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黄金十年中国国力到底是怎么个黄金法

银本位与上海滩:民国“黄金十年”货币经济_历史频道_新浪网
银本位与上海滩:民国“黄金十年”货币经济
  自《货币战争》一书开启了国民对货币的高度关注,央视十集电视剧《货币》纵贯历史讲述货币故事,日前索罗斯再次狙击日元收获10亿美金――货币问题再次浮出水面,这个掌控世界命脉的强大力量终不会永远躲在历史的背后,被人们忽略。
这些赫赫有名的建筑总能勾起人们对上海的无限想象。
作者:张亚雄
  我认为实际上潜在的最大危险是将会爆发货币战争。(索罗斯..瑞士达沃斯)
  著名的货币学家弗兰兹。皮克说:“货币的命运最终也将成为国家的命运。”
  自《货币战争》一书开启了国民对货币的高度关注,央视十集电视剧《货币》纵贯历史讲述货币故事,日前索罗斯再次狙击日元收获10亿美金――货币问题再次浮出水面,这个掌控世界命脉的强大力量终不会永远躲在历史的背后,被人们忽略。
  回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可谓冒险家的乐园,大佬云集,商业繁荣,也催生了声色犬马、风花雪月的上海。年,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在文学与电影作品中反复提及的繁华的上海滩,与纽约、巴黎齐名,是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城市。
  同时期正是世界大萧条时期,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世界经济危机开始,一直延续到1935年。但直到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经济却获得了极大发展,与世界大萧条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难得的“黄金十年”,与中国当时的货币制度银本位,关系巨大。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资料显示,在年间,中国的公路通车里程增长到11.6万公里,新建铁路7895公里。1935年至1937年,国内工商业高速发展,1936年1月甚至出现了几百万美元的贸易顺差。
  许纪霖、陈达凯的1995年版《中国现代化史》显示,1937年,全国银行存款总数将近40亿元,比1931年增加了近一倍。1931年至1937年间,小学生人数增长了86%,大学生人数增长了94%。
  赖建诚《经济史的趣味》中提到,从1927年到1936年,中国的工业增长率在8%以上,GDP飞速增长,达到9%的增长速度,是同期日本的三倍。也有学者称“据测算当时年均GDP增长率超过10%”。电讯、邮政得到快速成长,民航空运开辟了12条航线。
  而许多以后影响力巨大的大师级人物,鲁迅、胡适、钱钟书、詹天佑、华罗庚也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
  在这个西方学者总结为“黄金的十年”(Golden Decade)中,诞生了许多大城市,据说,城市里“现代风格的办公大楼拔地而起,密如织网的大道穿过人口稠密的地区,水电供应系统遍布在许多重要市区……收音机和卷烟、电影和汽车、卡巴莱餐厅和西式服装的数量不断增长。”
  与上海的经济繁华相比,北京的人文气息更为浓郁一些。以林徽因“太太的客厅”、茅盾的“月曜会”为代表的社会青年的聚会,聚集了一批如徐志摩、沈从文、梁思成、金岳霖等日后声誉斐然的精英。
  一个美国观察小组在1935年有过这样的报道:“中国在所有领域里,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同十年前甚至是五年以前相比,现代化将给中国带来长达几个世纪的深远影响。”
  我们的教科书对这一时期的描述可谓轻描淡写,仅被称为“短暂的繁荣”,解释枯燥而难以背诵,这些关键词可整理为:南京临时政府鼓励发展实业,大喊实业救国口号,民众自觉抵制洋货,宽松的经济政策,一战爆发,列强顾不上中国等等。
  其实历史事件本身的逻辑和故事比理论更具借鉴意义。在国际大萧条的背景下,中国居然能够独善其身?
  那段时间列强的确自顾不暇。1918年一战结束后到1928年,美国帮助重建欧洲,发了一笔战争横财,随着欧洲有效需求下降,美国泡沫渐起,直到1929年股市崩盘,金融危机开始。而更为糟糕的是,当时以美国为首的金本位货币制度导致了危机的迅速蔓延。
  两次大战之间()世界上有60个国家采用金本位,以实现国际上稳定的汇率,方便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届时美国已经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金融大国,拥有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黄金,成为各个国家的金融首领。
  凯恩斯已经意识到金本位的危险,他称英国已戴上了“金脚镣”,呼吁英国尽快脱离金本位。事实上美国金融大象一般倒下,如同中了连环计的首船着火,不可避免地殃及了整个船队。因为金本位制度的严格与僵化,其他国家的银行无法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货币政策,因而连锁反应迅速扩散,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和大萧条时代很快到来。
  在这个世界性的危机中,中国却独立于危机之外,基本没有受到影响。因为,中国沿用了旧时的银本位,对外贸易是使用白银结算,银本位与国际金价不挂钩,白银在国际上不是货币,而是与铜一样的金属。当国际金价恐慌变动时,中国币值与之无关,进而使得中国经济不受危机影响。
  中国民众对银子的认可超乎想象,自明清以来直到1935年民国政府废除银本位,银和银币是稳定中国经济生活的重要货币,即便在某些时段政府强力推广铜币、有人甚至主张以金作为主要货币时,民众最认可的货币还是白银。沿用旧时的银本位货币制度,是这“黄金十年”的最根本保障。
  1931年9月,英国宣布脱离金本位,全世界的金本位制逐渐崩溃。
  伯克利经济系的BARRY EICHENGREEN(1992)和MIT经济系的PETER TEMIN(1993)教授对金本位制进行了大量统计和研究。若把1929年英美德法的物价设定为100,年间,这四国的批发物价指数同步下跌,几近重叠,1932年以后,各国采取了不同的货币政策之后,物价指数才有了明显的不同。而中国恰恰与之相反,在他们同步大幅下跌30-40%时,中国反而高升25%。
  用台湾经济学者赖建诚的话形容,就好比一场流感袭来,原本身强力壮的列强们均深受重创,而素有东亚病夫之称的中国却安然度过。
  这样的结果得益于银本位的“浮动汇率”。当金本位国家被金锁链捆绑而同步起伏时,中国得以置身事外。当然,在国际白银价格起伏时,外贸会受到相应影响,但1937年之前的中国,外贸占经济总量小于7%,也非支柱。
  中国银本位在1935年落下帷幕。1934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提议的“购银法案”,高价收购白银,投机者们将中国的白银一船一船地运往美国,中国经济遭受空前打击,国民政府于1935 年11 月宣布废除银本位货币制度,结束了白银与中国货币几百年来的内在联系,虽然使当时的中国经济暂时摆脱了危机,但法币本身的特性是可任意发行,这就为后来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埋下了隐患。
  刚刚过去的20国集团(G20)会议,占世界上GDP总量85%的十九个重要国家及欧盟首脑聚焦货币政策,虽然被称为“未取得实质性计划,显然只是一纸空文”,但是,我们应清醒地看到,货币政策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它跟随经济的发展暗流涌动,从来没有停止过。
  (本文部分观点摘编自《经济史的趣味》赖建诚,2011,浙江大学出版社)
(责编: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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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民国“黄金十年”
  近年来,有这样一种说法在“国粉”圈中广为流行:“民国的‘黄金十年’间,中国工业实力迅速进步,为打下了坚实基础。”还有的说:“抗战中,国军多次研制飞机和多种、火炮,抗战后还研制了喷气式战斗机,还研究过。其军工科技研究方面不比‘1949年后’差……”此外,一篇网络热贴《民国留给‘新中国’真的是一穷二白吗?》(此文的用心从其标题位置可见一斑)也被广为转发。该文称,现行教科书里称“洋钉、洋火、洋灰”之类说法都是“谎言”,民国早已“研制出火柴、铁钉和水泥”,而且还能“制造万吨轮”。作者最后问道:“试问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有多少在世界领先的科技能压倒欧美和日本?上海新楼倒掉的时候,1910年代马牌水泥建造的迄今不倒,这是为什么?”——换句话来说,此文作者认为“水泥、铁钉和火柴、万吨轮”就是“压倒欧美和日本的世界领先的科技”,认为施工质量正常的钢筋水泥建筑应该和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比寿命。不过光是从这个角度来辩驳的话,实在不必单独成文。我们这个系列文章,不仅仅是要辟谣,更希望能带读者细读历史,不要被片面的“真相”引入歧途。金庸借韦小宝之口说他造谣的秘诀是“九句真话里夹一句假话”,上述谣言制造者更高明一些,他们说的全都是“真话”,只是隐去了那些他们不希望别人了解的东西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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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十年”忘了钢首先,我们要来谈谈的“黄金十年”,看看它是否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的“黄金十年”指1927年“”,的名义上“统一全国”开始,到1937年抗战爆发的这十年。根据百度百科“黄金十年”条目引用据称是的说法描述道:“1930年-1936年间……中国工农业产值达到了清朝末期、民国肇建以来的最高水平。……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工业化的起端,并以及引进新组织新技术等方式……进一步扩大经济成果……十年建国时期中国建设,主要以国防工业为核心……1936年3月……拟定了一项重工业建设计划,预定于三年之内……奠定中国冶金、燃料、化学、机器及电器工业的基础……1937年,这些工厂的产品产量为电力153.3万度,煤2万吨,净钨砂11926吨,锑14597吨,精铜9吨,铁砂6313吨,电讯机425具……就在中国迈向工业现代化之际的1937年起,日本发动了,并陆续大量增兵入侵中国。据统计,1930年代末期-1940年代中期的中国,因为此战争所造成的损失至少6000亿美元,而后果就是让中国现代化进程至少延宕20年。”上面这段文字,乍一看简直令人扼腕叹息啊,好像已经站到了现代化的边缘,要不是,要不是……但细一追究,这些说法简直令人笑掉大牙。我们且不说这“让中国现代化进程至少延宕20年”是不是未卜先知——1937年的,差不多就是新中国建国十周年之际,中国倒真是走上了现代化进程,只不过,和毫无关系。也且不说那少得可怜的发电量、煤炭产量、铜产量和电台产量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就说说工业的骨骼,钢铁的产量——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为何在这里没有提到钢铁产量?我们只好去搜索一下答案,一上来就有一个说法很引人注意。“1913年,中国粗钢产量为4.3万吨,而到了1930年,就只有1.5万吨了,‘黄金十年’还不如晚清!”不过这个说法也是在“选择性陈述事实”,因为在“黄金十年”期间,中国出现了一个钢产量的低谷,原因与倒闭有关,产量从1927年的3万吨降低到了1931年的1.5万吨,此后回升到1934年的5万吨。随后,好像政府突然发威,1935年,中国全国钢铁产量一下子上升到25.7万吨,然后又在两年内翻倍,到1937年达到55.6万吨!
我帮国粉发现了一个大秘密,民国的钢铁产量在短短3年里增加了11.5倍!这数据,太惊人了……可为啥这么厉害的数据“台湾学者”们都羞于启齿?原因很简单,增加的粗钢产量来自于鞍山钢铁厂,属于日本控制下的伪满洲国——和蒋记国民政府实在是毫无瓜葛,就算脸皮再厚也无法把这归入民国“黄金十年”的成就里。此外,还有一个因素导致1935年后国内钢铁产量上升:中原大战后,多地军阀为抗蒋需要,开始大搞兵工生产,其中四川的刘湘整理四川钢铁厂,到1936年将其产量扩大到年产一万吨钢的水平。山西的为了扩大军工生产,也搞了不少钢铁生产,具体钢产量不详,但从他能年产数百门山炮来看,产量可能也不小。换句话说,南京国民政府手头真正掌握的钢铁产量,反而比清末少得多了。就这点而言,那个“反谣言”只是没把话说完整,因为那1.5万吨钢,差不多就是南京国民政府真正掌握的钢产量。但是国民政府此时也确实有不少军工项目,尤其是引进德国技术制造步枪、机枪、反坦克炮、野战炮等等,从其产量来看,这1.5万吨粗钢肯定不能满足钢铁的需求。那么这钢是哪来的呢?
民国巩县兵工厂历史中一份1935年1月的材料来源列表报告称:“枪管钢17158.1公斤,来自德奥,枪件钢20867.3公斤,来自德奥,3446.1公斤,来自德英奥,无烟药3922.16公斤,来自德美奥。其他金属,包括铅铜和所有钢料,油料及化学品,大多进口自外国。” 这就毫不奇怪。抗战爆发后,诸如37毫米()等武器生产因为德国进口的炮钢用尽而难以为继。那为何会有人做出如此匪夷所思的决策呢?原因很简单:经手人可以从中得到百分之二三十的回扣。哦,关于“黄金十年”,也不能忘了说一下,有人以为:民国重工业固然不行,那么轻工业发展应该很好……你们错了。我们看看民国著名实业家荣氏兄弟旗下面粉企业的故事:和他的弟弟从1902年投资面粉业开始,资本积累非常迅速,1906年又开始插足于纺纱业。一时间被称为中国的“面粉大王”、“大王”。然而,与他们旗下工厂数目和设备增加的同时,工厂的负债也在迅速增加。到1933年,除了3家面粉厂以外,荣氏兄弟旗下其余各厂都有抵押借款,而资本2200万元的9家纱厂所积欠和的债务,在1934年就达到2100多万元,其中二、五两厂,在1936年不得不交给债权团接管。如果有人不理解上述这件事,可以翻上去看看那段“黄金十年”的功绩,其中有一句话“并以及引进新组织新技术等方式……进一步扩大经济成果”,相信现在大家可以明白这其中的含义了吧?
据民国自己的《上海市年鉴》统计资料,从1928年起,历年注册工厂,无论是厂数(除少数一两年外)或资本额,都在逐年下降,资本额下降的趋势更加明显。这就是说,一方面新设工厂的数目减少了,另一方面,数目日趋减少的新设工厂的规模,也更加小了。上海市这南京的财源都面临这种情况,“黄金十年”里民国的“建设成就”让人还能说什么好呢?那么,“黄金十年”到底是怎么取得“7.7%的工农业产值增长”的呢?以下同样出自前面吹嘘“黄金十年”文章里的话可以解答这个问题,其一:“1928年到1934年,先后和外国政府多次谈判,通过四次关税改革,使海关关税大为提高,显著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改善了十年建国初期财政紧绌的劣势。”其二:“国府随即于日实施法币制度,将银本改变为外汇本位,以纸代银。”这关税、法币这两大财源,是“黄金”进项的真正所在。而这其中,“关税”是国家赐予忠实的,“法币”则是仗着枪杆子强行推广的。我都不想在这里评论什么了,读者们自己想吧。至于“黄金十年”和解放后十年的比较嘛……有点不公平,我们就列举中国1949年到1952年的部分工业产品数据吧:发电量,43.1亿度到73亿度;,15.8万吨到135万吨;煤炭,24.6万吨到193万吨;水泥,66万吨到286万吨……如果说民国那主要工业品产量停滞、乃至到退的十年可以用“黄金”形容,那1949年到1952年之间的这种增长,我实在不知道用什么来比喻了——顺便说一下,今天中国在上述这些领域的产量全是世界第一。
民国军工的“黑科技”说过“黄金十年”,我们正经说一下抗战,说一下在抗战期间的兵工科技到底有多厉害,以及抗战期间军工生产的一些事情。抗战期间,中国的军工技术实力和生产能力十分低下。更令人奇怪的是对于作为军工生产的基础设施的态度:1943年,重庆18家铁厂中14家倒闭,4家钢厂中也倒闭了一家。日称,机器厂维持经常开工者,不及十分之一,停用的工机具约占总数的40%……这种景象与中国当时缺枪少炮的环境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有人说,之所以不能利用国内的工业开工生产枪炮,是因为国军重视枪炮质量,因为当时国内无法冶炼出合适的枪炮钢材,也只有少数兵工厂拥有制造优质枪炮所需的设备。这种说法实在不值一驳,当时设备远比重庆这些工厂简陋的中共还自行研制了“无名式步枪”、“”(与现在的81式不是一回事),甚至用铁轨钢制造了大批掷弹筒甚至仿92式步兵炮。就算这些武器性能难堪大用,那也总比赤手空拳强得多。更何况,军阀曾在山西建设起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可观的火炮工厂,每年可生产200多门山炮。尽管由于设计、材料等原因,大部分火炮只有水平,且“经常打几百甚至几十炮就出问题”。但中,在当时中国属于“超豪华”水平的炮兵也算是打出了“百炮齐发,弹如雨落”的效果。据称此役中晋绥军“炮兵有八个团参加,发射炮弹四万余发”。可惜的是,随着太原陷落,失去后勤基地的晋绥军炮兵也就成了废物。相比之下,南京政府控制下的巩县兵工厂从技术水平上看要比“”高级多了,采用的是全套的进口设备和原材料,除了生产和火炮,甚至还有一个年产120吨毒气的化学战剂工厂(能生产催泪、呕吐、喷嚏等非致命毒剂,以及等致命性毒剂)。不过由于它的附属防毒面具厂产能不足,中国军队无法有效使用化学毒气(风向一变就变成熏自己了)。
1937年抗战一开始,巩县兵工厂就受命搬迁,结果在混乱中丢失不少设备,其生产步枪的分厂被炸毁,失去生产能力。逃到湘西的一个分厂只能保持每年几百挺机枪的生产能力。抗战胜利后也没有多大改善,最后该厂位于武昌的分厂由解放军接管,另一个工厂逃亡,并入“联勤44厂”。从此这座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从手上创办起来的兵工厂就这么消失了。的另一个主要兵工厂,金陵兵工厂在1937年后也展开西撤,仅16天就将大部分设备和材料搬迁完毕,不久后开始复工。此后的中,这个搬迁到重庆的兵工厂成为了当时“国军”主要的国产武器来源。21兵工厂到1943年时每月可生产7000把“中正式”步枪,此外还有大量其他武器。不过该厂生产的24式和直到1943、44年才实现“零件可互换”……这在当时的军工大国眼中或许不可思议,但在中国却是无奈的现实。与巩县兵工厂相比,该厂幸运之处在于有一位叫李承干的兵工奇才担任厂长。他除了亲自参加武器研制,最重要的是经营有方,勤奋实干,硬是在当时困难的环境下坚持了下来,还为厂子赚到了“黑暗社会中一个光明之点”的美誉。
不过这位奇才,先是拒绝加入,又在1947年拒绝为内战生产武器,辞职赴美“考察”。此时他已是“国军”中将,却只带走了几个装衣服和书籍的旧肥皂箱。1948年,受化学家候德榜之邀才回国,担任南京永利化工铵厂厂长。南京解放前夕,他积极组织职工展开护厂斗争,拒绝将工厂迁往台湾……听到这,读者您大概已经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我国首任国家计量局局长。那位力邀他回国的候德榜——前面提到的一则谣言中将他形容为“民国大师”,他在抗战期间的经历也很值得一说。侯先生当时因重庆条件困难,创新开发新型制碱法,并将其推进到“半工业化”生产阶段,却因不予支持未能投入生产——三酸两碱是制造重化工产品的重要原料,尤其是制造炸药——但国民政府对候德榜先生的这些努力,似乎没什么感觉。对国府心灰意冷的候先生1947年内战爆发后远走。1949年,他听说了新中国建设现代化工业的热情,拒绝了印度公司十万美元年薪之邀,毅然回国,为新中国的化学工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样的一位伟大的化学家。民国到底有多重视本国军事工业,从抗战最要紧关头对军工人才的态度就可见一斑。
在抗战期间,也取得了一些“军工科技成就”,比如“研驱-0”“研驱-1”型战斗机、共轴旋翼轻型直升机;抗战后,委托英国设计了XP-1001喷气式战斗机;在“黄金十年”之前,还造过“万吨轮”。这些“成就”若是细究,几乎每一个都可以看到技术人员的一腔热血和官僚们的白眼。这些设计中,大部分由于技术缺陷只能算是试作品,要么是利用剩余产品“攒货”,在国民政府不予重视的前提下,无一例外只能成为绝唱。至于“万吨轮”,连船体钢板都要从美国购买,只是在江南厂进行了组装而已——要不你以为这船为啥只此四艘再无下文?文及于此,笔者想以这些工人后来的一个故事结束:1950年底,中国人民入朝参战,缴获美军90毫米和57毫米。半年后,国产同类武器仿制成功,1951年下半年,朝鲜前线部队得到4800具国产51式火箭筒及20万发,数千门57毫米无后坐力炮和21万发炮弹。1951年秋季防御作战中,志愿军依靠新获得的反坦克装备,共击毁击伤敌坦克100多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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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好厉害的样子   我是来看十楼的,他说的太特么精辟了!
谁都知道怎么回事,只是有些人不愿承认罢了。
总体同意楼主的观点,但是不够客观。----------------------------------------------------------这个问题相当复杂,我的了解未必准确,阅读时请注意。1927年完成清党,1928年基本夺取全国政权。这一段时间确实可以说是国民党右翼的黄金期。军阀混战的形势好转了很多。大量执政方针都得以实施。一些自清末起的落后政策也被取消掉了。关税控制权也逐渐得到回收,关税在北洋的基础上有所上升。从轻工业角度,确实有不错的发展。中国当时火柴、纺织等产业,都有不错的发展(有时候有两位数的增长)。从棉纱进口国变成棉纱出口国。教育、卫生等领域,有一定的发展(增长率很高,但是主要是因为过去起点实在太低,而且质量不高)。可以这么说,黄金十年,是一个正常发展中国家都会有一段初级工业高速增长期。国府能够在战乱的局面下实现,也并不容易。但是,国府毕竟是在战乱中,这种和平时的正常的发展路径,也给国府后来造成了巨大的麻烦。首先,由于之前的历史发展,江浙资本力量在国府中占据主导。江浙资本的核心人员大多是买办资本。买办资本相对于其他民族资本家的优势在于其与外国资本联系更紧密,因此进口货物是他们的长项。以为代表的买办资本力量,一方面执掌着国家经济发展的大权,一方面却对于产业发展没有清醒认识。比方说,即便在918之后,国府仍然没有一个完整的国防工业发展路线,甚至没有任何鼓励民族钢铁业发展的举措。相反,买办资本一直在从外国进口钢铁来满足国内需要,同时也赚取大量利润。这导致了民国时重工业发展无力,甚至倒退。北洋时能生产的一些重炮,到了民国时期反而不能生产了。北洋时政府积极支持重工业,甚至可以制造万吨轮,到民国时也造不出来了。国府这一问题,导致其在随后全面爆发的抗日战争中极为被动。实际上,钢铁、造船、军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对于民国当时的内部经济条件来说,唯一可行的路径是政府主导投资,但是政府不作为,那就不会有什么起色了。当然,不能忽视的是,国府当时由于清党,失去了对基层的控制能力,很多地方不得不与当地豪强合作,税款往往就收不上来。这就导致了,国府虽名以上控制全国,其实税基并不大,以至于关税长期占据国府财税收入的半壁江山。而长期军阀混战,导致国府不得不将半数的财政收入投入到军事上。据统计,民生领域投入仅有20%,而经济发展的投入,仅有4%。在这种情况下,国府也难以投资技术密集型产业。其次,黄金十年中虽然收回了关税自主权,但是关税保护力度仍然非常差。由于初期签订的关税条约,大部分领域关税水平长期不能超过12.5%。到1931年变更关税税率后,仍然仅有毛织品、火柴、丝绸、烟酒、陶瓷等少数产品上建立了高于30%的保护性关税(民国轻工业高速发展也恰恰是在这几个有限的领域)。1933年因为与日本已经交恶,把棉布(当时主要从日本进口)税率都提高了50%-90%。这保护了中国棉织品业。其他提高税率的主要是橡胶和海产品。不过保护政策很快就废掉了。1933年中,国府资金不足,因此向美国求援。美国适逢经济不景气,就规定说,给的贷款必须用来购买美国的棉花和麦子,所以这一次的借款被称为棉麦借款。这时候事情就开始变得具有讽刺性了。因为国府要借款,一方面是财政紧张,一方面也是想积极准备对日防御工作。结果呢,大批量的棉花拿回来得要换成资金啊,倾销到国内,导致国内棉花价格崩盘。即便如此,也没能吃下。周边所有国家,只有日本最需要棉花,所以这批棉花居然还得要卖给日本。日本随后用此为要挟,逼迫国府降低了棉布的关税。为此愤然辞职。所以,国府受到战争所累,关税方面实在是进退维谷,最后能保护的行业也非常有限。整个黄金十年中,中国出口并没有显著增长,反而在1931年后有巨幅下跌(丢掉了东北),比如年出口额维持在约9-10亿关两,而1932年跌倒了不足5亿关两,,都在4亿关两以下。这一方面是丢掉了东北,另一方面也是遭遇经济危机的结果。此外,黄金十年中进出口长期逆差,导致贸易形势恶化。总体来说,黄金十年的经济发展主要是轻工业领域的进口替代产生的。其他领域也有一定的进步。但是钢铁工业等等对当时迫在眉睫的战争至关重要的领域,绝对值并没有显著的增长,一些部门反而有倒退。总体来说经济增长幅度不小(除去东北,每年增涨约6.5%),当然是好的,但是也没有办法做太高的评价。知乎-冷哲
国内内战刚打完,百废待兴,要说1930年比晚清强我才不信呢
比苏式共产强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工业在资产阶级人士和官方的鼓励下确实有所进步
中国的工业化基础是两个时期打下的,留下了什么
楼主胡扯,蒋粉告诉我,抗战溃败因为中国没有任何工业基础
果粉是玩金融的
如果说民国那主要工业品产量停滞、乃至到退的十年可以用“黄金”形容那1949年到1952年之间的这种增长我实在不知道用什么来比喻了——顺便说一下,今天中国在上述这些领域的产量全是世界第一。==============================================这可以称为【爆炸式】形容
蒋的海军部长还说要造20艘航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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