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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范文—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的现状及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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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服务外包不能走印度的老路
发布时间：&&&&
稿件来源：《群众o决策资讯》&&&&
作者：陈 刚&&&&
2006年以来，中国在政府的强势推动下，轰轰烈烈地开始发展服务外包产业。到如今，中国的服务外包在一些方面已经大大超越了2006年商务部定下的战略目标——“千百十工程”。21个示范城市已经成倍地超额完成任务；服务外包企业的数量也几十倍于当初的指标；只有一个重要指标——成百家跨国公司持续大额度地向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发包，似乎还有一定的差距。不可否认，这个指标反映了我们急于求成的迫切心情，但更多是由于对服务外包产业缺乏实践经验，容易犯主观性和片面性的毛病。还有就是认为印度发展离岸服务外包的成功案例，容易简单模仿，因而盲目跟风。
数年来“跟风”的浮云已经漂浮过去，客观的现实正在教育我们，各级从业者也在不断地反思服务外包的所作所为，总结经验教训，不走印度的老路，走适合中国国情的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之路已经日趋清晰和明朗。
中国没有印度发展离岸服务外包的时运
印度发展服务外包的主要机遇来自于欧美国家的“Y2K”危机。在这个当口，信息技术人员最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具备几百年欧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深厚浸染，人民又有一百多年与欧美国家的自由往来，服务产业发展所需要的人文互动条件都拥有。他们很快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大批印度信息技术人员涌入欧美国家，从在岸开始深入进军欧美国家的各行各业，从服务设计、流程改造、表单处理、技术应用、客户交流、服务质量、行业标准开始学习和模仿。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印度人回到自己的国家，开展利润率更加丰厚的离岸服务外包。可以这样说，“千年虫”的时势，造就了印度对欧美国家离岸服务外包产业。而作为知识经济的服务内涵所具有的开放性、模仿性以及可追溯传承性，又使他们在与欧美发达国家客户不断互动中，牢牢把握客户需求，不断成长和提高，在服务价值链上持续攀升。印度目前正在利用离岸服务外包的机会和利润反哺信息技术驱动的服务产业，提升国内制造业的发展速度。
服务外包是全面发展第三产业的开路先锋
反观中国服务业发展的现状，既没有离岸服务外包的机遇，又没有国内服务业的发展基础，更没有服务业专门人才的储备，还伴有人口红利的慢慢消去。从这个意义上去思考，中国的服务外包要带动整个服务业发展，的确是任重道远。
服务业占GDP比重中，发达国家占比70%，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50%，中国是44.6%，低于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这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和历史过程息息相关。从数字上看，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还有5%的距离，这意味着还有几万亿元的发展空间。农业和工业都急需转型升级，其中各行各业的信息化就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发展方向。基于信息化的服务外包是各行各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也是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便捷之路，更是加速农业、制造业信息化转型升级的助推器和催化剂。
近年来全力推动的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已经承接了数千万计美元的发达国家信息技术外包、业务流程和知识流程外包，形成了2万多家的服务外包企业群，形成了5百多万人的产业大军，拥有一大批信息技术和专业服务队伍，制定了跨界的各行各业解决方案，这为进一步开拓国际以及国内服务市场奠定了雄厚的知识劳动力基础。不同于农业、制造业技术的物化特征，服务业的知识经济具有特殊的开放性、模仿性以及可追溯传承性，这样的信息技术和专业服务的知识和能力，包括流程、标准、文档等可以复制、拷贝，轻易地转移到其他服务市场，包括开拓国内服务市场以及新兴国家服务市场。这将是中国持续保持经济快速发展新的生长点。
雄厚的制造业提供了扩展和攀升的基础
中国长期发展以物质为基础的产品制造，除去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等弊病外，还造成巨大的产能过剩，产品质量低下，企业盈利减弱，产品制造业竞争力严重疲软。众多企业陷入低水平的价格恶性竞争困境，商业模式缺乏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传承和提升，缺少对客户需求深刻的认识，无视客户服务理念。
然而以转移高端技术为主的服务外包能够将信息技术应用到包括农业、制造业在内的各行各业，将产品制造与为终端客户服务相结合，形成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经过服务外包与产品制造商的充分融合，将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盈利模式。这样的融合过程为专业化服务提供了巨大的商业机遇。
发展国内服务外包市场具有无与伦比的潜力
离岸服务外包企业通过承接发达国家的信息技术和专业化服务，不但可以获取信息技术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还学到了企业管理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包括业务流程改造优化，质量控制的方法和流程，甚至还能得到相关市场的重要信息。比如中国著名CRO（研发合同组织）企业——无锡药明康德就是一个离岸服务外包转向国内市场的典型例子，无锡药明康德从事欧美医药研发外包10余年，期间学习美国新药研发的流程、知识和经验，大大地提高了新药研发的能力，建立了一支世界一流的新药研发团队。从3年前开始，大量从事国内新药研发的公司纷纷要求无锡药明康德利用他们在欧美服务外包中积累的专利等知识产权，为他们开发大量中国的新药。
中国的制造企业迫切需要通过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服务外包途径，学习、传递和转移发达国家在不同行业中组织架构、战略规划、流程优化、质量管理、数据分析等先进的企业管理知识、流程、经验等，进一步在产品制造流程中加入为客户创造新价值的服务新内容，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
准确定位国际服务外包的目标市场
服务外包与文化、习惯密切不可分。中国是日本服务外包重要基地，日本由于“少子”的原因，知识劳动力非常匮乏，必须依靠中国巨大人力资源作为维持其经济发展的依托，中国几千家对日外包企业已经成为日本各个行业不可或缺的服务资源。同时，中国对日服务外包成为人力资源的供应地，还能从对日服务外包业务中积累先进知识和经验，不断向价值链的上游攀升。
当前，对日服务外包规模有限，对欧美服务外包能力不足，国内服务外包市场的开拓还需要时间。多年离岸服务外包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并不具备承接欧美国家大规模、深入行业的专业服务能力。这不仅是由于语言和技术方面存在的显而易见的差异，更主要的是在人的理念方面差异甚殊，思想、意识、文化、习惯根深蒂固的差异，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
新兴国家是潜在的服务出口目标市场，中国服务外包出口必须调整方向。中国向欧美的大规模服务出口还有较长的路要走，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时间的积累。然而这样的差距并不明显存在于中国和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之间，他们多是中国长期的国际朋友，外交关系也非常融洽和谐。更重要的是我国每年还有几千亿美元的外援，目前正需要从传统的基础设施援助，转向有益于受援国持续发展的援助模式。服务外包，尤其是信息技术和专业服务应该成为今后外援的重点发展方向。新兴发展中国家也将成为中国服务出口的重要目标市场。
（作者系中国信息技术服务和外包企业联盟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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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杂志社版权所有中国金融服务外包与美印比差在哪儿
来源：国际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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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栏目：新闻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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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全球化角度和生态学观点出发，中国与美国和印度相比，从买方和卖方&物种&的&基因&到不同时期身处的环境都不同，由此，中国金融服务外包市场与全球的差异和差距必然成为一段时期内存在的产业客观形态。&
&&&&毫无疑问，中国服务外包行业虽然以较高的速度在增长和追赶全球服务外包行业的发展水平，但是差距仍然很大。&
&&&&中国的金融服务外包发展既不可能一蹴而就赶上全球的水平，也不可能完全按照全球的发展轨迹往前发展，因为其既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了强烈的特点。&
&&&&从全球化角度和生态学观点出发，中国与美国和印度相比，从买方和卖方&物种&的&基因&到不同时期身处的环境都不同，由此，中国金融服务外包市场与全球的差异和差距必然成为一段时期内存在的产业客观形态。&
&&&&金融集中度过高致外包渗透难&
&&&&产业集中度是产业经济学描述某个特定行业市场结构的一个常用的状态描述指标，通常一个地区产业的集中度与该地区产业的绩效有很大的关系。&
&&&&虽然集中度的差异并不能拿来直接说明中美两国金融市场的绩效差异和对金融服务外包产业有何种影响，但是由于制度是随着供求关系在一定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中变化的结果，反过来，一些反应变化结果的指标可以用来帮助理解中美金融服务外包市场的结构。&
&&&&按照中国银监会的划分标准，中国的银行金融机构可以分为四类：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农村)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
&&&&从金融环境上看，中国现代金融行业成型较晚，在市场化和国际化方面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有着明显的差距。表中数据说明中国银行业属于中度寡占型市场，并随着产业新兴力量的快速成长和外资银行的进入在向中低度的寡占型市场转变。&
&&&&美国的银行金融机构可以分为三类：商业银行、储蓄银行和信用合作社。&
&&&&由于历史的影响和政策的演变，美国的银行体系表现为机构数量多、规模小、集中度低，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独特的银行控股集团模式。&
&&&&由于其银行资产在GDP中的占比相对较低，其股票市场在GDP的占比较高，美国的金融体系常常被称为&市场主导型&，相对的是德、法、日等国的&银行主导型&。
&&&&2007年以来美国银行集中度发生变化：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银行业呈现出集中度不断提升的趋势。此前，美国的银行市场集中度相对较低，一直处于原子型的竞争状态或向低寡占市场缓慢过渡。&
&&&&从集中度的对比可以看到，中国金融行业的集中度相对较高，中国金融买家市场竞争尚未被完全激活，市场调控的机制还不能完全发挥作用，从而使得中国国内的进入买家对于把业务经验改善的需求直接和迅速地连接到实际的变革的投入上显得效率低下和迟钝。加上国内金融巨头的国有企业背景，其庞大的层级管理体系和传统的管理方式，使得包括服务外包在内的业务流程变革和管理方式的变革的实施变得异常困难。这是现在国内金融行业服务外包渗透率持续较低的原因之一。&
&&&&同时，中国金融买家的集中度出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从市场效率改善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对服务外包行业一个较大的潜在驱动力。&
&&&&初级金融服务有碍外包业务扩张&
&&&&整个19世纪，整个美国银行系统高度分散。&
&&&&1913年以统一货币发行权和增强银行系统平衡为目的，美国成立了联邦储备系统。但它的组织并不同于传统的中央银行，其结构式地区性的并且决策权力是分散的。成立后的数年它也没能阻止银行业的恐慌，终于导致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出台，该法引入了存款保险制度和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业经营的要求，并扩大了联邦储备系统的权力，此后美国形成了银行、证券、保险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格局，直到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出台，才终结了美国将近70年的进入分业结构。而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却又让美国金融行业再一次以全新的眼光打量金融自由化和进入管制。&
&&&&美国的金融史经历的是一个&放松&&管制&&再放松&&重构管制&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金融业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央行&大一统&金融体制，到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后开始逐步构建起多元化的金融体制，中国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体，多种商业、政策性银行并存的银行业体系基本建立起来；保险业在1982年得到恢复(中国保险业于1958年被政府禁止)；证券业则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式起步。1996年，中国银行、证券和保险开始施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也随着&一行三会&构建而得以实施。&
&&&&进入21世纪，中国的金融行业围绕加入&WTO&，进入了深化金融改革开放的时期，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国有保险公司重组的顺利实施以及各种金融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中国的金融行业逐渐发展壮大，形成了功能齐全和互为补充的多层次金融体系，其运作方式也逐步朝着市场化、国际化、金融调控遵循市场规律进行的方向发展。&
&&&&因此从金融环境上看，中国现代金融行业成型较晚，在市场化和国际化方面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有着明显的差距。这使金融机构和企业对于业务、管理的认识都还停留在比较初级的阶段，直接对服务外包的开展带来很大阻碍，但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应该说，这些阻碍因素正在不断地减小。&
&&&&产业政策不够给力、细化&
&&&&从20世纪70年代起，中国和印度这两个经济体都开始踏上了从国家控制走向市场、从自给自足理想走向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历程。两国都开始追赶全球一些领先经济体。&
&&&&产业政策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历届政府都将发展服务外包业置于优先地位。当时甘地政府根据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制定了重点开发软件，促进软件及其服务出口的长远战略，并专门设立电子部，出台《计算机软件出口、开发和培训政策》。&
&&&&1991年拉奥政府继续奉行大力发展软件产业的方针，设立技术开发基金，使印度用于软件的预算拨款激增到1000亿卢比，同时在原有电子部的基础上成立软件发展促进局，并在班加罗尔、马德拉斯及加尔各答等地设立了17个软件园区。&
&&&&1998年其总理瓦杰帕伊明确提出：&要把印度建成名副其实的信息技术超级大国。&并相继成立了以他本人为组长的&国家信息技术与软件开发特别工作组&和&信息技术部&，制定和修改了《印度信息技术行动计划》，在税收、融资和教育等方面为服务外包产业提供政策支持。&
&&&&税收政策方面，印度从中央到地方，对扶持服务外包形成了广泛共识，对其采取了积极的税收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方面，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率先调整其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以营造出有利承接外包工程的外部环境。1994年印度对版权法进行彻底修订，使该法成为世界上最严格也最接近国际惯例的版权法之一。同时，印度正在向《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实施迈进，并签署了很多有关IP保护的国际协议。另外，印度还制定了《信息技术法》对非法进行复制软件、篡改原文件、伪造电子签名等违法行为规定了具体的惩治条款，使印度成为第12个有此类法律的国家。&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中国政府也开始将发展服务外包作为未来经济的增长点。&
&&&&我国&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若干服务业外包基地，有序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商贸部陆续批准建立了北京、上海、大连等21个国家级服务外包产业基地。&
&&&&2006年，国务院九部委颁布了《关于发展软件及相关信息服务出口的指导意见》，提出一系列支持软件及相关服务出口的实质性措施，与此同时，商务部又启动承接服务外包的&千百十工程&。&
&&&&可以看出，我国对服务外包业的扶持力度仍然不足。我国出台的产业扶持政策主要集中在最近几年，且现有的政策法规还比较粗泛，对于产业整体的引导和扶持作用还不够明显。&
&&&&在税收政策方面，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分别于2000年和2006年颁布两个文件，给予服务外包企业优惠税收政策：企业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2010年前按17%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对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即征即退；新创办软件企业经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优惠政策；对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企业，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软件企业进口所需的设备可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对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当年提取并实际使用的职工教育经费，在不超过企业工资总额2.5%以内的部分，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同时，新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法》也给予了服务外包企业很大的政策优惠倾斜。&
&&&&与印度的税收政策相比，中国税收政策优惠力度明显不够，也没有印度规定得详细和具体。&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就开始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建设。特别是在加入世贸过程中，为履行入世承诺，中国政府严格遵循《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有关规定对国内知识产权立法进行了修改和完善，使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规定完全一致。&
&&&&中国近年来虽已建立起较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但执行力度却远远不够，这是中国跟印度服务外包产业相比最大的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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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及关键词 中文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和专业化分工迅速发展的今天，发达国家企业为了提高自身的
核心竞争力，纷纷将其内部一些重要的、非核心业务外包给其他国家的专业公司
和机构。国际服务外包日益成为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的战略选择，新一轮服务业
产业转移在世界范围内推进。 本文首先阐述服务外包的概念、类型和目前国际服务外包市场状况，并运用
劳动分工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价值链理论、核心竞争力理论、木桶原理、社会
交换理论以及权力与政治理论等从不同角度对服务外包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理论
分析。其中，劳动分工理论认为劳动分工可以使企业专注于核心业务的发展，形
成规模经济；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交易费用是一个企业是否选择外包的衡量标准， 当中间组织获取资源的成本费用最低时，企业应该选择服务外包：价值链理论主
要研究企业应该集中力量培育并发展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环节，并把不具有比较
优势的非核心环节外包给其它专业公司；核心竞争力理论认为企业应该充分利用
外部资源，将非核心业务外包出去，并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核心业务上，以保持企
业的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国际服务外包不仅可以降低服务发包国的成本，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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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一个难得的发展经济的机遇。但是，服务外包也可能对承接国的经济产生一
些消极的影响，如拉大收入差距，削弱国家的经济独立性，并引发发包方与承包
方之间的文化冲突。因此，深入地研究国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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