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是如何走向全面破产的
　　据《纽约时报》04日发表题为《美国经济是如何走向全面破产的》文章，文章认为，在财政、道德，及学术理论层面，美国都已破产，联储已经点燃了一场将颠覆自身的全球货币战争。　　上周四，道琼斯（Dow Jones）和标准普尔500指数（Standard & Poors 500）都冲破纪录，自2007年上一次高峰以来遭受的损失被一扫而光。但我们不该为此雀跃，反而应该十分担心。　　过去13年中，股市曾两次崩溃并引发衰退：美国家庭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时损失了5万亿，又在2007年房地产崩溃时损失了超过7万亿美元。我预计，近来的华尔街泡沫也会在未来几年之内破灭，这次的华尔街泡沫是靠联储（Federal Reserve）恶意发行大量空头货币吹起来的，基础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增长。　　自标准普尔500指数于2000年3月首次达到目前水平以来，联储疯狂的印钞机已将他们的资产负债表扩张了6倍（从5千亿美元增至3.2万亿美元）。然而，在此期间，经济产出年均增幅只有1.7%（这是内战以来最慢的增速）；真实商业投资的年增长率只有0.8%；正式就业岗位数量的年增长率也只有微不足道的0.1% 。家庭真实收入中位数增长下降了8%，中产阶级全职工作岗位数量下降了6%。收入“最低”的90%人口的真实净值下降了1/4。领取食品补助券和残疾救助的人数翻了一番还多，达到5900万，约占美国人口的五分之一。　　由此看来，实体经济仍在不断下滑，而华盛顿还在不断给后代堆积债务，没有能力控制战争预算或者福利支出，也没有能力提高偿付国家债务所需的税收。自然而然，联储乞灵于未曾用过的激进措施，开始大肆印钞。然而，大量增加的流动性不但没有刺激贷款或者企业支出，反而一直被困在华尔街的深渊之中，正在发酵成又一轮无法持续的泡沫。　　这轮泡沫一旦破裂，将不会再得到像2008年那样的新一轮救援方案。相反，美国将会堕入一个零和紧缩与恶性政治冲突交织的时代，就连目前这种经济增长的微小残痕也会消失殆尽。　　这种失调前景源自政府的胡作非为。过去80年来，除了几次短暂的中断以外，美国一直在奉行越来越疯狂的财政和货币干预政策，试图以此对抗自由市场的周期性问题，及其减少工作机会和经济产出的可能趋势。这样做的代价十分惨重。　　联邦政府及其央行伙伴联储尝试了一个又一个目标理顺商业周期、将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同时降到最低、铺开巨大的社会保障网、提高住房拥有率、提供医疗补贴、扶持传统产业（农业、汽车行业）并促进新行业（“清洁”能源、生物技术）的发展，最重要的是，为华尔街提供救援。如今它们已经被过重的负荷、过大的压力和强势利益团体的外围紧逼压得喘不过气来。在关于刺激“需求”的空洞仪式咒语中，奉行现代主义的美国已经破产、瘫痪、陷入烂泥，哪怕它孕育了一种让最有钱的1%人口定期坐享投机暴利的异型裙带资本主义。　　两党都是罪魁祸首，但你永远不会从那些被大家视为当今政治议程的连篇废话中猜到这一点 。政府的胡作非为始于1933年，当时，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选择了不兑现货币（不以储备为基础的货币）、经济民族主义和工农业领域的资本主义联合企业。　　在二战（二战对结束大萧条的贡献远远强于新政）的紧急关头，美国政府变得极为臃肿膨胀，但很了不起的是，在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执掌白宫和小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 Jr）掌管联储的20世纪中期，美国迎来了健全货币和财政清廉的黄金时代，这样的膨胀由此得到了短暂的遏制。　　接下来，林登·B·约翰逊总统（Lyndon B. Johnson）带来了“大炮加黄油”的过激政策，到1971年，在一个背信弃义的周末，这一倾向在马里兰州戴维营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当时，理查德·M·尼克松（Richard M. Nixon）最终决定黄金和美元之间不能进行兑换，实质上等于赖掉了本国的债务。这一举动可以说是比水门事件更严重的罪过意味着国家纪律的覆灭和长达40年的狂欢的开始。在这40年间，我们生活奢侈，将经常账目赤字累积到了8万亿美元之多。实际上，美国经历了一次内部杠杆收购，把总债务（公共和私人）和经济产出之间的比率从约为1.6的历史水平增加到了约3.6。由此而来的是30万亿美元的超额债务（超过了总债务56万亿美元的一半），至今还威胁着美国的经济。　　这样的债务爆炸是流动资金把戏的产物，这种把戏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尼克松当政期间发明的。弗里德曼是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英雄，实际上却为货币供应的无止境扩张播下了种子。今年庆祝百年华诞的联储在上世纪70年代推动了货物和商品的极度通胀，全靠保罗·A·沃尔克（Paul A. Volcker）的钢铁意志，这样的局势才得到了控制。沃尔克是年间的联储主席。　　在他的继任者、蒙羞的英雄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管理下，联储把弗里德曼的那些孱弱的货币扩张规则抛在一边，在过长的时间里，联储把利息率维持在过低的水平，并向华尔街注入了大量新发行货币。最终以“对策”（Greenspan put）命名的央行理念由于联储1998年对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的援助这一不可原谅之举，而得到了强化。“格林斯潘对策”指的是联储的不成文承诺，即如果市场资产价格下跌，它将会介入，就像他们在1987年的股灾发生后做得那样。　　格林斯潘的宽松货币政策之所以没有引发通货膨胀，仅仅是因为国内的商品和劳动力价格被来自亚洲工厂的大量进口产品所压制。通过离岸外包美国的可交易货物业务，联储遏制住了消费者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可是由此引发的流动性过剩也导致金融资产领域的价格飙升。格林斯潘的纵容态度催生了美国历史上最繁荣的股市，自1987年发生股灾到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美国的股指上涨了五倍。　　美国人很快停止储蓄，花掉了他们所赚到的每分钱和能借到的每笔款。受到1997年金融危机重创的亚洲国家也非常配合。这些国家，尤其是中国和日本，积累了大量美元储备，它们的中央银行变成了一系列的货币“捕蟑盒”，主权债务在那里只进不出。我们一直靠借贷度日，而且是在花亚洲人借出的钱。　　这种变化强化了里根派的陈腐观念，即“赤字不要紧”，它还强化了一个现实，即美国“公开持有”的12万亿美元国债里，有近5万亿国债实际上是藏在各国中央银行的库里的。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任内实施的多个引人侧目的举措中，远离谨慎财政是后果最严重的一项，这也是身为里根政府预算主管的我在1985年辞职的一个原因。此举为共和党人彻底抛弃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的平衡预算政策打造了一个样板，也让乔治·W·布什走上了不归路，他用两场师出无名的昂贵战争、联邦（Medicare）的大肆扩张，以及针对富人的一系列减税措施，把美国送入了破产境地。华盛顿的说客们变成了国家税收政策的实际操控者。共和党的确奉行的是凯恩斯主义，只不过这是针对富人的凯恩斯主义。　　对于房地产市场的爆炸性增长，我们有诸多翔实记录。虚假的信用评级、证劵化欺诈、以及抵押贷款放贷人、原始债权人和经纪人有意为之的不当操作都帮助引发了这种增长。更鲜为人知的是，截止到2008年的八年中，华尔街十大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出现大规模扩张。尽管银行的微薄股本几乎没有增长，可是他们对不稳定的“热钱”的依赖度却在飙升，这是因为，来自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时期的优秀监管利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被彻底废除了。　　2008年9月，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华尔街把枪抵在华盛顿的脑袋上，后者几周之内就开始给哀鸿遍野的金融业输血，实施了一番惊慌失措的混乱救援和印钞行动。这是美国金融史上最可耻的一章。　　与2006年起担任联储主席的本·S·伯南克（Ben S. Bernanke）发出的严重警告相反，当时的威胁远不到“新版大萧条”或“金融核冬天”的地步。“大恐慌”（Great Fear）纯属华尔街一手造成的，它在众议院未能投票通过《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之后，导致股市狂跌，众议院后来做出让步，最终通过了该救援计划。假如布什总统和他的（Goldman Sachs）顾问（即财政部长）小亨利·M·保尔森（Henry M. Paulson Jr.）立场坚定，这场危机会自行平息，并让投机者承担他们罪有应得的损失。实体银行体系根本从未陷入严重危机，自动取款机不会关停，金融业也不会从内部垮掉。　　然而刚好相反，白宫、国会、联储、布什和接下来的奥巴马总统铤而走险，采取了一系列不计后果的举措，不仅毫无必要，还会带来恶劣后果。比方说，汽车行业救援无非是在工作岗位上拆东墙补西墙尤其是人口老龄化、但有重要选举意义的“铁锈地带”但并没有保住岗位。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的“绿色能源”部分基本是把近10亿美元拱手送给裙带资本家，比如风险投资人约翰·多尔（John Doerr）和自诩为太空梦想家的埃隆·马斯科（Elon Musk）之流，目的是给富人打造新玩具。　　奥巴马80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仅有不到5%流向了真正需要食品券和劳动所得税抵免等形式的扶贫计划的人群。其绝大部分却成为了撒向州级和地方政府的大笔金钱、政治分赃式的基础设施项目、营业税漏洞和不分青红皂白的中产阶级税收减免。民主党凯恩斯主义者与他们的共和党同仁一样才智枯竭（尽管不及后者那么伪善），他们把借来的钱送到消费者手中，希望他们买个除草机、平板电视，或者至少去红龙虾（Red Lobster）下个馆子什么的，除此之外根本无计可施。　　但即使是奥巴马无可救药的轻率政策也无法与联储的肆无忌惮相提并论，后者把利率降为零，然后以每小时6亿美元的惊人速度印刷新币。多亏了联储，短期投机者一直在“购买”大量国债和住房贷款抵押证券，用的几乎全是以实际为零的利率借得的短期隔夜资金。叔叔让他们收入不菲。　　联储如今誓称，只要通货膨胀率不超过2.5%，他们就能把失业率降到6.5%以下，但该机构哪怕只是暗示要缩减资产负债表，也会引起沽盘的狂潮，因为债券价格即使是微微下降也会彻底消灭套利者的利润。尽管伯南克保证最终会逐渐平稳退出，联储已经置身自己打造的货币政策囚牢之中。　　在联储进行盲目调整之时，国会则心急如焚。自诩的财政鹰派人士、众议院预算委员会（House Budget Committee）主席保罗·D·瑞安（Paul D. Ryan）不敢透露真相：10年期赤字实际上在15万亿美元到20万亿美元之间，大大超过了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的7万亿美元。根据国会的最新预计，未来10年将会涌现1640万新工作岗位，而在过去10年只出现了250万个新岗位，这个数字只是华盛顿较为极端的妄想的一个例证。　　就连所谓的“大胆”措施把社会安全福利金的生活费调整和另一种通货膨胀指数联系在一起也只能在10年的时间里节省2000亿美元，还不足填补赤字的1%。瑞恩的最新预算无耻地放过了社会安全福利和联邦医疗保险，虽然用于这两个社会福利项目的将近19万亿美元的费用中有相当一部分被富有的年老阶层享用。同时，他提议在未来10年对价值7万亿美元的安全网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食品券和劳动所得税抵免进行30%的苛刻削减，这是共和党针对美国99%人口的又一个战场。　　在没有任何变动的情况下，在接下来大约10年里，目前接近17万亿美元的联邦债务总额，将冲高至30万亿美元，并从今天的国内生产总值的105%，飙升到150%。因为美国的政治系统的僵局排除了任何“大妥协”的可能性，这个国家的财政崩溃将逐步发生，就像希腊/塞浦路斯的悲剧一样，其表现形式就是一系列可以预见到的关于举债上限的危机、后续解决方案和临时的预算补救措施。　　美国的前景相当黯淡。中国曾在过去15年里大举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但由此造就的有史以来最大的建筑热潮正在放缓。巴西、印度、俄罗斯、土耳其、南非和所有其他增长中的中等收入国家都无法弥补这个需求上的缺口。美国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机制已经到达了极限。日本正在陷入老年破产期，欧洲也在沉入福利国家的衰老期。在北京，去年上台的新掌权者们明白，在经历了20年的疯狂放贷、投机和建设之后，即便是他们也终将面对好日子终结的那一天。　　未来的国家凋敝惨景与伯南克在2004年宣布的“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可谓有天壤之别，当时他预测经济繁荣将会永远持续下去，因为联储已经掌控了商业周期；直到2007年3月，他还在证言中说次贷危机的影响“看上去可以得到控制”。可现在的经济并非是“缓和”而是“大畸形”，其制造者正是一个怂恿华尔街大肆赌博的央行，它走入了邪路，把储户钉死在“零利率”的十字架上，并引发了全球泡沫。这个泡沫通过提高食品和能源价格来侵蚀民众的生活标准，而对于这种形式的通货膨胀，联储在计算通货膨胀率时不负责任地将之摒弃一边。　　这些政策已经使得美国病入膏肓。而解决的方案太过激进以至于不可能发生。我们必须让国家和市场经济彻底脱钩，还将需要放弃裙带资本主义及其近亲所有形式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这个国家必须摒弃其极端自满的心态、经济刺激及社会保险，并将其关注点转移到对一个高效、廉价、审查资格的安全网进行管理和融资。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政治系统大幅缩减其覆盖范围，并要废除总统连任制，因为政府机构和竞选连任者的团队已经变得密不可分。分离这两者将需要对宪法做出大幅修改：添加修正案，赋予总统和国会议员单一的六年任期，不能连任；为候选人提供100%的公共资金支持；严格限制竞选活动持续的时间（比如，最多八周）；并且终生禁止任何曾效力立法和行政部门的人士从事游说活动。此外，还需要完全推翻对“联合公民案”的判决，并要求国会通过平衡的预算方案，否则就面对自动开支削减。　　我们还需要清除掉具有腐蚀性影响的金融化机制，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种金融化已将美国经济变成了一个巨型赌场。这也就意味着，要让华尔街的大型银行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让他们像自由企业一样去竞争，并承担风险，而不再为它们提供廉价的联储贷款或存款保险。银行可以接受存款，并发放商业贷款，但应该被禁止进行交易、担保及各种形式的业务。　　最后，我们还需要让联储的核心决策者走下赛场，恢复这个央行原本的职责：在危机期间提供流动性，但绝不能购买政府债务，或试图对经济进行微观管理。将联储从
上剔除出去的唯一方法就是，让资本主义制度重新转向自由市场和真正的财富创造。　　当然，这些将永远不会发生，因为联储压低利率的做法已经人为地撑起了数万亿美元的资产，从上海的摩天大楼到《财富》（Fortune）1000强的股票，再到最近的楼市“复苏”。在财政、道德，及学术理论层面，美国都已破产。联储已经点燃了一场将颠覆自身的全球货币战争。日本已经报名参加，巴西和中国都十分愤怒，而以德国为主导的欧元区正摇摇欲坠。一旦最近这次泡沫破灭，将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这场崩溃。如果这听起来像是个逃离市场并储备现金的建议，它的确如此。（作者 戴维·A·斯托克曼）　　（新华国际 戴维·A·斯托克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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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7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美国经济总体仍现增长&&指标表现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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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当代世界》4月刊 作者：王孜弘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经济室研究员，中国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
2014年美国经济数据的公布已近收尾。2015年的美国经济走势正逐步展开。从已有的数据与状况判断，在2014年基础上呈现总体增长，局部波动，对主要经济体的关系在矛盾与摩擦中取得进展，应是2015年美国经济的主旋律。
“突破年”打下良好基础
2014年被称为美国经济的“突破年”。良好的经济表现也为2015年美国经济的增长打下良好基础。2014年美国经济开局先抑后扬，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只为-2.1%，但到第二季度一举扭转了萎缩态势，GDP增长4.6%，第三季度GDP更是出现了5%的增长率,第四季度增长率为2.2%。2014年美国GDP增长率为2.4%。除了GDP的增长，美国经济复苏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与经济复苏相对应的失业率的下降。2014年1月美国失业率为6.6%。此后失业率总体呈下降态势，12月失业率降至5.6%。2014年美国就业状况有两个明显特征，即失业率下降持久和就业回升涉及面广泛。这表明美国经济已走向全面复苏。
二是财政赤字问题也有所缓解。2014财年美国政府收入比2013年上升2470亿美元，增长约9%，达3万亿美元。2014财年美国政府净支出则比2013年增加500亿美元。整个2014财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为4830亿美元，比2013财年减少1970亿美元。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连续五年下降，从2009财年峰值期的9.8%下降至2014财年的2.8%。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2015财年前三个月财政预算赤字1750亿美元，比前一财年同期多30亿美元。其中收入与支出分别比2014财年同期增长11%和9%。
三是美国贸易赤字在2014年呈缓和与起伏交错状。货物与服务贸易赤字在第一季度为1245亿美元，第二季度上升为1312亿美元，但第三季度又下降为1243亿美元。经常账户的表现则有所不同。第一季度经常账户赤字为1021亿美元,第二季度即下降为984亿美元，第三季度又上升为1003亿美元，是GDP的2.3%。
四是进入第四季度后，进出口均有所扩张。2014年10月美国货物与服务出口额为1986亿美元，进口额为2405亿美元，赤字为419亿美元。但11月货物与服务进出口又均有所下降，其中出口额为1964亿美元，进口额为2362亿美元，赤字也下降为398亿美元。12月货物与服务出口额下降为1949亿美元，进口额上升为2414亿美元，赤字上升为466亿美元。可以看出，与财政赤字的稳步好转相比，贸易赤字更显波动。
五是美国在维持低利率和低通胀率的情况下成功地结束了量化宽松（QE）政策。美国消费价格指数（CPI）在2014年11月下降0.3%后，12月季调后又下降了0.4%。生产价格指数12月季调后下降0.2%。2014年美国通胀率为1.5%。
2014年美国经济表现良好不仅是当年措施的结果，更是自2008年衰退以来多项措施与政策数年积累使然。这些措施包括通过注入资金及实施住房救助计划等使房地产不再成为经济复苏的拖累；推动国会通过《金融监管改革法》等措施约束了金融市场缺乏监管、滥用创新等现象，从而使强大的美国金融机构从金融市场上的“麻烦制造者”再次成为经济复苏的推手；鼓励制造业回归，重振实体经济,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与就业的增长，有利于贸易与财政双赤字的缓解；“出口倍增计划”直接推动经济复苏与就业。坚持低利率与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复苏更是功不可没。此外，美国政府还采取了推行医保改革、加大教育投入等措施。
多项措施的结合，加之油价下行等外部条件，不仅使2014年成为美国经济的“突破年”，而且还对2015年美国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未来预期：总体仍现增长 指标表现不同
导致美国经济在2014年有良好表现的许多因素在2015年仍会影响美国经济，也影响人们的预期。2015年2月公布的美国《总统经济报告》预计，2015年美国实际GDP将增长3%，失业率为5.4%；通胀率（CPI）为1.8%。
另据多方数据及综合世界银行、穆迪、美林、惠誉、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协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预测分析判断，美国经济2015年增长率将略超过３%，失业率可能下降到5.4%。但美联储的预计略低，认为2015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6%―3.0%。摩根大通已对2015年第一季度的美国GDP做出了增长3%的判断。在财政赤字方面，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如果现行税收与开支的法案总体不变，2015财政年度预算赤字为4860亿美元。
虽然各方预测不一，但多数认为2015年美国经济增速应在3%左右。趋势呈现增长、局部指标波动应是美国经济2015年的主要特征。但不同领域的表现与影响会有所不同。
一、消费仍是增长的基石
消费开支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0%左右。影响美国消费支出的直接因素是家庭财务状况、债务状况及物价等。2015年对此三项因素影响最大的是就业状况与油价。美国失业率在2014年底已经下降至5.6%，2015年1月失业率略升至5.7%,2月又下降为5.5%。在美国人的消费习惯中，就业通过收入预期对支出影响较大。
债务状况方面，因失业率下降等原因，美国人均债务收入比已经跌至2002年的水平。美联储预计，2015年美国失业率将下降至5.2%―5.3%，低于《总统经济报告》中预测的5.4%。虽然数据不一，但两者预测的结果都有利于家庭财务状况的改善与消费扩张。
尽管油价会有所波动，但2015年国际油价将继续保持低迷几成市场共识。低油价将直接或间接地压低几乎所有商品与服务的价格，有益于消费的扩张。美国能源部预计，油价低迷将为美国家庭平均一年节省550美元的汽油开支。全美零售联盟2015年2月发布报告显示，由于经济复苏推动就业增长，以及油价导致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加，美国消费者支出也可能增加，预计2015年美国零售业销售额将增长4.1%。
二、房地产业影响有限但依旧敏感
近年来美国房地产市场对经济影响较小，但却因其是衰退的始作俑者等原因成为经济预测中的敏感领域。2014年9月取消房屋赎回权申请的数量降至次贷危机前的水平，表明美国房地产业已逐步走出困境，不再是经济增长的拖累。2015年1月新房销售额逼近六年内新高。
就业的增长预期无疑将有利于2015年房地产业的发展。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所谓新一代年轻群体（目前30―35岁的人群）的购房行为。这一群体中相当一部分人因经济衰退而推迟购房。就业状况好转可能提高这部分群体的购房意愿。外部因素也对美国房地产业及整个经济产生影响。由于一些经济体经济增长疲弱或放缓，投资者出于避险目的将会买入美国国债，从而降低美国的通胀率和贷款利率，其中包括住房抵押贷款利率。低利率有助于促进住房销售和建设。2015年2月底的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约为3.76%左右。
普遍预计2015年美国房地产价格上涨会放缓。房贷利率可能温和上涨的预期会抑制对房地产业增长的预期。美联储若加息也会影响房地产的需求。2015年房价出现大涨大跌的可能性较低，对经济影响有限，但依旧敏感。
三、制造业仍将推动就业增长
“制造业回归”对增加就业影响较大。从2013年7月到2014年12月的18个月中，美国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有15个月都处在55以上，表明制造业回稳。2015年1月PMI指数为53.5，虽略低于2014年12月的55.1，但仍处于扩张状态。
油价的下跌及就业复苏导致的需求预期是美国制造业保持扩张的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奥巴马上台伊始便推行的重振制造业、再工业化等措施，对促进制造业回流产生了积极作用。对实体经济的重视并非简单地提倡制造业回归，而是强调以科技为基础的创新，特别是对新能源等领域，同时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及多个领域的发展。如在《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中，信息、医疗、新能源、环保等新兴产业被列为优先发展领域。2011年2月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发布的《美国的创新战略：保障经济增长和繁荣》中强调，制造业技术创新仍是未来经济增长和竞争力提升的基础等。
上述政策与措施在2015年仍会有效。目前科技创新，新能源的开发，清洁能源的研发投入等，均是制造业扩张的动力。能源价格的下跌会减轻除能源行业外的制造业的压力。2015年制造业仍将促进美国的增长与就业。
四、能源领域仍是重要看点
能源领域在2015年仍是美国经济的重要看点之一。页岩油与页岩气生产近来倍受关注。目前关注的焦点之一是油价下跌对页岩油气企业的压力问题。有预测认为，若油价下跌至每桶50美元以下，美国20%―30%的页岩油气企业会关闭。自2014年6月国际油价一路下跌后，美国的页岩钻井出现部分萎缩，至2015年初已减至2014年2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低油价对页岩油气企业的影响确实存在，但并非所有观点都对低油价对页岩油气企业的压力表示认同。有观点认为，低油价2015年对美国页岩油产量影响有限，甚至不会使页岩油产量减缩。从目前情况看，鉴于油价已经处于底部，长期大幅下降的空间与机率极小。尽管美国页岩油气企业会感受到油价下跌的压力，但仍能维持生产。更为重要的是，支持新能源是美国政府多年来的政策，美国社会对此也有广泛的认同。美国企业在相关的技术及物质等方面也有着长期的探索与积累。即使页岩油气在2015年有所减产，也未必意味着行业的萎缩，更不意味着美国新能源领域的失败。
在开发新能源的同时，原有的石油、天然气等仍是美国不可放弃的产业，尽管其开采规模可能缩小。
五、何时加息影响全局但难掀波澜
从美联储官员的多次表态及市场分析看，一般认为，当失业率低于5.5%，通胀率为2%―2.5%时，加息压力加大。2015年2月失业率已降至5.5%，是否会现波动仍有待观察。
2015年1月消费价格指数下降0.7%，生产价格指数下降0.8%，从侧面显示通胀状况低于实施货币紧缩政策所需的2%的指标。美国《总统经济报告》中关于2015年CPI的预测为1.8%，虽从另一侧面显示通胀率低于2%的判断，但有分析认为这一预测未必准确，况且市场本身难免产生对美联储提前干预的担心。从势态看，2015年失业率与通胀均达到实施货币紧缩政策所需指标的可能性确实存在。普遍认为，2015年中期加息的可能性较大，但也有观点认为加息可能开始于2016年。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就业与通胀的波动状况。
加息虽会导致企业资金成本上升，但加息后美国经济增长仍有空间。一方面，加息预期已开始导致外部资金流入美国；另一方面，能源价格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更大。实际上，除政府推动立法及采取措施外，本轮复苏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货币政策宽松与能源状况改善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量化宽松与低利率降低了资金的获得成本，新能源与油价下跌降低了生产与消费成本。两者结合，对美国经济复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加息虽然会使资金成本上升，并间接影响能源成本，但加息必是个分阶段的缓慢过程。
六、强势美元的双重作用
量化宽松措施的退出意味着美联储不会再以购债的方式增加流动性，而经济向好又使加息预期上升。与此同时，欧洲央行却屡次降息，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日本也推出自己的量化宽松政策。诸多因素使2014年美元汇率升值。有预计认为2015年底欧元对美元汇率约为1.15：1，美元对日元汇率约为1：130。
与美元走强相伴的是能源、贵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的走低，有利于美国获得低价能源，促进投资与消费，进而拉动经济增长；同时还有利于减少进口支出。但美元的走强也会使进口需求增加，同时抑制他国对美国产品的需求，不利于贸易赤字的下降。在美元的特殊地位无法替代的情况下，2015年强势美元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有限。
七、“中产阶级经济学”效果难断
奥巴马近来一直推行所谓“中产阶级经济学”。2015年《总统经济报告》再次强调“中产阶级经济学”的理念，主张通过移民改革、企业税改，基础设施投资，加大对中产阶级的税收优惠，改善中产阶级工作福利，推进自由贸易谈判等措施保证美国中产阶级享受经济增长成果。按奥巴马设想的税改方案，政府通过将最富阶层的资本利得税从23.8%提升至28%，对大型金融公司借贷征收新费用等举措可以为美国政府未来十年增加3200亿美元收入，以便支持政府对中产阶级的各种税收减免措施。
“中产阶级经济学”理念若能推行，无疑将有助于美国经济平稳增长。但这一理念在推行中至少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涉及税改等方面的方案在国会难免遇到较大的阻力，特别是来自共和党方面的阻力；二是“中产阶级经济学”本身存在局限。从具体内容上看，这一理念更多地倾向于帮助已婚者及有抚养孩子的家庭，而单身纳税人及老年纳税人受益有限。有预测认为，能够从中受益的中产阶级纳税人不到四分之一。所谓“中产阶级经济学”在2015年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仍有待观察。
在摩擦中拓展对外经贸关系
进一步拓展与主要经贸伙伴的关系是2015年美国经济中的重要内容。其中对中国、欧盟及日本的关系能否取得进展尤为重要。
中美互为重要经贸伙伴，这注定了两国经济在2015年仍然是互利而又难免产生摩擦、在摩擦中将不断取得进展的基本状况。
美国经济的复苏，有助于中国对美出口与经济增长。但更重要的是，美国失业率的下降有利于贸易保护主义压力的减轻。中国方面，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的真正含义不仅在于增长率的变化，而在于结构的调整。但结构调整不可能在2015年完成。因此中国仍有可能通过提供廉价产品为美国保持低通胀作出贡献。
中美分歧仍然不可避免。2015年中国最为关切的问题应是美国放松对华出口管制，公平对待中国对美投资，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等。美方主要关心的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市场准入中的负面清单问题，美方贸易赤字问题等。此外，人民币汇率问题虽有缓解，但随着美元的升值，人民币汇率问题再生枝节的可能性也存在。
但2015年中美经贸关系减少摩擦并取得进展的条件也较为充分。2014年11月APEC峰会期间，中美达成协议。中国同意扩充《信息技术协定》（ITA2）内容，使约200项产品享受免关税待遇。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中最为复杂的负面清单问题几近尾声，谈判可能于2015年完成。在中国较为敏感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方面，美国至少表示不再排斥中国，而中方近来也不再简单地视TPP为围堵与孤立中国的手段。2015年可能成为中美经贸摩擦减少的一年。
欧洲和日本经济疲弱直接影响了美国对欧日的出口。近来欧洲经济略显好转迹象，油价的下跌有益于欧日经济的复苏。这本有利于美国对欧日的出口，但遇到美元走强的现实状况。
美欧关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的谈判近年来几无实质性进展。相关的谈判于2015年2月初重启。金融市场准入、政府采购、关税、食品保护等都是关注的焦点。除内容本身外，欧盟内部的协调也影响着谈判进展。目前的重要问题之一是所谓“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问题。这一机制使投资机构可直接向投资国政府索赔。一些欧盟成员反对将这一机制的内容写入TTIP。但欧盟2014年与加拿大达成的贸易协定中即有与这一机制类似的内容。有观点认为这或许成为美欧之间自由贸易僵局扭转的契机，欧盟很可能以该协议蓝本同美国商谈。此外，欧洲议会已就TTIP立场加强内部磋商，以达成一致。但欧美在2015年能取得何种进展尚不可知。
新的因素在2015年也会对美日经贸关系产生影响，其中包括对有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产生影响。除原有农产品市场准入等分歧外，一些美国议员正试图在TPP中加上汇率条款，意在防范日元贬值影响美国出口。但日本并不希望在有关TPP的协商中加入汇率操控内容。双方在何种程度上能达成一致还有待观察。除此之外，美国仍将拓展与其他经济体的经贸关系。
(责编：米惠惠(实习生)、杨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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