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未来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
先说第一产业，农牧业：
农民落后的思维制约了致富。我们经常见到一现象，某年某种水果蔬菜，或者某种肉类卖不上价，农民赔钱。原因是农民的种养决策是看人家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从众心理造成某种农产品供大于求，某种产品奇缺，自然缺者为贵。次年，农民又扎堆种植缺货农产品，放弃赔钱的农牧产品，天平又会逆转，这样农民依旧没钱赚。改变这种困境只有利用大数据的现代农场主，以及现货期货交易完善。这些不是农民能做的。
褚时健老先生的褚橙，告诉我们农产品同样需要精品，次品再便宜也没人欢迎。未来社会高端精品农牧产品也不是普通农民能独立完成的。
中国国际贸易国策也制约国内农业的大发展。美国的国策是我的工业品、影视业、体育产业都要卖给他国，但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能够出口的产品主要是初级农产品，而美国是工业反哺农业，农牧产品价格非常低，这样就可以不买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中国的国际贸易国策明显比美国高明：中国会大量进口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对方顺差，可拿到的是人民币，这些钱要不借给中国吃利息，要不购买中国的高铁、汽车、核电、数码、手机、家电、服装、日用品、药品，受益的还是中国。
因为环境被污染，中国农牧业的恢复需要很长时间，除了种子研发培育，中药种植，高端农牧业，中国农业牧业商机不大，农业发展也是为了国家粮食安全。未来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是农场主以及高科技互联网大财团等企业。
再说第二产业：工业。
时代背景是中国人口红利消失，而印度蒸蒸日上。政府一定会拼命保住制造业大国的地位。方法就是大力发展机器人自动化替代人工。并且未来的工业将是互联网+机器人+3D打印。生产和消费者高度结合互动，企业管理层扁平化，老板+一线员工，大量的中层管理岗位将消失。唯一增加的岗位是：设计创意。
下一个产业：商业
淘宝天猫的横行天下，使得非食品类零售业倍受打击，大型超市和百货商场如雪后冬笋纷纷消失不见，而阿里巴巴的批发业务，冲击了如天津大胡同、沈阳五爱道等等全国大大小小的批发市场。鲜明对比的是物流快递业的超级繁荣。
金融业，以银行业为例。一家银行网点，房租水电，人工成本以及覆盖面，对比互联网银行，成本差距太大了，银行几乎没有翻盘的机会，即使是银行开拓了互联网业务。未来会有大量的银行缩减人工以及传统网点，自助银行以及星罗棋布的ATM机将成为新常态，贷款也会用大数据分析，减少人工。保险业同样可以在网上完成，将给销售员的高昂佣金让利给客户。
汽车行业，现在谷歌已经开发出卫星导航的自动驾驶汽车，驾驶员这个职业会成为历史，驾校也不需要了，交警也相应减少了。
公务员阶层，中国有700万公务员。李总理的简政放权，使得大量公务员变得无所事事，反腐目的之一就是裁员，15年养老保险并轨以及裁撤庸官方针依旧是为了裁员，识相还是赶紧自动请辞吧！
医疗行业，药品已经可以上线交易了，药店和药批或许会走零售业的老路。医生这个职业，APP搜罗了一大批名医在线诊疗，开出药方在网上购买，普通医生饭碗不保。
教育行业和医生差不多，在线名师指导，且免费。大量的教师要再就业了。
电视台，以及被乐视、爱奇艺、搜狐、优酷、土豆等视频网站冲的七零八落，一个怪现象是：电视台因为收视率下降，广告收入大幅走低，破产关门只是时间问题，而视频网站玩的不过是烧钱游戏。
与电视台同病相怜的是报纸杂志。几大门户网站早就抢了报纸杂志的饭碗，连造纸印刷行业都没了生意，对于森林保护倒是一个绝好的福音。
KTV呢，下一个唱歌软件在平板上，无线连接电视机和家庭影院，自己榨点鲜果汁，再买点休闲食品，还用化几百元去外面唱歌？
还有一点就是行业兼并，手机行业吞并或抢占了了MP3、数码相机、PC、收音机等诸多行业的市场，未来随着信息家电的普及，家电卖场以及制造商是否能与顾客亲密接触要看路由器制造商的脸色，黄光裕、张近东要年年给雷军先生拜年了，那时候或许又会有更多的企业被赶出市场。手机还有一个趋势，就是舍弃移动、联通、电信这三大巨头运营服务商，申请虚拟号就可以通话上网，预计今年能够实现商用。
综上所述，未来大财团大老板大股东的财富增长会越来越快，越来越集中，相比较低收入人群会越来越大，失业人口也会越来越多，社会关系良好，有一技之长的人可以勉强幸免。中国是这样，世界亦如此，贫国与富国的差距还会越拉越大。说到这里，笔者以为，人类社会发展，就是一个贫富不断加大的过程。传统农业文明，不经过几代人的奋斗，贫富是很难拉大的。工业文明时期，资本家也要经过多年奋斗才能大大超过普通人，现代完全不是那样，雷军先生用三年时间，就从无到有，把小米手机做到全球前五，而摩托罗拉、诺基亚等超级财团也能迅速由盛转衰。世界变得越来越动荡，人类的不安也越来越强烈，今天富可敌国，明天或许倾家荡产，今天衣食无忧，一觉醒来也许路边行乞。社会的不确定性加剧，必然导致了传统家庭的解体，传统的婚姻制度早已经名存实亡，走婚制，多偶制将是未来的主流，高帅富、白富美依旧是社会的宠儿。未来的社会痛苦、灾难只会越来越多。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贫富差距的表现》
我国的贫富差距贫富差距是指因社会财富分配不均，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财富差距。若贫富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还是有利于营造良性地竟争氛围，对社会进步是有益的。如失控超过警戒线，造成贫富悬殊的两级分化并长时间得不到改善，那么，则有可能会对社会稳定形成颠覆性地破坏力量。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整体有了较大提高，到上个世纪末从总体上均衡来计算已达小康水平。然而，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其中最大问题之一就是贫富差距过于拉大。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自古以来中国的贫富差距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重要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财富的逐渐积累、过度集中和均贫富再分配的反复循环，犹如加力的一根时空旋转轴心。驱动着上千年的历史车轮搭乘着王朝更迭沿此轴心旋转，它是中国历史环绕兴亡周期律转圈的主要推手。当前，我国也出现了贫富差距高企的严峻形势，2008年收入基尼系数达到0.49，明显高于国际警戒线0.4的水平，并且持续在高位运转。要想跳出过去历代王朝周期率的“漩涡”，必须十分认真面对这个问题。下面来分析我国的贫富差距状况及其主要成因：一、当前贫富差距呈现代际固化迹象我国的贫富差距除了延续过去中国特有的城乡差别、区域差别和行业差别之外，当前还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是贫富差距形势严峻；二是财富的社会结构发生新变化，前几年还是穷人太穷，而现在是富人太富；三是贫富差距开始呈现代际固化的迹象。1、贫富差距形势严峻我国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收入基尼系数早已突破国际警戒线，并且持续维持在高位。1981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仅为0.29，远远低于国际警戒线0.4；但是2000年以来，该指标已迅速突破国际警戒线，并长期维持在0.47以上，远远高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2005年OECD国家收入基尼系数的均值为0.31）。一些机构的调查数据呈现出更加严峻的结果：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2009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5；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更是测出，2010年中国家庭的收入基尼系数已达到0.61。如果将“隐性收入”（主要是“灰色收入”）考虑在内，中国家庭的实际收入差距是远大于上面统计数据的，而且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根据经济学者王小鲁的研究报告得出：2008年中国城镇10%最高收入家庭的“隐性收入”占城镇居民“隐性收入”总量的比重高达63%。如果将“隐性收入”考虑在内，那么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的实际人均收入差距是26倍，远高于官方数据所给出的9倍；城镇居民家庭最高收入组与农村居民家庭最低收入组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也远高于官方数据所给出的23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于2013发布的城乡居民家庭情况调查报告也表明，2011年居民灰色收入为6.2万亿元，约占GDP的12%；城镇10%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是城镇10%最低收入家庭的21倍。而相比之下，美国2010年10%最高收入家庭收入只是10%最低收入家庭的3.04倍。与收入差距类似，我国居民的财产分布状况同样逐渐恶化。另据北大中国社科调查中心发布报告披露，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1/3以上的财产。如果一个国家始终有大量不断拉大距离的贫困人口的存在与增加，其经济动力后劲不足，起伏动荡势出必然，最终会波及到每个人的起居安危。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财富畸形集中，必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聚增，中国五千年王朝的兴衰史很好地映衬了这一普世规律。2、过去的穷人太穷到现在富人太富、穷人照样还穷十年前中国贫富差距核心的问题主要是穷人太穷。林毅夫曾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的关键点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然而，当前中国贫富差距核心问题则变成了富人太富。2013胡润全球富豪排行榜显示，以10亿美元作为上榜门槛，中国大陆上榜富豪数量多达262人，占全部榜单人数（1453人）的比重高达18%。不仅如此，胡润研究院指出，中国未上榜的“隐形富豪”还多达750人左右。因此，中国实际富豪数量可能已经达到1012人，而全世界富豪总人数仅为3953人，中国富豪占比可能高达25.6%。富豪持有了国家很大比重的财富。2008年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数据显示，上榜前1000名富豪的平均财富为30亿元，他们持有的财富占当年GDP的比重为9.9%。而2013上榜前1000名富豪的平均财富猛增至64亿，是2008年两倍还多；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占全国GDP的比重也提高到了12.3%，而他们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仅为千万分之七。3、贫富差距出现了阶层固化和代际固化现象追溯我国近两千年的科举制度，虽然有导致知识僵化和遏制科技进步等缺陷，但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增强社会流动性，使其“流水不腐”。起到了贫富差距不至于出现过度的代际差异。即使单个家庭很贫穷，也可以就读于家族的免费学堂。通过科举考试，还会有改变命运的机会，也就是所谓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同样，恢复高考制度后，也改变了过去以家庭出身为背景来推荐上大学的不合理制度，重启了社会流动性，因而深得人心。但在当前教育制度不完备、社会制度不完善和遗产税制缺失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我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贫富差距代际固化现象。贫富差距的代际固化是指上一代人的富裕或贫穷传递给下一代人，即富人的后代是富人，穷人的后代依旧是穷人。麦可思教育数据公司对中国2009届50万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显示，家庭阶层对其高等教育结果有着明显的影响。该研究显示：例如，农民与农民工、产业与服务员工子女较多的就读于高职高专院校，而管理阶层子女则较多的就读于“211”院校。并且，在“211”院校中，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入学时以576分的平均分领先于管理阶层子女的557分。又如，出身底层家庭的子女找工作十分艰辛。从学生毕业后半年的就业状况来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中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而管理阶层子女中未就业的毕业生只有15%。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毕业生在就业质量上也处于弱势，以届毕业生为例，毕业半年后他们的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第二位。再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披露，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企业主家庭出身的人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比例是他们在总体结构中比例的6倍（15.4%/2.6%），而农民家庭出身的人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比例则只是其总体结构中比例的2/3（46.2%/72.9%）。二、贫富悬殊的主要成因我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有多重成因，但主要成因有三：一是发展模式方面的原因；二是改革机制不到位的原因；三是腐败的成因；1、发展模式方面的原因我国的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模式，主要是依赖于经济改革来推动的。所谓经济改革发展模式的实质就是放权，把人们的物质意识激活，或者是按哲学家所说的把“人性恶”的方面释放出来，让人们去追逐自己的利益，这是对人的本能一种释放。在所有制方面打破了原有的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引入了多种所有制竟争的态势。根据当时情况辩证地看，这还是符合国情的。从马克思主义原理认为：必须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私有制”顺应了人的“逐利性”本能，能够带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而我国是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缺位。因而，社会生产力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这样不拘一格地把生产力发展起来的做法，即把“蛋糕”先做起来。这实质上是在补上资本主义生产力要素缺位的这一课，其策略应该是对的。然而，这单一发展模式在带来经济腾飞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社会问题和弊端。其中拉大贫富差距和滋生腐败土壤是其最大的负作用，这也是因发展模式造成了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所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国家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十分惊人。经济总量方面，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仅相当于美国的6.5%，日本的14.9%，不足法国、德国的1/3和英国、意大利的一半。人均GDP方面，年中国人均GDP仅只相当于美国的1.5%、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2.3%和世界平均水平的8.7%。由于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都十分低下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基本实情，因而“发展是硬道理”成了当时的主旋律。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相继实施了一系列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主要包括地区非均衡发展战略（为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提供优惠、鼓励措施）和城乡非均衡发展战略（城乡分割的行政管理制度、城市偏向型的财政、金融、教育、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政策）。例如，年，城镇居民人均财政支出（1795.2元）是农村居民（85.6元）的21倍。又如，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总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经由1981年的74%提高到了2011年的97%，而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51.3%，拥有城镇户籍的人口更是只有35%。非均衡发展战略使经济活动呈现地域分布上的高度不均，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工资水平和工作机会因此而存在巨大差异，再加上户籍制度等体制障碍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结果使城乡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改革机制不到位的原因按发展规律来说，经济改革时应该同步启动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这样才能使整个社会变革有序地运行。但因多方面原因，最主要原因是改革起步时我国经济实力太弱，我们太注重经济改革了，而配套的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没跟上，也是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的一大重要原因。大家都知道：经济改革是做“蛋糕”；社会改革是分“蛋糕”；政治改革则是重组分“蛋糕”的权力；只有三者齐备，才能构成一付完整地改革链条。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如何分“蛋糕”上有一套较为完整的做法。它体现在社会财富的一、二、三次分配上：一次分配是指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供给者在市场中所获得的相应报酬。二次分配是指在一次分配的基础上，政府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政策措施对要素收入进行再次调节。三次分配是指富人通过慈善事业对穷人的特定财富转移，这有助于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问题。总的来说，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三次分配则是注重社会责任。对大部分发达国家而言，收入的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等三个视角足以解释收入差距的产生原因和应对措施。但是，我国的收入差距问题还存在另外一个重要的机制：体现在“非均衡发展战略”上。我国的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投入在初次分配之前就已经被强行分割开来，一部分人和土地获得高报酬，而另外一部分人和土地则得到比前者低得多的回报。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机制称为“零次分配”，以区别于收入的初次分配，这样在起步的一次分配上就显得很不公平。其中失地农民和因改制下岗的工人就是典型的城乡两类代表人物，其原因虽有政策不完备的地方，但更重要是腐败造成的。大量的失地农民是因为“村主任”侵吞他们的土地补偿款而沦为赤贫的，下岗的改制职工则是“厂长”、“经理”强占了改制企业的资产才使他们一贫如洗的。由于注重效率，西方发达国家初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是比较高的（如德国为0.50，美国为0.49），但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二次分配政策有效地降低了最终的基尼系数（如德国降低至0.29，美国降低至0.38）。相比之下，中国最终的基尼系数在二次分配之后仍然居高不下。对于这个结果，我们不能笼统地责怪政府不作为，或者简单得出“二次分配无用”、“还是初次分配是关键”的结论。问题的要点在于，单一过分强调增长发展模式是导致初次分配失衡的根本原因。由此推导得出，在这一发展模式驱使下，政府建立在此平台上的二次分配就很难有所作为了。其次，慈善事业是救助贫困群体的有效机制，被称之为第三次分配机制。比如，美国70%以上的公众参与到慈善事业当中，85%的捐款来自普通公众，平均每年每个家庭捐赠900美元。而我国慈善发展水平较低，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年，中国慈善捐款占GDP的比例分别为0.03%、0.05%、0.08%、0.34%、0.10%、0.26%、0.18%和0.16%；而年美国慈善捐款占GDP比例均在2.1%左右。“中国GDP约为美国1/2，但美国慈善捐赠总量却是中国的近24倍”，美国人均捐赠更是中国人均捐赠的上百倍。特别是中国的富豪们与比尔o盖茨和巴菲特等美国富豪相比，更有天地般的差距。另外，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也导致了对贫富差距产生的“逆向调节”作用。在国民收入二次分配中，社会保障本应缩小贫富差距，但由于社保制度不完善，大量真正需要保障的群体并没有参与到社会保障体系来，导致二次分配出现了“逆向调节”现象。由于社会保障强制性不足，截止于2013年底，中国城镇就业人员的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仅为62%和60%；农民工的参保水平则更低，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仅为20%和31%。同时，社会保障体系“嫌贫爱富”。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之间的养老金双轨制，更加大了二次分配“逆向调节”的力度。比如，中央企业占据90%以上的企业年金市场，通过补充保险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虽然从2005年开始，中央连续多年给企业离退休人员增加养老金，在双轨制没有废除的情况下，仅凭“车水杯薪”，是无法有效地缓解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社保水平之间差距的。更重要的是，当前中国贫富差距最大的问题在于大多数富豪不是来源于技术创新。政府在土地、资金、自然资源等的垄断地位，拥有决定权力的人与想获得资源的人在监督不力的情况下，事实上形成了权力与资本结合的交易模式，这是富豪产生的一大重要原因，而且极大的拉大贫富差距：例如，长期以来，中国富豪所在的行业主要以房地产业为主。2013年的胡润全球富豪榜显示，约有263名内地富豪上榜，其中75名富豪以房地产为主业。在过去14年的胡润中国百富榜中，房地产业一直名列榜首，只有2012年被制造业超越。胡润预测，房地产业仍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富豪的主要来源。而相比之下，美国富豪最多的三个行业是投资、通讯媒体科技和零售，德国富豪最多的三个行业是通讯媒体科技、零售和食品饮料，瑞士富豪最多的三个行业是制造业、矿产和零售，法国富豪最多的两个行业是奢侈品和食品饮料。美国的富豪财富积累大多是基于创新领域，比如，盖茨与微软公司、乔布斯与苹果公司等等。“无创新的巨额财富积累”虽不是当代中国特例，古已有之。比如，百年前的晋商以茶业和金融业为主、浙商以盐业为主，可以说是富可敌国，但是，巨额财富积累并不是靠创新，而是靠政府的特许经营和获得垄断地位。曾有历史学者指出，“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众多的“红顶商人”也就应运而生。“无创新的巨额财富积累”会带来三个严重的后果。第一，缺乏创新。既然巨额财富积累的核心是权力资本接成连襟所致，甚至是利益输送所获。即权力赋予准入机会和垄断地位，进而获得巨额财富，那这些财富要么用于个人奢糜享乐，要么用于利益输送，决不会用于技术创新。这也是中国两千年来特别是最近六百年来缺乏创新激励的根本原因。第二，给腐败留下了生长的土壤。第三，这种财富积累方式必然容易出现“仇富仇官”现象。美国有像盖茨这样的超级富豪，但是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仇富心态，那是因为美国的超级富豪是通过技术创新来累积财富。两千年的历史教训，现在必须引起足够地警醒。还有一大重要因素出自非理性增长的房地产行业里。过去十多年中国房价上涨幅度惊人。1998年房改之后，绝大多数年份里各类房屋销售价格涨幅都明显高于CPI涨幅，并且二者差距在2001年之后大幅提高。全国一线城市房价涨幅更大，比如北京和上海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高达12.1%和12.9%。中国当前的高房价既有供给方面的原因，也有需求方面的原因。高房价是拉大中国贫富差距的重要推手。房地产市场虽然收益高，但主要是富人群体参与多，而穷人群体参与很少，富人家庭的房产占财产的比重比穷人家庭高得多，而且富人家庭的住房面积更大，因此房价上升进一步扩大了富人和穷人间的贫富差距。奥尔多投资研究中心2007年的数据表明，财产持有最高10%的家庭资产中，房产占到了46%，而财产持有最低10%的家庭基本不持有住房资产。由于投资房产所需要的资金远高于其他投资品种，因此房产是一种只适宜富裕人群的防通胀投资工具。购买住房可以使用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但即使是通过银行贷款途径筹集资金，高额的首付对于中低收入者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因此房价上涨所带来的财产保值增值收益严重偏向于富人。同时，地区间房价上涨幅度不同，发达地区房价上涨比落后地区更快，导致地区间财富差距扩大。城乡间房价形成机制不同，城市房价持续上涨扩大了城乡间财富差距。由于部分单位还有福利分房，高房价又导致财富再分配加大流向这部分人群。3、腐败的成因这方面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例如，原铁道部长刘志军案发后，其它的资产不说，光追缴的房产就有370多套。又如，与周永康“大老虎”相联的“贪腐王国”还未披露的贪腐资产不知是多大的天文数字。再如，成千上万的“苍蝇”更是搜刮了难以计数的民旨民膏。这无疑使本处在财富分配末端的民众更是“雪上加霜”，进一步加大了贫富差距。总之，我国的贫富差距状况到了很严峻的地步了，已成为接下来我们的反腐与全面深化改革要十分认真面对的首要问题。反腐、改革的力度与深度，决定了贫富差距缩小的程度，更能检测民心聚拢的气度。在一个和谐有希望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绝对不能允许贫富悬殊两级分化社会问题的长期存在。因为它不仅有悖于尊重人的自由与平等权利的普世价值观，更是与社会主义核心理念走共同富裕道路之原委水火不相容。所以，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一个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并日益缩小“三大差别”的公正社会将展现在国人面前，这是人民众望所归的愿景，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去努力实现这一与时俱进的目标。
作者：童兴真理的追求 1996年03期改革开放以来，打破了过去个人收入相差无几的状况，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迅速提高；同时，也产生了部分社会成员之间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这两者都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据测算，我国目前亿元富翁已超过1000人，百万富翁有300万人， 而生活困难和未解决温饱的人数达7000多万。国家统计局统计，1994年城镇中20%的高收入户与农村中20%的低收入户的收入差距为13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计算，1994年全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343，比美国1989年的0.1，超过国际上通常认为的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的中等不平等程度。十四届五中全会《建议》指出，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和社会分配不公，“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方面”。江泽民总书记也在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指出：贫富差距若“任其扩大，就会造成多方面的严重后果”。为了加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本文简要地从衣、食、住、行等几个方面对我国贫富差距的情况作一些实例介绍：一、家财万贯与一贫如洗“万元户贫困户，十万元不算富，五十万元刚起步，一百万元算大户。”这是1993年流行的顺口溜。万元户在80年代初光彩照人，而今已不起眼了，比它多百倍、千倍、万倍的户大有人在。1994 年， 我国有17位所谓民营企业家被列入“全球巨富龙虎榜”中。四川某集团4 兄弟拥有财富6亿元人民币；黑龙江某集团董事长拥有财富5亿元人民币；广东某实业老板拥有财富3亿元人民币；山西一农民企业家拥有财富3亿多人民币；新疆某工贸公司老板拥有财富2亿元人民币。 北京某公司经理被捕时，家中搜出的现金100多万元，美金30多万元。 某镇的公司经理年发奖金100多万元。四川一大款， 从裤袋里掉出10元一叠的人民币，竟懒得弯腰，用脚踢了一下径直走了。这些都是公开露富的富翁，还有相当匿名隐居不公开的富翁。据权威人士推测，若露出来，有的比上面这些人还要富。另外有一批人，个人财产虽然没有百万，但供其随意开支享用的财富却以百万计数。与万贯家财相对应的是一贫如洗。某省多年来经济迅速发展，并产生73名亿元富翁，省内却还有150—18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有不少家庭是“一根竹竿当衣柜，二条木板做床铺，三块石头垒锅灶”。湖南一个不算最穷的县有1/10的赤贫，每户家产不超过300元，其中1503 户家产不足100元，110户家产不到30元。1995年春节前夕，一位记者在四川某县一个不算最穷的乡走访10多户人家，没有一家灶台有油瓶，有的茅屋四面通风。据县里介绍，这样的穷村全县大约有1/3。南方某省城市调查队1994年的抽样调查测算，全省城镇低收入户（每月人均生活费为99.51元以下）约20万户，占全省城镇家庭总数的6.5%。他们生活收入只相当于全省平均的44.2%。该省工会反映，1994年第3季度末有停工待业职工50.3万人，其中20.73万人减发工资，18.64万人停发工资。某计划单列市，1994年有近10万职工拿50—100 元的生活费。该市总工会调查，市劳动模范近1/4的家庭收入在100元以下。某省两个矿务局，1995年上半年欠发职工工资5个月，15 万人靠赊欠粮菜度日。二、黄金宴与食不果腹日，广州酒家推出“黄金宴”，食用的“黄金”是从日本进口的。不到一个月就售出100多席。 “黄金宴”与“豪门宴”相比又是小巫见大巫。深圳“龙都豪门宴”， 每席不包括酒水费， 标准价188888元港币，一老板在首推之日请了5桌，加上小费花了近百万元。 “豪门宴”自深圳推出后由南向北相继出现。上海苏州河畔的一家大饭店推出“路易十三豪门宴”，头两天以半价优惠，每席28888元， 第一天就售出6桌。一位京城老板在广州点一道菜35万元， 以此斗倒羊城富豪。1993年，中国一跃成为出自法国西南部科涅克的高档白兰地头号市场，一年销售1600万瓶（含香港），比在欧美销售之和还多30%。正如一些富豪醉意十足地说：“吃出个天方夜谭”。然而，我国有相当数量的人食不果腹。据不完全统计，1995年春荒期间全国有1.9亿人缺粮，其中既缺钱又缺粮的“双缺人口”8500 万人。西南某省1994年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在1994年冬和1995年春仍有1013.55万人缺粮。四川某地区有52%以上的农村缺粮。在城镇， 那些每月领取几十元钱生活费的人，有的买了口粮后无钱买菜；有的靠打零工度日。一位工程师为了生计给农民摘桔子，一天的报酬是4斤稻谷。在高校，有些大学生饿着肚子上学。1994年，某省直属的13所高校就有200多名学生因经济困难提出退学。一名牌大学全校有1400 名学生营养不良。他们当中，有的一天吃两顿饭，有的早晚吃馒头、咸菜和白开水，中午吃一个最便宜的菜或半个好一点的菜。三、华丽时装与衣衫褴褛有大款说：“穿要穿它个惊世骇俗”。近几年来，因为有销路，真正的欧洲名牌服饰用品摩肩接踵进入中国市场。北京国贸中心满眼皆是路易·威登、尼诺、阿玛尼。北京一家杰尼亚，男士从头到脚来那么一身，花2万元是个中等水平。6000多元一件的费婀尼娜羊绒衫，近2万元一件的羊皮褛，上海精品屋里2.5万元一支的口红，买者眼都不眨， 刷卡而去。还有杭州某大厦一件貂皮大衣标价46.8万元等。一位阔绰女士说：“我喜欢最好的，买东西从不讨价还价，只要看中就买。”富豪们对这些名贵服饰、金银首饰也不满足，于是花十几万、几十万元买金龙鱼、哈巴狗、金丝猫等来装饰自己。就在离华丽时装不多远的地方，往贫困地区一走，便随处可见缺衣少穿的人群。十几岁的孩子，也有小媳妇，光着脚丫子、穿着破烂衣服在干活。有一农户全家6个劳动力，只有一双解放鞋，供外出时穿。 尽管每年国家机关和城市向这些地区捐献衣服，也只是杯水车薪。四、高档别墅与缺房无房几年前，一位大款花了1000多元钱在北京住了一夜总统套间就成为新闻。这些年，富豪们已不满足于住总统套间了，而是把自己的住宅建成宫殿一般，比总统套间豪华得多。有的除了建阳宅外，还为自己建好阴宅。北方一位全国有名的富豪，把自己的陵墓修得金碧辉煌。有的富翁在北京有碧水山庄，在上海有龙柏花园，在广东有东湖海滨等，每到一处都有豪华别墅。海南某县一富翁，在海口拥有4 套房子供他的情妇居住。河南某镇长盖一住宅大院占地3亩。近几年高档别墅遍及全国，并且都以皇家气派和欧美情趣相媲美。在房地产热中，1992年到1994年底，北京市建的别墅有2.3万套， 总建筑面积600万平方米，相当于目前北京市一年的住宅竣工面积。1993 年下半年全国有5000 万平方米的商品房“待字闺中”， 而城市缺房户近500万户。上海有危房、棚户、 简易屋和年久失修的二级旧式里弄房屋1500万平方米。某历史文化名城，市区无房户约3万户，住房困难户6万余户，人均居住面积低于2平方米的有1.3万户。1995年，北京市住房面积低于人均3平方米以下的家庭有30余万户。 湖南某农场职工居住拥挤，全场2100余户多代同堂居住。东北某矿务局，有2881户职工住着土坯房和劳工房。我国贫困地区有不少人住茅屋、岩洞。四川某县民政局挨户调查了6个村，有42户无住房，其中住窝棚、岩洞的36户。五、奔驰1000与磨破草鞋富豪们的“坐骑”越来越高级，派头也越来越大。日，京城某富豪迎娶新娘，警车开道，6 辆崭新的美国“凯迪拉克”打头，后面跟着豪华“奔驰”、“蓝鸟”、“奥迪”30多辆，声势浩大地驶过长安大街。北京街头有一辆世界为数不多的“奔驰1000”在行驶，我国仅有这么一辆，它为一北京富翁所有。这几年，在中国，世界级豪华车越来越多，如“林肯”、“别克”、“欧宝”、豪华“皇冠”、小霸王“子弹头”，还有前年才出世的超豪华“波拉”等等，不仅在大都市跑，而且在小县城也看得到。但现时不少城市的公共交通还很拥挤，车辆设施也很破旧。至于边远地区有相当数量的村没有通公路，有的村连机耕道都没有，农民的生产生活资料全靠肩挑背负，这就更不必说了。此外， 近几年出现的为富豪们服务的“贵族学校”也值得一提。 1992年以来，从四川光亚学校开始，一些设施高级、教学设备先进、开设课程引人、收费很高的“贵族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不少城市出现。光亚学校1992年7月的入学费就为2.2万，原计划招收100人， 到7月底报名者达162人。广东中华英豪学校1994 年的缴费是：报名定金1万元，储备金小学25万元，中学30万元。而我国不少地区，有的学校连校舍都没有，摆几张桌凳露天上课；有的课桌不全，一些学生只能站着听课， 趴在地面的木板上写作业。 1994年春季，广西13个少数民族县中小学生流失2万多人。某县1986 年全县1.5万名适龄儿童入学，到1992年只剩3200人，六年中流失1.18 万人，其中某乡从683人剩下50人。 黑龙江某矿务局1993 年至1994 年有1946名儿童辍学。重庆一位全国劳模、全国十大杰出职工，因无力缴纳数百元的赞助费，小孩竟不能送幼儿园。至于一些大款、富豪信奉“有钱就可买到一切”的信条，花天酒地，生活糜烂，赌博、纳妾、逮“蜜”、嫖娼、吸毒等，无所不干。这种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方式，毒化社会风气，损害精神文明建设，更是人们都可以感觉到的。
贫富差距的表现从上面的数据分析可知，当前的中国社会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 城乡、城镇居民间的收入差距② 地区间的收入差距③ 从事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贫富差距产生的原因面对这样的现象、一组又一组惊人的数据，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贫富差距的出现？我们小组成员认为有以下几点：①历史遗留问题和资源的分布不一致首先，中国有着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那种传统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了，改革开放后，虽然有所改革，但也不能完全消除遗留下来的贫穷问题。加之邓小平提出的“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这个政策让经济得到了发展，但也造就了今天的贫富差距。其次，新中国成立之初，城乡不同的发展政策也是原因之一第三，东部与西部的资源差距。东部以平原居多，对种植农作物相当有利，而且东部水资源丰厚，能够保障人的生活生产所需，从而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儿西部多是高原、沙漠化较为严重，土地大多不能用于种植作物，多为山地，水资源也很稀缺，自然不能与东部城市相比，这样一来，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觉得呆在西部发展前景不好，也就不愿意留在西部，都争先来到了东部，致使经济落后。②经济体制机制现阶段我国经济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还不够成熟，因此，市场的竞争机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竞争的结果就是不同生产要素拥有者等的收入不一致，楚翔出具恨大的现象。在在几种经济体制的并存下，加上一些非经济因素，有社会动荡等出现，还会出现很多商人投机倒把、垄断、官商勾结等腐败等非正当竞争现象，从而拉大贫富差距，使得资源分配不公。另外就是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市场化程度是不一致的，这点无可厚非，将导致贫富差距。③前些年国家政策和宏观调控问题城乡贫富差距可以说与国家的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前些年，国家对农副产品低价收购，对农民的税收政策，而对城市居民则采用福利补贴政策、再就业政策，这无疑使得考农作物收成生活的农民负担增重，城乡的收入差距拉大。针对这些现象，国家也做出了很多努力，例如，制定并实施了宏观调控。一方面，国家的宏观调控主要手段是税收，而税收的征管不力、制度也不是很完善。对高收入的调节不到位，出现一些高收入者偷税、逃税。另一方面，宏观调控对低收入者的保护力度不够，最近几年才对农村的村民采用财政补贴、医疗保险等政策。④ 福利等保障制度不完善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保障制度相当薄弱，只有一些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事业单位的从业人员等即少部分有钱的人有比较完整的保障，其他的私营企业、农民工、乡镇企业、以及普通公民等几乎没有什么社会保障，也没有那么多闲钱买保险等。这就使得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增多，贫富差距的出现。⑤ 教育问题在西部地区和农村，师资较缺乏，学生的受教育机会相比城市和东部地区的孩子来说就像凤毛麟角一样难求。加上西部和农村本身的经济比较差，有很多小孩被逼辍学，这样长久的循环下去只会越来越落后，经济越来越差，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中国贫富差距的表现、原因、对策新中国成立60余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各个方面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战后满目疮痍，经济极其落后的国家逐渐建设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有着世界工厂之称的现代化国家，这一巨大成就令世界瞩目。然而，巨大的人口基数，庞大的贫困人群，让这个巨大的经济总量变得黯然失色，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人均GDP，超出警戒线的基尼系数，使中国不得不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所有制形式也由公有制转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制经济共同发展，在这个转变中使得一大批人先富起来，同时也使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并且日益尖锐起来。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贫富差距是否合理?贫富差距并非都是不合理的。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导致的新型经济板块的出现，使得首先占领新的经济板块的人获得了新的收入。也造成了社会成员在收入方面的距离加大，这是有它的历史合理性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必然造成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市场经济建立的各个阶段中，不同的社会群体获益程度是不同的。拥有土地的人可以投资房地产，他就可以迅速的成为高收入阶层。所以，这个也是拥有历史合理性的。但是，不合理的贫富差距正在因为权力介入市场，落后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不断扩大。我们需要遏制的是不合理的贫富差距。 那么贫富差距过大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如果一个国家始终有大量的绝对贫困人口存在，其经济发展不足，起伏动荡势出必然，最终会波及每个人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贫富的两极分化，社会财富的畸形集中，必将导致社会的不安定。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再雄辩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收入差距过大，财富过于集中，足以给经济发展造成相当的威胁。韩国和菲律宾的对照就是很经典的例子。在1960年前后，两国的许多经济指数相差不多，包括人口、人均GDP、城市化、小学和初中在校人数。起点相同，半个世纪后韩国经济翻了三番，成为当时的“亚洲四小龙”之一；而菲律宾经济停滞不前，社会动荡不安。主要原因就是韩国的收入和土地分配比菲律宾平均的多。还有经济学家认为，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缓慢，就是因为财富过度集中的缘故。另外，贫困人口低下的生活条件会让他们失去劳动积极性，降低生产效率。社会的不公正与不平等还使人们逐渐失去国家凝聚力。大量人口资源闲置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威胁了社会的长治久安。现在中国贫富差距过大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1.基尼系数偏高一些。比如我们跟别的国家做一些对比，一般来说，像美国基尼系数在0.4%，俄罗斯前一些年是0.48、0.49，这些年回落到0.4左右，印度是和英国、法国都是0.37。现在世界上基尼系数最低的国家是日本，次低的国家是德国0.289左右。我们国家的基尼系数，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数据大约是0.46，这样一种水准的基尼系数已经标志我们国家收入不公的现象进入到世界上比较明显的、不公的国家行列当中。2.城乡差距非常明显，很可能是全世界第一。我们国家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城乡二元结构，在1978年城市居民的收入是农村人均纯收入的2.58倍，到了1990年有所降低，到了2.2倍，到了2009年达到3.33倍。而实际上多数国家的城乡差距在1.7倍左右，少数国家超过2倍，我们国家达到3.33倍。按照许多学者的研究分析，如果把农民收入当中用于来年生产投入，比如买种、买化肥扣除，如果把城市居民各种隐形收入和福利因素加起来，中国实际的城乡差距很有可能是5倍到6倍，这是学术界比较普遍的共识。这显然体现我们国家的城乡差距很有可能是全世界第一。3.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特别是垄断性行业和非垄断性行业之间的差距。垄断性行业已经引起的公众的高度关注，因为有一些非常不合理的做法。比如对于很多垄断性行业来说，对于下游产品有定价的权力，而上游一旦有亏损的话，国家可能拿出大量的资金进行补贴，而且限制、拒绝一些民营企业与它产生竞争的关系，不符合市场经济平等竞争的规则，所以现在行业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垄断性行业是牵扯到千家万户，它的产品牵扯到千家万户，我们看到公众对它的关注度尤其高。4.我们国家地区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像东部沿海发达城市，上海、深圳跟大西北的差距几乎是两个世界一样。而它的严重性在哪儿呢？今年比如相差30年、20年，明年可能又差了35、36年，差距的趋势越来越大。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得出基本的判断，我们国家的贫富差距是越来越大。贫富差距的原因:1、“先富与共富”政策的实施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政策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打破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让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之后并没有回过头来帮助其他人其他地区，这就导致了我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现状。2、“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的执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产力不发达，发展经济成为首要任务。因此，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由于没能完全理解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论受到了人们的追捧，并成为近年来我国经济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政策。该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只要效率问题解决了，公平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正是在这一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公平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国人的重视，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3、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健全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套健全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尚没有真正建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非法、违法经营和权力资本化，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4、税收制度的不合理国家通过健全的税收制度，可以有效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无论是从绝对数量上还是从税率上来看，收入高的人比收入低的人要缴纳高更多的税收。但是在我国税收排行中，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上前几位的富豪并没有排在税收排行榜上的前几位，这就说明中国的税收制度并没有保证收入高的人要比收入低的人缴纳更多税收这一国际惯例，导致了我国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5、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 除了合理的税收制度外，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然而，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明显表现出严重的滞后。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城镇的退休人员、城镇的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由于得不到及时的、足量的保障，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6、不平等竞争的存在经济领域中存在着许多不平等的竞争也是我国贫富差距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平等竞争表现在很多方面，最突出的是一些部门、行业甚至是一些个别的社会成员，能够通过垄断经营获得垄断利益或高额利润，而其他的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却不能，因此最终形成了非常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比如，一些借助国家特许经营的垄断行业就获得了“暴利”。7﹑国家税收利用不合理有经济学家指出，中国社会最大的贫富差距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贫富差距，目前中国的现状是国强民弱，国家每年都有巨大的财政收入，然而这些财政收入并没有用在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上面，或者说用在这方面的太少，中国政府是投资型政府，每年都把大量资金用于投资建设，却忽略了公平，仍然是要通过投资建设把蛋糕做大，并没有起到分蛋糕，分配财富的作用，不注重社会保障的建设，只是现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严重滞后，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减小贫富差距的对策﹑措施：1.大力发展经济，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贫富差距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要缩小贫富差距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努力发展经济，把蛋糕做大，才能更好地把蛋糕分好，才能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更有能力解决贫富差距过大问题。2.充分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1）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建立社会保障税。（2）征收遗产税和赠与税，是长久之计，有其必要性。（3）有必要借鉴西方“负所得税”征收方式。3.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完善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途径。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极其不完善，严重供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国家财政对收入的再分配能有效缩小贫富差距。4. 铲除腐败，健全制度体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现在社会上出现了严重的仇富心理，这种仇富心里主要是针对那些通过非法途径富起来的人，那些通过不法途径牟取高额利润的行为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是一大破坏，同时有严重髓海了社会公平正义。5.增加教育投入，提高人口素质。把“输血型扶”贫转变为“造血型”扶贫。注重经济扶贫的效果是加快扶贫的进度和提高扶贫的质量的关键。也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手段。6.大力发展慈善事业，正确引导民众大规模的，有秩序的社会慈善事业，在帮助低收入者和无劳动能力者，进而影响和缩小贫富差距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7.工会在制约贫富差距方面作用日益增强。在劳动者能够自由流动，工会地位合法化的条件下，工会往往能使其会员工资增长高于整个劳动力市场的水平。工会的作用在西方国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值得中国借鉴。总之，中国的贫富问题是极其复杂的。脱贫致富，缩小贫富差距更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只有抓住经济发展这个中心，依靠科技进步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生产效率，经济效率和财富积累水平，才能为贫富问题的解决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但发展不仅是快慢的问题，还涉及好坏的问题，因此，我们要正确处理好发展和合理性的关系问题，解决好制度﹑体制及方方面面的行为。这样才能使贫困以及恶化的贫困差距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陈志武教授写了一篇小文论述：贫富差距恶化的根本原因。他在结尾说：“这是贪婪、是资本主义制度所致，还是人类社会日益进步的必然副作用？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否则我们就会对当今社会、经济做出误判。”无论他举证了多少例子，以此做为“贫富差距的原因”，实不令人信服。资本主义制度的贪婪性，已被韦伯举证，并被马克思肯定为革命性。世人公认。陈先生以此作为“贫富差距恶化的原因”不合逻辑，判为社会进步的副作用，未必公允。不合逻辑和副作用一说，已脱离贫富差距学的内容。属于对资本主义认识的问题。例如，数字的大小差额本无道义，非要定性大小差额为不正常和副作用，是不是强词夺理呢？中文字中的“贫与富”，指温饱状况。一人一顿能吃三两米饭和一人一顿能吃三斤米饭，这个差距不是贫富差距，是能力差距。能力差的人一顿连三两米饭都不足时为懒。能力強的人一顿有五斤米吃不了兜着走为勤。懒不为穷，勤不为富。能力差距不是贫富差距。是不可交換的个性差异。个性差异的解决办法是补贴扶助。与贫富差距有本质的不同。马克思对啇品的交易特性研究的结果表明，生产与再生产不会造成贫富差距，交易产生的“剩余价值”的分配不公，他用剥削定性。马克思认为“贫富羞距的原因”是交易造成的。有产者有交易权。他们独占了产品的剩余价值（交易价值、附加价值、租金和汇率溢价）成为不劳而获的富人。例如马云和金融产业中的大亨。他们的市值与工薪阶级的劳动币值，就是“贫富差距”恶化的证据。价值自古就有。与生俱來。并非如马克思所言为资本主义独创。更不是进步的副作用。事实证明，价值覌念正走向普世。价值是人类记忆的产物。没有记忆或记忆短暂的低等动物和生物没有价值概念。人之所以为人，因为有记忆和把记忆积存起來传存下去，才进化成了有价值的世界。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记忆。鱼只有7秒钟的记忆，所以永远不可能进化为人。人的记忆能永垂不朽，所以产生了无穷的价值覌念。记忆可以用來交流，这就是类人猿最早的交易行为。记忆好而信息多的猿就成为了强猿。享有特权成为富猿。这是血族团体中的贫富差距。这时，就显現出智啇的差距成为贫富差距的标识了。在猿群中，不是强壮为王，而是智叟为王。中国七十二皇，美国四十四届总统，不以财富数量载于史册，而是以“公信”载于史册。因为他们有权铸造货币。世界各国的货币都以他们的开国皇帝像为最大的币值。因为开国皇帝代表了一国的信用。简单的说，财富是一种信用。信用和失信就是贫富差别。温饱与饥寒不是贫富差距。而是人居条件。不是民众不懂货币理论，而是马克思没有研究过货币理论就对贫富差距的原因下了判决书。陈志武给贫富差距下了副作用的结论，思维方式仍然是马克思模式。至少，这位教授不懂用货币理论解释社会現象。总结，资本主义发明了纸币。交易是啇业社会的市埸行为。贪婪是人之性。三者都不是副作用，而是进步作用。贫富差距恶化的根本原因是信用差距。金融危机就是欠债违约危机。信用缺失产生的社会恶果，不是副作用而是竟争的机制。或者可以定性为新陈代谢。让适者生存，智者进步。富裕不是愚味的知足，而是诚信的感动。当美元信用惠及天下时，69亿人民都用美金。只有少数人用人民币“滥竽充数”。中国人民不穷。穷在无信的中国人。据美国人说，民主政治能立民信。所以，美元比人民币強。美国比中国富。富在有人性和人人相信。
贫富差距对社会的影响贫富差距是一个热门而古老的话题。辩证地说，自从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来，贫富差距就一直客观存在，而且一定的合理的贫富差距对于社会的运行有着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一般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以前的漫长历史进程中，除很少存在的绝对平均主义问题外，只有当贫富差距过大时，贫富差距才会成为社会问题摆在人们面前。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贫富差距问题”。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维护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前提条件，人类社会是一个利益互动的社会，利益使人类社会既存在利益一致性又充满冲突，防止利益冲突，实现社会和谐必须把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等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如果社会严重不公，明显两极分化，势必导致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之间剧烈的矛盾冲突，直至暴力冲突，这样社会和谐也就失去了制度保障。比如“巴黎圣母院”中，乞丐们为救艾丝美拉达，与教会发生了冲突，导致了乞丐们的死伤。这就是一种社会贫富差距极大而引起的剧烈矛盾冲突。贫富差距问题影响社会心理，引发社会不满情绪的滋生蔓延，影响人心所向，容易生成社会不稳定的心理温床。社会心理稳定，通俗地讲就是人心稳定。社会心理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内涵。我国传统文化中所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实际就是指社会心理学上的“人心所向”对一个政权的极端重要性。而贫富差距问题是影响社会心理稳定的重要根源，是产生社会不满情绪的根源性问题。 贫富差距问题是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的经济根源。马克思认为：“蔑视社会秩序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而犯罪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有其产生发展的各种复杂主客观原因，“一定的原因按照特殊的规律性在产生一定的犯罪行为”，是侵犯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社会秩序，其最终根源在于一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会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贫富差距问题影响社会结构，容易导致社会结构失衡甚至畸形化发展，激化阶层矛盾，严重时甚至会造成社会对立与冲突动荡。社会结构是社会各组成部分及其组成力量之间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在社会学意义上，社会结构最常指的是社会阶层结构，以至于很多时候人们甚至也将其几乎等同于社会阶层结构。一个社会能否稳定，正如一栋房屋是否牢固一样，结构至关重要。比如“简爱”中，主人公简爱因为所在社会阶级低下，不能拥有平等的爱情，这是一件很令人伤心的事。“难道就因为我贫穷、地位低下、相貌平平而且身材矮小就没有灵魂，没有一颗心吗？你想错了！我的心灵和你的一样丰富，我的心也和你的一样充实。”相信看过《简o爱》这本英国文学史上经典著作之一的人对这几句话并不陌生。不同的财富拥有，导致了社会地位的高低，而造成了对爱情的追求也受到了影响，这是很不公平的。可以发现贫富差距问题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是深刻而复杂的。这种影响不但因贫富差距过大而引起，而且也因贫富差距形成的原因和机制不公平、不合理引起。这种影响是复杂的，既有对社会心理的影响，又有对面上的社会秩序的影响；既有对内部的社会结构的影响，又有对深层的社会制度的影响。这些影响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能否妥善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不但事关社会的持续稳定，而且更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必须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贫富差距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进一步提高对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中国的贫富差距现状—— 张凤华
当代中国贫富差距的两大基本因素是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现存平均主义现象与贫富差距之间有着相互作用。在建设中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本文将对当代中国贫富差距的总体状况进行分析。中国目前的实际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从国际间的比较看，是属于较高程度的，还是属于较低程度的?迄今为止，中国的国家统计部门尚未正式发布过全国范围内跨越城乡的收入分配差距“五分法”或“十分法”资料。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在此基础上计算“不良指数”。我们已经得到的只有《中国统计年鉴》关于城镇居民“五分法”的资料和在此基础上换算出的不良指数，即1995年的3．77。全国范围的不良指数，肯定会明显大于3．77。按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中国收入资料换算成的不良指数是8．64；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据称在全国范围内所作的“一次严格PPS抽样人户调查问卷的数据”显示或换算，基尼系数为0．434(i)，不良指数应为11．77@。究竟那个较为准确一些呢?本人认为，中国目前的实际贫富差距，特别是乡村内部和城镇内部的贫富差距，比改革开放以前确有拉大，但在国际上还是属于中等程度的差距。考虑到中国在人口、幅员、区位(一端临海，一端处于大陆深处)等方面的具体情况，考虑到正处于社会全面转型和经济发展中的最敏感阶段这一事实，这样程度的差距应当说是仍处在可接受或容忍的范围以内。在给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的程度定位时，我们不能不考虑到中同的人口和领土规模这一事实。从政府行为的角度讲，假设以“不良指数(五分法)”的一个特定数值(比如8．5)为调控目标的话，在一个10亿人口的国家，要比在一们．5亿人口的国家实现起来的难度要大得多，也就是说，在中国控制贫富差距，要比在韩国困难得多。如果与巴西、墨西哥、南非等规模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当代中国又属于在收入分配的均等化方面做得较为不错的(在后面进行贫富差距的成因和要素分析时，本书还会分析这些问题)。同时，也要注意到，由于社会保险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由于某些主观因素的作用和负面政治因素的干扰，社会成员对贫富差距的承受能力和政府对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控能力都很有限，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少。在给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的程度定位时，我们不能不考虑到中国的处在特定的发展阶段这一事实。所谓中国目前的实际贫富差距，在国际上还是属于中等程度的，显然同时意味着还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贫富差距的程度小于中国。但这里面至少有两种情况：一是像北欧部分国家和东亚部分国家与地区，其整个收入分配的好于中国。二是也有一些南亚、东南亚和非洲国家，比如印度、卢旺达、孟加拉等，其基尼系数或不良指数等反映收入分配不均等的指标都并不算很高①，比中国目前甚至还要低一些，但是，人所共知，这并不能代表他们国家的收入分配的均等情况就比中国好，因为他们的总体发展程度相当低。当然，如前所述，有些国家，比如美国，反映贫富差距程度的某些指标比中国目前还要略高一些或大体相当，但我们也不能就此说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均等情况比他们还好。也就是说“贫富差距的程度小”与“收入分配的状况好”并不是一回事。
总之，对中国现存的贫富差距扩大化、显性化、阶层化等问题，不讲足不好，不重视不好。我们现在的很多估计和工作处理方案还是低标准的。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按某些国际组织的测定，中国的“贫困发生率”，即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约为20％或更多一点，但我国按自己的“贫困人口”标准计算则是6％左右②。但是，人为夸大差距，把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不均等的情况，讲得比实际情况严重得许多，也是不妥当的。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僵化和保守的社会主义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全面过渡的社会转型时期。面对这种情况，包括贫富差距的程度、特点等在内的许多问题，都给人以难以把握的感觉。面对实际情形，论证现在收人差距已经较大或仍然很小，似乎都可以找到理由。对这些问题，靠感情用事，靠“抓住一点，不及其余”都是不行的。我们只能靠理性思维，靠周到的调查分析，来历史和全面地把握这个问题。
离贵阳,驱车往西,景象逐渐荒凉,几乎看不出中国这20年来经济惊人增长的痕迹。来到中国最贫穷和最偏僻省份贵州的中心地带猫营,这里离贵阳160公里,人口4万,以苗族和布依族为主。耕地不足,没有工厂。多数居民难以在土地上获得必需温饱,只能依靠在附近的采石场从事石头墓碑的雕刻来赚些钱。在尘污弥漫的环境下工作12个小时只能得到相等于2元5角美元的工资。在这样低劣的生存条件下,有些人就背井离乡到沿海地区诸如上海等地方的工厂或建筑工地上干活。类似猫营这样的村落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东部与西部最具对比意义的缩影。在已故领袖邓小平1978年倡导改革开放的初期,沿海省份广东、浙江和福建已经获得了超常的财富份额。但是9个内陆省份和自治区,加上直辖市重庆市仍然停留在令人触目惊心的贫穷中。这个贫穷带,从西南的云南省一直伸展到北部的新疆,相等于中国面积的一半,人口2.85亿,略多于美国的人口。其收入为全国平均收入的65%,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地区研究所的主任陈东生(音译)说,这种差距还在拉开。西方对中国飞速的发展以及在财富分配上不可能使13亿人口平均受益表示理解,但北京当局却对此差距深表不安。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共产党应当把经济上的利益作出相对合理的分配。现在的差距,以及当地官员的普遍腐败,会越来越引起工人与农民的怨恨,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了及早化解这个危机,北京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开发西部的行动。为此,中央政府给予各种优先和优惠的贷款和投资政策以及国家的补助。根据陈主任的介绍,要修建3.5万公里的新道路,包括四川到贵阳的高速公路,在今后的10年内兴建4000公里的铁路。费用将以千亿计。“这是中国的第二次开放,”一家位于成都的知名电脑软件和硬件制造公司的副总裁说,“这个规模要比我们在1978年见到的更大。”西部的潜力是巨大的如果维持每年7%的增长以及提供数以百万计的职业,这必须使中国经济的基础多样化。目前,国内产品总额的24%来自沿海省份的出口工业,并且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国内消费市场已经疲软了两年多,产品的价格不断下降,很多产品被堆放在仓库里。除非人口众多的穷乡僻壤也能参与到经济发展的主流中来,否则经济就难以再有巨大的增长。“如果中国不发展西部,我们国家的产品就会没有市场。”陈先生说。中国还面临着失业人口日益增加的麻烦,尤其是加入WTO后,随着进口壁垒的撤除与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失业人口还会进一步增加。即使在东部地区也出现了不少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的情况,随之形成一些不安定的因素。估计这将涉及上千万工人的就业问题。另外,8亿中国农民的收入增长率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率为1∶7的比例,因此大量的农村人口继续往东部的城市移动,使中国这些本来已经十分拥挤的城市变成了一个随时会出现爆炸的大火药桶。看来,中国政府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在内陆省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中央政府保证将3960亿预算中的70%拿出来用于西部的基础设施开发,如道路、通讯网络、水坝等的建设。计划发行120亿以上的债券来投资天然气管道和发电厂。政府还以较低的税收和地租与费用来吸引国内外公司的投资。沉重的翅膀但只有你亲自去过贵州与四川的边远村落后,就会明白劝说外面的公司到西部投资并非那么容易。大多数贫困的内陆地区环境闭塞、山岭起伏、距离铁路、公路、河流都比较远,而当地官员又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和知识,办事难。而基础设施这类巨大的工程,一经国营企业来承担,他们习惯于大手大脚地花费,结果真正能使贫穷地区得益的又会有多少呢。另外,在西部的工业仍然没有走出当年错误决策与大跃进的阴影。当时很多工厂所以迁移进深山大沟,完全不是为了方便生产和赢利,而是力求处在美国与苏联导弹的射程之外。这些工厂现在才开始进行漫长与痛苦的改造。显然,在中国进入WTO后,它们面临的竞争与压力比较东部地区更为尖锐和沉重。贵州JONYANG机械工业公司典型地揭示了这种挑战的严峻。在潮湿阴暗的仓库里排列着满是尘封的,用于矿业或建筑的开凿机。这是一家举步艰难的原国营企业,过去生产过榴弹炮。这家企业要负责3600名职工和2400名退休人员的衣食住行和生老病死。它已经支付几笔钱给当地政府来摆脱某些责任,但是它摆脱不了到期必须偿还的相当于700万美元的债务。因此它没有钱来更新设备,生产不出适合国外需要的产品。1997年,它只能与一家加拿大的投资公司签订了一项2500万美元的合资经营协议。但是现在它面临的问题是,它在国内的老对手却与更加财大气粗的国际跨国公司合资经营,相对之下,优势又变成了劣势。除了裁减工人和砍掉某些社会服务外,别无他法。“我们已经把学校交了出去,”方总裁说,“下一个将是医院和建筑部门。”这就是很多内地国营企业共同面临的为难问题。如何吸引外部资金流入西部中国已经吸收了外国的资金达3000亿美元,而截至1999年,西部只分到99亿。偏僻的贵州省仅仅得到了1亿美元,西部最富裕的省份四川也只有68亿美元,比较上海浦东开发区这方寸之地近年来的110亿美元,真是令人难以想像。外国资本集中在沿海,除了沿海各省所获得的优惠政策外,另一个理由,可能是某些跨国公司在内地吃过亏,急于要撤出来而不是进去。例如当地官员对中国的法律有他们自己的解释,以及声名狼藉的腐败。除了外国的资金,政府也劝说那些成功的中国企业投资西部,并不要求它们牺牲什么,而是力求使它们得到什么,例如合并内地效率差的国营企业也并非都是吃亏的事,内部股一旦上市,就有意想不到的好处。一般来说,西安是一个比较吸引外来资本投资其高科技的地方:税收低,土地便宜,电力与道路过得去,研究机构多。4月,深圳的中兴公司决定投资600万于西安研究与发展研究所。IBM最近也同意在开发区的管理上进行有关的软件开发。而HP公司估计投资700万美元用于电子商务的研究与发展。光是4月份,西安就接待了国内外70个代表团来访。开发区本身也投入了1800万美元的风险基金指定要用于扶植小公司。随着沿海地区成本的攀升,某些来自富裕省份的国内企业开始发现西部那未经开发的市场和低廉的劳动力。西部的工资往往只是沿海富裕地区的一半。青岛的海尔用2400万收购了贵州的一家国营电视机工厂后,销售额增长了3倍,估计今年会达到6000万。“西部的市场实在太大了。”海尔的销售经理说。□
金融时报:律师的贫富差距中国律师迄今为止的社会地位和公众口碑仍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律师的收入也差异悬殊：不仅地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即使同在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都市，顶尖律师和普通律师的收入也能差上数百倍、甚至数千倍…… 律师的贫富差距
魏城先生：
您好。看了您写的《医生救人 ，律师救世？》一文，很想说说我的心里话。
我是个律师，但远远算不上中产，就是一个职员的水平，月薪五千元。我曾在国企、民企来回跳过几次，终于在超过35岁的时候踏实地做律师了，因为没有合适的地方可去。
按说我也有五六年的执业经验了，但就是找不到案源，只好做工资律师，收入可想是没法提高的。老板效益不好就更不行，律师收入的差距太大了，合伙人一年有上千万的，但毕业生只有一千多元。
其实，能不能有案源，更多的不在于职业水平而在于人际关系，没有人脉，高收入是可望不可及的。这种情况下，律师更多精力不在提高专业水准而在为拉关系发愁。
和医生一样，我也时常灰心，但说实话，除了垄断行业，没有压力不大的生意。所以，为了一定的理想，还是只能继续我的职业了。 读者：xu jia 中小城市律师活得很艰难 魏城先生：
你好，我叫任济舟，我只是一名不出名的律师。我看了你写的《医生救人，律师救世？》我不太同意你的观点。我02年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同年从事律师工作。
我认为律师收入并不是像你文章里说的那样。中国的律师现在活得很艰难、很辛苦。你文章里说的那两个律师在中国律师总数中占有的比例很低，不到20%。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的收入很少，而且，很不稳定，吃饭都难以维持。我们律师事务所有一名老律师，年收入超过10万，在抚顺市算是比较多的，但如果扣除他的成本，也就是6万多，就律师的收入和付出而言，律师的收入和付出不成正比，我想说，我们律师的执业成本很高。看起来挣钱很多，但是扣除成本后，就不多了。我们这的律师事务所不管我们律师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还有我们北方特有的暖气费，所有这些全要律师自己承担。我们律师还有很多看不见的成本，这些成本加起来少说也有5000元，这还是收入低的律师，收入高的律师成本随之也升高。我们这的律师事务所都是提成制，律师没有工资，如果律师没有案子，那么律师的吃饭就成问题了。别的城市我不知道，就抚顺市而言，律师人数年年在减少。 我们辽宁省最近开始法院、检察院系统招考法官、检察官，有一些符合条件的律师都报了名。虽然法官、检察官的束缚比较多，但是收入稳定，旱涝保收，而且，做法官、检察官成本很低，最重要的是，法官和检察官有很多灰色收入。法官和检察官的生活都比律师要强。所以，报考法官和检察官的律师比较多。
退一步说，现在很多人都羡慕律师工作（包括法官、检察官），但是，让他们（法官和检察官）放弃他们的职位从事律师工作，我敢说，没有几个人敢来做律师的。
最后，我想建议你，就中国律师的生存状况作一个详细的实地调查。 读者：任济舟
《医生救人，律师救世？》
不到十年，法律专业学生择业取向为何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作律师，对个人能力的发挥更有利一些，而在公检法，也许受到的各种束缚更多一些；此外，作为留在上海的外地学生，干律师，走向成功的概率更高一些。”田波说。当然，律师收入在这不到十年中的大幅度提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收入方面，做律师最初可能很辛苦，也挣不了太多的钱，但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律师收入增长的加速度，肯定要比公检法快很多。”
在中国中产阶级调查的“职业子系列”中，我已经写了老板、职业经理人和外企高级雇员，这一集则涉及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人士。顾名思义，专业人士是靠自己的专业知识或专业技能吃饭的人。专业人士有很多类别，我这里只写专业人士中的医生和律师。
在西方，谈及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便不能不提到两类职业：医生和律师。按照西方的社会分层理论和实践，医生和律师位于社会分层的高端。例如，英国自从2001年开始采用的“国家统计局社会经济阶层分类（NS-SEC）”中，医生和律师便被列入第一类分层中的“高级专业人士”之中。
西方中产阶级也像中国人一样，“望子成龙”。不过，他们心目中的“龙”，多数情况下不是“官”，而是医生或律师。
由于历史的阴差阳错，医生和律师在现代中国的地位，显然远远达不到西方同行的那种高度。不过，这两类职业在中国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变迁，似乎又不能等量齐观：“文革”期间，中国“消灭”了律师这种“资产阶级职业”，地位自然也无从谈起；医生职业无法“消灭”，而且特别凸现其重要性，当时整个医生职业都经历了或多或少的“赤脚医生化”过程：社会地位很高，但经济收入很低。经过近30年的经济改革和法制建设，律师职业从无到有，社会地位逐渐改善，经济收入则如火箭般窜升；同样经过近30年的经济改革和近10年来市场化导向的医改，医生职业与“文革”时期相比，却经历了某种“反向移动”：某些医生和医院的经济收入如火箭般窜升，但社会地位和民间声望却如自由落体般直线下坠。
尽管如此，专门研究中产阶级问题的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晓虹，仍然把这两类职业划入新兴的中国中产阶级。不过，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并不讳言，虽然医生和律师的经济收入近些年来大幅度提升，但其社会声望总体而言并不是很高。中国《社会学研究》杂志去年刊登的一项当代中国社会职业声望得分排行榜也显示，排在前三位的都是官员（市人大主任、市长、法院院长），律师排名第16位，还比不上机关科长，医生排名第29位，甚至低于机关科员。
这次在中国，我采访了几位律师，其中的上海律师田波和重庆律师邓亚岚，分别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毕业的法律院系大学生，他们对各自毕业时同学们择业取向的叙述，凸现了时代变迁对律师地位微妙而又显著的影响。
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邓亚岚的大学时代，是在重庆的西南政法学院度过的。“我上中学时，看过一部日本电视连续剧，其中有一个角色是律师，我觉得他挺牛的，所以选学了法律。但读了法律以后，我才发现，那时的律师，地位非常低。” 邓亚岚快人快语，言辞直率，“到了1989年，我毕业时，同学中没有什么人愿意当律师，只有那些成绩不好、也没有什么活动能力的学生，才去司法局当律师。”。
邓亚岚毕业时也没有选择当律师。她先去成都师专当了三年教师，然后调到了重庆一家检察院，一年之后，她又“下海”，先后在两家房地产公司从事房屋销售工作多年，到她最终转入律师这一行时，已经是九十年代下半叶了。
而那恰恰是田波考虑择业的时候。如今在上海海众律师事务所担任副主任的田波是山东人，1994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到1998年毕业时，田波和他的同学们的择业取向，已与邓亚岚毕业时的景观截然相反：“我们同学中大部分人都选择当律师，或者去外企，进机关或者去公检法的人大概只有10%。”
不到十年，法律专业学生择业取向为何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作律师，对个人能力的发挥更有利一些，而在公检法，也许受到的各种束缚更多一些；此外，作为留在上海的外地学生，干律师，走向成功的概率更高一些。”田波说。当然，律师收入在这不到十年中的大幅度提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收入方面，做律师最初可能很辛苦，也挣不了太多的钱，但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律师收入增长的加速度，肯定要比公检法快很多。”
这两个因素也是邓亚岚后来转行干律师的主要原因。如今，田波和邓亚岚都是颇为成功的律师：刚过30岁的田波当上了律师事务所的副主任，半路出家当律师的邓亚岚也做到了“合伙人”这一步，前些年，她还入选英国政府出资的一个培训项目，被派往英国进修了一年。他们两人近些年来的平均年收入也都在50万元人民币以上。
对邓亚岚来说，律师的政治地位也在近些年来有了很大的改善：“2001年，我们律师事务所受重庆市人大委托，独立起草了《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律师直接参与立法，这还是中国法制史上的第一次，也算是中国律师参政议政的一个体现吧。” 邓亚岚回顾当年的那一段经历，至今的口吻中，似乎还带着一丝兴奋、一丝自豪。
但对田波来说，中国律师迄今为止的社会地位和公众口碑仍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政治上也没有足够的发言权，律师的收入也差异悬殊：不仅地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即使同在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都市，顶尖律师和普通律师的收入也能差上数百倍、甚至数千倍。这也是他并不认同“中产阶级”的理由所在：“我们去法院办案，总是能够感受到某种歧视。公检法的工作人员对律师总是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
即使是邓亚岚也承认，律师的高收入并不一定为这一职业带来相应的尊重，“我丈夫也是学法律出身，他就不想当律师。他在法院干过，他知道律师在法院的遭遇。他说过，我受不了那份儿气！” 邓亚岚笑着说，但她的笑容掺杂着某种尴尬和苦涩。
离开上海的前一个晚上，我的一个作律师的老同学请我吃饭，为我践行。
席间，他讲了一个笑话：前些年，上海《新民晚报》曾经刊登过两幅漫画，一幅画的是，一位律师一边数钱一边说：“嘿嘿，这笔赚得真爽！”；另一幅画的是，一位律师遇上久违的朋友，朋友问：“好久不见，最近忙什么呢？”律师回答：“我现在不当厨师了，自行车也不修了，当律师啦！”
我的这位律师同学笑着对我说：“这两幅漫画在上海律师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上海市律师协会会长还专门写信抗议呢！”他笑得倒很开心，好像他是局外人，不是干律师的。
良久，他才认真地说：“你这次来中国采访中产阶级，我倒觉着，中产阶级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概念，并不是收入达到某个线的人就能划为中产阶级。律师在西方地位非常高，他们不仅收入丰厚，而且参与安邦治国，匡危救世，许多政治家都是律师出身。但在中国，律师收入虽然高了，但社会地位和口碑却不高，即使中国的律师个个收入上千万，如果你在民间的形象就像那幅漫画所描绘的那样，你也算不上什么中产阶级，你再抗议也没有用……”
不过，我没有听完他接下去讲的话，也顾不得喝完杯中之酒，便匆匆起身告辞。这位老同学不解，但待我说明原因后，他一点儿也没拦我。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GDP年均增速保持在９％以上，社会生产力和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经济总量稳居世界前列；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到上个世纪末已总体上达到了小康。然而，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也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国内外所有经济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据世界银行的有关报告，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扩大至0.458；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中国国家统计局前期公布的数据也表明，我国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这些数字充分显示了中国贫富不均的严重程度，也显示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未能被社会各阶层共享，而是绝大部分聚集在少数人手中。鉴于此，笔者希望能通过本文，在对我国出现贫富差距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若干合理化的、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我国贫富差距出现的原因对于中国为何会出现贫富差距，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导致贫富差距不外乎以下六个原因。1、“先富与共富”政策的实施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政策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打破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让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是，这一政策没有得到完整的落实。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去带动其他人实现共同富裕。从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贫富差距。2、“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的执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产力不发达，治穷是最主要的任务。邓小平同志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 因此，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由于没能完全理解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论受到了人们的追捧，并成为近年来我国经济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政策。该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只要效率问题解决了，公平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正是在这一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公平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国人的重视，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3、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健全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套健全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尚没有真正建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非法、违法经营和权力资本化，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根据有关专家粗略计算，各种非法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大约使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上升31%。4、税收制度的不合理毋庸置疑，国家通过健全的税收制度，可以有效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无论是从绝对数量上还是从税率上来看，收入高的人比收入低的人要缴纳高很多的税收。然而令人奇怪的是，频繁出现在福布斯（或胡润）中国富豪榜上的中国富豪们，并没有出现在缴税排行榜的前列。这充分说明了目前中国的税收制度的不健全。由于对于高收入群体缺乏合理的、必要的“限高”，导致了我国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5、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除了合理的税收制度外，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然而，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明显表现出严重的滞后。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城镇的退休人员、城镇的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由于得不到及时的、足量的保障，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6、不平等竞争的存在最后，经济领域中存在着许多不平等的竞争也是我国贫富差距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平等竞争表现在很多方面，最突出的是一些部门、行业甚至是一些个别的社会成员，能够通过垄断经营获得垄断利益或高额利润，而其他的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却不能，因此最终形成了非常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比如，一些借助国家特许经营的垄断行业就获得了“暴利”。缩小贫富差距的对策建议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党和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贫富差距的严重性。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十一五期间，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1、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但多数人如农民、城镇下岗职工以及国家公务员等并没有从我国的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取得多少实惠，这部分人的收入增长甚至还赶不上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是极不合理的。因此，我们必须大幅提高这些人的收入水平。如，除了完全免除农民的各种税费以外，还要给农民尤其是种地农民大量的补贴；大幅提高城镇职工的最低工资水平和最低生活保障线；大幅提高国家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水平。2、完善社会保障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较好地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是和他们拥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无关系的。与之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工作才刚刚开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在缩小贫富差距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首先考虑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因为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基石。它不但关系到亿万人民群众能否安居乐业、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还关系到亿万个家庭以至整个社会的稳定。因此，建立一套完善的能够覆盖全国所有人口（包括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已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3、健全财税制度目前我国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仍然是工薪阶层，这充分说明我国财税制度的不合理，这也是我国贫富差距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想充分发挥税收的调节功能，我们就必须进一步健全我国的税收制度，如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征收遗产税、赠与税和奢侈消费税等。此外，还应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以提高贫困人群的生活水平。4、加强法制建设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片面地强调效率问题，导致一些人为了致富而不择手段。现实生活中以权谋私、官商勾结、走私贩私、假冒伪劣等违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对此，我们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并依法重拳出击，严厉打击违法乱纪，权钱交易等丑恶现象，进而有效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此外，我们还要建立相关法律，鼓励先富起来的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如办教育、办慈善事业或修路等。5、降低垄断收入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时间尚短，市场运行机制还不很完善。原有的某些体制性或政策性的原因，使得电力、电信、铁路等行业至今仍然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垄断。并可以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也拉开了这些行业与其他人群的收入差距。为此，我们必须借鉴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在垄断行业中引入竞争机制，降低行业的垄断性收入。对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要加强对其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6、继续“两大战略”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享受了优惠的政策，东部地区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目前东部的发达程度已远远超过了中、西部。为了解决日益增大的地区差距，党中央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的伟大战略。实践证明，两大战略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效果还不太明显。因此，我们应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加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吸引国外投资者和东部的资金、技术、人才到中西部地区，从而有效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中西部地区的生活水平，最终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的贫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