美钞，当时人对其也没什么特别好感，他们最感兴趣并认为最可靠的还是银两和银元，这才是他们心目中货真价实的财富。
上海开埠之初，一些富商曾自行铸造过银饼，每饼五钱，后流入市场，但这种银饼不够标准，使用多有不便。后来流通的银元通常为白银七钱二分，其中银质最标准的是墨西哥银元，因其正面有一只鹰而被人称为&鹰元&，上海人又称之为&洋钿&。清末时期，清廷从外国引进机器铸造银币，因正面有一条龙而又被称为&龙元&；民国后，袁世凯当政时又铸造了新银元，银币正面有一个很大的袁世凯头像，这就是民间惯称的&袁大头&。这种银币，是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法币改革前使用最广泛的。
上海居，大不易
民国初年，陈存仁家道中落，最初是家族生意破产，后又因父亲突患痢疾去世，因而陈家只能改过粗茶淡饭的生活。据陈存仁的记载，他八九岁时，米价每担三元六角，每天的食品限定在四个铜元，一个铜元煮青菜一盘，一个铜元购豆腐豆芽之类，两个铜元买&东洋鱼&一块（日本销来的萨门咸鱼干），一个月都难得吃一次肉丝。小学毕业时，他吵着要买一双儿童皮鞋，但要价一枚银元，最后只能忍痛作罢。
等到陈存仁中学毕业，此时的物价有所变化。当时的铜元一枚，可买臭豆腐干两块、粽子糖五粒；品海香烟和强盗牌香烟都是铜元三枚；米价已涨到每担四元六角。有一次，陈与表兄去半凇园游玩，谈起今后的愿望时，表兄说希望在洋行工作，每月可拿三十元，而陈希望做医生，每月赚四十元。当时每月赚三四十元，已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了。
民国名记者包天笑在其自传《钏影楼回忆录》中说，1906年时他到上海租房子，开始在派克路、白克路(现南京西路、凤阳路)找，连找几天都无结果，后来他发现一张招租，说靠北一点的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胜业里一幢石库门有空房。包天笑去后，租定一间厢房，每月房租七元。当时上海一家大面粉厂的工人，一月收入大约七到十元，而包天笑在《时报》任编辑，每月薪水八十元。包的薪水在业内堪称优厚，他有一位同乡，比他早两年进《申报》馆当编辑，薪水只有二十八元。
房租高低主要看地段和时期，公共租界以外的地段，清末民初时房租并不算贵，如在虹口，一栋房子的月租也可能只要三到四元。但到三十年代特别是&一&二八事变&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亭子间的月租都涨到了二十元（之前是七到八元），而且招租广告刚贴出去，往往糨糊还没有干，房子已经租出去了。类似情况，在抗战爆发后更是如此。
民国时期上海人家的生活水平还是不错的，普通人家每个月一般吃四次荤菜（肉、鱼、蛋、海鲜等），通常为每月的初二、初八、十六和二十三，这几天叫做&当荤&，其他日子则以蔬菜、豆制品为下饭菜。按当地习惯，家里来客人应以荤菜为主，&无荤不成饭&，蔬菜则是配菜。至于那些拉黄包车的苦力，他们一般只能吃蔬菜、豆腐、咸鱼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极为低廉而粗劣&的伙食了。就像当时一首儿歌唱的：&当肚皮饿格时候，我们马上拿起筷，奔向厨房间，看看有点啥小菜，又是青菜炒豆腐，叫我哪能来下饭？&
二十年代后的上海米价，每百斤通常在八元到十三元上下浮动，这与房租一样，是低收入家庭的主要支出，省也省不下来，所以米价一上涨，那些老百姓不免要摇头叹息，说日子过不下去了，但对于高薪人士来说，这点浮动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当时的上海交通，主要以人力车为主，起价多为十个铜板，按里程议价，但由于竞争激烈且毫无技术含量，人力车夫的收入非常低，大都在每月十元多点，仅能够维持一个人的生存。上海在民国初年就有电车，当时从法租界到公共租界是一枚铜元，在公共租界兜一圈也是一枚铜元；十多年后，又有了出差汽车（即今日之&的士&），这个收费就贵了，从大世界（今人民广场）到南市（今豫园、城隍庙往南），车价就要一银元以上，一般人是打不起的。不过，当时一辆小型汽车的价格也不贵，不过一千银元左右。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小学一般是四年制，学费每学期二到四元；中学也是四年制，学费每学期十六到三十六元；大学的学费最低四十元，最高的是圣约翰大学，学费高达一百五十元。陈存仁当年在育才小学读书，每学期学费为三元，后因家庭困难而改读更便宜的浦东小学；小学毕业后，他在四伯父的资助下入读明立中学，每学期学费十六元；中学毕业后，入读南洋医科大学（东南医学院前身），每学期学费四十元，这在当时已经很贵了；一年后，陈转入上海名医丁甘仁的中医专门学校，学费二十四元，负担就轻了不少。当然，不怕花钱的也有，比如张啸林的儿子张法尧，他的流氓老子觉得出国留学是一件很风光的事，后把张法尧送到法国鬼混了几年，据说用掉三十几万，这简直是不得了的天文数字。
上海的世家子弟结婚，礼金也很高，据陈存仁透露，大概在两千到三千银元。与上海的物价相比，北京就要便宜得多了。陈存仁与妻子去北京度蜜月，第一晚住六国饭店，房价六元，这个价格恐怕可以与现在的五星级饭店相媲美了。设施并不比六国饭店差的东华客栈，当时每晚一元六角，当时住的人已是非官即贵。当时北京的房租也不贵，一个大四合院租给四户人家，每家的月租金也不过八元。
赚钱才是硬道理
上海文学史上有个名词叫&亭子间文人&。这里说的亭子间，可以说是上海石库门房子里最差的房间。它位于灶披间之上、晒台之下的空间，高度两米左右，面积六到七平方米，因朝北而夏热冬冷，通常用来堆放杂物，或居住佣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年轻作家来上海谋生，往往先找这种房子栖身。
&亭子间文人&的收入其实并不算低，当时一个多产的流行小说作家（如写连载的&鸳鸯蝴蝶派&），一月可赚到三百元。1921年，茅盾给一家商业性杂志作编辑时，月工资是一百元；而据黄天鹏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中记载，当时一个总编辑的月薪在一百五十到三百五十元，编辑主任为一百二十到两百元，普通编辑六十到一百元，驻外地记者一百元左右外加业务费，本地采访记者大概为五十元，抄写员每月只有二十元的收入。
沪上专门从事写作的作家文人，当时收入大体是可以的，如郁达夫在二十年代末期，每月版税收入有一百到两百元，足以养活一家五口人了。后来被杀的左翼作家柔石，每月收入在百元左右，此外每年另有版税八百元，年轻的女作家丁玲月收入也有七十元。至于没有名气、初来乍到的一般撰稿人，他们每月稿费收入只有二三十元，只够上海一月的生活费，可谓是标准的&亭子间文人&。
民国时期，律师在上海滩的地位高，收入也相当高，如1926年从法国里昂大学毕业的吴凯声律师，他每月收入至少在一千到两千元，高的时候达到一万元。因此，吴凯声两年之内便发了财，买了大房子和外国汽车。1927年底，吴凯声花三千两银子买了一块地皮，仅仅三年多点时间，便以十倍的价钱转手卖出。当然，这是名律师的收入，普通律师每月收入大概只有一二百元。
教授是民国时期的高收入人群，据1934年《申报》报道，上海各大学教授的月薪如下：中法工学院最高，一千五百元；同济大学，七百七十五元；交通大学，六百元；复旦大学，五百三十元；上海医学院、上海商学院，四百元；震旦大学、沪江大学，三百元；大夏大学，两百九十元；上海法学院，两百一十元。而同时期由司徒雷登主政的燕京大学，教授月薪为三百六十元，校长为五百元。
民国官员的工资并不算高，如1927年政府公报所公布的，部长月薪八百元，副部长六百七十五元，局长（或司长、处长）为四百五到六百元，秘书为三百到四百五十元，科长为两百五十到四百元，科员为六十到一百八十元。据陈存仁所记，当时上海卫生局人员不过八人，科长薪水每月三十元，小书记员每月只有八元。当然，这是名义收入，比如后来卫生局通过审核医士执照便收了一大笔钱，全体人员由此立刻加薪。
二三十年代，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二十元上下，家庭月收入超过五十元的话，就基本达到小康水平；如家庭月收入有一两百元，就可算是中产阶层。张治中在回忆录中说，他于1921年因失去军职而避居上海，在法租界租了一个楼面是十六元，这个房间用布帘隔开，一间做卧室，一间做书房，他与妻子及一个孩子每月的生活费是五十元，这还是比较拮据的。
1928年，已小有名气的胡蝶转入明星电影公司，月薪两千元（实支一千，公司欠一千）。1931年，明星公司以她为女主角，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影片共耗资十二万元。后来，这个电影的收益相当不错，除国内票房外，光卖给菲律宾片商的放映权就收入一万八千元，卖给印尼的则为一万六千元。
与胡蝶相比，刚出道的周旋就差了不少，她最初与电影公司定的月薪为两百元。男演员的薪酬一般比女演员低，如赵丹月薪两百元，谢添两百五十元。没有大名气的女演员薪水也很低，如蓝萍（江青）从影期间，其薪水是每月六十元，秦怡也是六十元。
会花钱，还得会赚钱才行。陈存仁满师之后开业，每日门诊有十号左右（陈存仁的老师、上海名医丁仲英每日门诊可达百人，月收入至少在三千元以上）。另外，三友实业社请他做社内专任医生，每月固定诊费三百元。后来，他又担任了犹太富商哈同的家庭医生，每月两百元。光这两项固定收入，陈存仁已经跻身高薪人士的行列了。
不过，最厉害的并不是会赚钱，而是以钱赚钱，那就是买地皮。陈存仁曾在高人的指点下在静安寺路愚园路（今常德路）花五千两百元买了一块面积三亩七分的地，成交时，卖主四兄弟挑箩筐前来分银元，当地人只信银元，其他的庄票支票一概不要。就这块地，不到三年时间，陈存仁便以三万元的价格出手，而数年之后，更是涨到了十万元，可见投资地产是何等一本万利的生意。
除此之外，适当地购买一些艺术品、珍贵首饰甚至皮货也是个不错的选择，陈存仁的太太曾在北京花六十元买了两件玄狐皮筒子，后来被人用六百元买去；而当时花一百二十元买的一对翡翠耳环，在二三十年后，陈家夫妇到了香港，以原价一千倍的价格出手，后来更是涨到了五千倍的价格。由此或许可以看出，银元时代的物价相对还是比较稳固的，等到了纸币年代，那就完全取决于政府的信用了。（金满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