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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羊网-新快报
　　这期我们要讲的是
　　发生在中国人自己身上的养老故事
　　如果不去采访
　　这些故事连长年做新闻的我们都觉得
　　匪夷所思
　　但遗憾的是
　　他们确实真实地发生和正在发生
　　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尝试着各种方法
　　来应付即将来临的衰老
　　但当移民、买铺、存款、养儿都防不了老的时候
　　专家也无奈地对我们说
　　人还是要活得开心一点
　　专题·养老之痛
　　中国式超龄工人
　　为了养老，52岁的他冒用身份证混进工厂打工
　　在工厂，他每弯下腰给电热水壶贴一次膜时
　　只为他的养老费贡献了3分钱
　　而12万次的贴膜才能缴纳完这一年的养老金
　　核心提示：
　　这里像中国南方大多数的小城镇一样，城中一条热闹的公路，两边是各种机关的筒子楼，有的已经推去一半，有的正在建，在湖南省永兴县电信局门口，我看到了正在引导车辆的黄景和，见到我时，他拿出了早已经准备好的一个小袋，里面有一些证件，这些证件证明了他在国企工作18年的荣誉，而此刻，这些在他下岗后的红、绿证件，正安静地躺在褪色塑料袋里。
　　黄景和现在是一个保安，每天负责着看守电信局的大门，登记来往车辆。
　　日，他供职的湖南省郴州烟草用一笔钱买断了他18年的工龄，和他解除了劳动合同，他所有的社会保险（包括五险一金）也在那一刻同时终止。
　　下岗时，他49岁，为了晚年有所依靠，离开国企的他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也看不到尽头的养老战争。
　　记者 汪再兴 实习生 黄雪萍
　　7月，这个小城的热度已经让人燥热，在午后更是达到顶点。黄景和戴好安全帽，骑着摩托从烟草局的大楼开出，消失在路上。
　　每天，他会趁午休的时间出去跑跑出租，然后把赚的钱，不管是10块还是20块，叠得整整齐齐地交给妻子，“钱不多，有零钱给买点菜也好，现在的葱都贵。”
　　如果五年前他没有被自己的国企湖南郴州烟草局买断，黄景和还会是这个县城里的“单位人”；可能像他的同事老刘一样，平时到附近的烟叶田考察考察，周末再约上三五个同事打牌、钓鱼，每个月有按时1万块左右的工资，在这个小城，过着有存款、体面的养老生活。然而，生活没有如果，离开县城国企的他觉得，自己60岁之前的每一年，他都必须为自己缴纳养老保险。
　　为了老有所依，黄景和从煤矿工跳到流水线工人、再到现在的保安。
　　冒用身份证
　　2010年的7月，黄景和工作的那个煤矿倒闭了，一个月之后，他买了南下广州的车票。
　　待在家的那一个月里，他几乎看遍了县城的每个招聘启事。
　　超市员工？他年纪太大；货车司机？他没有合格驾照；回去烟草公司再干他的老本行（烟叶分选）？没人愿意雇他；
　　他联系以前在烟草局一起被买断的同事，或许能够在他们的帮助下做点小买卖，但是结果，和他一样被买断工龄的人多数都处在了半退休状态，对工作没有指望。
　　但是，他得养家还要养自己，现在全家收入来源只有妻子每个月600块的洗碗钱，他的女儿还在上大学，他还有个小儿子，他还要缴纳养老金，这一切都需要钱，他要赚钱，而且是尽快，不然这个家的生活就要恐怖地停滞。
　　他记得，很久之前，某次在街上碰到正在佛山打工的老乡，他没有听错，老乡对他说，他在佛山打工，每个月能赚1800块，那时候，他自觉身体不好，不敢去也觉得没必要去，因为，他在电视上看到过春运时背着大包小包回家的农民工。
　　这次，他动心了。
　　日，黄按着纸条上老乡给他留下的地址，在走错两次之后，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老乡，在佛山待了一个星期之后，他并没有找着工作，而对于流水线工作而言，他确实年纪太大，2010年，他已经52岁了。
　　黄景和开始着急了，由于没有工作，他每天要花费30块住旅馆，还要吃两顿饭。如果还找不到，他还得继续浪费这个钱，而如果这时回家，他又要浪费大把车费。
　　黄景和甚至想起了堂弟留在他这的身份证，上一次偶然帮他取回证件，现在带到佛山来了，也许能派上用场，他决定冒用堂弟景维的身份证，后者比他小5岁。
　　一切很顺利，黄凭借着冒用的身份，最终在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新宝电器捡到一份工。
　　“那个招聘的小姑娘没看出来，我跟兄弟长得像！”
　　12万次的贴膜
　　黄景和进的佛山工厂是制造电热水壶的，那条流水线上有12个人，他是年纪最大的员工，最小的才17岁。他负责拆包、装包，有时也负责印字。
　　“每天先帮忙把当天的货从车间的推车上卸下来，再撕开电热水壶的外面的膜，用毛巾擦干净，把模板压在上面（用于喷涂公司LOGO的模板），然后再丢到皮带（皮带流水线）上。”
　　回家已经差不多一年了，黄还清楚地记得这些工作的内容，无数个日夜，他不断地重复着这三个动作“拆包、擦尘、贴膜”，坐得累了就站着，站累了就坐下，总之不能停下来。
　　当记者给他算，每天经过他手的电热水壶的数量大概为2000个时，黄景和吃了一惊。
　　一条流水线每天都有固定的任务额，完成了才可下班，下班回到宿舍，通常已是晚上10点多，“脑子里只有皮带滚动的轰轰声，什么也没有，眼睛一闭一睁，第二天7点半又要上班了。”
　　没有人问过黄为什么要来打工，他跟工友一块住在8人宿舍，宿舍里不断有人搬进搬出，都是些年轻人，有些吃不了苦的工资也不领就走了。
　　“他们不讲卫生，鞋都不脱就躺在床上听mp3，没人说话，我无聊了有时就看看从厂区接到的广告、医院发的杂志。”但是翻两页就困了。
　　在流水线上工作的黄景和，甚至不清楚自己要打多久的工才能赚到这一年的养老金。
　　我认真地给他算了这样一笔账：
　　他在广东前后待了三个月，做了接近四个月的工，除开伙食住宿（水电费），最后只带回家1200元，还有一个月工资抵押在工厂。那一年他需要缴纳的养老保险为3700元左右。
　　也就是说，黄景和在工厂每弯下腰给电热水壶贴一次膜时，也只为他的养老费贡献了3分钱，而12万次的贴膜才能缴纳完这一年的养老金。
　　即使透支自己的身体，他也追不上往后飞涨的养老金费。
　　“日子怎么会过成现在这样？”
　　从佛山回来半个月后就过年了，他带回来的1200元“一家五口过年饭菜钱都不够”，他辛苦忙活了四个月赚的钱半个月都没用上，而此时隔壁，当年一起在烟草局的同事却拿回了5万元的年终奖金。
　　他一遍遍地去回想，当初的自己是怎么做下离开烟草局的这个决定，但无论他如何努力搜集任何一个让他走向现在这种窘况的细节时，也改变不了自己曾经签下的那份《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上，白纸黑字的写着：
　　“乙方自愿申请，甲乙双方平等协商”
　　“乙方所有的工资、奖金、住房公积金、保险及其他福利待遇，从此之后与甲方无任何关系”
　　2007年的元旦过后，郴州烟草公司组织各级职工连续开了四天的会，那四天里，领导们每天一个说法，从最开始的50岁内退政策，到考试上岗，再到后来的买断后五年不涨工资，最后还有限定日期内买断送奖励金的说法，这一切看起来就像是场买断促销会。
　　“现在看明白了，他们挖好的坑就等我们往下跳了。”
　　“我的年纪大了，一来怕内退，二来怕自己考试通过不了，自己年纪大了记性不好，这么多年也只会下田看烟叶好坏，没文化。”
　　当时跟黄景和同一批买断的郴州烟草职工有300多人，他们大多情况类似，在基层做了十几年的烟叶培植，年纪偏大，有些害怕内退、有些急需用钱。总之，短短12天内，或许匆忙、或许困惑、还没来得及念想的同时，他们离开了自己工作多年的岗位。
　　彼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正于日通过，而他们的解除合约多是在这之前签订。
　　“企业钻了法律的空子，成功甩包袱。”暨南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广东劳动学会副会长韩兆洲说。
　　2007年2月份，被郴州烟草公司买断后不久，刚过完年的黄景和觉得下腹一阵绞痛，去医院检查，在其胆囊处发现了半颗拇指大的石头，医生说胆囊炎可以选择碎石，也可以切除胆囊，前者有复发的风险，但是能保全胆，彼时单位缴纳的医疗保险还在有效期内，为了防止以后老来复发，他没多想，选择挨一刀。
　　手术后，黄景和在家修养了半年，望着手里还剩下的钱，再数一数退休的日子，他惊恐不已，十年的时间要怎么过，得花多少钱啊。
　　当年的7月份，他决定去煤矿，重拾他最初的老本行。他对这个不陌生，他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马田煤矿。井上的生活虽然辛苦，但没什么开销，一年下来，攒了4800多块，刚好交上养老金的钱还剩下些烟钱，但随着两年后煤矿的倒闭，这种“好日子”也坍塌了。
　　衰老已经越来越近地朝他走来，而他已经没有一样可以捡起来的行当来安度。
　　黄景和的家中有一张1996年的全家合影，照片中的他站在一辆摩托车旁，彼时他正38岁，在郴州烟草上班，正轻快地走在人生路上，没有忧虑，有的是未燃的壮志和不自知的幸福。
　　他自己给我总结了一下他的人生：
　　他从1975年开始参加工作，到2007年整整32年，2007年以后，工龄被买断从国企下岗，如今他54岁，他觉得自己老了，被丢入命运的洪流，妻子没有工作亦无退休金，从1992年开始缴纳的养老保险随时可能因为没钱而断交。
　　2012年6月的一天，黄景和从电视上看到了国家准备延迟退休年龄的消息。[cnool-page]
　　1992年3万元 一个湖北男子觉得足以养老便退休了
　　如今他靠吃低保度过晚年
　　本报算了一笔账
　　1992年，大米的市价是1.129元/公斤，3万元，可以买到26572.18公斤米
　　按成年人一天吃0.25公斤大米（生）的饭量来算，需要291年才能吃完
　　20年后的今天，大米的市价是5.44元/公斤，3万元，只能买到5514.71公斤米
　　一个成年人吃22058天，60年就可以吃完
　　记者 汪再兴 实习生 杨璐
　　得知36岁但年收入过百万的侄女王娜打算退休时，70岁的湖北人刘强愤然起身。
　　“她怎么也不看看我的遭遇？从当年的万元户沦落到现在靠吃低保生存。现在手头上有点钱算什么？老了以后，钱一贬值，活不活得下去都成问题。”
　　从万元户到吃低保
　　1992年，52岁的刘强存足了整整3万块，觉得“这一辈子都不愁吃穿了”，毫不犹豫地就退休了。但在一轮又一轮的通货膨胀的影响下，当年3万块早已不值钱。他被迫沦落到要靠吃低保来养活自己。
　　刘强出生在湖北一个偏僻的农村，家里靠种田为生。早年，他曾做过照相先生，背着相机四处走街串巷，替人拍照。
　　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全面发展，中国房地产业也随之兴起，全国房地产得到了迅猛发展。
　　见城市里到处都在建房子，他琢磨着，“这是个发财的好行当”，就地做起了涂料生意，开了个小涂料厂。
　　卓越的远见和说做就做的执行力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他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厂子也越办越大，在涂料市场可以说是叱咤风云。
　　1992年，他买了一套单元房后，还有3万元存款，是当时鼎鼎有名的“万元户”。
　　当时，普通人家的每个月的收入大概是60-80元。李婷回忆，90年代初，她父亲月收入150元，母亲月收入68元，“日子也能过得挺中产。”
　　侄女娜娜每次去他家，他都带着她到处去旅游，“把周边该玩的地方都玩遍了”。只要是娜娜看中的衣服，不管价钱多少，他也都会买下来。甚至连娜娜去他家的路费，他都帮着出。
　　生意做大了，问题也接踵而来。他的子女们见着这行收益好，纷纷加入。有的在厂里帮忙，有的去外地贩卖涂料。
　　但在合作的过程中，矛盾也不断。大儿子嫌他在生意上太关照小儿子，每天在家里耍脾气。
　　刘强想着“自己手头上有3万块，这一辈子都不愁吃穿了。而且赚的钱最后还是要给子女们的，自己留足够养老的就行。”毅然决定退休。把工作都转给子女们后，他就义无返顾地退休了。
　　但他怎么也想不到，坐拥巨额养老金的万元户，有一天也会一文不值。
　　仅一年之隔，据国家统计局网站的数据显示，1993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就升至14.7%。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1997年，农村人均收入2999.20元，按照户均4.35人计算，平均户收入已超过万元，家家都成为万元户。万元户成为历史名词。
　　1992年，大米的市价是1.129元/公斤。3万元，可以买到26572.18公斤米。按成年人一天吃0.25公斤大米（生）的饭量来算，足足可以吃106289天，需要291年才能吃完。
　　20年后的今天，大米的市价是5.44元/公斤。3万元，只能买到5514.71公斤米。可供一个成年人吃22058天，60年就可以吃完。
　　这是3万块，经过20年一轮又一轮的通货膨胀后的价值。
　　大儿子因生意与他闹翻，父子关系早已断绝。
　　二儿子老婆得了白血病，为了治病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的积蓄。大女儿没有稳定的收入，只能靠做点小生意来维持生计。
　　现在，子女们要么不管他，要么自顾不暇。当年天价的存款根本顶不过今天的物价，存款花光之后，他只好申请低保，以此来维系生活。
　　不敢退休
　　刘强的侄女，38岁的王娜是湖北天门的一名服装经销商，拥有6家分店和2个商铺的她，每年坐拥100多万的收入。两年前，她也曾经想过要退休。但舅父的遭遇让她根本就不敢言退，只能硬着头皮撑下去。
　　2010年，天门市的商铺租金突然陡增。中心商业地带一个50的店面，租金从8万元/年飙升到20万元/年。这给一心想扩大销售规模、增加分店数量的王娜迎头浇了一盆冷水。营业成本的激增完全打破了她的商业计划，信心满满的她一时间变得如霜打的茄子。
　　这一年，一大批80后、90后的员工进入她的店面工作。他们要更高的工资、要更宽松的工作环境、更灵活的工作方式。这给王娜的管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生意越做越艰难，看不到希望，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萌生了退休的念头。
　　但一想到舅父的遭遇，她又不敢轻易放手。对退休突然有所迟疑，有所犹豫。
　　“在我的心目中，舅父当年是非常成功的，建材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当时自己刚创业，举步维艰。现在，舅父居然沦落到要靠吃低保来生存。他的生活经历是支撑着我一直坚持做下去的动力。每次在生意上遇到困难想要退缩的时候，一想到舅父的遭遇，我就咬着牙，死撑下去。”
　　那一段时间，她的心理压力非常大，“因为一旦退休就意味着坐吃山空，万一物价上涨太快，手头上的钱就完全不够用了。”
　　再三权衡后，她决定，吸取舅父血的教训，暂时不提退休计划了。
　　“为了以后的生活着想”，她开始为自己和家人买养老保险。在这之前，她完全不相信养老保险。
　　她的丈夫曾在湖北省天门市油脂公司工作。2000年，公司倒闭，单位用3000元买断了她丈夫的工龄。
　　丈夫下岗，她赋闲在家，家里的收入来源完全断了。“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每年拿1000多块出来交养老保险。”
　　“再说了，粮油系统里的公司都能倒闭，养老保险金怎么可能靠得住？”
　　经过要不要退休的挣扎后，她开始规划自己和丈夫的养老问题。她把丈夫下岗到现在漏缴的养老保险费一次性全部都补齐了，还给自己也买了一份养老保险。
　　买了这种养老保险之后，在未来，55岁退休的她可以拿到按当时物价的最低工资发放的养老保险金。“就算我的存款贬值到一文不值，靠养老保险金应该还是可以勉强维持基本生存的吧？”
　　年龄越来越大，离退休的日子也越来越近，“像我这样没有正规工作的边缘人士，也希望能够抓住一些稍微有保障的东西。虽然我不相信养老金，但目前也没有别的更靠谱的办法了。”
　　她坦言，“现在是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还不错，才买的养老保险。如果经济情况不允许，压根连想都不会往这方面想。”
　　她唯一能做的
　　就是不断开分店
　　不断买入商铺
　　除了留足够家用的钱外，她把其他的钱全部都投到了商业领域，不断地扩充店面、买入新的商铺。“钱存在银行里一直在掉价，还不如拿出来投资。买铺是稳赚不赔的，可租又可卖。扩充店面虽然有一定的风险，但也总比看着钱缩水好。”
　　两年前，女儿的出生，使她彻底放弃了提前退休的计划。“经济环境变化得太快，既然舅父当年的3万块没过几年就变得一文不值，我的几百万也不是没有可能。”
　　“孩子太小了，才两岁。我担心自己到五六十岁时，自己的存款一文不值，孩子又没有能力自己独立生存。”
　　现在，她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的加开分店，不断的买入商铺。
　　（应被访者要求，文中刘强、王娜为化名）[cnool-page]
　　每月能领三五块
　　杭州一名年近80的老人在小巷中休息，背后的大字格外醒目。特约记者 张治平/摄
　　新快报记者 刘子瑜 实习生 曾杨希 吴渺
　　提及养老，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会第一时间想到养老金。
　　很多人都以为，在社保体系中，养老金是除医保外的第一“靠谱”产物，然而，河南邓州湍河办事处槐树村村民却发现，养老金也靠不住了。
　　1996年，河南省邓州市出台政策，为广大农民办理养老保险。村民说，政府鼓励村民缴纳50-2000元不等养老保险费用，并承诺在村民年满60岁后，可凭证每月领取一定数额的养老钱。
　　16年过去了，村民并没有向政府承诺的那样领到养老金，“有的人一个月领到几块钱”，“有的人到死都没拿到一分钱”。
　　直到咽气，还惦记着养老金
　　李翰咽气了。
　　用当地村民的话说，他到闭眼，也没有摸过一分钱的“养老金”。
　　6月，河南邓州，天气热得叫人喘不过气，邓州市湍河办事处槐树村村民将记者围成一团，“养老金”三个字不断在空气中发酵。
　　“你说，缴纳了十多年的钱，到跟前了却领不出来了，没了，这事情可笑不？”村民毛家林这样质问着，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
　　毛家林说，李翰临死还提及16年前缴纳了养老保险，还想着自己床下存放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手册。”
　　毛家林告诉新快报记者，1996年，政府号召农民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按照规定，缴纳到一定年龄后可以与城市人享有同样待遇。“当时就是说，你缴纳到60岁，就每个月给你返钱花。”毛家林说。
　　不过，16年后的今天，村民大多数人都年满60周岁，更有甚者早已去世，但至今未领取到一分钱。
　　毛家林埋怨：“当年我们全家四口人都买了这个养老保险，现在没一个人拿到钱，都60好几的了。”
　　说着，他从床底下翻出一本绿皮褪色的厚本子，本子上写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手册”，16年前，这就是他们对未来的全部希望。
　　会上网的村民则小声嘀咕：“网上说，养老金缺口大，是不是只管城里人，不管村里人了？”
　　部门交接导致养老金迟发
　　7月4日，邓州市委宣传部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这样回答：“未发的养老金主要是部门交替时产生的问题，目前正在全面解决。”
　　河南省邓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高光明说，现在，我们统计邓州市共有41800人参加了“老农保”，“老农保”缴费金额从几十元到一千多元不等，本息共计1025万元，专款专户，存在银行，不存在养老金挪用的情况。
　　高光明向记者解释：&#年之前，到龄参保农民的养老金都已按时足额发放。去年6月，由于机构调整，邓州市‘老农保’的管理发放工作从民政局移交给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大量信息需要逐人核对，耽搁了2011年度养老金的发放，共计17.24万元。”
　　而针对到底有多少到龄农民没有按期领到“老农保”时，高光明说，因为信息量较大，目前正在逐人进行核对，需要核对后才能明确。
　　截至新快报记者发稿，河南省邓州市已经成立了专门工作组，当地宣传部官员称：“争取在记者发稿前，将此事处理好。”
　　三五元的养老金
　　这些老人到底能领到多少钱呢？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关工作人员表示，部分人员可能仅能领到几元钱的养老金。
　　如果说，领不到养老金的农民觉得悲哀，那么，领到养老金的农民却有些哭笑不得。
　　村民笑谈，“2元钱能给娃娃买一包糖不？”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没有人说得清楚到底能拿多少钱”，毛家林说，“有的说，能拿两三块，有的说，几十块，有的说，什么都没有。”
　　此前，也有媒体报道，还有许多地方和邓州市一样，在执行“老农保”政策的地方，农民领取的养老金，一个月数额大都为三五块钱，沦为笑柄。
　　16年前的承诺
　　面对几元钱的养老金，村民们还一直记得16年前的承诺。村干部、大队领导及“说不清哪里来的领导”，挨家挨户、没日没夜地上门劝说槐树村村民购买“养老保险”，不仅仅他们自己的村被这样轮番轰炸，邻村乃至全国的村庄都正在经历一场“大劝保”。
　　“和城里人同样待遇”、“不用再下田翻土”、“坐在家里就能养老”，这几句话不断被重复着，“说得多了，村民也就相信了”。
　　“你说农民一辈子靠什么？就是靠个土地，甚至说是靠天吃饭，”村民说，“现在我们不用翻土地，就能拿钱，这能不叫人动心？”
　　当年，毛家林在干部的再三建议下，为全家四口人花400元购买了4份“养老保险”。在1996年，这笔钱大概能抵上全家一个月的收入。
　　毛家林说的“养老保险”，实际上是我国在推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后的又一新兴产物“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社会上习惯称其为“老农保”。
　　1992年，民政部颁发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并在全国有条件地区逐步推广，政策称，交养老保险金后到一定年限(60岁)，即可凭证每月领取一定数额养老钱。
　　失败的“老农保”
　　“当时国家还是考虑照顾农民，尽可能的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邓州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说，“本指望农民交的钱存到银行，生成利息给农民们养老，可那些年，银行利率很低，根本无法靠生成的利息让农民们养老，最后才会不了了之。”
　　邓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高光明也坦诚，由于“老农保”后期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政策基本变成了农民自愿储蓄，很多地方已经没有任何补贴措施。
　　“有一些农民他们就不缴纳了，没补贴、不缴纳，能拿的也就更少了。”高光明这样说。
　　恶性循环迅速导致“到龄”农民每月能领取的养老金只有几元、十几元，“养老保险”几乎丧失了“保险”的意义。
　　据新快报记者了解，在河南省邓州市4万多名“老农保”投保人中，目前有资格领取养老金的有1993人，他们大多数领取的养老金每年仅有几十元，高的也不过数百元。
　　而以槐树村村民每人一次性缴纳100元的参保标准计算，60岁之后，其所能领取的养老金不过每月两三元。
　　“用失败一词形容该政策，不为过。”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副院长郑风田这样形容“老农保”政策。他说，在“老农保”问题上，首先是地方政府和集体该承担的部分没有承担，最终演变成农民交钱保自己，“你这个就是先天营养不良嘛。”
　　郑风田向记者分析道：“政府几乎不掏钱，让农民自己掏钱养老，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做不下去了。”
　　“新农保”的希望
　　新快报记者查阅了有关资料，“老农保”是民政部根据国家“七五”计划的要求，于1986年开始探索农村社会养老保险。1992年，在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民政部颁发《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并在全国有条件地区逐步推广。
　　历经8年风波后，“老农保”抵不住各方的压力，1999年，“老农保”养老金方案由于效果不佳被国务院叫停。
　　10年后，即2009年，国务院正式实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为了区别，业内把1999年之前的农村养老保险称为“老农保”，2009年之后的称为“新农保”。
　　“新农保”最大的特点是采取了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模式，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认为，这是一项重大的惠农政策。
　　此外，不同于“老农保”主要建立农民个人账户的模式，“新农保”借鉴了目前城镇职工统账结合的模式。[cnool-page]
　　死，也要有尊严 妻子走了，我可能会自杀
　　今年清明节，蔡云前往女儿的墓地扫墓。（受访者供图）
　　没有孩子的养老
　　新快报记者 刘子瑜 实习生 曾杨 希吴渺
　　“如果有一天，妻子死了，我可能会选择自杀，我不想没有尊严地活着。”说这话的时候，夏敏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面色苍白。
　　两年前，夏敏唯一的儿子死于车祸。
　　都说养儿防老，他觉得失去儿子之后，“养老”已经变得索然无味，死亡对于他而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如果妻子先死了，自己可能会毫无尊严地病死床头、无人问津。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有超过1000万独生子女家庭遭遇丧子之痛，他们的“养老”变得孤立无援。
　　“妻子走了，我可能会自杀”
　　7月2日，星期一。
　　夏敏满头大汗，捂着肚子和妻子李洛琼孤独地站在医院门诊大厅，他们从清远赶到广州，希望能得到医治。
　　他和妻子坐在候诊区等待叫号，身边共有十多名候诊着，其中6名是老人，几名年轻人围坐在老人身边，“妈，快了，下个就是咱们。”夏敏身边一个女孩子这样说。
　　夏敏像被电击中一般，迅速站起来，拉着妻子说：“外面转转，里面闷。”
　　李洛琼说，夏敏似乎得了精神病，不能听到“妈”、“爸”这样的字眼，更不能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挽着父母散步的场面。
　　两年前，夏敏唯一的儿子死于车祸。此后，他常常在夜里站在阳台上嚎啕大哭，甚至将头撞破。
　　被叫号器叫到后，走进诊室，医生简单诊断后说：“要做胃镜，挂号人多，你陪你老公坐坐，还有家属来没？”
　　妻子赶紧抢话：“哦，没有，孩子都忙”，紧接着，拿着单子拽着丈夫走出诊室，站在缴费大厅，夏敏和妻子一句话也没说，默默地等着。他们觉得，自己是看病患者中的“另类”。
　　当晚，夏敏坐在房间里，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天花板，对妻子说：“死，也要有尊严，你走了，我可能会自杀吧。”
　　他说，自己不想一个人躺在偌大的房子里，屎尿在床，无人问津。
　　四个果子的“联系”
　　与夏敏一样，王德林和妻子李桂芬在10年前的“愚人节”失去了儿子，在李桂芬的笔记本电脑里，收藏着她为儿子建的悼念网页。
　　她拿着照片给记者看：“你看，我儿子帅不？多英俊，是吧？”
　　她把儿子的“生平事迹”那一栏写得满满当当。
　　她常常专注地盯着网页上儿子帅气的照片发呆，一盯就是半天……
　　回忆的匣子打开又关上，她和丈夫始终不敢相信，儿子已经离开了十年。
　　“每次路过儿子的学校，总想着他还在操场上跑着、跳着，在教室里学习着。”李桂芬噙着泪花。
　　2006年，实在无法忍受每天都活在沉痛的回忆中，王德林和李桂芬决定搬家。王德林说：“既要回避儿子工作学习过的地方，又不能回老家，害怕亲戚朋友异样的关心，索性选择了陌生的城市珠海。”
　　7月3日早晨，王德林夫妇两人在广州见了几对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他们往往被称之为“失独者”或“失独父母”。他们也要“搬家”。
　　和王德林一样，大部分失独者都选择了“搬家”。“都是为了避免回忆，否则人真的会崩溃，会想到自杀。”
　　潮州人张秀云是个例外，她舍不得搬。
　　张秀云告诉王德林，丈夫要搬家，但她家中的院子里有棵树，是她儿子几年前种下的，今年树上结了四个果子，张秀云常走到院子里望着这棵树，自言自语地说：“儿子是四月份没的，和这四个果子有什么冥冥中的联系呢？”
　　在失独者群体里，他们将搬家称为“迁徙”。不过，他们的迁徙，没有回头路可走。
　　过年，放声大哭
　　日，除夕。北风正劲。
　　南昌当地的天空灰蒙蒙的，一场飞雪就在眼前。南昌市郊的莲塘公墓里，传来了一对夫妇的哭声。
　　在墓园哭泣的是杨伟、蔡云夫妇，风雪无情地拍打着，蔡云抱着女儿的坟头，对地下的孩子说：“今天过年了，我们吃年夜饭，你也吃一点。”
　　失独者们不敢“过年”，“过年”对于他们而言是“过难”，他们害怕看到团圆的一幕，“这是所有失独父母的共性，没有一个好过的。”王德林说：“我认识的所有失独父母都会躲年。”
　　几年前，失去了孩子的李桂芬“想看看人家是怎么过的”，随后，她和丈夫在网上搜索失独父母的QQ群，辗转多次，经人推荐，他们加入了5个QQ群。
　　群里每天都有伤心的父母在诉说，分享曾经的记忆。
　　“没有经历过的人永远体会不到这是怎样一种痛。”群里一位失独父亲说，也许只有相同经历的人才能体会，所以这几个群每天都很“热闹”。
　　随后，有失独者建议大家一起过年，今年春节，他们相聚在一起，所有人都无所顾忌地放声大哭，没有人觉得这样的行为有何不妥。
　　对于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来说，只有两种过年方式：一种是闭门不出，一种是与其他失独父母聚一聚，他们称呼这为“抱团取暖”。
　　李桂芬说，“抱团取暖”的时候，最怕别人总说：“我的孩子怎么怎么好，我的孩子如何如何。谁家的孩子不好？你这话说给谁听啊？每个孩子都好，别说了，受不了。”
　　走不进去的“养老院”
　　在武汉，失独者徐威是湖北的高官，白天的时候，他总是西装革履，体面地工作，可是晚上回到家里，他又成了另外一个人。整夜抱着孩子的骨灰盒哭泣，口中呢喃，“孩子，让爸爸抱抱你”。他就这样睡在地板上将近8年。
　　或许徐威还未考虑到“退休养老”，而王德林这样已经退休的夫妇，考虑的更多一些。
　　谈到将来，王德林说，自己和妻子都非常迷茫，不知道会落得个什么下场，“我们不怕死，就怕死不了。死了就算了，就怕要死不活地躺在床上，又没有人来照顾。”
　　潮州的一位失独母亲张仁娜，孩子还在世时，张仁娜的妹妹曾向她家借过一些钱，后来，孩子和丈夫先后离开，妹妹借的钱不但没有还，还说“你没有后代，年纪又比我大这么多，拿那么多钱也花不了。”
　　张仁娜听了很难受，后来虽然拿回了钱，但心里却并不好过。她想进养老院。
　　“大部分的失独者都想进养老院。”王德林这样说，但养老院的门却犹如梦境一般，一点即破。
　　“人家不要我们，说要有监护人签名，我非常痛苦地跟人家说，我孩子不在了，去世了，他们也不肯收，我们连进养老院的资格都没有。”
　　王德林说，“后来就不想了，不想总跟别人说，我没孩子了，我儿子死了。”
　　妻子李桂芬则说，我们的退休工资、房产等都可以奉献给国家，“只要让进养老院的门就行了。”
　　不愿领取的“补贴”
　　事实上，国家早有关于照顾失独父母的政策了，根据各地经济状况，政策内容也不尽相同。
　　广州，2009年4月出台《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政策细则》，其中规定“独生子女伤残死亡的，父母每月将获得120&#元财政扶助金。”
　　武汉的失独者林开德夫妇早就知道国家有政策，但他们却没有去领扶助金。
　　林开德说，为了这每月一两百块钱，他跑了好几个不同地方开了不少证明，最终找到当地计生委的一个主任。
　　主任随手指着林开德对一位工作人员说：“带他去办一下，他儿子死了，可以办领钱的手续。”
　　林开德听到“儿子死了”，转身走出了计生委的大门。
　　今年6月27日，国务院批准了“社保十二五规划纲要”，纲要中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家庭养老支持政策。
　　政策中写到，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在基本养老保险基础上，积极探索为独生子女父母、无子女和失能老人提供必要的养老服务补贴和老年护理补贴。
　　（文中失独父母均为化名）[cnool-page]
　　80后的“养老”之路
漫画：王云涛
　　养老，如何靠谱？
　　考公务员、买保险、买铺收租、移民……
　　新快报记者 郭晓燕
　　梁嘉（化名）决心要寻找一条永无后顾之忧的养老之路。
　　2009年6月的一天下午，他穿着一件纯黑色T恤，背着双肩包，向海珠区民政局出发了。
　　年过五旬的母亲在身后喊：“好歹是结婚，换身喜庆点的打扮吧！”
　　梁嘉没回头，只扔下一句，“反正是假的，随便吧！”可是，当他站在民政局的大门前，脚步却有点儿迟疑，双手紧握，青筋突起。
　　一个穿着有些土气、身材微胖的女孩在他耳边说，“进去吧。”他才醒悟过来，绝决地迈开了步子。
　　梁嘉那一年26岁，他结婚了，和一个素未谋面的乡下女孩，为了移民加分。
　　考上大学后，梁嘉就开始努力为自己和父母稳固的养老做准备。他的父母如今都已到了退休年龄，但一人几乎没有工作，另一人则一直是个体户，没有资格享受国家的养老保障，加上两位老人对商业保险的不信任，退休后的二老没有一分钱养老金。
　　梁嘉为了不“重蹈覆辙”，做过很多努力，考公务员，买各种商业保险，买个商铺收租，但最终他选择了移民。
　　尽管他已经拿到了加拿大身份证，但按照规定，5年内，梁嘉必须在加拿大境内住满3年才能正式成为当地公民。
　　如今，他最关心的问题是，何时能接父母来加拿大一家团聚，“我四处打听了一下，好像要15年才能把父母也申请过来。”
　　梁嘉的语气并不确定，反反复复道：“15年，15年，太长了……”
　　没有记忆的婚姻
　　在民政局摆着大红色喜庆布景的小房间里，所有手续都完成了，梁嘉听到工作人员说，“没问题就在上面签名吧，以后就是受法律保护的夫妻了。”“觉得心好像被扎了一下，不知道该喜还是该愁”，梁嘉说，除此之外，关于他人生中第一段婚姻的记忆，就是交了9.8元。
　　我提醒他，结婚只要9元，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是9元啊？”这几乎唯一的细节他也没有记对。并非梁嘉薄情，而是这段婚姻是假的，完全是为了移民加分。
　　2011年底，耗时3年多的移民终于尘埃落定。梁嘉技术移民加拿大的请求通过了，他在qq上给前女友敲了一段话，“我的移民弄好了，我明年底就走了，大概此生不复相见了。”
　　那边很快回了一个哭脸的表情。但谁也没再多说一句话，“大概再说就显得矫情了”。梁嘉曾想带这个女孩一起移民，无奈女方家反对，二人最终选择分手。
　　梁嘉的目标很明确，他要给自己找一条永无后顾之忧的养老路。“只是失去你，始终是个遗憾”，梁嘉说，这是他给女孩发的最后一条短信。
　　手停口就停
　　梁嘉对养老的过分担忧，并非毫无因由。
　　这个29岁的男孩生长在一个四口之家，爸爸妈妈和妹妹。妈妈一直是家庭妇女，在家照顾梁嘉兄妹。
　　父亲文化水平不高，年轻时在国有企业做过两年工人，但收入低得全家难以果腹，于是下海做了个体户，帮人搞装修。由于手工好，人又老实，梁爸爸的收入一下就上去了，一家人的生活也逐渐好转。
　　可是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长，梁嘉注意到，母亲总会在四下无人时悄悄叹气。高中毕业那年，梁嘉才知道缘由，年近退休的父母在为养老担忧。梁嘉也是从那时起，开始担忧养老。
　　“他们没有退休金，‘手停口就停’，只能把全部希望放在我和妹妹身上。”梁嘉懊恼地说，为了让分数不高的他上更好的高中，父母还交了3万元捐资助学费，然而，最后他也只考了一所十分普通的农业大学，城市排水工程专业。这样的学历毕业后能找到有安全感的工作吗？
　　为了给家里省钱，大学期间，他靠帮一些装修公司画图纸赚钱，美其名曰室内设计，但一张图纸即使画上几个通宵最多也只能卖100元，大多时候它们还会因为创意不佳而被退货。
　　考公务员？太难
　　大学快毕业时，忧心忡忡的梁嘉终于找到了养老的出路。他听说公务员是个“铁饭碗”，开始了疯狂的公务员考试之路。
　　市考、省考、国考，只要听说公务员考试他都会去报名。
　　但究竟考了多少次呢？这个皮肤黝黑的男孩扳着手指算了半天，也没得出个准确数字。“应该五六次怎么都有了。”
　　在梁嘉的记忆中，成绩最好的一次，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务员考试，他甚至进入了面试关。可是那天一个男性考官在他的评语上以“仪容不够整洁”为由扣掉了0.5分。因为这0.5分的差距，他与梦想中的“铁饭碗”失之交臂。
　　“不过就是头发长了点。”梁嘉说，那场面试后，他把手机关了，和外界断了联系，在家里足足关了3天，终于决定放弃。他说，每次公务员考试“闭关”复习的艰辛，他再也没有勇气面对。
　　买保险？不保险
　　凭借室内设计的经验，想通了的“失意”青年很快在番禺一家民营企业找到了一份设计的工作。但企业每月除了发给他6500元工资外，并没有帮他买任何保险。
　　“我可以去告它（企业），但告赢了又怎样？工作就没了。”虽然不情愿地接受了现实，但梁嘉却没有一点安全感，尽管一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老把60岁后的养老挂在嘴边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任何一场超过两个人的聚会上，他都会反复诉说担心自己晚景凄凉。
　　也许因为这样，嗅觉灵敏的保险推销员们盯上了他。
　　此后的一年里，梁嘉买了各种商业保险：意外险、储蓄险。有的一年交2000多元，有的每月交350元，总之每买一份保险，他觉得心里就踏实一分，那些日子，他常常和朋友开玩笑道，“如果我死了，父母拿着我的保险赔偿金都可以环游世界了。”
　　这样的安全感并未持续太久，由于工资并不算高，多份保险累计后，每月的开支让梁嘉有些力不从心。他决定停掉一份储蓄保险，“当初说好了不管什么时候停保都能拿回本金和利息，可是一到真要停止时，保险从业员就开始推三阻四了。”
　　在梁嘉的陈述中，保险推销员告诉他，这份原本只需要买20年的储蓄保险，现在必须一直买到80岁才能将本金和利息全部拿回。
　　接连试了几份保险，发现都有些小磕碰，梁嘉又开始不知所措。
　　买铺？太贵
　　无休止的倾诉终于被一个从事地产行业的老同学给终止了。
　　“他告诉我，存钱没用，只会不断贬值，投资实业才最安全。”梁嘉说这话时笑容有些尴尬，“就是不自量力，其实当时手里不过几万块钱。”
　　“买楼不够钱，那就买铺吧！”在老同学的游说下，梁嘉也看了几个铺位，但一个20平方米的铺位，四五十万的要价让他始终“下不了手”。
　　和假妻子一起移民
　　种种纠结和压力下，某些尘封在梁嘉心底的想法又“复活”了。
　　大约10年前，移民到加拿大的姨妈几乎每年回国都会向梁嘉的父母炫耀当地生活的轻松。“在加拿大，每月生活费也就400元（加币）左右，只要住够10年，到了65岁，政府就会发八九百元养老金，绰绰有余了。”梁嘉故意捏着嗓子学着姨妈夸张地说。
　　2008年底，姨妈再次提起这个话题时，梁嘉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请求，“我希望能移民加拿大，让爸妈也能享受这样安逸的生活。”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请求得到了父母的热烈回应。所有人都迅速把身心扑在了让梁嘉移民的事上。
　　姨妈在加拿大生活了10年之久，在当地也有一个小小的厂房，再加上梁嘉城市排水工程的专业证件，技术移民的申请并不算难。但35万元的移民费用，这个四口之家一时拿不出来。既是为找人分担移民费用，又是为了儿子移民加分，姨妈提议让梁嘉先结婚。
　　前女友的拒绝没有给这个一心想要把儿子送出国的家庭带来太多的障碍。他们很快在广东一座偏僻的小城为儿子寻了一个略显土气的乡下姑娘假结婚。
　　婚后一年，梁嘉终于拿到了加拿大领事馆移民申请获批的信件。由于收到的时间较晚，差点错过了入境登记的时间，梁嘉来不及和任何朋友道别，星夜带着“妻子”飞到了加拿大。
　　如今，他已经基本成功移民到了加拿大，剩下的只是5年内在加拿大住满3年即可正式成为公民，但他牺牲了自己的爱情、甚至亲情。
　　活在当下
　　考公务员、买商业保险、买铺收租、出国移民……这些要素拼凑在一起，让这条养老路看上去异常艰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算过这样一笔账：假设参保人退休后一日三餐吃盒饭，以20元一份计，每天需60元，年均则需2万多元。加上其他基本开销，每人年均需3万-4万元。若参保人退休后存活15年，则需50万-60万元。然而，以中等城市水准计算，参保人员在退休前所缴纳的养老金每年约为元，15年缴存余额约为5万-6万元。很显然，其实际缴存不能支付实际领取。
　　因此，从养老金财富总值的角度来看，在现行体制下，15年后退休的人很可能连盒饭都吃不上。
　　这让我们不得不担忧，如果有一天，真的遭遇单位靠不住、存款靠不住、养老金靠不住，娃也靠不住的情况，而你又没有梁嘉这样的移民本事，那么，该如何养老？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彭澎直接说：“真的什么办法都没有，那就只能等死了，但这样的情况不可能。”他认为，养老也不要过分忧虑，这样复杂的情况集中在一起，未免有点耸人听闻，事实上，现在退休的人的生活水平比10年前提高了不少。
　　同样的问题，广东省政协常委孟浩认为“什么都不可靠”，但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只有中国有，美国也一样有。
　　这个蓄着不羁长发的男人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美国有一个银行家，他的父亲患了严重的疾病，需护工24小时照顾，每月9000美元，这位父亲不愿意用儿子的钱，于是选择了把房子抵押给养老院，孟浩说，这也是一种养老方式，但在中国不知道能不
　　能被接受，“人活着还是开心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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