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究竟讲了什么？国务院高层点名要读这本书_凤凰财经
这本书究竟讲了什么？国务院高层点名要读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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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 《经济增长的迷雾：经济学家的发展政策为何失败》是一本再版的图书，它是中信出版社《比较》译丛中的一本，作者是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 ）。 据中信出版社的编辑介绍，2015年年底时，国务院高层曾经想看《经济增长的迷雾》，但是由于此书早已经卖光，所以最后出版社呈上的是一本做了笔记的旧书。经此一事后，出版社感觉到了此书的价值，马上再版。因此，看了这本书，对理解高层在&供给侧改革&、&创业&、&万众创新&等政策思路都有很大的好处。 威廉&伊斯特利于1985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年在世界银行工作；年任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和国际经济学研究所（Institution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高级研究员。伊斯特利的研究领域包括非洲、经济发展和增长、发展中国家的微观经济学以及政治经济学。 作者根据他对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的深入研究，剖析了自&二战&结束以后经济学家在欠发达国家推行其政策建议的成败案例，破解了经济增长之谜，揭示出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所有经济主体，不管是普罗大众、企业、政府官员还是援助机构，都会对激励做出反应，成功的经济政策不能违背这一基本原理。 这本书有何独到之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和院长专门写了名为《把激励搞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书评。钱颖一表示，经济增长和扶贫问题具有全世界的共性，具有一般性的规律。中国自然也在其中。&把激励搞对&即是我国经济改革成功的经验，没有&把激励搞对&也是目前许多问题的症结。钱颖一的这一书评，澎湃新闻（）经中信出版社授权首发。 以下为钱颖一书评《把激励搞对，促进经济增长》全文： 《经济增长的迷雾》虽然没有分析中国的情况，但由于中国面临类似的问题，它对我们非常有启发。阅读这本书，使我们可以领略经济学理论的魅力和经济学家对数据的实证分析的力量，从而理解政策制定的初衷和结果之间的真正关系。 在过去的20年中，经济增长再次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热门研究课题。在理论上，&内生增长&理论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在经验实证方面，新的思路、新的数据和新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将对增长的实证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比如，除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传统变量外，经济学家也把有关地理的、开放的、制度的、法律的、政治的，甚至文化的变量包括在增长模型中。又比如，在数据分析中使用工具变量方法用以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应该说，今天我们对经济增长的知识比20年前大大提高了。 与此同时，发展经济学领域无论从关注的问题到研究的方法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发展经济学的热点研究方向是发展战略，思路中政府干预经济的色彩浓厚。后来这些&大战略&多在实践中失败。这导致80年代后，发展经济学转向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微观问题。比如农户的消费和储蓄行为、信贷市场的失灵和补救等等。虽然在研究方法上小心求证，结论更为严谨，但多与发展中国家关心的重大问题关系不大。在90年代以后，部分地受到转轨经济的影响，发展经济学重新回到研究重大问题，比如制度、政府和增长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的影响。 《经济增长的迷雾》这本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的研究成果。它研究的是穷国的经济增长问题。减少贫困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共同关心的主题。几十年的经验表明，扶贫是一项艰巨和困难的任务。事实表明，仅仅出于好的动机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好的动机还可能引出坏的结果。比如，单纯地增加对贫困地区的资金和外国援助并没有达到好的减贫效果，反而增加了腐败。本书的出发点是经济增长对减少贫困、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福利至关重要。这是有事实根据的。本书所引的经验证据表明，一国的经济增长是减少贫困的重要推动力。经济学家根据对65个国家在80年代和90年代数据的研究，高速的经济增长导致贫困率快速下降，而经济衰退则导致贫困率上升。比如，如果一国的人均收入每年下降9.8%，那么该国的贫困率每年增加23.9%。反之，如果一国的人均收入每年增长8.2%，那么贫困率每年减少6.2%。因此，增长并非像一些人批评的那样&&是一种神话，GDP不仅对一国的发展有益，对减贫也非常重要。 在这一前提下，本书展开对穷国的经济增长的分析。由于作者长期在世界银行&&世界上最大的以扶贫为目标的国际组织&&工作，对国际上主流的政策思路和实施有着直接的了解。同时作者又是这些政策的批评者，这更增加了本书的分量。除了通俗易懂外，在使用的方法上这本书有两大特点：第一，全书紧扣增长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概括了几乎所有重要的贡献。从50年代古典增长理论的索洛模型，到90年代内生增长理论的罗默模型，作者用通俗的语言对其主要思想结合穷国的现实做了讲解。无论是批评还是褒扬，作者都是以准确地理解理论为出发点的。第二，作者引用大量的经验实证分析的结论，用数据论证这些理论的适用性。不少理论推出的政策性结论被事实推翻。由于计算机的普及和新的数据的搜集，对数据的仔细分析形成近年来研究增长和发展的主题。本书在方法上的这两方面都会对我国的读者有启发。相比之下，我们的研究在这两方面还有相当的距离。我们的一些研究往往对理论不深究，浮于表面，对理论的逻辑推理，不够准确。在事实检验上，我们有的研究不看数据，有的研究即使用数据，也常流于简单的数字，缺乏对数据仔细深刻的分析和解释。这本书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告诉我们如何做到分析应有理论，理论要有检验。 本书用理论指导，让事实说话。它有两大主线。首先，本书尖锐地批评了一个又一个的所谓启动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这些药方大多是从经济理论中推导出来的政策。但事实证明，它们大多在现实中是无效的。本书对这些药方，包括增加外国对穷国的援助、增加国内投资、提高教育水平、减少人口、与改革挂钩的外国援助、外债减免等等做了分析。从对数据的分析上看，它们都没有起到提高穷国经济增长的目的。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经验(empirical)问题。 为什么呢？作者认为这不是经济学的失败，而是没有很好地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失败，这就是有关人的激励问题。这构成本书的第二条主线。作者认为，激励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政府的激励。如果外援落在一个腐败的政府中，它当然不会提高增长。如果外债减免给予政府今后可以得到更多贷款的激励，这种减免也不会对增长有益。其次是私人部门的激励。如果私人部门从&寻租&中获得的好处大于从生产中获得的好处，那么这种激励将指挥他们致力于重新分配蛋糕而不是把蛋糕做大。在不少国家，表面上看似对穷人有利的福利政策，反而成为对穷人努力的惩罚，因为一旦他们经努力脱离贫困，便失去了福利。第三是援助者的激励。外国政府、国际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它们往往有其他的目的（政治目的、生存目的等），并不同受援国经济增长的目标完全一致。这就使得援助的效果受到影响。 从对这三个方面的分析，作者的结论是没有&把激励搞对&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那么&把激励搞对&是不是又一服灵丹妙药呢？作者认为它只是一个经济学原则，而不是一剂处方。把这一原则付诸实践，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实施。这正是本书作者认同的所谓&增长共识&。经济增长和扶贫问题具有全世界的共性，具有一般性的规律。中国自然也在其中。&把激励搞对&既是我国经济改革成功的经验，没有&把激励搞对&也是目前许多问题的症结。 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坏政府往往是经济增长的杀手。那么什么情况下更容易产生坏的政府呢？作者发现多利益集团下的弱政府往往导致&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因此产生坏政府。这是因为缺乏共识，多元化集团组成的松散联盟更可能采取&杀鸡取卵&的经济政策，摧毁私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本书通过事例说明，这种情况在多种族的国家（如非洲的一些国家）和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的国家（如拉美的一些国家）更容易产生。 对关心增长和减贫问题的读者，《经济增长的迷雾》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虽然它没有分析中国的情况，但由于中国面临类似的问题，它对我们非常有启发。阅读这本书，使我们可以领略经济学理论的魅力和经济学家对数据的实证分析的力量，从而理解政策制定的初衷和结果之间的真正关系。我希望这本书对思考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减贫会起到有益的作用。&& 摘录：技术进步什么时候才能促进经济增长？ 文/威廉&伊斯特利& 技术的确是一个好东西，但我们千万不要将其作为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与其他事物一样，技术本身也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假如技术虽然存在但并没有使用它的激励，那么技术是没有用的。罗马人很久以前就掌握了蒸汽技术，却只用它来开、关寺庙的大门。他们甚至还发明了投币式自动售卖机，用来出售庙里的圣水。他们发明了收割机、轴承、水力磨粉机和水泵，但并没有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他们发明了杠杆、螺丝、滑和齿轮，却将这些东西大部分只应用于战争。 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发明了轮子，但仅仅将它用于儿童玩具。印度的海得拉巴人在世界上最先制造优质钢，并将其出口到中世纪的伊斯兰帝国，后者用其制造兵器进行圣战对付异教徒。 中国的例子更引人注目，这个国家有很多伟大的技术发明，但并未产生相应的人均收入增长。中国人制造铁器的历史比欧洲人要早1500年。他们曾经建造了钢架桥，这种技术后来被欧洲人所模仿。中国的农业创造了惊人的高产出，中国人利用水力进行灌溉和排水。中国的农业使用铁犁、播种机、除草耙、深齿耙、各种肥料、化学和生物除虫剂。到了明代(年)，中国已经产生了火药、手推车、纺纱机、水车、印刷术、(他们甚至可以制造高质量的卫生纸)、罗盘和三桅航海船。但是，中国人并没有利用他们先进的技术参与全球经济竞争，他们选择了闭关锁国。所以，直到19世纪，中国的经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而西方列强则利用这些技术从中国获取利益。(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是中国人发现了美洲大陆，结果将会怎样?) 如今，我们可以通过衡量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来分析技术进步，所谓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其实就是经济增长中不能被机器和人口增长所解释的部分。工业化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2％。这几乎可以解释工业国家人均产出的全部增长。但是，即便技术以年均1％～2％的速度增长，我们也很难发现贫困国家从中受益。我们曾经讲过，从年，典型贫困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为0。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差异可以解释从年国家之间人均收入增长差异的90％以上。 一些国家甚至还出现了劳动生产率负增长的情况。例如，哥斯达黎加、乌干达、秘鲁和叙利亚的真实人均GDP从年下降了1％以上。而同时其人均资本存量年增长1％以上，教育水平也在提高。我并不是说这些国家发生了技术退步，但很明显一些因素阻碍了技术进步。由技术推动的经济增长并不是自动发生的。 就像劳动生产率增长解释了国家之间人均收入增长差异的绝大部分一样，技术水平的差异也可以解释国家之间人均收入差异的绝大部分。美国工人的人均产出相当于中国工人的20倍。如果中国工人拥有与美国工人相同的技术，美国工人的产出将只相当于中国工人的2倍(这可以由美国工人的高教育水平和人均物质资本所解释)。中美工人之间的人均产出差异主要可以由技术因素解释。尽管先进技术可以广泛获得，但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技术方面还是落后。技术本身并不能改善所有地方人民的生活。 技术进步 当人们具有采用新技术的激励、愿意在应用新技术的同时牺牲当前消费以换取未来的更大回报时，经济增长才会发生，这会导致生产潜力和人均收入的稳步增长。 在这里，激励与我们前面所讨论过的情形同样重要。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政府，这个政府不能窃取工人的劳动果实。古代罗马和古代中国都具有高度集权的政府，它们的精力大部分都放在战争和官僚统治上。罗马帝国认为生产是奴隶的事情，这并不是对待技术进步的正确态度。19世纪和20世纪的美国具有发达的私有市场，可以对进行新技术投资的人给予回报。而乌干达、哥斯达黎加、秘鲁和叙利亚的政府政策都不鼓励通过技术革新对未来进行投资。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古老的结论：激励关乎经济增长。 但是，与技术进步有关的激励还具有一些特殊的复杂性。技术进步会产生胜利者和失败者。技术进步的另一个结果是一些旧的技术和产品被淘汰。经济增长并不简单是原有产品数量的增加，它更是一个用新产品替代旧产品的过程。那些生产旧产品的工人可能会失业，即便是新技术可以产生新的工作岗位，因为他们往往不适合新产品的生产。例如，在美国，每3个月就有5％的旧岗位消失，同时又有大约同等数量的新岗位产生。与旧技术交织在一起的利益群体可能就会设法阻碍新技术。 例如，在照明发展史上，那些高成本照明工具会被低成本的照明工具所取代。例如，蜡烛被鲸油灯所取代，鲸油灯被灯所取代，煤油灯被电灯所取代。蜡烛制造者、猎鲸者和煤油提炼者纷纷由于新的技术而失去工作。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发现。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早在1942年就指出，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从内部持续革新经济结构，旧的技术不断被破坏，新的技术不断产生，这一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精髓&。 经济学家菲利浦&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在最近的研究中强调了这种经济增长路径。他们指出，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使得创新的激励复杂化。他们分析了为什么自由市场经济的技术革新率会非常低。技术革新者不能获得其全部收益，因为社会上其他人可以进行模仿(苹果不能获得其用户界面创新的全部好处，因为微软会模仿它)。因为技术革新的社会回报率高于个人回报率，因此私人进行技术创新的速度要低于社会最优水平。人们希望通过专利保护解决这个问题，但专利保护是一个并不完善的机制，它并不能包括那些所有从技术革新者那里外溢的收益(苹果公司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称为技术革新的&不可避免的被掠夺性&。 阿吉翁和豪伊特还指出了另一个不广为人知的阻碍技术革新的机制。今天的技术革新者非常清楚新技术将使得旧技木过时，这会降低今天发明的回报率，从而减少今天的革新。这是一个糟糕的情况，因为明天的发明是建立在今天的发明基础之上的，正如牛顿所说的&如果说我能够看得更远，那只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今天的革新者不会考虑他们的技术革新将会对社会产生永久的影响，他们只考虑在&新的新技术&出现之前可以获得的回报。这又一次意味着私人回报率低于社会回报率。极端的情况是所有人都不去进行革新，因为大家都害怕新的技术出现。就像约吉&贝拉(Yogi Berra)曾经说过有一个饭店&没有人去，因为那里太拥挤了&。 由于存在&不可避免的被掠夺性&和过时性，技术革新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中是很少的。这一负面激励可能非常强烈，因此会没有革新、没有经济增长。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对研发和采用外国先进技术提供补助、鼓励高科技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由政府出面进行一些研发、有力地保护知识产权使得投资者可以保持其技术革新的利润，从而形成良好的激励。
[责任编辑：谭红朝 PF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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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改革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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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成为世界最大、最有影响的经济体，世界经济的研究中心也很有可能转移到中国来，21世纪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
自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连续35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长，从一个人均收入不及非洲国家平均数三分之一的贫穷落后国家，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人均收入达到6800美元，期间6.8亿人脱贫，并对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及2008年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复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一个人口这么多、底子这么薄的国家维持了这么长时间的快速增长、取得了这么多成绩，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但是在中国转型过程中&中国崩溃论&和&唱衰中国&的论调在海外却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和评论家只看到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必然存在的各种体制、机制问题，忽视了上述成绩，以及中国的发展、转型的一般意义。
在巨大成绩面前出现上述认识上的反差，究其原因在于目前国内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教材直接翻译自发达国家通用的教科书或以发达国家的教科书作为范本来编写，介绍的是西方主流的理论。
国内舆论界、知识界也以西方主流的理论作为参照系来理解、认识出现在我国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和问题。我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照搬西方主流理论所倡导的&休克疗法&，试图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各种制度扭曲，而是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科学发展观的精神，根据我国社会的承受力，可动员的条件等情况以双轨渐进的方式来推进，随着条件的成熟，不断深化改革，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但是，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的理论认为：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要向市场经济转型就必须一次性地消除各种扭曲，最糟糕的经济是改革不彻底的双轨制经济。受此理论的影响，国内外不少人把我国社会、经济中存在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于没有按照西方主流的理论来进行改革所致。
不过问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按照西方主流理论来进行转型的苏联、东欧和亚非拉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少数在转型中取得经济稳定和快速发展的越南、柬埔寨和非洲的毛里求斯，推行的却都是双轨渐进的改革。并且，出现在我国转型期的收入分配不均、腐败等广受人们诟病的问题在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也普遍存在，甚至更为严重。
不仅在转型问题上，在发展问题上也是如此。发展经济学是二次大战以后因应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而出现的一个新的现代经济学子学科。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主张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由政府直接动员、配置资源，建设发达国家所拥有的现代化的大产业。受此思潮影响，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普遍推行这种战略，虽然在头几年取得了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其后，不约而同，经济出现增长停滞和危机不断。
二次大战以后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日本和四小龙等少数几个东亚经济体，推行的则是出口导向战略，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着手发展经济，这种发展战略在当时被主流发展经济经济学认为是错误的。
根据西方主流的理论来进行转型和发展的国家不成功，而少数成功国家的转型和发展的道路却违背了西方主流的理论，原因在于社会科学的理论来自于对社会经济现象的总结，总结于发达国家社会经济现象的理论并非&放之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真理。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即使在发达国家适用的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来也常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缺憾。而且，发达国家本身的社会不断在发展、条件不断在变化，发达国家的理论也不断在演进，盛行一时的理论常被后来出现的理论所扬弃。
如果未能认识到发达国家主流理论在发展中国家运用必然存在的局限性，照搬这些理论于发展中国家实践的结果经常会事与愿违，以此为参照系来观察社会的结果则经常会使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变为社会批评家而难于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
只有总结于我国自己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成败经验的理论创新，才能真正揭示我国过去能够在转型期维持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原因，以及当前问题的根源、解决的路径，只有这种来自于我国的创新性理论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08年只有我国台湾和韩国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再进一步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我们能够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到建党一百年时，我国有可能成为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三个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
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08年，只有十三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经济体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其中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不是原本和发达国家差距就不大的西欧周边国家，其他18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绝大多数长期陷于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
新的理论来自于新的现象，只有以常无的心态而不以现有理论为考察问题的出发点，深入理解出现在我国的新的社会经济现象，才有可能提出真正能够解释我国现象的新理论，《中国的奇迹》这本书在这个方向上迈出了第一步。
而建立在《中国的奇迹》一书的分析框架而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新结构经济学》，总结工业革命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经验，从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和企业自生能力出发，探讨了经济发展和转型的本质，提出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理论框架，为市场和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如何发挥作用提供了参考。
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发展中国家间有较为相同的条件、挑战和机遇，来自于我国的理论创新不仅能够较好地认识我国的问题、解决我国的问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做出贡献，也将会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较好的参考借鉴价值，帮助他们摆脱低收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习总书记所提出的&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愿景。
自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来，当代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100多年里，经济学研究在我国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独占鳌头，但我国经济学家对当代经济学的思潮和发展方向的影响还很有限。
社会科学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个用来解释社会现象的逻辑体系。解释的现象越重要，理论的影响就越大。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大、最重要国家的经济现象，并将之总结成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们的成就越容易被认为是世界级的成就。
从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英国是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同时也是世界上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心，生长或生活在英国的经济学家近水楼台先得月，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当然多出于此。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的重心和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也逐渐出自美国。中国只要沿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建立有效的市场并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挖掘增长的潜力，我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和发达国家已经指日可待。
随着中国经济成为世界最大、最有影响的经济体，世界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心也很有可能转移到中国来，21世纪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盼望经济学界的同仁们能以此为目标，一起努力为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做贡献。
【作者：】　(编辑：chenjun)
本文来源：财经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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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斯蒂格利茨：市场原教旨主义使美国和全世界深受
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作者：
　　专　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采访者：记者 姜红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43年生，世界知名经济学家。曾任教于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牛津大学等。1979年获美国经济学会授予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年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年任该委员会主席。年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及高级副总裁。200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政策对话倡议组织。2001年，因对于信息不对称理论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现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2009年被联合国大会主席任命为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主席。此外，他还在多个委员会任职。2011年，他被《时代》周刊评为全球一百位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年任国际经济学会主席。斯蒂格利茨促进了信息经济学的建立，并且对宏观经济学、货币理论、发展经济学、公共金融、公司金融、产业组织及农村组织理论、福利经济学以及收入和财富分配等均作出贡献。著有《喧嚣的九十年代》、《让全球化发挥作用》、《不平等的代价》、《全球化及其不满》等。
　　3月20―2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英国学术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承办的“国际经济政策与治理”研讨会在京举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会上作了题为“2014经济展望：谋求增长，预防跌落”（An Economic Outlook for 2014: Striving for Growth, Preparing for Weakness）的演讲。会议期间，记者就全球经济的现状、挑战及出路等问题采访了他。
　　在市场和政府间寻求合理平衡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因对信息不对称理论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请您谈谈信息经济学的重要性。
　　斯蒂格利茨：自现代经济学诞生以来，人们总是假定我们拥有完美的信息，就像在物理学的简单模式下，人们假定没有摩擦力一样。虽然每个人都知道这样的假定是错误的，却不清楚如何分析和思考信息不完美尤其是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我提出了分析的方法，并表明近200多年来经济学的大部分研究结果都需要重新思考，以及“市场总是清晰的”、“市场是高效率的”等结论都是不正确的。后来就出现了大量文献，研究在信息不完美、不对称的情况下，市场是如何运转的。还有许多文献探讨代理问题、诱因问题、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治理问题，如公司治理和公共治理。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提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市场与政府间找到正确的平衡，如何寻找这种平衡？
　　斯蒂格利茨：历史和理论都告诉我们，完全依靠市场或政府的极端路线都是行不通的。如果你把一切都交给市场，那么就会出现危机，产生剥削、垄断、环境恶化等问题，影响整个社会的良好运转。如果把所有的问题都交给政府，也行不通。二者间需要一个平衡，但这种平衡在各个国家，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又各不相同，因此这个问题还没有统一的结论，仍需要不断讨论。但政府应该对环境进行监管，提供社会保护，促进机会平等、促进科学和创新，这些都是市场做得不够的地方。在明确政府应有所作为的领域后，该如何作为就因国家而异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果我们在市场和政府间找到了合理平衡，是否能预防和解决金融危机？
　　斯蒂格利茨：在二者间寻找平衡任重而道远。金融市场自身很容易导致错误的管制方式，也容易出现新的风险和不稳定性。如果有了正确的监管结构，就可以成功获得稳定性，但必须意识到要不断对监管适时作出调整。例如，美国经济自大萧条后，政府针对金融市场上的不良行为采取了一系列监管措施，在近40年的时间里，一切都运转得很好，后来有一届政府认为既然一切运转良好，就不再需要监管，随即不再采取任何措施，也没有对市场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监管。既然问题已经产生，就应该采取措施，但按照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理念不需要进行监管，看到危险的人则认为需要监管，双方因此展开了激烈争论，不幸的是推崇不监管的人取得了胜利，之后美国人民乃至全世界都深受其害。
　　欧美经济短期内难以恢复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报》：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至今已近6年，您如何评价目前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状况？
　　斯蒂格利茨：我们现在的状况当然比当初跌到谷底时要好得多，但也没有非常大的改观。排除通货膨胀因素，大部分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或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per working-age population）仍低于危机爆发前的水平。美国目前的经济仍低于正常水平约15个百分点，尽管已经开始有所增长，但也只能勉强为新增劳动力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这表明美国失业率并没有降低，约有2000万想要获得全职工作的美国人找不到工作。所谓的经济复苏让大部分收益都流向了社会上层。年，收入增长的95%都集中到1%最富有的美国人手中，这是一种失败。美国平均家庭收入甚至低于1989年的水平，国家的整体经济状况仍不太好。而欧洲一些国家也处于经济萧条状态。整体来看，尽管情况有所改善，但美国和欧洲经济都没有回到健康水平，而鉴于目前所采取的政策，短期内难以恢复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是否意味着奥巴马政府的拯救方案是失败的？
　　斯蒂格利茨：恰恰相反。如果不是政府采取了刺激经济发展的措施，情况会比现在更糟，但这些刺激措施的时间太短、规模太小，规划也不够好。奥巴马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时有一点晚。议案被提交国会讨论，但控制国会的共和党主张实行紧缩政策，使美国经济进一步恶化。
　　一个正常增长的经济体中，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应该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而扩大，但美国的公共部门从业人数比危机前减少了约50万。假如美国的增长正常，该人数应该增加200万。所以我说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虽然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还不够。例如，很多钱都无条件地给了银行，却没有要求银行把钱借给中小企业，流向美国普通民众的钱少之又少，以上都是经济刺激计划中规划不完善之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似乎认为紧缩政策并非良策，如今欧洲正在实行紧缩政策，您也提出欧洲需要结构性改革。请具体谈谈这个问题。
　　斯蒂格利茨：欧洲目前的经济困境，一部分是紧缩政策所造成的，并且紧缩力度最大的国家，经济表现也最差。希腊就是最好的例子，排除通货膨胀因素，希腊的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危机前低25%，出现了经济萧条的现象。德国等欧洲国家所坚持的紧缩政策使欧洲大部分地区受害。
　　我所说的结构性改革是针对整个欧元区本身的。欧元的诞生不仅意味着一些国家可以通用一种货币，还意味着各国使用了一种无法控制的货币，造成了主权债务危机，同时还使调整机制中最重要的利率和汇率无法正常发挥调控作用，造成金融系统不稳定。金钱从贫穷国家流向富裕国家，贫穷国家受教育水平最高者涌向富裕国家，形成了不稳定的体制，这非但没有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反而扭曲了欧洲经济。从这个角度看，欧洲需要结构性改革。倘若欧洲要实行货币联盟和通用货币，就必须有更多的财政联邦制度，在财政方面通力合作，拥有银行业联盟，制定产业政策、发展计划，促进落后产业的发展。但今天欧洲的做法恰恰与这些背道而驰。
　　世界贸易应朝多边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刚才谈了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那么现在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又如何呢？
　　斯蒂格利茨：目前新兴国家的状况好得惊人。经济危机发生后，很多人认为新兴国家的经济大量依赖出口，担心欧洲和美国出口市场的崩溃可能会造成新兴国家的经济衰退，新兴国家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然而新兴国家没有采用紧缩政策观念，而是意识到凯恩斯主义和经济刺激计划的重要性。例如，中国启动了强有力的经济刺激计划，其经济发展也为其他新兴国家带来巨大益处。尽管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总体而言这是一件好事，因为中国从过去的重视数量向注重经济质量转变，使经济增长更具可持续性和公平性。
　　另外，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已经造成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混乱，使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面临更困难的处境。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最初大量资金涌入许多新兴国家，导致汇率升值，资产泡沫产生。美国还没有修复好自己的金融市场，资金没有流向真正需要去的地方。现在美国逐渐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却造成了资金从许多国家流出，引起新一轮的破坏。美国在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应该多考虑该政策对其他国家可能造成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还面临哪些主要挑战，该如何应对？
　　斯蒂格利茨：随着经济增长，国家由一个阶段发展到下一个阶段时，必须重新调整经济结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很多挑战，例如处理全球化和资金流动问题。现在，全世界在达成新的贸易协定方面存在很大压力。新贸易协定中的大部分并不像其所规定的那样有益于人民和国家。我们想要一个全球性而非地区性体系，需要一个多边体系而不是将全球割裂的“意大利面条碗”现象，因此贸易协商应该在世界贸易组织内进行。但美国不愿取消其针对某些产业而采取的保护政策，导致现在仍没有一个全球性协议。美国正试图割裂全球贸易体系，并将知识产权制度、投资协议强加于人，使发展中国家难以获取相关知识，而这些知识对当前的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
　　不平等现象的加剧是中国和其他很多新兴国家面临的另一个挑战。现在美国贫困问题加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这也是很多新兴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有些国家能缓解不平等、减少贫困，实现机会均等，这就表明不平等现象不仅是经济发展造成的，也是经济政策和政治造成的。另外稳定对新兴国家而言非常重要，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和经济稳定，就必须解决不平等和机会不均等的问题。
　　应对这些挑战，只靠市场是不行的，需要政府发挥积极作用。政府要在各领域促进公平和经济转型，这是市场难以做到的。中国想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市场自身有时会作出很糟糕的决定，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框架让市场促进发展、增进社会和谐与社会福祉，确保环境不被污染，人们的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创造激励创新的环境，使不同部门能为彼此带来益处，共享知识等。另外，教育也将发挥重要作用，帮助人们摆脱贫困。对中国而言，进一步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也很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促进中国的经济转型，建立更加依赖内需和消费的发展模式？
　　斯蒂格利茨：内需既可以是个人消费，也可以是政府出资的消费，如教育和卫生事业。政府可以在促进城镇化、打造宜居城市方面有所投入。在私营部门中，提高工资、设立工会帮助工人提高生活水平很重要。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工人就可以消费更多，从而刺激内需。另外，美国的经验表明，私营卫生保健系统不可行，因此中国建立一个公共卫生医疗体系也很重要。英国、瑞士、瑞典也都有通过公共消费刺激内需的成功经验。政府要参与到城镇化进程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环境等。
　　中国要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就要加强纵向创新，发展创新性经济。中国的一些企业也在创新方面做得很不错，但我要强调必须关注创新的源泉――基础科学研究。中国要实现赶超，也必须了解基础科学，加大对大学和基础科学的投入。
　　全球总需求成经济发展关键阀门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提出当前全球经济的最大问题在于全球总需求，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斯蒂格利茨：全球总需求问题有的是在很多国家都存在，有的与全球经济体系的运行方式有关。欧洲和美国实行紧缩政策削弱了全球总需求。二者的金融体系未能向中小型企业提供足够的信贷以促进就业，这关系到全球的利益，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尽快得到解决。另一个问题是全球不平等问题。如果社会更平等，经济就会更强劲。另外是全球经济体系的运行法则。我们需要一个全球储备体系。正是因为没有这样一个体系，全球总需求才被削弱。我们知道应当做什么，但问题在于在国家乃至全球层面，是否有政治机构和政治意愿来推动问题的解决。金融危机及其后果让我们都意识到加强全球合作的必要性和困难性，要让每个人都知道应该对全球金融监管加大协调力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前景如何？
　　斯蒂格利茨：我们正在创造一个与危机前截然不同的世界。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经济模式的弱点，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如今世界愈加多极化，权力更加分散，有了更多的全球合作与协调，像美国这样的特殊利益体或许很难建立一个以牺牲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为代价的全球经济体系。这有利于全球化的公平。今后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可以让这样一个体系良好运转。我此前提议建立“政策对话倡议组织”时也抱着这样一个初衷，希望它能促进平等的全球化，让世界更平等、更稳定，生活水平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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