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新浪读书_那一年全文阅读_其他-8252
作者：新浪读书_那一年全文阅读
专题分类:>>>
那一年全文阅读 作者：新浪读书 《那一年》由www.niubb.net集整理于网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那一年全文阅读页面。《SOHO小报》文章选集——那一年 作者：新浪读书张颐武：《那一年》体验“新新中国”《那一年》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这是口碑不错的《SOHO小报》去年文章的选集。其中的文章可以用面广人杂来形容。从时尚人物和地产商到诗人和小说家的各色人等在这里写出自己对于城市、对于生活的片断的感想。这些文章都有一种随兴谈来的即兴和轻松。其中有对于自己生活的关键的“那一年”的回忆，有对于城市空间的想象，有琐碎的私生活的讨论和交流。风格好在它的不正式，也就没有那么多的煞有介事。从这里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城市生活的多样而有趣的面貌。一个我们过去无法想象的“新新中国”也通过这样的琐碎徐徐地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中国生活的新的多面性，让我们看到一种被激发的活力的呈现。一种新的“都市性”在中国文化中的崛起是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这种都市性乃是将文学想象的中心转移到都市，都市开始成为文化想象的中心。 据李欧梵指出：“概括地说，五四以降中国现代文学的基调是乡村，乡村的世界体现了作家内心的感时忧国的精神，而城市文学却不能算作主流。这个现象，与20世纪西方文学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对比。欧洲自19世纪中叶以降的文学几乎完全以城市为核心，尤其是所谓现代主义的各种潮流，更以巴黎、维也纳、伦敦、柏林和布拉格等大城市为交集点，没有这几个城市，也就无由产生现代西方艺术和文学，所以，正如雷蒙·威廉斯所说：西方现代作家想象中的世界唯在城市，城墙以外就只有野蛮和无知；不论城市如何光明或黑暗，没有这个城市，世界就无法生存。”农村与城市的对比和冲突一直是“现代性”的中国文学的中心焦虑。不仅许多作家来自农村，对于农业生活的记忆是文学想象的不竭的源泉，城市是在和乡村的对比中存在的，往往城市是被乡村所界定的，除了“新感觉派”和张爱玲等人之外，中国并没有真正表达都市经验的作品。而今天的由中等收入者所表达的都市经验完全不同于已往的都市感觉。一种完全脱离了乡村的都市性已经成为文学写作的中心。这种都市性在于对都市空间的展示和都市生活的处理都不复有那种乡村记忆的影子，城市的经验具有一种完全内在化的展现。由于中等收入者开始完全没有了乡村经验，他们也彻底地切断了和乡村的联系。他们生活在一个大都市构成的网络之中，由都市网络加入和参与全球化的生存。于是，《那一年》将一种新的都市性的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可以由这本书触摸中国城市的脉动 。城市的经验是一种零散的、放射状的经验。《那一年》里的零散和片断的表述可以让我们体验一个“新新中国’无可争议的崛起。 这里的形式有点象当年茅盾等人倡导的《中国的一日》，但那是这个国家和他的人民在苦难和悲情中的缩影。而《那一年》中的中国却已经有了新的命运。《那一年》序：《SOHO小报》／潘石屹SOHO小报的前身是现代城的客户通讯，买了房子的客户总是很关心他的房子的工程进展，我们每月用客户通讯的方式，和这些客户建立起了联系。办一办就落入了俗套，没有任何新意，买房子的客户也陆续地搬进了自己的新房子。一次我和一个客户朋友吃饭，他说每次寄去的客户通讯他都不打开信封直接扔到垃圾筒里面，我听了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决定停办客户通讯，停了几期，有许多客户打电话问出什么事了，为什么不给他寄客户通讯，看来还得办下去。我们改了个主意，不要老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打转转，也不要老给自己的公司做广告，也不要老是自己公司奖励、提拔，领导的讲话，受某某领导的接见，你自己觉得是大事，别人并不关心。恢复客户通讯的时候，正好是2000年初，当时的背景做IT的人总认为网络可以改变整个世界，各行各业都在去迎合，都在想办法与网络接轨，家电、出版，无一行业可以例外。房地产行业为了赶这个时髦，也提出来了许多说法，如智能化家居，宽带入户，翻开当时的报纸看那些房地产广告，就一目了然了。我们在想，这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结合，网络时代和建筑房地产行业的结合，也不是这样简单的一个宽带入户，因为信息时代，网络时代改变了我们人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我们的房子应该跟着变，我们所建的房子的本质是空间，所改变的应该是空间。于是，我们就提出了SOHO的想法。当时在社会上一片批判声，有一些媒体哗众取宠，有一些竞争对手恶意攻击，为了让我们自己的员工相信他，理解他，我们把公司的员工组织起来学习，把客户通讯也改成了《SOHO小报》。《SOHO小报》就这样诞生了，我的观点一贯是知难行易，先要把问题想明白，才好去做，如果是问题想不明白，去做的话，是白浪费时间，所以《SOHO小报》更注重的是知，更注重的是思想的东西。它是完全非商业的，渐渐成了一个讨论城市文化的平台。　　《SOHO小报》联络了许多中国当代有想法、有思想的人来写文章，这里每期都集中了一些有份量的思想和言论，使大家在热热闹闹的商业社会中能安静下来，听一听真正有见地的的声音。《SOHO小报》越办越火，越来越受欢迎，每天我们都得到朋友写来的信，打的电话，要求给他们寄，也经常能够收到一些读者朋友给我们寄来的小礼物、土特产。每收到这些礼物时，我们都很高兴，我的助手许洋建议，是不是可以公开发行，我想我们还是应该把精力放在盖房子上。《SOHO小报》控制在一定的发行量，不要做大，不要公开发行，因为目前杂志的产权还不是非常的清楚，还是有法律风险的。所以许多写信、打电话，发E—MAIL，要求寄小报的朋友一时难以满足，今天我们出这本书，把一些优秀作家的好文章汇集起来，也是满足大家要求的一个办法。　　我本人的语文水平很差，上个月买了一个中学语文课本的光盘，听上面朗诵古文，我才知道我小时候老师讲古文都是用我们当地的土话，和普通话讲的差距很大。我才知道我的语文水平也就是小学刚毕业的水平吧。自从开办《SOHO小报》，每期许洋总是催我写一小段文章，我的语文水平也有了提高。感谢《SOHO小报》对我的鞭策。　　感谢所有在《SOHO小报》中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思想和文字的作家，学者和专业人士。希望这本书能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的作品。书包 网
想看书来书包网那一年意大利人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歌舞升平风调雨顺的年代大伙儿是懒得答理这句话的。不是说大伙儿忘性大，而是这时节大伙儿都在忙着昂首阔步走进新时代，急匆匆忙不迭地和传统和过去告别还来不及，故纸堆里那点事根本进入不了咱们的视野。可是“大自然总是平衡的”，日子不会总是一帆风顺，路子也不都是一马平川，每当遇到些灾祸劫难沟沟坎坎的时候，我们才会猛然发现，原来我们还是处在历史行进的路途上，历史也还在我们身边上演着“惊人的相似”，尽管我们刚刚用现代的时髦的语言和概念把我们的所作所为包装得焕然一新。　　这二十多年中国发生了不少大大小小的和不大不小的事儿，有些是危机四伏绝处逢生的，有些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更多的是平淡无奇不关痛痒的。但是不管是什么事儿，也不管是立竿见影还是细水长流，它们都给我们以后的生活刻下了或深或浅的印记，也都从心理上思维上行为上习惯上生活方式上社会形态上持续地影响着我们改变了我们。历史其实就是这样改头换面潜移默化地窜到我们今天日子里来的。　　2003年由于一个外力所引发的事儿是注定要写进历史的，它的短期的局部的影响也许很快就会消除，但长期的深刻的影响一定会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里缓慢地释放出来。相信在以后几年里，大伙儿都会从身边各种蛛丝马迹的微妙变化中感受到它的影子它的痕迹它的份量。&nbsp&nbsp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八十年代的婚礼／陈丹燕陈丹燕，1958年生于北京，八岁起移居上海。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90年以前的创作以儿童文学和少女题材小说为主，有《女中学生三部曲》等作品，后开始成人文学写作，著有长篇小说《心动如水》、《纽约假日》等。1997年出版《独生子女宣言》，1998年出版《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等畅销作品。　　八十年代是一个洁净的年代，人们都还带着在恐怖中长大的孤儿般的谨慎和幻想，还有小心翼翼中暗藏的反骨，悄悄地过自己的日子。那时候的婚礼，是人生中真正的大日子，离婚和婚外恋的浪潮还没有到来，婚礼上关于&百年好合&的祝愿，就是铁打的规矩。　　八十年代的新人大都不满意家具店暗淡的日光灯下粗糙而土气的棕红色家具，大家都愿意按照自己的心愿，请木匠到家里来做家具，那时候时兴的，是捷克式家具的颜色，清水蜡克，或者极淡的黄色，那是对国营家具店里红棕色的反动。式样却是组合式家具，若干个方方的箱子，可以放在一起，也可以随便搬动组合更新，变成另外的样子。从那时候开始，一个上海的新家庭与装修队之间的斗争就已经硝烟四起了，所以八十年代结婚的人，要是在九十年代买房子装修，是最有经验对付离开田野变得毫无道德约束的农民专修队的。经验就是两种，一是事必躬亲，不让他们有空子可钻；二是高高挂起，早就做好了受骗的准备，所以不生气。那时候的结婚序曲又长又艰苦，新人们蓬头垢面，新娘大多数总是和新郎同甘共苦，见钱眼开的新娘自己知道有罪，人们不把这样的女孩子称为聪明，而是称为好吃懒做。新人们最先了解的，就是木头的品种和零件的价钱。那时候的人心没有现在狡猾，商店里开出来的发票总归是真的。　　然后，女孩子要准备自己的嫁妆，八条新棉被，从一斤半的到八斤的，可以盖上二十年。还有各种颜色的缎子被面，大红大绿，喜气洋洋。那些被面子，是真正的好缎子，手工绣的龙凤，一洗就皱，丝线就褪色的那种娇气手工。还要准备两条鸭绒被，两条羊毛毯，洋红的羊毛床罩。好像织物都应该是女孩子准备的，包括窗帘和桌布，电视机套子。为了找到好看的布料，花的时间不计其数。女孩子总要准备一对樟木箱，那是重要的陪嫁。女孩子用的新被子，会由妈妈请一个全福的女人来缝，为了祝福女孩子日后的幸福，父母不全的，家庭不全的，都不能动新人的嫁妆。常常自己的母亲不肯动针线，因为自己觉得自己还不够幸福吧。而在八十年代，刚刚长期的###甫定，有全福的女人还真的不好找。被找上的人，一脸都是自豪和感恩的样子。　　男孩子要准备房子和家具，还有电器，那时候不过是冰箱、电视、录像机和录音机而已，但那时候男孩子的工资，大学毕业生也不过五十八块八角。那时候结婚，绝大多数人不得不和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不过有自己的一间房间，房间通常都是小小的，一整套家具放进去，转不开身。结婚买商品房，那是万恶的旧社会的事情。所以，家里没有一间可以结婚的房间，就是许多男孩子成为老光棍的原因之一。　　规矩的人家也得给媳妇一个见面礼，通常是金戒指和金项链，九九金的。式样老土，克数殷实，女孩子家出面为女婿做一套婚礼上穿的全毛呢中山装，是很多人一辈子的最好的出客衣服，直到九十年代以后。到九五年以后，给云南灾区捐赠的衣物里面，就能看到压在樟木箱底的呢中山装了，它们散发着经久不息的樟脑丸味道。金项链和戒指，还有上好的呢中山装，还有一件全呢的长大衣，都是婚礼上的主力。　　然后就到了婚礼。所谓婚礼，就是喜酒，就是定下一个饭店，请亲朋好友大吃一顿，那时候并没有来喝喜酒一定得送礼的规定，所以被通知喝喜酒的人，都是真正的高兴，八十年代吃到一顿好吃的，还是令人鼓舞的大事。当然，看喜酒的排场也很要紧。家属会带着家里的大锅去饭店，把吃剩下来的东西带回家。那时的喜酒，真的是货真价实的传统盛宴，清炒虾仁，红烧蹄膀，白斩鸡，香酥鸭，蚝油牛肉，松鼠黄鱼，狮子头，一道一道，热气腾腾，重油赤酱地端上来，被重重地顿在圆桌的中心，一时间，筷子头如雨而下，风卷残云一般，青花大盘子里就空了。那时候喝的酒，都是烈酒，茅台也不那么贵，男人们很快就脸红了，也有人白了，喝醉了的人开始失态，想起了伤心事就哭了。大###以后的年代，每个人都有伤心事，整个社会都是多愁善感的，容易见到眼泪，即使是在婚礼上。而女人们的嘴唇因为油，而显得厚而馋相。　　发的喜糖，是用窄长如手掌的小塑料袋装的，要是里面八粒都是奶糖，就表示是有钱人家结婚了，通常总要在里面搭两颗便宜点的硬糖，一粒奶油话梅糖，一粒上海产的水果糖，用透明玻璃纸包的。　　接下去的节目就是闹洞房了。开始总算是文雅的，说说恋爱经过而已，后来就要新人一起吃苹果，不过借着由子可以让他们不小心亲到一起，大家可以起哄。那时候这种被社会允许的亲昵，是最好的13频道节目，可以让人看到自己都脸红心跳。　　这是中国在八十年代短暂的宁静中，拘谨而单纯的婚礼过程。多少那时的婚礼，没有应了&百年好合&的话，消失在经济的腾飞里面。&nbsp&nbsp书包 网
想看书来书包网憧憬与怀念／刘玉堂刘玉堂，1948年生于山东沂源。1988年调《山东文学》社，历任编辑部主任、副主编；1991年底调山东作协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至今，是中国作协会员、山东作协理事、文学创作一级。出版有小说集《钓鱼台纪事》、《温柔之乡》、《人走形势》、《刘玉堂幽默小说精选》及随笔集《玉堂闲话》等十几种。曾获山东泰山文学奖、上海优秀长中篇小说奖、山东新时期农村题材中篇小说一等奖等三十多次省以上刊物优秀作品奖。　　我在一篇小说里写过，&外边雪花飘着，屋里火炉生着，猪肉白菜粉皮地炖着，小酒盅那么一捏，小错误那么一犯，小检查那么一写，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如今想来，那其实就是我整个少年时期对好日子的具体憧憬了。　　这番话，当然也是有感而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一个冬天，我们村的杨税务就是这么过的。这个杨税务是胶东人，在公社税务所工作，估计不够带家属及农转非的资格，即将老婆安到我们村了。那年整个一个冬天，该同志几乎天天就那么火炉生着，猪肉白菜粉皮地炖着，不时地小酒盅那么一捏。我后来知道那一段他是犯了错误，正在家里写检查。你知我们沂蒙山有看望犯了错误的同志的传统，即你在单位上犯了错误，让人家给处理回来或在家里写检查正在听候处理的时候，庄上的老少爷们差不多都会提着一斤鸡蛋二斤挂面地去看你，安慰你，如同看望病人一般。猛一说起来，你可能会认为我们沂蒙山人觉悟不高，没有是非观点，可我还是觉得人在倒霉的时候去看望，比人家当了官正在得意的时候去看望要厚道些，也纯粹些。当然了，被看望的同志所犯错误一般也都是可以原谅的，你若行贿受贿、偷鸡摸狗或犯了男女作风方面的错误，一般也不会有谁去看望，杀人放火就更不会。　　杨税务犯错误的原因不详，但从庄上老少爷们都去看他的情况看，他应该犯的是可以原谅的那一种，比方说，公社一级的干部都是围绕着中心开展工作的，他参加一个又一个工作队的时候，还没吃透精神就乱讲话了，本来是要搞阶级斗争，他整成抗旱保苗了；抑或是不该免的税，他小酒盅那么一捏就给人家免了等等的。待一拨儿一拨儿的人们看过之后，该同志始才琢磨起写检查的事情。而写检查他还不会--他参加过抗美援朝，级别不低，但没什么文化，他遂请大队会计给他写。估计那会计故意蹭他的饭吃，一个检查还能写多长时间？哎，他就能鼓捣十来天。他们守着火炉，商量具体怎么行文或措词的时候，外边就雪花飘着，炉子上猪肉白菜粉皮地那么炖着。该同志管说话叫&雪化&，三雪两雪，两人还会哈哈地大笑起来......老小子犯了错误还如此的悠闲、从容，吃如此的好东西，你觉得这便是再好不过的日子了，甚至比不犯错误还滋润似的。　　这个镜头给我的印象极深。多年之后，待我参了军，提了干，领到了不算少的工资的时候，每逢下雪的天气，我即跟几个老乡在宿舍里用电炉子具体落实多年来我脑子里一直挥之不去的那么个愿望。直到现在，当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也还不时地这么来一下。热辣辣地吃着那玩意儿，心里就美美的，你觉得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杨税务的日子也让咱过上了。同时还会来一番饮水思源，感谢党和人民之关怀，社会主义之温暖，从前吃糠咽菜，如今却能小酒盅那么一捏。　　之所以当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才这么来一下，是因为我不厌其烦地老吃那玩意儿，常遭家人之嘲笑，说我土老冒一个，永远改不了那个农民习气。我独自在家吃这玩意儿的时候，还会蘸着韭菜花，具体吃法与吃火锅相类似。那种韭菜花也是我自己做的--当然也是一种农民式的做法。做韭菜花容易上瘾，用一个电动的小粉碎机吱嘎几下即解决问题，做了还想做。有一年，我竟做了二三十斤之多，所有瓶瓶罐罐都用上了，还是盛不下，少不得就要送给朋友及邻居一些。有一位经常说外语吃西餐的朋友吃过之后，说是这么好吃的东西为何不早送来？我说，寻思你这么高雅的人儿会瞧不起我这农民式的吃法哩！朋友就说，农民中蕴藏着许多好吃法。　　人们对生活的憧憬与向往其实都是相对的，它可以是中短期目标，能激励你去为之努力与奋斗。一个吃糠咽菜的人，会向往猪肉白菜粉皮地那么炖着；屋里没有火炉的时候想火炉子；有了火炉子，又渴望能有煤气与暖气。待这些愿望基本实现了的时候，又会怀念起外边雪花飘着，屋里火炉生着的那么种气氛或情调；甚至还会主动将一些贫穷时的吃法作为生活的一种调剂。如今一些很上档次的酒席，上地瓜、上野菜就是一个证明。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给孩子忆苦思甜，说小时候家里穷，只能吃地瓜。他孩子就说，那可是怪滋呀，能天天吃地瓜！从无可奈何地吃到调剂着吃，从被动到主动，也是生活的一大进步！　　我乃农民一个，生活上比较容易满足。凭我一个农村孩子的想象力，小时候所有对幸福生活的勾画，对好日子的憧憬，如今差不多都实现了，不太在物质生活上羡慕人家什么了，剩下的就是精神追求及如何对社会多做一点事情了。这是我的心里话。　　天冷了，又想落实一下先前的那么种愿望，可待真要吃起猪肉白菜炖粉皮的时候，又觉得没有先前的那么种味道了，也不如那时觉得香。如今不搞运动了，你稍微自觉一点，也没什么错误可犯了，你甚至还会怀念犯个无关紧要的小错误，在家写写检查的那么种心态或心境。不知我家乡现在还保留着看望犯错误的同志的传统否？&nbsp&nbsp那一年，暗藏玄机／刘苏里刘苏里，万圣书园总经理。　　SOHO小报：咱们还是从你在《书城》上的评论文章谈起吧，在探讨历史上某些特定年份时，你用了一个词，说这些年份是“暗藏玄机”的，我觉得很有意思。　　刘苏里：这是我在写那篇文章时的思考。所谓“暗藏玄机”，是指这些年份看似平平淡淡，　　但它们对未来整个社会的格局走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SOHO小报：能具体讲讲这种年份一般具有什么特征吗？　　刘苏里：这要分两个层面来说，我觉得对于这些所谓暗藏玄机的年份，身处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是看不出什么名堂来的。比如我在想为什么金先生要选择1947年来写这本书（《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因为尽管1945年抗战胜利，1949年建国，但是这些年份导致不了什么结果。1947年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却导致了国共两党在战场上力量对比和人心向背的转变，决定了蒋家王朝的覆灭和中国未来50年的政治格局。另一层面，我相信有些人对这些年份是敏感的，这也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处在这个年份当中有些先知先觉者；另一部分就是历史学家，他们在梳理社会的发展时发现，哦，原来这些年份对以后社会的走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SOHO小报：中国改革开放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起起伏伏，在这20多年当中，你认为有没有过这样的玄机年份呢？　　刘苏里：我这样看，如果说这20多年对中国产生长远影响的年份应当是1997年。我是在1999年开始意识到这个年份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实际上如果画面放大一些，我觉得中国几千年历史有三场重大的变革。一是从春秋战国走向秦汉统一，把从以血脉、宗族为核心的统治，转变成为不问姓氏名谁、出身门第这样一种长达2300年的政治统治方式。而到了十九世纪初期，如果1847年是一个结果的话，实际上它的玄机年份是1793年马噶尔尼来华，这次我们中华帝国第一次发现了一个文明比我们发达的外邦，面对他们我们开始手足无措，乱了阵脚，这是我们2000年来没有过的。历史步伐是在加快，但是从1847年以来中国的政治统治方式和利益格局其实是没有太大变化的，可是我发觉从1997年有很多迹象表明，这将又是一次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变化。它意味着2000多年来中国的统治方式将要发生变化。　　SOHO小报：那么你能举出1997年有哪些像马嘎尔尼使华那样预示玄机的符号性事件吗？　　刘苏里：其实这种年份表面是看不出什么的，可能很平淡。标志性事件的发生往往是一个结果的年份，玄机年份则更多是种下种子。但我们还是可以例举一些，比如说，1995年开始的人文精神讨论，在1996年底就已经销声匿迹了。这个转折标志着我们国家从统治集团内部到整个社会大众彻底地抛弃了理想主义而转向西方300多年的追求物质商品的历史进程。再比如香港的回归，表面上看是我们收回了主权，但这个事件深层次反映的是我们100多年和西方对话的一个结果，同时也是树立了我们在世界面前履行对香港承诺的形象。我个人感受从书店的销售也很明显，因为从人们读什么书上是可以看出这个阶段人们思想活动的。1997年以后，深藏在中国士阶层的那种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负彻底发生了变化，知识分子开始公开谈论心仪商业活动，心仪财富的积累，我曾经和人大一位教授开玩笑地说：“万圣书店是一个社会的小风向标。”1997年实际是唱响了中国人文精神的一曲挽歌。　　SOHO小报：这里面我还有些疑惑，其实8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开始了热烈的人文精神讨论，似乎是1989年有一个转折，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中国就已经转向务实的轨道了。为什么会是1997年呢？　　刘苏里：你说的不错，1989年到1992年是有一个转折，1992年南巡实际上给中国带来两股气。一股是要奔向商品社会，另一股是知识分子重新拣起话语权。那么1992年到1996年底，实际是这两股气进行搏杀的过程。1997年是见分晓了。主导社会方向的精英阶层从知识分子转向为商业领袖，这一过程已经不可逆转了。而且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在野的一派放弃了革命的方式。当时李泽厚和刘再复有一个对话叫“告别革命”，也是发生在1997年。　　SOHO小报：那我们视野缩小一点，你怎么评价2003年的事情呢？是不是会给人们留下一些很深刻的影响呢？　　刘苏里：我觉得SARS影响仅仅是一个小事情，不会对历史进程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它对整个国家带来深层的心理影响现在还不好描述，人们会反思，这件事究竟是怎么引起的？是仅仅因为果子狸吗？但是我想强调一点的是，4月20日的高官被免职是一个标志事件，实际也是1997年以来我们规则变化的结果，湖南因为SARS罢免了200多官员。设想如果SARS发生在1993年而不是2003年，我们会有这样的处理思路吗？　　SOHO小报：你觉得SARS作为一个外力，是不是会成为引发社会一些已经存在问题的行业危机的导火索呢？　　刘苏里：我觉得主要还是引起一种反思，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生活？这些年我们一味贪婪地追求财富，但是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我们是不是只要拥有财富就能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我不敢说这是一次天谴，但是我们应该反思。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都像没头苍蝇一样只盯着钱肯定是有问题的。我们需要一股气把大家重新凝聚起来，需要一种体现民族性格和精神的东西。从这点看，也许SARS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我还是应该感谢／石涛石涛，北京博维图书公司总经理，策划出版书100余种，包括《格调》、《香烟》、《我的摄影机不撒谎》等。　　无疑，我们生活在一个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渺小的时代。无论我们这个时代制造了多少神话，无论人们的口袋里增加了多少财富，我们仍然难逃卑微的命运。这已命中注定，因为，一个伟大的时代是不按纸币的数量和人们贪婪的程度来决定的。也正因为如此，从一开始，自娱自乐就成为我们生命的本质。而自娱自乐，并不需要他人的认可。换句话说，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没有谁能约束你，包括上帝。但是，话说回来，你想获得真正的尊崇和赞美也就不可能了。　　好在无论一个时代多么卑微，对于个人来说，总还是有值得记忆和感激的事情，不管它本来多么正当，比如，终于有机会通过竞技场里的一次集体角斗改变个人命运。这里我指的是：上大学。1977年10月，经过11年的停顿，人们又可以通过考试上大学了。　　事实上，我是在参加了两次集体角斗之后才踏进大学校门的。恢复高考那年，我正在塞外延庆县一个叫八里店的村子里插队。每天早晨天刚一亮，我们就要拖着疲惫之极的身体下地，经过一整天的劳作，在太阳落山之后，再拖着更加疲惫的身体爬上土炕，年轻而阴郁的头脑里怀着终有一天要逃离苦境的梦想，昏昏沉沉地睡去。　　就是在那种绝望的生活里，恢复高考的消息公布了。那是一种真实无比的激动。在那之前，生活里有过许多虚假的激动，比如一两个人的逝世，比如清明节发生的广场事件，比如几个人的倒台和另外一些人的上台，但那毕竟和我的生活没有直接关系。激动一阵之后，又继续回到一成不变的生活轨道里。然而这一次，我看到了真正的希望。　　和其他几个知青商量了一下，我们决定回北京复习考试。公社给各村的知青发了一个通知，告诉我们可以回城复习高考，但复习期不能超过15天。我们不打算遵守这一规定，因为我们当时很清楚，要想摆脱一生在农村艰辛劳作的苦境，这可能是我们的最后机会了。没有任何人能阻止我们逃离的决心。　　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安排在1977年12月，我们在10月底回到北京。一个多月很快就过去了。初冬，离考试还有两天时，我回到八里店。为了庆祝，我们偷了生产队里一只母鸡和菜园里的两棵白菜，做了一锅鸡汤白菜。那是我记忆所及味道最鲜美的鸡汤和白菜，以后多次试图做出同样美味的鸡汤，一次也没有成功过。　　考试在延庆县城的一个中学里举行。12月，延庆到处是冰天雪地，教室里没有火，我的手几次冻僵了，只能搓一搓取暖。考完试，回到村里一边干活一边等待结果。大约在12月底，公社通知我去县城医院参加体检，也就是说，我的成绩超过了北京地区的录取分数线。我欣喜若狂。按规定，凡是参加体检的人就可以填报志愿了，但在那个时代，考试结果并不对考生公布，于是我只能在不知道分数的情况下选择。我的三个志愿全部选择了外地的大学，因为那时我已经彻底厌倦了北京，自从出生就在这个城市生活，对她的阴郁、灰暗、高压政治环境、警察和街道委员会的骚扰已经忍无可忍，一心想换个环境。谁知道这成了我上大学之路上一个极端错误的决定。　　体检之后不久村里就到了农闲时节，我于是把年底分红的九十多块钱（整整一年辛苦劳作的收入）揣在兜里，回到北京等待录取通知书。从1978年1月初到2月底也许是我一生中最难熬的一段时间，整天都在等待，因为那是我人生道路上第一次接近了命运改变的边缘。为了更好地打发时光，我把所有分红的钱都和朋友们一起喝酒花掉了。然而，当别人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我却没有。　　我的失落情绪在逐渐加重，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绝望、更焦虑，同时也更期望奇迹的发生。然而奇迹没有发生。我实在等不下去了，就跑到西单的电报大楼给延庆县招生办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结果是我没有被录取。我当时猜想是因为我的成绩不够好，可能刚刚过了北京文科280分的录取分数线，虽然能参加体检，但达不到各学校的要求。我不得不屈服于命运的摆布，最初体检时的喜悦已荡然无存。我记得在告诉哥哥这个消息时难过地哭了，因为哥哥在我考大学这件事上是给我鼓励最多的人，我能感觉到他深深的惋惜之情。　　3月初，我返回村里时路过延庆县城，为了确证自己的猜测，我去县招生办查了我的考试分数：320分，超出录取线整整40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分数高出录取线这么多，居然没有一间大学录取我。招生办的人问我报的什么志愿，我说都是外地的大学。他们告诉我问题就出在这里，因为1977年外地大学在北京招生的名额极少，且多为理科。在接下来的那段时间里我的心里充满了悔恨，对未来几乎绝望，根本打不起精神下地劳动，从一个“先进知青”变成了整天旷工的人。　　接着知青可以回城了。4月，我被北京的一家建筑公司招回城里，工作内容是为混凝土预制板做木头模子。这家公司的上班地点在卢沟桥，每天早出晚归，上下班要三个小时，回到家里累得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有一天我没有上班，在家里昏睡，到下午2点才醒来，然后我继续躺在床上，慢慢思索眼下的处境。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继续考大学，如果考不上明年再考，直到考上或者超龄不让考了为止。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只是简单地认为，我不能一辈子干体力劳动。无论如何不能。那样简直生不如死。我在读《安娜·卡列尼娜》时曾对列文（也就是老托尔斯泰的化身）在乡间劳作时产生的喜悦的描写印象深刻，但它却改变不了我当时的认识，因为列文的劳作是出于选择，而我的劳作却是被迫。　　1978年秋天我走进大学，但已经没有了一年前的兴奋和期望。一年之内我参加了两次集体角斗，虽然改变了体力劳动的命运，但读的不是我喜欢的专业。于是我对待大学教育变得有些玩世不恭了。毕业后我在大学里教过书、做过杂志编辑，后来又去美国读书，毕业后又在大学教书，总之，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地走过来。直到有一天，老妈在我抱怨中国的大学教育多么糟糕时说，要不是拜上大学之福，我今天的生活还不定什么倒霉样子呢。我想了想心里竟吓了一跳，如果上不了大学，我今天没准是个满脸皱纹的老工人也未可知呢。　　至少有一点我知道，人真的很脆弱，随波逐流是人的天性。一个人如果被生活打垮了，不管他曾经心有多高，锐气也会消失殆尽，最后变成一个可悲的人。　　所以，人应该有机会，人也应该感谢机会。&nbsp&nbsp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我被生生地逼成了艺术家／徐磊徐磊，业余撰稿人和职业音乐人，某著名唱片公司制作部经理，文字散见于《三联周刊》、《时尚》、《文汇周刊》等等文化、时尚类刊物，独立制作的唱片《拉链门事件》已上市。　　我认识一个有钱人，他说，下辈子什么人都可以做，就是不能做穷人。我曾以此为座右铭。念叨了几年，似乎有点尴尬，为了聊以自慰，在没钱的时候我会搞搞理想，后来一直没钱，我就一直搞搞理想，最后，我就被生生地逼成了艺术家。　　其实我不是生来如此的，俗话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七岁那年，我曾经挣了一大笔钱（未遂），所以照理说我应该是个商业天才。小学一年级，我爸为了鼓励我，设立了一项奖学金，就是每拿一个百分就给五分钱。学期末，我拿了作业本和试卷结算，数着数着，我爸就绷不住了，开始流汗、笑容勉强，半中道就逃掉了。转天，我去找他要钱，他突然翻脸，说，前两天给你买的那身衣服花了多少多少，还买吃的、买玩具、买书，你天天吃喝拉撒，你算算花了我多少钱。我很羞愧，我本不知道我一直欠我爸很多钱。但凡那时候理论水平高一点，我只要用四个字就能点了他的死穴：以德治国，你的行为符合以德治国吗？！　　我上大学是在1990年，当时正是全民经商刚起步，我报的志愿全部是外贸、经济、管理类的，最后我如愿以偿地进了一所大学学管理，我系的风气大抵是：万般皆下品，唯有挣钱高。刚入学没两天，我就给系主席一个下马威，一天傍晚，刚上任的系主席来我们宿舍，慰问了几句，然后问我们有谁想晚上去看录像，大家都不出声，我正好晚上闲得慌，有学生会组织看录像何乐不为呢，就说，我去我去。主席把票给了我，我不客气地收了。过了一会儿，主席一直站在原地，脸色有点不好看，憋了半天，说了一句：同学，你有零钱吗？我说，你要换零钱吗，我没有啊。这时候旁边的哥儿们冲我使眼色，我突然明白过来，原来主席是来卖录像票的。那是我有史以来碰见最尴尬的事儿，我怀疑因此断送了我在学生会的前途。　　但是，我很快就在轰轰烈烈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学会了游泳，一年级我卖过舞会的票，李志伟吉他音乐会我们宿舍是大学区票务总代理。很多年以后，我已经混迹娱乐圈，有次同学聚会，互相介绍自己的工作，我说公司最挣钱的业务就是带歌手参加商业演出。有个哥儿们立刻反应过来，说，哦，商业演出啊，不就是咱们在一年级搞的那个吗，没想到你这业务一直没扔下。真是没有天理。　　二年级，我们的业务做成了跨省的规模，从河北白沟囤了一批书包卖给新生，三年级，我们不再从事直接的体力劳动，转做比较高级的家教代理。基本上体现了将管理学课程学以致用的精神。邓公南巡以后，商品经济热潮突然暴涨，当时的顺口溜是：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要开张。作为掌握先进的经济理论的专业人士，我很鄙夷当时还在包场电影、搞旅游、开舞会的同学，档次上不去，挣了钱都丢人。我可以骄傲地告诉大家，我已经从务实走向了务虚，从现货走向了期货。　　不知道从哪里起的头，我们系突然开始倒腾钢材和夏利，一出去都牛B烘烘的，&兄弟，要钢材要夏利找我，给你抽成。&　　&上个月，好几车皮钢材砸手里了，你想要的话，给你一个八折。&　　&要夏利、大发，我有路子，我跟他们老总秘书的外甥铁磁，哦，什么，你就是那个外甥？&　　后来就卖乱了，至少把半个学校都卷了进来，谁都号称手里有货，而且一嘴的专业术语，特能唬人，但临了谁也没卖出一个轱辘去。　　我决定另辟蹊径，向无辜的老区人民下手，我给我爸、我姐发了英雄帖，让他们在当地给我联系业务，并郑重地叮嘱他们要当作一件事业来做，我们家的未来就指着这个了。　　没多久，我爸就有了反馈，说把县城里的铁匠铺都联系了一圈，估计要个百十斤的铁没问题。当时就把我给气坏了，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我义正词严地告诉他，不论斤卖，我们论车皮卖。　　后来，有一次老乡聚会，我搂着一个漂亮的女老乡翩翩起舞，意乱情迷，正考虑是否要有实质性行动的时候，女老乡突然抬头含情脉脉地看着我：同学，钢材要吗，夏利要吗？　　我反省了一下自己的商品经济生涯，其实我从商业活动中的获利微乎其微，搞商业演出的时候连自己的票钱都没挣回来；乱贴广告被罚过款；卖的书包根本就是假冒伪劣，要是被告到校卫队肯定吃不了兜着走；做家教中介推荐的净是老乡和同学，不仅不给中介费还要请他们吃饭......而当时最稳定的收入其实是稿费，因为我姐在一家报社，老给我假公济私。于是我对自己的商业才华有了一些怀疑，对自己的艺术才华有了更多的肯定。　　晚上，熄灯，大家开始卧谈会，在探讨了经济形势、业务状况和未来走向以后，有位兄弟长叹了一声：如果可以挑选一种死法，我希望是被钱砸死的——我说的是美元。而我的理想却突然发生了质的升华：与其被美元砸死，还不如做个艺术家被饿死。　　在未来的岁月里，我的同学们继续倒腾车皮、走私汽车、石油换食品、食品换核潜艇、跨国结婚、收购微软、重建世贸大厦......　　而我默默地做了三张伟大的唱片，最后一张《拉链门事件》终于可以公开发行，著名乐评人说我是中国最早的电子音乐艺术家，既然是艺术家，所以当然还是没钱，还只能拿理想说事儿。　　老天有眼，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还是被钱砸死算了。　　注：那一年，，关键词：大款、倒爷、邓公南巡、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nbsp&nbsp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历史的拐角／张颐武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导师。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大众文化对于中国后现代问题及全球化问题的研究有较多贡献。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思想的踪迹》等论著多种。　　历史好像多少有点不可思议，有时候人们还没有察觉，它就在默默中转变了方向。这时的历史的拐角往往是隐而不现的。有的时候，历史大张旗鼓地追求它的宏伟的目标，好像一切都近在咫尺，但却不过是历史的一个意外的拐角，历史却从此转换了方向。历史的拐角的神秘　　和宿命感往往让置身其中的人们迷惑不已。人们好像对于自己的命运根本无法把握，就好像马克思所言的：想走进这间房，却意外地走进了另外一间。人生的状况往往如是。　　在十多年前的那个初夏，一个历史的拐角好像突然出现了。当时好像在十年中积累的全部热情和期望都变成了一套浪漫的幻想在一个时刻喷发了出来。我们好像突然面临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时刻。我还记得当时的那些华丽的言辞和巨大的行动。那时我是一个刚刚留校的青年教师，正好沉醉在文学&先锋派&的潮流之中，也正经历了思想从八十年代流行的&启蒙&中脱出的过程，似乎对于一切改变历史的&高峰体验&都有一种其实同样天真的虚无主义的否定，对于历史的大戏剧的诱惑仅仅只有一点好奇心。但当时的许多朋友都被参与甚至改变历史的宏伟的景象所吸引，他们发表宣言，宣告历史的新纪元开始；他们彻夜开会，将宏伟的街头运动和神秘的内幕莫名地连在一起；他们的确想象明天醒来的时候世界会颠倒过来。　　我记得我的同学朋友卫国，原是个诗人，已经在先锋诗歌界小有名望，热爱一切诗歌活动，希望通过诗来改变世界。这时候看到的到处萌动的热望，禁不住到处找人签名，到处从事他不懂的政治。这政治在他看来就和诗一样浪漫。我还记得他有一天到我家来找我，目的是说服我参与他的活动。他滔滔不绝地分析形势，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历史的全部蓝图。他不高的个子，眼镜下面透出一种狂热而沉醉的光芒。他当时告诉我：&明天，明天，历史就要改变了。&我今天想来他好像是叫阿Q同去革命的天真汉，当时我没有大志，只好说我其实只是在历史的潮流边缘的观潮者，看不清历史，却也就不必在大变动的前夜加入它。我看到卫国眼睛里的失望，如同当年的激进的革命者看到一个迷途的羔羊，一个掌握真理的英雄面对麻木的庸众。卫国不打算再写诗了，他在最后告诉我：真正的诗其实正在广场上。而那位今天已经厌倦了海外流浪生活的大诗人正是他的偶像，卫国的活动正是和他卷在一起。我迷恋诗人的诗，却无法懂得诗人在历史中的角色。只有无尽的疑惑而已。卫国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和我深谈了。　　而让我真正对历史感到疑惑的却是一件不可思议却微不足道的小事。在如火如荼的那些天中的一天，热力已经飙到了最高，突然一位我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坚持没有吃饭的人们需要尿盆。他正在和几位知名的作家和诗人一起购买了许多尿盆，已经送去。他说他们背着许多尿盆走到了人们中间，受到了热情的欢呼。我当时突然觉得有点怪异，宏大的历史场景里居然需要尿盆。伟大的时刻也不可能放弃吃喝拉撒的庸常平淡的日常生活。我们好像在狂欢，在忘掉一切世俗的生活，但我们仍然需要尿盆。悲壮的感情，宏伟的理想，深沉的感情；人潮和历史改变的滔滔巨浪居然仍然需要尿盆。历史是多么尖刻的提供了不可思议的对比啊！在神圣而庄严的时刻，历史漏出了它的最世俗，却最无法逃避的某种真实。　　于是，我好像觉得就是这尿盆的出现驱散了我们的美丽的梦想。近在咫尺的一切其实好像消逝了，遥不可及，却又意外地好像被实现了，唾手可得。历史其实没有按当时所有人的想象走向他们的目标，而是变成了一个没有办法逃避的拐角，让那些亲历了一切的人尝到了被历史拨弄的无奈。我们试图掌握历史的时候，历史变成了对我们的讽刺。我想，这里的那个尿盆的作用其实很大，我们参与的历史没有改变人们对尿盆的需求，而尿盆却难免解构了历史。　　从那个时候到今天，岁月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卫国在海外经历了大起大落后不知踪迹，我还会偶尔想念他。而那位被他崇拜的诗人，同样经历了漂流之后，如今已经走到了事物相反的另一极。我们当时所不知道的中国的命运也有了不可思议的转变。当年在嘈杂、混乱、震撼的时刻没有明确，却被所有人期望的命运，好像已经实现了。但梦想的色泽和梦想的形态已经经历了沧桑之变。今天中国当然已经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最关键的环节之一，成了全球资本运作和生产的不可或缺的&节点&。SARS并没有改变这历史拐角当年转向的路，今天大家讨论的是&全球都市&，讨论的是中国是否应该加入&八国集团&这样的问题。　　当年最天才的预言家也难以明白历史居然会向这个方向转去，历史就这样把一个宏伟的传奇变成了拐角。许多人在拐角处下了车就再也没有机会赶路了，还有许多人希望在遥远处寻找的路，没有为他敞开，另外有人在偏航之后再度归航。命运将我们带向了我们不知道的方向。但毕竟历史和尿盆都会出现，他们之间的协作而不是对抗却是饶有兴味的一件事。&nbsp&nbsp重返八达岭／章含之章含之，上世纪70年代中国知名的外交官。曾任毛泽东、周恩来翻译，参加了中美建交会谈、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谈判等一系列重大活动。出版了《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今年的“三八节”，女儿洪晃邀请我去参加“长城脚下公社”一个聚会。这个称之谓“公社”的独特新颖的建筑群是洪晃的好友张欣和潘石屹创意和开发的，洪晃说得了一个国际大奖。　　“公社”位于八达岭长城。算起来，我自己都很吃惊，我大概有将近20年没有去过八达岭长城了。在我的印象中，从城中心去那里是很长的一段路程。但洪晃说从八达岭高速路走，一小时即到。　　后来，果然是一小时就到了。因为天色已晚，我只能看到每个建筑物的轮廓。不过聚会所在的那个会所的创新设计令我感到惊奇和陌生。置身于那千百年来沉静的起伏山峦之中，这些代表时代前卫的建筑物与古老的长城的反差使我陷入一种失落的心情。我也弄不清我是在寻找旧日长城的踪迹，还是在惊叹新一代人的创意。　　这一次20年后重返八达岭的经历打破了我对古老长城的记忆。那天回到家后，一些遥远的，以为已经忘却的往事竟又浮现眼前。　　记得我第一次上八达岭长城是在53年前的1950年的春天，是父亲的秘书陈天佐父子两人陪我去的。那年我15岁，刚刚在半年前随母亲从上海迁来北京与父亲会合。记得我们起个大早，清晨就去赶坐火车，将近中午才到长城附近。又走了很久，才到了长城脚下。那时的长城完全没有修整，许多地方都是断垣残壁，走上去看来挺危险的。我问陈秘书怎么上去。他说骑驴子上去比较安全。　　当时我是一个住惯大都市上海的女孩子，不要说骑驴，我连见都没见过驴子长什么样。后来，三个当地老乡牵来三头驴，他们挑了一头据说是很温顺的让我骑。摸着那毛茸茸的驴身，我觉得混身起鸡皮疙瘩。但那时已别无选择。陈秘书把我扶上驴子，三头驴加三个拉驴人就陪着我们上路了。那是一条羊肠小道，是人和驴踩出来的。开始往上爬时，我直挺挺坐在驴背上，吓得大喊大叫。驴子受了惊也好像步履蹒跚。牵驴人有点急了，拼命教我身子要趴下。我说不行，我怕，那驴子也很脏。不过，后来我终于和那头驴子配合得比较和谐了。惊魂稳定之后，再看小道两边，满目青翠，春末夏初的嫩绿夹杂着不知名的绚丽的野花，点缀得整个山坡如一幅美丽的图画。长城的这种景色我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这是只有从小路爬上去才能看到的，而骑着驴子看就更别有风味了。可惜那不是一匹骏马，否则可能真有点塞外风情了。　　后来，八达岭长城就不断修缮了。人们不必再骑驴，而可以拾阶而上。我也无数次这样地上过长城。去多了也就再没有新鲜感了。尤其是70年代初，我调到外交部工作之后，凡重要来访外宾都要上长城。于是我每个月都要陪同各国政要爬几次烽火台，说那句重复无数遍的话：“不到长城非好汉”。记得大概是1972年基辛格来访，也上了长城。那天是他50大寿。当晚，周恩来总理为他设寿宴。基辛格大赞长城，并念了毛主席关于长城的诗句。周总理也很高兴，送了基辛格一首当年吴佩孚五十大庆时作的诗，不幸的是后来这件事遭到了批判。　　我也陪同尼克松总统上了长城。那是1972年的2月，长城上风很大，气温很低。不过那是中美关系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所以当时真的没觉得冷。尼克松兴致很高，说这长城真是太伟大了。他有幸亲临长城，相信美国人民此时都能见到这激动人心的一刻。不过为了准备尼克松这次长城之行，我却受了一次大罪。那是在他访华一个多月前1972年1月初，为了准备尼克松访华，美国派了一个庞大的以黑格将军为首的先遣队。他们除了和中方谈判之外，还要到尼克松将要去的所有地方去看一遍。所以在寒风凛冽的北京1月初的时候，我随同黑格将军去长城。那天中方的陪同是公安部的于桑部长。他要利用路上的时间同黑格交谈尼克松访华的安全保卫问题，所以我与他们同车担任翻译。假如当年有今日的八达岭高速路，我的任务会轻松多了。但那时，去长城大概车子要开两个多小时。“红旗”车的车身很长，一路上我不得不扭过头去翻译，所以都在倒行。这大概是我翻译生涯中最最受罪的一次经历。回到城里时，我头晕眼花，而且从此得了晕车的毛病，一坐汽车就晕。大概一年之后才缓过来。如今想来，这竟是30年前的往事了！其中的当事人，有的已成故人！　　小时候做作文，一开头总是用套话：“光阴如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又到了......”如今当我从“长城公社”的时尚、绚丽中回首当年的这些往事，真感觉恍同隔世，也真觉得半个世纪的时光竟是“弹指一挥间”。北京这些年来变得太多了，变得陌生了。如今连长城的氛围也变了。　　其实，这种日新月异的变化又何止北京？几乎每次回到家乡上海，都觉得越来越陌生。就连那条最熟悉的淮海中路，童年少年时的记忆——那老大昌冰激凌蛋糕店，那黄桥肉饼店，金龙绸缎店......一个个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名牌店，高级婚纱店......于是我对这条马路也就没有兴趣了。只有漫步在那些新建高楼大厦夹缝中的小街上时才能找回一些儿时的记忆——小小的烟纸店，馄饨店，家家户户从窗口伸出来的晾衣服的竹竿和坐在小板凳上聊天的左邻右舍。　　人的感情常常是矛盾的。明知这些变化带来的是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但却又常常感叹这步伐太快，它无情地把我们这一代人的许许多多美好回忆冲刷得无处可寻。这是一种无奈！大概这也是为了更精彩的明天，我们需要付出的代价吧！&nbsp&nbsp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恋旧与趋新在建筑界素以创新和疯狂著称的伊拉克裔的女建筑师扎哈·哈迪德接受记者采访时，被问到对北京建筑的看法时，扎哈的目光有些黯然，放低语气说：“我本人是非常反对保护古建筑的，但是到了北京之后我确实觉得需要有一定的保护。”　　其实不仅是城市的建筑，很多年了，我们一直在精神上追求全方位的大破大立。在新和旧之间，我们始终坚定地用新来否定旧，为每一种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新而欢呼雀跃，殊不知旧也在挑战着新。当我们不停地摧毁，建设，重建，整旧如新，用尽吃奶的力气，终于被五花八门的新所包围的时候，却发现在内心深处原来还是怀有对旧的深深眷恋。　　新是未来，指引着我们要到哪儿去，让我们兴奋，让我们激动；旧是起点，记述了我们从哪儿来，让我们伤感，让我们沉静。新没有时光的痕迹，使我们感到飘忽和不可靠；旧则伤痕累累，使我们感慨岁月的浩瀚和沧桑。新和旧，其实代表了人在生命历程中内心深处的不同需求指向，在我们行进的过程中，方向感和根基都是需要的，所以它们应该以一种平衡的方式共存。　　也许，当我们张开双臂义无返顾去拥抱一路高歌猛进的新时，应该首先安顿好心中那份厚重的，不可承受的旧。&nbsp&nbsp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恋旧与趋新／解玺璋解玺璋《北京日报·文艺周刊》主编，长期担任文化版面的采访和编辑工作。　　前些天北京作协开会，晚上闲谈，女作家赵凝被认为具有洞察男女内心秘密的本事，说到我，她认为我这个人容易“恋旧”。我没有反对她的这个说法，而且还向在座的各位朋友交代了我的一段“隐私”，算是给这个说法一点支持。我说，当年下乡支农，临走时，一个女知青写了一首诗送给我们。诗是这么写的：“萍水一邂逅，伯牙钟子心。别后二十春，熏风频送馨。”我当时真有点儿动心，以为是可以“君子好俅”的吧。但如今已经过了不止二十个春天，却一点她的消息也没有，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说不准哪一天，也许她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不知道这究竟算不算“恋旧”，如果算，恐怕也是单“恋”，是不能与王勃的“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相提并论的，因为这个“旧”在写了那首诗以后，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消逝在茫茫宇宙之间，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倒是在我的内心深处，还留下一个角落保存着对她的记忆。我辈行色匆匆，为生活而终日奔走，有时，恋旧的心情会从没人看守的那个角落中溜出来，但也只是探一探头儿，便稍纵即逝了。　　也有刻骨铭心的，比如向秀作《思旧赋》，悼念亡友嵇康、吕安，曾有“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的句子，就隐含了自己太多的苦衷和怨愤。但一般人很少有这样的经历，比较多的还是刘半农在法国给周作人的信中所表达的：“你寄给我的《语丝》，真是应时妙品。我因为不久就回国，心目中的故乡风物，都渐渐的愈逼愈近了……启明的温文尔雅，玄同的激昂慷慨，尹默的大棉鞋与大眼镜，什么人的什么，什么人的什么……”　　其实，恋旧总是带有很多个人色彩，是个人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阿城在讲到思乡的时候说：“思乡这个东西，就是思饮食，思饮食的过程，思饮食的气氛。”为什么会这样？无非是从小养成的饮食习惯在不定期地发作，就像你对初恋的思念总是难以割舍而保持终生一样。　　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旧时的一人一事、一草一木，经过时间的过滤和洗刷，都可能以某种更纯粹的方式沉淀在我们的记忆中，并在我们长久的思念中越来越显示其美好的价值。人们常说，人老了就容易恋旧，陈谷子烂芝麻都想起来了。在早我是不相信这种说法的，以为我老了必不会这样。而近来我却常有回忆往事的冲动，于是怀疑自己也已经开始老了。不过，老人的恋旧我们倒不必太当真，因为，很多对往事的怀恋是经过了记忆的甄别和筛选的，已经被我们的虚构和想象美化了，我们沉浸其中，陶醉其中，享受着那些发黄的记忆的残篇断简带给我们的安慰与满足，抚慰我们日渐寂寞的灵魂。　　怀旧之风正是盛开在这片土壤上的忧郁的花朵。但是也有一些人的恋旧，其实和个人的生活经验无关，只是附庸于某种社会时尚。而这种时尚不是来自个人的记忆，它是商人、媒体和消费者共谋的结果，大家合力制造一种假象，以为这就是我们过去的生活。比如文化消费中的“红色经典”热，比如一些人的热恋老家具，比如被捧上天的四合院新居，说是怀旧，其实是趋新。而有些所谓趋新，打得正是怀旧的底子。举个例子，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意识流和朦胧诗风行一时，许多人都说是创新，后来读了二三十年代一些作家和诗人的作品，才知道，很多创新之作都没有超过前辈作家已经达到的水准。　　新的就是好的，新的就是对的，以新旧划线，结为阵营，一直闹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立四新”，为了新的发展壮大，旧的只能被摧枯拉朽，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结果是新的没有立起来，旧的也所剩无几，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所以现在才有人拿了假古董冒充真古董，或者拿了旧时的一鳞半爪冒充新的时尚来推销。这是二十世纪的诸多病症之一，有时甚至是被意识形态化了。鲁迅先生后来检讨自己的思想，认为是轻信了进化论的缘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有人曾调侃似地说，我们被创新之狗追得连撒尿的时间都没有了，也是提醒我们不要轻信了新即好这样的逻辑。这倒不是说有了火车和飞机，我们还要学李白杜甫，非牵着头毛驴行走于世；也不必旧房子还有其审美价值，就一定拒绝搬进新房子；而以为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好就反对导弹和飞机，那简直就是昏聩了。新的东西总有其可爱之处，我们大可不必因为恋旧而拒绝人类的文明新成果。　　不过，世间万物能被新旧所区分，一定和现代的时间观念联系着。有学者指出，在基督教的世界观中，世俗时间是被创的，是由前后承续的瞬间构成的，所以，直线成为描述时间连续性的最佳图像。在这里，时间第一次并将永久地以一条直线从过去经过一个被称为现在的点向未来延伸。随着启蒙运动的出现，特别是由于启蒙运动后所发展出来的强大的物质力量，使西方获得了世界化的权力，它的时间观也进而影响到西方以外的世界。　　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异一直是相对的，它们之间的分界一直也是不固定的。但随着线性时间的胜利，这种差异变得越来越明确，甚至成为我们价值选择的一种标准。所以说，时间的感觉和知觉涉及到世俗生活的真正本质，它的影响不断从科学与哲学中体现出来，构成了文化普遍主义的基石。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程度取决于这种对时间的意识。也就是说，时间已经成为西方人征服世界最有效的手段，它给非西方带来的变化，比任何军事力量、商品经济都要有力得多，深刻得多。我们那么爱用“新”来描述一个时间段，比如“新时代”、“新时期”、“新阶段”、“新千年”甚至发展到在“新”的前面加上“后”，以示其后来，也就是更新，正是这种时间观影响到我们的表征之一。　　如果回到我们的文化传统，时间是混沌的，新旧是共生的，一元复始，万物更新，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恋旧和趋新又有什么区别呢？不幸的是，回到传统的路已经淹没于历史的荒原，我们都是无家可归的孩子，未来充满了未知的恐惧，而过去又因为疏远而显得异常陌生，我们只能试图抓住自己的现在。海德格尔所写《存在与时间》，就是要指出现代人的这种处境。对海德格尔来说，诗思乃回家捷径。有人说，此路与老子之道暗通。其中所蕴涵的思想，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nbsp&nbsp新旧论语／卢杰卢杰，美国纽约长征艺术基金会主席，北京二万五千里文化传播中心负责人，发起“长征 --一个行走中的艺术展示”活动并担任主策划人。　　新是否可能？新其实是不存在的，只是人类最大的诺言。如果我们否定新的可能，旧的也就不成为旧的，只是发生着的或已经发生了的。是不是任何事物或词语都得有对立面，新是为了对比旧而存在，还是旧为了衬托新而定义？　　其实都是为了一个说法，命名是为了使用上的方便，而这个命名的欲望和功能需求，使我们越来越缺少创造力。以“后”来命名是我们时代最偷懒的行为，事实上对后字的批评，后后，后后后的讽刺，不仅是调侃，说的是新旧对立的假设带来的后字包含的危险事实。后现代其实没有像现代那样说出个道儿来，只是一个后字断开了时代，使一切老瓶里的老酒因为喝者的不同而成为新。　　讨论“读图的年代”到来了的文字和图一样多，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个图文并茂的展览的年代，社会、建筑、人都在展示自己，重读、重访、重印、重复购买、重命名，所以后学家和策展人成为了文化上的新贵。有趣的是后学家中的后人已开始拒绝后字，而策展人中也有人在人们竞相跳上策展人的车时拒绝称自己为策展人。　　历史是由新旧对立的述说来霸占我们的。从历史中解放出来，我们就正式开始面对现实而不是征服现实，因为征服现实的历史永远需要宏大叙述去维持，而在建立它的时候就意味着需要被后和新去把它定位为旧、传统，而去打破。新和旧是共谋者。　　而建立在新旧对立的话语里的艺术，是最无望拥有新的一种生命形式，因而它是最永恒的，只是艺术家自私地用新旧来做身份证，来和人群区别，来把艺术和生活区别。我们惧怕没有法则的生活, 我们夸大现实因为我们害怕生活。艺术家把战场从美术馆移出，到了媒体和房地产项目里，双方都需要展示对方来展示自己的需求。如果艺术家真的更渴望的是和真实生活有关而不是和历史有关，他们不应该把新的艺术现场还想象成美术馆这样的老战场。艺术是另一种现实，所以新旧不重要，重要的也不是美和真实，那些都需要历史的排列才能被定义，至今为止的艺术显得和历史最有关系，其实那是我们企图通过建立艺术史来建立我们和自身的关系。　　物质被惯性地通过和记忆有关而赋予意义，于是我们收藏记忆来收藏历史。当我们收藏此刻时，我们进入非时间状态，因而我们觉得自己敏感但只对自己敏感，我们关心但只关心自己。我们创造但创造无意义。如果我们肯定，其实没有历史，我们就不会被收藏，我们将因此而自由。但我们需要切记，就像知道没有死亡我们也就不怕生存，不被纪录和收藏，解放了和历史的联系，我们不再被未来支配，我们就把过去、现在和未来，新和旧，传统和当代（现代是个恐龙）全部现场化变成了每代人的每个时刻。　　我们尊重历史是因为我们恐慌，我们急于肯定我们的今天的意义。当人以潮流的名义去取代时间，来收藏或呈现历史、传统、旧时，往往显得媚俗、娇情、小资，这种越位行为却被称为革命和前卫，这里的虚妄在于，通过说它年代、它国、它域、他人这种用他者来说自己的羞涩使我们羞辱而不得不使这个年代煽情和喧嚣，其实哪个年代不是这样？　　无论是文本，物件，被认为是艺术的或不是艺术的，成功或不成功的，善的或恶的，人或非人，都在不同时代被重读和书写，策划或展示。对已存在的事物的认识被誉为新发现，今天最大量的生命形式是预支未来以想象今天，其中包括说得出什么是旧，但绝对说不出什么是新。我们除了压抑我们记住的不去言说，还有我们记住的以为没记住的，我们更具体面对的是我们只能记住旧的来肯定新是可能的，我们和前人没有什么不同。我们通过记住来躲避必将被遗忘的命运，我们收藏他人来希望自己被收藏，我们收藏性别和姓氏，没有姓，名将不存，没有别，无性可言。我们当然也收藏和拥有同性，但我们因此无法复制自己，无法复制就失去了宗教的可能，也失去了艺术的可能，物质也没有了意义，依赖物质的意义的人的意义也就虚空。　　想到旧字我想起了一个不太用的流行词，土。小资说的是土，波波说的是半土，但你不可能用土来标识真土，真正的土因此永远是不被言说，和土无关的，就像真正的艺术和艺术无关，　　只有艺术之外的人和事与艺术有关。新旧的区别和转换中，旧年代的流行新词里的同志，这个最不土的词被弄成土的又重新不土起来了。　　我们其实不必拒绝旧，批判不彻底的旧为小资，定位批判不彻底的旧者为波波，拉出个性和个人去和集体和共性对立来SOHO。个人是不可能不被集体化的，只是在历史和旧的营造和衬托下，他可以被说成是新人新气象，是建设的而不是破坏的。我们干脆把自己当成历史，把自己当成集体吧，那时我们就可以省略掉很多赘语，如，后，如另类的，如新。没有了新，旧的又复活了，我们就有了不同，在不同之上，差异的翻译、认同和拒绝上的意义没有了新旧判断而活跃起来，让死亡彻底死亡。　　在我们和艺术之间，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在建筑和城市之间，最活生生没有新旧标识的是空间。空间是有记忆的，因而对于它所目睹和负载的记忆我们不能简单用新旧去测量，那样记忆就死了。记忆死了，我们和空间就都消失了。我们还是让新和旧消失吧，给自己留下空间。&nbsp&nbsp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新旧是个暧昧的词／王明贤王明贤，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评论家，《建筑师》杂志社副主编、策划人　　SOHO小报：作为一个艺术评论家，你怎么表达对“新旧”这个词的感受呢？　　王明贤：我觉得“新旧”可能是一个挺暧昧的词。其实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们都是一些求新的现代派，当时恨不能把一切传统都摧毁。那时我们在学校读书，老师讲古典主义的时候我们都躲在教室后面睡觉。后来我去做建筑杂志，也是对一切新的东西特别推崇。而到了九十年代后期，我们（开始）的当年太偏激了，又发现传统艺术、乡土艺术的保护成了中国当代一个最严重的问题了。从人的文化心理和审美心理发展看，这可能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从社会发展来看，可能不同时代都有它特殊的任务。在八十年代初，我们面临的局面是要解放思想，繁荣创作。而后来的20多年时间里，城市建设步伐很快，旧的都拆了，新建设的又都是大量的丑陋的假古董，所以又反过来强调尊重传统。我觉得对于“新旧”的正确态度应该是用一种“新”的视角去看待“旧”的东西。　　SOHO小报：从艺术发展角度看，是不是新旧之间也存在着传承和转换？比如很多古老的东西恰恰在今天是最时尚的。　　王明贤：是这样吧，但不应当是简单的转换，而是一些人在从某个时代提炼出的一种典型符号。比如王广义的大批判系列，就是抓住了中国六十年代最具有图示性的红色和革命等鲜明标志作为创作的源泉，但他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而是巧妙地揉进了商业元素，在当代艺术的视角下来重新阐释文革的东西。　　SOHO小报：那是不是说人们在对新旧的审美情趣上存在着一个轮回的规律呢？　　王明贤：应该不是简单的轮回，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比如目前国际上最活跃的中国艺术家中，像徐冰、蔡国强、王广义、黄永平这些人，恰恰是当年“八五美术运动”中最为激进的一批先锋。当年他们主张用现代主义去冲击一切保守的势力，而今天他们的作品却都和中国最本土的元素有关。比如徐冰的活字印刷，蔡国强的火药，因为这些东西毕竟是他们最熟悉的，蔡国强小时候的游戏“攻炮城”给他留下了心理上无法磨灭的影子，徐冰从儿时铺天盖地大字报的印象中获得了创作“天书”的灵感。但他们不是简单地把这些古老的东西拿过来，而是通过重新整合这些资源来表达对当代艺术的思考。　　SOHO小报：为什么人们对新和旧会持有一种既“喜新”又“恋旧”的复杂心态呢？　　王明贤：可能和当代人多元化的价值观有关吧，过去我们考虑问题比较简单，属于非黑即白的模式。而实际上不论新和旧都可以从不同层面满足人的情感需求。　　SOHO小报：如果我们抽象地谈论新和旧，你觉得从艺术审美角度看，它们带给人们的心理感受应该是什么呢？比如是不是新使人感到兴奋、刺激？旧使人感到沧桑、安静？　　王明贤：这要看具体的历史环境吧，为什么二十年前我们强烈地提倡新？因为当时整个国家新的东西太少了，新可以带给我们希望，可以振奋民族精神；但是这20年国家发展很快，整个城市有了很大改观，当我们被全新的东西包围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漂浮，缺乏安全感。因为现在的城市经过迅速的拆除和建设，我们会发现整个城市的记忆都丧失了。比如望京就是一个让人恐怖的地方，那么大片的建筑，多少年了我去那里，司机永远都会迷路。所以我觉得就当前城市发展存在的问题而言，新和旧的矛盾恐怕是一个最突出的问题了。　　SOHO小报：这好像是一对老生常谈的矛盾，城市建设应该怎样兼顾新和旧？以你看，一个城市的新旧交替、共存或者平衡的出路在哪里呢？　　王明贤：我倒觉得非常简单，甚至可以说简单到了极点。可以组织一批真正的专家在各个城市划定各自的历史保护区，划定建筑保护区，新的区域和新建筑就大胆发展。但我觉得重要的不是技术问题，不是说某个城市具体应该保留多少古建筑。关键是我们全民需要有一种观念，一种对历史的态度。比如北京的很多老建筑，我们没有把它当成历史建筑看，而是“危房”，一旦视为危房，那就只有拆除了，所以说观念的转变很重要。　　SOHO小报：今年初你们发起的“北京城记忆：数字影像展”是希望能帮助树立这种观念吗？　　王明贤：主要是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北京的城墙都陆续被拆除了，这可能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大的悲剧。因为这一时期的历次政治运动，不仅摧毁了这些历史建筑，也摧毁了我们的精神，但精神还是可以重建的，城墙拆了就永远不能复原了。但是用数字化技术复原老北京的城墙、城门我觉得是一个好的途径，是用当代技术手段来重建历史记忆的一个途径。因为就像刚才我们讨论过的，旧的东西带给我们的可能更多的是心理上的感受，比如圆明园的废墟比一个完整的圆明园传达给我们的情绪要复杂得多也丰富得多。所以我说对历史抱有一种态度也是人们内心的一种意境，中国人可能不能像罗马那样保存一个实体的城市，但是如果我们内心拥有这样一种意境也很好。所以数字影像展是在虚拟的空间把新和旧进行完美结合的一次尝试。&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修旧曰新／赵汀阳赵汀阳，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代表作《论可能生活》、《一个或所有问题》、《人之常情》。　　记得多年以前有个歌星唱道，“新鞋子旧鞋子一样过生活”。我们一般知道，新旧生活是不一样的，但是，把它们说成是一样就似乎构成了一种试图超越俗见的表述，从而引诱人们相信某种“本质上的”因而就比较深刻的东西。这种故意和一般的说法不一样的语言结构早就是人们的爱好。比如古希腊哲学家就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同样，假如我们又说成“太阳每天都是旧的”，甚至可能显得更深刻。不过，事情本身其实没有这样深刻，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深刻往往是语言的一种想象。不过，说的不一样比较容易，想得不一样就比较难些。　　“总是一样、一贯如此”的东西是时间，而不是历史。在一样的时间中发生不一样的故事就成了历史。而历史就是各种故事的不断流失，这一点我们很不满意。除了一些忍无可忍的事情，大多数的故事至少在后来被想起来都是有趣的，包括那些当时相当平淡的故事，艰苦生活中的小快乐或者不成功但是激动的恋爱都在成为过去之后变得津津有味。似水流年流失的不仅仅是生命，而且更是生活。人们愿意像攒钱一样攒历史，以免在失忆中陷入精神贫困，不断地说点旧事，也像时时能从兜里掏出活钱花一花一样给日子增加些色彩。　　形而上的理解太残酷。比如哲学，就是信仰的反面，它必须残酷地看问题，残酷而后理解真实。可是生活需要欺骗与自我欺骗，所以我们通常并不哲学地去理解历史，而是“去真存伪”地怀旧，追忆似水流年是假，重温似水柔情是真。于是，历史记忆往往就变成了情感记忆。人们为了重温某些情感经验的兴奋感觉（不管是甜蜜还是痛苦、成功还是失败所造成的兴奋），才去回忆导致兴奋的那些事情的细节。　　怀旧决不等于厚古薄今，不等于反对新的事物，相反，怀旧是对一切生活的贪婪，是得新又思旧的贪婪。怀旧总是首先接受了新的生活，而且肯定不愿意放弃新的生活，甚至还向未来更新的生活敞开着，在这个给定的条件下，才进一步希望能够同时“生活”在过去，或者让过去“活”在今天。这种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同时占有才是怀旧的真正气质和欲望——没有一种积极的怀旧是真的想回到过去，而是在现在之外额外地享受过去。除非已经没有未来，才会有单纯的怀旧，可是单纯的怀旧实际上就蜕变为感伤和绝望。如果说“忆苦思甜”是激进的进步论和现代态度（现代精神就是不断假定过去是苦，现在是甜，未来更甜），那么，“忆甜思苦”就是前现代的没落贵族心态，而“拥新怀旧”则是最贪婪的积极心态。　　现代性是人类文化中最疯狂的气质，它首先藐视一切已经过去的东西，所谓“好”被定义为“进步”，进步又被定义为“新”，新又被定义为“与过去不一样”，可以说这是个“弃旧曰新”的原则。既然新就是好，那么，为了尽量接近新的源泉，现代文化就越来越年轻化，正如列奥?斯特劳斯所指出的，现代性无非是现代反对古代，而这又无非是今天反对昨天，青年反对老年。这一点似乎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现代文化会从反对老年到反对中年，从推崇青年风格到少年风格，甚至嫩到儿童风格。我们中国目前的审美观点和文化趣味似乎已走在世界前列的姿态达到了一半是少年、一半是儿童的程度。这一点从电视到图书都看得到。而网络则试图保持“过不完的青春期”，如果不说是“少年期”的话。但是年轻化运动终于到了少年儿童气质，便发生了喜剧性的变化。　　少年儿童文化从根本上有别于青年文化，并不仅仅是比青年更年轻。青年文化试图打倒中老年，它要造反、要革命、要破坏，要砸烂所有的旧世界，正如我们从“五四运动”以来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所看到的文化运动。但是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少年儿童文化并没有这样的革命激情，与其说它要打倒中老年还不如说是想招安中老年，与其说是要胜过青年还不如说是要解构狂热的青年。它不想打倒旧世界，而是把所有传统和旧世界资源在能够利用的时候以“嫩嫩的”方式重新加以利用，把保守改装成时髦，在最另类的形式里表达最一般的内容。显然，少年儿童还没有能力独立，还没有发展出激烈疯狂的力量和勇气，总是象征性地叛逆，在限度内违规，带着奶瓶淘气，所以仍然得到老年的疼爱。于是，传统和现代、新与旧、老年与青春就这样达成了浅薄而舒适、欢快而空洞的妥协和共识。　　曾经导致了现代所有文化革命的青年文化并不是被打败的，而是自己累死的，因为没有什么文化能够承受无比多的创新，太多的创新互相消解了各自的新意，互相迅速把各自变成旧的东西。在这个少年化的文化空间里，所谓新就是互相少许不同，就像每个苹果都有一点点不一样，但不再有真正的区别，因为一切都不再有深层次的差异，因为根本就没有深层次。也许，少年儿童文化是现代文化的最后阶段，它有可能走向现代文化的终结，把悲剧性的狂暴破坏和浪漫的离家出走转变为喜剧性的另类妥协和浪子回家。问题就在于，现代性所要革命掉的旧世界是丰满的，而所要创造的却不实在，只是相当空洞的意图。只有当准备好了某种新的理念，才能够有真实的创新，否则就仅仅是对旧的东西的叛逆和破坏。现代文化创造了文化废墟，它甚至不适合现代文化自己生存了。而后现代文化正是在文化废墟上进行着文化怀旧的。　　忽然想起古人云：“修旧曰新”。可是哪些“旧”应该修？怎么修？修成什么样？这些都还是人们现在来不及细想的问题。现代是辆坏了刹车的车，没法停下来想。&nbsp&nbsp美妙的和谐／龙冬龙冬，生于1965年的北京，高中毕业后即进入社会，从事过多种职业。 1990年到西藏办报纸，返京后一直在出版社供职，现居北京。自198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主要有小说、散文和戏剧创作，著有小说集和长篇散文《一九九九：藏行笔记》、《河源纪行》等。　　这样，请你关上窗子，让北京的一天安静，把一张CD盘放到音响里，就是这位普契尼的歌剧《托斯卡》。声音好似流水由远而近，等到第一幕里那曲“美妙的和谐”出现的时分，我希望你眼前同我一样地淡化出长安街建国门立交桥周围的景象，不是今天的景象，而是整整30年前今天的景象。　　音乐似有若无地依然在进行，只有渐强的部分可以分明听到，其他便如同往昔的景象越来越模糊了。　　宽阔笔直的街道，两旁有一些不高的杨树、矮小灌木和青砖的墙壁。迎宾车队刚刚通过，叶片的摆动让你感觉到风。周恩来总理带着客人去中南海见毛主席去了。人行道安静，长安街安静，全北京都安静。风的吹动，阳光的闪烁，好像支起耳朵就能够听见毛主席说话，连手上的一只小昆虫也好像听到了什么动静。　　今天的建国门立交桥，那时候只是一座东西向的水泥桥。桥下的二环路，原是一条流水，是京杭大运河的一部分。冬天，我们在二环路上滑冰。河流作为天然的屏障，二环路两岸的孩子就成了假想的仇敌。　　街两边的高大建筑，那时南有古观象台，北有“鞋铺大院”（学部大院，社科院当时的简称）主楼一号楼，三层，白色的，还有文学所六号楼，两三层，隔街相对古观象台，都是灰色的。当时，立交桥东北角的老外公寓高楼正在建设。　　学部大院里未能下放“五七干校”的留守人员，闲来无事，在院子里的空地种植了许多向日葵和蓖麻，多得在我的记忆里一眼望不到边际。我也知道，自己的记忆中尽是夸张的成分。可是有一点自己绝对不会夸张，那时北京的天地真是宽大得出奇。谁压迫谁呀？谁比谁高呀？如果我瞪了谁一眼，或者谁瞪了我一眼，这场拳脚争斗一定无法避免。我们的脾性跟自然还是隔得不那么远。一个崭新的政权从乡村进城才二十年出头。一些毛孩子还如同森林里的小兽物。　　写到这里，你也看到这里，音乐又强烈了。长相干净的姑娘已经款款迎面走来。她梳辫子，长长的两根，或者是“刷子”。她笑的时候，鸭蛋脸，有酒窝儿。她穿白衬衣蓝裤子。这样的女人，我现在寻不到了。自己一部将要入手的长篇小说，恐怕就是打算从这里开始，涉及往昔的街道、社区（大院）和隐约恋情。　　故事显然要在一种怀旧的氛围中推进，往日的街道、建筑赋予宽广的空间，它可以尽情挥洒，或者说漂游，情感要多饱满就会有多么饱满。你依然沉浸在刚才的音乐里吗？　　流水干涸了。河床变成了道路。城市立体了，没有流水的枯桥同高大的建筑挤占着日趋狭小的空间。　　我为什么越来越对平面的东西感到兴趣？我为什么越来越对简洁的事物感到兴趣？我为什么越来越对静寂的环境感到兴趣？我老了吗？自己所追寻的“美妙的和谐”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显露出来？真的，一切的一切都关乎着人类的感情，最最根本的感情，朴素，而永远不是铺张。这样的趣味同年龄增长毫无关系。　　夜已阑珊，昏昏欲睡。看看上面自己都写了些什么？费解。我就是不喜欢过他妈所谓的好日子！愿梦境带上你到我迷恋的过去，让你得到真切的呼吸。&nbsp&nbsp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小豆面馆之乡愁／木木、湾景“小豆面馆”坐落在SOHO现代城商业街的北侧。坐在二楼临窗的位子上，可以看到窗外长安街上车来车往，极好的隔音效果使窗外的繁华变成静音的画面，坐在繁华边上，却与繁华市声隔绝开来，是一种奇异的感觉。仿佛置身此处可以隐身在自己的世界，静静地观察窗外喧嚣的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狄更斯在遥远的1859年说的，“这是我的世界，与他们的完全不同”，这是《美女与野兽》中那个绝美的画外音说的，那个充满魔力的男人的声音一再响起，在空旷嘈杂的背景上一再与我相遇。　　有空的时候，总想约你来坐坐、聊聊。 ——木木　　木木：最近闲时翻米兰·昆德拉的书，常提到乡愁一词。在他的短篇《荣归》里，主人公埃莱娜和丈夫马丁在1969年苏军入侵捷克前后迁居法国，20年后，苏联解体，她回到了布拉格。昆德拉借这个还乡的故事又提到乡愁。从希腊语，冰岛语到葡萄牙语的各种欧洲语言中，寻找“乡愁”一词中所包含的“痛苦”和迷惘。　　湾景：记得第一次接触乡愁这个词是余光中的那首诗，那时整个国家刚刚经历了一场浩劫，百废待兴，大家都在向前看，对这个词不会产生什么特别感受。今天乡愁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好像高多了，已经变成一个时尚的名词了。　　木木：当代人四海为家，国际人，飘一代，人们在各种时尚概念里奔跑游戏，每天都有崭新的东西出现在前方，不能停止追逐，可是，每个人总还会在一个从容的片刻里开始想念。身在故乡就会想念远方，身在远方就会回望故乡，此时想念的地方和地理意义上的不同空间完全无关，人们永生思念的是一个安放所有渴望和失落的家园——人们需要相信，在经过所有灰白的失望之后，尚有桃源在我们出发的地方，在我们将要奔赴的地方，在我们正在经历着的生活的旁边。　　湾景：的确，乡愁的象征意义更强，它似乎是人们生命历程中起点和归宿的象征。从表面意义看，乡愁是人们通过对旧时家乡的回忆来验证今天生活的真实性并且获得对未来的把握，从更深一层次说，一个“在路上”的人往往是缺乏安全感的，因为前方的路程上有太多的变数，他需要不停地回望来效验自己的坐标，修正自己的方向。所以乡愁也许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一种原感受，离起点越远或者距离终点越近，乡愁感就越炽烈。　　木木：有个生意很成功的朋友在度假回来说，人有两条命就好了，一条命在这里拼命赚钱，另一条命就躺在庄稼地头上晒晒太阳，看自家的炊烟在黄昏里升起。中国文化里一直有对人的故乡的超脱理解，李白说“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曹雪芹说人在温柔繁华地不过是“反认他乡为故乡”，如此说，乡愁是一个哲学问题，于斯世的人来说永远不能释怀。　　湾景：乡愁可能还是心灵逃避的一种精神鸦片。现实生活中欲望是人们努力奋斗的一切动力源泉，但是欲望的无限膨胀又带给人们无限的烦恼和压力。于是人们通过对儿时清澈纯粹的向往来缓解麻醉因为追逐世俗功利而绷紧的神经。有趣的是，在过去的政治年代，我们接受的是“昔不如今”的固定思维模式，像“芝麻开花节节高”、“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明天会更好”等等，那时的乡愁不像今天这么缠绵，却有着“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的豪情。形式虽然不同，出发点是一样的，就是用过去的虚幻来推论今天的真实合理。　　木木：昨天夜里醒来，隐约记得好像做了一个关于小时候的梦，海边小城里，灰的院墙，院子里的梧桐树，我在院子里埋下地雷花的种子，却久不见发芽，等不及就拿小铲掘开土，看到黑色的种子静静地躺在地下。就在此时醒来，恍惚间不知身在何处。一刻想极了那个地方，那里的气味，情感，和一路走来的成长里经过的物物人人。但是我知道，我要的只是这个想念，不是回到那里去生活。　　湾景：所以我想说，其实乡愁里有很大的假象，它更多是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一个主观印象，比如《弯弯的月亮》里的阿娇或者《村里有个姑娘》中的小芳，她们和真实情况缪之千里。通过对彼岸虚幻的想象来证实此岸的真实与正确，不过是当代人自我安慰的一种技巧罢了。当《荣归》中的埃莲娜发现她在故乡的捷克同胞早已物是人非的时候，得出的结论是“乡愁只在路上”。因为除了内心深处，现实中的真正家园已经不存在了。　　木木：你有过吗？突然的一刻里想念一个地方，而那里是你不可能去生活的，或者你从来没有去过的？　　湾景：想象是有的，但只是想象而已吧，现实中是无法实践的。　　对不起，有点离题了，我们下次再聊吧。&nbsp&nbsp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女人是女人，男人是……同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相比，或者女人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话题。在《财富》杂志评出的187位最有影响力的商业高层女性中，30%的丈夫赋闲在家，在最近评选出的50位最有影响力的商业女性中，超过1/3的女性有全职丈夫，于是《财富》杂志就此评论说：&每个伟大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记得这句格言吗？现在，忘了它。&　　经济学家们开始关注女性的经济与财务影响力，调查结果耐人寻味，以加拿大为例，在加拿大，50%的运动器材、51%的个人计算机和50%的汽车，是女性消费者购买的，大约有70%的住宅装修、92%的旅行和89%的新银行账户，也都是由女性做决定，拥有住宅的女性人数在1981年至1999年之间增加两倍以上。而日本，女性的消费占了整个社会消费力的60%。　　女人已经比男人更为强势了吗？当然没有，但是，一路走来，女人已经成长了，仅仅是成长，已经让社会心理涟漪重重。男人和女人自己的心理都成长滞后。早先的女权主义者们在女人刚刚能够自立时曾骄傲地宣布，女人不需要男人，就像鱼儿不需要自行车。如今，漂亮能干的单身女人在大城市里随处可见，她们说，找不到一个优秀的男人来相爱。社会学家说，女人已经上路了，可男人还没有准备好。　　但是，女人从来不能摆脱与生俱来的性别宿命，极端的女权主义者们在广场上疯狂地烧毁她们的性感内衣，可是，她们不会忘记按时服用避孕药片，因为，在最极端的时刻，她们也记得，她们是女人，上帝安排她们生育，然后，爱。所以，必定，女人要以和男人不同的姿态和途径寻求幸福。&nbsp&nbsp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女人是女人，男人是猪／艾未未艾未未，艺术家。日生于北京，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1981，parsonsSchoolofDesign,ArtStudentleague，美国纽约。年&中国艺术文件库&艺术总监。参加了1979年第一届《星星画展》和1980年第二届《星星画展》及1988年个展《旧鞋·性安全》美国纽约；1999年 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意大利；2000年《伊西双年展》，法国；1999年 《创新》，北京艺术文件仓库，中国；《观念和抽象》，北京艺术文件仓库，中国；1999年 柯隆艺术节，德国等多项大展。　　SOHO小报：女人之所以成为女人，你认为是先天因素多一些还是后天社会环境的影响多？　　艾未未：我觉得女人和男人不是一种动物，如果拿女人和猪比的话，那女人就是女人，男人就是猪。女人的特征很多是生来具有的，与后天所学到的东西关系很小。她的行为方式，情感方式天然地不同于男人，她是由内而外发出来的，是先天生长出来的；她的很多判断、选择，在男人看来是不明智的，但她有她自然的理由，这个理由是由她自然的情感决定的，而男人对于荣誉、成就、位置等这些东西的考虑实际是后天形成的，是后天的竞争、教育等加予他的。长期这样可能也形成一点基因的因素，但还是后天成份多。　　SOHO小报：但是现在女人一样在追求荣誉、社会位置等等。　　艾未未：这是现在社会一个很大的问题。在我看来，女人专注于追求这些就使她丧失女性，就是女人的天性，她就变成了一个男人――这也没什么，女人丧失女性最坏也就是变成了一个男人，所以男人也不必惊慌。但是，我希望在女人身上看到我所没有的东西，而不是她跟我一样，包括她的幼稚、善良，她的容忍性，这是在一个女人身上我最希望看到的，如果她变成和我一样的，那从男人的角度说，我对她就没有兴趣了。　　SOHO小报：你觉得女人相对男人还是一个比较弱的形象？　　艾未未：不是一个强弱的概念，这里面没有褒贬，弱其实就是强，可能以柔克刚，这是宇宙形成的一种和谐方式。每个女人都各不相同，没法简单地以强弱来说。　　SOHO小报：波伏娃说“女人不是天生就是女人的，而是变成女人的”，你可能不认同？　　艾未未：我想这样说太低估了上帝造人的深意和本意。你观察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那个小女孩会天然地对一些柔软的，可爱的东西感兴趣，因为女人的身体结构里设计了生育的功能，所以她有与保护她的身体结构的措施，包括她的喜好、情感等。上帝造人还是功能第一，男人和女人是功能的，不是美学的，我们应该相信，由于男人女人有先天的性的不同功能，使女人与男人有完全不同的情感意识和行为方式。　　SOHO小报：那你觉得“男女平等”的诉求意义何在？　　艾未未：男女平等我觉得是建立在一个更广的意识上的，比如说人是平等的，人和动物是平等的。现在通常意义上说的男女平等就是女人要和男人做一样的工作，挣一样的钱，坐到一样高的位置，我觉得这是对男人和女人的一种误解，是对男女先天存在的性别差异的很粗暴的做法。男人女人功能不同，男人怎么能争取到和女人一样的平等呢，可能女人需要关爱，男人需要打打杀杀，表面上男女平等其实没有意义，可能一个女人她完成了先天的功能她就很幸福了，而男人可能终其一生都得不到幸福，无论他有多大的成就。所以我觉得男人是一个宿命的东西，注定是一个悲剧。女人是可以通过分解她身体的一部分使生命延续来寻求幸福，而男人不能。　　SOHO小报：有没有一个男女相处的理想状态？男女需要有角色上的分工吗？　　艾未未：我觉得理想的状态就是自由，每个人都能兴趣使然地去做一些事情，在自由的理想前提下，女人当然可以去做总裁，只要是她的兴趣所在，但是我希望她在总裁的位置上更多地体现女性，如果她和一个男总裁完全一样，那就没有意义。　　SOHO小报：你感觉国内的女性地位比西方如何？　　艾未未：国内女性地位是很高的，高到你经常都不用去想这个问题。而美国就很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