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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不能这被四个“理由”吓住.doc 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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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不能这被四个“理由”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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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不能被这四个“理由”吓住【中国经济正在深度调整，去年全年GDP增速创下1990年以来的新低，仅6.9%，虽在全球范围内仍属翘楚，不过，面对十三五期间要完成的两个翻番目标，挑战不小。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陈平，对当前经济放缓颇为担忧，他认为当前中国经济下行主要原因为内因，其主要症结在于，中国舆论界存在很多认识误区，比如媒体经济学家以改善环境、解决房地产泡沫等名义，游说中国经济必须减速的声音很大，使得政府决策自捆手脚，经济下行趋势日渐加深。以下为陈平教授眉山论剑第一篇。】这次经济下行的原因何在?代表性的意见有两种，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的王建认为以内因为主，北大林毅夫认为以外因为主。我们看看世界各国金融危机后各国经济的表现（见下表）：很清楚，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是最低谷，2010年开始反弹。中国在危机期间一直高速增长，从2011年开始，增速放缓。2000年以来，中国、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及区域、全球增幅，中国相对表现平稳。数据来自：联合国2010年后西方经济缓慢复苏。如果中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国也应该缓慢复苏，没有理由在西方经济复苏之后中国经济继续下行，而且是2012年后经济增幅不断下降，去年降到6.9%。从这一点来看，2012年以来的的中国经济下滑是内部原因主导。这几年还有一个令人迷惑的现象，2012年以来，中国政治外交方面的表现非常好。一带一路的战略、亚投行的建立，连西方发达国家都急不可耐地想加入亚投行。可见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驱动力，这是没有疑问的。奇怪的是，这段时间中国经济上的表现却很弱。特别是，中国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反对凯恩斯主义，反对4万亿刺激。好像是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量化宽松成功了，值得中国崇拜，中国的财政刺激失败了，要改变。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初步判断，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准确的说是媒体经济学舆论误判，形势误判，才会造成中国政府在应对危机的时候自捆手脚，采取经济紧缩政策。中国政府原来以为速度放慢，可以解决改革遗留问题，实际上我们看到经济下行越来越严重，改革也越来越难。下面我们来看，过去几年中国主流媒体几乎一边倒的要求经济减速都有些什么理由。理由之一是，认为中国4万亿财政刺激政策是失败的，美国的量化宽松(QE)是成功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要向美国看齐，而非吸取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我们来看一下数字。美联储的量宽花了3.5万亿美元，中国的4万亿换成美元，其实不到6000亿美元，仅是美国的六分之一。但是美国的成果怎么样呢？我说，美国没有什么成果，美国投资没有增加，银行惜贷，只不过汽车消费因为低利率恢复了，美国房地产价格也没有恢复到危机之前。特别严重的是，美国经济看不到增长的起色，所以美国的前财政部部长、哈佛校长萨默斯给美国新常态的定义是：“经济长期停滞”。如果按照金融危机前的状态，美国年平均增长3%-4%的水平，美国未来10年到20年就是增长2%，日本就更差了，1%都难维持。中国不到6000亿美元的的投资，最精彩的效果就是最近几年中国的高铁突飞猛进，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最长的高速铁路，而且整个改变了中国经济的面貌。这是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留下来的成果，如果没有4万亿，中国十年能不能建成这些高铁，这些项目能不能上马都成问题。中国主流媒体，有一批媒体经济学家，崇美崇洋到了荒唐的地步。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都在反思卢卡斯带领的芝加哥学派的反凯恩斯主义，只有中国的媒体经济学家，在全面恢复鼓吹华盛顿共识，只不过换了个面目叫“反凯恩斯主义，反大政府”，无视中国改革成功的现实。舆论怀疑和反对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第二个理由是中国不可能超过东亚四小龙。这个理由非常有影响力，说世界现代史上这么高速的增长，日本只持续过20年（从年代），韩国只持续过30年（年代），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怎么可能持续增长30年呢？这种说法通过和其他东亚国家比较来贬低中国发展的可能性，使得大家觉得中国的所有问题都是发展太快造成的，而且所有这些问题都不可能在高增长的过程中解决，比如环境污染、房地产泡沫等，所以中国经济必须放缓。实际上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这些问题在增长过程中解决比停滞中解决更容易。但中国媒体压倒性的怀疑中国维持高增长的理由，就是日本韩国有先例。反驳这个理由是非常容易的事。大家有没有想过，中国和日本比较，中国人口是日本11倍，国土是15倍。和韩国呢，中国人口是韩国的28倍，国土是韩国的97倍。此话怎讲，中国发展的空间，比日本和韩国大多了。世界上哪有一个规律是靠人均GDP来决定经济发展阶段的？世行搞的什么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论，是来忽悠人的。提醒大家一点：中国地理最主要的特点，是中国有一条从黑龙江到云南的黑河腾冲线，中国人口的96%集中在黑河腾冲线的东南，而这条线东南占中国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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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的破产--再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作者：迎春
发布时间：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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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　　
迎&&&&&&&& 春　　
前一段时间发表过一篇《评所谓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文章，有的网友指出“还是没讲透”，所以要再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希望能把问题讲透一点。　　
一、什么是发展经济？　　
我们探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经济发展，如果连经济发展都搞不清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一盆“浆糊”了！　　
什么是经济发展？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十分简单，很多人都认为自己知道。其实不然，对于经济发展存在着两种根本不同的认识：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即无产阶级的、科学的、能正确指导经济实践的；另一种是西方经济学的——即资产阶级的、庸俗的、自欺欺人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学“接轨”了。国内生产总值的上升，被看成经济发展与否的主要标志；例如去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8.7%，就说是经济发展了；反之，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就认为是经济没有发展；如果连续两个季度下降，就是“衰退”。所以，探讨经济发展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国内生产总值，而要搞清楚国内生产总值，首先又要搞清楚什么是生产。　　
1、什么是生产？　　
在《评所谓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文中曾指出，任何具体的生产过程都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生产物质财富，另一方面是生产生产关系；或者说包括生产的技术方面和生产的社会方面。这里先抽象生产的生产关系方面，只讲生产物质财富的一面。西方经济学就是不要抽象法，总是把事物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搞乱，例如把生产与赚钱混为一谈等等。　　
生产，是指物质资料的生产；是劳动者运用劳动资料，加工劳动对象的活动；它的成果是物质产品。讲生产，首先就是要把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区分开来。　　
物质生产是人类与动物区别的根本标志，也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活动。人类社会是建立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之上，才发展起文艺、教育和科学研究等事业，才建立起军队、警察等一系列政治团体。物质产品的生产、再生产即经济活动，是人类活动的主要内容。人们把这些归纳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类性质不同的活动，前者是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后者为非物质生产活动。而西方经济学和我国的“知识精英”，却抹杀物质生产劳动与文化、政治等非物质生产活动的区别，竟然把文化、教育甚至于政府机关等也划入第三产业，与工农业等物质生产产业并列，把这些行业的“纯收入”都包括在“国内生产总值”之内。可见，我们的经济理论的混乱，达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不仅如此，他们还尽力贬低物质生产劳动的意义，片面夸大知识的作用。吴敬琏引用西方学者的话说：“……国家未来的增长动力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服务活动，而不是制造业。”（《抉择》第13页）他们在抹杀了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的区别之后，还极力吹嘘所谓的第三产业的作用，实际上是贬低物质生产劳动的意义。　　
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生产与赚钱不是一回事。西方经济学者把生产与“赚钱”混为一谈，认为赚钱就是生产增长，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这是严重的错误。　　
生产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指劳动者运用物质资料改造自然物的活动；而“赚钱”则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资产阶级学者受阶级地位的限制，总把商品货币关系中的“赚钱”与物质生产看作是一回事，混淆物质财富的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区别。他们既不承认商品货币关系出现以前，人类的物质生产与赚钱没有关系的事实，也不同意人类的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商品货币关系必将消亡的客观规律。其实，商品货币关系只是人类生产发展过程的一种特定的经济现象，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关系。随着生产的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必将消亡，物质生产与人类社会共存，“赚钱”就消失了。可见，赚钱不等于物质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股票价格的忽而上涨，忽而下跌，只是“虚拟资本”的运动，并没有增加或减少生产物质财富；美国金融巨头倒买倒卖所谓的“衍生金融产品”，一些人发了大财，但是，也没有给社会增加一点物质财富。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出于阶级本能，往往把赚钱与生产混为一谈，这正是资产阶级学者阶级局限性的表现。　　
下面具体考察一下国内生产总值这个指标。按照统计指标解释，国内生产总值是“------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中国统计摘要》2009&& 第217页）但是，却包括所谓的一、二、三产业，包括一些非生产的活动。　　
按照统计部门的说明：“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是指除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第三产业具体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与零售，住宿与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中国统计摘要》2009& 第217页 《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第一产业就是农业，包括种植业、林、牧、渔业。农业与其他产业的区别在于，它的劳动对象是生命体，而其他产业的对象是非生命体。正因为农业的对象是生命体，是人类衣、食的主要来源，特别是食物的来源。所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农业是最早存在的产业，生产力水平越低，农业占的比重就越大，反之，农业占的比重就小。　　
第二产业包括采矿业、建筑业和工业。采矿业是以埋藏着的矿物为对象的产业；建筑业是以生产建筑产品如房屋、道路、桥梁等的产业，而工业则是以原料为加工对象的产业。　　
以上的产业划分，如工业、农业、矿业等，是以劳动的对象和成果为标志。劳动者运用特定的劳动资料，对不同的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生产不同的产品，划分为不同的生产产业，这种分类方法是科学的。　　
而所谓的第三产业，则是按照西方经济理论划分的，其中既包括物质生产行业，也包括“非物质生产部门，如文化、教育、卫生、科学研究、理发、洗澡、照相、旅馆、政府机关、警察、军队等所提供的服务纯收入”（《中国统计年鉴》1983& 第578页& 《主要统计指标解释》）。把物质生产部门与非物质生产部门混同为所谓的第三产业，明显地混淆了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的区别，是不科学的；把大量的非物质生产部门的纯收入，也计算在国内生产总值之内，显然自相矛盾。非物质生产部门的纯收入，怎么成了“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成为生产总值的一部分呢？物质生产的产品与非物质生产的活动怎么都包括在生产总值之内呢？ 　　
西方经济理论把政府维护社会秩序的活动，也划入第三产业，还美其名曰公共服务；把政府的消费支出，也算在国内生产总值里，这能反映生产增长吗？显然不能！就以我国政府机关为例。1978年我国的政府消费支出为480亿，2008年增加到40720.4亿，增加了83.8倍，这种增长也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政府生产什么？生产出什么产品？吴敬琏甚至于把房地产、律师的服务也列入生产性服务的范围（《中国增长模式抉择》（增订版）第72 页 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 以下简称《抉择》），律师的活动，明明是法律范畴的活动，怎么也列入生产服务领域；他还说：“现代制造业价值链中服务性质的活动，如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品牌营销、售后服务、金融和其他中介服务通常占附加价值和利润的绝大部分。”（同上书& 第120页）就因为服务性活动在“价值链……占附加价值和利润的绝大部分”，这些服务业就成了生产产业了？前面已经指出，价值、利润是一定生产关系的产物，与生产不能划等号。如此著名的学者，连经济活动与法律活动都不能区分，实在令人感到惋惜。由此可见，生产这个概念、国内生产总值指标的混乱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　　
在所谓的第三产业中，是包括了一些生产性服务的行业。由于物质生产过程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劳动过程的分工越来越细，产生了一些为生产服务的行业，它们不直接生产产品，只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从事一些服务工作，或者是对某一道工序的加工，所以是生产性服务行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原来就不是独立的行业，由于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才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行业，这些行业既为生产服务，也为生活服务；又如，在一些农业发达的国家，种植业生产中的施肥、除虫等工序，由专门的公司进行操作，这些公司从事的是生产性服务，属于生产性服务产业，应该包括在生产总值之内，但是，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活动，例如，政府活动、律师的服务等则不能包括在生产活动之内，它们的支出不能算在国内生产总值之中。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日益社会化，当代的生产和工业化初期的生产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突出特点是物质生产劳动与科学研究、技术试验结合得更加紧密了。科学研究和技术试验对现代生产发展的推进，确实起着很大的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科学研究和技术试验终究还不是生产，不能批量生产物质产品，虽然两者距离只有“一步之遥”，但究竟还不是一回事。科学研究和技术试验还只是研究、试验，还不是生产。只有当科学、技术转变成物质装备、技术知识被从事生产的劳动者掌握，才能成为生产劳动。顺便指出，科学研究和技术试验是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之上的。生产的发展，不仅给科学技术人员提供了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料，而且给科学研究和技术试验提供精密的研究设备、仪器，离开这些设备、仪器，科学研究和技术试验也不可能发展。当前，我国还不能占领科学技术的“制高点”，除了“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路线的影响外，物质的原因，就是生产力水平不高，不能制造先进的科学研究和技术试验的设备、仪器。可见，物质生产的发展，对科学技术的进步具有决定作用。　　
文艺、教育、卫生和政府机关、军警等的活动，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活动，这些活动不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不能生产物质产品，与物质生产的性质不同，不能把这些部门作为产业，包括在第三产业之内；这些部门的费用支出，也不能包括在国内生产总值之内。可见，现行的国内生产总值，不是科学的概念，运用这个指标来判断经济发展是不科学的。改革开放以前，我国运用的社会生产总值指标，反而能比较准确地反映物质生产的发展变化。　　
2、生产力与资源配置　　
要进行物质生产，必须具备物质的生产能力，这就是劳动者和劳动资料。没有这种物质能力，不可能进行物质生产，所以，现存的物质生产能力是进行生产的前提。　　
生产力是一种潜在的能力；生产是生产能力发挥的过程，是潜在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对象结合的过程；生产品则是生产劳动的结果，是生产劳动的凝结。　　
生产能力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力量，是人们面对的客观条件，不是人们想怎么改变就能改变得了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点。　　
西方经济学把生产说成是“配置资源”，纯粹是弥天大谎。没有物质的生产能力，什么资源也“配置”不了！例如，生产力水平低的时候，人们只能利用木材作为燃料；生产力有所提高，人们开始利用煤炭作为能源；当有了钻机以后，可以开采石油、天然气作为燃料；技术进一步发展，人们能够生产海上钻井平台，又可以开采蕴藏海底的石油了！这些资源原本已经蕴藏多年，怎么人们一直没有能够“配置”呢？原因是当时没有开采的能力！大自然蕴藏着无穷无尽的资源，只有具备了生产能力才能利用，不是人们想怎么“配置”就能“配置”的。把物质生产说成是“配置资源”，认为人们可以任意“选择”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特别是西方曾经流行一时的所谓“黄油与大炮”的选择，认为在生产黄油和大炮之间任意选择一种比例，否定生产的物质条件对生产的制约，夸大人们的能动作用，是历史唯心主义在经济学中的集中表现。（参看《经济学》第12版&& 第43—45页&& 【美】保罗。萨谬尔森等著）。现在所谓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理论，就是历史唯心主义指导下的产物，是不能成为现实的主观意愿。　　
生产力中，劳动者是能动的力量，而标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却是劳动资料。人类的历史表明，生产力的发展已经经历过三个大的阶段：手工工具、机器生产和自动化。　　
手工工具阶段又包括：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等；　　
机器生产:用机器代替手工工具，标志着生产力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过去用手纺线，一只手只能纺一根纱，现在用纺纱机，可以同时纺很多纱。机器把工具从人们的器官中解放出来，这是人类生产中的一次革命性飞跃。（参看《资本论》第一卷& 第411页）　　
自动化：进入自动化阶段，生产力又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程序控制器代替了人脑的部分职能，自动控制劳动资料进行生产操作。一个人可以运用程序控制器操作更多的机器，生产力得到了一次更大的飞跃。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信息产业的发展。但是，信息技术也必须与劳动工具相结合，才能进行生产。　　
总之，劳动资料的每一次根本性的变革，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的一次飞跃，也必将引起社会关系的革命。可见，劳动资料的变化，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离开劳动资料谈生产力的发展，说什么“以知识为基础的服务活动”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纯粹是欺人之谈。　　
我们是要调整产业结构，例如，建国以后提出了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就是要改变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把农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转变为以机器工业为主导的经济，但是，我们所说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在改变劳动的物质条件的基础之上的调整，要靠积累物质财富，发展现代的机器工业，尤其是要发展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改造整个国民经济，使各个产业都建立在现代技术的基础之上，产业结构才会发生变化。离开发展生产力，增加劳动资料的数量和改进劳动资料的性能，以为人们想怎么调整，产业结构就随着人们的意愿改变，那只能是欺骗群众的“空话”“套话”。　　
3、 什么是经济？　　
前面探讨了什么是生产，对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进行了区分。这里要说明的是生产与经济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目的是探讨再生产过程内部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之间的关系。　　
经济是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运动。物质产品必须消费掉，再生产才能继续进行，因此，物质产品要经过流通、分配，最后达到消费。经济这个概念，就是人类的物质生产和再生产运动的概括。经济活动所包括的范围比生产要宽，例如，买卖股票、期货，以及有关部门大力提倡的旅游活动等，就是流通领域的活动和生活消费，虽然属于经济活动范畴，但不是生产劳动。　　
前面说过，生产过程既是生产物质财富的过程，又是生产生产关系的过程；同样，经济过程也是物质财富的运动过程，同时也是经济关系的运动过程。物质产品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过程，同时也是经济关系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过程。这里先抽象掉经济关系的方面，只简单地阐述物质财富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之间的关系。　　
物质生产不仅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也是经济运动的基础，是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前提。一个国家只有生产发展了，经济才能发展、国家才能富强，而且只有发展了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才能改变生产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才能建立起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独立自主和现代化；如果仅能生产生活资料，如生产玩具、鞋、帽等生活消费品，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能是别国的附庸。而我国的所谓“精英”，不仅贬低物质生产的重要作用，过分强调科学技术等非物质生产行业的作用，而且在再生产活动中，也特别强调发展生活消费服务行业，如旅游业、餐饮业等所谓的第三产业。其实无论是旅游业的发展、还是餐饮业等生活服务行业的发展，都要以农产品、交通工具的生产发展为前提的，没有这些物质产品生产的发展，餐饮业、旅游业等生活服务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　　
经济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譬如，生产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生产发展了，交通运输、生活消费等才可能发展；而要发展生产，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就要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改进劳动的物质条件；反过来，生产资料的生产最终要与生活资料的生产相适应，否则再生产也不能继续进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两大部类生产之间关系的理论。而吴敬琏之流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原理，贬低为“早期的经济增长”理论，只有他们才发现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并按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指导经济发展，才是“正确”的抉择（《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第21—37页）。他们把资本主义的生产与生产（马克思称之为“生产一般”）混为一谈，把美国、英国等国的经济发展作为“现代经济发展模式”的样板，要我们亦步亦趋地学，强调发展金融服务等第三产业，贬低物质生产的作用。这次“百年一遇”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正是金融业开始的，而他们无视严峻的现实，仍然坚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破产理论，说明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是何等顽固！　　
二，毛泽东时期的经济发展　　
上面探讨的经济发展，是抽象了经济关系的发展。下面来考察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的具体经济发展。　　
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是一个落后的经济关系和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从生产力看，标志个体生产力水平的是镰刀、锄头、铁锨等手工工具；社会生产力的表现，则是工农业产值的比例和地区分布：1952年我国的经济恢复到了战前的最高水平，当年农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45.5%，而工业产值只占34.4%，（《中国统计年鉴》1983& 第15页）仅有的一点现代工业，大多分布在沿海的几个大城市，这就是当时产业结构和地区分布，或者说是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的状况。一直到1954年，毛泽东还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选》第五卷& 130页）生产力之落后，可见一斑；从生产关系看，都是私有制经济：大量的是封建经济、小生产，也有一些资本主义经济，包括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私人资本等。　　
任何具体的生产和再生产，总是者一定经济关系下的生产。新中国建立以后，经济发展面临着两条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或者资本主义道路。　　
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公有制经济，依靠劳动人民的积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　　
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私有制经济，依靠资本家，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　　
发展经济的两条道路，不仅决定了我国的经济、社会关系的性质，而且也决定了产业结构和地区分布的形式。　　
下面就从我国经济关系对生产和再生产发展的作用，来考察所谓的“经济发展方式”。　　
1，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对生产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　　
毛泽东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就指出：恢复和发展生产，“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主要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毛选》第四卷& 第页），建国后不久又说：“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毛选》第五卷& 第117页）到1953年，就明确地提出了“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务。　　
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公有制经济，保证了劳动群众的主人公地位，劳动者没有失业和解雇的威胁；保障了全体人民的基本生活；而且随着生产的发展，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和基本生活保障水平，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首先：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用形象的比喻，就是劳动群众有了“铁饭碗”。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不存在解雇、失业的威胁，这是公有制经济的基本特征。　　
1949年，我国社会劳动者人数为1.8亿，1978年增加到3.99亿，增加了近2.2亿劳动者（《中国统计年鉴》页&& 以下简称《年鉴》），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劳动者队伍。由于发展的是公有制经济，基本不存在失业者；即使在困难的条件下，也实行“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的政策（参看《毛泽东文集》& 第五卷&& 第335页），保证了劳动者都有工作，这是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最大的“内生动力”。　　
其次，保障了全体人民的“生、老、病、死”等基本生活需要：由于劳动者成为了主人，他们创造的物质财富，不仅用于日常生活的消费，而且保障了人民的生、老、病、死的需求，形象地说，就是“从摇篮到坟墓”都有了保障。城市职工有公费医疗、农村有合作医疗；实行义务教育，保证了学生们的就学；劳动者退休以后有退休金；人们的住房由单位分配、农民由公社分配宅基地等等，尽管当时的基本生活保障水平还比较低，特别是农村，有“赤脚医生”、“民办教师”等，但是，基本生活保障的制度已经建立，随着生产的发展，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这些都是世界公认的事实。劳动者在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以后，获得的工资和各种收入都能用于生活消费，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消费乏力”的问题，更不存在住房、教育和医疗等“新三座大山”了！　　
吴敬琏在他的“心血凝结之作”《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抉择》（增订版）一书中，把毛泽东时期的生产发展道路，贬为“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和“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说什么： “------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率低下，人们也没有从高速增长中得到多少实惠”等等，（《模式》第100、103页）纯粹是谎言。　　
随着生产的发展，我国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有力地促进了整个经济的发展：工人工资和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的逐步提高，人们的购买力不断扩大，生产总是赶不上消费需求。1949年我国的粮食产量为2263.6亿斤；棉花888.8万担；当年时髦的生活用品“三转一响”：自行车产量才1.4万辆；而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还不能生产。到了1978年，粮食产量达到了6095.3亿斤；棉花产量为4334万担；自行车产量达854万辆；缝纫机486.5万架；手表1351万只；（《年鉴》& 第162、163、242、243页）收音机1167.7万台（《中国统计年鉴》1996& 第436页）分别增长了1.69倍、3.88倍、609倍，而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则是从无到有；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更快，钢、原油、金属切削机床等，分别由1949年的15.8万吨、12万吨和0.16万台，增长到1978年的3178万吨、10405万吨和18.32万台，增加了200倍、866倍和113.5倍；交通运输等也得到了很大发展，从而保证了再生产的不断扩大；尽管生活消费品的产量迅速增长，但是，不仅不存在居民消费不了的问题，而且一些主要的生活消费品，如粮食、棉布、自行车、手表等还要“凭票供应”。需要说明的是，那时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我国出口的商品很少，生产增长的生活用品，都被国内的劳动群众消费掉了，难道能说人民群众没有得到“实惠”？　　
我国的经济发展也曾出现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生产下降，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对生产发展的影响。但是，这和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造成的生产下降，性质完全不同。从总体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对生产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一定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保证了我国经济快速、平稳地发展，避免了资本主义的竞争无政府状态，大大地减少了生产发展中的浪费；保证了我国的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发展紧密衔接；保证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也保证了生产力在全国各地区的均衡发展。　　
这里特别要强调公有制经济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作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了高新技术产业，利用专利权制度，千方百计压制不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由于发展高新技术需要大量的物力、财力和人力，进行科学研究和技术试验，而一般的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制企业，不具备这么大的物质力量，发展不起高新技术产业。我国利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条件，集中全国的物力、财力和人力，突破了民用大型飞机的研制和试验；发展了电子工业；建立了生产导弹、卫星等国防工业，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占领了科学技术的“制高点”，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奠定了基础。　　
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不仅生产的物质财富归全体人民所有，技术也属于人民。回头看改革开放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建立了大量的外资企业和私人企业，物质财富归资本家所有，技术由他们控制，留给广大劳动群众的仅仅是相对贫困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指标。　　
总之，因为毛泽东时期我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是公有制经济，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促进了我国的经济不断迅速而平稳地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2，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下的生产力发展　　
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在公有制经济关系的推动下，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很快，产业结构合理，高新技术产业开始建立，生产力向中西部转移。　　
恢复时期结束，党中央即时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就是要把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实现工业化；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就是要把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为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而且要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以后又提出实行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目标。这一目标既符合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也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因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国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 1978年社会总产值比1952年增加了625.8%，就是说生产的物质产品增加了6倍多；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原值由1952年的240.8亿，增加到1978年的4488.2亿，增加了十几倍；仅用了二十几年，就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到1978年，我国的社会总产值中，农业产值下降到22.9%，工业产值则上升到59.4%（《中国统计年鉴》1983& 第14、12、15页）；在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严密的封锁下，本着“自力更生”的原则，我们“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成为世界上第六大工业国；　　
产业结构合理：不仅发展了生活资料的生产，而且也发展了生产资料的生产，使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的生产能力，装备像攀枝花钢铁企业之类的大型工业企业，具备了改造工业生产技术基础的能力；生产了大量的农业机械，使农业迈出机械化的步伐；为实现工业、农业的现代化创造了物质条件；　　
初步创立了高新技术产业，如生产了大型民用飞机“运十”的样机；凭着自己的生产能力，生产出科学研究和技术试验的设备、仪器，放了卫星，发射了导弹、爆炸了原子弹等等，虽然“运十”样机的技术水平不如美国的波音和欧洲的空客；卫星、导弹、原子弹也还简陋，但是，“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已经有能力为我国继续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开辟道路。事实表明我国的产业结构向工业化的方向转变，我国已经开始占据最新科学技术的“制高点”，具备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条件，为实现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生产的布局逐步走向均衡发展：逐渐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转移，在四川、贵州等地，建立了一批高新技术企业，整个经济出现了均衡发展的态势，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开辟了道路。　　
总之，毛泽东时期的生产发展，为我国的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事实证明毛泽东时期生产发展的道路是正确的，完全不像吴敬琏所说的是什么“早期经济增长和狭义工业化”的模式。相反，如果按照吴敬琏之流所说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式”发展，我国早就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附庸了。　　
三，&&&&&&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有些人就极力否定毛泽东时期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否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说什么：“----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毛泽东同志-------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办法来发展生产力”等等；吴敬琏更是大言不惭地说：“我查阅了大量发展经济学文献，对发展经济学理论发展进行了梳理”，结论是“早期增长模式是一种缺乏效率和必然带来严重社会后果的增长模式”，说美国、英国等“先行工业化国家”，“走上了依靠效率提高的增长道路”，实行的是“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等等（参看《模式》），一句话，他们就是要学习美国，走多赚钱、快赚钱的“现代经济增长”道路。可是吴敬琏就是不敢说明这种经济发展的道路，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下发展经济？还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下发展经济？他查阅的大量文献资料都是资产阶级学者编写的，因此，指引的道路也是资本主义的；而更令人惊讶的是，面临当前的资本主义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面临美国、英国经济的困境，他不仅毫无悔改之意，仍然继续宣传所谓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那一套！　　
1，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附庸化、殖民化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要“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办法来发展生产力”，于是“招商引资”成为国策，各级政府纷纷以引进外资数量大、世界500强企业多为荣；一时间大量外资涌入我国，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如雨后春笋。这种依靠资本家发展经济的道路，是一条错误的道路。　　
首先是经济发展的附庸化:主要表现是我国生产的多是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发展依赖对外贸易；核心技术被外国企业控制。　　
资本主义企业、特别是外国资本在我国发展，是因为我国的劳动力价格低廉，土地便宜，市场广阔，政府又给予政策优惠和为企业维护生产秩序等。因此，从产业结构看，发展的是所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玩具企业、服装生产、鞋帽企业等等，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供廉价生活消费品，虽然也发展了家电生产、汽车企业，但是，核心技术仍然由外国资本控制。　　
压制我国高新技术的发展：民用大型飞机“运十”的下马就是最好的例证，我们现在只好用几亿条裤子换一架波音飞机；外资利用专利权制度，控制核心技术，千方百计压制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使我国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资料供应地，成为他们的“装配车间”；&&&&&&&&&&&&&& 　　
地区分布殖民地化：由于沿海地区运输方便，成本低，外资企业大量落户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呈现出殖民化的倾向：少数沿海城市、地区经济畸形发展，而中西部地区越来越落后；内地的“精英”“孔雀东南飞”，到沿海城市工作；亿万农民也流向沿海大城市，成为“农民工”，农业、农村经济建设则处于停滞状态。　　
这种产业构成和地区分布，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只要是依靠资本家发展经济，特别是依靠外资，必然出现这种产业结构和地区分布。所以，尽管我们多年前就叫喊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大西部”等，但是，近些年来产业结构和地区分布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原因很简单，依靠资本家发展经济，利润归资本家所有，投资由资本家做主，经济发展只能是沿着旧的轨道前进。政府虽然可以通过再分配，对产业结构和地区分布做一些调整，但是没有能力也不可能根本改变生产发展的基本态势。高喊什么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大西北”等等，都不过是骗人的口号！　　
& &&&2，经济发展受“内需不足”制约，在生产过剩与通货膨胀之间摆动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贯彻了“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办法来发展生产力”，“吸收外国资金，这是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等指示精神，大量引进了外国资本，与此同时也实现了雇佣劳动经济制度的复辟：不仅外资企业实行的是雇佣劳动制度；私营企业实行雇佣劳动制度；连国有企业也实行所谓的“合同制”，实际上也是雇佣劳动制度。工人由生产资料的主人，重新转变为雇佣工人；大量农民涌入工厂，也变为出卖劳动力的“农民工”，在经济领域全面恢复了雇佣劳动经济制度。　　
全面恢复雇佣劳动经济制度，不仅根本改变了我国的经济面貌，而且引起我国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根本变化：出现了两极分化、官员腐败、“一切向‘钱’看”，“黄、赌、毒”等也沉渣泛起。由于本文只考察所谓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于我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就不涉及了。　　
外国资本涌入我国，主要是因为工人的工资低，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低廉；而资本家的本性就是要压低工人的工资，增加利润，“内需不足”、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成为不可避免结果。　　
自1979年至2008年，外商在我国的直接投资就达8526.2亿（《中国统计摘要》2009年& 179页），生产虽然迅速发展，而劳动者的收入还是很低，“内需不足”、特别居民消费支出少，成为了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主要是依靠引进外资和发展对外贸易的。短短的三十年，我国“货物和服务进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0.3%,猛增至+7.9 %，而居民消费支出却由48.8%，直线下降至35.3%（同上书& 第35页）。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依靠引进外资和发展外贸，即西方经济学所谓的“外向型经济”。“内需不足”、特别是居民消费支出不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产物。当前面临着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出口贸易急剧下滑，要想增加“内生动力”，依靠“居民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能够实现吗？资本家会提高工人工资来增加“内需”吗？当然不可能！这些设想不过“精英们”的一厢情愿，是骗人的鬼话。　　
由于恢复了雇佣劳动制度，广大工人失去了“铁饭碗”，端起了“讨饭碗”，大量工人下岗、失业，连基本生活消费都没有保障，更何况过去形成的公费医疗、义务教育和养老保障都被“产业化”改革掉了，在劳动群众的头上增加了“新的三座大山”，所谓的“扩大内需”、“增加居民消费” 就更不可能了！　　
不能增加“居民消费支出”，政府就采用加大投资的办法“扩大内需”。于是出现了投资四万亿、加大信贷投放等“大手笔”、“组合拳”的措施。去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8.7%，似乎解救了经济危机，但是，通货膨胀的威胁又成了制约经济平稳发展的最大障碍，真是“摁下葫芦起来瓢”！在雇佣劳动经济制度下，要想依靠“内需拉动”，使经济较快、平稳地发展，只能是一种幻想，是欺骗群众的口号。　　
总之，经济发展，离不开在什么经济关系下发展的问题：不论是扩大内需、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也不论是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等，都和经济发展的道路紧密相连。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公有制经济，必然是居民消费不断扩大，推动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私有制经济，必然“内需不足”，经济发展附庸化、殖民化。　　
四，西方经济学的破产　　
前面已经指出，西方经济学既不懂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的区别，又不懂生产与经济的区别，更不承认不同经济关系的本质区别，只知道“赚钱”。这种庸俗、浅薄的经济学，当然不是科学的经济学。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西方经济学指导下的理论，也是当前经济生活中最响亮的口号，这里既包括“扩大内需”、“增加居民消费”等有关经济关系的内容，也包括发展社会生产力，调整产业结构和地区分布的内容。把经济关系与生产力这样两类性质不同的问题，都概括在“经济发展方式”的口号里，目的就是抹杀经济关系的本质区别，抹杀经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对立。事实是经济发展中的两条道路的对立是抹杀不了的，也是掩盖不住的。建国六十多年经济发展的事实，反复教育了劳动群众，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公有制经济，才是劳动群众当家作主的道路，才是国家富强的道路，才是经济发展的康庄大道。所谓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一定会在经济发展的事实面前彻底破产！　　
&“资改派”在改革开放初期，还要说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自我完善”；给群众许愿要“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充分发挥八千万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等；以后也还说是发展什么“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还讲一讲发展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以掩人耳目；到复辟雇佣劳动制以后，就不再讲发展什么性质的经济，只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似乎经济发展中就不存在经济关系的区别，不存在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了，进一步地掩盖经济关系的性质，使人们陷入资本主义经济学的“陷阱”，完全丧失分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能力。　　
西方经济学的最终使命，就是宣传资本主义制度是最美好的经济制度，必将永远存在下去，手法就是之一，就是用“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抹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区别。　　
我们在《评所谓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文中，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前面加上了“所谓的”，是因为经济发展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经济发展方式”，要么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么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两种不同的发展经济道路中，社会生产力的形式也完全不同。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前加上“所谓的”，是表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假命题”，提醒人们不要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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