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购统销不仅仅是为了解决53年粮食危机
1953年春，农民因惜售备荒不愿将粮食卖给国家
在“统购统销”政策实施前，我国仍有粮食市场，粮食可以自由买卖。国家要储备粮食除了向农民征粮外，还得从粮食市场收购。这时期，粮食市场并非全由官家控制的，也有私人粮商。国家要从粮食市场购粮储备，就得和私人粮商竞争。
建国后，城市人口快速发展，国家粮食储备一直购少销多，入不敷出。1953年春，局部地方出现霜灾，到1953年秋，农民惜售备荒不愿将粮食出售，无论是卖给国家还是私人粮商，致使国家粮食购少销多的局面恶化。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禁止粮食自由买卖，国家完全控制粮食市场，也难以从农民手中购得足够的粮食，因为农民根本不愿卖粮。正如陈云在论证实行统购统销的必要性时所说的：“有的同志提出，去掉商人，我们可以多买一点粮食。我看去掉商人并不等于农民的粮食一定可以多卖给国家”。
1953年秋，统购统销政策出台
在此形势之下，显然已不是国家与私人粮商之间的争夺了，而是国家与农民之间战斗了。当时，政权采取政治权力强制推动粮食征购。
1953年，毛泽东让中央财经委员会拿出办法。中财委负责人陈云顾不得养病，急忙赶回北京。中财委开始提出8种方案，最后选定统购统销的方案。陈云1981年回忆说：“我下决心搞统购统销，钻了两个礼拜。那时候许多同志不赞成……到了十月一号，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跟毛主席讲，不搞这个我们没有出路。”（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618页。）
日晚，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陈云的汇报，采纳了陈云的建议。当时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中规定，“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统销政策正式出台。中共中央和政务院还分别在日、日做出《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和《关于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对油料、棉布实行统购统销，对棉花实行统购。这样，粮、棉、油等比较重要的农产品退出了自由市场，都开始由国家垄断经营。
其实：1952年，陈云就已提议实施粮食征购，确保粮食的储备和出口
“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1953年霜灾造成的国家粮食购销紧张只是直接原因，并不是政策的根本动因。因为在1953年在此之前，领导层就已酝酿实行粮食的统购。
作为统购统销政策的掌托人，陈云在1951年和1952年就有实施粮食统购统销的念头。据薄一波了解，陈云早在1951年底就酝酿过粮食统购。他在当年底全国财经会议上讲道:“粮食是紧张的，但不要过分恐慌。第一条防止经济作物面积扩大，第二条小公粮一定交国家。征购办法必须采取，则粮食间题可以解决。”
陈云口中的“紧张”是指，我国“一五”计划开始实施后，城市人口以及以粮食为原料的工业逐步发展，对粮食的需求日益增大，粮食问题供应紧张。
1952年，陈云再一次提议。他与李富春、薄一波三人名义给中共中央的《关于一九五二年财经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中提出实行粮食征购的意见。报告中说明:“由于今后若干年内我国粮食将不是宽裕的，而且城市人将逐年增加，政府还须有粮食储备(备荒及必需的对外贸易)，因此征购粮食是必要的。只要使人民充分了解征购意义，又能做到价格公平合理，并只购农民余粮中的一部分，则征购是可能的。目前先做准备工作，在一九五二年夏收时，采取合作社动员收购和地方政府下令征购的方式，重点试办，以观成效。如试验成功，即于一九五二年秋后扩大征购面，逐渐在全国实行。”
上述种种事实表明，对于粮食问题的决策者来说，实行粮食征购在当时是既定或至少是比较倾向于采用的解决粮食购销问题的方针，只不过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1953年霜灾导致的粮食紧张，加强征收粮食确保温饱就成推行政策的绝好契机。台湾学者李福钟曾提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早在1953年粮食危机出现之前，就已是中共高层(很可能由毛亲自策划)不断在思索尝试的一项粮食政策”，并进而认为，“统购统销目的在保证粮食出口”。
统购统销还为了粮食出口和积累工业原始资本
统购统销政策实现从农业获取工业原始积累
“一五”计划优先发展工业，城市人口增长，除了急需粮食保障温饱外，工业化发展也需要资金和原料。
据统计，“一五”计划预备累计投人折合黄金7亿两的巨额资金用于各项建设事业，其中有55.8%为不能短期收回的基本建设投资。这样，中国工业化建设的资金筹措成了一个呕待解决问题。当时，领导层主要采取从农业积累工业资金，也清楚地表达这一思路。
毛泽东日在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时说:“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2-183页）
统购统销制度正是适应了工业资金积累的需要。在运作过程中，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实现了农业积累向工业领域的转移。所谓价格剪刀差，就是：采用农产品的国家定价形式，从农民手中低价统购，又对城市居民和工业企业低价统销，用以维持大工业低工资和低原料成本，提供不断产生超额工业利润的条件，最后又通过工业上缴，集中起国家工业化的建设资金。“剪刀差”实际上是一种“暗税”。农民向国家除了缴“明税”，即公粮以外，在售农产品的同时，还上交了“暗税”。
最高估计，农村因统购统销的“剪刀差”被拿走7000亿
从实行统购统销到改革开放期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到底从农村拿走多少财富？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计算，其中最高估计是7000亿（牛若峰，１９９２），最低估计是4481亿（徐从才、沈太基，１９９３）。然而，1984年国营企业年底固定资产原值才7, 370. 5亿元。剪刀差使中国农村一贫如洗。统购统销也加剧了城乡分割，拉大了城乡差距。正是中国农民“牺牲”，为中国工业建设提供了原始积累，从而建立了初步的工业基础。（杨继绳：“改革以前的农民”，《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6 版）
1953年不提高价钱刺激农民卖粮，是担心国家预算提高和物价通胀
正是统购统销政策要实现工业资本积累，所以1953年出现粮食危机时，并没有提高收购价格来刺激农民卖粮及种粮，而采取强制征收。在陈云关于实行粮食征购办法必要性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对于稳定粮食市场、稳定物价的关注。1952年，陈云说“粮价涨了，物价就要全面涨。物价一涨，工资要跟着涨。工资一涨，预算就要超过。”这样一来，预算中的工业投资就失去了保证。能否进口粮食呢？”陈云又说：如果把外汇都用于进口粮食，“就没有钱买机器设备，我们就不要建设了，工业也不要搞了”。 （朱佳木 ：《陈云与中国工业化起步过程中若干基本问题的解决》，人民网）
经济统计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因为统购统销的实施，“一五”时期尽管国民经济以平均每年11.3％的高速度增长，但物价指数的年均上涨幅度却只有1.1％。
统购统销实施后，农村出现“闹粮”和“饥荒”
从上述种种事实可以看出，统购统销的实施，已不是单纯的温饱问题，粮食供应问题了，而是事关领导层优先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实施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了。所以，统购统销政策过程中，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往往压倒“温饱”问题；因而，农民为此作出“牺牲”就在所难免了。
实行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一直处于半饥半饱状态
统购统销实施以后，国家收购的应当是农民的余粮，但征收时，也把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收购走了。超过余粮部分称为“过头粮”。由于征了“过头粮”，不得不再“返销”给农村。每年返销给农村的粮食中征购粮食的比重达38．9%到49．3％。这些粮食在城乡之间往返运输，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尽管浪费，政府先把粮食抓到手比较稳妥放心，“过头粮”还是年年征。返销给农民的粮食比“过头粮”要少。
自从实行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就半饥半饱。刘少奇曾承认这一点：
“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２年１月２７日，载《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年，第441－442页）”
征粮时农民随便被扣“帽子”
饿着肚子把粮食卖给国家，农民当然不乐意。基层为了完成征收任务，有时动用过激的征收方式。
据日，国务院第一办公室提供的几篇题为《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中反映，山东郓城县按实际产量只能购余粮2022万斤，上级下达了3300万斤任务，实际完成2900万斤。由于任务过重，干部强迫命令，比较普遍对群众捆打游街。三区一副区长在彭庄乡陈庄领导秋购中，造成自杀3起。区干部在杨庄集逼粮，打8人，扒衣服挨冻16人，吓跑3人，一些群众不敢在家里睡觉。（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日）
农民“闹退社”“闹粮”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出现农民闹退社。譬如，1956年冬天，河南的临汝、永城、夏邑、虞城、民权、商丘等12个县，共有278个合作社发生了闹社、退社现象。“在闹社退社中，有的社员到乡、县、专区甚至到省告状请愿；有的社员私自拉走社内的牲畜;有的社员私分了社内粮食、种子、油料、农具和牲畜的饲料等公共则产；有的社员殴打社、乡干部和工作组的干部。”
还有，一些地方农民“闹粮”。山东惠民地区的利津、广饶两县，日至18日，连续发生群众抢粮13起，其中已抢者8起，劝阻回去者5起，涉及两个县的3个区、8个乡和37个村，参加抢粮的群众约有4800余人，共抢去粮食92000余斤。利津、广饶部分乡镇发生抢粮事件，也主要是群众缺粮。
征粮过度又放粮食卫星，农村出现饥荒
1962年，中央召开大会（后称“七千人大会”），要总结大跃进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推动粮食征购。会议的初始阶段，中央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这也便于中央征调粮食。但当会议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号召大家“开出气会”后，会议不但没有在粮食问题上大做文章，反而决定把工业发展速度再调低一些，把进口粮食的时间再延长一点，减少了粮食征购任务。同时，相关部门可以检讨，认为征粮过度又放粮食卫星，导致农村出现饥荒。
在会上，粮食部检讨说，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是3400亿斤，可是征购就拿了1200亿斤，占三分之一强，这是农村伤了元气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还检讨说：1960年本已出现全国大面积的饥荒，饿死人的情况已很严重，可是粮食部还自以为天下太平，可见粮食部见事太迟。全国出现大饥荒原因可能很多，但粮食征购过头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人民日报》、新华社检讨了对“大跃进”中浮夸风、瞎指挥等问题所起的推波助澜的坏作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至今人们耳熟能详的话语，就是出自于当年的《人民日报》社论。一些天文数字的高产“卫星”，也多来自于《人民日报》或新华社，如河南的早稻亩产48925斤，广东的中稻亩产60400斤，北方水稻亩产124329斤……放高产“卫星”导致了盲目乐观的估产，导致高征购（即购过头粮），导致农民手中无粮而饿死人。（唐正芒：《粮食问题――“七千人大会”上的重要议题》，人民网《党史博览》，日）
农村饥荒本可避免
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在这期间，库存粮食最高达887.03亿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亿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这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历史资料：粮食部计划司1962年统计表。）这是贸易粮，折合原粮为482亿斤，按当时口粮标准计算，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农民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
统购统销政策下的百姓日常生活
百姓没有粮票，连一碗粥都买不到，难以自由迁徙
“统购统销”一实行，社会立即分为吃“商品粮”与吃“农业粮”两大阶层，又因为二元户籍制度，农民和城市都是“世袭”的，农民很难变成城里人。吃“农业粮”者实际成为“一等公民”，要想成为吃“商品粮”者，确乎“难于上青天”。
不仅是粮食，统购统销还扩大到棉布、食汕等日常生活用品，把人民生活的各个方而纳入计划。在这种情况下，粮票诞生了。它代表着政府对每个城市居民粮食配给的数量。当时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如果没有粮票，无法买到一碗粥、一个馒头、一两点心……农民进城，只能准备充足的干粮。若要出省，“含油”的全国粮票更难得，就是城里人想领取全国粮票也要单位开“出差证明”，农民是想都不敢想，这使他们的活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海波：《统购统销》，《档案天地》2008年 第11期 ）
市民暖瓶被打成心病：发梦不是梦见买新暖瓶，就是梦到暖瓶被打
在“文革”十年间，票证的种类达到顶点。从鸡鸭鱼肉到烟、酒、糖、瓜子、花生、粉丝……从自行车、缝纫机、座钟、大立 柜到线袜、尼龙袜、卫生纸、打火石、火柴、肥皂、灯泡、线团……许多东西只有在年节才有供应，不仅限量，而且“限时，过期作废”；即便是票证规定的东西，也只有北京、人津、上海才能保证供应，其他许多地方连票证规定的东西都不能保证供应。生活是纷繁复杂的，这种简单的“一刀切”造成生活的荒诞。
百花文艺出版了一部《票证旧事》，辑录了一些人写的亲身经历。如市民宁宗一当时小孩才出生几十天，家中唯一的一把暖瓶被打，生活极不方便。而一把暖瓶要一年所发全部“工业券”，根本无法购买，只好硬头皮向邻居暂借(邻居也只有一把)，以渡过难关。此后，暖瓶成了他的一种心病，生怕打破，“夜里睡觉都变成了大喜、大悲和大惊的梦”，不是梦见买到新暖瓶，就是梦到暖瓶被打。（海波：《统购统销》，《档案天地》2008年 第11期 ）
票证成为社会控制手段，催生腐败
票证，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措施，而日“成为社会、政治控制”的手段，个人的消费选择自由极其有限。人们往往为多买半斤肉、一把粉丝、几包火柴、一块肥皂……而想方设法拉关系、“走后门”。当基本生活必需品都要“走后门”才能得到满足时，“走后门”越来越普遍了。
改革使统购统销退出历史舞台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统购统销可能一直继续下去。1978年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1983年人民公社解体。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提高后，粮食真正多了起来。1984年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其他农副产品也大副度增长。
1992年底，各地的库存粮食多，库存粮食占压不少资金。这时放开粮食价格，不仅不会出现抢购，还会给粮食部门减轻负担。于是，全国844个县（市）放开了粮食价格，粮食市场形成，统购统销真正退出了历史舞台。　
参考文献：
田锡全：《革命与乡村：国家、省、县与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上海社会科学院,2006年；海波：《统购统销》，《档案天地》2008年 第11期，杨继绳：《统购统销历史回顾》，炎黄春秋 2009年2期；罗平汉：《1957年的统购统销大辩论》，晋阳学刊2009年第6期。　
购统销是解决粮食危机、实现工业资本积累的唯一方法吗？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需要反思的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本就是为了人更好的活着，但统购统销的历史脉络，显然与此南辕北辙，陷入了为发展而发展的巨大误区。
农民进城被称作“盲流”，迁徙自由被限制……
因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农民成为二等公民。
重点学校政策
用全体纳税人的钱办面向少数人的“精英教育”。
什么是瞒产私分？怎么会有“五亿农民瞒产私分”？
我们的教育向何处去？我们的农村教育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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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7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为什么说部分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前吃不上饭，之后就吃上了？ - 知乎2490被浏览963715分享邀请回答0添加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1950年代中国粮食政策的回顾与反思
&&&&&&&&&&&李悝说“农伤则国贫”，商鞅论“农战”，孔子也提到“足食”、“足兵”的重要性。然而中国几千年来始终没有摆脱粮食困境，直至今日粮食产量达到5亿吨左右的时候，仍然能不时听到粮食安全的警报。读史使人明智，今天的农业经济情状和体制在新中国建政之后陆续实行的一系列制度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性关联，做一番社会经济史特别是政策史上的考古，对理解今天的粮食形势是有帮助的。而我向有“粮食情结”，在主业之余，时常翻一翻与粮食经济有关的东西，也积累一些数据和材料，借此先理出一个头绪来，追溯一下建国初期（）的粮食生产情况。目次如下：一、土改余波；二、购销一统；三、走向公社；四、灭顶之灾；五、以史为鉴。
&一、土改余波
共产&党是靠其极强的政治动员能力起家的。从1947年刘少奇主持制定颁行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到1950年6月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此时的全国政协起着最高立法机关的作用），尽管形势、地位和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导致对富农和中农的态度也由战时的彻底打倒以争取贫农支持转变为保存和中立富农，用毛泽东的话来讲就是“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这“另一方面”含义很多，既包括尚未解放的大片国土、也包括国民党留在大陆的特务组织，还可能包括已初露端倪的朝鲜危机。然而，尽管理论上似乎是要进行一场“和平土改”，但政策上明确显示的强烈的集体化偏好以及建政初期各地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无政府状态和过激行为，仍然造成了农村的巨大恐慌。
新政权需要获得其合法性，需要通过破旧立新的制度变更完成统治权威的塑造。土地改革、征粮支前、清匪镇反，就是从经济、政治上发动的一场扫除政权建设阻滞力量的政治运动。土地改革将国家权力第一次彻底地捅到了农村社会的底部，将农村的传统秩序搅了个稀巴烂。土改工作队采取诱导式策略，激发农民对地主阶级的被剥削感、阶级对立意识、革命斗争意识和对&共产&党的感恩意识，并借以建构起新的国家意识和社会政治结构。在初始阶段还比较温和，但执政党很快发现，和平土改无助于打破农村旧有秩序和传统权威。不仅要从组织上改造、从经济上改造，更要从思想上改造，通过点燃阶级仇恨和划分阶级阵营实现新政权对最广大农村人民的影响和控制。于是，土改的组织方法也完全改变，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打垮地主阶级的政治威风”，宏大、激烈的斗争场面终于出现。而打垮地主阶级的主要方法就是杀、关、管，运用公审会和斗争会的方法使地主阶级“只能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只能说农民和农会的好话,不能说农民和农会的坏话”，而且要“周密准备，掌握材料，突然动作，同时行动，实行全面大逮捕”，暴力色彩显现得越发清晰，土改也就真的成了一场由土地而引发的“革命”。
土改的暴力化对农民的心态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目睹了定成分、打土豪的农民出现了怠惰情绪和惧富心理。将富得流油的地主打倒在地、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以及对于所属地主财富的绝对平均主义分配的示范效应的另一面，则是一种新的社会裂变，农民传统上对于富裕的向往被斗争的紧张气氛所压抑，甚至不惜将现有财富尽快挥霍。日新华社的一篇报道中说，经过土改之后，华北各地不少农民和农村干部害怕发展生产，认为生产好了，富裕了，就是“冒了尖”，就会“招风”，就会被“斗争”。而同月10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签发的《关于春耕生产的指示》中也指出，“提倡劳动发家，生产致富。反对不事生产、'贫光荣’和'靠斗争吃饭’的二流子思想。”即便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要求从疾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中全身而退、归隐山林的不和谐音。日，人民日报转载湖南省长王首道的文章《批判李四喜思想，加强干部思想教育》。这里的李四喜是一个化名，指的是长沙县某乡的一个农民，他曾在旧社会作了12年长工，通过土改分了田，结了婚，生了孩子，还被选为副乡长、团支部书记，人称“四喜临门”。他认为革命已经到头了，当干部吃亏，提出辞职，要求回家种地，他说：“我一生受苦没得田，现在分了田，我已经心满意足了，还要革命干什么。”这种“半截子革命”、“革命胜利后就要埋头生产、发家致富”的念头与执政党希望通过土改而将新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深植于农民的意指发生了显著的对抗，于是有了人民日报组织的这场批判农村干部“松懈麻痹思想”的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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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执政党所忧虑的，是土改之后农村出现的中农化以及自然分化趋势。随着对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重新分割，原来的贫雇农的生产规模和生活水平日渐上升，恢复到相当于土改以前的中农水平的农户越来越多，中农占农村总户数比重越来越大。与这一趋势相同步的，是一种新的自然分化。一小部分经济上升较快的农户开始买地、雇工、扩大经营，另一小部分则因各种原因变得生活困难。于是又开始卖地、借债和受雇于人，贫富差距又开始拉大。执政党内部对此问题产生了认识分歧，惯于绷紧“阶级斗争”的神经的人认为这是两极分化和剥削的再现，是农村出现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东北局高岗重点批评了这些现象，山西省委则进一步发展了高岗的观点。日，刘少奇在一个批示中这样写道：“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7月4日，刘少奇在给马列学院一班学员所作的报告中又谈到：“农村的资本主义自发力量是不能阻止、不能避免的。如果限制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就是冒险，左的，带破坏性的。”他认为要经过“至少10年、15年、20年”的新民主主义阶段，才能“采取进入社会主义的步骤”。当然，毛泽东是完全不同意刘少奇的这种判断的。
二、购销一统
&1951年10月，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在京召开，毛泽东致《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的开幕词，宣告土改将于1952年全部完成。从1952年起，中国农业开始了集体化进程。农业生产制度从家庭生产（也就是单干）向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递次升级。如前所述，合作化、集体化思路的来源之一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阶级斗争观念的持续再现以及中国共&产党自身由于发展过程中对农村土地兼并现象的敏感。另一个重要诱因则是长期的粮食危机。
粮食危机不仅民国时期存在，几千年历史上一直存在，中国历史某种程度就是一部饥荒的历史，导致很多朝代更迭的农民起义都与饥荒直接相关。而反过来，饥荒导致的连绵不绝的改朝换代的战争又进一步破坏粮食生产，从而将中国历史推入一个“饥荒—战乱—饥荒”的恶性循环。中国又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1949年后就陆续成立了中央救灾委员会和中央防汛总指挥部，由董必武具体负责。年当年就发生了比较严重的旱灾，1953年长江流域更是爆发了百年罕见的洪灾，夏粮减产已成定局，而北方特别是东北的小麦又遭受严重的冻灾，国库存粮所剩无多。虽则建国后几年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但在单个农户为基本经营单位、生产规模较小的情况下，供不应求、物价波动是常态。作为调控主体，国家主要运用征收农业税的办法对农村经济施加控制，但当时也已经引起不少批评。中央也曾明确承诺，今后国家掌握商品粮，实行“少征多购”的方针，几年之内将公粮征收数目稳定在1952年的水平上。这里还有一个重要背景，那就是中国急需从一个农业国家转向工业国家，从战后的破败中恢复和发展，中国政府采取了斯大林式的重工业导向的发展战略，稀缺的外汇储备因而被主要用于进口资本品，在粮食上力求自给。时任财政部长的邓小平也明确表示拿不出多余的钱来提高粮食收购价以充实国家储备粮和补贴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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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形下，曾经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投资不能从农业上打主意”的陈云，为着工业化先行、全国一盘棋的梦想，也无计可施地祭出了以牺牲农民为代价的“统购统销”这一法器。所谓统购统销，顾名思义就是国家统一征购、统一销售，就是国家将分散化的经营和供给组织起来，建立国家垄断的流通部门，形成新的农产品规模供给主体——实际上相当于今天仍在强调的“培育以国有粮食部门为主体的粮食流通主渠道”。&
陈云当然深知这一政策的波及面之大，他也提出要处理好“国家与农民、国家与消费者、国家与商人、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这几种关系，而他给出的办法就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严格管制私商，调整内部关系”。统购统销政策在1985年废除，农民重新获得了对于余粮的自由交易权利，而在加入WTO的今天，他们选择的余地更加扩大。但是，陈云提出的几种关系其实依然存在，特别是城乡之间、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之间的“搭便车”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还会形成囚徒困境的可怕后果。
&统购统销政策执行之初遭到了农民的强力反弹，在统购统销之前，农村实际上仍然存在一个比较宽松的自由贸易市场，可以自由出售自己的农产品，许多余粮农户持粮惜售、待价而沽、不愿迅速卖出粮食，致使国家的收购计划在很多地区无法按期完成（这一现象实际上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期也多次出现）。新政策的推出，在大多数仍然以家庭为基本单位进行生产的农户看来，无异于断了自己的财路。毛泽东也很清楚地预见到对农民征购粮食可能会发生打扁担甚至暴&
动这样的后果，而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中特别提出“实现这个政策的关键，在于教育党员和教育农民”，我的理解，对基层党员干部主要是解除他们的畏难情绪、让他们冒着挨骂甚至挨打的风险去“多收三五斗”，对农民群众则主要是通过忆苦思甜的感恩教育以及宣传社会主义工业化优先的总路线让可爱的农民兄弟识大体、顾大局、为党分忧、为国家解难。但是毕竟农民的“觉悟”还达不到&
产党员的要求，还存在“自私自利”的小农思想，发生了不少“暴力抗法”以及“暴力执法”的现象。
三、走向公社
统购统销政策的执行中发生的反弹现象，令同为农民出身但充满理想主义的毛泽东感到费解和不悦，在他看来，统购统销只是在流通环节暂时缓解了粮食供需的紧张，以便中央计划者可以尽最大可能调剂各地余缺而不造成浪费。根本性扭转中国工业化瓶颈的途径，在于粮食大幅度地增产，这样便再无后顾之忧。如何增产？毛泽东的思路是，需要将打破自然经济状态，将农民联合起来，采取运动式的方法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益和农业产量的迅速增长。这就催生了合作化运动。合作化最初形式是互助组，由相邻的4—5个农户组成，农忙时将各自劳动力、农具和牲畜集中使用互助互惠，这一类型的合作并不影响单个农户基于自身判断的种植决策。进一步的形式是初级合作社，由20—30个相邻的农户组成。按照集体决策来共同完成任务，一般是按劳取酬，土地、牲畜和农具仍属私人所有。最高形式是高级合作社，往往由一个村组成。实施完全的集体化，采用记工分的形式，集体中农户的收入取决于家庭挣得的工分数，而每个工分对应的价值取决于整个集体的农产品净收入。在各种类别的合作化运动中，农民也被动员起来进行入灌溉、防洪、开荒、修路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用林毅夫教授的观点，农业合作化运动经历了一个从诱致性制度变迁向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转变。而从中共的政策文献历史上看，党内也的确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争论，以刘少奇、邓子恢为代表的温和的一方希望在较长时期内执行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缓慢地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1953年的粮食危机显然是一个导火线。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的9月，毛泽东对梁漱溟的高调批判。梁提出了“九天九地”说，认为1949年以来中共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发展工业，工人的地位在九天之上，农民地位在九地之下，认为农村被抛弃了，农村空虚了。毛泽东愤怒地回击：“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者说比空军英雄赵宝桐还会驾飞机’，这岂不是不识羞耻到了极点吗？所以梁先生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正经的问题，又是一个不正经的问题，很有些滑稽意味。他说他比共&产&党更能代表农民，难道还不滑稽吗？”10月，统购统销政策出台后农民的抵触情绪更反向刺激了已经愤怒的毛。激进的一派终于占了上风。此后的许多事件按照时间顺序可以简单罗列如下：
10月15日，毛泽东在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时提出，可以跳过互助组，直接搞农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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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新华社报道称，许多粮食商人的投机活动又开始猖狂起来。11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消灭粮食投机，保障国家建设》。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农民们！踊跃地把粮食卖给国家，帮助国家建设！》。
宣&部印发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称“小农经济是不稳固的，时刻向两极分化……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出路……除农业生产要合作外，供销也要合作，这样就可以使农民与资产阶级割断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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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积极领导，稳步前进，争取实现今年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计划》，明确提出，是不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主要表现在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数量多少、速度快慢、规模大小上。
1955年7月，毛泽东在全国省委书记会议上批评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是“小脚女人走路”。
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结束了党内辩论，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
&12月，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撰写了序言，批判“右倾保守思想”。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要肃清反革命分子》，将抵抗合作化运动上升到反革命高度，认为农业合作化是一场激烈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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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农村干部采用层层施压、强迫命令的方式推进合作化，引起中央重视。《人民日报》25日发表社论：《强迫命令办不好合作社》，认为一些干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过高地估计了群众的思想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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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月，针对连续几个月来陆续出现的退社和变相退社（包产到户），《人民日报》9月1日和10月19日分别刊载文章《关于社员个人和生产小组的“包工包产”》和《包产不可包到生产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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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化可以提前完成。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迅速控制粮食销量》，要求各部门收紧粮食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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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7月，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做了《1957年夏季的形势》的讲话。将反右倾的政治气息带到农业生产中来，重提农村两条路线的斗争，认为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太低，个人主义小农思想严重，要求加强对农民的教育，肃清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思想，让他们将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积极主动地多交公粮。强调850亿斤粮食必须征到，不能短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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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粮食问题和思想问题》，认为粮食供需矛盾和紧张的局面的根源在于思想的落后，在于只顾自己不顾国家的个人主义思想，号召大公无私交公粮。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教育的中心题目是合作社的优越性、统购统销优越性、工农关系、肃反和遵守法制等问题。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农村中大鸣大放大争》，要求揭批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1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分清粮食问题的大是大非》，要求农民多卖少买，厉行节约，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爱国家、爱社会主义。
&10月1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补充规定》，提出在定产、定销、定购的基础上要严格控制粮食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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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正确对待个体农户的指示》。规定，各级人民政府以及农业合作社有责任对极少数个体农户的生产、播种、纳税、交售进行监督，防止他们违反国家统购统销政策、逃避公粮负担和四处游窜进行投机活动。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乘风破浪》。5日，《人民日报》转载《浙江日报》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鼓吹农业生产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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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在安徽阜阳评价农业大跃进：“苦战三年，今年、明年绝大多数地区粮食产量平均每人可达1000斤，将使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的等待落空，使帝国主义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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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作《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讲演，提出应该逐步有次序地将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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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毛泽东视察七里营人民公社。新华社报道说：“毛主席说：'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并发出'人民公社好’的号召。”27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调查组的一封信，题目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并加了按语：“这封信生动地反映了农村大跃进的形势”。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9月16日，毛泽东视察安徽舒城县舒茶人民公社，这个公社办公共食堂后，实行了吃饭不要钱。毛泽东指示：“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同日，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指出：“一半供给，一半工资的做法是好的，个人应当有点机动。”19日到28日，刘少奇视察江苏淮阴，指出：“少种多收比广种薄收要节省的多，应该把丰产田的经验推广，集中使用人力和物力来种好田地。再过几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闲。”
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文章《资产阶级农业经济理论必须批判》，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进行批判，认为农业大跃进的事实证明了农业生产的增长远远超过了人口的增长，农业部力争年年大丰产。
11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至此，农业合作化达到了巅峰。原计划“10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完成的艰巨任务，只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为数甚多的农民是从互助组甚至单干的情况下，一步登天地直接进入高级社，又在高级社尚未坐热的时候全部转变为农林牧副渔、工农商学兵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
四、灭顶之灾
这三年的情况长期没有引起国外学界的关注，直到1980年代初国家统计局发布这一阶段人口数据之后，才引起国外的关注。根据目前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看：1959年比上年增长1200万人，其中城市人口增加了1600万，农村人口则减少了400万——在当时已经实行城乡二元户籍固定的情况下（下面将述及），减少的这部分农村人口实际上就是先行受灾死亡的部分；1960年比上年减少1000万人，其中城市人口继续增加700万人，农村人口继续减少1700万人——表明饥荒的效力仍然没有传导到城市，而农村死亡人数则持续扩大；1961年比上年减少350万人，其中城市人口减少370万，农村人口增加20万——但是请注意不要被数字的表面所迷惑，这并不是表明城市人口开始承受饥荒的后果而农村人口开始恢复（详见下述）。
上述官方公布的数据实际上承认了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数字在1350万左右，实际上对这个数字国内外学界还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1984年，人口学家Ashton等人，在《人口与发展评论》上发表的论文《中国大饥荒：》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和生育率调查等资料计算的死亡人数是3000万，这一数字为学界广泛接受，林毅夫等人后来对大饥荒的持续研究都是受到这篇文章的较大影响。此外，还有1984年美国人口学会主席A.&
Coale的估算结果是2700万；1986年，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时任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的蒋正华的估算结果是1800万；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对Coale的结果的改进后的估算结果是2200万。2005年9月，国家民政部副部长贾治邦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年大饥荒的数字不会做出修正。
年饥荒发生的原因一直众说纷纭。官方比较乐于解读的一种视角是将其称为“三年自然灾害”、“三年困难时期”，这就是第一种说法——自然灾害说。也有人认为，由于经济上人民公社制度运行的低效导致激励不足，农民积极性下降引发的粮食产量供给大幅下降，这是第二种说法——供给锐减说。还有人认为，这是一系列对农民基本权利的侵犯——包括对农民自由退社权的禁止以及与工业化优先战略相配套的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的强制性剥夺——所引起的，这是第三种说法——权利失败说。
对于自然灾害说，我们权且相信并依据国家统计局披露的官方数字，包括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以及《中国建国50年农村统计资料》，初步判断一下年间的天灾在建国至今的五十余年的历史时间序列上究竟处于何种位置。
一般地，考察农业自然灾害在统计资料中有两个项目，一为受灾面积，一为成灾面积，后者是指受灾减产百分之三十以上的面积。所以需要综合考量受灾与成灾面积，而根本上讲，评估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重点要看成灾面积。经过历史比对，1959年主要受旱灾影响较大，但总成灾面积比年都低，在五十多年历史序列中属于中下水平，而两年粮食产量均保持稳定，没有发生全国范围内的饥荒；两年也都属旱灾，成灾面积居历史较高水平，但也并不是最高水平。从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的比重来看，这三年也都处于历史序列的中下游水平，分别是30%、38%、46%。死亡数字最多的年份是1960年，根据中国粮食种植结构的特征（夏粮占2成左右，秋粮占8成左右），因而每年春夏之交（3月上旬至5月上旬）——即所谓青黄不接之际，就成为中国粮食安全的关键时期，轻则容易造成粮价波动，极端化则容易演为饥荒，这一判断对于今天的中国仍然适用。
事实上，1960年死亡的1000万人大部分是死于上半年——因而即便1961年的天灾发生了效果，那也只是起到了雪上加霜的作用，而在时间序列上看天灾绝不会是这一空前的大饥荒的始作俑者。顺便一提，建国五十余年来自然灾害成灾较严重的时期在后面三十年，其中几个比较关键的年份如、、、以及正在度过的这个2007，但是这些年份都没有形成大的饥荒。这里面除了制度的因素，也需要承认，毛泽东时代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也起到了一定的铺路作用，当然也存在不少不顾自然规律地战天斗地最后受到自然惩罚的案例，但总的来说，五十年代在农田基础设施上的奠基性投入还是有其历史意义的。
再来看供给锐减说。1959年的粮食较上年减产14%，1960年再减产15%，1961年又减产5%，从1958年的1.9亿吨跳至1.6亿吨、1.4亿吨、1.3亿吨，几乎被打回到1950年建国之初的原形。这里面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粮食作物是稻谷，稻谷、小麦、玉米在当时分别占到粮食作物总产量的40%、11%、12%，而稻谷一项在三年中分别减产14%、13%、10%；小麦反应速度较慢，前两年几乎没有增减，到1961年则锐减35%；玉米主要是第一年随稻谷一道骤减28%，后两年则递次降低3%。综合这三种主要粮食作物所占份额所减产幅度，应以稻谷生产的失败为饥荒的主要解释原因。可以认为，经济上的作物失败是饥荒的重要诱因。
但是，真正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种判断——权利失败说。这一解释方式取自以研究饥荒问题著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食物索取权理论。森认为，获取难题（acquisition
problem）是当今世界饥荒问题的核心。一个理性人如果拥有对包括土地、健康、劳力以及其他资产的自主支配权和所有权，就能够自动配置自己的初始禀赋去生产他所需要的食物或者在市场上用其他财产来交换食物，进而购买到自己的粮食安全。因此森认为，粮食供给总量的减少并非饥荒爆发的必要条件，可以看到大量丰年仍然发生饥荒的地区，究其根本，在于直接获取食物的权利的失败，或者是通过交换获取食物的权利的失败。森的观点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他对食物索取权的解释主要是指市场经济下的购买力，也可以理解为经济水平和贫困。但这一理论同样可应用于对中国计划经济条件下大饥荒的解释。
首先，如前所述，建国后实施的几项主要的农业制度逐步剥夺了农民对食物的直接索取权和交易索取权。土改、合作化直至登峰造极的人民公社，农户个人对粮食种植和经营的经济决策权被收归到一个虚拟的集体之中，退社权利的被剥夺使得这一场博弈变成了一次性博弈，没有退路可走。
在“一大二公”的架构下，农民们要时刻“夹着尾巴做人”、“狠斗私字一闪念”，不可公开谋求个人的权利。最为严重的是，农民个人不再拥有土地和其他任何生产资料，没有了生产资料的农民的生存必须完全依赖于“大食堂”和人民公社。国家层面的工业化导向确定了工业优先的元规则，农民不仅要无偿地向政府交公粮，所剩余粮也因1953年旨在扑灭散落在农村的最后一点自由贸易的星火出台的统购统销政策而别无出路，整个市场为政府所垄断，农民只能是一个价格接受者，只有完全听命于政府。这样，一方面，城市居民通过粮票等配给供应方式享受着政府从农民手中转移过来的粮食，有着虽然是低水平的但相对稳定的多的粮食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农民的粮食安全保障则完全要靠集体劳动挣工分，还要承担着繁重的国家征购任务。
其次，中国这一阶段出台了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的、与历代封建王朝并无二致的严格的户籍制度。早在1953年粮食危机前夕的4月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就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要求对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实行计划管理，这是以政府名义下达的第一个阻止农民进城的指示。50年代中期开始，对农民迁徙自由进行限制的政府行为开始加大力度。日，周恩来签发第二份限制农民进城的指示——《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
告诫农民，如果在城市中没有亲友，千万不要进城，否则政府将要进行遣返。但是，以政府出面强行遣返在城市中没有亲友的农民的做法对阻止农民进入城市几乎没有产生阻吓作用。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广西等省区的农民仍然象潮水般地涌入城市。在这种情况下，日，周恩来第三次签署阻止农民外流的指示——《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补充指示》，决定在外流人口必经的沿途交通中心和车站，对进城农民进行劝阻。到了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标志着开始严厉堵截农民进城。根据这个指示，一体化的城乡隔离体制初具雏形。&
&日，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从立法程序上正式建立中国的城乡隔离制度。公安部长罗瑞卿向中国的人大立法机关作说明时强调，之所以修改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是因为它“没有规定制止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的规定。这一制度在饥荒时期为保障将千万计灾民拦截在城市之外做出了巨大的“制度贡献”。
特别地，大跃进过程中的浮夸风和各级领导干部的冒进、瞎指挥是造成上千万人死亡的直接祸首。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层沉浸在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狂热梦幻中，三年间中央起草的指导性文件本身就胡思乱想，地方也只能胡吹乱干。彭德怀元帅在一首诗中描绘了当时的惨景：“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获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然而，彭德怀的万言书被毛泽东视为公然“砍旗”，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最终作出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阶级斗争的烟云甚嚣尘上。庐山会议本来是一次计划“纠左”的会议，由于主题的突然转变，丧失了改正错误的大好机会，将声势浩大的大跃进浮夸风又吹了整整一年。这一年的《人民日报》仍然发表了大量诸如《揭穿“包产到户”的真面目》、《“包产到户”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之类的文章，全然不知这一次农村自发出现的大规模的包产到户的背后已经暗示着饥荒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中央在一片浮夸声中，在虚拟的粮食“增产”泡沫中持续不断地提升粮食征购数量和份额，年这三年大灾之年的粮食征购比重竟然达到了历史之最。直到1960年8月，中央才开始意识到情况的危险，陆续发出《关于全党动员、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关于坚决地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紧急指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等红头文件，但显然为时已晚。
人民公社的公共制度造成的寅吃卯粮的恶果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时期的困难局面。根据宏观经济学中的永久收入假说，一个人的消费行为是受其所能预期到的永久收入决定的。而人民公社的公共制度在提供了搭便车的大好机会之余，也促成人们在政府的虚假承诺和大跃进的红色狂热的集体无意识状态下提高每个人的永久粮食占有量预期的假象，于是寅吃卯粮地大肆消耗次年夏收之前的粮食，打破了自然的平滑全年消费差异的平均消费水平，大大增加了次年春荒人口，出现了长期的缺粮、断粮期。
1961年4月，刘少奇、周恩来分别到湖南和河北实地调研，刘少奇说“供给制多了是不利的，横直有饭吃，狗粪也不捡，猪草也不扯，能做的事也不做了，能多做一点事的也不愿多做了，这样生产怎么发展！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周恩来则紧急给尚在上海的毛泽东打电话汇报群众意见，一是绝大多数社员都愿意回家做饭，建议取消食堂；二是绝大多数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建议只保留对五保户和困难户的照顾；三是绝大多数社员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评工计分制状态，真正贯彻多劳多得。5月间，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一项关系全局的重要工作》，提出了四项挽救措施：一是继续调整现有农村政策，直至能够调动农民积极性为止；二是工业大力支援农业；三是进口粮食；四是动员城市人口还乡，以减少城市粮食的销量。他还特别指出，当下能够立竿见影的措施就是第四条。这也就不难解释前面我们提到的1961年农村人口的恢复性增长和城市人口在年间的迅速下降，实际上城市人口的下降并不是死于饥荒，而是向农村的转移，从各省人口死亡率数据中也可看出，城市人口、发达地区的死亡率总是最低的。
的确，中国这一场载入史册的大饥荒是极其不均衡的，它主要发生在农村。据《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描述，1960年，农村谷物消费量下降了24%，而城市消费量下降不到2%。1961年，全国平均消费量下降到最低点时，农村消费量下降52公斤或25%，而城市消费量只下降15公斤或8%。在地域之间的差别也十分明显，查阅统计年鉴的人口死亡率这一项目，可以清晰地看到，尽管全国范围的死亡率水平在这三年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但四川、安徽、贵州、河南、青海、甘肃、山东几个省份仍远远高出了全国平均水平。这“得益”于这些省份的领导干部对于中央的错误指示的高度忠诚、对粮食产量的高度浮夸以及对于勒紧裤腰带也要超额完成征购任务的高度狂热。在年，中央从甘肃调出36万吨粮食，从河南调出93万吨，从四川调出224万吨，从湖南调出44万吨。这些省均被饥荒严重打击。四川的宣传征收口号是“先中央，后地方；先保外，后保内”，饥荒就率先在四川发生。
据称，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李井泉的名言是“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而时任四川省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廖志高后来承认：“失误主要有三条：公共食堂解散得晚了，社员的自留地恢复得迟了，这两条比全国其他各省市大约迟了半年到一年；特别是错误地搞反瞒产私分，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大、后果严重。这三条失误给群众带来更大困难，对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张仲良在“庐山会议”上驳斥彭德怀说：“你讲得不对！就以我们甘肃省为例，一九五七年之前，我们甘肃不产一吨钢铁，去年我们搞了五万吨！难道还不是大跃进？去年我们全省粮食也增产了百分之四十一，我们破天荒不再从外省运进粮食！”不久，甘肃饿死百万人的消息就震动朝野。河南信阳的案例可能是最广为流传也最为惊悚的。毛泽东前秘书李锐所著的《大跃进亲历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年大饥荒时安徽省凤阳全县死绝8404户，死跑而空的村庄27个。村民严俊冒告诉记者：“1960年，我们村附近有个死人塘，浮埋着许多饿死的人。为什么浮埋？饿得没力气呀，扔几锹土了事。说起来，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冤魂。人饿极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的一位亲戚见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腿肚子吃，她也去了。开始有点怕，后来惯了，顶黑去顶黑回。我问她：'怎么能……？’她叹息道：'饿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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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分省死亡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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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别\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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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8&&&&&
14.59&&&&&
25.43&&&&&
14.24&&&&&
&&&&&&&&&&&
北京市&&& 　　
　9.14&&&&&
&&&&&&&&&&&
天津市&&&&&
10.34&&&&&
　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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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
10.9&&&&&&
12.3&&&&&&&&
15.8&&&&&&&&&
&&&&&&&&&&&&&&&&
&&&&&&&&&&&
山西省&&&&&&&&&&&&&&&&&
12.84&&&&&
14.21&&&&&&&
&&&&&&&&&&&
&&&&&&&&&&&
内蒙古自治区&&&&&&&
7.9&&&&&&&
11&&&&&&&&&&&&&
9.4&&&&&&&&&&&
8.8&&&&&&&&&
&&&&&&&&&&&&
&&&&&&&&&&&
辽宁省&&&&&&&&&&&&&&&&&&&
8.8&&&&&&&&
11.8&&&&&&
11.5&&&&&&&&&
&&&&&&&&&&&&&&&
&&&&&&&&&&&
吉林省&&&&&&&&&&&&&&&&&&&
13.43&&&&&
10.13&&&&&
12.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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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
12.76&&&&&
10.52&&&&&
11.13&&&&&&&
&&&&&&&&&&&
上海市&&&&&&&&&&&&&&&&&&&
6.2&&&&&&&&&
7.8&&&&&&&&&&
6.9&&&&&&&&&&
&&&&&&&&&&&&&&&&&&&
&&&&&&&&&&&
江苏省&&&&&&&&&&&&&&&&&&&
14.55&&&&&&
18.41&&&&&&
13.35&&&&&
&&&&&&&&&&&
&&&&&&&&&&&
浙江省&&&&&&&&&&&&&&&&&&&
10.81&&&&&
11.88&&&&&&&&&
&&&&&&&&&&&&&
&&&&&&&&&&&
安徽省&&&&&&&&&&&&&&&&&
12.36&&&&&
16.72&&&&&
68.58&&&&&&&&&
8.11&&&&&&
&&&&&&&&&&&&
&&&&&&&&&&&
福建省&&&&&&&&&&&&&&&&&&&&
12.46&&&&&
20.7&&&&&&&&&
&&&&&&&&&&&
&&&&&&&&&&&
江西省&&&&&&&&&&&&&&&&&
11.34&&&&&
16.06&&&&&&&&
&&&&&&&&&&&
山东省&&&&&&&&&&&&&&&&&
12.8&&&&&&&&
18.2&&&&&&
23.6&&&&&&&&&&
&&&&&&&&&&&&&
&&&&&&&&&&&
河南省&&&&&&&&&&&&&&&&&&
12.69&&&&&
39.56&&&&&&&&&
10.2&&&&&&
&&&&&&&&&&&&&
&&&&&&&&&&&
湖北省&&&&&&&&&&&&&&&&&&&&
9.6&&&&&&&
21.21&&&&&&&&&&
&&&&&&&&&&&&&&
&&&&&&&&&&&
湖南省&&&&&&&&&&&&&&&&&&
11.65&&&&&
29.42&&&&&&&&
17.48&&&&&
&&&&&&&&&&&
&&&&&&&&&&&
广东省&&&&&&&&&&&&&&&&&&&&
15.24&&&&&&&&&&
&&&&&&&&&&&&&&&&
&&&&&&&&&&&
广西壮族自治区&&&&
29.46&&&&&&&&&
9.5&&&&&&&&
&&&&&&&&&&&
四川省&&&&&&&&&&&&&&&&&&&
25.2&&&&&&&&
47&&&&&&&&&
54&&&&&&&&&&&&&&
&&&&&&&&&&&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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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
15.26&&&&&
20.28&&&&&
52.33&&&&&&&&
23.27&&&&&
&&&&&&&&&&&
&&&&&&&&&&&
云南省&&&&&&&&&&&&&&&&&&
21.62&&&&&
17.95&&&&&
26.26&&&&&&&&
11.84&&&&&
&&&&&&&&&&&
&&&&&&&&&&&
陕西省&&&&&&&&&&&&&&&&&&
11.01&&&&&
12.72&&&&&
12.27&&&&&&&&&&
&&&&&&&&&&&&&&
&&&&&&&&&&&
甘肃省&&&&&&&&&&&&&&&&&&&
21.11&&&&&
17.36&&&&&
41.32&&&&&&&&
&&&&&&&&&&&&&&
&&&&&&&&&&&
青海省&&&&&&&&&&&&&&&&&&
12.99&&&&&
16.58&&&&&
40.73&&&&&&&&&
&&&&&&&&&&&&&
&&&&&&&&&&&
宁夏自治区&&&&&&&&&&
14.98&&&&&
15.82&&&&&
13.9&&&&&&&&&&&
10.71&&&&&&&
&&&&&&&&&&&
&&&&&&&&&&&
新疆自治区&&&&&&&&&&
13&&&&&&&&&&&
18.84&&&&&
15.67&&&&&&&&&
11.71&&&&&&
&&&&&&&&&&&
对于这场大饥荒的各执一词的解释视角，林毅夫教授专门验证了森的理论对中国大饥荒的解释程度，他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年严重的供给冲击下，一省的人均粮食产出（代表食物供应量）和农村人口比例（代表城市偏向）都是该省死亡率的重要决定因素。人均粮食产出减少越大，引起的死亡损失越大；城市人口越多，该省的饥荒牺牲者就越少。并且，城市偏向弹性——它衡量农业人口比例的变化对该省死亡率的影响——大约比食物供应量弹性大72%。采用另一种衡量的方法可知，被城市偏向解释的各省死亡率是被粮食供应解释的死亡率的两倍。这些结果指出，制度性因素是中国饥荒的主要原因。”
& 五、以史为鉴
建国后第一个十年的摸索阶段最终以粮食生产的大失败、大饥荒告以结束。随后经过了五年的休整，到1965年，粮食产量才恢复到年的水平。而根据文贯中等学者对于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直到1983年，TFP指数才恢复到大饥荒以前的水平，那一年，正是众所周知的家庭联产承包正式取代强制性公社制并在全国推广的起始点。自那以后，粮食供需虽也经历过几次比较大的波动，但饥荒从未再现。
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粮食供需波动及其主要原因是：年，在连续两年一号文件、家庭联产承包制和粮食收购价连续提高的激励下，粮食生产过剩，历史性地突破4亿吨，旋即粮价下跌，卖粮难现象首次出现，国家借此废止统购统销制度，改为合同定购，推行双轨制；年，粮食连续丰收，稳定在4.5亿吨，相对购买力则显不足，粮食生产过剩，国家采取放开粮食市场、实行粮食保护价政策的因应策略；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增加了农产品需求，且当年中国实行了汇率改革使得人民币贬值，粮食出口激增，引起国内粮食短缺、抢购和价格猛涨，国家动用储备粮平抑物价，但由于国有粮食企业自身利益牵扯其中，致使效果不显著，同时延长土地承包期以稳定农民预期，进一步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年，经历了上一轮粮食短缺后引发高层严重关注，连续数年高强度执行保护价（甚至不惜为此背上巨大财政包袱），粮食价格逐年调高，引发粮食生产过剩和农产品全面“卖粮难”，粮食产量首破5亿吨，粮库库容相对不足，个别地方粮满为患，只得露天堆放，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甚至在多个场合表示“中国人民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吃饭问题”、“最担忧粮食过剩”，政府宣布农业进入新阶段，粮食数量问题得到解决，新的关键词是“调整农业种植结构”、“退耕还林、还草、还湖”；年，由于连续数年的农业结构调整和生态退耕，粮食连续减产，至2003年粮食产量降至1991年的4.3亿吨水平，2003年夏秋之交，新一轮农产品价格上涨开始，粮食库存急剧下降，国家动用储备粮平抑价格，政府宣布很快将取消征收数千年的农业税并继续对农业进行补贴。
从2003年至今，粮食处于恢复性增长阶段，连续三年增产，至2006年重新接近5亿吨水平，然而粮食价格并未出现回落现象。这里面有国家仍然坚持最低收购价的因素，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在2004年继续得到推进，市场化的开放流通指向得到贯彻，但国家始终没有放松对最低收购价的承诺，因而价格支持依然坚挺；这里面也有粮食消费结构迅速转换的因素——口粮比重下降、饲料粮比重升高，因而对粮食的消耗程度并没有因产量的恢复而有所减缓；相应地，由于农产品之间存在的比价关系，一种产品的上涨会带动相关品种乃至整个市场行情的抬升，主要作为饲料粮用途的玉米价格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交相作用下很长时期居高不下。凡此种种，都是近几年价格波动的重要影响因子。
将近半个世纪前的大饥荒对于中国的领导层来说无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让他们的头脑中时刻绷紧了粮食安全这根弦，有时候甚至于过于杯弓蛇影，为了保障粮食安全、避免粮食供需波动而在粮食流通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国有粮食企业转制等问题上犹疑不绝、反反复复，也走了不少回头路。
比较今天的粮食安全形势与半个世纪前的那场大饥荒，以及由那场饥荒追溯的建国后第一个十年间农业制度、政策方面的一系列状况，本着以史为鉴的态度，应当注意这样几点：
其一，关于制度与权利。制度必须基于人性，任何偏离人的本性的制度安排都要给社会带来灾难，而这种制度也必将为不可抑制的人性所冲破。制度是因着人的需要产生的，一个好的制度能够约束人与人之间的机会主义行为，能够减少不必要的运行成本、交易费用，而一个不当的制度，一个“恶法”的法治框架下，也可能让人作茧自缚、作法自毙。心绝不能冷，但脑绝不能热。制度之所以有别于道德，就在于其必须脚踏实地而不能空洞说教，不能要求“六亿神州尽舜尧”、“满大街都是活雷锋”，这是脱离实际的道德口号。制度安排必须讲求公平，不宜有所偏私。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非常易犯的错误就是制造城乡之间的权利差别，在政治制度所规定的权利的失败要比在经济和技术层面的生产的锐减更可怕。
自建国初期就提“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这种提法的根本目的和剑锋所指却并不在于农业自身的发展，而在于利用农业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片面强调农业对工业的积累源泉功能，忽视了农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育，中国的农业支持政策就从根本上呈现出物质索取强于投入的负支持特征。农业究竟有没有希望，这已经不仅仅是刘易斯和舒尔茨的书斋讨论，而是深深影响几亿人生存与死亡的大问题。毛泽东1949年在《唯心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对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对中国人口和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提醒嗤之以鼻，认为中国
共 产 党 人断不会犯国民党那样的饿死人的错误，事实却无情地击碎了这一承诺。
其二，关于技术与资源。技术的发展自有其规律，来不得半点浮夸和狂想。1960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1960年计划和今后3月、8年设想的汇报提纲》中居然大胆地预言：“如果给我们40年时间的话，那时候……我国则很有可能平均每人有1吨钢，平均每人有2000斤至3000斤粮食和饲料。”如果从今天的角度，简单地以2000年的各项数字计算的话，那就是有年产13亿吨钢和13亿—19.5亿吨粮食。这在今天看来也是不可想象的天文数字，足见当时决策层的天真。粮食生产是受制于各种自然条件的，不可能无限地线性增长。这五十余年来，以500亿公斤为一个台阶的话，粮食产量每上一个台阶都耗费了3到14年不等的时间，而且还在不断波动，还在消耗大量的水、化肥、农机、电力等投资。仅以年的数据看，我国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比重一直在60%以上，这在水资源也比较短缺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消耗。
此外，由于城市化的快速但却粗放式的发展（最近国土资源部在长沙召开的全国性会议就要求各城市集约使用土地，放弃传统盲目扩张的思路，地上地下开发，盘活现有城镇土地存量），特别是在《物权法》尚未颁布、产权关系十分暧昧的过去十余年间，城市扩张和城镇建设占用耕地情况比较严重。中国耕地资源只在年间出现过增长，从那以后就一路下降，减少数额超过2000万公顷。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7年初提出的“一定要守住18亿亩耕地这根红线”就是耕地占用的严重现状的一个注脚。
其三，关于产区和销区。一方面，粮食本身也是一种商品，也要遵从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变动的普遍规律。计划经济的失败不在于其理想的卑劣，而在于其现实的不可行，消除浪费、以丰补歉、调剂余缺的价值层面是没有问题的，但靠计划经济的绝对命令做不到。从五十年代起实行了40多年的统购统销政策的后果，一方面以负激励措施在客观上长期抑制农户的生产效率，一方面做不到信息完备和执行高效反而导致流通环节造成更大的浪费。（城镇里的粮食凭票供应制度是1993年消失的，不过我至今保留的2001年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上还保留着时代的烙印，其中有一条入学须知写道“新生入校时必须携带本人户口迁移证、粮油迁移证明和居民身份证。”）但另一方面，粮食又是一种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重要的商品。
粮食的生产和工业生产有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它的劳动时间与生产时间是有很大分离的，它的产出是呈显著季节性变化的（有农忙，有农闲，所以还会有兼业）。粮食安全由国家提供和保障，具有一定程度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别是国家储备粮的备战、备荒职能，不会因决定居民食物获取权的经济条件的不同而有任何歧视。因而，用于安全目的的粮食——粮食安全是一种显著的公共品，而公共品在没有明确的法律约束和有效的第三方监管的背景下，就会出现“搭便车”，就会发生“公地悲剧”。三年大饥荒时期及在那之前的一段时期，由于中央集权程度比较高，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比较强，加之计划经济体制下采取的诸如统购统销等一系列高强度措施，也确实促使了很多如四川、甘肃、河南这样的地方政府狂热地向中央表忠心的省份，以至于造成本省人口的大量死亡。
现在的问题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地方分权体制的深化，地方与中央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博弈均衡发生了改变。以粮食生产为例，这几十年来各省的产需均衡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五六十年代，京、津、沪、冀、藏、宁、鲁、晋、豫、陕、苏属于缺粮区，需要外调；到今天，整个东南沿海省份粤、闽、浙加上京、津、沪、青、黔、晋、陕都成为缺粮区，无法自给。而今天中国的粮仓，除了东北的黑、吉二省，内蒙、宁夏和新疆三个自治区，还有河南、山东、安徽以及袁隆平实验杂交水稻的湖南；稍有富余的省份还有辽宁、四川、重庆、湖北、江西等。粮食主产区多以经济欠发达为主要特征，而缺粮省多为经济发达地区。众所周知农业的比较效益不如工业和服务业，粮食收购、保存和运输都需要耗费产区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其结果，似乎越是粮食主产区越是经济贫困、越是提供粮食安全越是经济效益低下。
确保各地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同时，需要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方针，通过诸如发达地区对主产区粮食生产进行投资等方式，产区要增加粮食生产供给能力，销区要参与产区粮食生产，从资本和智力上提供对口支持，建立国家、产区、销区共同承担的粮食安全责任机制，确保全国粮食市场的统一、完整与和谐。
其四，关于粮食与肉食。这个话题在建国初年也多次被高级领导人论及，朱德就是其中呼吁“多种经营”力度最大的一位，在“以粮为纲”的岁月里，他也一贯主张各地应该因地制宜，“靠山吃山养山，靠水吃水治水”，使“人尽其力，地尽其利，物尽其用”。五十年代中后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使城市人口激增，不仅粮食吃紧，肉禽蛋等副食品也短缺，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几次下发文件号召全民养猪。毛泽东在五九年专门有《关于发展养猪业的一封信》，看全文可以发现他对美国式农场农业的关注和羡慕，实际上提出了两个观点：第一，要重视养猪，猪是六畜之首，农林牧要协调发展，因为“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经验”。
第二，要提升玉米的地位，使之成为饲料粮的重要粮源，因为“包谷是饲料之王，美国就是这样办的，苏联现在也已开始大办”。应该说这些观点不无道理，可惜为时已晚，饥荒已经开始，连口粮都存在问题，又有谁会去认真贯彻执行“一人一头猪”的养猪运动的号召呢？后来刘少奇到湖南调研时发现，所谓在集体化、合作化的大背景下建设的所谓千猪场、万猪场，由于普遍缺乏必要的农业饲养技术，导致一猪得病，鸡犬升天，流毒甚广，大量死亡，充其量只有几百头病猪而已。只有在粮食总量得到巩固的今天，粮食与肉食之间的矛盾集中表现为口粮与饲料粮的冲突。在正常状态下，粮食消费包括口粮、饲料粮、种子用粮、工业用粮、酿酒用粮、粮食损耗等。口粮是直接食用的生活用粮，包括大米、面粉和其他加工制品；饲料粮是通过人对动物的食用而经由动物间接消费用粮。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城乡间存在着经济水平上的差距，体现在粮食消费结构上，主要是农村口粮消费量远高于城市，而饲料粮消费量则恰相反。
口粮与饲料粮之间的配比关系有点类似恩格尔系数，用于饲料粮的消费较大则说明肉食较多，反映出经济水平也较高。但是，从长期来看，自1980年以后至今，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在300至400公斤之间浮动，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248公斤的最低安全标准，转向粮食消费结构调整时期，一个重要表现是谷物比重下降，玉米比重上升，谷物出口减少，玉米出口增加。可以预见，无论农村还是城市，饲料粮的比重都趋于上升，而口粮则将随人口增长而缓慢增加直至趋于稳定。因此，在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以稳定口粮的前提下，未来的粮食安全问题的症结很可能不是“人的口粮问题”，而是“猪的口粮问题”，饲料粮消耗成为粮食安全的最大压力。而我国传统统计项目中一贯把口粮饲料粮混合计算和统计，容易造成人畜争粮的恐慌局面。
据最新数据，2006年我国猪肉总产量达到5197万吨，占全世界猪肉产量的一半，猪肉是耗粮较多而粮肉转化率又并不高的一个种类，而我国目前猪肉占全部肉类产出比重达80%。如果出于几千年来民族饮食结构的固定习俗，无法对现在的猪牛羊禽水产等比重做出较大调整的话，那么如何发展节粮型畜牧业，降低畜牧业特别是养猪业对粮食的过度消耗，也将是未来确保粮食安全不可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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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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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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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德彬等.新中国农村经济纪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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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严瑞珍,程漱兰.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粮食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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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宏广等.中国粮食安全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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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靖.入世与中国渐进式粮食安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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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美]盖尔&约翰逊.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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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五十年农业统计资料》东方木匠作于200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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