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实行积极什么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策

为什么要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财经--人民网
为什么要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
&&王信川&王璐&&&&&&&
随着全国两会开幕,人们对中国经济走势的关注也迅速升温,在这个非同寻常的年份,中国经济的大船如何乘风破浪地前行? 减税负激发活力1万亿元用于“三农”,3000多亿元用于教育,2272亿元用于综合扶贫……,这些中央财政支出是2011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体现。 新个税法实施以来,居民受惠600多亿元,900多万个体户税负下降40%,这些减税措施也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体现。 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哪些内涵?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表示,包括5个方面:第一,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促进企业发展和引导居民消费。第二,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努力扩大消费需求。第三,着力优化投资结构,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第四,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第五,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明确了这些,就不难理解今年为什么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是“稳增长”和“调结构”的需要。为了减轻企业和居民的税负、激发经济发展的活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当继续坚持下去。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税收工作之本。”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税务总局总会计师汪康认为,税收与民生息息相关。无论是通过税收筹集财政收入,还是运用税收手段调控经济、调节分配,其本质都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造福于民。 汪康说,在新的形势下,民生问题日益凸显、备受关注。税务部门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税收工作的根本,充分发挥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扩大就业,以及支持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切实处理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要不断深化税制改革,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和税率结构,落实个人所得税、资源税、房产税改革措施,进一步构建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税收制度。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认为,虽然提法一样,但2012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2011年有所不同。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的背景下,2012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虽然继续保持“积极加稳健”相搭配的格局,但相对于以往,其实际内容也应当且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就积极财政政策而言,这种调整主要包括:预算赤字规模,宜在去年的基础上略有增加;减税而非增支,将成为主要载体;结构性减税的操作,应锁定流转税并以增值税为主;增加支出的操作,宜将重点放在改善民生上。稳健之中有微调在北京雅宝路商圈做服装批发生意的金凤,2008年12月被推选为北京丽水女企业家协会会长。几年来,该协会先后吸纳了40多位浙江丽水籍姐妹入会,其中绝大多数人都跟金凤一样,从事的是商贸生意,普遍面临着流动资金缺乏的问题。经过金凤多方奔走,民生银行前不久对20多位会员进行“打包授信”,平均获得200余万元贷款,奠定了扩大经营规模的良好基础。 金凤及其姐妹们如此快捷地获得融资支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今年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信贷在保持合理增长的同时,投放结构进一步优化,流入了小微企业、“三农”等经济薄弱环节。 同2011年相比,今年货币政策同为“稳健”,体现了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但是,今年“稳健”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不断发展变化,货币政策需要适时适度预调微调。 从国际上看,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交替上升,导致全球经济复苏不确定性增加,各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保持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新兴经济体同时面临经济放缓和通胀压力,金融市场波动较大,资本流动方向多变,全球流动性不断扩张,国际经济复苏总体疲弱。 从国内来看,当前总需求比较稳定,货币条件回归常态,粮食生产形势较好,国民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但也要看到,劳动力、土地、资源、环境等要素成本上升压力仍然较大,国际市场流动性过剩依然突出,输入性通胀压力也较大。因此,总的来看,未来物价上涨的压力仍然存在,需要宏观政策继续把握好力度和节奏。 一年多来,受央行多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银行存贷款利率的影响,加上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作用,部分中小企业资金紧张、经营困难。因此,货币政策在保持“稳健”的基础上还需体现“总量适度、审慎灵活、定向支持”的要求。这一要求实际上是央行对货币政策如何微调的一个诠释,即信贷投放虽会保持一定程度增量,但一定是“定向”,是对有利于结构调整的行业和领域进行支持。 今年货币政策或将呈现“相对宽松”态势,并不意味着宏观调控转向。下一阶段,货币政策仍将继续以“稳健”为主基调,同时央行在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等方面的调整将更有针对性和灵活性,信贷政策将更好地与产业政策结合,实体经济将获得更多的金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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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官方公共微信中央定调2017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12月16日,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17年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且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预算安排要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院长胡怡建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2017年财政政策力度或继续加大,财政赤字会增加,很可能突破3%。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也表示,在经济下行压力下,2017年财政赤字率很可能突破3%,赤字率将在3%~4%之间。渣打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丁爽则预测,明年预算内的财政赤字率会定在3.5%左右。近些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中央一直采用积极财政政策,而且力度越来越大。根据年初预算,2016年财政赤字规模提至21800亿元,财政赤字率提至历史最高的3%。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除了强调财政政策“积极”之外,还强调了“有效”。“这就要求财政支出更加精准和有针对性。”胡怡建称。对于2017年财政支出、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三大要求:预算安排要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五大任务,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下称“三去一降一补”)需要在明年取得实质性进展,这离不开财政支持。为了支持去产能,2016年中央财政设立1000亿元的专项资金,用于去产能过程中的员工安置等。为了降低企业成本,2016年还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增值税,为企业减税超过5000多亿元,而今年财政赤字的提高,也正是为了此次减税提供空间。胡怡建认为,明年财政在“三去一降一补”会继续加大支持力度。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也是明年积极财政政策重要体现。胡怡建认为,财税部门可以解决目前“营改增”面临的一些实操问题,明年更好地继续落实“营改增”减税效应,此外,创新创业方面的税费和行政事业性收费还有下降的空间,社保费率也可以适度下调。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院近日调研报告也建议,要针对关键环节完善税收制度,降低企业税收负担。进一步加大小微企业税收优惠力度,支持创业创新。严格落实降低社保费率政策,进一步探索适度降低、的征缴费率,减轻低收入人群和用工企业的社保负担。对于此次会议提出的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胡怡建认为,这其实是中央一直强调的,财政也把保障民生作为重要任务,支持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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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财政政策其一,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就政策作用大小的比较意义而言的。以来,由于多种原因,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出现了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趋于弱化,“吃饭财政”难以为继的窘境。面对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之后出现的需求不足、投资和经济增长乏力的新形势及新问题,特别是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和影响,必须使我国财政政策尽快从调控功能弱化的困境中走出来,对经济增长发挥更加直接、更为积极的促进和拉动作用。这就是“更加积极”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涵义。
其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就我国结构调整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而言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结构性矛盾也日渐突出,成了新形势下扩大内需、开拓市场、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严重障碍。而作为结构调整最重要手段的财政政策,显然应在我国的结构优化和结构调整中,发挥比以往更加积极的作用。此外,由于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国有企业改革中下岗、失业人数增加,城市贫困问题的日渐显现等原因,作为社会再分配唯一手段的财政政策,也必须在促进社会公平、保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至为关键的调节功能。这是市场机制和其它政策手段所无法替代的。形势的变化,紧迫的客观需要,使中国的财政政策不能不走上前台,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其三,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一种政策类型,而是一种政策措施选择。中外的经济理论表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政策,大体可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三种类型。如本世纪30年代美国的“新政”,及其与之配套、至少实行了10年之久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自60年代以来所奉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等,都具有这种政策特征和政策取向。而我国当前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在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大方向下,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始料不及的某些外部因素而采取的一种应对性财政政策举措,并非是一种政策类型。
性质特点/积极财政政策
政策的阶段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也可以说,这是在国内经济有紧迫需要,政策实施又有现实可能的条件下,所作出的一种有条件的政策选择。这里所谓客观需要,就是扩大内需以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需要,是在货币政策因实施、操作通路局部受阻,其刺激需求的能力与效果受限的条件下,必须进行的一种政策选择。而所谓政策环境允许,就是说,尽管国家财政收支形势较为严峻,但在银行有较多“存差”,有富裕资金,企业因约束机制强化等原因而贷款谨慎等情况下,财政可以通过实施以适度扩张的国债政策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来达到扩展需求、刺激经济的目的。一旦这种政策环境发生变化,财政政策选择就需另行考虑。
政策的定向性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正是有鉴于此,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选择了以调整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增强经济增长后劲和产业带动效应为目的,以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方向。
政策的复合性
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简要地说,除了向国有增发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外,同时还发行了亿元特别国债,以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通过调整中央财政的支出结构,腾出180亿元,专门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和抗洪救灾等,即通过财政的转移性支出,以刺激消费与投资;分批提高了一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调整了税收政策,降低了关税税率,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国内投资项目,在规定范围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殖税,以此推动和增进外经贸方面的需求。
政策取向/积极财政政策
积极财政政策投资规模与消费需求结合在政策重点的选择上,把增加投资规模与刺激、拓展最终消费需求相结合。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卖方市场——短缺经济条件下,我们一直习惯于把刺激的重点放在投资和生产上,亦即放在增加产品供给上,因为供给的约束始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然而,在市场经济——买方市场条件下,需要刺激的重点则是消费需求,有效需求是制约发展的主要方面。刺激投资和生产固然也是在提高需求,但这只是中间需求,它究竟能对经济增长发挥多大的作用,究竟能否提高经济效率,则取决于最终需求的状况。新形势下有助于扩大内需的财政、货币政策取向,必须把增加投资和生产与刺激最终消费有机结合起来。
总量扩张与结构优化结合
在政策力度的把握上,使总量的适度扩张与结构的调整、优化相结合。因为当前问题的性质,既不是简单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也不是简单的总量需求不足,而是在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增长)模式转轨时期,在已经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形势下,主要由于转轨“镇痛”、体制和结构障碍等基本原因而形成的过渡性困难。正是由于这种特点和性质,即在体制转轨尚未完成,结构矛盾十分突出、适应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还很不健全等情况下,如果片面强调和实施全面松动的总量扩张政策,那就很可能诱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加重结构调整的困难,从而非但无助于当前经济的协调、有效增长,而且还将为后续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就业问题的解决,造成更多的麻烦和后延性障碍。
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发展结合
在政策倾向的掌握上,应把支持国有经济与鼓励非的发展相结合。因为无论是从其发展需要、发展可能及其存在的巨大潜力,还是从其在诸如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国家税收、解决就业问题等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来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增长目标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然而,从实际情况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又的确存在着不少现实障碍和困难,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都有一些亟待研究解决的政策性问题。
当期政策与长期政策结合
在政策效应的考虑上,使扩大内需的当期政策效应与长期政策效应相结合。因为,既然需求不足将是制约我国后续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问题的解决就不能只顾眼前、不计长远,在政策取向、政策效应的分析和估量上,必须把短期与长期、当前与今后加以统筹考虑。
调整因素/积极财政政策
市场和消费替代
即当前财政、货币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有利于进一步开拓市场和刺激最终消费需求方面,逐步减轻经济增长对扩大政府投资规模的依赖。这方面可供选择的措施很多,如有序推进银行的消费信贷;适当增加财政对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支出比重,特别是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财政转移性支出数量;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村和农民收入,为开拓巨大的农村市场奠定基础,等等。
民间和企业投资替代
社会资金是永远流动和相互转化的。为实现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除了某些社会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提供,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投入以外,民间和企业投资的增加,就能为政府基于拉动经济增长目的而进行投入的适时退出创造条件。在这方面,我国是存在很大潜力的。比如,尽快减轻企业沉重的非税负担,改变有些企业存在的费大于税状况所能产生的企业投资潜力,就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字。同时,只要引导有方、政策得当,激活我国巨额储蓄存款余额和游资的利用机制,也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又比如,充分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经济手段,以充分调动和吸纳社会资金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方面的投入,收到“四两拨千斤”之效。
出口需求替代
虽然国际经济形势动荡不定,不确定的因素较多,但通过深化我国外经贸体制改革,加强结构调整,改善政策激励措施,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等途径所能产生的能量,也是不可低估的。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去年在引进外资方面所创造的成绩,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风险分析/积极财政政策
积极财政政策风险是指积极财政政策的预期目标不能实现或失败的可能性。其风险的表现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政策决策风险,二是政策执行风险。这说明积极财政政策风险不是局限于某一个环节,而是贯穿于政策的全过程。一般而言,导致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防范风险基本对策原因
(1)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确定方面的偏差。确定的政策目标严重脱离实际,或财政政策目标与国民经济发展目标脱节,或财政政策目标本身的模糊性,都会带来相应的政策风险。(2)在财政政策决策和执行的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和未来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3)财政政策决策者和执行者的水平和能力也影响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程度。(4)财政政策工具选择上的失当,且政策工具之间缺乏有机配合。(5)财政政策严重滞后,没有随经济运行状况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6)财政政策作用的力度过大或过小。(7)在财政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特定利益集团的阻挠或政策执行者对政策理解上的偏差。分析
以上只是从纯理论的角度对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含义、表现及成因进行了抽象分析,对中国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分析不能停留于此,而必须密切联系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实践来具体进行分析。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财政部关于增发国债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今年中央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决定由财政部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决不搞一般性工业项目。根据这一原则,当年安排的国债资金项目主要包括: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铁路、公路、电信和一些重要机场建设;城市环保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建设500亿斤仓容的国家储备粮库;农村电网改造和建设工程、城市电网改造;增加公检法及司法设施建设投资;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其资本金;调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和进口设备税收政策。1999年,中央政府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和鼓励出口,决定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政策措施的运用方面,既向银行增发国债用以扩大投资,又增加居民收入以促进消费;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又支持企业技术改造。2000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发行1000亿元长期国债,重点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60%以上的国债投资用于中西部地区;二是继续贯彻落实&1999年出台的调整收入分配的各项政策措施,保障城镇居民的收入稳定增长;三是进一步应用税收等手段,鼓励投资、促进消费、增加出口。根据中央的精神,在2001年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主要的政策措施包括继续追加现有国债资金项目的投资,加大西部地区开发力度,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
从近3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来看,通过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1998年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1999年拉动经济增长2个百分点,2000年拉动经济增长1.7个百分点(估算)。2000年GDP增长速度8%,增幅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这表明2000年我国国民经济已出现了走向良性循环的重要转机。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尽管2000年国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回升,但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我国的经济竞争力还比较弱;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消费需求增长的潜力还没有充分挖掘出来;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还没有根本转变,企业经济效率没有明显的提高,不少企业经营十分困难,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农业发展基础不牢,农民收入增长十分缓慢,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仍没有很好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信息化程度较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缺乏坚实的基础。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政策的作用效果同我们的预期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反差,这说明积极财政政策在其决策及实施过程中客观上仍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导致政策风险的原因主要有:首先,就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而言,集中在拉动经济的年度增长上,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关注不够。其次,在分析经济增长速度连年下滑的原因时,认为是内需不足造成的,因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着力点只是放在扩大内需上,而对社会供给方面存在的问题缺乏充分的认识和应有的重视。再次,在政策工具的选择方面,主要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来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其他政策工具很少使用,不同的财政政策工具之间缺乏有机配合。第四,在2000年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开始回升的情况下,我国财政政策的重点仍然放在扩大需求上,而没有适时地进行战略上的转移,财政政策显得严重滞后。第五,在处理财政政策作用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关系方面,片面强调前者的作用,而忽视后者的作用,没有摆正财政政策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致使财政政策的力度偏大,财政风险尤其是国债风险进一步加大。第六,积极财政政策没有体现其应有的公平性,而是过于向国有经济倾斜,对其他所有制经济存在明显的歧视,尤其是在财政投入方面。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不利于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第七,由于层层截留、挪用,据估计,约有20%的国债资金不能到位,致使通过国债投资项目拉动经济增长大打折扣。
基本对策/积极财政政策
确定财政政策目标
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的确定上,必须从片面追求年度经济增长转移到确保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上来。作为我国的最高决策层,在制定财政政策目标时,不能仅仅局限于确保年度或任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而应将重心放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只有这样,我国的国民经济才能真正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才有保证。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既包括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也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地区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城乡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生态环境的好转等。转移财政政策重心
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该从拉动需求转移到改善供给上来。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初期,针对需求严重不足的严酷现实,财政政策作用的侧重点放在拉动需求方面,这样做简单、操作,而且见效快,因而是无可厚非的。到了2000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回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投资品及消费品价格开始止跌回升,这说明我国的需求管理政策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尽管有效需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转移到有效供给上来了。经过3年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的财政赤字率、偿债率、债务依存度都已接近或超过警戒线,虽然负债率还较低,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国民经济对国债的承受能力相对低下,因而以西方发达国家及欧盟成员国所确定的警戒线标准来说明我国的国债发行还有较大的空间,这是不正确的。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应控制在20%以内为宜,最多不得超过30%,否则有发生财政危机的危险。
由此可见,以扩大国债规模和财政支出规模为主要内容的旨在拉动需求增长的财政政策已没有多大的回旋余地。单一的需求管理政策只能解决短期的经济增长问题,不可能解决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要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放到改善供给、增加有效供给上来。要通过财政政策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使产业结构、地区经济结构和城乡经济结构逐步合理化,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有机协调起来。调整财政政策工具
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及政策的重心发生转移的情况下,对财政政策工具的运用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首先,在国债方面,虽然维持一定数量的国债发行是必要的,但国债发行规模要加以严格控制,国债增长速度应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国债风险程度能得到有效控制和降低。国债资金的运用应仅限于具有经济效益的领域,并重点投向基础产业及基础设施,以及企业技术改造和信息产业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资金向这些领域的投入不是包办或垄断,而是重在发挥其对民间资本的引导作用。国债资金应退出纳消费性领域,有关社会保障事务应通过税收等无偿性收入来解决。在国债资金投资结构上,要逐步加大新兴产业及企业技术改造方面的投入,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升级,充分发挥国债投资的“”和“乘数效应”,拉动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要加大对国债投资过程的监督管理,确保国债资金的到位,提高其使用效益。在利用国债投资加大西部地区开发力度的过程中,投资的重点应放在西部地区的基础工业及基础设施方面,优化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并使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得到进一步加强。
其次,要充分发挥财政贴息的杠杆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财政投资支持国家重点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和对社会投资实施调控,这是必不可少的。但在财政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日趋下降、国债风险加大的情况下,面对中长期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巨大的投资资金需要,财政的直接投资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当前一种切实有效的方式是通过财政贴息支持政策性融资,变直接投入为间接拉动与引导。目前要扩大财政贴息的资金规模,使之成为加强供给管理的有效工具。
再次,要通过税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刺激民间投资。要废除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变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并相应调低其基本税率,取消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区分;统一企业所得税,给内外资企业以公平的税收待遇。取消地区性税收优惠待遇,实行以产业为导向的税收优惠待遇。
第四,要切实解决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和乱集资问题,充分发挥人大、政协、人民群众及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规范和约束政府本身的行为,切实减轻企业及个人的负担,调动其投资积极性。如在政府收费方面,有关政府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等都必须通过全国人大或省级人大的审批,收费标准的调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省级人大常委会举行听证会。各级政府只是收费的执行者和管理者,无权进行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和调整。
正确认识财政政策的地位
正确认识财政政策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坚持市场第一、政府第二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的宏观调控只能建立在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政府的财政政策只是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和缺陷。因此,对财政政策的作用既不能低估,也不能夸大。在运用财政政策以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时,要注意掌握好政策的力度和作用范围,保持财政政策的公共性、公平性和适度性。要通过财政政策的实施,弥补私人经济部门投资的不足,并积极引导其投资方向,而不是排挤私人经济部门投资,同其在经济领域争利。作为财政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要注重提高决策水平和执行水平,及时收集和掌握经济发展信息,减少和避免政策决策和政策执行的盲目性。
其他经济政策密切配合
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的实现及其风险的防范,还需要其他经济政策及经济制度的密切配合。我国的一切经济政策及经济制度都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特别是在我国即将加入WTO的历史背景下,要确保其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财政政策的实施结果与预期目标之间尚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不仅是财政政策本身的问题,还有其他的政策及制度原因。如缺乏和资本市场的有力支持,民间投资产业准入政策方面的障碍等,使民间投资近几年来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要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必须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方面给予公平待遇,废除各种歧视性的规章制度,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及银行信贷等多种方式融资。要逐步取消产业准入方面的制度性障碍,变审批制为登记备案制,除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及国防安全的领域不宜让民间资本进入外,其他领域应尽可能向民间资本开放。凡是允许外资进入的领域,都必须对国内民间资本开放。
系统性/积极财政政策
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大方向下,2012年的财政政策呈现“稳、调微观、保民生、促发展”四大特点。
先说“稳宏观”。“稳”的总体要求是保持财政支出扩张力度,并对经济主体适当减税。因此,“稳宏观”的主要措施有两部分:一是坚持政策的力度和结构,全年共发行国债和地方债8500亿元,有效对冲了经济的下行压力。二是大力推进结构性减税政策,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包括落实新的个人所得税法,降低社会中低收入群体的纳税负担;实施提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等减轻小微企业税费负担的政策;对小型微利企业实施所得税减半征收优惠政策;开展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并稳步扩大试点范围。
第二是“调微观”,主要完成了八件大事:一是大力支持自主创新和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二是中央投入1769亿元,加快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三是建立健全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政策体系;四是投入150亿元,将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覆盖到国家确定的全部牧业半牧业县;五是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力度,实施税费减免政策;六是大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推动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七是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八是落实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各项财税政策,提高困难地区落实各项民生政策的保障能力。
第三是“保民生”。这个“保”字具有保障和改善的双重含义,并体现在公共服务提供和居民收入增长两个方面:一是今年保持较大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教育、、和、保障性安居工程、公共文化等社会事业加快发展。二是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落实最低工资制度;扩大财政补助规模,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
第四是“促发展”。这个促发展与“稳中求进”的“进”是一个道理。本年度内,规模继续扩张,全年经济增速预计可能超过7.8%;经济结&构持续改善,实体经济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例超过70%,并且高新技术企业投资活动占其中一半以上;技术和管理创新因素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明显&上升,提供的经济增长贡献预计将超过20%。
总体看,2012年度财政政策的成绩可圈可点。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基本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目标;加快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实现新型和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财政补助标准;扎实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新开工建设700万套以上;保证公共财政对文化建设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
三个支点/积极财政政策
作为一种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操作,积极财政政策的实际内容必然要落实于增加赤字、减少税收和扩大支出三个方面。增加赤字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财政赤字的规模及其边际效应直接决定财政扩张力度的大小。实施财政扩张,2013年的财政赤字就要在2012年的基础上有所增加。把通过举借国债和动用稳定调节基金弥补的财政赤字(分别为8000亿元和2700亿元)合并计算,2012年赤字的总规模超过1万亿元。考虑到2013年的经济走势和实施财政扩张以及其他方面的需要,可&以预期,2013年财政预算赤字的增加额当以数千亿元计。再看减税和增支。一笔特定数额的财政赤字可以支撑减税,也可以支撑扩支,还可以同时支撑减税和扩支。这取决于对积极财政政策扩张力度的把握。鉴于税收和支出的乘数差异,一般而言,扩大支出较之减少税收具有更大、更直接的扩张性效应。然而,考虑到兼顾双重需要、锁定多重目标的当下宏观经济政策格局并权衡各方面利弊得失,则可以判断,2013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应以实施结构性减税为重心。以结构性减税而非以扩大政府支出为重心,是因为减税主要通过民间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非政府直接投资的增加实施经济扩张。这样做,一方面有助于实现逆周期调节的稳增长目标;另一方面有助于将更多的投资决策权交给市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避免粗放型扩张,更好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对于推进结构调整的作用。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在2012年特别是2012年下半年,结构性减税已成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载体。进入2013年,在双重需要、多重目标的牵制下,结构性减税对于财政扩张的作用将愈加凸显,甚至可能成为影响此轮宏观调控效果的主要因素。这就意味着,2013年的财政预算&赤字至少要有一半以上甚至更多的份额用于支撑结构性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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