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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近期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明了经济工作方向：稳中求进是2017经济工作的总基调。2017年中国经济有六大发展动向需重点关注。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近期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明了经济工作方向：稳中求进是2017经济工作的总基调。具体来讲，2017年中国经济有六大发展动向需重点关注。中国经济2017年中国的经济政策走向以“稳”为主调，那么，“稳”的到底是什么？可以从六个方面进行阐述。一、稳定宏观政策框架体系会议认为，十八大以来，初步确立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一方面避免政策的摇摆，另一方面也为新的经济学思想的最终形成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而笔者一直认为，中国能否通过经济实践，在经济学思想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二、稳定供给侧改革的主攻方向毫无疑问，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工作的主线，也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生命线”，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供给侧改革决定中国经济转型的成败。会议再次强调，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突破，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三、稳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貌似“微调”，但事实上内涵的变化较大。财政政策强调要更加积极有效，我的理解是在减税政策和财政赤字上会更有力度。2016年提出的减税政策，总体而言和大家的期待以及中小企业面临的税负压力而言，仍然有很大差距。货币政策则强调要“稳健中性”，和2016年的“灵活适度”显然有区别。考虑到房地产泡沫、汇率、资本流出的巨大压力，2017年的货币政策面临的环境极为复杂。确立稳健中性，事实上意味着总体上货币供应量要比2016年紧，是一种“稳中有紧”的政策选择。四、强调风险防范，稳定经济环境会议强调，要将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这是自金融危机以来，在风险防范层面着墨最多的一次。特别是资本流出和房地产泡沫的治理应该出实招，动真格，体现政策的真诚和公信力。这些风险点，如防范不力，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中国经济总体的稳定。防风险，将成为2017年中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五、稳定对改革的预期会议提出，要在国企改革以及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提出要推动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落实推动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加快制定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总体方案，抓紧提出健全地方税体系方案。我与很多企业家交流时感到，大家对中国经济未来是否有信心的关键，仍然是改革是否动真格，过去30多年中国改革的实践形成的一系列共识能否坚持，改革的市场化方向是否动摇。这是根本的国基，真的是动摇不得。六、稳定公众，特别是企业家的预期我注意到，会议公报在很多地方提到预期的引导问题。2016年在预期引导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也有一些领域导致预期恶化，比如房地产的暴涨，对实体经济以及民间投资的整体重视依然不够。很显然，中央高层关注到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所以在公报里有很多针对性的强调：要加强预期引导，提高政府公信力。坚持有错必纠，甄别纠正一批侵害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保护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专心创新创业。说完了“稳”的内容，那么，2017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向有哪些值得重点关注的呢？一、经济增速继续在合理区间中高速运行当前已经减弱了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关注，但也并非不要增长速度，仍需要处于合理区间的经济增长。2017年政策的基本方向，是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投资、消费、出口的总体扩大和协调平衡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将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鉴于2016年全年GDP将在6.7%左右，未来几年增速只要保持在6.43%以上，就可实现“十三五”目标，这为经济转型升级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在经济金融全球化面临阻碍的背景下，我国处于可以有所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预计2017年中国经济可以实现6.5%的增长，保持合理区间内中高速运行态势。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重视当下更重长远我国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既要解决现实问题，又要重视长远发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升级版的新动态均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一是继续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推动五大任务有实质性进展。二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改革的红利惠及亿万农民。三是着力振兴实体经济，要高度重视“脱实向虚”的苗头，坚持以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发展壮大新动能，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四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防止出现大起大落。三、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 防止“僵尸企业”死灰复燃2017年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通过去除没有需求的无效供给、创造适应新需求的有效供给。“三去一降一补”仍是重要抓手。去产能的关键是处置“僵尸企业”，要注意处理短期经济发展与处置“僵尸企业”的关系，在供给侧改革取得一定成效、钢铁煤炭价格有所上涨时更是如此。不能为了局部地方利益损害去产能的重大利益。实践证明，努力推动转型升级的地区，其经济呈现出良性发展态势，因此，应坚定采用市场化、法治化的办法，继续推动煤炭、钢铁的去产能工作至关重要。去库存要因城、因地施策，重点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的问题。要把去库存和促进人口城镇化结合起来，提高三四线城市和特大城市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不断提升中小城市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和服务的水平，公共资源投入方向是鼓励人口流向的重要基础。保护小城镇的生态、历史文化等要素，增强其特色产业聚集功能，走特色城镇化道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就是要让住房回归居住的属性。德国几十年坚持房地产市场的民生属性、促进其平稳发展的经验值得借鉴。房地产长效机制建设要有助于促使住房回归其作为消费品的居住属性，抑制其作为投资品的资产属性。去杠杆要在控制总杠杆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坚定去杠杆的基本方向。当前，企业负债较多、利息支出较大，影响了企业的盈利和竞争力，长期下去实体经济将受很大影响。因此，首先，应支持企业市场化、法治化的债转股;其次，应加大股权融资力度，再次，要加强对企业自身债务杠杆的约束。降成本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推动企业向内降本增效，保持我国投资环境的竞争力。补短板既要补硬的短板，也要补软的短板。要从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着手，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要更有力、更扎实地推进脱贫攻坚各项工作，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四、坚定振兴实体经济 提升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寻求新的增长动力，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率，最终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共同路径和规律。当前德国、美国等都十分重视提升其工业竞争力，可以说实体经济竞争力是一国保持持久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因此振兴实体经济的意义重大而深远。通过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结构的提升、支柱产业的替换，是一个国家经济由量到质、由弱变强的必然过程。近几年，相对于金融、房地产等产业的发展而言，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有所下滑，投资愿意有所缩减，其发展遇到了一些压力。2017年将坚持以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转型升级后的中国将实现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拥有更先进的制造业，培育出一批新兴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航空航天、3D打印、大数据开发和绿色环保产业等，要在某些领域占领世界制高点。同时，服务业正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点，包括各种支持生产、便民利民、增加就业的服务业态;金融服务、科技服务、文化服务、商务服务等适应现代人需求的具有高技术高文化含量的服务业;现代物流、设计资讯、电子商务、健康养老等新的服务业态。五、“一带一路”赢得更加广泛参与和支持 区域经济战略提速2017年国际经济环境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了形势研判和政策抉择的难度。特朗普任内美国经济贸易投资政策变化、英国“脱欧”进程、欧洲相关国家大选、各国经济走势和宏观政策不同步等，都会影响国际资本流动，也会对中国对外贸易、“走出去”等产生重要影响。我国既面临一定的挑战，但也将迎来新的机遇。我国可加快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和亚太自贸区(FATTP)建设。“一带一路”战略将得到全球更多国家的支持和参与。2017年还将是区域发展战略深入实施的一年。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将取得进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可望加速推进，为区域经济协调和平衡发展注入动力。六、加强金融风险防范 发挥金融支持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当前人民币汇率波动与跨境资本流动、资金“脱实向虚”等金融风险犹存。预示新的一年，将继续注重“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平衡，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可望取得成效，在防范金融风险中发挥重要作用。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本质任务和需求，实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金融要发挥强力支持作用。资金“脱实向虚”，过度投向产能过剩、房地产等行业，不仅将对解决实体经济融资带来障碍，而且会造成金融系统风险的累积和金融市场的波动。2017年，金融既要在经济平稳增长中发挥作用，支持基础设施、消费等需求的增长，又要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当减少信贷向产能过剩、房地产等行业的流入，优化社会资金流向，支持实体经济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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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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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ICP备号-65中国 2015 年之后二十年经济发展方向、行业趋势会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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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2015 年之后二十年经济发展方向、行业趋势会是怎样的？
发现我回答经济金融类问题几乎都没有人赞，好歹这与我的专业还是有一点点关系嘛……无所谓啦，刚好有空就啰嗦几句。--------------今后20年，也就是，这是个很有趣的时间段。先说说这几年传统意义上，经济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5年汇率改革，中国廉价成本的优势迅速占领了国际市场。廉价土地、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于是，以2001年与2005年为两个关键时间点，一直到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的国际贸易与顺差形成了这样的情形：三驾马车中，出口这一驾已经腾飞，但这还远远达不到朱总理的要求。在WTO与汇率改革之前，朱总理还做了两件大事，一件事国企改革，一件是分税制改革。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已经持续了20年，正在向第三个十年迈进。分税制改革之前，中央财政被称为讨饭财政，中央部门的工资都发不起，更不要说什么有力度的宏观调控。简单地说，分税制改革就是把地方财政抽到中央上来，让中央有钱。造成了三大影响：1.地方没钱，于是用土地财政伴随着商品房的开放政策，房地产行业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带动了水泥、钢铁等十几个产业的发展。2.地方确实没钱，于是又有了地方融资平台，地方债务的膨胀。3.中央有钱，中央如何花了呢？---基础设施建设。其中，第三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打开了经济发展的第二道引擎。，中国就是如此，出口加基建投资的双轮拉动模式。大多数人应该对于WTO、汇改、贸易顺差不会有太多抨击，而对于基础设施建设似乎是存在争议的。中国到底需不需要基础设施建设？2006年，中国才完成了村村通公路、通电、通水、通电话；2008年，中国人均铁路里程世界排名第200名。2014年，中国账面城镇化率54%，但真实城镇化率才43%，而日本超过70%。所以我认为基础设施建设依旧会是个承载。之后呢2008年金融危机，2009年，温总理四万亿一揽子计划救市。2011年，所有经济刺激计划退出，中国经济准时准点进入下降通道，GDP增速从07年14.5%的高点下降到2014年的7.4%，2015年李总理提出了7%左右的增长目标。虽然宏观经济如此不景气，但年这六年间依然不乏亮点。比如网络零售比如电影这些行业能否支撑起中国的未来呢？我的看法是这些都是作料。比如互联网零售。2014年互联网零售的增速43%，似乎是非常好看，但实际上已经是低于预期。2008年，网络零售行业增长132%，之后的情况我们可以从图表中看出来，增速是一个明显的下台阶过程。高增长不可持续。原因是，中国网络零售市场占总零售市场的份额已经不低了，2014年达到11%，未来一定会更高，但是增速的大幅下滑而市场参与者热情不减，这几乎会注定在未来五六年或者七八年发生严重的踩踏事件。以20年眼光看，互联网已经离红海不远了。而对于以电影为主力的传媒行业来说，行业天花板也同样临近，他们的好时光可能比互联网行业更短。-------------那么，在2015年，一直到2035年，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哪？2013年李克强新政的部分内容：国企改革（朱总理）、自贸区（邓老大）、城镇化加财政赤字（朱总理）、“一带一路”（朱总理）、鼓励创业（邓老大）、简政放权（邓老大）李克强新政就是一个朱总理加邓老大的改革方案，所以西方人说阳光下没有新鲜事。未来中国的发展依然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离不开出口。基建不用累述，那么出口呢？不论出口还是内需消费，其核心还是在制造业。年“新经济”的崛起让很多人对于所谓的朝阳行业“趋之若鹜”，制造业却被严重低估了。然而，你去看任何一个发展了几十年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是有核心制造业的。人类文明至今，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农业时代，一个是工业时代。至于互联网零售，不管是如何新潮如何朝阳，它存在的意义还是在于为产品交易搭建平台。绝大多数的指向，都是制造业。可是，2015年环境已经与2001年差太多，中国不再有廉价土地、廉价资源、廉价劳动力，中国能如何发展？核心技术。举三个例子，可以表现出中国制造业的落后，同时也是制造业的机遇。例1，如果你用中性笔，2元以上的笔，其笔头多数为瑞士原装进口。墨水还很可能是日本进口。例2，取钱时在ATM机打印了票据，其打印机80%来自于日本与欧洲各国，而国产龙头的核心生产设备也多数为进口设备。例3，中国国产车龙头企业比亚迪，研发雨刮器失败，被迫购买德国博世雨刮器。中国的中端制造，是未来20年我认为发展空间最大的。除了各种产品线，以机床为代表的基础工业也同样是重中之重。没有机床，就没有多少中端制造。第二个是金融业。一会儿有事，简单说两句。李总理在逐渐放开民间金融市场，那么民营银行、保险，未来20年都会有机会。其次，中国股市中的散户70%，全球一般情况是30%，私募基金规模还很小，未来私人理财的空间很大。第三个是农业。务农人口会继续减少，而农业生产效率却提升缓慢，这是机遇。中国人不能不吃粮食，周围十多个邻国，也不能不为战争考虑。
TA的最新馆藏中国经济结构现状和调整方向
邱琼&欧阳俊
日13:37&&&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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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如何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有学者认为，过去结构调整的效果不明显是因为政策不够科学或者执行不够有力，建议进一步加大结构调整的政府干预力度。我们认为，在一个综合的多维视角下进行客观分析后，才能准确把握推动经济结构演进的动力机制和发展方向。
对于中国经济结构的多维观察与比较
经济作为一个系统，存在着诸多观察比较的维度、层次，一个维度或者层次的变化很可能会同时影响到其他维度或者层次的变化。故而，经济结构观察与比较需要从系统出发，从多个维度、多个层次、多个方向展开。与此同时，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特殊的内外部环境，简单以某个发达经济体作为参照物，做出的判断容易偏离实际。判断一国经济结构是否合理，需要全面了解自身经济内外部环境，了解各类因素如何影响经济结构演进。为此，我们利用世界银行数据库、联合国国民账户数据库和经合组织数据库的数据，从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收入结构三个维度，对中国、美国、日本、巴西、印度以及世界经济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经济结构进行了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的观察和比较。结果显示，中国经济结构虽与发达经济体以及其他发展中大国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是中国寻求工业化的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充分发挥自身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在经济意义上具备一定的合理性。
从产业结构来看，中国三大部门发展均衡性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工业部门是中国的专业化部门，其相对经济地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以工业为主导产业是我国能耗水平居高不下、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的根源。但这样的产业结构与我国在全球经济中追赶者的地位是相匹配的。成本领先发展战略是我国在工业化进程中不得不采用也是最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战略选择。对于追赶者而言，尤其是主要竞争优势在于劳动力成本低廉的追赶者，产品多样化战略是启动工业化进程的必然也是最佳选择。而追赶者的产品多样化通常以模仿领先者产业结构为特征，总是以技术相对简单的产品或服务作为突破口。具体到我国，基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国际市场条件，选择符合自身竞争优势的制造业作为产业多样化的突破口，这是适合当时阶段的合理选择。
从需求结构来看，中国最终消费率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显著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中国属于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较高的国民储蓄率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必要条件。而且中国人一贯勤俭节约，有着为后代打算的传统，强烈的遗产动机极大抑制了居民消费，更进一步推高了国民储蓄率。有学者指责中国出口增长过快，贸易顺差过大，对外依存度过高。这样的批评很不公平。中国作为追赶者，国内需求规模和结构都无法满足产业多样化的需要，必须寻求外部市场。只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产业多样化才能快速推进，否则新增生产能力无法消化。事实上，所有利用国际市场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如日本、韩国等，都有过对外依存度迅速上升的阶段，而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也仅相当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从收入结构来看，中国的分配现状与共同富裕的理想的确相去甚远，劳动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行业薪酬差异持续扩大，贫富差距问题依然严峻。但分配不公并非中国独有的问题，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现象。世界经济出现这一现象，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资本从资本边际产出低的发达国家流向边际产出高的发展中国家，逐步推升了全球资本相对边际产出水平，且加剧了全球资本稀缺性，由此必然导致劳动报酬D资本收益比例逐步下降。中国资本收益比例趋于上升，则主要因为工业化带来的城乡经济一体化。一方面，长期城乡分割使得中国农村出现大量闲散人员，可以近乎无限地为城市工业化供应劳动力；另一方面，长期存在的贷款利率刚性表明，资金短缺一直是困扰我国工业化的瓶颈问题。在此背景下，基于市场机制的初次分配一定会更多倾向于企业，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提升，劳动报酬与企业盈余比例趋于下降。
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力量因素
承认中国经济结构状况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其不需要调整和变化。恰恰相反，客观评价后才能更好地理解结构调整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才能更好地认识经济发展过程正在酝酿和累积推动结构调整的内在动力。当前，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力量包括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因素。前者包括外部经济环境及自身竞争优势的变化，后者主要是社会压力结构的变化。
外部经济环境变化主要体现为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变化。2010年，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居欧盟、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我们面临的国际市场已部分具备国内市场特征，产品供给与需求开始影响全球价格波动，在国际市场上买什么什么价格上涨，卖什么什么价格下跌。产品出口已涵盖几乎整个国际贸易产品目录，竞争对手由发展中国家扩大到发达国家，在低端产品和服务市场与后起发展中国家竞争，在技术复杂的产品和服务领域与先进的发达经济体竞争。我国已成为全球经济中的半追赶者和半领先者，无法再以纯粹的追赶者角色参与全球经济活动，无法单纯依靠通过模仿来推动工业化持续深化，依靠外部市场扩张来带动需求增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为适应包括中国在内新兴大国崛起造成的全球市场竞争格局变化而提出经济再平衡、再工业化，更加剧了中国调整经济结构的紧迫性。
自身竞争优势变化主要体现为劳动力成本优势结构的变化。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施成本领先竞争战略，主要依靠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以放弃环境责任为代价，参与科技含量较低的国际产品和服务市场竞争。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步入尾声，我们在传统制造和服务领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步丧失，这一竞争凭仗难以为继，越南、菲律宾、印度等国际市场新玩家劳动力成本比我们更为低廉，更有资本实施成本领先战略。调查显示，2011年越南制造部门平均工资不到中国50%。但在科技含量高的行业，我们主要与发达国家竞争，劳动力成本优势仍然明显。2010年，我国城镇平均工资还不到美国平均工资的10%。与此同时，我国科技水平尽管整体上仍旧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已开始跻身世界领先行列，为我国带来了新的竞争优势。而高等教育的跨越式、爆发式发展，培养了大量有着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劳动者，也使我国跨越发达经济体开发新技术、创新新产品、引领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社会压力结构变化体现为更加重视公平和环境。改革开放之初，劳动生产率低下是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社会关注的重点是效率而非公平，而且社会各阶层都从旨在提高效率的改革中得益，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明显提高，所以尽管开始出现贫富分化却没引起更多的关注与抱怨。本世纪以来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分配不公平程度不仅超过了美、日等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的排名也大幅上升。体制改革也进入了深水区，改革收益不再为所有人共享，甚至部分人群既得利益因改革而受损，社会对分配不公的容忍明显下降。当前，公平特别是分配公平已取代效率成为公众关注的重点，成为主流民意最迫切的诉求。与此同时，我国面临的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应对压力也日趋加大。一方面，为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满足人们对于更美好生活环境的追求，中国自身需要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加大环境保护投入，提高各行业的环评准入门槛；另一方面，作为全球碳排放最多的国家，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应对谈判中面临着巨大的减排压力。而且，应对气候变化也为发达国家维持自身领先地位提供了一个新工具。欧洲开征航空碳税只是一个开端，发达国家未来还必将推出更多的类似措施，这对我国也将构成新的挑战。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方向与目标
十八大报告指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产业结构调整应以产业技术结构调整为基本方向，将提升自身国际产业链地位作为主要目标。如果我们继续满足于只提供具备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产品，容易固化自身在国际产业链的低端角色，也使得经济发展无法长久维持。提高劳动力素质，推动技术结构升级，既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劳动力比较成本优势，又可以提高产品或服务质量增进差异化竞争力，有助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产业技术结构调整主要沿着两个方向展开，一是推动传统产业的技术结构升级，二是推动新产业、新产品、新技术创新。工业部门技术结构调整要着重推进新技术广泛应用和传统工艺流程改造，鼓励技术开发和产品创新，引导生产要素更多流入复杂技术工业部门和行业。服务部门技术结构调整要在利用新技术对物流、运输等传统行业进行升级改造的同时，大力发展金融保险、信息传输等技术复杂的现代服务行业，特别注意包括工业设计在内的各种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需求结构调整应将提高投资效率作为着力点，但不宜把降低投资率作为目标。目前，我国居民消费已基本实现温饱开始向“享受型”消费过渡，消费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步显现。但也要看到，我国工业化进程尚未最终完成，基础设施建设、软件、设备和技术改造投资潜在需求空间十分巨大。将扩大消费需求作为需求结构调整的最终目标是适宜的，但现阶段不宜以抑制投资增长为代价。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投资还会保持一个较高速度的增长，而且也应维持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政府投资是效率最低的投资方式，提高投资效率要着重降低政府投资比重。与此同时，我国仅靠国内需求目前尚不足以承担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任务，还必须充分发挥外部市场的作用。扩大内需不能以牺牲出口增长为代价，出口结构优化必须以持续较快的出口增长为前提，不能采取逆市场行动、人为制造贸易平衡。
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出在微观层面，但解决问题需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着手。宏观层面，应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为目标，但应通过降低政府可支配收入份额来实现，不能人为扭曲劳动报酬D资本收益的市场比例。我国劳动力供应充裕的状况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劳动报酬份额很难在市场条件下获得提高。采用诸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行政手段，又会造成市场价格扭曲、劳动雇佣减少，很难达到预期效果。中观层面，要打破国有资本对于高薪行业投资的垄断，打破权贵者对高薪行业就业的垄断，确保进入高薪酬行业机会均等性。微观层面，首先要加大教育投入力度，确保公众接受教育的公平性，提高弱势群体社会的竞争力，为分配公平营造一个公平的起点。同时还需努力消除腐败，避免社会财富过度集中，并适当加大资本利得课税力度，扩大资本利得课税范围。
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政府应当如何定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国内外经验表明，经济结构的形成和调整受制于复杂的经济因素本身，受制于经济发展规律本身，不可以依靠行政规划而设定。行政干预常常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甚至往往起到相反作用，扭曲增加了交易成本，降低了整体效率。目前，中国经济结构正在遵循自己的规律发展变化，其演进方向与预期目标基本相符，只是调整速度不能满足人们的热切愿望。政府要学会克制行政干预冲动，将应由市场解决的问题交给市场去调节。要着力于制度改革与创新，为市场经济提供更有力的制度保障，推动形成更加开放、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只有市场调节功能发挥更为充分，经济要素结合更加有效，经济结构才能沿着不断增进效率与公平的方向更快调整。
（责任编辑：朱书缘、赵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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