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欲在“万人坑”建楼盘_新浪新闻
济南欲在“万人坑”建楼盘
　　湖北日报讯 日军侵华期间，在山东琵琶山屠杀抗日军民，留下“万人坑”。此后，济南市试验机厂兴建，“万人坑”遗址被划入厂区。目前，厂区土地重新开发，“万人坑”遗址濒临不保。
　　济南试验机厂区看门人老杜说，几乎每年清明节都会有一群赎罪的人来祭拜当年被杀戮的遇害者，这些人曾是日本军人。
　　清明节中午，这些人如约而来，却发现“万人坑”的石碑不见了。在失踪的纪念石碑处，赎罪的人点燃了一炷香，插在石碑原本的位置，再一次长久叩拜。
　　原济南市试验机厂副总徐玉泉说，“万人坑”遗址会建成住宅，沿街有门头房，一楼、二楼会建成商店，其他都是高层建筑，“谈合作的时候，人家看碑在这，觉得不大合适。”（据新华网）
　　（原标题：济南欲在“万人坑”建楼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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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坑”：历史记忆中不能磨灭的焦点
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内，遇难者的名字华为历史记忆之墙
每一段历史都有其代表性的焦点时刻、焦点事件、焦点人物。聚焦这些时刻、事件和人物，历史的画面才可能被清楚地定格，才可能被恒久地铭记。
所以，一提起奥斯维辛集中营，人们便会想起德国纳粹的暴行;一说到南京大屠杀，人们便会想起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疯狂。一霎间，多少残暴、多少黑暗、多少苦难、多少悲愤，都凝集在这个浓缩的画面之中，而这样的记忆，任凭时间的风霜雨雪，也永远难以磨灭。
这不仅是因为这些事件本身的典型意义，也因为这些事件得到了应有的聚焦。正如在法庭上，事实虽然是事实，而只有经过质证、确认才能成为铁证。
对中国人民来说，南京大屠杀只是日本给中华民族造成的血色浩劫的一个案例。侵华日军在中国留下的大量“万人坑”，作为日军残暴罪行的铁证，同样值得我们聚焦。
所谓“万人坑”，即尸骨坑，是民众对非正常死亡者大规模丛葬地的一种通俗称谓。“万人坑”的出现通常紧随着天灾、疫症、种族灭绝及战争等事件。在抗日战争胜利近70年的今天，“万人坑”中的累累白骨仍在无声控诉着日军的罪行。日军侵华造成的“万人坑”数量有多少?分布如何?具体研究有何进展?
记者行程两千余公里，探访南北几个不同类型“万人坑”后发现，学术界整体对“万人坑”发掘、保护、研究的关注都较为有限。遗骸或有难存之日，比保存遗骸更为紧迫的是搜集、充实相关证据，通过多学科协作研究，聚焦历史焦点、还原历史真相、保存历史记忆。
骸骨防腐刻不容缓
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中，分三处陈列着数百具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遗骸。这些遗骸分三次发掘，均出土于纪念馆所在地江东门附近。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副馆长王伟民告诉记者，像这样屠杀和掩埋尸体的现场，南京有17处，现各处都建有纪念碑，目前保存较完好的就是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南京冬冷夏热、雨量丰沛，这样的气候条件本就不利于遗骸的保存，加之纪念馆建于水沟之上，所处环境更加潮湿。在不利的环境条件下，遗骸防腐工作显得更为重要。据了解，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在遗骸保存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除保证稳定的温、湿度外，还通过科技手段对地下水、微生物等进行控制，并且随着新技术和新情况的出现不断更新相关措施。“应该说效果还是比较好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外界环境还是会给遗骸带来一些损害。”王伟民坦言。
实际上，日军侵华造成的“万人坑”远不止南京一处。日，日军在平顶山一次性屠杀3000余名无辜村民，并烧毁全部房屋，整个村庄一夜间灰飞烟灭。平顶山惨案被认为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法西斯大规模屠杀平民的起点。
在抚顺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内，记者见到了被发掘出的800余具被屠杀村民的遗骸。血腥的一幕被定格在数百具遗骸上，在昏暗的陈列室内，绵延数十米的遗骸给人一种无声的震撼。全部遗骸已被罩上玻璃钢保护罩进行封闭保护，透过玻璃，这些发掘出土约40年的遗骸骸骨表面已有些发黑。尽管北方气候条件对遗骸防腐较为有利，但仍需有关部门加大投入和保护力度。记者了解到，此前平顶山“万人坑”遗骸裸露陈列，风化发黑情况较为明显，经学者呼吁和有关部门努力，现已经通过底部防水、外部加玻璃钢保护罩隔离及骸骨表面喷刷防腐材料等办法进行了处理，对遗骸腐化起到了延缓作用。
日本侵华时期造成的“万人坑”中，有相当一部分位于矿区和边远要塞，大批劳工因开采煤矿、修建军事工事而死亡。这些“万人坑”或地处偏远鲜为人知;或分属于矿务局和文保部门，管理标准并不统一;或受地方政府资金、技术等条件约束，其遗址面临骸骨虫食风化的困境。大大小小的“万人坑”中，并非每一处遗址都能得到妥善的防腐处理。
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辽宁省阜新“万人坑”是四个“满碳墓地”之一，也是东北地区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一处日本侵华时期死难矿工遗址。1936年，伪满炭矿株式会社成立了“阜新矿业所”，开始全面掠夺阜新煤炭资源，他们实行“人肉开采”政策，造成大量劳工死亡。遗址距离今阜新市区有一段距离，临近遗址的路程崎岖不平。为保证原址原貌保存，散落几处的遗址被长满野草的山路连接起来。在没有参观者到访时，几个展馆的大门通常是紧锁的。如今馆内已不通电，尽管是白天，当地文化局和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还是带上手电筒。记者观察发现，阜新“万人坑”遗骸保存状况整体良好，但仍有少量遗骸发生霉变。很多遗骸的指骨已风化消失，部分遗骸的脊椎骨也出现风化、粉化迹象。
辽宁省阜新万人坑死难矿工纪念馆原馆长赵春芳告诉记者，遗骸未经任何防腐处理保存至今，一方面得益于阜新气候干燥，同时也离不开工作人员的悉心管理，他们定期对场馆进行察看、通风，最大限度减缓骸骨变质。赵春芳还透露，他们的遗址保护规划刚刚获得国家文物局审批。“相信未来通过有效保护能更好改善当前遗址骸骨的保存状况。”他充满期待。事实上，被核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万人坑”屈指可数，那么更多不属“国保”级别的“万人坑”遗址保存状况如何?有知情者痛心地表示，一些保存条件有限的“万人坑”遗址骸骨风化情况严重，有些只剩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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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商业利益？万人坑上建楼盘
413公务员考试申论最后冲刺：
　　济南琵琶山万人坑，位于济南槐荫区济微路路东，今济南试金集团内，济南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济南试验机厂(今济南试金集团)自20世纪50年代建厂至今，每逢扩建厂房时，还不断挖掘出大量尸骨。　　&万人坑&已被掩埋，纪念碑也被清走。如果连纪念民族灾难的象征物都没法&幸存&，警醒与反思只能是奢谈。　　据报道，每年清明节，济南琵琶山下的&万人坑&石碑前，都会有不少日本老兵千里迢迢来&赎罪&，祭拜当年杀害的遇难者。但今年，他们远道而来，却发现&万人坑&的石碑不见了。据了解，&万人坑&遗址土地将被开发成商业住宅，开发商嫌石碑&碍眼&将其清走。　　济南&万人坑&，曾见证一段残酷的历史：1940年至1945年，侵华日军在占领山东期间，将逮捕或俘虏的抗日军民押解到济，在此屠杀。这座&万人坑&，曾尸骸累累。那堆积的残骸白骨，震撼着人心，也于无声之中，控诉着侵略者罄竹难书的罪行，并警醒国人以之为镜，勿忘国耻。　　正如只剩废墟残垣的圆明园一样，烙着伤痕印记的&万人坑&，记载着历史的纹理，留存着逝去的真相。我们后人理应将它妥善保护，也将那段厚重历史放入民族记忆的&储存室&，在直视中反思沉疴。&万人坑&作为屈辱史的存照，应成为我们回眸和重温历史的&凭栏处&。尤其是在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史实的语境中，保留&万人坑&，也是在保存历史证据。　　遗憾的是，&万人坑&已被掩埋，纪念碑也被清走，&消失的命运已成定局&，而在未来，楼盘将在遗址上矗立。也就是说，作为侵略者罪证的&万人坑&，正濒临不保。那些赎罪者，或许再无机会对着遗址和纪念碑祭拜;而我们，也将失去一个历史载体，一部比书面记录更具冲击力的灾难&纪实&。　　夷平&万人坑&的驱动力，在于商业开发。据了解，在1952年，&万人坑&所在地被划拨给一家国企建厂;2003年，该国企被民企兼并，土地使用权转手;随后，兼并企业拿到审批，土地规划改成了商住用地。值得追问的是，&万人坑&的历史价值不可抹杀，既是&济南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何在当地的城市规划中，没有慎重对待、好好保护?　　从拆迁指向的利益运筹来看，这其中，或许离不开&唯GDP论&下的政绩冲动和现实利益驱动，一些城市管理者在历史和民族等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头脑不清。　　保存&城市记忆&&国家记忆&，政府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像&万人坑&这样的所在，即便不算&文物遗址&，地方政府也应有保护的自觉。肆意碾断历史承继的经脉，是对历史的背叛。　　《南京大屠杀》作者张纯如写道：&忘记南京大屠杀，就是第二次屠杀&。如果连纪念民族灾难的象征物，都没法&幸存&，警醒与反思只能是奢谈。如果&万人坑&让位于鳞次栉比的高楼，不只是种悲哀，更是耻辱。　　&万人坑&确已划为居住用地，不属于文物遗迹　　济南琵琶山&万人坑&区域去向何方?继9日&万人坑&纪念碑被曝丢失后，10日记者从济南市规划局了解到，&万人坑&所在的土地的确早已被规划成住宅用地，而且自&万人坑&遗迹五十年代被发现以来，就没有被列入文物遗迹之列。　　对于琵琶山&万人坑&的规划情况，记者从9日下午4点起就致电济南市规划局宣传科，但始终无人接听。直到10日上午9：30，大众网记者才拨通了济南市规划局直属一分局的办公电话。　　&规划是居住用地。&针对记者关于原试验机厂院内琵琶山&万人坑&的土地规划咨询，济南市规划局直属一分局一工作人员给出了解释。工作人员称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将这片厂区规划成了居住用地，但对于规划的详细内容，工作人员称需要通过宣传科来进行采访联系。随后记者又再次尝试拨打规划局宣传科的电话，但截至上午11点，宣传科的电话仍然无人接听。　　针对琵琶山&万人坑&的身份，记者又电话咨询了济南市槐荫区文物局。文物局的一位李科长称&万人坑&并不属于文物古迹。&从2008年我接手工作还没听说试验机厂里的"万人坑"被列为文物。&李科长说。　　"万人坑"肯定是没有被登记在册过。市里在2008年以后曾给过区里一个不论属哪一级的文物古迹明细单，不包括"万人坑"。&对于&万人坑&是否能算作&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被保护，李科长称槐荫区现在并没有与革命历史相关的文物古迹。&现在保护的主要是一些老建筑，一些有历史价值的不可移动文物。&　　&万人坑&规划成商住区 &老济南&直喊可惜　　4月9日下午，记者赶到位于济南市西郊的济微路上的济南试金集团有限公司(原济南试验机厂)的厂区。朴素的厂区大门从远处看并不显眼，外墙上并排挂着多家企业的牌匾。附近居民告诉记者，如今试金集团已基本搬迁完毕，只留下少部分办公人员，院内的厂房早在几年前就被出租给了其他企业和个人。　　万人坑纪念碑，碍了谁的眼　　日前&万人坑&遗址连同厂区土地将要被开发成商业住宅，开发商觉得纪念碑太碍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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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病态的社会，唯利益论持续左右着当今中国的价值走向，暴力拆迁时有发生，如今连民族的屈辱史都要为商业利益让位，在商业利益可以抹去一切的今天，用权者滥用手中权利，职责混乱，监管缺失，我们还能除了痛心说什么呢，无怪乎成龙要将古建筑捐给国外了，自己都不尊重自己的历史，
人人移动客户端下载&&&&1940年至1945年，侵华日军在山东济南留下一座“万人坑”，中日建交后陆续有日本老兵来中国祭拜当年杀戮的遇害者。但如今，“万人坑”遗址土地将要被开发成商业住宅，开发商因纪念碑太碍眼派人把碑清走。（4月9日，《济南时报》）&&&&以史为镜可以鉴兴衰、知荣辱。忘记过去的民族耻辱和历史教训，就意味着背叛民族良心和正义真理，耻辱的历史和血的教训就很可能会重演。在日本至今仍未真诚道歉和反省、右翼势力日益嚣张、中日关系陷入低潮的背景下，作为民族历史伤痛见证的“万人坑”，在喧嚣的商业利益下恐将消失，无疑会激起国人心中深处的伤痛，会产生强烈的反感。然而，真正比“万人坑”消失更可怕的，是过快的历史健忘。&&&&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所有历史的见证不可能不随时间的流失而减少。“万人坑”也一样，也许总有一天，它会在历史的滚滚车轮中失去作为物的见证。然而，现在的消失，一是为时太早，国人受伤的心灵还未抚平，犯罪者的赎罪还在进行；二是不该是人为的消失，人为的消失就意味着人为的背叛，开发商觉得纪念碑太碍眼，这是典型的狭隘眼光，是典型的利益泯灭良心。&&&&实际上，在消失的“万人坑”背后，是一股更宏大的具有传染性的历史健忘潮流。不仅开发商会为了追逐利益填平“万人坑”和搬走纪念碑，小商小贩会为了赚钱销售法西斯徽章，明星会拿罪恶的太阳旗装扮自己的时尚，“艺术家”会把耻辱当作卖点。物欲横流已让民族尊严和个人信仰无处安放。&&&&历史的物证终有一天会消失，但为何我们的历史健忘比历史物证消失来得更快？为何除了金钱我们各方面的底线沦陷的如此之快？周恩来曾经说过：“历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像记忆对一个人一样。一个人失去记忆，就会成为白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鲁迅先生更是早就对这种历史健忘的“国民的劣根性”进行过深刻的揭露。我们需要做一个历史的追随者，而不是做一个历史的遗忘者。郭文婧&&&&04/1109:56“万人坑”不是文物也应该保护04/1109:22济南规划局今儿回应万人坑未规划为商用住宅04/1109:22济南抗日“万人坑”竟被规划为居住用地04/1109:18随万人坑同掩埋的更有民族血泪史04/1013:23编外编:“万人坑”04/1009:46消灭“万人坑”罪证是新的历史耻辱04/1008:40开发“万人坑”，历史魂归何处04/1002:20“万人坑”上建楼盘是“掩埋”历史&&&&（来源：新华网）
来源：华东在线 作者：
编辑：赵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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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顾问：高鹏程&万人坑&：历史记忆中不能磨灭的焦点
　　每一段历史都有其代表性的焦点时刻、焦点事件、焦点人物。聚焦这些时刻、事件和人物，历史的画面才可能被清楚地定格，才可能被恒久地铭记。　　所以，一提起奥斯维辛集中营，人们便会想起德国纳粹的暴行;一说到南京大屠杀，人们便会想起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疯狂。一霎间，多少残暴、多少黑暗、多少苦难、多少悲愤，都凝集在这个浓缩的画面之中，而这样的记忆，任凭时间的风霜雨雪，也永远难以磨灭。　　这不仅是因为这些事件本身的典型意义，也因为这些事件得到了应有的聚焦。正如在法庭上，事实虽然是事实，而只有经过质证、确认才能成为铁证。　　对中国人民来说，南京大屠杀只是日本给中华民族造成的血色浩劫的一个案例。侵华日军在中国留下的大量“万人坑”，作为日军残暴罪行的铁证，同样值得我们聚焦。　　所谓“万人坑”，即尸骨坑，是民众对非正常死亡者大规模丛葬地的一种通俗称谓。“万人坑”的出现通常紧随着天灾、疫症、种族灭绝及战争等事件。在抗日战争胜利近70年的今天，“万人坑”中的累累白骨仍在无声控诉着日军的罪行。日军侵华造成的“万人坑”数量有多少?分布如何?具体研究有何进展?　　本报记者行程两千余公里，探访南北几个不同类型“万人坑”后发现，学术界整体对“万人坑”发掘、保护、研究的关注都较为有限。遗骸或有难存之日，比保存遗骸更为紧迫的是搜集、充实相关证据，通过多学科协作研究，聚焦历史焦点、还原历史真相、保存历史记忆。　　遗址保存　　骸骨防腐刻不容缓　　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中，分三处陈列着数百具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遗骸。这些遗骸分三次发掘，均出土于纪念馆所在地江东门附近。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副馆长王伟民告诉记者，像这样屠杀和掩埋尸体的现场，南京有17处，现各处都建有纪念碑，目前保存较完好的就是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南京冬冷夏热、雨量丰沛，这样的气候条件本就不利于遗骸的保存，加之纪念馆建于水沟之上，所处环境更加潮湿。在不利的环境条件下，遗骸防腐工作显得更为重要。据了解，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在遗骸保存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除保证稳定的温、湿度外，还通过科技手段对地下水、微生物等进行控制，并且随着新技术和新情况的出现不断更新相关措施。“应该说效果还是比较好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外界环境还是会给遗骸带来一些损害。”王伟民坦言。　　实际上，日军侵华造成的“万人坑”远不止南京一处。日，日军在平顶山一次性屠杀3000余名无辜村民，并烧毁全部房屋，整个村庄一夜间灰飞烟灭。平顶山惨案被认为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法西斯大规模屠杀平民的起点。　　在抚顺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内，记者见到了被发掘出的800余具被屠杀村民的遗骸。血腥的一幕被定格在数百具遗骸上，在昏暗的陈列室内，绵延数十米的遗骸给人一种无声的震撼。全部遗骸已被罩上玻璃钢保护罩进行封闭保护，透过玻璃，这些发掘出土约40年的遗骸骸骨表面已有些发黑。尽管北方气候条件对遗骸防腐较为有利，但仍需有关部门加大投入和保护力度。记者了解到，此前平顶山“万人坑”遗骸裸露陈列，风化发黑情况较为明显，经学者呼吁和有关部门努力，现已经通过底部防水、外部加玻璃钢保护罩隔离及骸骨表面喷刷防腐材料等办法进行了处理，对遗骸腐化起到了延缓作用。　　日本侵华时期造成的“万人坑”中，有相当一部分位于矿区和边远要塞，大批劳工因开采煤矿、修建军事工事而死亡。这些“万人坑”或地处偏远鲜为人知;或分属于矿务局和文保部门，管理标准并不统一;或受地方政府资金、技术等条件约束，其遗址面临骸骨虫食风化的困境。大大小小的“万人坑”中，并非每一处遗址都能得到妥善的防腐处理。　　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辽宁省阜新“万人坑”是四个“满碳墓地”之一，也是东北地区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一处日本侵华时期死难矿工遗址。1936年，伪满炭矿株式会社成立了“阜新矿业所”，开始全面掠夺阜新煤炭资源，他们实行“人肉开采”政策，造成大量劳工死亡。遗址距离今阜新市区有一段距离，临近遗址的路程崎岖不平。为保证原址原貌保存，散落几处的遗址被长满野草的山路连接起来。在没有参观者到访时，几个展馆的大门通常是紧锁的。如今馆内已不通电，尽管是白天，当地文化局和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还是带上手电筒。记者观察发现，阜新“万人坑”遗骸保存状况整体良好，但仍有少量遗骸发生霉变。很多遗骸的指骨已风化消失，部分遗骸的脊椎骨也出现风化、粉化迹象。　　辽宁省阜新万人坑死难矿工纪念馆原馆长赵春芳告诉记者，遗骸未经任何防腐处理保存至今，一方面得益于阜新气候干燥，同时也离不开工作人员的悉心管理，他们定期对场馆进行察看、通风，最大限度减缓骸骨变质。赵春芳还透露，他们的遗址保护规划刚刚获得国家文物局审批。“相信未来通过有效保护能更好改善当前遗址骸骨的保存状况。”他充满期待。事实上，被核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万人坑”屈指可数，那么更多不属“国保”级别的“万人坑”遗址保存状况如何?有知情者痛心地表示，一些保存条件有限的“万人坑”遗址骸骨风化情况严重，有些只剩残骨。　　调查发掘　　抢救史料是和时间赛跑　　随着幸存者、知情者纷纷年迈辞世，遗骸逐渐消失，对“万人坑”进行抢救性保护刻不容缓，一方面对“活资料”要加快抢救步伐，另一方面对遗骨遗存等证据资料要加紧收集整理。有学者说，对“万人坑”资料的调查发掘就像是在和时间赛跑。　　宋吉庆是黑龙江省东宁县文物管理所原所长，身为东宁人的他告诉记者，小时候他经常看到劳工坟附近裸露的人骨，现在这些骨头已经风化消失。宋吉庆口中的劳工坟，源于关东军要塞的修筑。二战时期，侵华日军曾在中苏、中蒙边境构筑了17个筑垒地域，形成5000多公里的要塞防线，日军称其为牢不可破的“东方马其顿防线”，这是现代战争史上最长的防线，也是20世纪亚洲最大的军事工程。巨大的军事工程背后，是无数无辜殒命的中国劳工。　　一些地方工作者已开展对幸存者口述史的整理工作。然而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幸存的劳工和知情者越来越少。宋吉庆告诉记者，为防止泄密，日军通常会屠杀所有修建核心机密要塞的劳工。他曾和黑龙江大学合作，对200多位幸存劳工进行口述史调查。得知当年有一个小孩在修筑机密要塞的屠杀中幸存，宋吉庆万分激动，当他辗转找到这位幸存者时，老人刚刚去世。“所以到现在，我们都没有采访过一个修筑机密要塞的幸存者。”虽然事情已过去多年，言及此处，宋吉庆依然满脸遗憾。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李秉刚对“万人坑”问题颇为关注。他告诉记者，对“万人坑”较为专业的研究、整理、鉴定还显不足;特别是涉及经费问题，所在厂矿企业一般无此项开支，致使保护无法达到标准，有的地方如淮南、辽阳弓长岭等“万人坑”损毁严重，只剩下一些碎骨。对此，李秉刚建议，由文物保护部门介入，对已发掘的“万人坑”进行保护;对尚知确切位置但未发掘的“万人坑”进行探查，否则随着时间流逝，了解情况的人越来越少，遗骸也会因长期埋葬而化为泥土，尸骨无存;对部分典型的“万人坑”应由考古专家介入勘察，出具相关鉴定报告。抚顺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抚顺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傅波认为，“抢救活资料这项工作应得到全社会的重视，应列入大学、研究机构的科研规划之中。”　　深入研究　　搜集资料要拓宽途径　　“‘万人坑’遗址是文物，也是固化的罪证，是铁证，所以我们从考古学、民俗学、法医学和法学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和论证，将其作为学术成果来发布。”王伟民告诉记者。　　王伟民提及的这次发掘是1998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进行的一次主动发掘。1984年囿于当时的遗址保护意识，在发掘中遇难者遗骸被清理出来，待场馆建成后重新摆放陈列。此举遭到日本右翼分子的百般挑剔和攻击。为了更好地保留遗址原貌，留存更多信息，纪念馆将1998年发掘的7层叠加、表层分布208具遗骸的遗址原址原貌保存。除请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进行发掘，从考古学角度判断遗骸性别、死亡原因、所处位置外，还请南京市公安局法医介入，判断其是否正常死亡，并对遗骸骨密度进行了分析，判断死亡时间正是1938年前后。与此同时，全部过程由南京市公证处公证。　　“通过司法介入，我们对遗骸的保护进行公证，对幸存者的采访进行公证，实际上是作为一个证据在保留。”王伟民表示，这应该是多学科协作研究“万人坑”问题的范例。　　实际上，从考古学、历史学等角度对“万人坑”开展的研究很少。20世纪70年代前后，对“万人坑”的发掘和展览达到一个高潮，但很多实地发掘并不是由专业考古学工作者做的。赵春芳告诉记者，当时基本上是根据幸存矿工的记忆确定“万人坑”的位置，实际发掘工作也是由矿工完成的。还原“万人坑”遗骸信息，则主要通过遗骸呈现的样貌、遗留的伤痕进行判断，通过法医或考古学进行鉴定的情况也极少。有学者表示，在考古学研究中，从生物考古学角度对遗骸进行分析主要集中于年代较早的标本，对近现代时期的“万人坑”遗骸进行化验研究的确实不多。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张全超倡导对“万人坑”开展法医考古学研究，他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对“万人坑”遇难者遗骸的信息采集工作还存在大量空白，尤其是充分提取遇难者遗骸所包含的大量信息，如性别、年龄、创伤、病理、死因分析等。与国际社会通行的法医考古学调查模式相比，目前我国日本侵华时期“万人坑”遇难者遗骸均未开展过系统的法医考古学调查，随着时间推移很多遗骸已出现虫蛀风化现象，相关研究或面临重大历史证据的损失。　　全国究竟有多少这样的“万人坑”?目前国内还没有确切统计。甚至可以说，学术界对于“万人坑”深入研究远远不够。李秉刚曾做过辽宁境内“万人坑”的调查，他告诉记者，东北三省的“万人坑”数量难以确切统计，只能说凡是在日本统治时期使用了大量劳工的大型煤矿、铁矿、镁矿等矿山及大型工程中，都有“万人坑”。其中在边境要塞工程中，因当时日军严格保密，极少有集中埋葬劳工的场所即“万人坑”，绝大多数都抛尸荒野，任野兽撕扯吃掉。李秉刚说，在辽宁境内，1931年后形成的较大的“万人坑”约34处，死亡人数超50余万。吉林、黑龙江没有统计过，但据他所知，吉林的辽源、石人矿、老头沟矿，丰满水电站工程，黑龙江的鹤岗煤矿、密山(鸡西)矿，黑河的纳金口子道路工程，以及沿中苏边境的17处要塞，每处都至少有一个以上的“万人坑”。　　深入研究“万人坑”，需要拓宽资料获取途径。李秉刚告诉记者，当前国内能找到的日本人留下的相关资料主要是发掘出的关东军司令部宪兵队的档案残卷，更多的信息很可能在日本国内。按照国际惯例，很多档案已经解密。此外，还有一些当时在华企业的档案，个人日记、回忆录可以利用。他表示，除深入发掘研究已有资料外，到日本搜集相关资料亦十分必要。　　史学何为　　为国家、民族担起责任　　“这些问题我们这代人说不清楚，后人想研究明白就更困难了。”这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到很多学者坦陈的心声。　　历史的焦点应该是学术的焦点。像“万人坑”这样浸透了民族血泪的事件没有得到适当的聚焦，多多少少反映了我们的史学研究中存在一些缺失。　　著名史学家金冲及先生曾谈到，历史研究工作者把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时代、亲眼看到或直接听到过的历史，在经过严肃研究后写下来，是一种无可推脱的历史责任。因而，类似“万人坑”这样极其紧要、涉及重要历史证据与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历史焦点，学术界应当给予更多关注与投入。　　从研究方法来说，史学研究不能光钻入故纸堆内，埋首象牙塔中，反而忘记了离开我们不远的历史。金冲及常引用法国哲学家柏格森举过的一个例子来说明当代人应研究当代史这一问题。柏格森说如果给你一百张凯旋门的照片，你看了仍未必能懂得凯旋门。但如果让你到凯旋门面前站五分钟，你就会顿时懂得它了。像“万人坑”这样去之不远、身历者犹在的历史焦点，的确有必要给予深度聚焦。　　对日本侵华这段中国近现代史上屈辱过往的全面研究，既是个人的学术事业，更是学者追问历史、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神圣使命。尤其是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篡改侵略历史、歪曲历史真相的丑恶行径，我们的史学工作者用扎实的调查、深入的研究、广泛的宣传，让白骨能控诉，令尸骸而不朽，精研取义，长歌当哭，就尤为义不容辞，责任重大。　　在“万人坑”的累累白骨中，不但要筑起控诉日军暴行不可移易之铁证，而且要树起中华民族史学研究的大义与尊严。&　　&　　　　记者手记　　追问的力量　　本报记者 耿雪　　“第一次下要塞考察后，我就下决心要搞清楚这个事儿。作为生长在这里的中国人，日本人修了这么大的工事，我们都搞不清楚，也太麻木了!”　　讲起自己调查研究东宁要塞近20年的经历，坐在对面的宋吉庆显得有点激动。宋吉庆曾任黑龙江省东宁县文物管理所所长，而头发花白、黑黑瘦瘦的他看上去却更像一位农民。　　记者先后奔赴南京、阜新、抚顺、东宁等地不同类型的“万人坑”遗址察访，其间，接触了很多像宋吉庆一样拥有满腔热情的基层工作者。他们有些是职业学者，有些则是学术研究的“门外汉”，但是为了日本侵华历史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们上山下河、长途跋涉，还常常自掏腰包。　　“那个时候我赶上事业高峰了，做过最大的事儿就是对东宁侵华日军遗址的调查。”说到这里，宋吉庆眼睛里透着由衷的喜悦。　　“搞清楚这个事儿”，正是对历史真相的追问，推动着有关“万人坑”民间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以还原那段屈辱历史，告慰不幸遇难同胞。　　追问是研究的动力之一，如何在追问的力量中不断探索、深入研究?　　辽宁省抚顺市社科院副院长王平鲁告诉记者，有关平顶山惨案的研究，他们计划将研究视角置于当时的国际社会，但受研究力量和资料所限，目前仍存在很多困难。他希望能和相关院校、研究机构就这些问题展开合作。　　记者观察到，地方上常常掌握第一手资料，但囿于各种因素，在研究力量、技术水平和资源配置等方面仍存在短板;而各大高校和省级以上研究机构，往往拥有相对充足的资源。如何打破两者之间的藩篱，使地方发现的新资料能够及时为学术界所了解和研究，同时将前沿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尽快应用到基层工作中?这恐怕仍需学术界付诸切实的探索和行动。　　声音　　步平　　这些年来，在日本侵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方面，学界、档案部门、出版部门做出了积极努力，已发掘、披露、出版了相当多的证据资料，现在的问题是普及面不够广、影响力不够大。发掘、搜集、整理资料的工作要继续做下去，利用现有资料进行深入研究的工作更要做下去。深入研究，不是简单地披露史料，而是对资料进行系统梳理、对比、去伪存真，从多角度、多维度对史料进行分析。中日历史问题，表现在政治外交、民众感情和学术研究三个并不完全重合但也不完全分离的层面上，其中科学的学术研究成果是基础。　　有许多地方的研究者或爱好者从事着包括“万人坑”等日本侵华罪证的实地调查与研究工作，这是我们民族和社会成长的标志。我们应当提倡从关注身边的历史入手，从地方历史的研究入手，进一步扩展视野，关注更宏观的历史问题。所谓“门外汉”，只要真正用心，就可以进入门内。何况“一切科学都是历史学”，历史学领域本身就很宽。但同时也应注意，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仅凭热情和兴趣是不够的;要产生真正科学的研究成果，需要在理论修养、专业训练与资料积累方面下功夫。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　　宋吉庆　　对“万人坑”等问题的研究，有很多基层工作者和民间业余学者参与其中。不少学者从事地方研究，对地方上的情况不是很熟悉，做村头调查等常常要依靠基层学者甚至民间业余学者。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地方情况和档案资料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而基层学者能够接触到的研究资料比较少。到省级以上的档案馆、资料馆查阅资料很困难，没有熟悉的人介绍，很难看到相关资料。一个日本朋友给了我一份在东宁进行化学武器测试的报告，显示驻扎在长春孟家屯的关东军第100部队在东宁设有支队，我想去档案馆查询相关信息，至今没能查成。希望档案管理部门能够完善档案管理查询机制，提高支持科研、服务社会的职能意识。　　与此同时，一些大的报纸、学术杂志的刊发要求很高，基层工作者将他们的调查研究成果传播和介绍到学术界也比较难。　　——黑龙江省东宁县文物管理所原所长　　傅波　　日本侵华罪行没有得到清算，日本是一个发动过侵略战争、有历史污点的国家。7月1日，其又通过了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案，这就不仅仅是右翼势力抬头的问题，从历史到现实，日本已经成为一个十分危险的战争策源地。从被侵略的一方看，中国受害者没有得到慰藉。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还没有全部公之于众，地方社科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为此多做工作。　　——抚顺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抚顺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　　(本报记者 耿雪/采访整理)　　链接　　日本侵华时期“万人坑”三种类型　　当前学界普遍认为，日本侵华时期的“万人坑”，按其成因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侵华日军对中国军民进行大规模集体屠杀所致，如南京江东门“万人坑”、辽宁抚顺平顶山“万人坑”、山东济南琵琶山“万人坑”;二是日本侵华时期修筑大型军事工程或其他设施造成大量劳工死亡所致，如内蒙古海拉尔“万人坑”、黑龙江东宁要塞“万人坑”;三是日本侵华时期疯狂掠夺各类矿产资源，施行野蛮的“以人换矿”政策， 造成各类劳工大量死亡所致，如辽宁阜新孙家湾煤矿“万人坑”、吉林辽源矿工墓“万人坑”、山西大同煤峪口煤矿“万人坑”、安徽淮南大通煤矿“万人坑”等。美国解密档案：731部队至少生产2470枚细菌炸弹美国解密档案：731部队至少生产2470枚细菌炸弹　　▲7月7日，观众来到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本部大楼旧址参观。　　当日，是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纪念日。观众来到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参观七三一部队遗址和罪证，悼念殉难同胞，以此铭记历史，警示后人。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摄美国解密档案：731部队至少生产2470枚细菌炸弹　　七三一部队用于细菌实验的器皿。(摄于日) CFP供图美国解密档案：731部队至少生产2470枚细菌炸弹　　这是正在展开清理工作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核心区域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摄美国解密档案：731部队至少生产2470枚细菌炸弹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日起在沈阳开庭审理铃木启久等八名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的战争犯罪分子。这是日本战犯长岛勤在法庭上(资料照片)。 新华社记者 邹健东摄美国解密档案：731部队至少生产2470枚细菌炸弹　　这是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中央检阅部1939年《通信检阅月报(九月)》的扫描件，其中记录了重庆大轰炸期间，1939年一次连续三天的轰炸造成了25人死亡，其中有3名孩子的惨状，该信件被扣押处置(7月1日摄)。新华社发　　记者从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获悉，该中心“美国解密日本细菌战档案调查研究”课题组完整编译出关于侵华日军细菌武器的《阿尔沃·汤姆森报告》。该报告记录了731部队首任部队长石井四郎的供述，截至1942年，731部队共研制生产了2470枚细菌炸弹。　　《阿尔沃·汤姆森报告》是1946年由当时美国迪特里克基地中校阿尔沃·汤姆森对731部队首任部队长石井四郎和次任部队长北野政次进行审讯之后，形成的总结性报告。该报告详细记述了731部队总部的体制、配置、职责以及细菌战和人体试验等有关信息。　　生产了十种类型细菌炸弹　　石井四郎供述，至1940年，已经研制出9种用于细菌病原体传播的炸弹，并进行了实地测试。其中包括用于污染土地、制造传染性云雾，以及爆裂弹药，即通过污染炸弹碎片和炮弹碎片造成伤害而感染并致伤亡。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负责人杨彦君说，在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得出侵华日军生产了至少10种类型的细菌炸弹。包括石井式陶瓷细菌弹、HA型炸弹、I型炸弹、RO型炸弹、SI型炸弹、U型炸弹、老型UJI炸弹、GA型炸弹、100UJI型炸弹、母女弹等。　　以炭疽菌鼠疫菌伤寒菌为主　　据石井四郎向汤姆森提供的数据，1937年至1942年，731部队共生产了2470枚携带细菌病原体的炸弹，这些细菌弹以炭疽菌、鼠疫菌和伤寒菌为主要填充菌。　　杨彦君说，在侵华日军生产的细菌炸弹中，以石井式陶瓷细菌弹、HA型炸弹为主要类型。其中石井式陶瓷细菌弹是731部队生产最多的细菌弹，由731部队首任部队长石井四郎直接参与研发设计，是专为填装带有鼠疫菌的跳蚤而设计的，1940年至1942年共生产了约500枚。　　“根据《阿尔沃·汤姆森报告》的详细记录，可以明确断定细菌炸弹的研制是以细菌战攻击为最终目标的。根据翔实的实验数据和设计图纸，进一步证实了731部队以进行细菌战为目的而开展了细菌武器研究、试验和生产的历史事实。”杨彦君说。　　3000多人在细菌试验中死亡　　731部队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侵华日军从事生物战细菌战研究和人体试验相关研究的秘密军事医疗部队的代称，总部基地建在哈尔滨市平房区。资料显示，有3000多人在731部队细菌试验和人体试验中死亡。　　记者从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获悉，该中心“美国解密日本细菌战档案调查研究”课题组完整编译出关于侵华日军细菌武器的《阿尔沃·汤姆森报告》。该报告认为，侵华日军731部队研发细菌武器是经官方批准的，并且得到最高军事当局的支持。　　宣称不曾得到官方指示　　汤姆森在报告中写到：“尽管石井四郎宣称细菌武器只是关东军水供给和净化部中非常微小的一方面，并且该研究的进行也不曾得到官方指示。但是，从其所完成的研究和所取得的进展来看，显然细菌武器研发的各个阶段都是大规模进行的，是经官方批准的，并且得到最高军事当局的支持。”　　据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负责人杨彦君介绍，汤姆森在第一次问讯时，石井四郎掩盖了细菌战、细菌武器的研究和人体试验罪行，而通过多次问讯，汤姆森得到了比第一次更多而又重要的情报。　　杨彦君说：“石井四郎从避谈细菌战、人体试验到积极配合汤姆森的调查，短时期内有如此大变化，除了美军施加压力之外，美军和石井四郎达成了交易，为获取细菌战和人体试验情报信息，将调查不作为战争罪行证据。”　　杨彦君说，根据《阿尔沃·汤姆森报告》的内容，可以明确地断定细菌炸弹的研制是以细菌战攻击为最终目标的，而且细菌炸弹研究、设计和实验的各个阶段都是大规模展开的，完全不是军事预防医学的研究内容。　　731遗址核心区域　　有望明年开放　　记者从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了解到，731遗址核心区域的细菌实验室及特设监狱集中清理工作已展开，争取于明年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对外开放。　　细菌实验室及特设监狱是侵华日军731部队进行细菌试验的核心区域。该旧址建筑长约170米，宽约140米，731部队溃逃前夕将其炸毁。　　1982年，四方楼地上部分残存建筑设施消失，仅存建筑基址。2000年8月，工作人员曾对四方楼基址进行挖掘清理，使地下中心走廊和特设监狱部分基址裸露出来。　　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说，细菌实验室及特设监狱是731部队生产细菌的主要地方，是证明731部队进行细菌武器研究和人体解剖的直接证据。清理工作是731遗址保护性开发的重要部分，今年10月份基本结束，争取明年对外开放。　　731遗址是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细菌战遗址群，遗址面积达24.8万平方米，在这里有3000多人被731部队用作活人试验。　　浙江启动编写　　日军细菌战专题　　浙江是日军在华细菌战的重灾区，浙江省党史办近日启动《日军在浙江实施细菌战专题研究》编写工作，相关成果将在明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前夕结集发布。　　细菌战是严重违反国际公约的惨无人道的行径，日本是二战中唯一大规模实施细菌战的国家。　　浙江省党史办一处处长包晓峰介绍说，据统计，在抗日战争期间，全省七成地市、三成区县曾留下过细菌战的魔爪。　　编写《日军在浙江实施细菌战专题研究》，旨在进一步厘清日军在浙细菌战的史实，以史为鉴教育后人，同时反击日本右翼势力无视历史的谰言。　　包晓峰说，编写工作由全省党史系统和从事细菌战研究的民间人士共同参与，将对档案资料、口述资料和研究资料进行综合，既有全省综合性的研究，也有针对像义乌等细菌战重灾区的地域性研究。　　1942年9月至11月，日军731部队、荣字1644部队等细菌战部队在义乌崇山村施放鼠疫菌，造成23家绝户、404人遇难。据《义乌市志》记载，义乌当地有1318人死于日军细菌战。　　战犯长岛勤笔供罪行提要　　中央档案馆7日公布了日本战犯长岛勤的侵华罪行自供提要。　　据长岛勤1955年5月笔供，他1888年出生，日本埼玉县人。1938年12月到中国，任华中派遣军特务部部员。1942年4月，任日本陆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长。1943年6月-1945年4月，兼任济南防卫司令官。日在朝鲜咸兴被苏军逮捕。　　重要罪行有：　　1942年5月-6月，在山东，指挥部队参加“泰(安)莱(芜)蒙(阴)作战”，“结果杀人：抗日军人40名、和平人民20名，烧毁破坏民房是100余间”。　　1943年5月中旬，指挥部队参加“鲁中作战”，“结果杀害抗日军人130名、和平人民20名，逮捕抗日军人380名，烧毁破坏民房20余间”。　　1943年6月，指挥部队参加“东临道作战”(聊城县北方地域)，“结果杀害抗日军60名，和平人民30名，俘虏250名”。　　1943年7月-8月，指挥部队参加“十八夏南太行作战”，“结果杀害抗日军人40名、和平人民30名，抓俘虏30名。”　　1943年9月，指挥部队参加“三教堂作战”(禹城、济阳、临邑)“结果杀人抗日军60名、和平人民10余名”。　　1943年11月中旬-12月上旬，指挥部队参加“十八秋鲁中鲁北作战”，“结果：杀人，抗日军人30名多、和平人民10名多，烧毁兵营2栋，烧毁民房300余间”，“掠夺粮食300吨”。　　1944年3月-4月，指挥部队参加“十九春衣剿共作战”(莱芜、长清、历城、齐河、章丘)，“结果杀害抗日军210名、和平人民70名，烧毁民房300间”。　　1944年6月-7月，指挥部队参加“十九夏衣山东作战”，“结果杀害抗日军270名、和平人民160名，掠夺小麦5700吨”。　　1944年8月-9月，指挥部队参加“十九夏山东作战”，“结果：杀害抗日军120名、和平人民70名，逮捕和平人民250名，掠夺花生油1000篓以上”。　　1944年9月-12月，指挥部队参加“十九秋衣山东作战”，“结果杀害抗日军人190名、和平人民110名，烧毁破坏民房200余间”。　　1945年1月-3月，指挥部队参加“二十春衣山东作战”，“结果：杀害抗日军410名、和平人民230名，破坏烧毁民房300余间”。　　1945年5月，指挥部队参加“秀岭一号作战”，“结果杀害抗日军80名、和平人民210名，烧毁破坏民房1000余间”。　　从1942年4月-1945年7月，“进行了大小15次作战讨伐，杀害抗日军人1660名、和平人民970名”，“烧毁破坏民房2220间以上，逮捕了抗日军970名、和平人民250名，掠夺粮食6000吨，酷使强制劳役是12万工日。”“每次在作战中杀害的方法，除枪毙外，还采取很多刺杀、斩杀、斩首、爆杀、烧杀、绞杀、瓦斯杀等极其残忍的虐杀手段，又常常杀害俘虏”。“1945年2月上旬，111大队在我的命令下，行动中在东阿县马家海子刺杀负伤员俘虏7名。1942年7月，110大队在莱芜县九顶山，用瓦斯弹杀害和平人民老幼15名。”　　最新公布档案记述日军对中国多地大轰炸　　在吉林省档案馆最新公布的一批侵华日军档案中，有多处记述了日军曾在侵华期间对重庆、长沙等中国城市进行了惨烈的轰炸。　　在一份1939年的《通信检阅月报(九月)》中，记载了阿根廷《E巴鲁特斯》杂志描述的日军对重庆进行连续3天大轰炸的惨况：日本最近的空袭目标是重庆，在这个夏天一开始进行了连续3天的集中空袭，在此期间投下的炮弹导致1万多人受伤，30户人家烧毁，1/5城市街区遭到破坏……在瓦砾堆里发现8名孩子的尸体。　　另一份档案《通信邮检月报(六月)》(1939年)中记载了当时上海日报社发给奉天小南关天主堂的一份报纸，其中写道：“日本开始侵略以来已有两年之余，仍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日本现在依靠在一些很普通的城市发动轰炸，不断扰乱人民的和平生活。重庆……并不是武装型城市，也不是军事防卫型城市，日军战机经常向这一非战斗人员集中地区投放炸弹，引起了无数的火灾，投放的炸弹超过1000枚，人民被残忍虐杀。”　　在这批档案中，除了重庆之外，还记录了日军对扬州、宜昌等城市的轰炸行为。在《通信检阅月报(九月)》(1939年)中记载了日军对扬州、宜昌的轰炸，炸毁两艘英国船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