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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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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在本月10日中央财政领导小组会上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力。”在APEC会议上又向与会代表表示,“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方面做更大的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11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召开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时强调,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下一阶段中国改革重点在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作为经济改革的新概念,有人甚至说习近平为世界经济改革开出良方,“供给侧”成为近期大众与传媒的热词。
那么供给侧是个什么概念?它的来龙去脉怎样?着力供给侧改革有没有把准中国经济的命脉?符不符合我国经济改革方向?有没有必要和可能?我们不妨分别阐述如下:
所谓供给侧改革简言之,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除供给约束,积极进行供给干预促进经济发展。具体讲,一方面将发展方向锁定为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也要求改革现在一些抑制供给的体制和政策,如保护落后产能、紧缩的货币政策和繁琐的审批制度等。换言之,就是说供给侧改革是指发生在投入侧面而不是产出侧面。这是从宏观角度谈的供给侧涵义。
从微观角度看,经济学界有个供应链概念,其目标是在满足客户需要的前提下,对整个供应链(从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到消费者)的各个环节进行综合管理,从采购、物料管理、生产、配送、营销到消费者整个供应链的货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入手,把物流与库存成本降到最低。其最终目的有三个:1、提升客户的最大满意度;2、降低公司成本;3、企业整体物流呈品质最优化。
供给侧改革应该是微观与宏观两者的统一,宏观发力最终要落到微观实处,微观做到最优才算实现了供给侧改革成功。
供给侧概念来自于供应学派的理论。“经济链”概念最早来源于美国有现代管理学之父称号的彼得·德鲁克,后经美国哈弗大学商学研究院教授迈克尔·波特发展为“价值链”,最终演变为“供应链”理论。如果再早可溯源到18世纪法国古典经济学代表巴蒂斯特·萨伊。
萨伊定律认为:“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此定律是对“供应会自行创造需求”或“生产会自行创造销路”论断的提升。该定律认为“在一切社会,生产者越众多、产品越多样化,产品就销得越快、越多和越广泛,而生产者的利润也越大,因为价格总是跟着需求增长。仅仅鼓励消费并无益于商业,因为困难不在刺激消费者的欲望,而在于供给消费的手段,只要生产能供给这些手段。这是萨伊定律的主要涵义。
在我国经济学界持这一观点的供应学派的代表人物有贾康、滕泰、白重恩等人,2013年12月由贾康、白重恩等人发起成立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贾康提出中国改革核心应该从供给侧入手。滕泰受李克强邀请参加经济形势座谈会,2012年最早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这些理念现在被中国最高决策层接受,并作为下一阶段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突破口,提升到国策层面。
以下我们从供给侧改革与凯恩斯经济主义对比,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谈谈供给侧着力的科学性。
凯恩斯主义创始人是二十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创立宏观经济学与佛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爱因斯坦相对论并称为二十世纪人类知识的三大革命。他所创立的宏观经济学反对萨伊定律,认为供给不能自动创造需求,自由经济也不能自动达到均衡,代之以国家干预的方针政策,直接表现为增加政府支出,以公共投资的增量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增加公共投资和公共消费,实现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增加货币供应量,这是国家干预经济最有效的方法。一句话,他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凯恩斯主张刺激需求来解决经济衰退问题。
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基本采用凯恩斯经济政策,如通过财政杠杆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也一直通过以上手段来调节经济,三驾马车理论实际就是以增加需求来刺激经济发展。如我国在经济低迷时往往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大搞基础设施投资,保持经济总量增速。前几年增发四万亿货币,购买电视机等有关消费品给予财政补贴等,都属国家宏观干预经济的手段,都是通过国家财政政策和增发货币刺激需求端。由于过度干预,现在回过来看后遗症多多,具体不举。
从学术角度看,我们不好贸然讲哪种合适,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从需求端发力,国家通过财政、货币等杠杆干预经济也被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纳,有过很好的效果。古典经济学代表的萨伊定律主张自由经济,不主张国家干预也有其弱点,关键要分析制约本国经济的主因是什么?所以国内媒体讲习近平为世界经济改革开出良方,说这话把牛吹大了,有媚上吹捧嫌疑,贻笑大方。一来供给侧理论早就有了,二来各国情况不同。以市场经济来说,英国工业革命至今已两百多年,我们才三十几年,且是党国一体下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经历的起伏挫折与教训远没有交足学费。
现在我们先看看是需求不足还是供给不足导致我国经济下行,把问题谈清了就说明经济改革着力点应该放哪里的问题了。
这几年我们经常从媒体报道中看到一些有趣的现象:以奶粉为例,因为近几年来国内奶粉制造业质量关没把住,爆出奶粉中有三聚氰胺添加剂超标等问题(其实有媒体吸引眼球以偏盖面的味道),内地民众纷纷到香港抢购奶粉,引起港民不满,最后香港特区政府只好采取应急办法限制内地人购奶粉数量。后来又转移到澳大利亚、新西兰,据说那里的奶粉也因中国人抢购变得紧张起来,前两天还听说在荷兰,中国人为抢购奶粉大打出手。有报道称,因日本生产的马桶盖具有多项功能,引起中国游客抢购。现在日本、欧美各国都放宽签证手续,欢迎中国游客入境,为什么?中国人的消费力太惊人了。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2014年出境游消费人均达8400元人民币,出境游人数1亿1千7百万,其中购物总支出超过4000亿元,根据预测每年将保持20%增长率,至2020年出境游规模将超3万亿元,多么惊人的消费力。难怪国外高等级旅馆破例为中国游客配放一次性牙刷、牙膏,国外商家特意设置吸引中国游客的广告词,原谅个别在旅馆抽烟的中国游客。原来听说瑞士手表等高端消费品,因欧美经济低迷都已走下坡路,后因中国消费市场对高端消费品需求强劲,挽救了瑞士手表行业。在消费品中尤以高端消费品需求最强劲,着实让那些欧美日等国家狠狠地赚了一把,实在太可惜了。这类例子太多,不举。
从国内需求看,上面讲的对高端产品的供给严重不足,有关民生需求也远远需求大于供给,如幼儿入托、学生入学等。近段时间宁波有不少小学纷纷在报纸上刊登警示报告,根据调查,说符合入学条件的一表生已超过学校接纳能力,只能根据户籍迁入前后来决定入学与否,弄得现在还在幼儿园的家长恐慌起来。现在我国已进入老龄化时期,但老有所养问题国家根本无法解决,主要是养老院严重不足,又不制定鼓励民企入行的政策。医院也人满为患,病人看次病得花去起码半天排队时间。尤其是妇儿医院,在宁波你用人头攒动形容,绝不夸张。
再看房地产业,看起来房源严重积压,供大于求,但一边有大量的市民尤其外来务工人员买不起房。住房原本涉及民生大事,不完全归属市场,房地产业应该有面对不同消费层次住房结构,这几年各级政府完全忽视了民生利益,追求地方政府经济利益和政绩(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上世纪朱镕基总理财税体制改革,国税、地税分离,大头税收收归中央政府,导致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只能以土地收益维持地方建设和民生有关)。在这样的执政理念指导下,地价节节攀升,税收、地价占了房价的很大比重,加上房产商逐利本性;房地产业因需求强劲过于追求利润,盖的大多是大面积住房,适合工薪阶层或外地来宁波就业的小青年中小型商品房、廉租房没有;就房源积压分类看,其中商业用房积压更严重,所以说房地产业供应过剩,与其结构不合理有很大关系。如果改变抑制消费的政策措施,例如放宽户籍政策,加快城市化进程,多建面向工薪阶层宜居的住房,增加廉租房供应量,降低房地产业的税收及制定稳健利民的住房消费政策,住房需求照样强劲的很。如此等等现象不一而足。
我们一边有强劲的需求,一边产能严重过剩,工厂大量倒闭;一边事关民生的需求严重不足,一边到处唯上唯官跟风建设效益有问题的开发区,新城,乃至形成有些地区的鬼城;一边大量中小民企需要资金得不到银行支持,前些年浙江民企高利贷向民间融资,一边四万亿投放,几乎被央企瓜分,造成新的产能过剩;一边对高端消费有强劲的需求量,一边国内生产不了高端产品,硬生生看着国人跑到外国去抢购,钱都让外国人赚去。这些都说明我国经济萧条并非是需求不足,而是产业结构严重不合理,提供不了适合消费者需要的商品,也就是现在说的供给侧面出问题了。
我们老沾沾自喜自己是第二大经济体,其实以人均值标准衡量,还落后得很,远没到发展的瓶颈。以高收入群体的绝对数看,量大得很,以国内生产的水平看,也满足不了这部分人的需求。
从以上罗列的情形看,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让僵死企业破产,包括央企在内的特大型垄断企业,切断政府给他们无为的供给,放到市场与民企共同参与竞争,优胜劣汰。政府从宏观角度入手,用财政、货币杠杆向新兴有科技含量产业倾斜,调整产业结构,加快企业更新换代,生产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如果再与需求侧合力,我国经济有可能找到新的增长点,使国民经济能健康持久的运行。
以上所举说明从供给侧改革发力应该是对症下药了。当然能否完成供给侧改革任务,有很多政策措施要配套,并且要落到实处,说到底,供给侧改革不是调整,而是涉及到体制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另一个话题,不属本文探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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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谁来改?改什么?怎样改?
这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农业领域体制机制的创新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构想,这是对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政策思路的深化。与1998年中央提出的“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不同,这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农业领域体制机制的创新,是农业领域新的革命。具体说来,需要重点解决三大问题:一是谁来改,二是改什么,三是怎样改。
  谁来改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问题。我国是拥有近2亿农户的农业大国,户均土地不足1公顷,且被分成4块左右,农户经营呈现出高度的兼业化状态。这样兼业化的小农是很难承担建设现代农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任的。从供给角度看,超小规模农户的显著特点就是同一区域内产业结构的趋同性,农产品供给的“蛛网”特征十分明显,一哄而上,一哄而下,造成谷贱伤农的现象周期性出现,不仅农民收入很难持续提高,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也一直十分脆弱,既经受不了较大的自然风险,又经受不了较大的市场风险。
  近年来全国各地频繁出现的蔬菜、水果等不耐储存农产品的卖难现象,本质上就是经营主体不适应市场规律的结果。尽管全国已经注册了150多万家农民专业合作社,但平均每个合作社的成员数只有不足70人,绝大多数只能做一些提供信息和技术推广工作,对本地市场都产生不了影响,更谈不上区域市场乃至全国性市场,单个合作社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小规模农户面临问题的集合。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流转面积4.47亿亩,占比达33.3%,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营面积在50亩以上的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超过430万户,但单个农场的规模依然偏小。事实上,前述农产品卖难现象,就是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背景下出现的。
  因此,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实现新型经营主体的再造,使之成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竞争力的主导力量。具体说来,主要有三个大问题亟须解决。第一,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步伐,推进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土地制度是农村制度体系的基础,几乎每一项制度都是在土地制度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农村改革也是从土地制度开始的。当前,继续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首先要做好农户承包地的“确权、颁证、登记”工作,让农民精确地知道自己究竟承包了多少土地,这是实现《物权法》赋予农民承包经营权用益物权的基础,也是实现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基础。只有承包经营权精确并稳定了,其中的经营权才能稳定地转让,土地流转才能稳定并长期化,各类新型经营主体才能在此基础上稳定发展起来。第二,家庭农场的联合。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流转土地总面积4.47亿亩,其中,流入农户2.62亿亩,占58.6%。按照430万个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计算,每个平均为609亩,一般为200-300亩之间,不可能单家独户面对市场,依然需要联合与合作。现实中看,由家庭农场联合组建、领办或者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都是可行的路径。实际上,大部分合作社都是由专业大户领办的,在山东、安徽等地已经出现了家庭农场联合起来成立合作社的案例,说明了即使大户也存在着联合闯市场的可能性和紧迫性。因此,有关部门在政策制定上就要适应这一趋势,不仅要支持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的发展,更要推进它们之间的联合与合作。第三,积极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发展。目前,全国已经有十余个省出台了相关政策法规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发展,大都允许除合作社以外的其他市场主体(如企业)加入,从而有可能发展出家庭农场和大户搞经营、合作社搞服务、企业做市场的现代农业综合体,有利于提高农业的竞争力。
  一是补短板。在从农业大国到农业强国的道路上,中国有很多短板要补,其中最紧迫的是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加快构建以公共服务机构为依托、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和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这是新时期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方向。具体说来,有三大方面的内容。制度建设方面:要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在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农村商品流通服务、农村金融服务、农村信息服务、农产品质量安全服务等方面形成基本的制度框架,形成为农服务的长效机制。
  主体建设方面:首先要加强农业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健全乡镇或区域性农业实用技术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等公共服务机构,并逐步建立村级农业服务站点。其中,县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改革是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点之一。这类机构的服务一般都应该是免费的,是公益性服务。其次,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专业服务组织、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农民经纪人、龙头企业市场化主体等提供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经营服务。这类机构的服务一般都是收费的,是经营性服务(合作社、协会为成员服务除外)。再次,要促进产学研、农科教结合,支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户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合作。最后,各级供销社改革要按照中央11号文件的要求,为农、务农、姓农,联结公益性服务机构和经营性服务机构,不断探索新的为农服务模式,如土地托管等,通过改革成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主力军和国家队。市场建设方面:主要是市场秩序和市场体系建设,推进农村流通的现代化,发展农产品现代流通方式,为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的发展提供优良的市场环境。
  二是去库存。目前,中国农产品的库存主要表现在玉米、稻谷等,其中东北地区的玉米库存可能达到一年的产量,南方地区质量较低的稻谷也有一部分进入了库存。库存过大,一方面国家要花费巨额保管费用;另一方面,粮食在库里保存的时间越长,新粮变旧粮,再变成陈化粮,价值越来越低,对粮食本身也是巨大的浪费。去库存,首先要把财政对粮食收购、储存的费用由暗亏变明亏,库存的粮食按饲料、燃料酒精等途径进行限期消化,除了企业库存等民间库存外,要以联合国粮农组织建议的一个国家或地区年消费量17%~18%为基础,加上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的弹性,计算出国家库存的粮食数量,正常情况下不要超过这个数量。其次,着力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目前,玉米流通政策正在以前临时收储政策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要点是由价内补贴改为价外补贴,价格随行就市。其市场化的大方向是没有问题的,但关键是如何保护粮农的利益,这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要在玉米价格改革成功的基础上有序推进小麦、稻谷的最低收购价格制度改革。改革的总体目标,就是在保障供给的基础上,提高粮食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去库存还有一个被政策界和学术界忽视的重要方面,就是蔬菜、水果等不耐储存农产品产销不衔接,导致区域性卖难,大量农产品积压在农民家中烂掉,甚至由于收获成本高于销售价格而任其在田间腐烂。这一现象严重损害了农民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长期看,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除了给农民提供准确的市场信息外,最重要的是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依靠新型经营主体的再造联结生产、市场与消费,减少流通环节,延长农产品价值链。
  三是降成本。新世纪以来主要农产品成本持续、全面上升是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仅以2009年以来的变动为例,2009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主粮作物亩均成本分别为683.12元、567.00元、551.10元,而美国同类农产品生产成本分别为952.03元、325.79元、615.12元,稻谷、玉米的生产成本均低于美国;到了2014年,三种作物亩成本分别为1176.55元、965.13元、1063.89元,美国同类产品分别为1030.8元、318.71元、696.84元,稻谷、玉米的生产成本均高于美国,小麦成本从2009年高74.07%上升到高3倍以上,完全没有竞争力可言。从成本结构比较看,中国农产品生产的人工成本上升快是总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因此,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是降成本的根本手段。
  四是调结构。这次农业结构调整,首先要树立大国土、大粮食观念,即从单纯的粮食拓展到所有食物,包括肉、蛋、奶、菜、水产品,以及马铃薯主粮化以后所带来的膳食结构和营养结构的变化;从单纯的20亿亩耕地视野拓展到所有可以利用的国土资源,包括46.9亿亩林地、58.9亿亩草原,以及大量的荒山荒坡和海洋、河流的滩涂等,如果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就可以生产出数量更多、种类更丰富的食物。其次,要促进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饲草饲料作物三元种植结构协调发展,扩大青储玉米种植面积,推进粮改饲、经改饲,用地养地相结合,不断提高单位面积产出水平和收益率。再次,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挥比较优势,在不断提高国内农产品竞争力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优势农产品出口,对于个别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如大豆),也要制定一个对我有利的进口策略,并逐渐影响国际市场价格,而不是被动接受国际市场的影响。
  一是始终把粮食产业放在首要位置。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粮食具有公益性产业的特征,必须保证一定的自给率,不能把饭碗完全交给市场,这就必须行使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而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粮食产业又具备一般产业的特征,必须通过竞争获得生存地位,通过市场实现价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粮食政策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徘徊的,目前又到了平衡二者之间关系的关键点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会减少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比如农业部门已经制定规划,要调减“镰刀弯”地区玉米的种植面积,去年和今年玉米价格下调,东北和华北地区玉米种植面积也会调减。但不管怎样调,一定要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并在调整中逐步提高粮食产业的竞争力和粮农的种粮积极性。
  二是始终坚持农民是改革的主体。中国农村改革的经验表明,什么时候把农民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尊重农民的选择,改革就能获得成功,否则就会走弯路。当然,在新时期,农民群体也在发生分化,有430万家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有数千万个经营面积以承包地为主的专业农户(微型家庭农场),也有很多的兼业小农。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就要兼顾所有农民的利益,但改革要以专业化的农户为主,即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微型家庭农场。通过供给侧改革,提高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三是始终把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业发展中,主要农产品供给和农业竞争力提高一直是矛盾的统一体。近年来,一些地方通过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长农产品价值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既提高了农民收入,又提高了农业竞争力,能够比较有效地把二者结合在一起。促进产业融合,要以新型经营主体为核心,充分挖掘农业的文化价值、教育价值、生态价值、景观价值,大力发展农业旅游、体验、休闲、养生等第三产业,实现农产品的多元化、多维化、多功能化、高附加值化,以三产带动二产和一产,实现农业的高质量、全面发展。(作者:孔祥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来源:《前线》201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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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构想,这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农业领域体制机制的创新,是农业领域新的革命。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构想,这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农业领域体制机制的创新,是农业领域新的革命。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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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码不正确供给侧改革5问 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摘要: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日在北京落下帷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当下中国政经语境中最热的词汇。
  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日在北京落下帷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当下中国政经语境中最热的词汇。
  从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的淡化,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这一变化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中国宏观调控思路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从以往的偏重需求侧调控转为偏重供给侧调控。
  除了宏观调控方向性的转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作出重点部署,明确了2016年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十三五&时期能不能开好局、起好步,关键就看能不能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件大事抓好抓实。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怎么看&&怎么干&,成为举国上下都在思考、探索的重点。
  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什么是供给侧?大家耳熟能详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从经济学角度看,属于需求侧的三大需求;与之对应的供给侧则聚焦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
  有需求就会有供给,&供给侧&跟&需求侧&就像硬币的两面。长期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比较侧重于&需求侧&。现在,中央明确要把调控的重点转向供给侧,即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的重要起草者杨伟民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包括政策目标、政策对象和政策手段三个方面:
  政策目标,就是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终就是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政策对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校正要素配置的扭曲。&我觉得有三个层面的要素配置扭曲:一是企业内部要素的配置及其组合,这主要取决于企业家精神,靠企业科学管理来实现。比如说改革开放之初的大包干就改变了劳动力与土地的组合方式,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产出就提高了,这是最微观层面的。二是企业间要素配置的结构,就是说资源要更多地配置到优质企业、有竞争力的企业、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全社会的效率才会提高。上世纪90年代对国有企业进行的战略性结构调整解决的其实就是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的问题。现在说要解决僵尸企业的问题,实际还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三是产业间要素配置的结构,也就是通常说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要让资源更多地流向有需求、有前途、效益高的产业和经济形态,比如说从农业流向非农产业,从工业流向服务业,从传统产业流向新兴产业等等。改革开放以来,亿万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转移到非农产业,其实就是最大的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的实践。&
  政策手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手段和扩大需求的政策有所不同,主要不再是扩大投资、扩大财政支出、扩大货币的发行,结构性改革的手段主要是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激励创新,化解过剩产能,降低企业成本,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鼓励竞争,打破垄断,放宽准入,减少政府不正当干预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构性改革就是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说降低制度性的交易成本就要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简政放权,降低电力的价格需要改革电力体制,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就要改革财税体制和养老保险体制等。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解决有效供给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使供需在更高水平实现新的平衡。&比如,怎么能够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怎么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怎么能够保持低碳绿色发展,怎么能够提高创新驱动的作用等,这些都是供给侧。&
  从需求到供给,这一变化自有其深刻的背景。&原因并不复杂,因为这些年的实践证明,单纯依靠经济刺激进行的需求管理难以帮助中国经济走向预定的目标。&张燕生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多重要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的重要起草者杨伟民表示,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以说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不仅对2016年的经济工作进行了全面的部署,更重要的是对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做了重点部署。&会议的主题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供给侧改革的思想,从形势的判断、问题的诊断、工作的思路、重点任务、改革举措、重大原则,提出了一套逻辑严谨、系统完整、方向明确、操作性很强的一揽子的方案。&
  杨伟民表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问题导向的思想方法,作出的又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个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党的又一次重大理论创新。不仅对做好2016年经济工作意义重大,对今后一个时期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不仅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对世界经济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其实,从2015年1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提&供给侧改革&以来,这个词就不断出现在各类中央会议中。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这是中央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强调&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扩大内需&;11月15日,习近平在G20安塔利亚峰会上强调要&重视供给端和需求端协同发力&;11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召开&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时再次指出,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11月18日,习近平在APEC会议上再提&供给侧&改革。
  为什么现在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有目共睹。2007年之前,我国经济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率,2007年GDP增速更是创13年来新高,达到14.2%,与1992年以来的最高值持平。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密是什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世贤看来,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需求的拉动。说白了,就是依靠需求侧发力。
  但是,不断扩大的投资在拉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供需之间的不平衡问题,即结构性矛盾。
  对产能过剩定性、定量的科学评价标准,欧美等国家一般用产能利用率或设备利用率作为产能是否过剩的评价指标。设备利用率的正常值在79%~83%,超过90%则认为产能不够,有超设备能力发挥现象。若设备开工低于79%,则说明可能存在产能过剩的现象。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认为,判断我国行业产能过剩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品价格指数相对下滑;二是企业盈利能力大幅度下滑,亏损企业增加;三是行业供给严重超过了行业需求。
  公开数据显示,2015年前10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石油开采、钢铁、煤炭等采矿和原材料行业利润下降明显。就钢铁行业而言,工信部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粗钢产量为8.2亿吨,当年的粗钢产能为11.6亿吨,粗钢产能利用率为70.69%,意味着约三成的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钢铁行业的严重亏损。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月,大中型钢铁企业主营业务亏损720亿元,亏损面达4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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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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