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中国经济下滑压力大 未来3到5年不容乐观
　　（原标题：马云谈风控（全文）：银行的防弹衣与互联网的杀手劫）
　　12月30日，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上海市浙江商会年会上表示，浙商未来最大的机会在于整个国家消费品质的提升，而雾霾治理中有可能诞生中国未来30年最了不起的企业。
　　每个人对机会的判断是不一样的，有人把灾难看成机会。其实机会在没有形成机会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机会，形成机会以后，往往是灾难的开始。马云称今天的雾霾是企业巨大的机会，如果改变了雾霾的现状，改变了中国的环境，你有可能是未来30年最了不起的企业。
　　马云表示，传统银行在风险处理上比互联网要做得好。其实双方看问题的的角度不一样。传统金融可能做的风险是把防弹衣做得越来越厚，越来越好，而互联网是让杀手根本不可能靠拢你。你是把防弹衣做得更强还是让杀手没有可能出现在这个场地上是两种不同的风格。
　　而对于电商破坏了中国实体零售行业的观点，马云反击称真正的企业家是不埋怨的。但不成功的人总是在怪别人，实体怪虚拟。“其实实体经济也好，虚拟经济也好，今天都是个婴幼儿，两个孩子打架，都说对方不好。任何一个企业永远面临着被别人淘汰，或者被自己淘汰。零售行业做得很好，是你的零售行业做得不好。20年以前，你怎么把那些小商小贩、国有体制的那些落后、不能引领把握掌握未来的消费需求的商场给灭掉？你活了20年，这20年，你专注在房地产，没有专注在客户体验上，今天互联网把你给淘汰了，也是天经地义，因为互联网企业也一样，没有几家企业真正能活好三到五年，如果真正看一下，互联网企业的死亡率比传统企业好不到哪去，甚至更为残酷。”
　　对于未来宏观经济形势判断，马云表示，中国未来3到5年经济情况并不容乐观，但未来5到15年左右，中国的经济还是很有机会的。中国经济下滑压力，是长期的，因为我们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继续保持15%增长要出问题的。
　　经济速度放缓并没有什么不好？马云称，在快的过程中，一定会出错。要懂得建立机制，要懂得用最好的人，最好的管理方式，最好的技术来提升创造最好的产品，而让年轻人去提升速度，不要跟年轻人比速度，也不要跟年轻人比技术和产品的创新。即使GDP增长只有2%、4%，有的企业依旧能达到200%、300%的成长。
　　浙商不仅要擅长于发现需求，还要创造需求，不仅要善于追赶需求，要引领需求，不仅要找到外在的需求，更要发掘内在的需求。所以，马云认为浙商未来最大的机会在于整个国家消费品质的提升。
　　最后，马云总结称，互联网对大家的冲击，是远远超过你所想象的。组织的变革、人才的变革、文化的变革、技术的变革，刚刚开始。
　　以下为马云演讲全文，内容未经本人审核。
　　马云：大家下午好！坐在那儿本来我不想发言，广昌说你来了，一定得跟大家分享、交流一下。因为我坐在下面，应该讲受益匪浅，听了经济学家的讲座，听了各位的交流。因为从经济学家开始，我还得说几句经济学家的问题。
　　其实这一年大家活得都不容易。但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活下来了，年底这么忙，大家可以在这儿花一个下午，说明我们都过来了。商场如战场，战场上活着的人，是成功的，企业也一样。战场上，商场上年底还能站在那儿听讲座，还能交流，还能发奖金、工资，那就是不错。做企业的第一要素，就是不死，跟战士一样，上战场的第一要素，有时候不是为了赢，而是活着。
　　2015年最后一天，我们都没倒下，这是非常值得庆贺的！
　　我们每年都把未来的一年想得非常艰难。尽管我知道，第二年肯定有很多人做得比我们好，未必我们公司能做得更好，我们公司可能会有很多不可预期的困难出现，看清楚未来的灾难，仍旧为之，这才是真正的乐观。所以我觉得我们做企业，脚踏实地，其实来的3到5年经济情况并不容乐观，但是未来5到15年左右，中国的经济还是很有机会的。
　　在经济好的时候赚钱的企业家，不能称之为真正的企业家。股市是牛市的时候，街上买菜的老太太都能赚钱，你不能把自己称之为投资者，只能称之为炒股者。经济不好，你才是优秀的企业。好企业，基本上经历过几个悲惨的经历，或者是自己的原因，或者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所以我觉得，在危机关头，能熬过去的企业才有“抗体”。
　　最近也听了很多经济学家讲，在短期以内中国经济有下滑压力。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下滑压力，是长期的，是持久的，是永远性的。我们不可能回到9%、12%。我们要学习适应5、6%，甚至在未来20年，我们能保持2%-4%，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我们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你继续保持15%的增长，这是要出问题的，到1.78，不太会长了，要的是脑袋，国家体制、机制，这也是一个科学，所以不是短期有压力，而是长期我们学会有2%到4%，其实2%、4%，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即使2%、4%，有企业依旧能达到200%、300%的成长，有的企业再好的经济形势，也做不好。其实经济形势好坏，与你自己做得好坏没有多大关系。所以，不要因为说你的企业做得不好，你就“归功于”经济不好，经济不好也有好企业，经济好的时候，不好的企业有的是。
　　总体来讲，过去的一年中国还是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二胎开放了，人民币进了篮子，2015年其实很不简单，很多事情我这辈子可能看不见，都发生了。但是我们企业家就是要把握那些可能超越我们期望和预判的东西，我自己有时候想，人家现在把阿里巴巴看得挺神，其实阿里巴巴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公司。16年以前，我们说出要成为世界十大网站之一，那个时候我们公司排名可能200万名以外，说这句话很狂妄，但是稀里糊涂地居然做到了这个目标。这不是因为我们多厉害，而是我们处在一个很有意思的独特的时代。这不是虚话，我们确实感谢这个国家，感谢整个改革开放，我们确实感谢互联网，感谢所有年轻人。没有这些，阿里巴巴所有的梦想，真是一个空想。
　　今天全世界变化最大的国家，可能就是中国。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转型也好、升级也好、创新也好，各种各样的变革，都非常之大。特别是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现在在座所有的企业家我们拥有的机会，可能是人类社会在一个时代极其罕见的。我们是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企业的质量、数量、规模、品质，跟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比，欧盟比，欧洲比，跟日本比，还相当非常之大。今天，我们能够参加“世界杯足球赛”的中国国家企业队，其实就像中国足球队一样，我们能进去，也是检漏进去，我们实力远远不足。但是作为第二大经济体，未来一定会诞生很多世界级的企业。
　　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请问中国有多少企业活过了30年？而要想成为一个持久的经济体，大概需要50年，很多企业只有跨国50年的历程，这50年历程内至少有5到10次灾难，是经历了国家、国际形势和企业内部的灾难，才能称之为一个坚强的企业。任何一次打击，对我们来讲都是一次机遇。
　　大家今天讲得最多的就是创新，中国这个时代也是千年不遇。几千年来有哪个国家、哪个时代真正消灭贫困？但是我们这代人正在努力实现。互联网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技术革命，我们是否能把握、掌握？
　　作为一个优秀的企业，我们要理解这个时代，要读懂这个国家，我们企业家只有真正了解自己有什么、要什么、放弃什么，你企业才会走得久。刚才周会长一番话，我听下来觉得周会长在反思自己有什么、要什么以及学会放弃什么。我们的知识越多，知道自己要什么，但是缺乏智慧，因为智慧告诉你什么我们是不要的。
　　这也是一个真正的商业变革的时代，商业变革，每个人对机会的判断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把这个机会看作机会，灾难，有人把灾难看成机会，有人把好好的机会做成了灾难，而很多人又把灾难做成机会。其实机会在没有形成机会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机会，形成机会以后，往往是灾难的开始。所以今天的雾霾，已经形成了雾霾，抱怨有什么用呢？这时候是我们做企业巨大的机会，如果你改变了这个雾霾的现状，改变了中国的环境，你有可能是未来30年最了不起的企业。创新，企业家的职责是创新，创新的主角是企业家，企业家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科学家，企业家是稀缺资源，我们可以培养职业经理人，但是不可能培养企业家。所以这一点希望大家记住，我们企业家就是野生动物，我们就是原生态。我们对很多问题的反思和思考，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对创新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创新不是讲故事。如果你觉得靠概念可以成功，那么你最后得到的，还是一个概念，如果你觉得讲故事能成功，最后你剩下的，只是一个故事而已。
　　大家要记住，创新是逼出来的，没有人是在顺利的情况下可以做好创新。创新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刚才王新奎教授讲的我非常同意，企业家是个状态，创新是有个时间的。马云的创新，可能就三年五年，但是创新付出巨大的代价、压力，是超过想象的。创新时间有限，如果你在乎许多外界的东西，就会失去人生中最宝贵的那一刻。65岁，你只能在自己家里做一些儿孙满堂的创新了。
　　创新也是有巨大风险的。传统银行机构在风险处理上比我们互联网创新要做得好。其实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传统金融可能做的风险是把防弹衣做得越来越厚，越来越好，而我们的创新是让杀手根本不可能靠拢你。我们想的是完全不同的风格，你是把防弹衣做得更强还是让杀手没有可能出现在这个场地上？思考的深度广度，都是我们值得创新、反思的地方。
　　我们企业家一定要想明白另外一些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成功？我个人也讲点哲学的，成，我们有时候讲，成在自己，功在后代。如果没有把功传给别人、社会、传承下去，让你的员工、客户、家人、所有认识的年轻人能得到那个功，你并不是很成功。
　　中国最怕的就是“首FU”，有好几种富，一种是富有的富，中国当首富是个灾难，应该是负责任的负。还有就是负债最多的负，我们也不少，但是我希望是首福，福气最好的人，有安稳的结局，千百年来做企业做得大的多少人有好的结局？我们不能解决我们的生存，出身在哪里，但是可以决定我们怎么死，企业更是如此。我们要为自己的企业、自己的员工、自己的后代找到一个很安稳、平稳的福气，只有你的家人、企业、员工、客户都得到好的、圆满的结局，这才是我们要的首福，福气的福，可能来得更好。
　　做企业，我们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的企业开始学会了埋怨。其实真正的企业家，是不埋怨的，做成功的人，永远在检查自己的问题。台上的嘉宾都是在讲，我反思我过去的一年，但是不成功的人总是在怪别人，实体怪虚拟，都是别人没有做好，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其实实体经济也好，虚拟经济也好，今天都是个婴幼儿，两个孩子打架，都说对方不好。其实任何一个企业，我们永远面临着未来的挑战，我们永远面临着被别人淘汰，或者被自己淘汰。刚才讲过剩产业，中国有过剩能力吗？没有，是落后经济的能力过剩。中国制造业下滑了吗？制造业下滑，制造业从来没有下滑，世界上有苹果、特斯拉，是那些创新的，中国零售行业做得不好吗？零售行业做得很好，是你的零售行业做得不好。20年以前，你怎么把那些小商小贩、国有体制的那些落后、不能引领把握掌握未来的消费需求的商场给灭掉？你活了20年，这20年，你专注在房地产，没有专注在客户体验上，今天互联网把你给淘汰了，也是天经地义，因为互联网企业也一样，没有几家企业真正能活好三到五年，如果真正看一下，互联网企业的死亡率比传统企业好不到哪去，甚至更为残酷。
　　我们今天看到这些问题，也是我们的机会。中国经济不管怎么调整，不管浙商企业会面临多大的挑战，，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我们浙商群体过不了，中国没有一个商帮过得了，如果我们跨不过，谁能跨得过？中国几个商帮每年会有一天聚在一起，学习讨论半天时间？有多少商会能这么组织起来，这么研究和学习，反思自己、学习别人？我们做不好，谁能做得好？所以我们对自己，还是要有信心。
　　都说我们浙商的鼻子很灵，哪儿有商机，哪儿就有浙商。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有可口可乐的地方，就一定有浙商，没有浙商的地方，好像没有可口可乐。所以浙商今后不仅要擅长于发现需求，我们还要创造需求，不仅要善于追赶需求，我们要引领需求，我们不仅仅要找到外在的需求，更要发掘内在的需求。所以，我觉得我们浙商未来最大的机会，在于整个国家就是品质的提升，消费品质的提升。我认为马云很难复制，因为我自己也复制不了，也不知道怎么走到今天了，没想过，从没想过自己会做企业，走到今天，是纯粹的巧合、偶然。但是很多以为自己能复制，麻烦就大了。你只能超越，不能复制。而且规模、速度并不决定你多成功，决定你成功的，不是你多大多快，而你多好、多有舒适感。中国经济一样，7%、9%，不重要，中国经济什么样的比例最舒适，这是最重要的。只有舒适度，才是最好的。有舒适度，你不会有这种压力，会调整自己。企业也一样，不要看到别人有30%的增长的一天，别人也有负30%增长的一天，只有把自己做好。
　　工匠精神，经济速度放缓，有什么不好？我最想不明白，其实水平好坏，在于慢速度，而不在于快速度。在快的过程中，一定会出错。如果你想快，又想慢，因为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要懂得放慢脚步，要懂得建立机制，要懂得用最好的人，最好的管理方式，最好的技术来提升创造最好的产品，而让年轻人去提升速度，不要跟年轻人比速度，也不要跟年轻人比技术和产品的创新。
　　最后，我也想提醒大家，2016年并不好过。过好了，你就当马云说错了，过得不好，你要相信，其实大家过得都不好，挑战只会越来越大。互联网对大家的冲击，是远远超过你们在座所想象的。组织的变革、人才的变革、文化的变革、技术的变革，刚刚开始。所以预祝大家2016年不是活得好，而是2016年我们坚持再活过去！因为阳光总是在那儿，希望能够照到我们身上。
　　谢谢大家！
编辑：范斯腾
关键词：马云;经济形势;浙商;下滑;雾霾
马云手下9个真正实力女人：个个身价上亿,马云，男，日生于浙江省杭州市，祖籍浙江省嵊州市(原嵊县)谷来镇，阿里巴巴集团主要创始人，现担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日本软银董事、TNC(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理事会主席兼全球董事会成员、华谊兄弟董事、生命科学突破奖基金会董事。
上海，日前，马云低调现身影院捧场并观影。期间他见有人拍照摸着下巴对镜头微笑显得亲和力十足。马云低调现身影院观影
见拍照摸下巴微笑显亲和
马云延安启动阿里年货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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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北京时间上午10点，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增速为6.9%。这天下午，习近平主席从北京出发，踏上访英行程。数据比专机飞得更早更快。伦敦时间两天后，21日下午，在中英工商峰会上，习近平谈到了这个与他前后脚来到英国人视野中的&6.9%&&&
　　6.9%，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习近平带到英国的另一个礼物&&
　　首先，&6.9%&引领了世界经济的增长。
　　如果你想知道英国人听到这个&6.9%&是什么心情，不妨打开国际视野。目前，世界经济增长正遇到前所未有的整体困难。虽然&6.9%&是中国经济增速五年多以来的最低值，但跟它站在一起的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增速身影有多高呢？
　　目前各主要经济体前三季度的数据并未公布完全。我们以2014年全年GDP增速来看&&
　　比一比，才知道中国今年以来的&6.9%&，为什么可以被习主席称为&继续在引领世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更重要的是，中国这个&6.9%&，是在没有采取传统的大规模政府投资、大规模增发货币做法下实现的，是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仍留有很大回旋余地下实现的。目前中国一年期利率水平仍在2%左右，而欧美主要经济体大多已降至1%以内、甚至0%水平上。换句话说，很多国家想再运用货币政策刺激经济，都没有降息的空间了。
　　而10月23日傍晚中国央行宣布：自日起，再次再次降息、降准。
　　其中，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4.35%；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1.5%。
　　这恰恰说明两件事：
　　中国经济必须解决下行压力，中国宏观调控者还有调控余地。
　　其次，&6.9%&在中国经济&合理区间和预期目标之内&。
　　判断一国经济增速涵义的另一个坐标，是看它跟设定的目标是什么关系。今年中国由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GDP增长目标是&7%左右&。毫无疑问，&6.9%&仍在此目标范围内。
　　事实上，中国和多数主要经济体一样，并不只看单一的GDP目标，而更关注GDP数字背后的就业、收入、环境目标。今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目标是1000万人，前三季度已新增1066万人，提前三个多月完成全年目标。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的首要职责不是把GDP搞多高，而是实现充分就业。&6.9%&的就业含量很高。
　　前三季度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扣除物价因素后是7.7%，跑赢了GDP。而环境控制目标也基本完成。更关键的是，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转型在走向深入，结构继续优化，新旧动力转换亦有新进展，改革创新带来的变化渗透在&6.9%&之中。
　　有就业扩大、收入增长、环境改善这三个关键指标托底，有较高的创新含量托底，有对&下行压力、结构性矛盾&的不回避态度托底，习近平主席在英国讲：&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都稳中有进，主要指标处于合理区间和预期目标之内&，当然更有底气。
　　第三，&6.9%&为中英经贸合作提供稳定基石。
　　习近平主席并未讳言中国经济面对的结构性矛盾压力、转型压力。这恰恰跟英国人找到了共同语言。英国经济同样正在转型的重要关口，中英是转型路上的&同路人&。
　　同路人，才更有共同语言，更有&一起忙活点儿事&的空间。这次习主席访英期间签署的中英一系列合作成果，既有能源领域的深度合作，也有金融创新上的携手探索，还有中国城镇化增长潜力所带来的合作新方式。多个中英两国政府部门间签署的&政府间和非商业协议&，则通过基础设施与公用事业投融资、新兴产业合作、海关合作等领域的共识，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改革含量，以及深化改革中的开放含量。
　　世界经济的动荡远未结束，中国国内的结构性矛盾远未化解，在转型路上，中英都还需要做艰苦努力。所有合作与努力的前提、基础，是国家经济的稳定增长。&6.9%&就是这样一块基石。中国人的脚下踩着这块基石，聪明的英国人眼中看到了这块基石。
　　文/央视特约评论员 杨禹
编辑：张冀文
责任编辑：股票/基金&
中国经济增速快速下滑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作者：林毅夫
中国经济迅速下滑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和发展中经济，并不否认其体制机制必然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问题。但著名经济学家认为，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增长速度下滑，更多的是由于外部性的、周期性的原因造成。这一观点值得关注。
　　中国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连续十八个季度的增长减速，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第一次碰到的情形，持续长达四年多的增长减速是不曾有过的。
　　在这种状况下，大家对中国发展的前景有很多忧虑。
　　尤其在国外有一派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是由于中国经济体制内部的结构性原因造成的，那些内因要解决起来相当不容易，因为涉及到结构性改革，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很难推行。
　　按照这种判断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会继续下滑，导致的结果可能会使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积累下来的矛盾总爆发，从而认为中国经济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但对中国的前景非常忧虑的人还是不少。中国常讲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持续的经济增速的下滑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拿发达国家的标准来看，一定有体制的落后性。中国还是一个转型中国家，必然也有体制的扭曲性，这两点都不能不承认。
　　从标准的理论来看，体制的落后性和制度的扭曲性也必然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但是重要的问题是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些体制机制的内因造成的？
　　如果真是内因造成的，改起来很难，可能会像悲观论者认为的，崩溃难于避免。
　　如果不是内因，即使能改，要不是对症下药，忽视了问题的真正原因，采取的措施对解决造成经济下滑的原因没帮助，还可能恶化了经济速度的下滑。
　　所以，虽然这个问题已经有不少讨论，还是有必要正本清源把它弄清楚。
　　并不否认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和发展中经济，其体制机制必然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问题。但笔者个人认为，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增长速度下滑，更多的是由于外部性的、周期性的原因造成。
　　最明显的理由是：中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10.4%，%，%，%，同一个时间里，呢？%，%，2012年变成5.3%，2013年只剩下4.9%，和中国一样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中国还厉害，总不能说因为中国的体制机制问题造成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连带把印度也往下拉？
　　再来看，同样是金砖四国之一的，2010年是7.5%的增长速度，2011年接近崩盘了，2.7%。2012年完全崩盘，只有0.9%的增长，2013年才恢复到2.2%。增长的态势和中国一样，下滑的幅度也比中国严重，同样不能说因为体制机制造成中国下滑，把巴西往下拉得更厉害。
　　经济体有这样、那样的体制、机制问题，一些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像，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6.3%，2011年 3.7%，2012年只有2%的增长，2013年恢复一点，不过是2.8%。
　　既然是高收入经济体，照理说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非常少，但是表现情形跟中国完全一样，下滑的幅度也比中国厉害。
　　新加坡，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是现在亚洲地区唯一的人均收入超过的国家，也是二战之后，少数几个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并超过美国的国家之一。
　　它在2010年增长速度是14.8%，2011年是5.0%，2012年是崩盘，1.3%。2013年恢复到3.7%。从这些高表现经济体来看，它的发展态势和中国一样，而且下降幅度比中国厉害。
　　全球经济下滑是共同外因
　　唯一能够真正解释这些国家2010年以后的增长表现的，一定是有共同的外因。只要中国冷静思考，也不难理解。
　　原因正在于，发达国家自2008年的国际经济危机发生之后，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复苏，美国是这样，欧洲更是这样，日本则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后一直很疲软，2012年实行了安倍经济学，但实际上到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实体经济的增长也没有恢复过来。
　　这些高收入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占世界GDP将近 50%。
　　前面提到的这些中等发达国家、高表现国家，出口都相当重要，以致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这一驾跑慢了。
　　第二驾马车是投资，所有的国家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都采用了积极的财政扩张政策去支持投资。那些项目经过四五年，普遍建成了。
　　如果没有新的项目进来，外部环境又不好，投资增长率一定下滑，第二驾马车也跑慢了。
　　第三驾马车是消费，中国的消费在所有国家中还是最强劲的，所以中国维持了7%以上的增长速度，表现得比它们要好。它们的都比中国慢，所以下滑得比中国多。
　　为什么笔者坚持20年8%的增长潜力？
　　既然增长减速是外因引起的，中国怎么应对？这涉及对未来增长潜力的判断，以及未来经济增长的目标和实际可动员的条件而定。
　　为什么对潜在增长力的普遍看法比我的看法要低了不少？
　　主要的悲观论点是中国连续35年9.8%的增长，在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
　　其他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包括东亚奇迹那些，通常是2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都降到7%以下，认为中国已经高速增长35年了，不可能不掉到7%以下。
　　另外一种看法，认为从二战以后的历史经验，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按照1990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1.1万美元以后，经济增长速度都降下来，、日本、亚洲四小龙都这样，中国也不会例外。
　　笔者不同意上述观点，主要是经济要持续增长，一定是靠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
　　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都在世界最前沿，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必须靠自己发明，怎么发明？发明的投入非常大，风险非常高，所以，100多年来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维持2%的增长，加上人口增长，不到一个百分点，经济大约维持3%的增长。
　　发展中国家有技术借鉴、引进、模仿、集成的可能性，所以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面的成本和风险小多了。
　　从一些表现好的国家来看，依赖后发优势经济增长可以达到7%，甚至更高。
　　中国的潜力用了35年了，后发优势还有多大？后发优势还有多大不在于已经用了35年，也不在于绝对的收入水平，实际要看的是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的差距有多大。
　　怎样衡量一个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用一个不是很准确，但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指标，就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
　　中国知道人均收入水平，反映的是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反映的是平均的技术和平均的产业水平。
　　人均收入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实际上反映了劳动生产率跟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就是平均技术、产业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这个差距越大，后发优势的潜力越大。
　　也就是基于这一个原因，笔者不同意用绝对收入水平来衡量增长潜力。
　　同样是按照1990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的1.1万美元，德国是在年达到的，那时候德国的人均收入已经是美国的65%；日本是1971年达到的，当时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60%；韩国、中国台湾等，是在90年代中达到的，当时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50%左右。
　　但是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水平，按照2008年的最新数字，只有美国的21%，即使中国达到1.1万美元时也达不到美国的30%。同样的绝对收入水平，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和高速增长的国家比要大多了，这就代表中国的后发优势大多了。
　　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是美国的21%，在同一水平日本实现了1951年到1971年20年间每年9.2%的增长；新加坡从1967年到 1987年，20年间平均每年8.6%的增长；中国台湾从1975年到1995年，20年间每年8.3%的增长；韩国从1977年到1997年，20年间平均每年7.6%的增长。
　　这些东亚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在人均收入平和美国比较只有21%的时候实现了20年7.6%到9.2%的增长速度。
　　它们既然能够实现，对中国来说也就是有这个可能，从2008年开始，中国应该有20年8%增长的潜力。
　　实现8%经济增长的条件
　　有了这样的增长潜力，未来几年实际上的增长目标怎么订比较好？
　　首先，中国必须认识到对外出口、外需这部分，很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会增长的比较缓慢。发达国家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恢复到2008年危机发生前的正常经济增长状况，可能会比较难。
　　这是因为过去一般金融危机只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发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应对政策建议和措施是：进行结构性改革，货币贬值和短期援助。结构性改革要求减少福利、减少开支，金融去杠杆，这些措施的短期效果会减少投资减少消费，经济增长会放缓，失业会增加。于是就靠货币贬值，增加出口，增加就业来对冲。
　　贬值政策生效需要一段时间，于是就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一笔贷款援助，让它渡过短期的难关。
　　以贬值来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现在不能用，因为发达国家同时发生危机，它们的产品在国际上竞争，谁想用货币贬值增加出口给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必然导致竞争性贬值，结果谁都难于用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
　　如果不能进行结构性改革，经济会长期比较疲软，失业水平高，收入增长慢，需求增长也就会慢，影响到中国出口的增长。
　　因此，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只能更多地靠内需。
　　中国扩大内需的条件比较好。
　　从投资的角度来说，中国的产业可以利用后发优势不断升级，即使现在的产业都产能过剩，产业升级的空间还非常大，好的投资机会多。
　　基础设施也是同样的情形，中国这些年基础设施做得不错，但大部分是一个城市连接另一个城市的，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相有许多瓶颈。
　　第三个是环境保护，环境改善也需要投资。还有城市化也需要投资。这些都是有相当好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回报的投资领域，这是中国和发达国家最大的差异。
　　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疲软了，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因为他们的产业已经在世界前沿；基础设施相对完善，虽然可能老化，但都是有的；环境也是好的，城市化已经完成了，所以经济一疲软，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
　　有好的投资机会，还必须要有足够的资源才能进行投资，这一点中国也是相对好的。各级政府积累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40%到50%之间，有人说比较接近50%，但也就是这样，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超过100%的情况比，中国的情况好多了。
　　国外的财政赤字通常是用来支持消费的，中国的财政赤字则主要是用来投资的，形成了资产，中国的赤字又都是内债而不是外债，所以，中国财政状况是比较好的。
　　中国的民间储蓄也比较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左右。另外，搞投资不仅要国内有资源，还要有外汇进口原材料机器设备、技术等等，中国有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投资资源充足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一样的地方。
　　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有好的投资机会，但是在投资的资源上经常受到财政赤字相当高，民间储蓄低，外汇储备不足等限制。
　　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从投资拉动改变成消费拉动，这个看法笔者不太赞成。
　　中国还是必须利用有利条件，以能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投资为基础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投资短期会创造就业和增长，有了就业，消费就会增加。
　　项目建成了以后，生产力的水平提高了，收入增加了，又可以增加投资和消费，这样才是可持续的。
　　为什么将目标定在7.0%-7.5%？
　　考虑到上述因素，我前段时间在有些讨论会上提出明年和“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合适目标是在7.0%-7.5%之间的主张。之所以定 7.0%-7.5%之间，是因为有8%的增长潜力，而且启动内需的条件又是相对较好，不管是投资的领域还是投资的资源。
　　如果能达到这样的增长水平，就业问题会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也有利于金融安全。
　　李克强总理提到，中国的经济工作不是一味考虑增长率，中国更关心的是收入增长和就业率。
　　现在就业率看起来是可以的，但是要考虑一点，一般的企业即使短期之间经济增长放缓，企业的盈利状况比较差，如果对未来的预期看好，它不会去解雇工人。
　　但在对未来的增长不看好，企业又不盈利的情况之下，那可能就会出现破产，而且一出现很可能是突然的，一下子失业就会增加得非常快。
　　所以，定7%以上的增长目标对维持就业状况是有好处的。
　　第二，金融安全的考虑。
　　如果经济增长速度降得太厉害，很多企业破产可能不仅会突然造成大量的失业，而且，企业大部分的投资是靠银行的贷款，银行的呆账、坏账也可能会突然间增加非常多。
　　7.0%-7.5%之间的一个中高速的增长速度对稳定就业、稳定金融是有帮助的。
　　7.0%-7.5%的增长速度也比较有利于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的两个翻一番目标的实现。仅就国内生产总值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而言，前几年增长得比较快，那么年只要6.8%的增长速度就够了。
　　但是第二个目标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也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大约是0.5%，所以加起来是7.3%。
　　增长的目标订 在7.0%-7.5%之间，外部经济比较好的时候，增长速度比较接近7.5%，外部经济比较差的时候增长比较接近7%，这样未来六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就会接近7.3%，有利于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目标的实现。
　　必须解决一些体制机制问题
　　上述仅就有利的投资条件和增长潜力而言，要实现7.0%-7.5%的中高速增长目标也必须解决一些体制、机制问题，尤其是那些可能影响到社会稳定的问题。
　　最主要的是什么？收入分配问题、腐败的问题、环境的问题。收入分配不均和腐败让中低收入者不满；环境问题大家都不高兴，高收入人群更不高兴，这样造成大家都不高兴。
　　环境问题中国必须实事求是，有改善的空间，但是这个问题跟发展阶段有关。
　　目前中国还是在制造业为主的阶段，和以农业或是服务业为主的阶段比，能源使用和排放的密度以及污染的程度都会比较高，高收入国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中国大概不能够跳跃过去。
　　当然，现在的技术比过去好，再加上环境执法如果到位的话，环境的问题可以部分缓解。
　　只有进入了高收入、以服务业为主的阶段，能源使用和排放密度降低，解决的资源也比较多，环境问题才能够根本解决。
　　收入分配和腐败的问题，20年前出版《中国的奇迹》一书时就已经有所讨论。这两个问题的产生最主要是由于我国的改革是以双轨渐进的方式进行。
　　为了保护补贴那些违反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大型企业，转轨过程中在要素市场上保留着很多扭曲。
　　这些扭曲包括：采用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实行金融抑制，人为压低利率；资源税费实行低价；再加上有些行业的垄断。
　　那些扭曲保护补贴了一些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过去都是国有，现在有不少是民营。保护补贴导致的结果一方面恶化了收入分配，另一方面滋生了寻租、腐败行为。
　　这些问题怎么解决？那就是要与时俱进地深化改革。在80年代、90年代以前，这些制度扭曲是为了保护补贴那些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
　　但是中国现在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很多过去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了，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已经有了自生能力，过去保护补 贴是雪中送炭，现在变成了锦上添花。
　　所以应该按照十八大提出的要素市场方面的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把保护补贴的价格扭曲消除掉，这样就能够比较好地用釜底抽薪的方式解决收入分配不均和腐败问题。
　　要挖掘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除了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体系之外，还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政府发挥有为的作用，这样才能按照比较优势去发展，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同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潜力。
　　经济发展本身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变迁过程，必须对第一个吃螃蟹的先行者，给予风险和外部性的补偿，并且必须不断地完善各种相应的基础设施，包括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政府必须在这两方面扮演积极有为的角色。
　　这些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建立有效的市场和政府发挥好的作用的要义。
　　现在的改革不比1980-90年代难
　　展望未来，还有很多问题可以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
　　最后，想特别强调一点，固然当前的问题很多，但是反思一下中国解决掉的那些问题，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比较容易的，总觉得现在的问题比过去难。
　　不过，过去二十几年里没有哪一年觉得问题是容易解决的，其实，每一年都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问题解决了，总又出现新的问题。
　　面对新的问题，中国还是必须以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态度去了解产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解决这些问题的有利条件是什么，现在不能克服的困难是什么。
　　挖掘有利的条件推动经济的增长，经济发展了以后可以创造条件来解决原来解决不了的问题。
　　以国有企业的改革为例，在80年代、90年代中国如果不是用渐进双轨的方式，那导致的结果一定是苏联东欧的情形，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且，那些大型企业对国防安全来讲不能没有。
　　今天为什么在乌克兰问题上敢跟欧洲、美国叫板，就是它有那些国防产业，那些国防产业过去是国有的，现在是八大垄断集团拥有的。
　　俄给那八大垄断集团的保护和补贴，根据各种经验研究的发现是比原来还多的，效率实际上是更差的。
　　中国的国有有企业当然也要改革，但是，要搞清楚对国有企业的那些保护补贴的原因是什么。
　　很多人认为它是国有，但是从《中国的奇迹》一书的分析可以看到，过去国有企业主要的问题是有政策性负担，包括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如果不消除这两个负担，国有时没效率，就是民营了也同样会没效率。
　　而且有了政策性负担，就会有政策性补贴，有政策性补贴的状况之下，实际上民营时的寻租积极性可能高于国有时的积极性。
　　现在的状况变了，许多资本密集型产业已经从违背我国的比较优势变成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大型企业从没有自生能力，变成有自生能力，政策性负担没有了，政策性补贴也可以消除掉。
　　所以，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来应该不会比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难，要怎样进行？
　　还是应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针对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简单地用一些现有的理论框架来套这些问题。
　　本文作者林毅夫是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责任编辑：HN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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