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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为什么系统性金融风险现在变成这么大的问题？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黄益平认为，我们现在面对宏观经济里面的一个 " 风险性三角 "，一是生产率下降，二是杠杆率上升，三是宏观经济政策空间收缩。"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几乎是大多数国家都面对的一个难题，但在中国尤其突出。"2016 年 12 月 21 日下午，黄益平在主题为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与 2017 年经济政策 " 的北大国发院第 78 次 " 朗润 · 格政 " 论坛上做出这一表述。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黄益平认为，高杠杆率是中国最大的风险。不论是从整个经济来看，从企业部门来看，中国的杠杆率在世界上都属于相当高的，可能更值得担忧的是国企的杠杆率。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国企的杠杆率还在往上走，非国企的杠杆率往下走，但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无论生产率还是利润率，国企的表现都不如非国企，所以这个变化值得担忧。到目前为止，我国没有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黄益平指出，这主要得益于两点，第一是政府的干预和担保，第二是过去高速增长，把很多风险掩盖住了。但是这两点现在看起来都不可持续。" 中国似乎是唯一没有经历过重大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国家，但这样一个记录，能保持多久呢？"黄益平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政府全面担保的做法难以为继，所以要走市场化改革。" 核心问题是，我们能不能让市场机制真正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样一个决定说了很多年，但是还有待真正落实。" 他认为，当前要控制或者消化金融风险，适度稳增长可能是有必要的，但是一定要把握住度，因为今天暴露出来的很多金融风险，都是过去过度保增长导致，而且现在肯定也没有实力再像过去强烈地保增长，归根到底还是需要新旧产业更替，让新产业快速成长，更重要的要让旧产业很快地退出。去杠杆也一样，在宏观层面去杠杆其实是很难的，无论是新旧产业更替，还是去杠杆，最后的文章都要做在 " 僵尸 " 企业退出上，做在国有企业改革上。黄益平指出，为控制金融风险，我们需要改革金融监管体系，要靠市场纪律，打破刚性兑付，局部地释放一些风险，保证去杠杆，保持金融稳定。黄益平表示，现在关于监管改革有很多讨论，都是讨论机构怎么重组合并，但是金融监管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怎么管。" 如果我们现行分业监管的监管法律框架不改变，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仍然会有很大的问题。" 他指出，监管的核心其实是要讲独立性、专业性、协调性。我们过去的金融监管是以机构监管为主，一个监管部门管一帮金融机构，更重要的是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监管承担两大责任，一是监管，二是发展，但是合在一起就会出现很奇怪的行为。" 我认为，监管部门的责任要简单化，发展的责任应该由政府部门来承担。"明年增长目标宜适度放松对于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黄益平表示，是不是能适度放松一些？虽然 " 十三五 " 规划期间实现 6.5% 的平均增长，但 " 把 5 年放在一起看，短期的增长目标如果越紧，我们越难腾出手来调结构，这样对于长期增长越不利。"黄益平指出，对于今年经济稳增长发挥作用的是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一点估计明年应该能够保持下去，一定力度的基础设施投资大概是可以预期的。黄益平认为，明年我国经济增长的表现有很多不确定性。比如，美国新任总统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对美国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我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关于近年的增长减速是周期性的减速还是趋势性的减速，黄益平认为，增长减速有周期性的因素，也有趋势性的因素，但是归根到底是一个产业升级换代的问题。根本性的触底回升取决于新旧产业的更替是不是真正完成了，新的产业是不是足够强大，能否肩负起支撑下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责任，这一点还需要再观察。" 明年的增长形势有积极的因素，也有消极的因素，但是归根到底就是新旧产业更替的问题。"汇率预期管理是一大挑战黄益平指出，我们现在面临比较大的挑战，就是汇率政策管理。" 大概两三年以前，人民币一直有升值的压力，忽然一转眼，变成了非常普遍的贬值的压力。" 他认为，看经济的基本面，一般来说是经常项目的平衡，看外债、外汇储备，甚至看经济增长水平，似乎没有太多的贬值压力。但是为什么投资者信心发生了很多变化？黄益平指出，这种预期当然会有一些短期的变化，有可能 " 随大流 "，但是不能否定大家想要分散投资组合的需求，这是存在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过去有一些政策，似乎是让投资者产生了一些担忧，值得我们关注。" 过去的资本项目开放的做法一直是宽进严出，这样的做法对于过去的经济增长和稳定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现在我们要进一步开放资本项目，必然意味着走出去变得相对容易。"黄益平认为，现在有一些政策的效果不是很好，包括增长速度不断往下走，这对于投资者的预期可能会有影响，我们要有一定的思想准备。" 当过去的很多投资回报现在没有了，而老百姓的钱越来越多，投资的组合多样化，越来越多的人想把一部分的资产分散到其他的市场，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决定，短期内很难改变。"来源：财新网—————————————————————————————————————88%的雇主明确表示他们有计划雇佣2016年毕业的MBA学生。MBA 毕业三年后平均工资达到135,000 （美元）。加"MBA报考咨询 " 微群，添加微信小智君助手（mbaxuetang）为好友，发送 "mba"。扫描二维码添加↑↑↑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 MBA 智库商学院微信公众平台： mbalib-mb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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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财新网】（见习记者 张兰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为什么系统性金融风险现在变成这么大的问题？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黄益平认为，我们现在面对宏观经济里面的一个“风险性三角”，一是生产率下降，二是杠杆率上升，三是宏观经济政策空间收缩。“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几乎是大多数国家都面对的一个难题，但在中国尤其突出。”
&&日下午，黄益平在主题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与2017年经济政策”的北大国发院第78次“朗润·格政”论坛上做出这一表述。
&&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
&&黄益平认为，高杠杆率是中国最大的风险。不论是从整个经济来看，从企业部门来看，中国的杠杆率在世界上都属于相当高的，可能更值得担忧的是国企的杠杆率。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国企的杠杆率还在往上走，非国企的杠杆率往下走，但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无论生产率还是利润率，国企的表现都不如非国企，所以这个变化值得担忧。
&&到目前为止，我国没有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黄益平指出，这主要得益于两点，第一是政府的干预和担保，第二是过去高速增长，把很多风险掩盖住了。但是这两点现在看起来都不可持续。“中国似乎是唯一没有经历过重大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国家，但这样一个记录，能保持多久呢？”
&&黄益平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政府全面担保的做法难以为继，所以要走市场化改革。“核心问题是，我们能不能让市场机制真正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样一个决定说了很多年，但是还有待真正落实。”他认为，当前要控制或者消化金融风险，适度稳增长可能是有必要的，但是一定要把握住度，因为今天暴露出来的很多金融风险，都是过去过度保增长导致，而且现在肯定也没有实力再像过去强烈地保增长，归根到底还是需要新旧产业更替，让新产业快速成长，更重要的要让旧产业很快地退出。去杠杆也一样，在宏观层面去杠杆其实是很难的，无论是新旧产业更替，还是去杠杆，最后的文章都要做在“僵尸”企业退出上，做在国有企业改革上。
&&黄益平指出，为控制金融风险，我们需要改革金融监管体系，要靠市场纪律，打破刚性兑付，局部地释放一些风险，保证去杠杆，保持金融稳定。
&&黄益平表示，现在关于监管改革有很多讨论，都是讨论机构怎么重组合并，但是金融监管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怎么管。“如果我们现行分业监管的监管法律框架不改变，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仍然会有很大的问题。”他指出，监管的核心其实是要讲独立性、专业性、协调性。我们过去的金融监管是以机构监管为主，一个监管部门管一帮金融机构，更重要的是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监管承担两大责任，一是监管，二是发展，但是合在一起就会出现很奇怪的行为。“我认为，监管部门的责任要简单化，发展的责任应该由政府部门来承担。”
&&明年增长目标宜适度放松
&&对于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黄益平表示，是不是能适度放松一些？ 虽然“十三五”规划期间实现6.5%的平均增长，但“把5年放在一起看，短期的增长目标如果越紧，我们越难腾出手来调结构，这样对于长期增长越不利。”
&&黄益平指出，对于今年经济稳增长发挥作用的是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一点估计明年应该能够保持下去，一定力度的基础设施投资大概是可以预期的。
&&黄益平认为，明年我国经济增长的表现有很多不确定性。比如，美国新任总统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对美国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我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关于近年的增长减速是周期性的减速还是趋势性的减速，黄益平认为，增长减速有周期性的因素，也有趋势性的因素，但是归根到底是一个产业升级换代的问题。根本性的触底回升取决于新旧产业的更替是不是真正完成了，新的产业是不是足够强大，能否肩负起支撑下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责任，这一点还需要再观察。“明年的增长形势有积极的因素，也有消极的因素，但是归根到底就是新旧产业更替的问题。”
&&汇率预期管理是一大挑战
&&黄益平指出，我们现在面临比较大的挑战，就是汇率政策管理。“大概两三年以前，人民币一直有升值的压力，忽然一转眼，变成了非常普遍的贬值的压力。”他认为，看经济的基本面，一般来说是经常项目的平衡，看外债、外汇储备，甚至看经济增长水平，似乎没有太多的贬值压力。但是为什么投资者信心发生了很多变化？黄益平指出，这种预期当然会有一些短期的变化，有可能“随大流”，但是不能否定大家想要分散投资组合的需求，这是存在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过去有一些政策，似乎是让投资者产生了一些担忧，值得我们关注。“过去的资本项目开放的做法一直是宽进严出，这样的做法对于过去的经济增长和稳定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现在我们要进一步开放资本项目，必然意味着走出去变得相对容易。”
&&黄益平认为，现在有一些政策的效果不是很好，包括增长速度不断往下走，这对于投资者的预期可能会有影响，我们要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当过去的很多投资回报现在没有了，而老百姓的钱越来越多，投资的组合多样化，越来越多的人想把一部分的资产分散到其他的市场，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决定，短期内很难改变。”
编辑：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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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方法 国际比较和评析
　　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预警监测方法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宏观审慎监管理念的提出，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识别和评估研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是开始更多地考虑金融体系内部关联性和传染性度量；二是从识别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出发，测度单个金融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边际贡献；三是除资产负债表的数据以外，还针对债券股票市场上高频和时效数据开发了一系列评估模型。
　　1.研究风险传染性和金融机构关联程度的方法
　　在2009年4月版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IMF提出要对金融机构的系统关联性进行分析，并列举了4种定量分析模型，为解决“关联太广不能倒”（too-connected-to-fail）问题提供相应的政策理论基础。
　　(1)网络分析法(①网络传导分析法实际上并非2008年之后才有，只不过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得到广泛运用。较早文献有Allen and Gale（2000），Freixas、Parigir and Rochet（2000）。)（network analysis approach）
　　网络分析法主要依赖金融机构之间的风险敞口数据来评估一个流动性紧缩事件或者信用事件在金融系统引发的多米诺效应。同时，网络传导分析法可以用于识别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系统网络结构和风险传染路径(②IMF,《全球金融稳定报告》，2009年4月。)。首先是构建金融机构间的双边风险敞口矩阵，之后基于模拟的风险在网络中的传导便可以得到倒闭的金融机构数量，从而能够度量系统性风险大小。模拟情景分为两种：一种假设风险只通过信用风险渠道传染，不存在流动性风险；另一种假设是在信用风险冲击下，流动性不足的银行可能通过降价实现部分资产的变现以补充流动性。在网络分析法当中，系统性风险的标准可以根据模型的需要进行灵活调整，既可以用银行破产比例也可以用资产损失率等指标。
　　（2）共同风险模型法（Co-Risk）
　　共同风险模型法是基于市场数据来评估具有共同风险暴露的金融机构之间的风险传染，该方法认为金融机构的系统性关联来源于共同的风险因素，例如相似的经营模式、资产组合或者会计方法等，这导致这些金融机构在面临同一风险时将有同样的后果。因此，共同风险模型法比网络分析法关注的风险因素更多，在一个有效金融市场中，这些风险通常反映在股票、期权、CDS等市场价格当中，可以通过计算VaR值、违约距离、违约概率、CDS信用价差等指标，来分析当出现风险时金融机构之间的系统性关联。
　　金融机构风险之间的共同运动并不遵循线性模式，而是随着风险水平的提高呈现非线性增长的模式。艾德里安等人（Adrian & Brunnermerier，2008）引入了分位数回归分析法衡量非线性关系，计算出条件共同风险从而得到由于和其他机构存在关联性而造成风险溢出的市场估值。共同风险模型法通过对尾部事件的条件共同风险进行分析，可以揭示哪些机构存在密切的关联性，通过加强对它们间的关联性监管，可以防范系统性风险。
　　（3）困境依赖矩阵法（Distress Dependence Matrix）
　　困境依赖矩阵法采用市场数据构建一个随时间改变的多变量分布模型，来揭示金融机构间的线性和非线性依赖关系，以此估计每对机构陷入困境的条件概率。塞戈维亚诺等人（Segoviano & Goodhart,2009)使用多家金融机构的CDS价差数据，先估计这些机构违约的联合概率分布，再计算当一家机构违约时另一家机构的违约概率。通过困境依赖矩阵法可以分析特定机构陷入困境时如何影响其他金融机构，并最终影响整个金融体系。
　　（4）违约强度模型法（Default Intensity Model）
　　吉塞克等人（Giesecke & Kim， 2009)提出用衡量金融机构单位时间内违约概率的违约强度模型来统计银行违约的次数，进而捕捉金融机构之间的系统性联系。这种方法采用金融机构的历史违约数据，拟合事先设定的违约强度模型，衡量由于直接或间接系统性关联而导致的大部分金融机构违约的概率。假设金融机构违约率服从某个类似利率方程的扩散方程，通过估计系数来确定违约率，以违约率来度量系统性风险。违约事件发生时，违约率会显著增加，说明溢出效应导致其他违约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会明显增加。
　　2.评估系统性风险损失及损失概率的方法
　　（1）条件在险价值法（CoVaR）
　　CoVaR 方法是在广泛应用于风险管理的VaR方法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传统的VaR 法只能静态地测度风险，难以解释机构之间的风险传染效应。艾德里安等人（2008）对VaR 模型做出了重大变革，提出 CoVaR 方法，衡量当金融资产或金融机构A处于危机状况下，金融资产或金融机构B所面临的风险。CoVaR可以灵活使用，若将A视为单个金融市场或单个金融机构，将B视为整个金融体系，则CoVaR 度量的便是单个金融市场或机构发生极端风险时系统风险的变化情况。因此，采用CoVaR有助于识别系统重要性机构，也有助于研究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溢出效应。
　　（2）边际期望损失法 (Marginal Expected Shortfall, MES) 和系统性期望损失法 (Systemic Expected Shortfall, SES)
　　CoVaR具有和VaR一样的缺陷，只考虑损失分布的分位数，不能很好地考察阀值以下极端情况下的尾部风险。阿查亚等人（Acharya et al，2010）提出MES和SES方法测算金融系统性风险，度量了阀值以下极端情况的所有损失。MES和SES方法考虑了金融机构杠杆率对系统性风险和金融机构的边际风险贡献的影响，并且证明了可以通过没有发生危机时各金融机构的边际期望损失和杠杆率，预测发生金融危机时金融机构对整个系统的边际风险贡献。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后，这两种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阿查亚等人（2011）的研究表明，MES法可以直接测度一家金融机构对整个系统性风险的贡献度，具有越高MES值的银行对整个系统的系统性风险贡献度越大，监管当局可以通过加强对那些边际风险贡献和杠杆率大的金融机构监管,来降低系统性风险,防范金融危机爆发。
　　两种方法的区别在于：SES度量的是金融机构对整个金融系统的系统性风险贡献，而MES不考虑金融机构的杠杆率、规模及其法定资本充足率，只是衡量当市场收益率出现极端下跌情形时，金融机构股权收益率的期望损失。此外，金融机构的SES由金融机构的负债、股权市场价值及MES决定，MES只是SES的一个因子。
　　（3）或有权益分析法（Contingent Claims Analysis，CCA）
　　或有权益分析法由莱哈尔（Lehar，2003）提出，格雷等人（Gray & Jobst，2009）将其发展完善，用来估计系统性困境条件下来自金融系统的政府或有债务，这种方法不仅能够度量由金融系统转移至政府部门的潜在风险，而且还能识别单个金融机构对政府或有债务的贡献度。该方法以默顿期权模型为基础，将公司权益视为公司资产、执行价格视为公司未偿债务的看涨期权，将公司负债模型化为买进无风险债务，同时卖出一份基于公司资产的看跌期权。通过用CCA模型计算出隐含的看跌期权的价格，与CDS市场的信息结合起来，可估计出政府对金融系统的或有债务，也就是金融风险可能转移给政府承担的部分。假如政府担保不影响公司权益价值，CDS利差能捕捉金融机构留存的期望损失。因此，市场隐含的政府担保定义为金融系统总的期望损失与由CDS利差导出的隐含的看跌期权价值之差。
　　（4）困境保费法 (Distressed Insurance Premium, DIP)
　　美联储的黄等人（Huang、Zhou & Zhu，2009)提出用“困境保费”指标测量系统性风险。该方法定义系统性风险为银行系统总的损失超过给定的临界值，系统性风险的来源为实际违约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困境保费相当于覆盖系统性风险损失的一个假想风险溢价。每家金融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边际贡献是规模、违约概率和资产收益相关系数的函数，其中违约概率和资产收益相关系数可以由CDS价差和股票价格估计出来。困境保费随着违约概率(PD)和资产收益相关系数的增加而增加，即单个银行的破产概率越大，或者银行对相同的风险因子暴露程度越高，都会导致系统性风险增强。这种分析方法有较高的实时性，可用于任何具有CDS合约的上市公司。计算困境保费指标可分三个步骤:一是估计风险中性违约概率(PD)，PD不仅反映了实际的违约概率，也反映了风险溢价成分；二是计银行资产收益的相关系数；三是构建系统性风险指标，构造一个假设的组合，组合中包含成员银行发行的债务工具，权重为每家银行的债务规模，系统性风险的指标定义为应对未来12周该组合的潜在困境损失所需要的保险费，即“困境保费”。困境保费类似于期望损失ES，都是极端条件下，组合信用损失的条件期望。区别在于，对极端条件的定义不同，ES中用百分数分布，而DIP中用一个给定的临界值。
　　3.改进的综合指标法
　　本次金融危机之后，综合指标法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其特点是把衡量金融体系组成部分的风险指标集合成一个综合指标，以体现金融体系的风险。以欧洲央行奥洛（D?Hollo、 M?Kremer and M?Lo Duca，2010）设计的系统性风险综合指标法（Composite Indicator of Systemic Stress,CISS）为例：首先，把金融体系分为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金融机构五个组成部分；其次，从每个组成部分当中分别挑选出三个互不相关的最能反映其风险程度的压力指标；第三，用累积分布函数方式将压力指标变成取值为（0,1\]的变量，再通过各压力指标的算术平均值分别计算出五个组成部分的压力指数；第四，以各个组成部分对金融体系的冲击大小（用标准线性VAR模型计算）为权重，合成最终的CISS指标。欧洲央行的CISS当中，分配给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股票市场、金融机构的压力指数的权重分别为15%、15%、15%、25%、30%。奥洛等人认为，以实际冲击为权重还是取各压力指数的算术平均值，最后得到的CISS效果实际上差别不大。该方法不仅能实时监测、评估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水平，反映金融危机的历史变动情况，还能评估监管机构政策对缓解系统性风险的作用。
　　4.压力测试法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压力测试法被国际组织以及各国中央银行、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广泛采用，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美国的银行业监管资本压力测试（SCAP）和欧洲央行的银行偿付能力宏观压力测试框架。压力测试一般分为情景测试和敏感性测试两类。情景压力测试具体划分为历史情景和假定情景，是在假设多种风险因素（如股价、利率、汇率、信用等）变化时，测试金融机构或系统出现的脆弱性情况。敏感性压力测试是观察当风险参数瞬间变化一定单位量时（如5个百分点的下跌或上涨情况下），金融机构或资产组合的市场价值出现多大幅度的变化。敏感性测试仅需指定风险参数变化，而无需确定冲击的来源，因此运行相对简单快速，而且经常是即时的测试。压力测试主要包括四个步骤：一是识别风险因子；二是设计压力测试情景；三是通过敏感性分析或情景分析建立压力测试模型，并测算压力情景下测试对象的承压结果；四是用模型测算出的定量和定性分析结果，判断资产组合或金融机构的稳健性。
　　5.当前国际组织和监管机构使用的系统性风险评估方法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组织和主要国家的金融监管改革建议及实践都强调从金融体系整体角度看待系统性风险，强化监测预警。一是将低频和高频指标结合使用，以反映系统性风险缓慢积累但瞬间爆发的特征；二是构建涵盖各个金融部门的指标体系，并加入宏观经济变量和国际因素，以全面识别金融体系风险；三是广泛使用以压力测试为代表的数理工具。
　　（1）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SAP）
　　在总结亚洲金融危机教训的基础上，IMF和世界银行于1999年联合推出了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inancial Sector Assessment Program，FSAP），旨在加强对成员经济体金融脆弱性的评估与监测，减少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推动成员经济体的金融改革和发展。经过逐步发展和完善，FSAP已成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评估体系。评估规划的评估方法包括金融稳健指标分析、压力测试以及国际标准与准则评估。
　　（2）IMF系统性风险早期预警系统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IMF和FSB受G20的委托，共同建立了一个系统性风险早期预警测试系统（Early Warning Exercise，EWE），用于识别引发系统性风险的脆弱性因素并提出应对措施。该系统加强了对风险因素和传导路径的研究，特别关注小概率尾部风险因素。EWE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定性分析充分吸收来自于市场机构、专家、智库、各国监管当局的观点和意见，定量分析则运用大量模型研究危机风险和脆弱性，模型主要包括三类：部门和市场脆弱性分析模型、国家风险模型、溢出传染模型。
　　（3）奥地利的系统性风险监测评估（SRM）
　　SRM通过计量模型预测发生宏观经济冲击之后银行体系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同时也被用于开展日常的压力测试。SRM由四部分模型构成：一是多风险因素变动分布模型，这个模型得到包括宏观经济变量、利率、汇率、股价等市场变量各个风险因素变动的联合分布；二是市场风险损失模型；三是公司及个人信用风险损失模型；四是银行间网络模型。银行体系的最终损失就是基础性风险与传染性风险的加总，即市场风险损失、信用风险损失、同业清偿性损失之和。
　　（4）英国系统性机构风险评估系统（RAMSI）
　　英国2011年开发的系统性风险评估系统（Risk Assessment Model for Systemic Institutions，RAMSI）的设计思路与奥地利的SRM比较相似，不同之处是增加了“流动性中断”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在压力情况下，即使是资本充足的银行，也会发生严重的流动性问题。RAMSI引入了考察整体流动性风险的反馈环，关注当危机发生时由于交易对手信用损失和资产市场价值的减少等因素加剧对系统流动性风险的影响，包括市场流动性风险与融资流动性风险的相互强化，以及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相互影响造成的流动性蒸发。RAMSI采用的方法包括压力测试和网络传导分析法等，利用模拟方法对每个分析环节进行冲击测试，评估内容包括金融业整体风险、主要银行脆弱性、银行业对特定冲击的抵抗能力、政策措施产生的系统性效应等。
　　（5）荷兰央行的系统性风险体系
　　荷兰央行的模型假设系统性风险是系统性事件发生的概率。系统性事件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产生于重要的冲击，二是传染和增强作用，三是对金融部门的中断作用。模型从宏观经济情景对金融体系的冲击入手，度量宏观经济变量分布变化引起的风险因子变化，再基于计算出的初始损失通过网络分析等度量传染的方法衡量系统损失。模型还分析了产生外部性的传染和扩大机制，确定了两个产生外部性的渠道：一是金融部门之间的传染，二是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的亲周期性。每个渠道都有许多增加损失的机制。金融部门之间的传染通过银行间资产负债关系、降低流动性和信息溢出发生作用。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的亲周期性产生于监管、金融（信用扩张）、羊群效应和资产价格泡沫。
　　（6）韩国央行宏观审慎政策系统性风险评估模型（SAMP）(①张启阳， “韩国央行宏观审慎政策系统性风险评估模型及对我国的启示”，《金融发展评论》，2013年第10期。)
　　韩国央行于2011年9月推出了宏观审慎政策系统性风险评估模型（SAMP），是由6个模块组成的系统性风险综合模型体系，不仅能够模型化宏观经济冲击对金融系统的首轮直接效应，而且能够模型化因银行间传导、紧急抛售、信贷收缩、去杠杆化等原因导致的第二轮扩散效应。该模型注重衡量危机发生时，由宏观经济及金融部门不均衡导致的尾部风险，在统一框架下衡量多种类型风险，作为实施宏观压力测试的平台，可以评估假定情形下金融系统的脆弱性，能够对多种审慎政策进行效果模拟分析，由于其风险测定基于单个金融机构，该模型还可以用于分析单个金融机构的脆弱性。SAMP模型的6个模块分别为：宏观风险因素概率分布模块、银行损益模块、破产传导模块、融资流动性传染模块（测算银行系统为应对流动性危机而遭受的损失情况）、多阶段模块（测算银行系统的年度损益规模）、系统性风险度量模块（通过评估银行系统总损失分布，进而评估系统性风险概率）。
　　（7）我国金融部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
　　随着我国金融体系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国内金融管理部门已经建立了分工较为清晰、内容较为全面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体系：人民银行负责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负责各自行业的风险监测预警，外汇局负责国际收支和跨境资金流动风险监测，上述部门之间还建立了监管协调机制。自2005年以来，我国中央银行开始定期出版《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对金融体系稳定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同时不断丰富系统性风险监测和调控工具，探索建立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开展金融风险宏观压力测试，针对宏观经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基础设施等进行稳定评估和脆弱性分析，强化对跨行业、跨市场产品和机构及影子银行的风险监测。银行、证券、保险监管部门也分别建立了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测制度，在此基础上，运用风险指标体系、压力测试、预警分析系统等定性或定量工具分析行业风险状况，例如银监会的银行风险早期预警系统（REASS）、证监会的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监测指标体系、保监会的保险业宏观风险监测指标体系等。
版面编辑：张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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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海淀法院官网发布案件快报，有消费者认为小米宣传红米Note2手机配备的是三星1300万像素相机、夏普/友达屏幕，实际上他买到的红米Note2手机使用的是天马屏、欧菲光摄像头。该消费者认为小米涉嫌虚假宣传，诉至法院，要求小米公司退货并承担三倍赔偿的责任。海淀法院受理此案。小米回应称相信法院判决。
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很多决策者认为可能相当快就会加息。标普500指数下跌0.1%，报2362.82点；道指上涨0.2%，报20775.6点；纳指下跌0.1%，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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