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见游客，大熊猫幼仔抱着饲养员的腿不放。
一辆小轿车和路过的火车发生碰撞，事故致2死1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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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咱们说说体制内的人创业的事。
　　很多体制内的同志都有一颗不羁的心，也爱自由。
　　但是，由于在体制内浸淫太久，担忧自己是否能适应市场大潮，即使认为自己有能力去适应，但又开始考虑各种保障制度是否健全、安全。
　　当然，还有“面子”的问题。体制内的人想换个活儿法，该以怎样的心态呢？我们以科研人员为例解剖一下。
　　停薪留职2.0版，能把体制内的“踢”出来？
　　创业是件高风险的事。只要是高风险，就会有人不敢做、不愿做。“体制内”的人才就是一例。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为体制内科研人员投身创业打了一针催化剂：体制内科研人员在职创业、离岗创业，可保留体制内身份和待遇三年。
　　这被称为“停薪留职”2.0版。在鼓励大众创业的背景下，人们期望科研人员也能出现类似于1992年前后公务员“下海热”一样的创业热潮。
　　1983年，在民间创业激情涌动的背景下，有关部门曾经出台过一份关于“停薪留职”的政策，鼓励了一大批体制内的人才创业，第一代民营企业也大都诞生于这一阶段。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一大批体制内精英投身创业，“92派”很快声名鹊起。
　　这一次，同样的浪潮能否再现？
　　给退路不能激发热情，创业还是要走心！
　　比较前两次创业潮与如今的创业环境，有非常大的不同。前两次人们创业最大的阻碍，在于政治风险――人们担心的是国家是否真正允许个人创业。
　　国家政策允许了，内心早已按捺不住的人们，不待扬鞭自奋蹄。所以，一纸允许“停薪留职”的政策，一番透露改革开放信息的讲话，就是创业者们亟需的定心丸。
　　如今，显然没有人会再纠结于政策是否允许创业，他们需要的，是发自内心的创业动力。指望给科研人员留条后路，就能激发他们的创业热情，并不现实。
　　科研人员历来是创业的主力军，在互联网大潮和知识经济的背景下，科研人员更是具有独特的创业优势。调动科研人员的创业积极性，无疑能给当下大众创业的热潮再添一把火。
　　谁留退路，谁就会失败？
　　科学家和企业家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优秀的科学家未必能成为企业家。科学家只需要潜心做好研究就可以了，企业家则需要整合各种资源――人才、资金、项目、市场……从优秀的科研人员到合格的创业者，不说脱胎换骨，也是一个巨大的转型挑战。
　　创业没有回头路。一个创业者，如果在出发的时候就给自己留了后路，恐怕没有人能坚持到最后。从中科院出来的柳传志就曾提醒，科研人员创业最重要的一点是“是不是真的下决心了”，如果脚踩两只船，态度不坚定，创业很难成功。
　　对创业者来说，只要踏出了这一步，就要义无反顾地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但凡留有后路，在九死一生的考验面前，没有几个人能坚持到最后。体制内的科研人员，如果因为留有后路，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出来创业，成功的几率可以忽略。真正有内心驱动的创业者，即使有后路也要在出发前自断退路。
　　对科研人员来说，真正能够激发他们创业动力的，是完善的创新成果保护制度，是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是社会对企业家群体真正的尊重，是高风险后面可以预见的高回报，而不是一条可以在创业失败后灰头土脸回去的“后路”。
　　作者：万建民
　　来源：中国企业家
　　编辑：内参小根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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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邮箱：年轻人在体制内才算有工作？东北人观念变了|创业者|东北_新浪财经_新浪网
　　原标题：用创业留住黑土地的青年
　　以前，在一些东北人的观念里，年轻人在体制内上班，才算是有了一份“工作”。现在，这一观念正悄悄发生变化。
　　年轻人选择创业之路，越来越为人们所认可，尤其在东北有些人口呈外流趋势的地区，返乡创业不仅留住了一批批年轻人，也让这片黑土地焕发出新的活力。
　　给黑土地做CT的创业项目
　　原本在北京做农业保险的赵明，2016年年初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回长春组建科技团队，创业。
　　“我2004年就进入农业保险领域，前几年非常火。”赵明介绍说，自己2012年去了一趟美国，发现一家农业保险公司承接了3个州的业务，却只有20多名员工。一旦涉及理赔，只要调取出遥感数据，农业受灾情况就一目了然，效率之高，让他非常惊讶。
　　“我们的农业保险就是按照传统方式来做，哪里受灾了，我们就派人去看，实在忙不过来，只能采用抽查的方式。”他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这就存在风险，有的农户上报情况不实，导致虚假理赔，有的农户受灾，却没有得到理赔。
　　差距也让赵明看到了商机，并萌生了创业的念头。如今，赵明在吉林青年创业园有了一间神秘的屋子，从墙上的大屏幕，可以看到吉林一些地区的卫星图，而且能从中判断农作物的长势。
　　赵明的团队开发的一套系统，可以从开放的遥感和气象数据中，找到红外遥感数据与农业生长之间的关系。因为根据光谱反射原理，不同的作物对光吸收和反射的值不同，同一种作物在不同生长期或者受灾反射的值也不同，最后把红外数据转化为受灾损失分布图。
　　“别看原理简单，给土地做CT并不容易，建立模型要涉及大量的数据与算法，土壤和气候的不同都会影响精确度。”他说，今年八九月，团队的十几个年轻人都在田间地头跑，实地修正农作物的长势与数据之间的关联性，让这套系统变得更“聪明”。
　　今年，他们在吉林几个县试点，“试点的项目能帮助保险公司节约保费2%~5%，如果未来大面积推广，还能进一步节约成本。”他说。
　　做温暖的创业园区
　　吉林青年创业园的一楼有个诚信超市，和普通超市一样卖饮料、饼干、电池……但这里没有售货员，谁要买东西，就按照价格把钱投到小箱子里，自助付款和找钱。这里的保洁阿姨告诉记者：“没听说丢过东西、少过钱。”
　　团吉林省委宣传部负责人赵志成介绍，这家诚信超市就是创业者的一个项目，创业园找了一个负责超市供货的年轻创业者来运营。
　　在创业园一楼大厅里，还有一块展板，专门公布创业者给园区提的“好建议”，建议一旦被采纳就会有奖励，“某小伙伴建议在寝室男女卫生间内各放一台洗衣机，园区对建议者奖励书卡100元”。
　　“在这里创业很温暖，园区除了免租之外，我们更看重这里提供的法律和财务类课程。”90后创业者项忠宝笑着说。
　　从南方回到吉林后，项忠宝开始创业。“家里以前种植人参，我也能分清楚好坏，就回到长春创业卖人参了。”他发现，很多参农有好人参但卖不出去，也不懂互联网，打不开销路。
　　他干脆就自己做平台，开发了“中华人参网”，把不同等级的人参放在网上，他负责把控产品质量。目前，每个月的销售额在几万元，有时甚至超过10万元。
　　服务创业升级到2.0版本
　　“我这里真没地方了，等我整第三期吧。”记者见到团长春市委青年创业办公室副主任宋庆宁时，他正忙着接电话。他负责的长春青年创业工场，工位“一位难求”，创业者需要排队。
　　宋庆宁操着东北口音说：“从2010年我们就开始做创业大赛，评选出很多项目，评选完之后不落地不就‘白瞎’了吗？”
　　该创业工场位于长春市东环城路的生产资料市场。“原本这里是仓库，我们拿出一层楼来免费给青年创业。”他介绍。
　　2014年2月，长春青年创业工场正茂园区成立。“运营了一年，效果还不错，这个地块也被盘活了。”
　　创业工场的顶楼是宿舍区，还设有健身房和咖啡厅，园区总面积达到两万平方米。宋庆宁说：“创业的1.0版本实际上给年轻人提供了办公场地，我们当时的风投就是一些青联委员。2.0版本就不一样了，创业工场做大了之后，社会资本也就跟着进来了，我们的服务也更精细了。”
　　宋庆宁自豪地说，在团长春市委办的两个孵化器内，他能叫出所有创业者的名字，手机里都存了他们的电话号码。
　　作为吉林省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理事长，许萌认为：“服务创业从1.0到2.0，升级的关键就在于服务更优质，团组织就是要把创业者当做‘消费者’。”
　　他认为，搭建创业社区并不是把园区做好这么简单，一方面要整合空间内部的资源，促进项目之间产生“化学反应”；另一方面要帮创业者整合外部资源，不能做“甩手掌柜”。
　　了解到创业者遇到快递贵的难题，许萌约了几家快递公司老板，用了一下午的时间，一口气与三四家公司谈合作，以园区的名义打包谈价格，降低创业者的快递成本，给创业者提高议价能力。
　　“不仅要留住本地的青年创业者，我们还要吸引外省年轻人来吉林创业。”许萌说。近期，他还对接了一家顶级的会计师事务所，引入到该创业园区对青年的项目进行辅导，让青年在创业的过程中，不仅埋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章正 王培莲 来源：中国青年报 （日04版）
责任编辑：杨帆 SF034医生体制内创业：要给多点执业趟出一条路
　　人民网北京6月23日电 （王宇鹏）有这样一群医生，他们有专家头衔，有稳定收入，却在医院之外尝试创业。随着医师多点执业的放开，近期由公立医院在职医生们创办的“医生集团”纷纷破土出芽。这一新鲜事物会给患者就医带来怎样的影响？医生从所属于医院的单位人向自由执业的社会人过渡，又在经历着怎样的变化？记者对此进行调查。
　　不做看客做剑客
　　林锋、张子谦、谢汝石是三位广州公立医院里的医生，比起伴随多年的专家头衔，今天让他们受到瞩目的却是另一个称呼—“岭南三剑客”。“这本是别人打趣的，没想到就这么叫响了。”林锋对这个颇具江湖意味的称呼很满意。
　　“我们不做医改的看客，只做剑客！”谈笑间，“三剑客”难掩一身的锐气。
　　也正是这份拓荒者的“锐气”，让他们迅速置于聚光灯下—体制内的医生创业，能搞出点什么名堂？
　　4月21日，三人分别成立自己的医生工作室—林锋胃肠肿瘤医生工作室、张子谦腰腿关节病工作室、谢汝石医生工作室，一起挂单在位于广州珠江新城的爱康君安体检中心，统称“私人医生工作室集团”，为患者提供“预约—问诊—检查—开方—手术”一站式就医服务。
　　之所以用实名制来命名工作室，林锋说，是为了让进来工作的人把这里的医疗行为当成自己的名字去爱惜。
　　目前工作室已有30余名签约医生，按照“岭南三剑客”的构想，后来者既可以加盟到三人各自的工作室旗下，也可以自己开设其他分支，例如某某肝胆医生工作室，某某神经医生工作室。待自身实力壮大后，医生若想出去另立门户也是受到支持的。
　　“医生多点执业是一个趋势，我们想通过先行探路，建立起一个成熟的创业模式，为想要多点执业的医生搭建起一个创业平台，相当于发挥孵化器的作用。”林锋说。
　　几乎同一时期，与广东遥相呼应的，还有在北京崭露头角的专科医生集团。
　　北京朝阳医院心脏中心副主任/房颤中心主任刘兴鹏的手机里存着一张意义非凡的照片：七位身着白大褂的中年医生意气风发，款款走来。该照片摄5月1日哈特瑞姆心律专科医生集团成立前夕，纪念七个人从此成为“合伙人”。
　　七位医生来自北京市不同的六家三甲医院，在各自医院里都已是业务骨干，最低也是副主任医师级别。这个阶段的医生，有了经验积累，有了见识思考，还有着一点“不甘心”。
　　“这些年总想着怎么才能在专业上更上一层楼。”刘兴鹏说，“医生的成长离不开大医院，但到了一定阶段，有时也会遇到‘天花板’。”
　　几年前刘兴鹏在国外留学时，看到了多学科会诊的医疗模式，面对一个复杂的病情，由来自多学科的医生一起配合协作。在我国，除了少数的大型三甲医院可以提供常态化多学科会诊服务外，大多数医院的科室还是“各自为战”。要在一时间改变这种状况并不容易，那么，何不在体制外另辟蹊径？
　　去年国庆节假期，刘兴鹏攒了一个饭局，邀来六位心律失常专业的圈内好友，将这个怀揣多年的想法倾吐出来，没想到得到大家一致认可，成立医生集团的事也一拍即合。
　　一个想法从萌生，酝酿，再到实现，离不开时机的推动。刘兴鹏说，之所以在去年国庆节开始正式“张罗”，是看到医生多点执业制度的“给力”。
　　事实上，虽然近年来政策上已为医生多点执业一步步地“松绑”，允许其自由流动，目前行业内仍是观望多于行动。“希望我们先迈出这一步，趟出一条路，帮那些有想法的医生们打消顾虑，放开手脚。”林锋说。
　　医生自由流动缓解看病难
　　在医生集团这个平台上，刘兴鹏终于实现了“多学科协作”的构想。但是紧接着问题来了：多学科团队协作需要医生花更多的心思，如果患者术后管理不好，相当于前功尽弃，他琢磨着，如何让患者出了医院还有人管？
　　刘兴鹏意识到，必须让基层医生这个居民的健康“守门人”加入进来，使患者无论是就诊、住院还是出院，都处在一个“有人包办”的闭环管理中。
　　为此，哈特瑞姆心律专科医生集团主动找到基层医生探讨合作方式。“基层全科医生和大医院的专科医生就像牛郎和织女，分隔在河的两岸，我们希望医生集团的平台能建起一座桥梁，让天堑变通途。”刘兴鹏说。
　　与刘兴鹏“联合基层”的路径不同，林锋采取的是“分流高端”。林锋胃肠肿瘤医生工作室的问诊费是500到2000元，患者不能享受医保，只能全部自费。
　　公立医院专家号只需14元，患者为何还要选择工作室？
　　林锋在医院里接诊过一位患者，一进门便说：“林医生，见到你太不容易了，你的挂号费都被黄牛炒到3000块了，我还不如把这钱当面交给你，让你给我好好看看。”
　　在人满为患的大医院里，像这样的患者并不在少数，为了和大专家见上一面费尽辗转。林锋深知患者的不易，但看到诊室内外翘首以待的长龙，又不得不在5分钟便匆匆结束一位患者的问诊。
　　而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林锋可以花上至少30分钟详细了解患者的症状、病史，甚至生活习惯，分析病情发生的原因，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让部分有支付能力的人，分流到医生工作室这样的多元医疗机构，既不挤占公共医疗资源，又能获得满意的就医感受。”林锋说。
　　事实上，林锋的创业想法是受到广东省卫计委巡视员廖新波()的启发，两人是曾在广东省人民医院共事将近20年的好友。廖新波是医师多点执业制度的推崇者，并将这一制度称之为“撬动中国医改的杠杆。”
　　廖新波认为，受传统就诊观念影响，不少患者认为“名医就在大医院”，从而形成“盲目就医”，“小题大做”，常见病、多发病也扎堆到省市大医院就诊。在他看来，最好的就医秩序是“择医而来”，而非当下的“择院而去”。
　　“多点执业如果推动起来，医生从单位人过渡为社会人，不附属一个单位，而是跟若干单位签订合约，或者建立自己的工作室，根据自己的价值取向和所服务领域的病人聚集度开展工作，那么患者一旦认可这个医生的能力，无论该医生流动到哪里，患者都会追随而去。”廖新波说。
　　虽然创业的气氛热火朝天，“岭南三剑客”和医生集团成员均为并未脱离所在医院，他们的“正牌”身份还是公立医院的医生，多点执业所占用的是下班后和周末的休息时间。
　　无论如何，一只脚跨出了体制内，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过度，角色转变能适应吗？
　　林锋认为，在基层医疗机构对优质医生资源的强烈渴求下，医生利用节假日“走穴”早已是业内公开的秘密，有的是出门诊，有的是做手术，后者在业内俗称“飞刀”。多点执业让“走穴”阳光化和规范化，医生有了多元执业模式的选择，劳动价值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刘兴鹏坦言，之所以没有脱离体制，是因为一个大型手术需要的团队和设备，靠一个刚刚起步的创业公司是无法自给自足的，还得把患者导流到自己就职的医院。并且，如果彻底离开公立医院这个主流的就医渠道，医生集团一时间又无法形成稳定的患者群体，医生该给谁去看病？
　　医生集团能走多远？
　　2015年初，国家颁布《关于印发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的通知》，要求最大程度上简化多点执业程序，鼓励探索备案制。政策的放开让部分医生勇敢探路，但仍有许多医生谨慎观望—多点执业，会受到医院的阻力吗？
　　林锋说，当患者需要手术和住院时，他会把其引流到自己的第一执业点—广东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相当于在完成医院日常的工作量之外，还带来了额外的患者，医院也乐见其成。
　　刘兴鹏则将医生集团的执业点选在了河北燕达医院。这家医院和刘兴鹏的第一执业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是对口合作单位，相当于是在“医联体”的范围内展开活动，这是当下比较稳妥而实际的做法。
　　几乎与刘兴鹏同一时期成立医生集团的，还有他的同窗好友孙宏涛。由阜外医院医生孙宏涛参与发起筹建的“大家医联”已在5月初步获得投资机构千万级规模的投资。近日，又一个医生集团发起众筹，探索发展成为第三方医学影像平台。
　　如果把医生集团这一模式向更早追溯，1998年，我国心脏外科专家万峰就与人合伙组建了“万兆开心公司”，被认为是我国医疗行业内出现的第一个医生集团。去年7月，张强医生创办的国内第一家跨专科医生集团在上海宣布正式启动，张强也被认为是中国医生自由执业的代表性人物。
　　随着越来越多的“拓荒者”加入到探索的路途上，一些质疑的声音出现了：近来扎堆的医生集团或许只是昙花一现。
　　医生集团能走多远？刘兴鹏并非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在热火朝天的创业氛围里，他让自己保持冷静：“医生集团若实现可持续发展，靠的还得是医院里的那套‘老规矩’—医疗安全放首位，诊疗质量贯始终，学科建设是根本。”
　　他认为，医生创业，如果单纯想着如何解放自身，如何进行资本运作，最终结果必将是大浪淘沙，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再大、再快，医疗和医学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翅膀硬了’之前先不要急于出来创业，在医院里好好练上一身真本事是关键。”林锋说，“医生创业靠口碑，没有一身硬功夫，反而会砸了自己的招牌。”
　　对于未来，林锋也心存一丝隐忧，在多点执业的“生态”形成之前，医生一只脚在体制内，一只脚在体制外，难免不会纠结。“医院领导要转变观念，不能把医生当成医院的私有财产，更不能给多点执业的医生‘穿小鞋’，否则政策是放开了，但谁敢真的出来呢？”
　　廖新波表示，多点执业只是医生从单位人走向社会人的突破口，要完成这一使命，必须是一项综合改革，包括人事制度、支付制度、监管制度、法律法规支撑等多项影响其推行的因素，“路是需要人走出来的，一个人走是小道，大家一起走就成了大道。”他说。
（人民网-健康卫生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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