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完美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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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完美解决方案
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完美解决方案
作者：黎亚彬　时间：　来源：海疆网
在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提出他任内最后一年的头等大事是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近日又再一次提出要在第四季度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由此可见这一问题的紧迫与重要。
贫富差距无疑是当今中国的一个最根本、最重要的弊端和问题，是当前人民对社会不满的焦点，是改革无法推进的根源。中国能否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决定着中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是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关键。一个国家或社会，只有以某种方式有效解决或大幅缓解贫富差距现象，才可以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否则就只能处于贫困与落后之中，在麻烦、矛盾、问题与危机中纠缠不休。
一、贫富差距问题能不能得到根本解决？
对于贫富差距，有网友说：“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要有大手笔的政治改革才能实现。现阶段，可能性不大。能缩小一点点贫富差距就不错了”。更有人说：“由于收入分配领域多年来积累的矛盾和问题，涉及到国有企业改革，尤其是垄断性行业的市场化等诸多问题，各种权力因素对资源配置及市场分配进行的干预所导致的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同市场脱节的现象，阻碍了科学合理的分配格局的形成，财税体制改革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审慎从事”，因此“公众应全面地、客观地、理性地看待此次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唯有抱着平和的心态，才能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到来后，不至于因心理不平衡而自寻烦恼或落差太大而怨天尤人”。
对于这种悲观宿命论的思想认识，笔者是不敢苟同的！特别是拿种种所谓阻力为借口，借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之名，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之实，忽悠、欺骗人民百姓，实是非常可耻的。办法和出路总是有的，无论什么问题都总是可以解决的，关键要看我们的党和政府、人民群众愿不愿去解决，怎样去解决了！
贫富差距问题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新问题，而是一个伴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与生俱来的一种客观现象。人类对其研究其实已经非常充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更是从根本上揭示了这一迄今为止人类面临的最严重、最根本问题的产生根源与解决办法。到今天，这种痼疾之所以还能肆虐中国，在中国制造许许多多的麻烦、问题和危机，只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解决办法存在一定的认识不足而已。
实际上，贫富差距问题的根本在于人民的贫穷与失业。彻底解决人民贫穷与失业问题的办法，就是彻底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办法。而在当今社会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上，贫穷与失业问题早就不应该存在，完全可以得到现实的解决。大多数人民至今依然贫穷和失业的根源，显然在于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上。而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认识，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上的问题却是随时可以解决的。因此，贫富差距问题也应是可以得到根本解决的。
消灭人民的贫穷与失业，不是简单的均贫富，也无需挤富济贫。只需通过某种方式，让无业者拥有自己的工作，让贫穷的人民富裕起来就可以了。这应是全社会所有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一件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情。因此，实际上，贫富差距问题的解决不应该有任何的阻力。无论是富豪还是高官，无论大资本家还是大银行家，只要是一个正常人，就都应该不会拒绝贫穷与失业问题的解决，不会拒绝所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实现一种共同富裕的良好局面。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解决方式的合理与有效，而不在于所谓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只要有合理的方式，只要不侵害一般人的正常利益，即使那些不喜欢共同富裕，只希望奴役和压迫别人，想把别人踩在脚下的少数极端反动分子也是不敢公开反对的。
实际上，贫富差距问题也是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是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根本关键。从本质上看，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思想的基本目标和出发点；解决了这一问题，也就等于实现了共同富裕，实际上就是基本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
现在，有许多人想绕开马克思主义理论谈贫富差距问题的解决，谈政治改革、党的领导、国企改革。这种行为明显都是一种对现实问题的逃避，是一种不负责任，不求甚解，只想鱼目混珠，蒙混过关的短视行为。谈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为何要绕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呢？没有必要，也是绕不过去的。即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绕不过去，何况一个有13亿人口和90年社会主义革命历史的社会主义中国。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没什么好遮掩的。当今中国，早已不是那种说资本主义好就被革命，说社会主义好就不能发财的时代。
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阶级压迫等现实问题的解决。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却脱离实际，不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解决现实中的贫富差距、贫穷与失业等问题，却去寻求实现一种不现实的更高级的什么生产力极大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们各取所需、各尽所能的共产主义目标。这种脱离实际的做法，不但无法实现所谓的共产主义，也使贫穷与失业、贫富差距等现实问题得不到解决。毫无疑问，这种脱离实际的做法是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末普遍遭遇重大挫折，贫富差距等弊端和问题至今还在肆虐中国的根本原因。
解决现实的人民贫穷与失业等问题，必须放弃那些不现实的幻想。那种寄望于生产力极大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民思想极度文明，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所谓共产主义来实现贫富差距问题的彻底解决，显然只是一种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是没有任何理论与现实依据的，是不科学、不可能、不现实的，最终只能是白费力气，只会让贫富差距、贫穷与失业等问题继续存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标准是什么？社会产品丰富到什么程度才算丰富？能做到所有人民的思想都极度文明吗？那种人民可以各取所需的社会有可能出现吗？显然，这一切都没有任何的理论与现实依据。这种所谓的共产主义，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思想的一种断章取义，是教条式错误地理解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一种结果。
人类社会是现实的物质社会，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和要求，不是仅凭一种强大的意志和简单的想象就可以达成一种美好社会状态和目标的。必须沿着对现实问题的实际解决的方法和思路，我们社会才能逐步发展出一种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一切要符合客观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才行。
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马恩选》1972年版1卷24页）。因此，那种抛开了个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忽视物质生活条件的有限性，企图通过人民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去争取建设一个可以各取所需的所谓共产主义社会的梦想是不现实、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求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侧重于现实社会的实际问题的解决，而不是刻意去追求一种没有现实依据的终极美好目标。而现代社会的实际问题主要就是贫富差距问题、人民的贫穷与失业等问题。贫富差距是阶级社会阶级分化的表现，是资本主义雇佣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没有贫富差距的共同富裕的理想社会，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追求的没有阶级压迫的真正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主义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基本主张就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没有雇佣的生产方式，按照生产力的社会本性进行产品的生产与分配。显然，那种全社论统一占有和管理社会生产的设想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而只是马克思本人对未来社会生产方式上的一种不成熟设想。而基于这种设想的所谓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不过是在这种设想实现之后，马克思个人对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高级理想目标进行的一些可能性分析而已。现代社会主义者把这种高级共产主义目标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分割出来，忘记或忽视马克思主义原理本身，却去盲目追求一些不现实的终极目标显然是错误的。
二、当前中国贫富差距问题产生的根源
首先得认清，贫富差距是一个社会的经济现象。一种长期、重要的经济现象的产生必然根植于社会经济的基本内容和根本基础，必然是社会经济的基本生产方式存在一定弊端的结果。那种忽视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而把焦点转移到所谓官僚腐败、国企垄断、自然资源公有制、社会保障体系不发达、市场经济制度不完善等各种表面因素上，明显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有点居心叵测的行为。
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和基本内容是什么呢？自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社会经济主要是以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并存为主要内容的。但这之间却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最终是国有经济失去大半江山，退居次要地位；而私有经济则发展迅速，逐渐占据社会主要地位。而与此相对应的就是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一天比一天严重。毫无疑问，中国社会的基本生产方式从国有经济为主，逐渐变为私有经济为主的客观现实，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贫富差距问题不断恶化，人民贫穷与失业问题无法解决的根本原因。
私有经济是一种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而贫富差距问题的产生，恰恰就在于社会生产的这种雇佣本性上。在这种雇佣生产方式下，社会经济要依靠有钱人的投资才能形成和发展，而普通人民群众则只能依靠有钱人在投资生产时的雇佣才能获得一点工资形式的收入，才能继续生存和发展。而有钱人投资生产是要以个人获利为前提的，普通劳动者能否参加劳动，怎样参加，获得多少收入，都要由雇主根据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来决定。私有企业的效益好，雇工就多拿一点劳动报酬，不好就降低工资或解雇工人。普通的劳动者成为少数资本家阶级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的利润生产工具，显然，在这种生产方式下，普通人民群众怎么可能富裕起来？而且，贫穷困苦是人民愿意被雇佣的前提，为了实现私有经济的持续发展，整个社会就不得不确保人民的普遍贫穷，而资本家阶层也有足够手段和方式实现人民的贫穷，从而为他们自己创造足够利润空间。普通人民的贫穷与失业成了私有经济可以持续发展的前提基础和客观要求。显然，这样的社会必然是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社会；广大劳动者阶层越来越贫穷，而少数资本家阶层则越来越富裕，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必然是越来越大，阶级矛盾必然日益加深。
根源于这种生产的雇佣本性，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发展必须在人民普遍贫穷与失业的状态下进行。没有人民的贫穷与失业，就没有资本主义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更没有资本主义的所谓自由与繁荣，资本主义制度就难以继续延续和存在下去。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规律之一的经济危机，实际上已是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延续和发展的一种形式和客观需要。一旦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不发生一次足够严重的经济危机，从而把刚刚有点富裕起来的人民生活水平降下来，资本主义经济就无法继续发展下去。为了确保人民的贫穷与失业，从而确保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发展，世界各国的资本家们必须定期采取措施，因势利导，以人为制造出种种政治、经济、粮食、石油、货币等危机的形式，来确保人民的贫穷，确保私有社会经济的发展空间，实现资本家阶级的剥削与统治地位的永续存在。
自2007年开始到现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接连爆发通货膨胀、粮食危机、石油危机、原材料涨价、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但这些危机的本质无一不是世界大资本家们为了确保资本主义世界的长远发展，搜刮世界人民的财富，提高资本利润率，并确保其对全球经济的控制和霸权而因势利导，故意制造出的一些灾难，是世界大资本家们的主观意愿加上客观条件而人为制造的一些天灾人祸，一些丧尽天良的行为。其目的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而为资本主义的自由与繁荣、存续与发展创造新的空间和可能。
显然，只要一个社会的基本生产方式是以雇佣为基础的，那么贫穷与失业、贫富差距、经济危机等社会弊端就不可避免，劳动人民就不得不永远贫穷下去，贫富差距就不得不持续扩大，经济危机也要定期发生。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只要其经济发展方式是资本主义雇佣性质的，那么就必然存在这种贫富差距现象，人民群众就必然处于一种贫穷困苦、任人宰割的不公平、不自由境地。除了推翻资本主义雇佣生产方式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办法和出路去改变这一切。显然，私有雇佣的经济发展方式才是导致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巨大、人民贫穷与失业、经济危机频发、环境与资源恶化、官僚腐败现象严重的根本原因。
但是，更为根本和重要的问题是，这种私有雇佣生产方式本身的产生原因是什么？应怎样避免和克服？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之处，也是社会主义的中国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根本和关键。正是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清，导致了过去中国错误地以国有计划经济作为社会的基本生产方式，并最终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挫折，也导致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私有雇佣经济在中国广泛、快速的恢复和发展。认清这个问题，也是接下来的中国能否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摆脱各种矛盾和危机，继续走向繁荣和发展的关键。
依据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想，依据马克思本人缺乏经验的不充分认识，生产与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即市场经济状态是导致资本主义私有制，即私有雇佣生产方式的产生根源。因此，建立一种没有商品与货币，没有市场交易的全社会共同占有和管理社会生产的计划经济，就成为实现社会主义，杜绝私有雇佣生产方式的唯一选择。这便是国有计划经济实践的理论依据。
实际上，生产与竞争的无政府状态虽然是导致私有雇佣生产的直接原因，但并不是必要原因。只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之下，生产与竞争的无政府状态才会导致私有雇佣生产的产生。这一定的前提条件就是人民的贫穷与失业，即存在一定数量的一无所有的，愿意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别人的劳动者。这些足够数量的愿意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劳动者，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产业后备军”。没有产业后备军，就没有资本主义私有雇佣生产方式的产生。
因此，实际上，建立一种可以有效杜绝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没有必要非得消灭市场交换与竞争，无需消灭商品和货币。只要通过某种方式，消灭了社会上存在的“产业后备军”，即消灭了人民的贫穷与失业现象，也就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消灭人民的贫穷与失业只需为有需要的劳动者提供必要的生产资料，使其不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可以自由建立和拥有属于自己的社会生产就可以了。显然，这其实并不需要消灭商品与货币，更不会、不应是一种“全社会共同占有和管理社会生产”的方式；而应是一种由企业劳动者集体占有和管理自己企业生产的生产方式。因为一旦人们可以自由建立和拥有自己的社会生产时，人们将在企业的范围内进行生产合作，而且同样需要市场和竞争，需要商品和货币，而不会形成一种全社会统一占有和管理社会生产的计划经济形式。
马克思之所以主张一种“全社会共同占有和管理社会生产”的方式，完全是出于避免私有经济重生的目的需要。他担心这种集体合作的企业、工厂会经营失败，会重新出现一无所有的劳动者而导致私有经济重生的现象；同时也认为各集体企业之间也会存在竞争与不平等；并且以为那种“全社会共同占有和管理社会生产”的做法是可行的，所以才主张这种“全社会共同占有和管理社会生产”的做法。
事实上，马克思等人没有注意到，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可以通过为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提供有偿使用公有生产资料的方式，使新的一无所有的劳动者重新建立这种集体合作的企业的方式有效避免这一点。由于具体劳动者是有偿使用公有生产资料的，所以公有生产资料不会枯竭，在不断的生产中只会越来越多；同时具体劳动者使用公有生产资料是以集体合作的方式进行生产劳动，因此没有导致私有制的重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要求的。
而一旦整个社会拥有无数个这样所有权独立的集体合作制企业，那社会经济就必然是一种市场经济，也会出现一种收益平均化的趋势，既可以避免各集体企业之间的不平等，也可以实现一种共同富裕的局面，是一种更为有效、合理的社会主义实现方式。这也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无需必然是计划经济，也可以是一种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和目的，是杜绝资本主义的私有雇佣劳动，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同样可以有效杜绝资本主义私有制。
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指对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而不是普通个人对消费资料的私人占有。而存在个人对自身消费资料的占有，就一定要有市场交换的需要，社会经济就必然需要是一种市场经济的；而在公有生产资料为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提供原始生产资料服务的前提下，社会就没有产业后备军，私有财产就无法转化为私有生产资料，从而就可以避免私有制的重生。因此，市场经济并不必然一定是私有市场经济，那种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没有雇佣的、以集体合作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也可以是一种市场经济，也需要进行产品交换和市场竞争，需要商品或货币。所谓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当商品属于私人所有时，是资本主义私有市场经济；而当商品属于商品生产者集体所有时，就一定是社会主义公有市场经济。
显然，在当今中国，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消灭贫穷与失业现象的方法与出路，只有这种社会主义的以集体合作为基础的没有雇佣的市场经济。这是中国社会和人民唯一科学、有效、可行的出路和选择。
三、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完美方案
何谓完美？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会有什么样的改革方案可堪称完美？
这里的所谓完美就是可以直接、科学、有效地解决问题，但却不会或不应招致阻力，有效而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完美，是相对于其他改革方案遇到重重阻力，严重难产，不科学、不合理，难以成功和奏效，历时八年也无法出台而言的。
中国改革之所以陷入困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之所以难产，无非就是在理论思想上缺乏共识，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真正办法，而陷入国有和私有之间的纷争而已。一派主张国进民退；另一派主张国退民进。坚持国进民退的一方认为私有经济是贫富差距的产生根源，而且不足以抗衡国际大资本的竞争，认为只有发展和壮大国有企业才能有助于国家的繁荣昌盛，确保国民经济的稳固成长。
而坚持国退民进的一方则认为国有企业的存在与发展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原则和要求，不利于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与发展，不利于宪政民主、自由人权等现代文明事业的发展。而市场经济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必然要求，没有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就不会有任何的现代文明与经济的健康发展。
事实上，两派都各有道理，但又都具片面性。国有企业虽然具有一定优势，可以一定程度上克服私有企业的弊端与不足，自身却存在与市场经济不兼容、相排斥的特点，难以在社会上全面替代私有企业。一旦全面替代私有企业，就变成了过去那种国有计划经济制度，而国有计划经济制度的缺点弊端却是众所周知的。因此，国有企业无法全面扩张发展，因此也就难以全面有效克服和解决中国的贫富差距、经济危机等问题。个别国有企业的有效性、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并不证明全面的国有计划经济也是有效与可行的。而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却早已证明国有计划经济的无效与失败。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和条件是社会要存在足够多的所有权独立的企业，而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统统归国家所有，自然难以形成有效合理的市场竞争机制。过多的国有企业会影响市场经济制度的完整有效性，不完整、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也势必制约市场经济制度本身积极性的有效发挥。
实际上，中国的出路，改革与发展的出路，贫富差距问题的有效解决，最佳的收入与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应该绕过国企和私企这两座大山，既不搞国企私有化，也不搞私企国有化。既然贫富差距问题的产生根源在于社会生产的雇佣本性，而雇佣的产生又在于人民的贫穷与失业，那么解决问题的唯一有效方法和出路就在于直接有效地化解人民的贫穷与失业问题，这无需国企私有化，也无需私企国有化。
因此，完美的解决方案，应该是致力于消灭人民的贫穷与失业，而不是与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做无谓斗争。让贫穷者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情，无须挤富济贫，无须剥夺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让贫穷人们富裕起来，只是建设，不是破坏，不应有什么阻力。社会主义是以积极的方式扬弃资本主义，而不是以消极的方式扬弃资本主义。
我们都知道，企业生产是人们获取财富的地方。谁拥有企业所有权，谁就会富裕起来。资本家拥有企业所有权，就是私有企业，资本家阶层富裕了起来；当企业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就是国有企业，那些国企官员们就变得个个财大气粗、不可一世。因此，只要以上文我们提到过的方式，建立一种新的所有权归企业员工共同占有的社会主义“集体合作制”企业，让所有贫穷与失业者逐渐的都可以拥有自己的企业生产，那么这些贫穷与失业者就都可以富裕起来。
显然，在当今中国，各地政府以组建新的集体合作制企业的方式，着力解决人民的贫穷与失业问题，就不会受到大的阻力和压力，也不侵害任何人、任何势力的既得合法利益，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各地政府组建这种集体合作的员工所有制企业，有许多的好处。正如我在《做好一件事，解决中国所有难题》的文章中曾经例举过的：
1、这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方式，企业的所有权归企业劳动者所有，而不是归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所有。因此，资本对企业生产、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基本被杜绝。资本无法再控制和决定企业的生产经营，美国人妄图以资本控制中国政治经济的野心不得不破灭。
2、在国有生产资料的帮助下，只要愿意，人人都可以参与建立和拥有这种由劳动者占有和管理的企业。因此，中国大力推广和发展这种真正集体所有制企业，将可以有效消灭失业现象。
3、在这种企业中，人们不仅可以得到工资收入，同时可以参与企业管理，分享企业利润。因此，推广发展这种真正集体所有制企业，可以大大提高劳动人民的收入水平，可以有效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理想：共同富裕！
4、这种企业的所有权归企业的劳动者自己所有，因此即使在经济困难时期，企业劳动者也会继续进行生产劳动。完全不会发生私有企业那种停产、降低工资、解雇工人的事情。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掌握在劳动者自己的手中，不会被资本家凭空抽走，因此类似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不会再发生。
5、在这种企业制度下，生产的发展不再单纯是为了实现资本家个人永无止境的利润需求，而是为了实现劳动者的最好生存与发展。因此，环境与资源将不会再被资本家为了无意义的增殖利润而被无意义的开发和利用，环境与资源将得到最好的保护与利用。
6、这是一种社会主义的企业生产方式，可以有效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理想。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将更加具有合理合法性，中国的政治制度更加稳定、健康、有效。
7、由于这种企业可以大幅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因此困扰中国已久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等收入陷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居民医疗、养老、教育等等改革难题都将迎刃而解！
显然，组建这种新企业的办法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不侵害任何人的任何合法利益，却可以解决几乎所有至关重要的矛盾、危机与问题，何乐而不为呢？只要那些已经富得流油，甚至有钱没处花的既得利益者，不要非得把所有中国劳动者继续踩在脚下，压迫他们成为其永久的劳动工具，永久发财的垫脚石就可以了。
理论与实践早已证明，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都有天然的缺憾和不合理性，不足以圆满解决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正因为现实中的国企和私企存在这样的问题和缺憾，才导致中国社会中贫富差距、经济危机、腐败与犯罪等一系列问题的发生。只有创新发展一种可以有效补足这两种企业缺点弊端的新的企业，才能克服和解决因此而产生的各种问题。这种员工所有制企业兼具国有和私有企业的优点，却成功克服这两种企业的不足，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们解决一切现实问题的最好选择。
在现有国有企业、私有企业的基础之上，再大力推广发展一种新的员工所有制企业，让这三种企业在同一市场平台上公平竞争、自由发展。这即可立杆见影地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人民贫穷与失业问题、经济危机问题、社会和谐与稳定等问题，也没有压缩任何国有企业、私有企业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并不侵犯任何人、任何势力的利益，可有效扩大内需，摆脱经济萧条，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实是中国下一步改革与发展的最迫却、最完美、最有效的方法和措施。
在当前中国社会的国情与环境、条件下，组建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的没有雇佣的企业，中国的党和政府只需做好两件轻松可以做到的简单事情就可以了，不应再有什么阻力与困难：
第一、为有需要参与这种企业的劳动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创业贷款
这显然是现实可行的，没有任何人会反对这项政策，也不会损害任何人的任何既得利益，同时也是现代社会国家的一种通常的做法。中国香港现在就为每一个公民提供10万元港币的创业贷款，中国海南省政府就可以为每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提供5万元人民币的创业贷款。显然，中国党和政府只须把这种创业贷款的政策予以充分发展、发挥、扩大和深入就可以了。
一些人民之所以贫穷与失业，就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原始资金、生产资料，而无法建立和拥有属于自己的生产劳动，才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出卖自己劳动力，给别人打工，在别人的安排指挥下，为别人生产劳动，在别人的允许下获得尽可能少的一点工资收入，不但要忍受别人的压迫、屈辱和不公正待遇，还要经常被迫失业，找不到工作，甚至连生存的机会都没有，显然是不可能富裕起来的。因此，雇佣生产关系实际上是劳动人民受到生产资料的限制而不得不屈从于旧的、不公平的生产协作和分工的一种不自由、不公平、不平等的表现。
而劳动人民之所以受到生产资料的束缚，是由于历史和认识的问题，使作为生产资料主要来源的自然资源被社会上少数人给霸占的结果。原本属于全社会公有的最重要的自然资源，由于种种原因，变成了某些个人的私有财产，并延续至今。因此，实际上，实现自然资源的公有制，并以庞大的公有自然资源为基础，为有需要的劳动人民提供一定的生产资料服务，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所必须的行为，是维护公平、正义、平等、自由和人权的当然之举。那些借口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人，阴谋和要求实现自然资源私有化的做法是非常卑鄙、龌龊的行为。
为有需要的劳动者建立和拥有属于自己的企业生产提供一定的生产资料服务，这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所应尽的、起码的、最重要的责任和义务。无需抵押和担保，凭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身份就可以获得这种至关重要的创业贷款，是每一个中国公民最重要、最基本的人身权利。全中国的自然资源和国有资产是属于全体人民的，以某种形式让这些公有资产为人民提供具体、实用、有效的服务，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内容、前提、基础和保障！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此。从《资本论》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弊端重重，正在于社会生产的私有雇佣性质；而私有雇佣生产方式的产生则根源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正因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使劳动人民无法正常、自由地建立和拥有属于自己的社会生产，才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最终导致私有雇佣生产的产生。因此，社会主义的革命与运动，就是要通过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形式，让劳动人民摆脱生产资料的束缚，获得经济上的自由与解放，可以自主、自愿、自由地参与企业生产与分工合作，自由建立由劳动者自己占有和管理的社会生产。因此，探讨一种可以更好地为劳动者提供原始生产资料服务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方式，就是实现共产主义所必不可少的一个根本和关键环节。
过去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用国有计划经济的方式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这种方式并没有科学、有效地实现让劳动者自由与解放的目的，没有让劳动者可以自由建立和拥有属于自己的社会生产。在国有计划经济的制度下，劳动人民并没有摆脱生产资料的束缚，没有自由参与社会生产的权利，也没有成为自己劳动与劳动成果的主人。经济上如此，使得政治上也存在一定弊端，广大的劳动人民并没有因此而获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要求的自由与解放，反而甚至不如资本主义私有经济更加合理有效，最终导致了20世纪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解体、失败。
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考虑过另一种生产资料的实现方式，就是集体合作社。但是，考虑到集体合作社相互之间的竞争与私有制重生的可能而并不赞成这种集体合作社的方式。例如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就明确反对这种集体合作社式的生产方式。显然，避免私有制的重生，以及各个集体合作社之间的竞争与不平等，是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全社会共同占有和管理社会生产，从而是生产资料公有制采用国有计划经济的实现方式的一个根本目的和原因。
可实际上，一旦劳动者通过这种全民生产资料借贷给具体劳动者的方式，实实在在地使劳动者摆脱生产资料的束缚，从而可以自由建立和拥有自己的社会生产，劳动者就不会再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从而私有制就不会重生。同时，由于是市场经济，生产利润有的趋于平均化趋势，因此集体合作企业相互之间的不平等也将逐渐趋于平衡，趋向平等，整个社会也将实现一种共同富裕的局面。马克思本人以及其后的一些社会主义者，由于实践经验的问题，以为这种国有计划经济的方式是可行的，所以都没有主动去考察这方面的事情，从而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20世纪末，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失败证明了国有计划经济的不足与缺陷。实现社会主义必须总结国有计划经济的经验教训，需要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上，重新探讨和认识一种新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方式，才能最终有效实现劳动人民的自由与解放的共产主义目标理想。这种为劳动者提供具有关键性意义的生产资料服务的方式，实现劳动者的自由与解放，让劳动者可以自由、自主、自愿地建立真正由自己占有和管理的社会生产措施是现实可行的，合情合理、合乎客观经济的原则、规律和要求的。
在现实中，虽然全民所有的公有生产资料，即国有资产、自然资源等是全体人民的财产，但显然不应平均分配给每一个公民。因为中国人民是不断更新的，分给现在的全体人民，那新生的人民就丧失了自己的应有权利，是不公平的。因此，凭借全体人民共有的国有资产、自然资源，为每一个有需要的劳动者建立和拥有属于自己的企业生产，以实现劳动人民最好的生存与发展，显然是使这些公有财产发挥最好作用、最大价值的最佳方案和形式，也是任何人、党派、官员、所谓专家学者所不可侵犯的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
第二、各级党和政府应全力组织、配合、协调和帮助劳动者个人参与这种员工所有制企业的组建与发展。
为有需要的劳动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创业贷款，就是帮助劳动者参与组建这种集体合作的员工所有制企业解决最关键的原始资金问题的。有了这笔资金，这种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既可以与其它相同的劳动者在自由、自愿、自主、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生产合作，组建成新的员工所有制企业。
愿意参加企业生产合作的人会很多，但能够最终在一起形成企业生产合作的人却会很少，即使他们有条件并愿意进行这种合作也不行。无论相互之间的劳动分工，资金、技术、管理等问题的解决，相互之间的信任，劳动成果的分配，相互之间的法律关系，社会大环境，员工们对这种合作的可能性与效果所持有的怀疑态度，以及各种难以克服的困难和问题都使这种企业生产合作看上去是不现实的幻想。种种现实也已表明，平等条件下的人或主体之间的自主合作是极其艰难的。单从资金问题上看，工人之间的这种企业生产合作就是个难以实行的东西。
但是，在我们考虑到这种企业生产合作是在国家或政府的组织、协调和帮助之下时，一切就变得不一样了。人们信任自己的政府，已经习惯和渴望政府为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采取的各种努力和措施。而改善民生、组织经济发展、协助人民就业、协调人民之间的关系等，这些本身就是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是其应尽的职责和义务。一旦政府参与组织、管理和协助这种企业的组建，这种企业就很容易组建成功。
想参加企业生产劳动，想通过劳动获取物质财富以更好生活和发展的人向政府有关部门申报自己的意愿，并提供自己的特长。政府相关部分集合这些人的特长和意愿，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并和人们一起开发新的企业生产项目。当一个项目被人们和政府共同确认为是可行时，便可召集足够愿意参加这个项目的工人，调集各类资金，提供各种融资服务，明确各种权利、债务、债券之间的关系，帮助并组织协调他们成立这种员工合作制企业。这样，一个员工所有制企业就成立了。
这种员工所有制的企业完全不同于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是一种新型的没有雇佣关系的，纯粹是员工们自主、自由、平等地进行劳动合作，而不是投资合作的企业。这种企业的特点是企业的所有权归企业劳动者共同所有，而不是归企业原始生产资料的投资者所有。在这种企业中，没有原始的投资者，所有的生产资金都是以企业所有员工集体的名义和身份借来的，无论是借员工自己的，还是借别人、借银行、借国家的，企业的所有原始资金投入都是要偿还的。然后，所有的收益、资产、负债和权益，完全归企业劳动者共同拥有；企业所有的投资项目、生产决策、企业管理、销售与分配等等，全部由员工自己，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确定。企业生产经营的最后责任，民事法律责任要由企业员工平等共同承担。企业所有的劳动成果都按劳分配，生产利润归所有劳动者所有，由劳动者以平等、民主的形式自己决定利润的分配。
显然，这种企业完全颠覆了传统的谁投资企业生产，企业生产就归谁所有的按资分配的思维观念；变成一种无论企业的投资者是谁，企业的生产资料问题怎样解决，企业的所有权都归企业劳动者共有所有的新型企业生产关系。这是一种由劳动者集体掌握生产资料，而不是生产资料雇佣劳动者的生产方式！
这种员工所有制企业，实质是一群具体的劳动者，为了实现共同的生存与发展目标，而在真正自由、公平、合理、平等的前提下，团结起来共同进行生产劳动的组织。这是一种真正民主、平等的企业组织，每个劳动者相互之间没有隶属关系，都是这个企业生产组织中平等的一员。对于民主制度，人类是有足够的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如果民主制度可以成功应用于社团和国家，那么毫无疑问的也会适合于企业组织。因此至少在组织管理上，这种企业制度是现实可行。企业员工们可通过定期的职工大会决定企业的一切事情，可推选出有才能的领导班子从事企业日常的经营管理，可通过集资、借款、国家提供等等方式解决原始投资资金的问题等等。
本质上，这些具体的劳动者都是现实生活中的自然人，有主观能动性，也有对物质利益的现实需求，都是符合经济学规范中的经济人、自然人。因此，当这些经济人、自然人组合在一起，变成一个真正的集体时，这个集体组织是符合现代经济学中的关于经济主体的行为规范的。与国有企业相比，拥有更加科学有效的企业所有者和独立完整的企业产权，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规范和要求。
在这种企业中，没用雇佣关系，所有员工都一律平等，劳动者拥有自由进出、按劳分配的权利，没有了资本的剥削与压迫等现象，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要求和规范，是地道、有效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企业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中指出：“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并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集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集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个人所结成的那种虚构的集体，总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使自己与各个个人对立起来；由于这种集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支配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集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一卷82页）。显然，同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不同，在这种员工所有制企业下，劳动者所进行的分工与合作不是自发、被动的，而是自由、自主、自愿的，因此是“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实现了共产主义的主动社会分工。员工所有制企业是一种真正的集体企业，个人在其中享有真正的自由，不再受到物质的诸如生产资料所有制等方面束缚和约束，“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实现了真正的个人自由。因此，员工所有制企业是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指出：“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调动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随时可以利用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马恩选》1972年版3卷334页）。显然，只有这种摆脱了生产资料的束缚，而可以自由参加企业生产劳动的员工所有制生产方式，才能实现马克思所描述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因此，这种真正集体所有制企业，完全符合共产主义理论的要求，是一种真正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
显然，这种员工所有制的企业既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要求，也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要求，既可以克服和解决国有企业的缺点和弊端，也可以解决和克服私有企业的缺点和弊端，有效解决人民的贫穷与失业问题，化解社会贫富差距的现象，是当前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最佳选择。
四、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配套方案
虽然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社会基本生产方式上的雇佣性质，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在全国广泛推广发展一种新的、可行的、没有雇佣的员工所有制企业，但正如一些专家学者们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研究、探讨和提议所示的，造成当今中国贫富悬殊、分配不公的原因还有很多其它因素。因此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不仅需要有一个完美有效的政策措施，也需要解决多方面的问题，需要多管齐下，统筹兼顾，协调配合，方能取得最终的成功。
中国要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确立合理有效的收入分配格局，在全力推广发展新型员工所有制企业的同时，至少还应在以下几个方面采取必要的战略措施才行。
（一）、关于党和政府、国企官员们的官僚腐败问题。
官僚腐败一直是中国一个民怨非常大的问题。有些人把贫富差距的根源放在中国普遍而严重的官僚腐败上，而把官僚腐败的责任归咎于党的领导。说实话，这有一定的道理，毕竟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国有企业的官员们存在严重的官僚腐败现象至少是党的领导不善的问题，是党没有管理和领导好这些官员的问题。而且这一问题非常严重，说现在的官员无官不贪、而且各个财大气粗，已经形成为一个超霸富裕的权贵阶层应该是完全准确的。
但把官僚腐败归结为中国贫富差距的主要根源显然是不准确的，把放弃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当作是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方式也是不对的。中国的官僚腐败问题的确是非常严重，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必须予以解决；但放弃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不但解决不了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的问题，反而会使这些问题更为严重，对人民的损害更大。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合理方式应是通过改变社会生产、社会制度的方式，让贫穷的人们富裕起来，而不是挤富济穷，搞平均主义；更不能搞多党民主选举，搞资本主义。
不论怎样，党的领导都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和保证。不论党在领导上存在怎样的问题，放弃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都不是一个好的、正确的选择。正如前文我们分析过的，中国人民要摆脱贫穷与失业，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实现人民多年来的共同富裕梦想，还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和保证才行，中国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党的领导存在的严重的官僚腐败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改善和发展党的领导的方式予以有效解决。例如，应让人民来挑选党员，而不是党的组织来挑选党员；应让党的官员通过真正的党内选举产生，而不是上级领导的提拔产生；应建立健全党内、党外的民主监督制度，把党员的产生、党的领导干部的产生、党的重大政策决定法律化、制度化、程序化、公开化、透明化。党要依法领导，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办事，确立让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机制、制度、法律和法规。显然，透过这些措施和办法，完全可以让党的领导科学、有效、合理、合法、正确，完全可以从根本上杜绝官僚腐败现象。但显然，关键还要看中国共产党有没有这个决心和魄力。
（二）、私有企业的发展问题。
毫无疑问，私有企业的生产方式是产生贫富差距的主要根源。但私有企业本身不但没有错，还有功。实事求是的说，私有企业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一定成功的根本和关键。
私有企业生产方式产生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内在的结构性弊病，不是中国新型私有企业主阶级的错，是中国社会发展除此以外别无选择的结果。当国有计划经济没有成功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理想之后，在新的更为先进、合理的生产方式产生、出现、形成以前，这种私有企业的生产方式就是唯一必然的选择和出路。中国所应做的不是打压和限制这种企业的存在与发展，而是现有生产方式的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创新发展一种新的更为合理的可以更好满足人民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因此，我们的正确措施应该是在大力推广发展新的员工所有制企业的同时，积极鼓励、支持、扶助私有企业的发展，甚至给予比国有企业和员工所有制企业更为优惠的条件和鼓励。
实际上，最低工资制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完全可以取消；社会保险也应该完全由国家财政承担，这更公平、人道，也利于企业发展，利于资源的节约；同时各级政府部门应该积极扶助中小企业的联合合作、科技开发、开发市场、人才培养、金融服务、各种困难的解决等等。但是，发展私有企业的同时，显然不能以侵犯劳动者、国家、消费者、其他类型企业的合理权益为代价。
（三）、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
当前中国对国有企业争议很大。主流意见是把国企及其所谓垄断地位当作中国社会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巨大的根源之一。实际上，这个意见有失偏颇，似乎别有用心。国企相对私企虽然有一定优势，发展相对稳固、较好，但实际上这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相对重要、攸关国家经济命脉，需要国家扶持、保护，事关国家发展战略的产业、行业和企业。国家关键领域发展得好，才会有国民经济整体上的健康稳定与发展，才会有其它企业、行业和领域的良好发展。只不过，在中国，这些关键行业、领域、企业是国家占有和管理而已。
企业的根本价值和意义并不是归谁所有的问题，而是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人民群众良好生产与生活的问题。也就是说，企业的真正价值在于其社会效益而不是经济效益。在这一点上，国有企业要比私有企业好得多。在这些关键行业、领域、企业，如果把国企换成是私企，则不会更好，只会更差。私企可能只听从自己或更大投资者的话，而不会管国家以及人民、整体宏观经济怎样；其高管的待遇只会更高，不会更低；而普通员工的工资只会更低，不会更高。因此，如果是私企占据这些关键性领域，只会加重人民的贫穷与失业，加大贫富差距的严重程度。对于国有企业，不是要不要继续发展和壮大的问题，而是如何让其能够健康成长的问题的。
问题是国有企业也有自身的缺陷和不足，这种缺陷和不足使国有企业难以全面发展壮大，不能有效替代私有企业。国企的特点就是国家占有和管理，这一点就决定了国企的缺点和优点。对于一种社会生产，国家占有和管理是优点，还是缺点，要取决于这种生产的客观需要，根据生产的社会化要求决定。那些规模庞大、投资巨大、技术密集、生产繁琐、社会化程度高的生产，就比较适合于国有化经营。但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生产都是越大越好。实际上，大部分的社会生产都是生产精细化、需求灵敏化、产品简单化、社会化程度较低的生产。在这些数量庞大，社会化要求不高的领域，国企的生产方式就暴露出较多不足和缺陷，远不够灵活，存在诸多如管理不善，效益低下，生产积极性不高，官僚腐败等现象，因此就难以发展壮大。
重要的是，由于国企的所有权具有单一的性质，国企在本质上是反市场的。国企的所有者只有一个，因此实际上国企就是一个以国家为总资本家的超大型垄断性托拉斯组织，它的存在以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如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曾经有过的超大型垄断私企一样，有几乎相同的运作方式、生产方式、管理模式、作用和结果。基于国企所有权的单一性，国企的管理模式必然是一种威权化的官僚管理模式，就像一种国家机关一样。因此，没有一定有效而科学的监督管理程序和机制，国企的官僚腐败现象必然是比较严重的。因此，国企并不适合于作为社会经济的基本方式而存在。国企应该发挥它的优点，需要的就国企，不需要的就没有必要国企。国企主要应为满足国家宏观战略管理等方面的需要而存在。
有些人借贫富差距问题要破除所谓国企垄断，加大国企改革力度的目的显然并不仅仅是要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而是要在中国实现一种所谓新自由主义的纯市场经济体系。这是一种无知，或者只顾个人利益，而妄顾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行为。因为这种纯私有经济的市场经济体系的最大受益者是国内外的资本家阶级，而不是国家和普通人民。资本家个人的利益明显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相矛盾和冲突的，这种把国民经济的一切都交给私人资本家的行为，明显侵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在中国，也有人把发展和壮大国有企业当作是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出路和选择。这显然也是过于顽固、执着的行为。国企的优点和缺陷是非常明显的，把国企强硬向全国推广，最终只能造成普遍贫穷，而不是共同富裕，只能导致过去国有计划经济时代的悲剧重演。中国必须找到另外一种解决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生产方式。因此，有必要对国企进行深入一点的研究和分析，只有看清国企的本质和意义，才能给予国企一个合理的定位，才能有正确的国企改革。
国企原本是为解决和避免资本主义私有经济的贫富差距、阶级分化等问题而产生和存在的。正由于资本主义私有经济以其剥削压迫的雇佣生产方式使社会产生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导致阶级对立、人民贫穷困苦等弊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思想才主张实行一种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社会生产的做法。显然，国有企业就是执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基本思想主张的一种结果和尝试、一种方法和制度。但显然，国企的这种生产方式虽然是马克思本人设想的一种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但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和方式，也不一定就是对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必然要求。实践已经证明，国企生产方式存在一定不足，无法单独胜任实现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阶级分化、贫富差距等社会弊端的目标和需要。
国企的本质实际上是介于真正社会主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指出：“生产力的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马恩选》1972年版3卷318页）。虽然中国国企名义上曾叫全民所有制企业，但全民的也就是国家的，与国有企业是一回事。这种国有企业显然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的最终可以确定的合理科学的社会主义企业。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不知不觉中国企的社会主义职能、作用和意义发生了改变，从实现一种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消灭阶级剥削与压迫、消灭贫穷与失业、杜绝贫富差距，避免分配不公等的社会主义目标和理想，变成了单纯的经济发展、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国家宏观调控上的需要。显然，在改革开放中，国企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意义已经被抛在一边。实际上，这是国企的本性的回归。现实中的国企由于存在与私有经济某种分工形式上相同性，就使国有经济变得似乎只有归谁所有的价值和意义了。进而，国企中的劳动者的身份地位也变了，变成不是国家的主人，而是国家雇佣的劳动者，是给国家打工的人。国有企业实质上已经转变为一种与私有企业相同形式的雇佣生产方式，只是雇主不同而已。
显然，现在的国企虽然“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国家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这是它与资本主义企业最大的不同之处”，但明显并不能解决贫穷与失业、贫富差距等社会根本问题，无法有效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即便强调国企职工的所谓主人翁地位，让“企业家与职工的关系不是‘老板’与‘打工仔’的雇佣关系，而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共同体关系”，并以“鞍钢宪法”的“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企业领导、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相结合”的方式对国有企业改造，显然也远远不够。这对于国企的有效经营可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却不能解决根本上的问题。因为企业作为社会经济的基本生产单位，本质上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独立体系，是以经济利益为中心和目标的。在企业所有者是国家，而企业生产无需国家占有和管理的前提下，必然造成利益生产与占有的严重脱节，无论怎样的民主化管理、科学化管理都不足以弥补这一根本缺陷。这种“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既不能解决国企的内部问题，也无法解决国企的外部问题，不是解决贫富差距等问题，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目标的合理选择。
现实中，国有经济已经不占有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为了确保国民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更好的争取和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必须大力发展和壮大国有企业，并尽可能的弥补国企的不足和缺陷。与此同时，基于中国社会基本生产方式的不完善性：国有经济存在不足和缺陷，私有经济也存在不足和缺陷，而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过是一空洞的名词而已，中国急需培育一种新的最终可行的、科学合理的社会基本生产方式，以解决已非常急迫的贫穷与失业、贫富差距问题，并最终实现一种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
（四）、有效发挥公有自然资源的作用
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自然资源，当然是这个国家和社会中全体人民的共同财产。一些私人资本家把这些自然资源霸占成自己私有财产显然是非法的犯罪行为。同时，把这些自然资源平均分配给所有人民，显然也是不正确的，因为人民总是在不断更新的，新的人民、我们的子子孙孙也都需要享受和使用这些自然资源，这是全社会共同的具有实质意义的财富。自然资源是生产资料的原始来源，而生产资料则是人民生产与生活的基本前提和保障，对人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唯一合理的自然资源的使用方式是把自然资源转化为一定形式的生产资料，提供给有需要的人民，供其建立和拥有自己的社会生产提供原始的生产资料服务。那种借口国家控制自然资源会导致垄断和腐败，产生贫富差距，图谋自然资源私有化的用心是非常自私自利的。
但显然，现在中国的国有自然资源并没有为人民群众带来什么实质的好处和利益，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被大小贪官和资本家们勾结起来，进行分赃式的开发，损公肥私，大贪特贪，造就了一大批的煤老板、油老板、各种各样的资源老板和权贵阶层之后，趋于枯竭了。显然，整治腐败，规范资源市场，让其造福于人民，而不是成为贪官和资本家的发财捷径，早已是十万火急的大事。不过，人民似乎是干着急也没有用，这庞大的人民公有的财富，无论怎样开发和浪费，都根本没有人民的份儿。
（五）、完善财税体制改革，确立合理有效的社会保险体系。
实际上，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根本关键在于确定科学合理的收入和支出。土地财政对财政来说是一种外快，本质上却是公有资源的被无端浪费和贪占。所谓来得容易，去的就快，中国各地政府对这一大块肥肉无不趋之若鹜，然而却只是肥了各地的房地产商，造就了全世界最具特色的中国房地产贵族阶级。而各级政府本身却都莫名其妙的传出财政紧张、频临破产、债务危机的新闻。不知道这些以残酷拆迁、民怨沸腾、地产大亨暴富、土地与环境资源严重破坏为代价的庞大土地款都用在了什么地方。“三公经费”、“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屡禁不止，而现实中的各地区不是社会保险基金缺口35亿（上海市），就是无钱支付人民正常的教育、医疗、生活事业上的支出。近来又传出全国养老保险严重缺口，需要提高人民的退休年龄，提高人民缴费比例的新闻。这样的财政体制下，人民能不贫穷与失业吗？有多少钱够花呢？贫富差距能不是世界最大吗？
实际上，社会保险完全应该国有化。即在合理的范围内，免费为人民提供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生活保障服务。社会保障的本质意义在于为人民提供起码的生存保障。显然，只有在由国家或政府统一免费地提供这种服务时，才是真正公平、合理、平等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现实可行，而且正确的，是减少交易费用的最佳举措。无论是人民自己缴费，还是由政府财政支付，都是从国民生产总值中支付的，区别不过是由政府统一、公平、平等、简约地执行，还是由人民自己或社团有区别、有针对、有选择、不公平、不平等、并大量浪费地执行。由私人或社会团体、企业执行这项社会福利政策，必然存在偶然的没有被覆盖到的角落或执行不力的地方，也存在大量人力、物力、资源的浪费，同时会有大量财富被私人以利润等各种名义方式无端侵占，从各个角度来看，都是得不偿失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依靠个人或社会企业、团体执行社会福利政策，完全是服务于资本家阶层的利益要求的结果。社会保险私有化既可以让私人资本家获利，也会让人民保持一定的贫穷，为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预留一定的空间。因此，社会主义中国完全应由国家为人民免费提供这些服务。应由国家财政从各企业征收福利税，然后由国家财政统一免费为人民提供这五项服务。这才是唯一科学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即可为国家、为社会节约大量财富，也可使我们国家的人道政策更为完善、科学，更为人道和有效。
其次在财政来源上。依靠暂时、有限的土地资源来支撑财政的开支明显是不长远的，国家必须开拓新的财政来源。而唯一有效、合理的来源就是新的企业、新的经济发展。而新的企业、新的经济发展没有政府的组织、扶持和帮助的不可能的。依靠所谓政府不能干预的私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独立体系远远满足不了这种需要。私有自由市场经济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在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制约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那就是私有经济必须依靠人民的贫穷与失业才能继续发展，只有在人民的生活水平低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有扩张和发展，否则就是萧条和危机。因此，政府应发展新的企业制度和生产方式。国有企业就是一个好的选择。但国有企业也有一定不足，难以真正胜任国民经济的发展重任。政府只有寻求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之外的新的企业制度来发展国民经济，才能真正解决财政收入的根本问题。
还有就是国家财政税收上的官僚腐败现象。事实上，现在中国最大一种官商勾结就是以财政支付为目标的官员和资本家之间的勾结。这种勾结不但为中国带来巨大的财政损失，也使国家政策在执行上大打折扣。这种财政损失不说是丧失了财政收入多的半壁江山，也差不了多少。如果能用这些被贪占的财富去弥补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建立起码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一切，都要看我们党和政府的决心、魄力和道德品质了！有效防止官僚腐败问题是财政税收改革的一个主要、根本的问题。
以上是草民对中国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化解贫富差距问题的一些认识、想法和意见，完全是草根阶层的一厢情愿，顶多能为专家们提供一种参考。显然，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不仅是可能的，也完全是现实可行的；无需挤富济贫，更无需触动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只需在现有利益格局的基础上，尽量减少官僚腐败现象，并把作为公民的基本经济权利还给贫穷与失业的人民，予以起码的尊重就可以了。中国老百姓们的要求并不高！如果我们的党和政府不能为民作主，那人民除了依靠真正的既得利益阶层的权贵和资本家们的施舍与怜悯之外，还能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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