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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排行榜2020，我们会不会变得更穷（读懂中国，看透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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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我们会不会变得更穷（读懂中国，看透未来）
2020，我们会不会变得更穷（读懂中国，看透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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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当代中国第三次浪潮呼之欲出
第1章 你幸福了吗
追赶悖论 焦虑，以及被焦虑 / 16
上层逃离与底层沦陷 / 21
腐败官员醉生梦死与末世心态 / 29
人人皆弱势的社会何以自处 / 31
第2章 中国高物价全解
经济增长速度与通胀和腐败赛跑 / 36
政府投资使通胀、腐败和两极分化成裂变反应 / 40
高税收如何助推高物价 / 45
低附加值外向经济使国人碌碌无为穷困终生 / 47
第3章 高铁模式与发展大跃进
爱国是一门怎样的生意 / 52
权力主导的市场经济必须停下 / 57
第4章 中国农民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
我们欠农民一个底线公平 / 62
德?索托指引穷人富强路 / 65
洛克告诉了我们什么 / 70
谁的故乡不沦陷 / 75
第5章 走出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泥潭
国民自信和国际竞争力需要有足够的货币量支撑 / 82
要想成为消费大国，首先要成为货币大国 / 86
国人的通胀承受力为何弱不禁风 / 92
中国内地高物价的真相 / 96
货币增发如何才能造福百姓 / 100
减税、加薪、社保，一个都不能少 / 103
中国必须从“物价控”走向“工资福利控” / 108
第6章 中国模式前不见古人后没有来者
中国学者眼中的中国模式 / 113
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模式 / 116
中国模式的四大历史背景 / 117
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和力量支撑 / 120
中国模式的自我消散和瓦解 / 123
第7章 国企神话能持续多久
1998年悄然留下三个遗产 / 134
“国企神话”的实质是什么 / 136
穷庙富方丈的国企沦陷或将历史重演 / 143
国企可能“死于致命的自负” / 146
国企何去何从 / 148
中国民企如何“缝隙化生存” / 151
第8章 谁妨碍了我们的道德
市场如何选择道德 / 160
国企和私企哪个更道德 / 164
我们为什么每每遭遇底线失守 / 167
第9章 改革需要新思维
从共识到共生：重振河山，重建经济合法性 / 172
从投资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 / 176
从意图伦理到责任伦理 / 179
思想观念无敌 / 181
国人的五大思维缺陷 / 183
第10章 中国应调整世界竞争心态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 / 196
尝过金钱滋味，当有更高追求 / 201
中国的竞争对手是印度 / 204
中国VS印度：龟兔赛跑，世纪角逐 / 208
引子 当代中国第三次浪潮呼之欲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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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站在新的历史转折点上
1978年，中国经济面临崩溃，中国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时隔32年后，中国的自然环境、社会道德和人们的生存压力面临崩盘，中国站在新的历史转折点上。
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是，一个个令人困惑的悖论却出现了：一个经济规模“超日赶美”的国家，为什么连基本的食品安全都保证不了？为什么社会财富如此丰富，我们的生存压力却如此之大？为什么现代科学技术如此发达，我们的“豆腐渣”工程却不减反增？为什么政府的力量如此强大，生态环境的保护却如此不堪？为什么很多人靠中国市场发财，却国籍在外、家属在外，自己在中国市场冲锋陷阵，却不愿意在这片国土上安身立命？为什么越来越有钱的中国人，感觉却越来越没有自己的故乡，没有自己的根？从精神上，到物质上，都如此。为什么先富带后富的改革愿景变得如此迷离、如此苍茫，变成了“上层逃离中层坠落底层沦陷” 沦陷在道德和环境恶化的双重泥淖里 无论精英或草根，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问，今天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定日子还能不能过下去，我们的明天在哪里，未来会怎么样？因为我们都是风险时代的乘客，人与人彼此息息相关，谁都没有“独善其身、独安其命”的本钱。
歌德曾经说过，自然不是一个问题，而是唯一的问题。北大教授张千帆说：如果说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的一连串折腾，我们还“家国破碎河山在”（实际上乱砍滥伐、知青下乡和禁止农村进城导致了史上最严重的环境退化作者注），几十年不受控制的非理智发展却可能摧毁我们每个人赖以生存的“大好河山”。如果到那个时候，空气不能呼吸、水不能喝或不够喝，食品里都是三聚氰胺、瘦肉精、有害添加剂我们如何在这个地球上生存呢？经济学家陈志武的中国式命题同样挥之不去：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每一个中国人则都在问，为什么中国正大迅速崛起，却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被种种现实的挫败感、焦虑感困扰？为什么工资收入总是赶不上GDP增长和通货膨胀？
面对通胀带来的生活压力，白领们借用美国苹果产品iPod，把自己自嘲为“iPod一族”：即没有财务安全感（insecure）、压力大（pressured）、税负较重（overtaxed）和高债务（debt-ridden）。FT中文网2011年4月21日更是以喜剧演员斯派克?米利根(Spike Milligan)一句著名的俏皮话形容今天的中国：“金钱买不到幸福，但确实带来了一种更令人愉悦的痛苦形式”。文章说：
“尽管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薪资大幅增长，人们普遍感觉中国 正在崛起 ，但最新（2010年）完成的盖洛普健康调查(Gallup Wellbeing Survey)表明，大多数中国人情绪都很低落。基于受访者对个人生活的描述，这项涵盖全球124个国家的调查将他们分成了三类，分别是 蒸蒸日上 、 勉强糊口 和 非常痛苦 。
“尽管中国是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让步履蹒跚的欧洲经济体和美国深感羡慕，但调查结果并不理想：感觉生活 蒸蒸日上的只有12%（这个数字与阿富汗和也门相同，不过此次调查是在2010年完成的，当时也门还未发生动乱），勉强糊口 的占71%， 非常痛苦 的为17%。71%的 勉强糊口 比率，与海地、阿塞拜疆和尼泊尔差不多。与此同时，感到 非常痛苦 的人的比率为17%，比苏丹、巴勒斯坦地区和伊拉克还高。
“上述结果与最近的其他一些调查结果相符。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2010年12月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当中，绝大多数人对生活并不满意。当时，《中国日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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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情绪低落的部分原因在于：现代生活的严酷、竞争激烈、担心失业、偿贷压力和日益增长的物质主义。
“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可能也是一个因素。《中国日报》报道称，中国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最近几年一直在上升，目前已经高得令人担忧。基尼系数是一种衡量收入公平程度的指标。中国的基尼系数正在逼近0.5 基尼系数是衡量国民财富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全球范围内认可的这个指数的 红线 是0.4，系数为0时，意味着国民财富能够公平分配。 ”
百年中国 三次浪潮
再过三十年，我们回顾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100年历史，可能会发现一个奇异的现象：这100年里，以30年左右为界，中国当代史上发生了影响深远的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基于浪漫理想主义的计划经济浪潮，直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都无法转移矛盾，社会和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终于走上了大乱后的大治，进入1978年以后历史的第二个浪潮 以经济赶超为特征的行政主导的市场经济时代。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政府职能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权力主导下的不完全市场经济。这种经济模式铸造了一个超级强大的投资型政府，也形成了一个超级强大的权贵利益集团。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加上行政力量亲历亲为走在经济第一线，带来GDP突飞猛进的增长，甚至有“全球一枝独秀”之称。它的副作用是：经济增长以过度的资源开发和不合理的收入分配为代价，出口导向和政府投资导向型经济极大地推高了物价，资源为权贵主导，在高效率的同时，副作用是投资浪费也高效率，人人急功近利，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带来自然环境和道德人心的极大破坏，既得利益群体已经成为阻碍社会改革的最大障碍，社会矛盾突出，人人缺乏安全感。
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大大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3.32：1，地区发展差距也依然过大，另外，教育、医疗、文化、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不均的问题也很突出。30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9.7%，而环境污染的成本占全部GDP的3%－5%。
如果把1949年以来的前三十年比作处处与人为敌的“斗争时代”，后三十年比做一切向钱看的“镀金时代”，那么从今往后的三十年，我们必须进入一个新的政府第三次职能大转型的、一切以人的自由、权力为指针的“进步时代” 政府职能从“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向“一切以社会的自由、公平、正义、法治为中心”的市场自由、个人权利保障和社会法治时代，政府退出微观经济活动，致力于社会公平公正和社会保障等“守夜人”角色，实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实现中国经济社会从外需向内需、从高碳向低碳、从强国向富民的三大转型。
当代中国的第三次浪潮 自由市场和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浪潮，将带来国人走向真正的富裕幸福、引领中华民族走向真正的繁荣富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当代中国人义不容辞的使命。
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
西方有一种理论认为，如果既得利益群体强大到一定程度，或者说超过某个临界点，则一切改革皆无可能。但也正如连岳所说：没人会天真到忽视强大的利益集团，但我也不会天真地忽视他们的智商，如果不改，则鱼死网破，他们的利益也将消失（转称到海外只是一小部分），如果改，许多民众会因为他们愿意改而忽视他们的原罪，他们的利益可以软着陆。
事实上，尽管我们一直面临着行政垄断、国进民退等一系列艰难的课题等待破解，但中国改革的动力是一直存在的，关键是我们没有激发它们，让他们激荡成改革的共振性力量。
这方面的改革力量，一是来自“既得利益阶层”的不安与觉醒。2010年10月15日新华网报道了一则新闻《国企中层年薪税后70万 称工资过高心里不踏实》就颇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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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说，一个在一家国有金融机构总部担任部门经理的国企中层，税后年薪70万元，外加福利补贴：每年5万元养老保险，含社会保险和企业年金；每年7万元住房补贴和公积金；每月车费补贴和汽油补贴2000元；每年报销社保以外的各种保健医药费单据5000元；图书卡、旅游费约2万。公司分给她一套100多平方米的福利房，她的女儿大学毕业后，也在金融口工作。这位国企中层干部认为：“工资高得不符合国情，其实我心里并不踏实。”
国企中层“工资高得心里不踏实”，起码隐喻了两点，一是认为收入太高，高得不正常，担心不能持久，二是与低收入者相比，高得很扭曲，良心上过不去。虽然这位国企中层不可能也未必有那么权限自动降薪，但心里的不安已经足以说明，如果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他们身上将不会遇到多少阻力。这就是改革和社会希望之所在。
改革的动力之二，来自精英阶层尤其是政治精英阶层的胆识，来自他们观念的进步与觉醒，来自他们对民众疾苦的深刻体察，来自他们对民众呼声的积极呼应。比如温家宝总理不久前接受外媒采访，在谈到政治改革时说：尽管社会上存在各种各样的议论，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阻挠，我仍然要坚定不移在我能力范围内，贯彻我的理念，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我想用两个词来表达我的决心：风雨无阻，至死方休。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和需求是无法阻挡的；我相信一个人应该留给世界的是真相；我将我的政治理念归纳为四句话：让人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让人感到安全可靠，让社会充满公正，让人对未来充满信心；是人民以及人民的力量决定了国家的前途和历史。人民的希望和意愿不会止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些凝练、清晰、朴素而又坚定的话语，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改革的动力之三，来自“观点的自由市场”，来自观点自由交锋过程中人民的启蒙与自我启蒙。前不久，有官员站出来公开为强制拆迁辩护，认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这样一个言论的出台，自然又引起轩然大波，人们口诛笔伐。但这也好，如果当事官员愿意说出真实想法，愿意公开辩论，社会也愿意平等地、对包括官员在内的论者不加问罪地公开讨论，不仅有助于完整地呈现真相，也更有助于厘清是非，形成社会的基本共识，助推官民的良性互动与共同进步。
在平等、公开而又充分的辩论中，我相信一些基本的价值观会得到确立，比如，人才是万物的尺度，一切发展进步都必须紧紧地依靠人、寸步不离地为了人。财富没有的可以创造、失去的可以再来，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一旦失去或损伤，就永远地失去或损伤。因此，务必要让每一个活生生的人都活得自由、尊严、安全，而不是相反。
同样，在平等、公开而又充分的辩论中，事物的真相也会逐渐呈现。比如，强制拆迁的效率固然很高，但是，其负面的效率同样很高。以政府权力为主导的城市化，有可能导致城市化大跃进，不仅制造大量的官民冲突与矛盾，还导致大量的“空城”、“鬼城”、“烂尾城”。此外还有政府的巨额融资平台，绑架了中国经济和中国金融。
我相信，只要把问题都摆到公开台面上来，充分保障公民平等的言论自由权利，改革的共识就不会遥远。因为我相信文化的力量、人心的、观念的力量。想想西方文艺复兴中人的觉醒带来的社会变革与进步吧。我相信凯恩斯的观点：“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有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者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前的某个学人。”在凯恩斯看来，既得利益对社会的影响，还远不如思想观念摧折贤良或春风化雨的力量大。观念推动世界，影响未来。为什么一些富人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而另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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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则把全部身家贡献出来？都是思想和观念所决定。它比利益本身更影响人的行为。
改革向何方？直指自由深处
眼下，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棋至中盘，正处于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有人把当下中国的诸多问题都归结于市场经济：腐败问题、拆迁问题、环境污染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住房问题，等等，要求强化政府控制的呼声不绝如缕，在一些领域，比如住房领域，行政控制有所回潮，平均主义和乌托邦强制有所抬头。
然而，我们不能健忘的是：计划经济只会让我们回到共同贫穷的道路上，绝对不可能带来共同富裕；过度强化行政控制权力也只会强化腐败，绝对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公平正义。三十年改革开放，遗留的种种问题，恰恰是市场改革不到位、行政权力过度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结果。
2011年7月4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当日举行的国际经济学会（IEA）第16届全球大会开幕式作主题发言时指出，中国的市场力量正在倒退，中国在20世纪末开始形成的市场经济远不完美，反映在国有部门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上。这一主导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尽管国有经济不再是GDP的主要组成部分，但仍控制着经济的关键性领域，国有企业继续在石油、电信、铁路、金融等领域处于垄断地位；
其次，各级政府在配置包括土地和资本在内的重要经济资源上，具有巨大的权力；
第三，现代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官员拥有自行裁量权，可以通过投资项目审批、市场准入、价格管制等手段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营活动。
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商品价格自由化，以及世纪之交数百万计的乡镇企业私有化，市场的力量一度得到很大的强化。但是，本世纪初，“由于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受阻，经济领域出现国进民退，政府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市场力量出现了倒退。”吴敬琏称。
吴敬琏称：中国社会有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端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丑恶现象”为由，主张回到集权国家和普遍贫穷经济政策的老路上去；另一端则以“保卫改革成果”为口实，主张为少数人弄权发财大开方便之门，实际上是走向权贵资本主义。这两种极端很可能最终殊途同归，通向最坏的政治和经济体制。
目前，对中国快速发展的原因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将其归功于以国有经济主导以及强有力的政府管制为特征的中国模式；另一种则认为，高速增长源于市场化改革，解放了人民的创业精神，但是，依靠行政强力控制和大规模投资的增长不能长时间持续，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会影响未来中国发展模式的选择。吴敬琏认为，目前的增长模式依赖大量消耗资源的投资，不能支持长久的发展，资源、环境损害以及生存标准的不断下降，近年来愈发严重。另外，各级政府资源配置权力的加强、对经济活动干预的增多，也在加速腐败和贫富两极分化。
今日中国已然站在了新的事关未来中国是倒退还是进步的关键性的十字路口，正如许小年先生所说，公共利益集团已经形成，管制造成市场寻租破坏社会公平，政府取代市场，管制取代改革，民众富而怨成为社会大患。
正如当年戈尔巴乔夫的总理雷日科夫所说，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我们的社会，仍然分不清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从上到下，普遍弥漫着悲观又无所作为、不知该如何作为的得过且过情绪，而权贵集团对权力和法律公正性的侵蚀却在变本加厉，甚至可谓趁乱打劫。
摆在国人面前的任务，首先要分析问题的要害：是因为市场化改革导致了腐败与不公？还是因为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导致的？如果是前者，那结论就是回到计划经济和政府全面管控。如果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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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必须加快市场体制建设，其核心就是加快政府体制改革，放弃政府过大的权力，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把主要任务放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尤其是法治环境的完善，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格制约，公民的权利和经济的预期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
我们不妨连带思考以下几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1、 中国的生产性事故尤其是矿难为何频发？中国的资源利用率和环境保护为何堪称全球最差？
2、 中国的企业家为何不热衷于慈善事业？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感和企业道德为何普遍低下？
3、 为什么刚刚有一部分人实现了邓小平先生“先富起来”的愿望，财产和富人海外移民就成为时代性的潮流？
4、 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为什么普遍用于勾心斗角？
这一切，原因也简单，马斯洛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有恒产者才有恒心（包含矿产资源等的产权稳定），在一个法治不立、权力随时、随便可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权贵集团对财富虎视眈眈的国度，中国人被迫长期处于较低的满足基本的生理和安全需求层次。企业家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未来的预期在哪里，所以都急功近利竭泽而渔，或者被迫与权力勾兑，陷入跳进黄河洗不清的境地。而权贵劫掠集团也担心权势不保，有朝一日被清算，因此同样倾向于移民海外。；企业家群体一脑门子官司，财产乃至人身安全都难以保障，哪有心思思考企业安全生产、社会责任和人生的被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当下，转型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不是所谓的民间仇富，而是权力在仇富，权势集团在虎视眈眈地盯着财富。权力无法受到严格的法律约束，政策变化无常、富人缺少预期，从而也诱发各种短期行为。
监管越多，腐败的空间反而也越多，积聚起的“腐败能量”也越大。正因为权力的易逝，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往往成为国人的生存哲学。也因此，中国没有真正稳固的利益集团，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商，过往都是为眼前利益暂时集合在一起的乌合之众，流寇特征极其明显。所以才会有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等短期行为盛行。我走后，哪管洪水滔天。
自上而下的加强监督和反腐同时面临着道德和能力的双重风险：上级不是万能的，以少数人监督多数人，难免挂一漏万，也难免受到被监督者的恶性反抗（哪怕万中出一也够呛）；上级也是由人组成的，并不具备天然的天使特性。釜底抽薪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大幅度降低权力支配资源的含金量，把财产自由权利还给民众，实现洛克所说的“财产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可以说，“财产不能公有”是“权力不能私有”的必要基础和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实现自下而上对官员、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让百姓直接决定基层官员的乌纱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土地、矿山等财产公有的当下，基层村民民主和所谓的“国有”“村民集体所有”等，可谓缺乏“经济基础”，因此也决定不了“上层建筑”。名义上的公有，只能加剧腐败和巨额社会资源为权贵集团所掌控和私有，而不能真正实现全民共有。
追赶悖论：焦虑，以及被焦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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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总量世界第二，经济增长速度全球一枝独秀，大城市高楼林立霓虹闪烁，高铁速度每小时300公里，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大手笔令世人瞠目，卫星、航天飞机上天让人仰望星空 这是一日千里的中国，这是日新月异的中国，这是追赶世界一流的中国。
然而，仿佛有一只无形但超强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拽住了我们的灵魂，逼着我们疲于奔命你追我赶，失魂落魄跌跌撞撞。为了逃离苦海先达升天，许多人都在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于是又陷入“追赶的悖论”：一个人成为另一个人的陷阱。我们正在“互害型社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卖假奶粉的绝不会给儿女吃假奶粉，但他能保证不吃我的毒白菜吗？卖假酒的能保证不吃毒肉吗？养鸡卖饲料的能保证不喝假酒吗？我能保证我不吃假药吗？你觉得你占了便宜，我觉得我占了便宜，最后大家同归于尽。”
环境恶化、物价上涨、竞争加剧、安全隐忧、人际关系复杂 焦虑正如影随形、冒失鬼一样闯入人们的生活。有人说我们已经进入“公民焦虑时代”。上海一家心理研究机构通过对1000户城市家庭的问卷调查得出结论：快乐正悄然地离我们远去，而焦虑已成为现代人的心理病
与其说“全民焦虑症”是一种个人的心理病，莫如说它是一种社会病。多数人的焦虑，其实是在环境压力下被动处于“被焦虑”状态。工资常年不见涨，但出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一天一个价；至于住房、医疗、教育价格，更是如火箭上天一鹤冲天。乃至于作为社会中层的白领一族，也不得不借用美国苹果产品iPod，把自己自嘲为“iPod一族”：即没有财务安全感（insecure）、压力大（pressured）、税负较重（overtaxed）和高债务（debt-ridden）。
巨额税务和债务都由百姓一肩挑，想不焦虑都难。据中央财大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测算，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为8.3万亿元，2011年前8个月同比增长30.9%。即使后4个月财政收入同比零增长，全年财政收入也将超过了10万亿元。假定我国有13亿人口的话，相当于从每人每年身上收了7600多元。
其实政府还有土地、国企、收费、罚款等收入（其中一部分根本无账可查），将近与财政收入持平。这样一算全国人均税负（包括老人小孩）可能超过1.5万元。想一想全国人民有多少人收入达到一万五，就知道国人税负是不是真高。有人算了一笔八九不离十的账：月收入1万，要交14%个税，12%公积金，8%养老保险，4%医疗失业险=3800元，剩6200元如果全部消费，需要为你消费的商品埋单17%增值税，28%各种杂税=2800元，所以一个月赚1万的人，你相当于要拿出6600元来养政府。而且你无权过问。
杭州逾八成债务偿还依赖土地收入，海南省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952.92亿元，总债务率为93.18%。与甘肃政府债务率高达141%相比，海南还不算什么。14万亿元的地方债，还有数以万亿计的基础设施债务，最后还不都得由百姓背？
地方债除了依赖地价上涨，地方政府还有什么依靠？所以你还指望房价进入下行拐点吗？
投资型政府，收再多的税费、借再多的债也是不够用的。而且不论“蛋糕”做多大，基本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失业、养老）欠债也总是还不上的。
2011年9月15日，央行发布今年第3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72%的居民认为物价“高，难以接受”，较上季增加3.8个百分点。居民对未来物价上涨预期依然强烈，预测下季物价上涨的居民比例为49.6%，较上季度提高4.1 个百分点。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仍不乐观。报告显示，居民未来收入信心指数54.3%，较上季回落1个百分点。
2011年9月13日《人民日报》比较了北京和纽约两个国际大都市的商品价格，北京比
追赶悖论：焦虑，以及被焦虑(2)
2020，我们会不会变得更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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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贵的商品：普通Levi's牛仔裤，北京售价699 899元人民币，纽约售价在70 90美元（约合人民币455 585元，按1美元=6.4元人民币折算）；耐克运动鞋北京300 2000元，纽约288 832元；低配苹果笔记本电脑北京7698元，纽约6394元。北京比纽约便宜的商品和服务：男生剪发（人/次）北京10 30元，纽约128 256元；家政服务（每小时）北京15 30元，纽约128 192元；公交车（人/次）北京1 4元，纽约14元；租车（每天）北京100 400元，纽约512元；肯德基标准套餐，北京15 30元，纽约38 51元；房租，北京CBD附近一居，元（每月），纽约元。猪肉牛肉鸡肉价格相当。
这是价格的直接比较，北京最便宜的男生理发价格是纽约的十三分之一。但若考虑相对购买力，北京的物价就全线超出纽约，因为美国人均收入是中国的35倍。也就是说，北京最便宜的理发服务，也是纽约的2.7倍！最贵的，则是纽约的84倍（耐克鞋：2000÷832×35=84）！
考虑物价压力的时候，同时还得考虑社会保障水平。今年，美国因经济复苏无力，失业现象加重，贫困线以下的美国人数创下了50多年来的最高纪录。据报道，负责“营养补充援助计划（SNAP）”的美国农业部近日发布报告称，将近4600万即七分之一美国民众目前不得不依靠政府发放的食物券购买食物。美国政府规定，月薪不超过1174美元，即年薪不超过14088美元的个人可以获得食物券，而此薪酬数字是美国贫困线标准的130%。
即使一个人收入处在贫困线 月薪900美元，也折合人民币5870元，在中国是交纳个人所得税的中坚力量，是社科院和国家统计局共同认定的中产阶层。如果按照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确定的标准“日均消费低于一美元属于绝对贫困”计算，中国贫困人口为1.5亿，远远高于我国贫困线（人均年收入1196元）划定的4300多万人口。1985年，中国将人均年纯收入200元确定为贫困线，2009年这一标准为1196元，24年来增长约五倍；同期中国GDP由7780亿元增至33万亿元，增长42倍。
据悉，美国政府将外债总额的60%用于了改善民生和教育发展。我们现在的各地方政府主要的人力物力财力还在热衷于投资。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花别人钱办自己事的行政投资会导致只计投入不计产出的“过度投资”，直接“哄抬物价”（虚报价格）、拉大两极分化，间接侵害公民权利、助长货币增发和通胀。比如按现有全铁路营利，一万年也还不了1.8万亿元的高铁欠债。
人们焦虑物价，也焦虑安全。耗费巨资的高科技的高铁尚且不能保证安全，各种价格低廉的食品自然更令人忧心。人们为了追求更安全的食品、更安全的交通和服务，必须不断地努力打拼。多数人勤劳而不富有，“超载”就成为时代的基本特征：物流业不超载不赚钱；个人不超载也不赚钱。从环境到个人，全社会超载和透支，又迎来更大的风险，导致上层逃离中层坠落底层沦陷。此情何以堪？
物价令人焦虑，安全令人焦虑，人际关系同样令人焦虑。卢俊卿和他的“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以无数与政要名人的合影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商业模式“合影经济”。与退居二线的官员合影，都具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可见权力对经济的渗透，已到了何种惊人程度。
我们说心病还需心药医，告别焦虑，需要自我调节和社会减压。但当前的“全民社会焦虑症”乃是一种社会病，只能从改良社会入手，构建构建和谐、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据专家分析，目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超过3倍，行业收入差距超过10倍，基尼系数逼近0.5，超过0.4的红线。这种不公正的财富分配亟
追赶悖论：焦虑，以及被焦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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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收入分配结构，路径绝非在于强化行政分配的力量，财政二次分配和慈善三次分配都只是补充和微调手段，根本的要从一次分配入手，创造更为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为什么多数人收入很低，物价却那么高？很重要的原因，便是投资型政府极大地推高了物价。政府采购，不论是产品、服务还是基础设施建设等等，都存在“哄抬物价”的可能，尤其是在一些所谓“创新”领域，价格更没有市场比对。
政府回归守夜人角色，大幅度减税以让民生休养生息；大幅度减少政府投资以减轻通胀压力、减少利益集团寻租和减缓两极分化步伐，让政府彻底回归社会保障和促进公平正义的职能，市场的还给市场，政府的还给政府，将是极大地改变社会焦虑状态的关键。几千年中国一直未解决的社会基本矛盾是官民矛盾；是官商和市场的矛盾。这三十多年，又出了个投资型政府和百姓要服务的矛盾。这三大矛盾，是当前一切矛盾总根源。投资型政府一定会与民争利，“发展为民众”一定会变成“发展掠夺民众”，最后结果就是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国强民弱。这是其中的内在逻辑决定的，非哪个官员的道德和良知可以做主。
上层逃离与底层沦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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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营报在反思大连PX项目时说，东亚国家大都是国家主导型的快速推进工业化发展模式，需要大量投资，所以政府和资本方结成的联盟，很容易把企业员工和民众的利益忽略了。在中国国内，政府和企业的沟通都很畅通，但是二者和民众的沟通都不怎么畅通。这就是大连PX留给中国社会的反思。
资本在权力的庇护下应该日子过得很舒坦，但吊诡的是，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出现底层沦陷和上层逃离并存现象。三联生活周刊曾引用《纽约时报》在报道印度获得板球世界杯冠军的文章中说：印度上层阶级追求的就是让自己远离印度远离印度的人群、灰尘、炎热、贫穷、政治、管理和其他一切显而易见的东西。“上层远离”现象不仅在印度，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不仅远离贫穷、混乱，远离日益恶化的水和空气，远离不够宽松、自由、公平的投资环境，也远离趋向恶化和对立的阶层关系，甚至还有一种“祼官现象”或者“祼商现象” 全家远离，一人“留守”。
据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的移民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共有超过7万人获得美国绿卡，仅次于墨西哥，排名全球第二。过去三十年间，总计有110万中国人获美国绿卡。加拿大公民和移民事务部负责人称，去年中国大陆投资移民该国人数占全部投资移民的62.6%。福布斯中文网一篇题为《中国富人席卷上万亿热钱外逃》的文章称，在不安全感的驱使下，中国的富有人群把移居海外作为自己的人生向往。那些拥有1亿元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人群中，有27%已经完成移民，47%正在考虑离开祖国。中国约60%的“高净值人士”，即那些拥有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可投资资产的人士，不是在考虑投资移民，就是已经快完成移民手续了。《南方日报》8月17日报道，中国首部华侨华人研究蓝皮书《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1)》8月15日发布。蓝皮书显示，留学生不愿回国发展，中国富豪移民海外，中国财富流失他国现象已比较严重。1978年至2009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的总数为162.07万人，留学回国人员的总数为49.74万人。蓝皮书指出，改革开放30年以来，移民海外人数恐逾450万，对比当今全世界华侨华人总数为4543万，移民人数稳居世界第一。
中国正面临着“人财两空”的困境。也许有人会说，中国不是一直嫌人口太多吗，多一些人移民海外岂不更好？中国不是嫌货币超发太多吗？移民者带走大量货币有什么不好？问题是，移民者多属社会精英，而且他们带走的不是货币，是真正的财富他们在竭泽而鱼的发展过程中，将大量社会最宝贵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破坏了 这是社会赖以生存的最重要财富。同时，不讲规则、不守法律、不讲道德和社会责任的发展逻辑，把人间一切美好的规则和人心也都破坏了。这，不也是社会最重要的财富吗？
上层远离和底层沦陷成为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上层在刮地三尺的掠夺性发展中杀鸡取卵式地榨取社会剩余价值，然后快速逃离；下层和子孙后代则被迫陷于自然环境和人心败坏的恶劣环境中苟延残喘。整个社会缺乏凝聚力与社会共识，离心离德，环境破坏、道德沦丧。
2011年8月19日，前苏联解体20周年之日，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的采访。胡德平先生在提到许多民企老板赚了钱就向外国移民、置业时说，很多民营企业家也表示还是在中国市场赚钱最容易。但是一考虑财产和人身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就选择移民海外。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发展的环境不利，它就会选择走。（2011年8月22日《南方日报》）2011年10月4日，慕容雪村发了一条腾讯微博：“朋友最近出了点事，跟他谈后有感：把中国全部的法律法规、实施细则和司法解释放在一起，可以装一大车。这
上层逃离与底层沦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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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车的法律有什么用？如果有关部门想办你，每一行字都是利器。如果你想用法律来对对抗有关部门，基本上没鸟用。这位朋友正计划移民，我问为什么，他思忖片刻，道：他妈的，为了安全。”
为什么权力庇护下的资本却没有安全感？一考虑到财产和人身需要就要选择移民海外？这是因为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条件下，由于政府掌握了太多的资源，使社会必然滑向权力市场经济、权贵资本主义陷阱而无以自拔。制度经济学上“分粥的故事”很多人都熟悉，靠选拔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来分粥，众目睽睽之下都难以避免滑向腐败深渊，不受监督而又资源无限的政府权力，以及直接投资经济的裁判员兼运动员双重角色，更难以指望其成为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守夜者。更何况，官员任期的短暂性使“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短期行为和政策的多变性更加令人眼花瞭乱，今天你还是权力的宠儿，明天换一任领导你就有可能成了权力的弃妇！权力之手不断洗牌、翻搅、调戏资本，权力与资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资本与资本之间、权力与权力之间，既彼此依赖和勾结，又彼此利益冲突甚至敌对。今天此权力是财富的保住伞，明天彼权力就成了财富的敌人。权力还是那个权力，只不过掌管权力者可能换了人。凭借权力，可以一夜之间鸡犬升天；也因为权力的虎视眈眈，你也可能一夜之间从亿万富翁坠入赤贫。
在这种情况下，寄望于事后反腐败是无济于事的。反腐败的逻辑有二：其一，遇到一个铁面无私又完全与案件无利益瓜葛的反腐败团队，将腐败利益集团连根拔起。再让一个新生力量更替原有的腐败力量。它可能使机构获得短暂的新生，但同样无法根除腐败诱惑太大导致新的腐败。其二，是另一个虎视眈眈的新生腐败集团“吾将取而代之”，以此谋求自己集团的腐败机会。这种情形，更不能根除腐败。正因为权力的易逝，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往往成为国人的生存哲学。也因此，中国没有真正稳固的利益集团，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商，过往都是为眼前利益暂时集合在一起的乌合之众，人人都是流寇，个个都是饿鬼。所以才会有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等短期行为盛行。我走后，哪管洪水滔天。
网易曾经做过一期《中国没有上流社会》的专题，对富人不安全的生存状况有非常到位的描述：
“ 有钱没势不如穷 。自古对于权贵与盗贼而言，富人无疑是 有肉猪头 ，历史上不仅有专门劫富的 抄家皇帝 ，更有打劫富人而流芳千古的草寇。而且，每个新王朝、新政权的产生，其合法性都确立在重新分社会财富的基础上，造反者放粮 ，篡位者 分地 。富家用几代人努力积累的财富可在一夜间化为乌有，甚至搭上身家性命。
“中国历史上周期性出现 弃田、弃种 现象，全由官府课税过重所致；权力豪夺像重大自然灾害一样可怕，无不弄得民不聊生和国亡政息。贵胄有改朝换代 之大限，财富有 不过三代 之宿命；中国难以产生类似欧洲那种比比皆是的世代相袭的家族庄园，显然是官方 患富 和民间 仇富 的结果。（归根结底是官家 劫富笔者注）
“有恒产者才有恒心，没有安全感无法造就真正上流社会。历代商贾土豪之所以巴结权贵、买官进爵，让子弟读书做官，其目的无非使自己的财富变得更体面而安全，如似今日富商用钱四处打点，弄个代表、劳模和政协之类顶戴 ，甚至公然跟市长、省长结拜攀亲，其动机一目了然。因为中国自古官僚阶层强大，新贵无法与之分庭抗礼，要保住这点钱财只能与之同流合污，不得不做低头。时间久了，一个想做好人的新贵也就变成了一个不得不做坏人并且自愿做坏人的新贵了。”
诸位看官，这下看清楚了吧？问题的根本矛盾是权力不受制约，对财富予取予夺。为了百分之三百以上的利润，一些权贵资本的劫掠行为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他们上抗国法、下坑民众、中间则践踏和破坏一切道德与规
上层逃离与底层沦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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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全家人怀揣外国护照，一见风声不对或者权力失势，立即逃之夭夭，留下一个百孔千疮的大地，和沦陷在水深火热中的底层民众。
权贵资本的劫掠形式多种多样：行政垄断、行政管制、借土地矿山的“集体化国有化”混水摸鱼，等等，不一而足。任其发展，权力和资本只会成为劫掠自然和百姓的掠夺者和“刮地皮的”，剩下满目疮痍的大地和败坏的人心给底层和子孙后代。
杨锦麟先生微博说：某地见某退休高官，他主动谈及权贵资本主义的概念，远比我想象的还要深刻，可见即使在高层，对几乎已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权贵资本结合现象，认识是深刻的，也知道任其坐大，影响深远，但老人家长叹了口气说，都明白，都了解，只是力不能及啊！力不能及之语，极具震撼力，至少当时我听了之后，感觉震撼！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青少年爱心大使、新锐作家、社会活动家刘思宇则提到台湾立法委员洪秀柱上大陆微博，感觉受不了：“希望通过微博了解这个社会，只用了两天，就没勇气再看下去。太多太多的事情骇人听闻，太多太多的事情让人悲痛欲绝。这个社会里见不到的仁义礼智信 信仰，甚至没有 伦理与道德 ，公平和正义在这里都是愚蠢的行为，无法理解。”
我们受不了也得受，谁叫你生在中国大陆？谁都不行动，只能等着中国这艘船一起沉没。2000年，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先生呐喊：改革正在过大关。今天的中国，仍然正在过大关。11年过去，这个关隘更明晰了：我们要过权贵资本的大关。权贵资本正在成为改革开放的掘墓人。遏制权贵资本，不能寄望于自上而下的管制，管制越多，权力越大，腐败的空间也越大。况且，权贵资本错综复杂的利益和权力关系，事实上也在消解法律和中央权威，“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是也。民众更不能对权贵资本作壁上观，看戏一样看他们在台上你死我活地厮杀！须知，他们的战争，炮灰都是美丽的自然环境和逃无所逃的普通百姓！
普通百姓的个人力量固然不如国家领导人大，但是，群起而为的曝光和媒体运动却能够使黑幕一点点暴露在阳光和监管者的眼皮底下，从而使权贵资本有所畏惧、有所收敛，恶行得到惩罚和遏制。黑暗最怕的不是权力，而是阳光。眼下的中国，迫切需要的就是“扒粪运动”，让阳光和公开化来洗涤污垢和罪恶。
对于当代中国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双双退出的两股移民潮，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则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作了阐述，他提到了现代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的观点。1970年，赫希曼发表了一部题为《退出、声响和忠贞：响应公司、组织和国度的败落》的作品。在这本作品中，赫希曼议论了公司、组织和国度是如何苍老及其如何制止衰败的几种门道。依据他的研究，组织衰败的首要缘故在于失掉组织成员的“忠实”，即假使组织成员“退出”了组织，那么组织必定没落。因而万一要阻止组织的苍老，即将保持组织成员对组织的“忠贞”。如何维持组织成员的忠实？两种门道。一是组织为其成员供给中意的效劳，二是准许组织成员发布“声响”，批判组织的不足，从而令组织改善其效劳。但万一组织不能为其成员供给如意的效劳，或许在组织成员不满的情形下不允许发布“声响”，或许在组织成员发布“声响”后效力仍旧得不到改进，假使存留“退出”机制的话，那么组织成员就会挑选“退出”。一旦抉择了“退出”，那么组织的败落将变得不可防止。简单说来，眼前展现的知识“退出”潮反映出一个很主要的信号，即人们对“声响”机制的效用丧失了信心（常年对国内教育体制的批评得不到回应和改进），对一些体制失掉了信心，开始抉择“退出”机制，亦即平时人们所说的“用脚投票”。财产的“退出”也有近乎同样的背景。历史上，移民的大多是社会的下层，是贫苦得生活不下去的社会群
上层逃离与底层沦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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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但这一波移民的主体则是（上层）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作“退出”的抉择，也同样解释了这个团体对有关现存法度系统正在失掉信赖。一旦发了财，就会被各级权柄者所盯上。一旦被权柄所盯上，再多的财产也是无力抵御的。权柄者时常可以用各种方式把财富拥有者弄得家破人亡。在另外一些情形中，权柄者不作为，过头“亲商”，和资本一体，形成了收入差别过高，社会高度瓦解，结局是仇富心理盛行于一些社会阶层，有产者觉得不安全。两种情形下，财富拥有者也大多会作“退出”的抉择。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原本就不大，随着中产团体挑选“退出”，中国社会的下层集体必定放大。这也是目前中国的一个趋向。随着知识和财富的“退出”，中国的内部变革就会变得越来越艰难。和其他社会一样，知识和财富阶层是中国社会上最有能耐发布“声响”的两个集体，一旦这两个团体抉择“退出”，变革必定缺少动力。在知识和财富“退出”之后，中国还能留下什么？这个问题好像很容易，那就：愚蠢的权柄和连续的贫苦。
腐败官员醉生梦死与末世心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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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间传闻说，2011年8月落马的江西省政府原副秘书长吴志明被抓时，正与两个情妇在床上激战。双规后，从他身上搜出若干避孕套、壮阳药和两本“快乐日记”。第一本“快乐日记”上记载着吴志明与情妇们的淫乱史。上面记载着136名情妇的简介，情爱次数、地点，感受，满意度。第二本快乐日记上专门保存“快乐见证”，100多位情妇的阴毛粘在内页上，一个情妇占一页。吴志明也给自己定了“奋斗目标”，2015年前，至少睡1000个女人，良家妇女至少要占三分之一。
如果真如坊间传闻，此公可谓恶心和无耻到令人发指，古今中外皆极其罕见。但你说极其罕见嘛，落马官员的情事却总是那样的活色生香。不是还有前开封组织部长收藏300多个女性阴毛准备用来“制作毛笔”之类的特殊癖好吗？相比于民间传闻的绘声绘色，官方版本则要中规中矩得多，“江西省纪委（2011年8月）22日通报，江西省政府原副秘书长吴志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道德败坏，生活腐化。决定给予吴志明开除党籍处分，并建议按程序开除其公职、罢免其南昌市人大代表职务；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无独有偶，原中共南昌市委常委、南昌县委书记汤成奇在2011年因严重违纪被立案调查的通告上也用了几乎一致的词句：“现已初步查明，汤成奇在任职期间，以权谋私，收受巨额贿赂；道德败坏，生活腐化。”
类似的例子，多一个不嫌其多，少一个不嫌其少，因此不必例举更多，巨额贿赂、道德败坏、生活腐化 像标签一样，贴在了这些官员的“落马”通告中；像三足鼎立，支撑起了这些腐败官员落马前“只有想不到，没有办不到”的生活方式。
按理说，这是一个中国由权力市场经济向完全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时代，这样的时代，应该是思想的时代、头脑的时代、“上半身的时代”。然而，与此形成尖锐对比的是，举凡落马官员，不论权大权小、官厚官薄，却几乎毫无例外地生活在一个“下半身的时代”，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今朝有酒今朝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精神世界极度空虚和物欲世界的极度糜烂，表面上的道貌岸然背地里的醉生梦死，形成典型的官场双面人格。可悲可叹可恨可怜。
在中国这艘重量巨大速度巨快惯性也巨大的大船上，各级官员是船上的掌舵者、乘务员，他们理应比谁都知道自己这艘船将驶向何方。难道那些腐败官员比普通老百姓更没有信心，才会这样“好罐子破摔”似地仿佛过了今天就没有明天？在千军万马挤公务员考试独木桥的今天，各级掌握实权的官员，一个个更是激烈竞争中胜出的人精，他们难道不知道，如此腐败，如此无所顾忌穷奢极欲的结果，或身败，或名裂，就是最终结果，总之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一旦东窗事发，或身败或名裂，不仅无颜见亲人、见江东父老，更有可能直接殃及家人和子孙。然而其中的一些人，仍然那么乐此不疲，在声色犬马中沉醉、沉迷、沉沦。上帝欲令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这是不是一种看不见未来、或者对自己、对未来缺乏信心的末世心态呢？
在发展主义甚至发展大跃进的背景下，我们的官员既掌握着巨大的随时可以变现的权力 并不是这些落马官员自身有多么不可抗拒的见花摧花的魅力，而实在是他们在位时手中掌握的权力具有巨大的变现能力，可以直接变现为官位、金钱，变现为入职、升官、调动、发财等等的敲门砖和通行证。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承受着来自上级和来自群众的双重压力。尤其是那些没有深厚背景的官员，必须靠拼命的实绩来证明自己取悦上级，又难免在大拆大建等发展经济至上的制度惯性中侵犯百姓的利益。钢丝上的舞蹈让他们高度紧张，身心俱疲。也许，他们也看到其中的悖谬之处，但自觉没有改变的能力，于是反而更加随波逐流，并且在放逐、
腐败官员醉生梦死与末世心态(2)
2020，我们会不会变得更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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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纵自我中寻求某种程度的心理解脱和平衡。
2010年12月5日《西安晚报》转发《人民论坛》杂志一篇调查报告，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党政干部受访者达45.1%；公司白领受访者达57.8%；知识分子（主要为高校、科研、文化机构职员）受访者达55.4%；而网络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则高达七成。
官员群体近半自称“弱势”，难免让人觉得矫情，但并不能由此否定这部分人在特定情境时的无力感。甚至于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焦虑比一般人还要强烈。45.1%的受访党政干部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其“弱势”心态主要来源于以下几方面：一是在激烈的官场竞争、严厉的问责制度和强大的网络监督面前，一些官员成了“惊弓之鸟”，生怕因做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二是虽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正在逐步推进，但是在某些地方依然存在论资排辈现象，甚至“潜规则”盛行，很多官员因没有背景，成为官场“弱势群体”；三是公务繁杂，既要有让上级看得见的政绩，又要有能让老百姓满意的民心工程，想要有所作为却困难重重；四是一些贫困地区公务员的工资收入有限，在物价尤其是房价快速上涨的背景下，只能“望房兴叹”。
权力过大背景下的无力感，往往更容易使人陷入疯狂。而官员一旦陷入疯狂、失去底线，等待灭亡的，不仅是他们自己，还有社会。因此，把发展的权力从各级政府和官员手中夺回，还给市场，不仅是在拯救官员，也是在拯救整个社会。
人人皆弱势的社会何以自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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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人民日报主办的《人民论坛》杂志以大篇幅报道“人人皆弱势”的社会群像，描画“弱势”心态在中国蔓延，引起海内外媒体广泛关注。最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个调查中，这个社会真正的弱势群体农民和农民工普遍没有发声，而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党政干部受访者达45.1%；公司白领受访者达57.8%；知识分子（主要为高校、科研、文化机构职员）受访者达55.4%。网络调查显示，73.5%的网民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
联想到同样备受关注的知识和财富精英出国潮，表明这样一种“人人皆弱势”的切肤疼痛其实并非矫情。知识和财富精英本是社会的“强势群体”，纷纷觉得自己出国比较有自由、尊严和安全感，不正是一种心理弱势的体现吗？对于少部分知识和财富精英来说，他们当然有足够的能力离开让自己处于弱势的国度，“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国”；但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以及有志于国家和社会向上、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各界有识、有志之士来说，他们的选择余地显然要小得多，他们必须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他们只能选择“哪里是我的祖国，我就要让哪里有自由”！
滑稽的是，在这个调查当中，多达五成的人认为，只要让大家都富起来，这个弱势群体全民化的趋势就能得到解决。这也许正应验了李银河博客中提到的一个调查：最近一个有23个国家2.4万人参加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拜金的国家。
李银河把中国人拜金的原因归结于无神论，我想应该更多地归结于中国人没有“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和制度保证。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能够“摆平”一切：法律、道德，有时甚至权力也对金钱五体投，匍匐在金钱的石榴裙下。
在金钱至上而又缺乏法治的国度，公民权利、公共权力都可能成为金钱的奴仆，公民权利被践踏到最底下，而权力和金钱有时会出现互相的纠结、利用与钩陷。最后的结果，就是拼谁的势力大。正所谓山外青山楼外楼，权力和金钱总是没有止境的。总有比你权力更大的人，总有比你钱更多的人。人人处在一个“拼爹拼钱拼权力”的天罗地网中，谁都是不自由、不安全、不平等、不稳定的。知识和财富精英的出国潮即是对这种不安全与不平等的或主动或被动的无奈选择。
其实，金钱跟幸福的相关性是递减的：在温饱尚未解决时，钱的多少与幸福正相关；但是一旦温饱问题解决，金钱的效用就大幅度递减，追求自由与尊严、追求艺术与新奇的高峰体验，追求自我实现和被社会承认与尊重，就成为人生更大的乐趣与价值所在。中国人的拜金与拜权，不能用“贪得无厌”来解释，只能用尊严和平等缺乏来解释。
“人人皆弱势”和知识与财富精英出国潮，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但钱却不是万能的。人性总是相通的，对于平等、自由、尊严与安全的追求，人不分东西，地不分南北，举世皆然。这便是通往好社会的人性基础。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我们也可以坚守这个基础，也许我们不能改变整个社会和制度，但可以让自己做得更好一些些，让遇到你的人多一份尊严与温暖。对上，对比你有钱的人，保持你的尊严，不卑不亢；对“下”，对比你缺钱的人，保持你的谦卑，平等以待。这，便是我们的“ 一厘米主权”：
1992年2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守墙卫兵因格?亨里奇受到了审判。在柏林墙倒塌前，27岁的他射杀了一位企图翻墙而过的20岁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几十年间，在这堵“隔离人民的墙”下面，先后有300位东德逃亡者被射杀。
亨里奇的律师辩称这些卫兵仅仅是为执行命令，别无选择，罪不在己。然而法官西奥多?赛德尔却不这么认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 一厘米 的主权，这是你
人人皆弱势的社会何以自处(2)
2020，我们会不会变得更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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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 良知 。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最终，卫兵亨里奇因蓄意射杀格夫洛伊被判处三年半徒刑，且不予假释。
面对再恶劣的环境，我们都有这样的“一厘米主权”：保持你的尊严，并且，不作恶。我，就是环境，就是社会，就是国家。你责无旁贷。
经济增长速度与通胀和腐败赛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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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从经济数字上看，中国的财富在突飞猛进地增长。但是，老百姓总感觉到自己的收入赶不上物价的上涨。在《走出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泥潭》）里，笔者从国际货币比较等角度谈了中国的物价高问题。但这远远不够。正如哲学中所说，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内因。因此我们还必须全方位地从内部寻找中国大陆高物价的原因。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有三股异常强大的力量，一直在朝着推高物价的方向上锲而不舍地“努力”着，至死方休。它们是：高税收，政府投资主导型经济，外向型经济。
几十年来在中国经济学界一直有这样一种说法，即“中国经济好比是骑自行车，只有快才能稳”。发展的思路：速度优先。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追求一直放在首位，所谓把“蛋糕做大”。经济学家相信一切问题都能在经济高速发展中得到解决。当时的提法是：经济增长速度要与通货膨胀和腐败赛跑。发展的方式：政府主导形成投资型政府。投资，消费，出口。两大一小。投资和出口风水轮流转，交替着占了50%以上规模。
实际情形却是：权利不平等的发展只会成为腐败和通胀的加速器！结果正如因研究民主决策理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布坎南的“民主决策边际效益最优理论”所揭示的那样：在真正的民主决策体制下，改革的收益和成本为全体民众共同承担，而传统、落后的“少数内部人决策”体制，好处由决策人享有，风险由全社会承担，往往导致“改革创新”的社会公共风险变得无穷大。以康菲漏油事件的渤海为例，著名海洋保护专家、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原副厅长王诗成说，环渤海地区大干快上的石油化工项目无疑是将渤海彻底推向死亡的边缘。“上个世纪70年代，渤海还可以捕捞到两指多长的野生对虾，当时是渤海的支柱产品，出口创汇换回了很多物资。而现在，早已不见踪影。”在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邹景忠看来，这意味着，渤海的海洋生态系统正逐渐退化。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显示，渤海海域的锦州湾和渤海湾的海洋生态监控区，在2009年已得到“不健康”的评价，主要体现海洋生境破坏和生物多样性低。“海湾作为渔场的功能已基本丧失。”国家海洋局如此评价渤海。而在本月（2011年9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重化工比重过大，过于集中”这样的表述也首次出现在中央政府对渤海湾现状的表述中。（2011年9月27日05:54深圳新闻网-深圳商报）
而据《新世纪》周刊报道，在推进机动车排放标准的过程中，汽车行业的技术革新问题不大，倒是油品质量拖了后腿。环保部败给石油巨头油品质量标准制定的话语权，基本上掌握在中石化、中石油等油企手中，环保部有责无权。官商合一的体制，运动员、裁判员、规则制定者三位一体，这一切似乎不太超出预料，甚至“顺理成章”得很。不这样反倒令人奇怪。类似的本末倒置，在“经济挂帅”的这个时代，何其多也？
这种权力主导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买椟还珠式的“市场经济”：经济发展了，环境破坏了，通货膨胀了，民众生活压力更大了，社会矛盾尤其是官民矛盾更多、更尖锐、更不可调和了。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成了掠夺的代名词，经济增长速度不仅没有能够跑过通胀和腐败，反而是经济增速越高，腐败和通胀加倍高。经济增长成了腐败和通胀的加速器。
近10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10％，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但是，我国能源利用效率只有33%，比国际先进水平低10个百分点左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左右。我国每年因矿难死亡人数比世界各国的总和还多。特别是不断出现楼倒桥塌，重大道路交通事故，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均表明经济增长质量存在严重问题。
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居世界第
经济增长速度与通胀和腐败赛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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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位。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1990年以后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在GDP比重持续下降。进入新世纪后一直维持在11％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60％的水平。绝大多数职工月工资不足3500元，基尼系数早已超过警戒水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署长丽贝卡称，虽然中国现在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仍然有1.5亿人生活极度贫困，2.3亿外来工人得不到应有的医疗和社会保障。农村越来越萧条，通货膨胀不断恶化，税负痛苦指数世界第二，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城市贫民。
在投资型、公司化政府和外向型经济之下，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方式逐渐异化，社会财富分配不再倾向劳动所得，而是倾向于资本所得，甚至是权力所得。普通民众不仅未能分享改革和经济增长的成果，反而其环境权益、财产权益甚至生命安全都受到侵蚀。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的落后形成教育、医疗、住房、失业养老、环境污染和破坏新的“五指山”。经年累月，国民的收入增长赶不上GDP的增长，GDP的增长赶不上财政收入的增长，财政收入的增长赶不上“维稳”费用和群体性事件的增长。自然、社会忍耐和承受的“临界点”总有出现的时候，只是时间问题。而且，“维稳”制造的利益集团也监守自盗，处处挖社会稳定的墙角。以研究基层矛盾著称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爆料“：在徐州与几位县乡干部座谈，均表示当前信访制度成了一些信访干部获利的工具。有人上访，接待的给上访者当地领导发一条短信，就要二百元，年收入近十万。我多次揭露，而国家信访局却到处控告我，称我恶毒攻击信访制度，只是我有太多证据，他们才没能灭了我。”至于各地截访干部费用支出的难以控制，实际上已经不是任何秘密。
投资型政府和外向型经济已经使今天的中国道路走不下去了。不改革中国将没有未来。诚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所言：即使不以GDP作为官员考核标准，地方政府也必然具有相当强的发展主义导向，这是因为地方财政支出取决于地方经济发展速度，而官员的灰色收入也受地方经济发展速度影响。因此，地方财政问题并不是财力与事权是否匹配的问题，事实上，地方财力再多也会显得不足。建设一个服务型而不是投资型政府是关键。
如果在投资型政府的道路上一意孤行，则只会陷自己于更加不可救药的惨境。可悲的是决策层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政府职能彻底转型由投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重要。他们始终在坚持所谓投资、外向、内需“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提法，殊不知，不停下政府投资和外向经济这两驾马车，内需只会被挤得越来越没有容身之地。
政府投资使通胀、腐败和两极分化成裂变反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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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凯利商学院担任金融学及房地产学兼职教授的陈剑博士，根据搜房网的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城价格指数2011年8月份的数据，和美国全国建筑商协会购房机会指数今年第二季度的数据进行比较，发现中国的房价已经全面超过美国，城市平均房价要比美国高14%，标准差为7%，而且这个差别不仅体现在一线城市，也体现在广大的二三线城市。考虑到中美两国的工资收入差异，中国老百姓的负担的确很重。
事实上，除了房价之外，中国内地的车价、进口奢侈品乃至于国内代工的大量品牌价格也都全面超过美国。为什么会这样？人们总结了很多原因，比如国内税费高，税收收入增幅连年两三倍于GDP增幅即是明证。物流费用过高也是原因之一。全世界14万公里收费公路，70%在中国。更糟糕的是中国大地10万公里的收费公路，大部分是向银行借钱修的。现在已经有很多收费公路在赖银行的账了，表示只还利息不还本。那么本钱就要由老百姓来兜，要么多收税平烂账，要么多印钞票给银行平账。
但我认为，中国内地房价物价高的最根本原因，是行政型投资和行政型消费极大地推高了物价，其幅度至少数以倍计。比如2011年9月初媒体披露，每年财政收入仅50多万元的广东云浮都杨镇政府基建负债超过2亿元。即使将全部财政收入用于还债，在不计利息的前提下，要用400年时间才能还清。以平均一代人30年计算，这些人整整透支了13代人！我们以前说崽卖爷田不心疼，现在是不给子孙留饭碗。小小一级镇政府，豪气干云比垄断国企还牛得多。国有银行做冤大头不新鲜，新鲜的是60多名个体老板也成了“冤大头”。你当老板们都是慈善家啊？固然他们可能是因为有求于政府，不得不从，但背后更有可能的一个逻辑是：他们出借给地方政府的钱，说不定早就通过承包工程一类赚回来了。方法就是大幅度“做高”造价。比如：100元的造价，报价500元，老板们垫资或出借50元，政府向银行借贷450元，如此这般，老板付出150元（造价+借款），赚回500元，毛利350元外加政府欠债50元。中国的物价为什么这么高，很多时候就在于行政机关主导经济。至于行政采购，只买贵的不买对的，或者干脆本身是便宜的也要做成贵的。机关里的“机关”多得很。没有信息公开，我们只能假设，但现实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力。
“都杨”现象只是政府投资的一个小小缩影，在无数只管投入不计产出的政府投资里，它恐怕连“小巫”都算不上。比如铁道部门负债1.8万亿元，按2010年其全年全行业盈利1500万元算，它一万年也还不了债。最后这些债，只有全体民众来背。为什么各地都非常热衷于几千亿几千亿地办这个会那个会？北京是奥运会上海是世博会广州深圳是大运会，因为这些都是办后就拆的一锤子买卖，办完了很多工程就可以“毁尸灭迹”。
在这个过程中，腐败问题其实是和尚头顶的虱子 明摆着。毕业于科大少年班的李剑芒先生有一篇短文李剑芒《一切都是圈钱》（ 13:29:02），抄录如下：
“网友长将写了一篇《隐形飞机只是铁皮盒子》，想评论但总是过不了审查关。刚刚又看到一篇文章《航母下水实际是为“圈钱”》。据说来自高层；他说：“军方从来没想用这艘航母去打仗，他们只不过借这个机会圈钱而已。他们看到上海办世博赚钱了，广州办亚运赚钱了，他们能办什么？就办航母。只有建航母才可能大幅度拨款，才能赚钱。”。你看看，他们啥都知道，谁也不是傻子，只是没办法。
“这就是中国的现状，任何大项目，不管是军用还是民用，全部是为了圈钱！去年中国以重大技术突破的名义宣布中国快堆达到临界。这个快堆的研究部门就在我当年工作的中国原子能研究院。他们的实验室就在我的办公室边上。一位记者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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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为此事用邮件的方式采访我的看法（迟到的中国实验快堆)。
“世界上第一座快堆建于1946年，中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启动快堆研究，花了25年达到了人家55年前的水平，这不是一件值得光荣的事情！可这又怨不得中国的科研人员。正如《迟到的中国实验快堆》专家们的抱怨；没钱！是真的没钱吗？看看咱们那位中国核电掌门人周先生捞了多少？不仅如此，他是中国第二个落马的核电掌门人！钱有，有的是！但都被大爷们圈走了！真正到了干活的人手中就没了。但活还要干，成果还得报，怎么办？只好吹！把一头猪吹成大象，实在没法吹就造假。
“今年中国宣布核燃料后处理“技术突破”，中国官方媒体宣布；这个突破使得中国17万吨探明铀矿可以用3000年。这简直是口无遮拦的满嘴跑火车！首先中国的快堆燃料不是钍循环，达不到60倍的放大率。其次即使按钍循环的60倍计算，全世界1700万吨铀矿，按照2005年世界电力消耗的水平，够380年！而中国只有17万吨铀矿，只占全世界的区区1%，怎么能保障中国这个电力消耗大国3000年？！简直是胡说八道。
“这好像都是中国的科学家们在撒谎，但这也不完全是事实！科学家不愿意撒谎，但不撒谎就没有经费。即使撒谎也是给大爷们圈钱制造借口，一桶水批下来，到了科学家手里只剩下了一滴水的科研经费。奖金还要从里面出，否则根本留不住高级人员！这就是中国的普遍现象。一切大项目，不管它是军用，还是民用，推动者的目的就是俩字：圈钱！钱圈到了就是胜利，至于最终项目搞成什么爷爷奶奶样，谁关心？我现在钱拿到了，十几年后项目该出结果的时候我已经是美国公民，你说这关我屁事！”
中国的科技界如此，经济界也如此。为什么各级政府官员那么热衷于搞工程，热衷于大拆大建，提升国家实力和民族自豪感自信心是假，圈钱是真。结果是一些民族主义者得到了喧嚣一时但很快就销声匿迹的虚荣（所幸在“名不正，言不顺”的中国，他们总是可以不断找出新名头的），一些满口爱国主义的爱国贼们则得到了实利。政府的税收无度，借贷也无度，只要借着高尚美好的名头，政府投资就可以不惜成本和代价，反正是印钞票也好，多收税还债也好，终归是由纳税人埋单。正是因为政府投资和消费使巨额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官商集团，才使官商集团的腐败越来越难以遏制，才使得这个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越来越快越来越大。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认为，据测算，中国权力寻租的租金总量占GDP的比重始终保持在20% 30%。而在非市场领域，一些科技、教育资源的分配实际上变成了设租和寻租的过程。
2010年12月，国际知名的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中国财富管理市场：机遇无限挑战犹存》报告，称2009年中国百万美元资产家庭的数量达到67万户，位列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同时，中国财富市场从2008年底到2009年底增长了约28%，达到5.4万亿美元。社会财富迅速流向富人的同时，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日益扩大。虽然中国人均GDP只有4628美元（2010年统计），与欧洲、美国、日本等国相比存在着巨大差距，根本不在同一个层次上，但在富豪增长的数量上，中国似乎优势明显。虽然美国百万富翁占人口比例1%超过中国的0.2%，但中国0.2%的人口却掌握了国内70%的财富，而美国是5%的人口只掌握着60%的财富。显然中国财富集中度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
原因的原因才是原因。根子问题不解决，任何一个领域和行业的物价高问题、贫富两极分化问题、腐败问题、上层逃离底层沦陷等问题，都将无解。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指出，经济只有在市场和自由竞争的条件下才能有效运转，政府集中控制的经济不但是
政府投资使通胀、腐败和两极分化成裂变反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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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效的，而且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集权，导致人民失去自由和权利。
高税收如何助推高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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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速几乎每年都是中国GDP增速的两倍。在2009年，即使受世界经济衰退和中国外贸出口急遽下滑的影响，中国政府财政收入仍有11.9％的增长。2010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速攀升到21.1％，为全年GDP增速的204.85％。2011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显然又进入了超高速增长的轨道，1到4月份，同比增幅竟高达33.2％。
《南方都市报》曾报道一则消息，据业内测算，中国消费者每购买一辆国产车，所承担税负大约占车价的40%（进口车综合税负最高可达144%），是美国的7-10倍，为世界之最，导致车价居高不下。例如新索纳塔在中国官方售价每辆为16.69万-24.99万元人民币，而在标准法规更苛刻、对汽车质量要求更高的美国，售价仅为12.58万-17.95万元人民币。其他方面高税收助推高物价，大同小异。
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认为，从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教科书的基本原理来讲，并不是所有税收都会推高物价。譬如，一些直接税（尤其是工薪所得税）会直接减少居民家庭和企业的收入，从而对社会的总需求和通货膨胀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然而，中国目前的税制中，直接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占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很小。譬如，2010年全国的个人所得税只有4,837亿元，只占全部政府税收总额77,390亿元的6.25%。故此，尽管2010年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增加了22.4％，但仅这一项税收增加对抑制总需求的影响恐怕是还是微不足道的，而中国高达数万亿元的灰色收入（王小鲁博士的估计数字）又显然是不受税收增加的影响。由此来推论，如果不能说直接税的增加对抑制通货膨胀没作用，至少可以认为这种抑制效应在目前的宏观经济格局中很小。而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目前中国税收的主要构成是间接税，包括企业增值税、国内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以及进口商品的关税等等。只要一种商品和劳务的价格需求弹性不是无穷大，不管这些商品生产和流通中的间接税的增加最终是由生产者来负担还是消费者来负担，最后都是要计入商品和劳务的最终价格而推动其价格上涨的。如果一种商品的需求弹性为零（如某种生活必需品，像大米、食用油、食盐这些必需品），政府税收增加多少，该商品的价格就会成比例的上升多少，且税收负担几乎会全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这种由税收负担的增加所推动的物价上涨，在财政学中被称作为“前转嫁”（forward shifting），即卖方通过提高所售商品、服务和要素的价格把一部分或全部税收负担转移给买方。政府间接税的增加，会推高商品的价格，应该符合财政学和税收学的基本常识，且不管是实行“价内税”，还是“价外税”，结果都是一样的。
在中国，由于石油、电力能源等资源性行业和电信等基础服务行业行政垄断导致产品和服务长期质次价高、职工工资又长期处于世界低水平行列，因此，不管需求有无弹性的商品，税收的增加都没有可能使企业“内部消化”，即使其中极少数企业有“内部消化”的能力，对绝大多数行业来说也没有“内部消化”的能力。而不能“内部消化”不断增加的税负成本，就只能“外部转嫁”不断增加的税负成本。这“外部转嫁”的唯一途径，就是提高价格。
尽管近几年，除了极少数地方试点物业税以外，政府没有提高任何税种的名义税率，但是，由于目前（或之前）政府定的税率太高，大多数企业和商店都有某种避税、逃税甚至“偷税漏税”的方法和措施。在此情况下，只要税务局“加大税收执法”，税收“征收率”就会大幅度提高，从而相当于实际上提高了“税率”。
低附加值外向经济使国人碌碌无为穷困终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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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的五大思维缺陷》一章中，笔者写到了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批评的“出口崇拜症”，他说：长期而言，进口与出口必然相等。原因很简单，我们中国把商品卖给美国，换回的是美元，但国内美元不能流通，最终必然要买外国的东西，才能把这些美元花出去。你不可能永远不用这些钱，否则这些钱就相当于废纸了。出口增加了，就会换回更多的外汇，这些外汇最终要用来购买外国的东西，所以，扩大出口的结果必然就要扩大进口，二者长远来看必然是平衡的。时至今日，许多国家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他们不是很在乎顺差还是逆差。比如美国的贸易逆差这么大，难道他们傻吗?当然不是，这是因为他们很明白进出口的平衡原理以及扩大进口的好处。正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说：对外贸易对任何国家能有利益，最终并不在于其出口，而是在于其进口。是进口，让一个国家的消费者能以比国内更便宜的价格，买到外国的商品；是进口，让他们买到国内制造商不生产的商品。总的来说，一个国家需要出口的真正理由，是赚钱来支付其进口。美国人正是通过大规模地进口享受到了全世界最质美价廉的商品和服务。很显然，很多中国的决策者并不明白这个道理，经济上严重依赖出口和外资。日本、韩国等国家选择出口外向型经济，是适应了他们国土狭小、资源缺乏的国情，这是他们无奈的选择。而我国不应该头脑简单地模仿，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国，有庞大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和日韩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们完全可以不依赖国外市场，就可以发展成为自成一体、内部循环的经济体。中国所谓以市场换技术的想法太过天真，我们献出了市场，却没有换来希望的东西。
根据央行官网数据，2011年3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0447亿美元，同比增长24.4%。据分析，这笔巨款，只要拿出其中的三分之一，就可以买下苹果、微软、IBM和谷歌这四家美国最好的高科技公司；拿出其中的不到三分之二，就可以买下美国的全部农田。但事实上中国什么也买不到。因为人民币不能兑换，社会、民间、老百姓不能拿着这些外币直接到海外买东西，所以赚回所有的外汇都只能掌握在国家（实际上是政府）手里，政府就只能一只手印出大量的人民币来兑换这些外币（导致国内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另一只手抱着保值增值的任务战战兢兢地去持有国外“大宗商品”，连到海外投资都小心翼翼，因为很难监管。事实上，国外大量真正有价值的“大宗商品”人家根本不卖，他们只会极力推销给你不断贬值的美国国债，让你透支了资源、环境和劳动力之后，拥有一个“纸上富贵”的虚幻感觉。
这都是出口惹的祸。也就是说，出口战略除了换回一堆花花绿绿的美国国债等“纸上信用”，我们收获的就只有环境污染、资源透支、国内货币贬值。据人社部公布的信息，2010年全国五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支出大约是1.4万亿元，而2010年中国的全部出口退税达到了7328亿元，恰好是社保支出的一半。我们宁可社保全面欠账，也要花巨资补贴国外消费者。中国有不少出口企业其出口价格甚至低于成本，按理说这种资源无效配置是不应该存在的，但有了奇怪的出口退税政策，这些企业竟然还在生产。有人称之为“卖血经济”。这也就难怪很多中国企业生产的东西，在国内的价格甚至远高于国外。
在外汇只能由政府独家持有的状况下，作为国际债权大国的中国已经陷入了“斯蒂格利茨怪圈”。美国成为具有正财富收益的债务国，而中国成了具有负财富收益的债权国。所谓“斯蒂格利茨怪圈”，是指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将本国企业的贸易盈余转变成官方外汇储备，并通过购买收益率很低的美国国债回流美国资本市场；而美国在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大规模接受这些“商品美元”，然后将这些“商品美元”投资在以亚洲为代表的高成长新兴市场获取
低附加值外向经济使国人碌碌无为穷困终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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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额回报。
从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看，2011年一季度末，在4.39万亿美元的对外金融资产中，储备资产占了71%，在2.46万亿美元的对外金融负债中，外国直接投资占了62%。以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计算，我国储备资产的收益约为3%-5%，外国直接投资在我国的收益平均在20%左右。按此估算，3.04万亿美元的储备资产年收益约1013亿美元，1.53万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年收益为3060亿美元，相差近3倍，凸显出我国“负债高成本、资产低收益”的窘境。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认为，中国要扭转这种被动的“负债权国”地位，必须加强人民币在全球储备体系中的地位，同时要变中国对美国国债投资为中国对美国实体经济投资，增强国民财富效应。（张茉楠《中美两国谁才是真正的“债权国”？》，2011年8月22日《新京报》）
道理浅显明白，问题是真正有价值的实体经济人家不卖。主动权在人家手里，你手中持有的只是只能由他们印刷的纸币！因此，真正的变革，必须从改革外向型经济开始。
日本、台湾、新加坡、韩国等“亚洲四小龙”，乃至于今天印度在IT、制药、输出CEO等方面的外向型经济的成功，都应归功于他们输出的是高智力、高附加值产品，人的价值已经在出口产品中得到充分体现。而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输出的却是依靠“廉价劳动力优势”、廉价资源和廉价环境取得“竞争优势”的低附加值高能耗商品，是以牺牲人权和环境为代价的“卖血经济”。
而“卖血经济”换回的大量外币，只能国家持有，于是，用以兑换的人民币如滔滔江河，源源不断流入国内市场，使人民币流动性越来越泛滥，而我们的土地、矿产等又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史无前例”地不能私有化，不能成为吸收流动性的蓄水池和老百姓的“财富仓库”，于是，大量流动性就横冲直撞四处投机钻营，助推物价，又进一步挤压老百姓的生活。1998年城市住房私有化以来，总共吸收社会流动性23万亿元以上，对稳定物价功不可没。但是紧接着老百姓又对房价过高怨声载道，引发各种各样的限购限贷政策。结果，房价未降，食品药品等其他各领域的物价上涨则接踵而致此起彼伏。
爱国是一门怎样的生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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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中国可以说不》一纸风行的时候，有人说，爱国和民族主义正被一些人当成了一门生意。真是刁钻而又生动的定位与描述。但是相比于今天将“爱国”做成所向无敌的垄断大生意的铁路建设，当年只凭着民族主义情绪兜售观点和图书的小爱国贼们真是一个是大象、一个是蚂蚁的区别。
2011年7月23日发生在温州动车追尾大故事，除了引发舆论对高铁乃至中国速度和安全的普遍追问，也引发媒体追问高铁产业链。媒体报道称，高铁神秘产业链背后，在涉足高铁产业利益链的上市公司高管（含独立董事）当中，嫡系高管普遍有在铁道部工作任职的背景，而部分旁系的上市公司高管也与铁道部或其下属企业有着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各地大干快上的收费公路与此同）。年来，依托高铁飞速发展，一些原本规模很小的企业迅速壮大，并登陆资本市场，获得资金实力与知名度的“双丰收”。根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统计，目前A股市场上除南北车外，还有5家与高铁密切相关的公司。它们分别是辉煌科技、特锐德、鼎汉技术、佳讯飞鸿、世纪瑞尔，除辉煌科技上市较早、挂牌中小板外，其余4家均因具有高科技、高成长预期而在创业板上市。正是这5家“寄生”上市公司，分别在高铁的电气配套设备、调度与防灾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不仅在相关采购中占有重要配额，同时借着垄断地位夺取垄断暴利。比如，“辉煌科技”是高铁检测系统和防灾系统的垄断公司，其铁路信号微机监测系统、防灾系统和无线调车系统在高铁中都占有极高的市场份额。同时，正是凭借着极强的铁路信号市场控制能力，该公司在2010年的行业整体毛利率高达51%，部分产品的毛利甚至高达63%以上。
此前，《南方周末》还报道了“5100冰川”矿泉水。国内所有动车和高铁上都在提供名为“5100冰川”的矿泉水，但是这家企业的市场影响力却远落后于娃哈哈等知名企业。而财务报表显示，该公司正是依靠铁路部门的采购才获得了发展。公司刚一出生就接获支撑其九成销量的铁道部天量订单，而且订购数量居然还会配合其新生产线的不断落成、产能的不断扩大而逐年飙升。2008至2010年间，全国2800多趟高铁和动车上，总计约两亿乘客喝配发的5100矿泉水，这构成5100公司80%的收入来源。但5100公司究竟为何能获得铁路部门的另眼青睐，其间的招标决策程序如何，这些“秘密”始终没有被披露。
对于这些企业来说，正可谓大树底下好乘凉，然而公众看到的却是大树底下阴影多。一瓶小小的矿泉水尚且“滴水不漏”一分一毫也不放过，更加隐蔽、更大的利润的专业技术采购订单等就更是一块又一块谁也舍不下的肥肉、一片一片官员或退休官员们跑马圈地的“自留地”。也许，他们的“期权”早在任上时就已经安排好。
铁道部本应是铁路公司监管者，多年来，却兼决策者、建设者、采购者、运营者、监管者于一身，从风险投资到技术细节到市场管理和运营，万千宠爱万千利益集一身。目空一切，为所欲为。
如果事情仅仅到此为止，那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权力市场经济、官商勾结的最新样本。问题最要害的在于，在世界最高技术、最高速度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幌子和旗号下，铁道部打破独立王国的改革可以搁置不提（它甚至拥有自己的公检法）；在向世界一流冲刺的道路上，对它的投资可以不惜成本和代价。2010年初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上公布的数据显示，继2009年铁路建设完成基本建设投资达6000亿元后，2010年铁路投资达8235亿元。按照中长期路网规划，未来五年内，我国高速铁路建设都将维持大规模投入，投资额将保持在每年7000亿元左右，共计3.5万亿元左右。
每年七八千亿元的投资，将近国家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也许，它足以将所有中国弱势群体的教育、养
爱国是一门怎样的生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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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医疗保障都买个双份。但这样的民生有什么重要呢？冲刺世界一流比什么都重要！而且，说不定我们已经把高铁这样的巨额投资，算到了“与民生直接相关”的账上！
可是结果呢？我们打着为国争光为国争利的旗号，不惜透支民众与未来，却把源源不断的利益输送到极少数官商集团手上，在加剧贫富两极分化的同时，把建设的巨额债务、运行的无限风险，全部留给了中国、留给了中国老百姓。报道说，铁道部2010年应该还本付息超1500亿元，但税后利润仅1500万元，只占应付款的万分之一。分析认为，目前铁道部全部经营现金流也就只够支付利息。也就是说，钱都像流水一样被与铁道部关系密切的公司及个人赚走了，留下巨额债务和无尽亏损、安全事故频发的未来铁路运营要由整个中国和全体老百姓旷日持久、没有尽头地擦屁股。
死伤惨重的“7 23”动车追尾事故是一个晴天霹雳，中国高铁技术“走出去”的美梦破灭，安全、债务和运营亏损的噩梦却将长期地拖累中国。以为爱国就可以不惜代价、不讲规则、不要市场的人们，是不是应该醒醒了？
著名新闻人胡舒立在其“财新观察”专栏中指出：刘志军主政下的铁路部门为“高铁大跃进”精心制造了一套“修辞学”。高铁被描述为“中国梦”的最佳模本（当然，“中国梦”的模本还有很多，比如“飞天梦”、“奥运梦”、“世博梦”等等笔者注），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人间奇迹”。 “高铁修辞学”有这样几个关键词：速度不断刷新、本土创新、世界第一、民族自信心和全世界羡慕。本是一种交通工具的高铁演变为高度政治化的符号，基于便捷出行需求的高铁幻化成显示民族自信心的工具。“高铁修辞学”向社会传递了两个信号：一是铁道部门围绕高铁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二是对高铁的质疑有可能变得政治上不正确（甚至是“不爱国”、“唱衰中国” 笔者注）。透过这一套修辞，“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这种抵制竞争、强化统制的发展模式在创造“奇迹”的同时，也制造了虚假繁荣和泡沫，在路内公司越来越强大的同时，大量民间企业被排斥出局；在权力经济规模不断膨胀的同时，腐败也愈演愈烈。如果不能尽快转变发展方式，即使高铁热得到遏制，这套发展模式一定会在另外的领域找到新出口。
在发展大跃进的“高铁模式”中，爱国主义不折不扣地成了流氓最后的庇护所。
人民日报社原农村工作部主任、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秘书姚力文和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教授刘建平在《南方周末》联合撰文《大跃进式发展为什么“要命”》，文章写道：“夸夸其谈取代不了经济规律和技术规律，正如当年谎报经济数据虽可逢节献礼却必引发日常饥荒一样，世界奇迹 的虚名之下也暗伏着大祸。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量建设江河水电、地下铁道、核电站、城市化、高速铁路等区域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