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筹VS病友帮：谁才是合法的大病众筹平台？
& & & 在中国，看病贵，看病难一直是民生热点话题。在普通家庭，一旦有家人患上重大疾病，往往因无力承担巨额费用，出现债台高筑，甚至最后被迫放弃治疗的情况。随着互联网众筹的兴起，困难家庭的大病救助迎来了新的转机。
然而，由于众筹行业的监管缺失，网络上频频曝出众筹丑闻。2016年2月，中国留德学生利用&轻松筹&平台骗捐500万；2016年3月，一个自称&白血病公益救助会&的伪公益组织，声称愿意帮助广东白血病女孩黄绮雯发起筹款；在骗取了绮雯的信任后，利用她的不幸遭遇吸纳社会爱心人士的资助，并将绮雯救命钱转到了自己的微信账户，然后消失的无影无踪。
一次次的诈捐事件敲响了公益众筹的警钟，也对公益众筹平台的资质和项目的真实性提出了严肃的拷问。如何鉴别合法有资质的众筹平台和求助者信息的真伪，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
面对形形色色的众筹平台和筹款项目，究竟如何去伪存真？最近，广东卫视的《社会纵横》栏目，针对网络众筹的是与非，制作了一期专题栏目，邀请了被骗捐白血病女孩黄琦雯、轻松筹平台创始人于亮、目前正在为黄琦雯募捐的公益平台&病友帮&CEO田原到节目现场，现身说法，现场解答观众的疑问。
（图为患病女孩黄绮雯）
病友帮CEO田原：众筹项目的真伪辨别 &主要责任在于众筹平台
&&面对公众对众筹项目的质疑，病友帮CEO田原在《社会纵横》的节目现场也作出了自己的回应。他认为公益众筹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众筹者选择使用哪个众筹平台的同时，众筹平台也需要综合审核众筹者的信息，因此，众筹项目的真伪审核，关键责任还是在于众筹平台对求助者的考察和审核。
田原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太困难的事情。他提出，&病友帮&在审核求助者信息真伪的关键点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他确实有这个病，这个医院的治疗费用单据可以清晰证明；第二个求助者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也就是所谓的贫病交加。&
(图为病友帮CEO田原）
通过这两项信息的考察，基本就能确认救助的对象是否有真实的救助需求。反观，轻松筹平台在求助人资料审核方面并未严格把关，导致骗捐项目层出不穷，欺骗了大众的爱心，才有了&中国留德生利用轻松筹平台骗捐500万&的案例。
&&除了真实性，众筹平台的公平性是平台能否长远发展的内在动力。&病友帮&一直致力于资金流向的清晰透明，自成立伊始便与民慈善团体广东公益恤孤助学促进会进行合作，每笔善款的用途和去向都有源可查，做到清晰、透明、公平。而在资金管方面，轻松筹负责人未能在《社会纵横》节目中公开回应资金去向，透明度不足。
《慈善法》草案获通过，轻松筹VS病友帮，谁才是真正合法的大病众筹平台？
&&对于众筹平台的合法性，有律师指出，按照现有的法律，如果平台本身不是国家发有牌照的慈善机构，意味着并不具备相关资质，发起募捐的行为是违法的。
最近获通过的《慈善法》草案中，出台明确规定：&依法登记满两年、运作规范的慈善组织，可以向原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公开募捐资格证书。对于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开展公开募捐的，将由民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停止募捐活动；对违法募捐的财产，责令退还捐赠人；难以退还的，由民政部门予以收缴，转给其他慈善组织用于慈善目的。此外，有关组织或者个人还可能面临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这意味着，只有取得了民政部门许可的慈善组织，才有资格面向社会发起募捐。此前经常出现的媒体、公益组织（如轻松筹）发起的募捐并不合法，现有的募捐项目，可能会面临夭折的处境。
&&对于善款的流向和具体用途，《慈善法》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慈善组织接受捐赠，应当向捐赠人开具由财政部门统一监(印)制的捐赠票据。慈善组织接受数额较小的捐赠，如果捐赠人要求签订书面捐赠协议的，也应当与捐赠人签订书面捐赠协议。
&&草案还明确捐赠人有权查询、复制其捐赠财产管理使用的有关资料。慈善组织违反捐赠协议等方式约定的用途，滥用捐赠财产的，捐赠人有权要求其改正。拒不改正的，捐赠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轻松筹平台善款并未公开透明化，且提取善款需要收取2%的手续费（微信零钱取现手续费为0.5%）。相比之下，病友帮平台与法定民间慈善团体广东公益恤孤助学促进会达成合作，是合法合规的众筹平台，除了在审核过程非常完善外，每个众筹项目的善款，都是直接进入广东公益恤孤助学促进会的慈善账户，没有任何第三方介入或者中转，且&病友帮&的资金并不收取任何手续费，确保资金透明。
由此可见，病友帮平台发起的募捐行为，才是合法的。为了让求助者获得最大化的帮助，病友帮还推出爱心豆捐赠活动，手机用户通过病友帮APP获得爱心豆，将爱心豆捐赠给求助者，病友帮平台出资将爱心豆折算成现金捐赠给恤孤会，让真正贫病交加的病友获得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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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筹：朋友圈的大病众筹
DoNews2月20日消息（记者 刘莹） &始开国内社交众筹先河的轻松筹意外“走红”于朋友圈，同时也“受累”于朋友圈。
在外界看来，轻松筹更多地是和重大疾病的个人救助联系在了一起，而对于CEO杨胤而言，轻松筹只是一个帮助草根实现梦想的平台。 “谁让我摊上了，在我面前那就别让，就去做。”42岁的创业者杨胤向记者坦言，“受到救助人的感激可以让我忽略掉所有的骂声。”
作为最早进入轻松筹的一批员工， 张颖丽算是见证了公司发展最快的两年。到了今年5月，原先位于东雍创业谷的轻松筹办公地点已容纳不下快速扩充的员工队伍，她和100多名技术人员一同搬进了另外一栋不远处的写字楼。
开启社交众筹的先河
一家初创公司在2014年会遭遇到什么？那便是无法阻挡的移动互联网化。
随之而来的，是资本大量流向移动互联网。资本市场的热潮让大量投资人从 VC 机构中出走。从IDG出走的多位投资人名单里可以看到，张震、高翔、岳斌后来成立了高榕资本、毛丞宇成立了云启创投。
现任轻松筹CEO杨胤也是在2014年离开了IDG，她选择开创了一家基于社交的众筹模式的互联网公司。
回顾杨胤过去20年的职业生涯，不可谓不熠熠生辉。IDG全亚洲销售冠军、经历8个月将与同学共同创办的Popmap公司卖给了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随后加入IBM中国公司，负责IBM互联网营销策略、2002年再次回到IDG，担任IDG China 副总裁兼IDG会展集团总经理。
当时，杨胤在IDG有一个天使投资的项目叫做“轻松筹”，最初只是一个给众筹网站搭建平台的背后技术支撑团队，由于缺乏资金支持无法使其规模化。
而与此同时，微信已接近4亿的月活跃用户数（截至14年7月底）和国外众筹网站Kickstarter 的走红引发国内很多的效仿者纷纷跟进，彼时刚满40岁的杨胤按耐不住了。
“社交众筹的模式是轻松筹开创的，往往在一个市场中，最新的技术和理念革新就会让整个市场搅动。”杨胤认为，轻松筹对于自己来说或许是一个转型的机会，“我自己那会正好40岁，如果我想再创业，这个时间点挺好，那我自己来做吧。”
然而，谁也始料未及的是，轻松筹从最初立足于梦想众筹到现如今发展成为了一个“接地气”的众筹平台。
“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2014年8月，轻松筹正式上线。微信版轻松筹上的项目大多聚焦在用户的日常生活领域，比如一次聚会、一个生日礼物等。这些众筹项目大多只是发起人一个小愿望，并且也比较容易得到朋友间的反馈和支持。
从梦想众筹切入也是源于轻松筹现任副总裁于亮对于硬件产品的热爱，早年记者出身的他便常常在国外的众筹网站淘各种有趣的硬件产品。
杨胤用“拽”字来形容轻松筹最初的一批核心用户，这批核心用户分成了三类，分别由技术人、媒体人和投资人组成。
“我们几乎花了一年的时间用户数才做到了一百万。我们这一百万是真真正正的用户，不是靠补贴来的，不是靠买来的，是他们真实的需求所建立起来的。”
成立第三个月时，轻松筹便拿到了IDG的融资，这使得其能够快速发展，而后在2015年4月和2016年1月、2016年6月又先后获得3轮融资，经历过四轮融资之后，估值已达到3.5亿美金。
“意外”走红于朋友圈
15年年初，一位工程师因生病急需用钱而在轻松筹平台上尝试发起筹款，由于平台之前积累的用户以技术人员居多，经微信朋友圈进行转发传播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而这起案例则成为了平台上第一个被定性为个人救助的类型。
第一例爱心众筹经朋友圈发酵之后，杨胤觉得个人救助类众筹特别容易得到传播和引起人们的共鸣，“像我们几个人如果弄一件好玩的事情来众筹，就不会产生那么大的社会效应。”
杨胤决定将平台上的不同需求拿出来做针对性运营。
在此之前，轻松筹上所有的项目都归结到了梦想清单中，而个人救助则被分离出成立了独立的板块“微爱通道”。
从第一例“工程师爱心众筹”到现在，轻松筹上线两年以来，平台发起个人救助项目近7万个，总支持近1500万人，筹款金额超过了6亿元。
于亮曾不止一次地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解释，个人救助项目并不属于我国新慈善法规制的募捐范畴，为了规避法律风险，轻松筹官方并不会明确针对个人求助的项目进行网页展示，平台也不会对求助项目进行任何推荐和传播。
今年3月25日，身患再生障碍性贫血的范晔开始以“《陌生人》一看就明白的爱”为题在轻松筹上众筹治疗费用。众筹的目标设定在6万元，一个月后直到众筹结束，由范晔主笔的《陌生人》一书首次在轻松筹获得了2999次支持，筹得金额171322元。
范晔作为马戈一线公益志愿者生涯最后一个救助对象，他为此倾注了全力。多年的救助经验让马戈意识到，现如今网上的求助信息非常之多，可怜贫困的故事比比皆是，能成功得到大笔数额救助的患者可谓凤毛麟角。
在于亮看来，范晔筹款的成功，一方面是基于个人努力不放弃的精神感染了大家，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范晔遇到了马戈”，将个人的不幸用了一种恰当的方式呈现给人们，因为“这个社会永不缺乏爱心。”
然而，“轻松筹”项目的快速发起和资金利用，虽可解燃眉之急，但其熟人圈属性，也限制了目标人群的范围。通过一窥现如今的中国互联网慈善的发展路径，不仅仅关乎到爱心，同时也在考验着现实人们的社会资本和人脉资源的积累以及众筹平台长期累积的公信力。
葛布一开始并不知道有轻松筹这个平台的存在。在北京已打拼了6年的农村少年，俨然过早就担负了家庭的重担和责任。
而他现在最愁的，就是钱。
今年7月13日傍晚，葛布的大姐因额头中部大血管瘤突然爆裂，第二次手术急需用钱。葛布打工所在的烤鸭店经理在得知葛布家里的情况后，告诉葛布可以通过轻松筹去给大姐筹钱。
带着半信半疑的态度，葛布开始在轻松筹上发布信息。他的目标金额是15万，让他无奈的是，他的转发并不能给他带来多少善心的回报。截止筹款结束，葛布仅筹到1万多。
“根本筹不到钱，我们的圈子就那么小，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葛布说道。
“90%的个人救助项目一般筹到的金额在1到2万之间，教师群体以及人脉资源特别强大的特殊群体筹款成功的额度比较高除外。”于亮坦诚，个人救助无法筹到款项的情况只能希望能够被基金会所认领，这样才有希望被更多的人知晓。
受累于朋友圈
最初对于个人救助粗放式的管理，没有专门的审核使得平台出现很多被曝光的“骗捐”案例。
去年12月，广东佛山卢兆泉在“轻松筹”上为女儿筹集治疗费约10万元。遗憾的是，孩子因治疗无效去世，卢兆泉用剩余善款中的1.3万元，和妻子一道去西藏为女儿 “做法事”。今年春节期间，卢兆泉在朋友圈晒出马来西亚度假照，更是引发轩然大波，不少捐助人直呼“被骗”……
于亮觉得，“因为大家看不到审核风控的过程，网络夸大了个案的严重程度。”
为了消除用户、媒体对“轻松筹公益项目”的质疑， 2015 年12月，“轻松筹社会责任部”正式成立，经过一个月的方案制定和商讨，轻松筹决定把“轻松筹微基金”设立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受其监管。
杨胤将自己标榜为一个理想并没有被泯灭的现实主义者，然而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她觉得自己一次次被理想主义所指引，“中国一点也不缺少人情。” 她颇有感慨地对记者说道。
很多时候，杨胤也会经常上微博去看网友对于轻松筹的评论，“一件善事持续发展的运营逻辑肯定需要很多改进的地方，我们需要外界更多的耐心让我们慢慢变好。”
有时候，公司的年轻员工因承受不住外界的谩骂而私下哭泣，杨胤则用平台上受过帮助的人来开导大家，“没关系的，委屈了就看看人家写的感谢信，想想人家出院了自己不吃不喝跑来公司蹲在门口下跪，还有的人会亲自蒸馍寄来公司。”
不过杨胤深知，这些感人的东西是无法形成传播力的，“大家要看的是糟糕的事情。”
持续的造血能力
如今，轻松筹新的办公地点位于东城区的歌华大厦十层，经常能在办公室看到经由全国各地寄来的水果、干果堆放在了地上，工作人员正在一一清点数目，检查是否存在残次品。
一股赣南脐橙夹杂着各色水果的清甜充斥着整个办公区域。
“我们从来没想过卖水果啊，但是社交圈更容易买低质、价格不贵的产品，比如好吃的桃和辣酱，尝试下吧，不是坏事。” 轻松筹CEO杨胤笑言。
如今的轻松筹，看上去则更像一个电商平台。“我们更看好农业众筹这部分，你看我们平台上很多农民可以在上面卖农产品，通过互联网渠道，销售额提高了不少呢。”于亮对记者说道。
轻松筹上的尝鲜预售板块以农产品众筹为主，主打“新品上市速尝鲜”，是对农业电商领域的开拓，旨在帮助农民朋友向外界进行产品输出，解决全国经济欠发达区域信息不畅导致的农作物堆滞等问题。
10月23日，秦岭山麓猕猴桃果农通过轻松筹发起的猕猴桃尝鲜预售项目成交金额达到了90万，整座山沸腾了起来，这次众筹的成功让优质的有机猕猴桃得以走出大山。
目前，平台用户已经突破一亿，在地区性民族贸易和扶贫项目上已经开展了全面细致的产品业务。已有超过13840位少数民族用户通过轻松筹进行众筹，累计金额达到1亿6百多万，平均7663元。
未来，轻松筹将强化帮扶村县贫困户、创业者，开展同更多县市的深度合作。
除了发展农村电商，轻松筹在今年还上线了“轻松互助”项目，目前推出了微爱大病互助行动和少儿健康互助行动。截止到目前，微爱大病互助行动已累计加入304万人，少儿健康互助行动已累计加入10万余人，增长速度同样惊人。
于亮告诉记者，并不能指望公益众筹来挣钱，在个人救助项目中收取的2%手续费，其中1%用于微信支付接口费用，另外1%用于运营成本，只是希望通过公益众筹来积累用户和口碑，通过内部转化来购买商品，让捐赠用户变成消费用户。
“对于外界的质疑，我们理解，因为不了解情况产生的质疑，我们都愿意耐心解释。”
通过收取5%的手续费，尝鲜预售则成为了目前公司盈利的主要来源。作为一家非慈善组织的商业公司，于亮觉得，慈善业务的持续运营需要公司自身具有一定的盈利造血能力。
北京大学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联合发起人师曾志教授也认为，互联网公司做慈善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互联网慈善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以互联网公司有一定的收入保障为前提，单纯不依靠任何盈利收入的平台是无法确保慈善项目的实施和交付。
“同时需要培养社会的信任机制以及对于互联网慈善平台加强监管。”师曾志说道。
“我们不怕监管。”于亮说道，“如果有政府部门统一管理，像基金会那样，规定一个准入门槛，颁布一些管理条例，让整个行业在一种健康的环境下良性发展，平台也才能更好地为需要帮助的人服务。”
天秤座的杨胤似乎透露着与生俱来的优雅与自信，这份自信同时契合了她对于公司未来的一份期待。在最近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杨胤依旧认为，即便是在当前这个看似冷漠的社会，每一个人的基因中也都存在着“小善”，只是缺乏一个公平公开的场合使它展示出来，而技术的力量可以开启善的DNA，需要的是不断改进与探索的空间。
未知的是，公众对于轻松筹以及中国的互联网慈善究竟还留存了多少耐心和希冀？
2016年11月份的最后一天，朋友圈被“罗一笑”刷屏，先是如潮的爱心，后来是如浪的讨伐，成为网络募捐困境的一次典型呈现。12月24日凌晨，罗一笑走了。网络慈善的争议并未结束。
“真人真事，伸出手你就能挽救一个家庭……”网络中再次遇到这样的求助时，网友是该伸出援手，还是袖手旁观?摆在公众和企业之间的仍旧是一道重塑信任危机的难题。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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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原文不一致加强大病众筹平台监管
日 16:54:25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周继坚
　　据媒体报道，随着大病众筹在网络社交平台出现，患者可通过众筹平台获得社会爱心捐款。但是，这种新型公益模式因为平台的审核能力不足、资金监管不严等问题，导致筹款平台上，有人夸大病情募捐，有人在病情尚未确诊就筹款，甚至有涉嫌窃取病人资料、欺骗爱心人士捐款等现象出现。
　　应该说，借助网络平台为社会爱心人士和患者架起沟通的桥梁，帮助经济能力不足的重病患者获得必要的医疗费用，不失为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大病救治的好渠道，其发起初衷和沟通形式都值得肯定。但是，如果“诈捐”现象得不到有效遏制，此类平台的权威性无疑将大打折扣。更为严重的是，如果此类行为长期得不到纠正，公众将对此类平台失去信任，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将难以再通过此类渠道获得救助。
　　问题的关键在于审核把关。一些众筹平台发起筹款的流程十分简单，患者本人或其直系亲属上传身份证明和病情诊断等材料，创建个人求助项目，即可分享到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上，发动亲朋好友筹款。多数众筹平台的求助项目，发起人可自行设定筹款金额。这些设计虽然极大地便利了患者发起筹款，但由于没有科学的核查机制，为一些人夸大病情、虚构病情，甚至盗取他人信息进行“诈捐”留下了空间。
　　作为大病众筹平台的设计者，毫无疑问应当承担起信息审核第一把关人的责任。可以说，设计者虽然要求提交身份证明和诊断材料等有效证明，但在实践中发现，由于人员不足和专业背景缺失，这些把关手段很容易被“诈捐”者突破。为此，大病众筹平台应该通过完善平台功能设计，增加更有分量的核验手段。同时，对于资金募集的代管等环节，众筹平台的设计者也应制订明确的监管规则，规避挪用资金的嫌疑。
　　除此之外，医疗服务和互联网主管部门应当有所作为。一方面，大病众筹平台如果利用得好，完全可以成为借助社会力量解决患者大病负担的有效渠道。尽管我国已经建立起大病医保的兜底网络，但大病保险仍在不断拓展覆盖范围和病种，目前还难以覆盖所有的大病患者，社会力量、社会爱心完全可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并且大病众筹平台提供了一种便捷高效的尝试，有关主管部门完全可以通过加强规范和扶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大病救治。
　　另一方面，“诈捐”行为如果情节严重，将涉嫌违法犯罪，有关主管部门更应该加大打击力度，及时将不法分子绳之以法，维护广大爱心人士的合法权益。治理大病众筹平台也是互联网管理的一部分，决不能让大病众筹成为诚信灰色地带。同时，大病众筹平台建设不应是单纯的商业行为，而需要突出其公益属性，这就需要主管部门和公益团体的介入，以增强其运行的专业性和规范性。在必要的信息核验和政策指导方面，有关医疗机构和政府部门应当提供必要帮助，共同把好事办好。
（ 网站编辑：唐淑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