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对经济发展对教育的影响有影响吗

您觉得本网站哪个栏目最应该加强建设?宗教信仰对经济发展有影响吗?
【林佳欣的回答(131票)】:
谢谢 邀请。这方面的研究太多了,称汗牛充栋毫不过分。但是这个问题离全面的解答还很远,因为这个问题非常难。首先是我们很难界定宗教是什么。有的宗教会约束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的则相对宽松;有的宗教有高度的纪律性和集体主义倾向,有的则允许相当程度的自由。从极端到温和,从紧密到松散,把宗教的界限定在哪里可能会显著影响研究的结果。其次,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教义,而不同的教义对经济的影响很不相同。从非洲丛林的萨满教到美国的基督教,宗教主张千差万别。前面有知友提到伊斯兰教禁止利息,这显然会对经济的组织和运行有影响,但没有这一规定的宗教就不会有这些特点。最后,宗教对经济的影响随着经济体的特质而变化,曾经助推经济起飞的教义,到另一个时段又可能成为社会的桎梏。基于这些事实,我们还没有办法下完全的判断,只能对已有的研究做一些综述。因为自己见识所限,所叙述的研究多是的,方面的研究的期待专业人士来补充。研究排列的顺序总体上是先排出概览的研究,然后是针对特定宗教的分析,主要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最后是一些小的专题。
理论上,宗教有多种影响经济发展的途径,这方面全面的综述仍然是Barro和McCleary的工作(Barro and McCleary, 2006)。首先,有一部分教义会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像伊斯兰教中的斋月(Ramadan),朝觐(Haji),都会因为挤出了工作时间而直接影响GDP。其次,宗教会通过影响个人的信念和态度影响经济发展。不同的宗教信徒之间相比,还有信徒和非信徒之间可能持有非常不同的信念。许多宗教中都会有关于救赎(Salvation),天罚(Damnation)和涅槃(Nirvana)的内容,这些教义会影响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也会影响他们实际的行为。从已有的研究看,具体的分歧可能出现在以下方面,比如对工作的态度、储蓄、风险观念、诚信、互信、对陌生人的善念,等等。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针对这些信念对经济发展和个体行为的影响已经有了许多研究,结论是比较一致的,其中很大一块内容都和近年来兴起的概念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直接相关。不过,宗教在这些方面的影响不一定是正面,举个简单的例子:伊斯兰国家内部,同一教派之间可能信任程度非常高,社会资本丰厚,但同一国家内部可能有相互分歧,并不友好的数个教派。此时宗教对信任程度的影响就未必是正面的。最后,宗教还可能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制度。虽然许多世俗的力量,比如经济增长、人口增长会影响国教和政教合一体制国家的数量,但宗教力量有很强的自我维持的倾向和能力(Barro, McCleary, 2005)。这一方面相当突出的研究来自Blaydes和Chaney,他们主张:虽然穆斯林文化在公元8-9世纪高度繁荣,但过于依赖马穆鲁克(武装奴隶)的政府让伊斯兰世界的政府陷入不稳定,领导人任期缩短,影响了经济发展。相反,基督教文明政府相对稳定,领导者任期相对较长,这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基督教文明和穆斯林文明的大分流在中世纪就已经开始了(Blaydes and Chaney, 2013)。下图中,时间分界点两边的趋势是很明显的。
上面是理论基础。全面实证宗教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中,最著名的仍然是Barro和McCleary的成果。尽管他们的研究受到了非常剧烈的批评,不过,因为他们的结论很符合直观,且确实影响力很大,还是要加以介绍,后面也会介绍相应的批评。Barro和McCleary主要是利用GDP增长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世界价值观调查(WVS, World Values Survey)和国际社会调查计划(ISSP, International Society Survey Programe)中的数据做回归。其中主要的和宗教相关的自变量包括每个月参加宗教活动的次数、是否相信天堂、是否相信地狱、印度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天主教、新教、东方宗教(包括了佛教及许多其它东亚地区的民间信仰)及其它宗教(这也是一个变量)等。回归的结果显示:除了对天堂/地狱的笃信外,其它所有变量的回归结果都是负的。不过,除了参加活动次数这一变量外,其它负相关关系都很微弱或者干脆就不显著。此外,他们还发现,较低的GDP和更强的对天堂/地狱的信念以及更高的宗教活动频率相关。因此,他们得出了主要结论:宗教和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宗教对经济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下面两个因素,相信天堂/地狱的存在有积极影响,参加宗教活动的次数则有消极影响(Barro and McCleary, 2003; Barro and McCleary, 2005)。下图显示了这两个结果。这样的结论很直观,但他们使用的数据和方法受到了非常猛烈的批评。首先,有学者发现,他们采用的计量模型非常不稳健。只有宗教活动频率能够在稳健性检验中保持显著的影响,其它系数都不显著,原文中的计量模型可能经过了筛选(the kitchen sink method)(Duarlof, Kourtellos and Tan, 2006)。普林斯顿大学的Young在2009年对这篇文章提出了更加剧烈的批评,指出其中的错误包括:遗漏样本;挑选变量;使用弱的工具变量;错误解释回归系数标准差(Young, 2009)。实际上,如果把被遗漏的几个样本加进回归,几个好的结论就都不存在了。是是非非难有定论,但在利用这篇文章发表意见之前,应该保持足够的谨慎。
虽然Barro和McCleary的研究争议很大,但他们的研究不是唯一的。Sala-i-Martin等学者在2004年用更大的国家样本和更有说服力的估计方法重新检验了这个命题,他们的研究基本上控制了当时能够得到数据的所有可能的因素。他们发现,相对来说,持儒家思想(Confucianism)的地区和伊斯兰教地区更可能有更快的人均GDP增长率(Doppelhofer, Miller and Sala-i-Martin, 2004)。Noland在2005年尝试着用更精细的分析来回答这一问题(Noland, 2005)。在全球范围内的回归系数很小,显示宗教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可能很微弱或者根本不存在。作者接下来重点检验了伊斯兰教会阻碍经济发展这一假说,他发现在,在控制其它变量之后,穆斯林人口的份额上升反而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以下简称TFP)上升了。为了区分开不同的穆斯林国家,Noland还控制了各国首都到麦加距离这个变量,结果仍然成立,穆斯林人口份额的上升会导致TFP的提高。因此,传统的有关伊斯兰教会阻碍经济发展的说法是有待商榷的。他还利用马来西亚做了个案检验,结果显示:伊斯兰教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只在特定的时间段和部分地区存在,在总体上不明显。也就是说,宗教对经济的影响可能和趋势以及地区特质有关。此外,作者还利用加纳的比较研究进一步佐证了自己的观点。加纳内部有六个比较大的族群,其中Akan族信仰穆斯林,Hausa族信仰天主教,两个族群在其它方面十分相似。在控制了其它变量之后,作者发现,伊斯兰教对TFP的正面影响仍然在5%水平上显著,而天主教的影响系数为负且不显著。总之,宗教对经济的宏观影响还需要更多,更细致的检验。
以上是一些在宏观层面检验宗教对经济影响的研究,在微观领域检验宗教对经济的研究就更丰富了。西方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关注的一个重点是韦伯的论点: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兴起和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按照韦伯的说法,新教增强了人们工作的动力,促使人们储蓄和投资,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Tabellini和Guido两位学者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发现,在控制了历史上的识字率和制度更迭等因素之后,新教仍然和正面的文化特质,如信任、尊重等显著相关,而这些因素又和经济发展程度高度正相关(Tabellini and Guido, 2005)。然而,针对韦伯的看法陆续出现了许多反对的观点,且目前看来,反对的观点占了上风。Blum和Dudley发现,与其说是新教本身促进了新教发展,不如说是优越的地理位置导致了经济发展。新教城市总体距离大西洋更近,能够更好地利用海外的市场、技术和信息,新教城市之间也有着更优越的交通网络(Blum and Dudley, 2001)。不过,这个研究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内生性问题。真正有力的证据来自Becker和Woessmann在2009年的研究。威腾堡在历史上是宗教改革的起点和中心,也是新教扩张的重要阵地。因此,他们利用各城市到威腾堡的距离作为工具变量来估计新教的影响,发现新教的影响并不显著,真正重要的是教育的发展和识字率的提高(Becker and Woessmann, 2009)。其他学者利用德国内部更精细的272个城市的数据和类似的方法佐证了他们的结论:新教本身对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并没有显著的影响(Cantoni and Fabra, 2012)。此外,还有研究显示大批胡格诺从法国向普鲁士的迁移也同时促进了科技的扩散和经济的进步,这也算是另类的影响吧(Hornung, 2014)。
伊斯兰教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许多学者关注的重点。首先,伊斯兰教的部分教义会直接影响经济发展。其一是朝圣(Hajj)。按照伊斯兰教教令,每个信徒在一生中都应当到麦加朝圣一次,这一义务是神圣的。研究显示朝圣对经济有正面的影响。Bose在2006年的论著指出,朝圣促进了大范围内穆斯林的交流,促进了科技、文化思想的传播,对区际贸易也有正面作用。不仅如此,有朝圣经历的个体相对来说更加能够忍耐,对他人的态度也更加友好,这意味着朝圣制度促进了公共品的提供,每一有朝圣经历的个体都为当地社区提供了正外部性(Bose, 2006)。David, Khwaja和Kremer等三位学者在2009年尝试着实证这一观点。他们发现,Bose的论点大体上是成立的,有朝圣经历的穆斯林显著地更能容忍,他们对他人更为友好,对女性更为尊重,宗教立场也更加温和(David, Khwaja and Kremer, 2009)。这意味着Bose所指的正外部性确实存在,并且通常的观念其实是有偏差的,朝圣和极端之间是负相关的关系。但是,朝圣经历对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没有显著的影响。另一为经济学家所关注的教义就是斋戒,集中体现为斋月(Ramadan)。在斋月中,按照伊斯兰教律法,信徒在日出到日落这一段时间范围内不得进食和饮水。由于斋月的开始结束完全由日相决定,不同国家每天的斋戒长度会有区别。Campante和Yangizawa-Drott注意到,由于日长纯粹是自然现象,在控制了其它因素之后,这就类似于一个实验,可以定量估计斋月习俗对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斋戒确实对经济增长有负面作用(见下图)。当穆斯林人口比例较小时,斋月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但影响程度随着穆斯林人口比例的上升而上升。他们也发现,斋戒本身可以用宗教的公共品理论来解释。虽然经济增长减缓了,但穆斯林的幸福程度确实因为斋戒得到了提升(Campante and Yangizawa-Drott, 2015)。下图中,横轴是穆斯林人口的比例,曲线上的红点及对应灰色连线代表了控制其它变量后,斋月平均日长对经济影响的负面程度。
朝圣和斋月算是个例,我们更关注的是伊斯兰教作为一个整体,对当地经济产生的影响。单纯依靠计量,大而化之地来检验这个问题很困难,也容易为人诟病。也有很多学者尝试直接从伊斯兰教法出发,直接分析教义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其中有精通伊斯兰教的经义学者,也有掌握现代方法的经济学家。能打通两者界限,最好地结合两者的,应该就是Kuran了。下面的内容大部分都基于他常年不懈地在这一领域进行的研究。从主流观点来看,伊斯兰律法(Sharia)与现代经济的关系,冲突是占了上风的。一个特别新颖的例子是伊斯兰国家针对信用卡发生的争议,这一撕裂在土耳其尤甚。(Cokgezen and Kuran, 2015)。按照古兰经记载,任何收取利息的借贷都是会被诅咒的。无论是借款人、贷款人还是公证人,甚至只是路过的旁观者,都会遭遇不幸。而在土耳其,由于凯末尔推行的世俗化,伊斯兰银行和非伊斯兰银行可以并存。并且,在2005年之前,由于严格的世俗化法令,伊斯兰银行也没有发行信用卡的计划。不过,在2005年法律修改之后,伊斯兰银行也可以发行信用卡了。这是利润丰厚的生意,就算是伊斯兰银行,也按捺不住要参与。但是,信用卡业务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利息,所以,土耳其(其实不仅是土耳其,各国都如此)的伊斯兰银行内部都设有律法委员会,由德高望重的经义学者组成,专门为银行的业务提供合乎古兰经涵义的解释。按照2012年的数据,伊斯兰银行信用卡业务的费用和世俗银行的费用基本是相等的。在实践中,伊斯兰信用卡业务一般是托庇在古老的回购(murabaha)和恩惠借款(qard al-hasana)条款下的。前者意味着当客户刷卡购物时,在法律上是银行先代表客户购买了商品,再用更高的价格把商品卖给客户,这为信用卡收取利息提供了理论基础。银行收取的高于名义本金的费用不叫利息,叫做利润费(karpayi orani)。后者则使得客户可以提现,客户不是从自己的账户中提取本金和利息,而是接受银行一笔等额的恩惠借款。以上只是概述,在实际操作和法律规程上还有更多的微妙之处,不同国家的伊斯兰银行主张也不同,大的分支就有亚洲派(the Asian School),也叫马来派,主张更灵活的处理,和阿拉伯派(the Arab School),主张一切都要按照基本法来。即使是派别内部也有争端,像土耳其主体就属于阿拉伯派,但内部也有开明派和保守派。前者主张即使是世俗银行发的信用卡也可以用,只要别逾期就可以了(Karaman, 1998)。后者则连目前的格局也不满意,认为所谓利润费就是变相的利息,只要这样的费用和逾期长短相关,就是非穆斯林的。此外,伊斯兰银行发行的信用卡应该加强监管,防止有信徒用这些信用卡购买猪肉、酒、不洁宰杀的牛肉等物(Aktepe, 2010; Yilmaz, 2001)。每年仅仅因为这一类争端导致的开支就不在少数。
信用卡只是个例,但却非常典型。Kuran在2004年综述了导致伊斯兰国家经济发展乏力的原因,传统律法制度是其中的重要一环(Kuran, 2004)。禁止收取利息虽然影响广泛,但通过回购等方法可以迂回。另外一些制度的影响则更为深远。首先,伊斯兰教对于现代企业的创立和发展是相当不利的。在传统的律法中,虽然允许个体通过契约,共同从事商业,但这样成立的组织没有法律人格。这个企业(我们姑且把它叫做企业)不能拥有自己的财产,不能订立自己的章程,也不能签订契约、提起诉讼。其他商人如果在和这家企业的生意中产生纠纷,他/她只能起诉这家企业的一个或几个合伙人,而不能起诉这家企业。这样的安排在公元1000年左右是合理的,灵活而又方便,但在1000年以后就十分不合时宜了。其次,在近代之前,伊斯兰世界并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财产权制度,征税也是任意的。直到19世纪,第一个议会才在土耳其建立起来,而在大部分时间里,领导者都可以比较自由地决定税率。虽然理论上,穆斯林需要纳的税比非穆斯林少,但领导者同样可以对他们征高额的税收,或者发配他们去服公共劳役(corvee)。再次,穆斯林律法中的继承制度也不利于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这一点和现代之前的中国有类似之处,但伊斯兰教走得更远。在安排身后事时,个人至多只对自己三分之一的财产的去向有自主权,可以在遗嘱中分配。剩下的三分之二已经在《古兰经》中作出了裁决,父母、子女、配偶、兄弟姐妹,以及有时一些更远的亲戚都有定好的份额。Kuran指出,这个规定最严重的后果是导致了金融资产的快速分散。另外一个阻碍发展的点是复杂的伊斯兰信托(waqf)。信托的出现,与前面几点相比,晚了一个世纪,出现的主要原因就是保护财产,抵御剥削。但是,很快这样的安排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伊斯兰信托要求个人把资产捐作公益用途,一旦经过捐献,理论上,这样的财产就是神圣的,可以免予各类征敛。但律法并没有对信托的管理和收益作出明文规定,个人可以安排自己的家族成员安排信托,并将几乎所有收益留在家族中。于是,陆续又出现了一些规定,要求信托必须拿出特定的比例,从事有意义的公益服务。即使如此,关于信托的法律仍然是十分微妙的。另一个问题是现代之前,伊斯兰世界的政府过于依赖这种安排方式,Hodgson把这叫做“支撑穆斯林社会的金融支柱”(Hodgson, 1974)。统治者麾下的政府缺乏完善的公共财政体系,完全依赖形形色色的信托来提供公用品。当现代化来临之时,这样的安排效率很低,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Kuran指出,在近代化初期,伊斯兰世界内部诸如路灯、道路养护、仲裁等基础的公共服务都十分缺乏。最后,伊斯兰世界的法律管辖也是模糊的。穆斯林必须在伊斯兰法庭处理争端,而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则可以根据情况灵活选择。Kuran观察到,因为审判比较公正且比较尊重妇女的所有权,基督教和犹太教商人在早期偏好在伊斯兰法庭处理纠纷。然而,到18世纪以后,由于法律严重滞后于时代,其他教派的商人都选择地中海地区先进高效的法律体系,而穆斯林商人依旧要忍耐臃肿和低效,而伊斯兰法庭要一直等到19世纪才开始改革。强大的传统和落后的知识导致改革十分混乱,腐败和裙带关系盛行。Kuran认为,以上所有因素共同促进了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在中世纪后的大分流,而腐败等恶果一直蔓延到今天。关于这一部分的研究,还有许多有待发掘之处,怎么让伊斯兰文明中古老的部分和现代经济相适应,确实是十分复杂而困难的问题。
二次更新,未完待续,后面还有一部分宗教影响个体经济决策的内容。Kuron教授有许多著作,对伊斯兰教和经济关系感兴趣的知友可以参考。个人感觉做这一块研究确实需要很大的智慧和勇气,各伊斯兰国家异质性很强,历史现实盘根错节,名义上的习俗律法和现实中的变动模糊不清,难以析离。这一块也许在未来会诞生很多更精彩的研究,像前面提到的研究斋月的论文,感觉就非常精彩。
【陈志伟的回答(8票)】:
一个直接的例子是伊斯兰教信仰。
该宗教的教义禁止借款人因其提供的本金而接受任何利息,无论该利息的计算是基于固定利率还是浮动利率。因此,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金融系统都跟其他世界有所不同。
至于其经济发展如何被这一教义影响,应是一个比较大的学术研究领域。
1. Wikipedia:
2. Timur Kuran, Islamic Economics and the Islamic Subeconom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9, No. 4 (Autumn, 1995), pp. 155-173
【ZampeliDiana的回答(2票)】:
宗教某些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发展,或是制约或是促进。印度经济现在发展势头好与中国,并且在几年内预期也强过中国,最起码从现在来看,和中国这个所谓不太受宗教影响的国家相比,不能说印度宗教对印度发展扯了多少后腿。
放眼世界,确实有些经济学家对宗教信仰对现实经济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比如欧债危机以来,被称为PIGS的四个国家(葡萄牙Portugal,意大利Italy,希腊Greece,西班牙Spain)有一个很不幸的共同点,就是国内信仰天主教者居多(不包括新进移民),而同样实行高福利的北欧诸国,如挪威,瑞典,丹麦等却没有出现经济大波动这种状况。有人分析这是因为北欧诸国大多数国民信仰新教的缘故。新教,尤其是加尔文教派,宣称人预定论。就是说哪些人会成功,哪些人会失败,哪些人是上帝选中的被拯救者,哪些是被上帝抛弃的不幸者,在人出生时已经注定,无法改变。信仰者来到世上谁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被选中的还是被抛弃的。但是有一个俗世的标准可以帮助大家判断,即选中者受上帝恩宠,在俗世会获得成功,被抛弃者只能在现世中失败。人们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被上帝抛弃的那一个,会加倍努力争取成功。即使中途失败,只要最终在现世混的可以,也会认为被上帝选中的人。于是乎良性循环,越想证明自己的人越努力,越努力越容易成功从而证明自己是被选中的。
所以,即使是高福利,人们也不会安于现状,而是拼命进取。
【和光的回答(3票)】:
很多答案提到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恰巧前阵子略略翻了下,那就从此书开始说起…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从文化和宗教的角度探讨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背后的文化精神动力的著作,通过比较东西方不同宗教及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得出结论:新教伦理及资本主义精神是推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和发展的精神动力,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道德依托和价值呵护。
对于此书印象最深的有两点:第一是韦伯对于职业的解读,韦伯介绍了职业这个概念,在过去的英文中职业可译作calling,它来自于宗教的一个概念,意即上帝的召唤,当然这或许是圣经译者自身精神意志的反应并非圣经原意。韦伯认为在新教中,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以个人完成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就产生了一种新的伦理观:个人道德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以履行世俗实务的义务进行评价。而这样的新教伦理就形成了职业道德的概念,这对于资本主义发展十分重要。
第二是韦伯对禁欲主义这一新教重要的伦理进行了分析。加尔文派、虔信派、循道派和浸礼宗诸派四种禁欲主义的宗教形式的共同点是他们都笃信预定论,即上帝选定了部分人获得恩宠而另一部分人则不能得到救赎。虽然不同的教派中获得上帝恩宠的方式不同,但它不能通过圣事、忏悔和善行来达到是共同的。这种恩宠只能在自己和其他非信教自然人区分时才能获得,从而引发了新教徒自我监督并奉行禁欲主义。这种与自然人的不同不是在修道院中达到的,而是在尘世及各种机构中度过的,这就要求人们在世俗活动中摒除感情因素将一切理性化。 禁欲主义下的努力工作和财富积累只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而存在,而不是为了自己的肉体服务。在随后的发展中,这种伦理演化成通过努力的工作并约束消费享乐,只为了社会的理性化组织的利益服务。
在新教伦理中的约束消费的节俭意识与努力工作的职业道德的双重作用下,早起资本主义完成了其资本原始积累,为后起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换言之宗教信仰(新教伦理道德)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源动力和创造了一个适宜的文化环境…
在这里必须要指出的一点是,韦伯并不认为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有这样的作用,正如书名所示,韦伯在这里探讨的主要是新教禁欲主义在无意中产生的一种资本主义伦理观。
这里特别想po一些摘录自韦伯另一本著作《经济与社会》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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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日志热评日志随机日志杜青林:发挥宗教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杜青林在山东调研时强调
充分发挥宗教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新华网济南5月14日电(记者魏武)12日至14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在山东济南、青岛调研,实地考察寺观教堂,与宗教界代表人士进行座谈交流,深入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建议。杜青林在调研时强调,开展“和谐寺观教堂”创建活动,是推进宗教界自身建设的固本之策,是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重要之举,也是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长远之计,必须稳步开展、持续推进,保持宗教和睦稳定,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杜青林指出,推进“和谐寺观教堂”创建活动,要坚持以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主线,以推进社会管理法制化、宗教活动规范化、民主管理制度化为重点,以加强宗教界代表人士和教职人员队伍建设为基础,使宗教界人士素质不断提高,宗教活动规范有序,宗教关系和谐进步,努力把寺观教堂建设成为爱国爱教、护国利民,知法守法、团结进步,管理规范、活动有序,教风端正、文化高雅,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和谐寺观教堂。
杜青林强调,开展“和谐寺观教堂”创建活动,要统筹谋划,将创建活动与建立完善寺观教堂管理机制相结合,与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相结合,与宗教界代表人士培养和宗教团体自身建设相结合。要突出特色,注重因地制宜,坚持“一寺一策”,全面摸清情况底数,根据不同寺观教堂的特点和实际状况,有针对性地采取宗教界人士易于接受、乐于参与的方法措施。要建章立制,努力实现创建活动的常态化、机制化,逐步把寺观教堂和教职人员纳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范围。要发扬创新精神,探索寺观教堂民主化管理的方式方法,对宗教教义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科学阐释,不断丰富宗教的理论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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