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新时代
来源：上海证券报
　　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主要有两个基本特征：首先是基于自动化、智能化的生产；其次是基于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的生产。　　机器人生产不仅冲击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还将根本冲击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与宏观经济政策。例如，失业率或就业率不再是判断经济增长与否的良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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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由于生产不再依赖于劳动力成本及工人的劳动熟练程度，因此，基于现行劳动力市场的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体系也将被巅覆，各国为之困扰的“全球经济失衡”将由机器人参与的新一轮全球产业链重组而自动校正。　　新技术革命下，企业非意愿存货的周期波动下降了，宏观经济将因此真正迈向“大缓和”的时代。经济运行对政府“熨平周期波动”的需求下降了，基于现代信息技术与大数据的生产组织方式，正在埋葬政府无所不在的经济干预。那时的经济体制，将演变成为“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的新时代。不过，这里的“计划”，不是政府对企业的指令性计划，也不是指导性计划，而是企业基于订单的市场导向性计划。　　彭兴韵　　当下，新的技术革命正在全球兴起和蔓延。基于新技术革命，一些国家纷纷抛出了不同版本的战略规划，例如，德国的工业4.0、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无论各国对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反应有多么的千差万别，但都是在拥抱新技术、新产业，并被迫接受新技术革命的副产品：资源配置和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　　新一轮技术革命的两个基本特征　　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主要有两个基本特征：首先是基于自动化、智能化的机器人生产；其次是基于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的生产。　　先说基于自动化、智能化的机器人生产。　　资本是迂回生产方式。而技术革命，就是迂回生产方式的革命。人类生产方式变革的历史，都是迂回生产方式变革的历史，它把工人从繁重、危险的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但同时也带来了技术进步的罪恶：机器对工人的排挤。卡内基的童年，就被产业革命蒙上了浓厚的阴影。他的父母原本在苏格兰从事家庭纺织手工作坊，在机器化生产出现之前，卡氏一家的日子本来过得比较富足。可在珍妮纺纱机出现后，卡内基的家庭作坊便被机器化的大生产淘汰了。小卡内基被迫漂洋过海，过着背井离乡的生活。卡内基并不美好的童年，是技术进步对普通百姓不利冲击的一个缩影。马克思在论述社会化大生产时就曾说过，机器夺走了工人的饭碗；机器化大生产创造的大批失业者，又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提供了产业后备军。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机器化大生产创造了数量庞大的廉价剩余劳动力。因此，失业潮仿佛是技术进步天然而必然的副产品。　　其实，卡内基早期的生活，并不代表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的总体影响。纵观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变化，尽管技术在不断进步，自动化生产不断涌现，但无论哪个国家，并没有长期保持高失业率。格林斯潘曾在其自传中写道，纵观全球经济史，失业率并没有因技术进步而上升。这是因为，尽管技术进步属于“创造性破坏”，它会造成那些不能适应新技术的摩擦性失业上升，但它也会带来新的劳动力需求。且由于技术进步带动了收入和最终消费的增长，因此，在新技术冲击形成新的资本―劳动比的均衡条件下，会内生地增加对劳动力的额外需求。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技术革命的应用，仍然要严格地依赖于训练有素的劳动力，虽然资本雇用劳动，但资本的生产依然要依靠劳动，因此，劳动力成本依旧是全球分工与贸易的重要经济变量。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依赖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中国制造”之说。　　然而，当下技术进步与此前的工业革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截然不同。以机器人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将使现在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也会变成资本密集型。传统资本密集型的钢铁企业里，将难以见到戴着安全帽在高温下劳作的工作；就连服装、鞋等一类的过去劳动密集型产品，也都将由机器人一针一线地生产。不仅在制造业出现机器替代人，就连吸纳劳动力最强的服务业，也将会大规模地出现机器换人的现象。在餐饮业，机器人服务员上菜收盘子洗碗、甚至还能当戴高帽子的“大厨”。在建筑业，集成建筑将使所有的建筑模块都由机器人在工厂完成。高“失业率”将成为机器人生产下的新常态。　　因此，马克思所说的机器将夺走工人的饭碗，在新的工业革命中将成为残酷的现实。许许多多的工人（包括服务行业的许多服务员）都因机器化大生产而被迫下岗，满大街都是在与机器竞争中败下阵来的无业游民。资本不再雇用劳动，资本将雇用资本本身，结果，劳动力在生产要素中占比下降到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水平，而资本占比则进一步上升至极高。用马克思理论的语义来表述，就是资本的技术构成将因机器人的广泛应用而大幅度提高。　　生产中要素构成的变化，意味着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占比将进一步上升，这又加剧了财富的集中。《21世纪资本论》指出，过去数百年间，资本所得占GDP之比一直在上升。无疑，新工业革命的深化，将强化这一趋势：收入分配将更进一步地向资本集中，劳动力所得占比将进一步下降。这不仅仅是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它将彻底冲击我们一直赖以的传统收入分配理论。　　在此情况下，失去工作的人们将靠什么生活？这就需要政府发挥再分配的作用。经济的市场化改革需要“小政府”，但在机器人生产并以此组织新的生产体系的环境里，当是政府在生产领域中的组织和分配资源的功能的弱化，而在分配领域，则需要更有效率的“大政府”，政府向资本征税，再通过转移支付，“救济”被机器人挤出就业市场的人们。他们拿着政府转移支付而得到的收入，购买其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由此形成生产-收入-消费的循环流转。由于机器人不知疲倦地生产和工作，即便给它们低待遇，也不会“罢工”，社会的物质产品并不会因为人们“恶劳”而匮乏。相反，物质产品足够丰富多彩，被机器淘汰下来的工人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有的是闲暇和轻松的心情。那时，“好逸恶劳”不再是简单的道德批判，而是变成了技术与社会进步的重要表征。人，不复是劳动力和生产者，而变成纯而又纯的消费者，消耗着由机器人不辞辛劳生产的各类物质产品。　　机器人生产将从根本上冲击　　现有经济学理论与宏观经济政策　　机器人生产不仅冲击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还将根本冲击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与宏观经济政策。例如，失业率或就业率不再是判断经济增长与否的良好指标；货币政策是否还要以充分就业为最终目标？在既有的经济学理论中，失业率是判断经济繁荣与衰退的重要指标。在经济高涨与繁荣期，失业率下降至低于自然率的水平；反之，在经济衰退期，失业率会高于自然率水平。货币政策就是通过调整利率水平，使得失业率与自然率相当，此时，宏观经济总体也会处于均衡水平。但在机器人生产下，劳动不再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成本也将只是生产（可变）成本的极少部分，因此，失业率不再与宏观经济的波动相关。这意味着，过去解释宏观经济波动的所谓“自然失业率”理论、菲利浦斯曲线、动态不一致等等，都将被扔到理论的历史垃圾桶里。届时，联储主席及理事们不再会为利率的调整而设定“失业率”阀值，他们也不会因就业与通胀孰先孰后的不同主张而有鹰派鸽派之分。　　同时，由于生产不再依赖于劳动力成本及工人的劳动熟练程度，因此，基于现行劳动力市场的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体系也将被巅覆，全球贸易量与GDP之比将随着机器人生产的广泛利用而大幅下降。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各国为之困扰的“全球经济失衡”将由机器人参与的新一轮全球产业链重组而自动校正，甚至可以自动地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或者，退一步说，即便全球失衡依然存在，那也是一个新的失衡过程，那它不是建立在以劳动力成本为依据的全球失衡，而是基于资本和技术自主性和应用率的全球经济新失衡。在这种失衡下，全球最优产品的贸易流向，不是从拥有“人多”的发展中经济流向“劳动力成本高”的发达经济，而是从拥有资本和技术优势的发达经济流向“人”多而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经济体，那时的失衡，将最终表现为发达经济体拥有贸易顺差，发展中国家则拥有贸易逆差。由是观之，基于当下的贸易失衡、全球资本流动的各类国际规则也将失去它原有的意义，被媒体热炒的TPP、各种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将成为废纸一张；由是观之，中国也不必为被排除在TPP之外而自寻烦恼了。　　机器人生产也将冲击基于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学理论及政策实践。根据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资本和劳动是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两种生产要素。劳动供给增长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反之则反是。所谓“人口红利”，其要义之一就是，充裕的劳动力供给及劳动参与率的上升，使得一国经济可以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成本优势而吸收更大量的资本，从而提高了潜在增长率。以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因为人口老龄化而出现了长期的衰退或低增长。日本老龄化使日本制造业失去了全球竞争力，也使日本经济陷入长达近20年的衰退。中国人口结构拐点已现，人们无不对未来的增长充满了忧虑甚至极度的悲观。现在，国内一些人呼吁放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主要理由之一便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正在蚕食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因此，需要新生的劳动力供给来弥补日渐老龄化的劳动力市场。　　这种观点恰恰忽略了当下技术进步对传统劳动力替代的颠覆性影响。由于未来生产要素组合中，资本-劳动比会上升到极高的水平，“人力”劳动将成为生产中极不重要的部分。过去适用于日本的人口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因机器人的出现及其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在中国可能变得不再那么密切。机器人的诞生，即将改变全球制造业的版图，劳动力密集的国家将不再是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全球制造业将围绕资本和技术而展开和布局。孙正义早前在演讲中说到，要让日本在2050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其信心就来自于工业机器人正在改变日本因老龄化面临的尴尬局面，机器人可以“忘我”地工作，其成本还不到“自然人”的十分之一。这就告诉我们，如果说放松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有意义的，那也不应当立足于要解决中国长期增长中“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在机器人生产体系中，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相对于劳动需求）会同时并存。鉴此，中国未来产业结构的升级，不仅是最终产品质量与品牌的升级，更是由过去工人流水线的作业升级为智能机器人的流水线生产。只有更高“智商”的机器人涌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国未来的制造业才会有出路和希望。简言之，未来全球制造业的高地，不在充裕而廉价的劳动力供给，而在于全球领先的智能机器人技术。　　不同于过去以纯粹价格为指挥棒　　的市场经济　　新技术革命不仅使智能机器人大量涌现，更重要的是，它是基于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的生产。传统市场经济中，厂商是基于价格信号而组织生产的，但并无中央计划者来指挥厂家该生产哪些产品、该生产多少，一切围绕市场、价格和利润转。市场竞争的特质，恰恰就在于分散化，所有市场参与者都只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在此状况下，资源得以通过价格信号流动和重新配置，并能够将资源配置到效率更高的企业中去。现在有一种说法是，大数据的出现，使得社会组织和生产方式出现了去中心化的趋势。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就是要去中心化和去集中化，通过市场化的分散决策和价格信号，生产者可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实践中的计划经济之所以四处碰壁，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央计划者无法确切地知道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者与中央计划者之间信息不畅，使得计划者确定的产品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计划与管制的结合，造成了普遍的短缺，它并不是组织生产的好方式。　　在传统的市场经济中，当市场价格上涨时，厂家就会增加生产；反之，当价格跌落时，则会减少生产，实现供需之间的均衡。但在价格上涨时，企业也往往会过度地增加供给，导致产品过剩；价格下跌时，也可能导致厂家过度减产。可以说，市场经济就是在价格涨跌与生产过剩循环过程中寻找均衡的，而在这个过程中，浪费往往不可避免，甚至要通过“危机”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建立新的均衡。这表明，尽管价格信号是市场经济生产的指挥棒，但它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在经济的实践中，人们也一直在力图寻求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平衡，通过政府干预来弥补自发的市场“盲目”竞争的不足。遗憾的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不那么成功。　　但是，基于信息技术的大数据的出现，将使得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会弱化，因此，即便同样披着“市场经济”的外衣，利润最大化仍是厂家的心脏起搏器，但机器人生产中的市场经济也将很不同于过去以纯粹价格为指挥棒的市场经济。我们常说，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承载着传递信号的功能，但信息不对称又总是存在的，这就使得在理论上堪称完美的市场经济在实践中总会遭遇种种尴尬的原因。然而，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的生产中，从消费者到生产者，或者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信息传递渠道和机制已然发挥了根本性的变化。消费者不仅可以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搜寻产品供给信息，还可根据用户评价（分）来决定将货币选票投给哪家的产品。滴滴方便地沟通了乘客与出租车之间的信息，既方便了乘客，也降低了出租车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空驶率。更重要的是，消费者可以直接向生产者提出消费需求，厂家并不需要通过价格的涨跌来粗枝大叶地判断消费者口味及其量的变化，因而不太可能造成产品的过剩；消费者自己也会参与产品的设计之中，不仅有更丰富的用户体验，而且在消费产品时也充满着自己设计的成就感。因此，现代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可以直接将消费者的需求信息传递给生产者，生产者并据此而组织和安排生产。过去，日本企业管理中提出的“精益生产”、“零库存”将会因大数据而得以更好地实践。我们不妨推测，基于信息技术的生产，将使精益生产逐渐地在全球演变为“精准生产”。是故，生产的智能化与信息化的有机结合，是当下技术革命区别于过去产业革命的根本之所在。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过去市场经济的精髓――分散化决策，在信息化、智能化的机器人生产体系中是否还依然有效？答案很可能是，既然消费者信号的传递不再单纯依靠价格的涨跌，那么，分散化决策对资源分配和使用的效率就可能会相应地下降；相反，一定范围内的集中和计划生产，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是必要的。我们甚至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在大数据的生产时代，越是生产的集中，产品过剩的可能性就越低。进一步地说，基于大数据的机器人生产本身，可能就会加剧生产的集中。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假设某种产品只由一家企业生产和供应，消费者通过该企业的APP传递产品的需求信息，那么，该企业就能够根据该信息来安排和组织生产。它生产的量，恰好满足消费者预订的量，不多不少。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大数据下的生产，可能演变成为十足的“订单”生产，而不是基于价格及库存变化来组织和安排生产。　　果真如此，届时，企业非意愿存货的周期波动下降了，宏观经济将因此真正迈向“大缓和”的时代。经济运行对政府“熨平周期波动”的需求下降了，基于现代信息技术与大数据的生产组织方式，正在埋葬政府无所不在的经济干预。那时的经济体制，将演变成为“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的新时代。不过，这里的“计划”，不是政府对企业的指令性计划，也不是指导性计划，而是企业基于订单的市场导向性计划。　　期待着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　　（作者系第一创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研究室主任）　　作者：彭兴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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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迎接“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新时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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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计划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认为，计划经济与属于不同的方式。
来源/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体制这个概念出自。伊里奇先生在1906年写的《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中说道：“只要存在着，只要还保持着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也无力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实行巨大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制度，同时把所有的土地、工厂、工具的转交给，才能消灭一切剥削。”这话说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表达了一个残酷的；第二层意思表达了一个辉煌的。在残酷的现实中，演绎成为（如考茨基曾经预言的那样），制定规则，避免战争，开始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但世界上一部分人为了实现那个辉煌的梦想，先后破裂了第三第四，有了争夺利益的各类战事，如、、等，曾经演义过的异国进驻，以及与之争，等等；也有了上百万上千万人的流血，如的肃反，的清洗，等等。曾经自诩：是世界上最富首创精神的。这话说得极是。俄罗斯人，由开始，率先推行了西方化的政治制度，那时，贵族与宫廷官员们纷纷学习法国话（ 开头就是一大段法国话），上行下效，从未有人说是崇洋媚外什么的。时代，又有了农奴解放运动，这是一个国家自行解决国内矛盾的伟大举措。随后，俄国有了革命的伟大尝试，二月政府的成立，脆弱而又纯洁。接下来，列宁领导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苏维埃国家，实行了人类历史上从未实行过的计划经济制度。最后，又是这个俄罗斯民族，自行解体了这个国家，在惊心动魄的“休克疗法”中，埋葬了计划经济制度，完成了向自由民主的伟大过渡。计划经济，是人类梦想中的产物。实现梦想，需要首创精神。
发展过程/计划经济
19世纪40年代，和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18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成果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以1848年的发表为标志。马克思所阐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具有以下特征：在经济结构方面实行纯粹单一的全社会（即100%公有制）；商品经济将消亡，一切劳动产品将成为社会统一分配的对象；经济运行形式方面由一个社会中心用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来配置社会资源，组织整个社会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即100%计划经济）。科学社会主义首先在俄罗斯得到了运用。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接着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苏联经济体制采用了高度的全民所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长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依靠高能耗、高原材料消耗、高人力投入、粗放型发展，在苏联建国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并在二战中依靠军事工业取得了胜利。从此，马列主义被奉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宝典。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同样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夺取了政权。建国后，我国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解是完完全全的空白，基本上是全盘照搬苏联模式。在抗美援朝和国民经济初步恢复后，毛泽东提出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即“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造农业”、“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到1957年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基本建立起了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100%计划经济体制。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的左倾思想逐渐占了上风，并先后发动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国经济陷入彻底的混乱与倒退，但从本质上说，仍是一种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发，邓小平和陈云在1979年首次提到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不矛盾的概念。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确立了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实现奋斗目标的关键之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自此，“计划经济体制”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深入人心，国家用宏观调控的手段对市场经济进行调节。
内容/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时代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前提，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由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特别是的要求，通过指令性和指导性计划来进行管理和调节的。它不仅是一种管理国民经济的方法和体制，而且是一种经济制度，是的基本特征之一。 产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科学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在《中，在谈到未来社会中劳动时间的作用时指出：“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6页）。列宁明确提出和使用“计划经济”这一概念。1922年，列宁说：“资本主义必不可免地要为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这种制度将实行计划经济”（《列宁全集》第35卷，第555页）。 计划经济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相结合的产物。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要求对国民经济进行计划管理和由社会有意识的调节比例关系。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企业、各地区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使一切生产和经济活动都服从于一个共同的目的，即满足全体人民的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需要。这就使国民经济按照计划发展成为可能。 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掌握在资本家私人手中，整个国民经济被分裂为无数利益对立的独立企业或集团，资本主义企业生产和经营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所以不可能按一个总的大计划来发展国民经济。在阶段，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尖锐和更加频繁的情况下，也制定了形形色色的经济发展“计划”，实行所谓“计划调节”。事实上它们的“计划”对于资本家的私人企业，不可能具有有效的约束力，它只不过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手段。它们的“计划调节”虽然也收到某些效果，但不能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更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优越性&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经济的优越性表现在:①能够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各个环节,包括、、、基本上保持平衡，实现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②能够在整个国民经济的范围内，合理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和自然资源,取得最大限度的宏观经济效益,避免重大的损失和浪费。③能够根据一定时期内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和战略重点，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搞重点建设，克服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④能够有计划、有步骤地抓紧发展科技、文教事业，促进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组织科技攻关，加速科学技术的进步，引进和推广国外科学技术的先进成果，并大力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管理人才以及其他各方面的人才，从而在有效地实现各要素的合理组织的基础上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⑤能够适应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根据各个地区的资源情况和其他条件,逐步实现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发挥各个地区的经济优势,逐步缩小乃至消除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状态。⑥能够在执行过程中，通过反馈信息，及时掌握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向，及时发现矛盾和进行调整，避免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⑦可以同商品经济结合起来，形成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全社会的规模上自觉地运用，既能保证国民经济的统一性，又能使它富有生机和活力。但是，要把这些优越性，从可能变为现实，必须把计划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并要有一个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包括合理的计划管理体制。 计划经济意味着人们基于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自觉地有意识地对社会生产和流通进行指导与调节。这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已经处于主动地位,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社会已经开始从必然的王国向自由的王国迈进。计划经济的优越性的实现，将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以较高的速度稳定地、持续地、健康地发展，从而不断地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计划管理与综合平衡&　计划管理的主要任务是组织。综合平衡，就是根据社会主义各种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政治经济任务，实行全面的、合理的安排，建立起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之间的协调的比例关系，保证国民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为了使整个国民经济达到综合平衡，首先需要安排好一些关系全局的基本比例关系：如生产资料生产与消费资料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它可以具体化为、与之间的比例关系；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内部的比例关系和农业内部的比例关系；能源、交通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比例关系；生产与基本建设之间的比例关系；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等等。 由于上述比例关系都要通过财力、物力、人力体现出来，因而搞好综合平衡必须落实到搞好财政、信贷和物资平衡上，还要搞好外汇平衡和劳动力平衡等。因为国民经济处在不断发展之中，所以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新的不平衡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有时也是由于主观措施的失误。计划经济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对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运动中的不平衡作出灵活反应，及时进行有效的处理，主动地调整比例关系，克服已经出现的不平衡，建立新的平衡。 　　实行科学的计划管理必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就要求订计划时必须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摸清情况，既要考虑到需要，又要考虑到可能，既要量力而行，又要尽力而为。计划指标既要积极，又要稳妥，应当留有余地。在处理速度同比例的关系时，要在按中求速度。在处理速度同效益的关系时，要在提高效益的前提下求速度。 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　实行计划经济并不要求把一切经济活动都纳入国家计划。想把成千上万种产品和一切经济活动都纳入计划,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列宁说:“现在对我们来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第35卷，第473页）。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除计划调节外,还要利用市场调节,即由价值规律自发地去进行调节，作为计划调节的必要补充。这两种调节是互相结合的。计划调节是基本的、主要的，但也要遵守和利用价值规律；在市场调节中，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控制和计划指导下进行，这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情况是不同的。 计划管理体制&　按照企业和产品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中国在计划管理上采取不同的形式。一部分产品实行，即必须严格遵守国家计划进行生产和流通。这一部分不大，并将逐步缩小范围。另一部分产品实行，即运用、、信贷、等经济杠杆引导生产和流通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部分。这一部分的范围要适当扩大。其余产品则由市场自发进行调节。这主要是一部分农副产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务修理行业的劳务活动等，以及国营企业超额完成计划的那部分产品，这一部分的范围也要适当扩大。前两部分属于计划调节的范围,后一部分则属于市场调节的范围,不论哪一部分，都要利用价值规律。总的要求是大的方面管住，小的方面放开，使整个国民经济既能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又能充满活力。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管理体制，它是在总结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管理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
若干特点&/计划经济
有人认为，我党在建国头七年基本形成的新经济体制是完全照搬了苏联的模式。这种观点不完全符合历史的实际。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特点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同时也在全党形成了反对教条地照抄照搬外国经验的思想传统。这种好的思想传统，加上中国的国情与苏联有很大的不同，就决定了我党在怎样搞社会主义建设、建立怎样的经济体制等问题上，不可能完全照搬苏联的模式。当然，在对苏联模式的认识上有一个过程。开始，毛泽东强调过以苏联为榜样，学习苏联的经验。然而，就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来说，他在强调学习苏联经验的同时仍然是重视结合中国实际的。在1953年4月中央颁布的《关于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中，就明确要求全党主要干部都应系统地了解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以便在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根据我国具体条件正确地利用苏联的经验”。后来，针对党内以及学术界、经济界出现的盲目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弊病，毛泽东于1956年4月进一步阐明了对苏联经验应取的正确态度。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建立起一种以高度集权为基本特点的完全计划管理的经济体制。而建国头七年我党逐步探索和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虽然在总体上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经济理论、基本参照苏联模式；但又明显地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自己的若干特点。
第一，在集中统一的原则下，强调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结合。
1949年冬到1950年春，中国政府在提出并实行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方针时，强调了高度的集中统一。这是在当时急需稳定物价，克服财政困难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客观要求。到1950年6月财政经济状况初步好转后，中央肯定了华北局关于“除重工业和规模宏大的轻工业应归中央直接经营外，其余国营工业应委托省经营较为有利”④的建议。1951年4月陈云明确提出，“要分一点权给地方”。并具体提出工业方面中央和地方分管；贸易方面在中央规定的总价格水平上，地方可适当调整；税收方面，有几种税收地方可作调整。不久，中央即正式决定把“高度集中”的方针转变为“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方针，首先实行了中央、大区和省市财政三级管理的体制。此后中央多次强调“必须在集中统一的原则下，发扬地方与群众的积极性。”1954年3月，中央又决定：“地方国营企业超额利润可以作为地方工业投资”。根据几年来的实践经验，党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作了初步总结。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在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1956年国务院专门召开了全国体制会议，检查了中央集权过多的现象，具体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职权。明确规定了地方有一定范围的计划、财政、企业、事业、物资、人事的管理权。凡关系到国民经济带全局性、关键性的企事业由中央管理，其他企事业尽可能交地方管理；对企事业的管理，实行中央为主地方为辅或地方为主中央为辅的双重领导的管理方法；中央管理的主要计划和财务指标，由国务院统一下达，改变过去由各部门分头下达的办法；某些主要计划和人员的编制名额等，给地方留一定的调整幅度和机动权。党的“八大”也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决定。这样就形成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特点之一--在集中统一原则下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相结合。
第二，以计划管理为主，同时重视市场管理。
建国之初，中国政府曾着力对经济实行完全的计划管理。然而，客观上始终存在着商品市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并没有完全取代价值规律，也就不可能用产品经济完全取代商品经济。我党在建立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同时，在实际工作中一直没有放松市场管理，而是努力运用价值规律，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如在几次稳定市场物价的斗争中，一方面采取通过国营贸易公司和供销合作社控制物资和市场价格，由银行控制货币、贷款等行政措施，严厉地打击投机倒把行为。同时，为保证财政收入和稳定市场，又采取了调整工农业产品税收政策和公、私营的税收政策以及发行公债等经济手段。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粮、棉、油及某些副食品严重短缺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党又多次采取了依据供求关系调整价格的措施。如1950年10月提高粮棉比价；1951年8月进行全国物价调整，调高棉纱、棉布价格；1953年10月实行粮、棉统购统销政策后，1954年再次提高棉粮比价；1956年又调低重工业产品调拨价格等等。此外，为了活跃农村市场，在农村集镇上设立了由国家管理的粮食市场，允许农民对完成统购统销后的多余产品进行自由买卖，对一般农产品更不加限制。为了活跃城市市场，以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后，仍提倡在商品品种、质量上的竞争，允许夫妻店、手工业者、摊贩等长期存在。1956年4月，中央指出：“小商店的形式，是我国商业中一种特别发达的形式。”并正式决定凡经营日用杂货、食品杂货、油盐酱醋、纸烟等行业的商店，不合并集中；饮食业小商店大部分不合并组织；“要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商店或小商店在经营上的优良特点”，⑧蔬菜一类的商品应提倡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见面，在价格上允许有一定的灵活性。
第三，在计划管理上实行多种计划类型。
建国头七年的计划管理，我党根据实践经验，曾划分了直接计划、间接计划和估算性计划等类型。1953年8月，中央在关于编制计划的指示中指出：“对于不同的经济成份有不同的计划。国营经济，实行直接计划，其它经济成份，实行间接计划。”“对中央各部所属的国营经济，要求作比较完整的全面的计划；对地方国营经济，只要求计划几项主要指标”。1955年又进一步提出：“对于直接计划、间接计划和估算性计划，应加以区别，不能一律看待”。这实际上已有划分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的思想。据统计，上海1956年按间接计划完成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70%左右，这个比例还是相当大的。
第四，比较注重宏观调控，综合平衡。
这主要表现为在综合平衡上比较重视积累与消费，国家、集体与个人，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沿海建设与内地建设，汉族与少数民族，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等等。对这些关系的处理，也与苏联的模式有较大的不同。在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方面，“一五”计划期间，年平均积累率为24.1%。1956年11月，陈云在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时指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毛泽东强调对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的利益也要予以兼顾，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13）1955年8月，中央规定国营企业超计划利润中的40%可留给企业主管部门使用。当时职工和干部的个人利益主要是通过“按劳付酬”原则领得的工资来实现的。1951年春我党就确定了统一全国工资制度的步骤。1953年调整了普通工人、技术工人和技术干部工资倒挂的现象，推行和改善计件工资制和计时奖励工资制度。1955年国家干部的包干制改为货币工资制度。1956年召开的全国工资会议，又对工资制度实行了进一步的改革。在建国头七年里，还逐步建立起失业救济、劳保、公费医疗、大学免费入学等社会福利制度。尽管在对个人收入的分配上实际上存在平均主义的倾向，但使人民群众从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中，体会到新社会的好处。在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方面，由于年我国农业连年丰收，工业建设也随之有较快的发展，而年农业的连年歉收又立即影响了工业的发展速度。正是根据这样一个基本国情，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把正确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放在了首位。他强调必须重视调整这三者的投资比例，应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这既是保障人民生活的需要，也是更多更快地提高积累的有效途径，并使重工业的发展基础更加稳固。这表明我党已开始形成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思路。在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工业约有70%集中在沿海地区。建国后由于在一段时期内国际形势处于紧张状态等原因，我们注重了在内地发展工业。1956年又提出了也应克服对沿海工业发展不够注重的倾向，形成了“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的思路。此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问题，毛泽东也指出：“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在国防建设方面，“一五”计划中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30%，中央考虑在“二五”计划中降到20%左右。毛泽东指出：“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很明显，当时我们在处理上述这些关系方面的原则、思路，同苏联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有着不同的特点。
获得成功的条件/计划经济
1、要有全面、准确、快速和及时的信息收集、加工和传达系统。2、劳动者和管理人员要有劳动和工作的积极性。3、生产经营者要有决策权。4、不允许无偿侵占他人的劳动成果
存在的弊端/计划经济
实行公有制就要强制地剥夺一切人的；实行计划经济，就要求人们有高度的性和钉精神，服从分配按计划完成工作；基本人群要终其一生在一个单位工作和生活，以便于安排工作计划和生活物资的供应计划。生产单位和科研单位要按照五年计划所规定的项目进行生产和科学研究，必须按计划使用。在前后两个五年计划中间出现的新、新、新发现和新，要在制订下一个五年计划时考虑是否纳入计划安排资金。适应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国家，必须是中央高度集权的、有庞大官僚机构来制定和执行经济计划、有强大的武装力量来镇压一切反抗言行的国家。这样的政治体制与人类追求自由和人权的本性相矛盾，就要求人们长期进行思想改造，要求人们做党的‘驯服工具’，‘一生交给党安排’。这样就使人们长期生活在极端压抑之中；国家机构越庞大，关系越复杂，办事效率越低。关系人民的事情经年累月得不到解决。这样就使人们生活在层层累积的不满之中。生活在压抑和不满中的人们的积极性是可想而知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官吏必然是选拔的，因此结党营私贪污腐败越演越烈在所难免。权力的高度集中极易产生刚愎自用、昏庸无道、为所欲为、乱杀无辜的独裁者。这些都在这些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了。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
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经济体制.主要区别有：一是经济运行的机制不同，计划经济是无所不包的国家计划，市场经济是市场机制，即价格供求竞争利率等。二是调节经济的手段不同。前者主要是行政手段，后者主要是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三是调节经济的方式不同，前者是国家直接调控企业，后者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四是所有制结构不同。前者的所有制结构单一,后者所有制结构多元。五是利益分配不同，前着平均主义严重，后者注重效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别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市场经济，这我是支持的。但是对于人类历史上已经产生过的计划经济，进行一下研究仍然是很有必要的。我以为，现在的经济学家一提到计划经济，说的就很不对，不是当年计划经济的那个样子，没有把当年计划经济的真实的运行图象给描述出来，这是无助于进行研究的。这是中国文科学术界研究的恶习，就是如果一件事情已经被定义成“坏”的，则怎么攻击怎么造谣污蔑怎么丑化都是对头的。而理工科的思维，则是不去管它的“好”与“坏”，只是研究一个系统的运行机制是怎样的。比如说吧，现在的一些上层的经济学家，甚至能够在就这样污蔑计划经济，说计划经济是连你一天抽几根烟都安排好了的。但这明明不符合事实。比如说，我当兵的时候就有津贴费，那津贴费买什么，是我可以自作主张的。当时班里的战士主要是将津贴用在抽烟上了，而我则不抽烟，到现在也不会抽烟。而抽烟的人也有抽得凶的和抽得不太凶的人，在这方面，当年的计划经济并没有去设计每一个人每天要抽多少烟的。计划经济当然，这些经济学家可能认为，反正现在搞的是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反正是被否定了的，既然否定了，那么怎么污蔑丑化都是正确的。而我认为，一个严格的搞学术的人，是不应当如此的。事实的真相是怎样就是怎样。比如一个人如果只杀了一个人，那么就实在地描述他只杀了一个人，没有必要将他污蔑为杀了一百个人。“这有什么区别吗？反正他是要被判死刑的”，搞文科的人就这样天真地睁大了眼睛这样问。当然有区别，区别就在于了解事实真相如何，建立严谨的学术作风。如果是实事求是地指出了计划经济的弊病所在，则也就更增强了对市场经济的信心。否则的话，人家看到你在造谣污蔑，反而会导致怀疑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就是一个“申请-批准”的机制，也就是说，下面的人申请，上面的人汇总，汇总之后安排计划，将各款项下拨。比如我当年在军队是雷达修理工，的部件坏了，比如磁控管坏了，这是很贵的东西，因此从仓库里领，因此就要申请，就要领导批准，一个领料单有三个人签字后，就从仓库里领到新的磁控管给雷达装上。在这个过程中，事先是没有办法计划磁控管是什么时候坏的。而仓库里发现磁控管的库存少了，就向上级打报告，要一笔经费，去厂家把磁控管买回来。而厂家也向上级打报告，要经费生产。和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是更加灵活的，是“投资-回报”的机制。即投资者发现什么东西有市场，就自行决定投资生产，生产后的产品投放市场，获得利润。打一个比方。假设一个地区缺少澡堂，如果按计划经济的办法，就是那个地区的头儿注意到了这一点，或者群众向头儿反映了洗澡难的情况，因此头儿就向上级打报告，说要申请多少多少钱建一个新澡堂，获得上级批准后，就实施施工。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在于，那个头儿是个，注意不到这一点怎么办？如果这样，那个地区的洗澡难就总也解决不了。那么，头儿也要洗澡，如果头儿的洗澡是在专门的特殊的澡堂，他就有可能关注不到群众洗不上澡的问题。苏联就是这样的毛病，那些当官的都属于特权阶层之后，当然就不关心下层人物有什么需求了。而毛泽东的解决办法就是干部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要和的生活基本一样，没有专门的干部使用的澡堂，如果这样，当官的自然洗澡也难，他也无权专门解决自己洗澡的问题不解决群众洗澡的问题。不过这里有一个“等不及”的问题，即当官的生活要和群众的同步地上升，当官的受不了，等不及，因为经济的发展年增也就是百分之几，而人家好容易当上了一个官，总是想要享受一些特殊的生活。而市场经济解决这个问题就简单得多，某投资者注意到办澡堂能够挣钱，于是就自行投资办了，这完全是他的自作主张，不需要向上级申请。市场经济有许多事情都是无须向上级申请的，比如饭店打算炒什么菜，工厂打算开发什么产品，都是自作主张的，根据市场的进行生产的，因此就灵活得多。但是一个大公司的内部，“申请-批准”的机制也还是存在的，所有的下层的申请，最终需要上层的投资者或者投资者集团所研究和批准。讲到这里，市场经济的好处已经很明显了，而计划经济的弊端也很清楚了。但是，还没有研究完。下面我要讲讲计划经济的“好处”和市场经济的“危险”了。市场经济的潜在危险，就是，就是市场的突然性的崩溃。而计划经济则不会有这个问题，计划经济能够做到“永远发展”。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也还是来打一个比方。就说住房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人的住房可是一件大事情，花的钱也很多。许多人留学到美国，也要花很大的力气，通过按揭来分期付款地买房。可以说人这一辈子如果有房子住，那是很幸福的事情。计划经济那么，如果按市场经济的办法来，则仍然是“投资-回报”机制，即投资者注意到了房地产的行情，因此投资盖房，然后出售给消费者。而行情则是根据有多少人有钱购买房子而确定的。但是，完全有可能是这样，就是所有人都是需要房子的，缺少的只是买房子的钱，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一方面社会上的穷人缺钱根本就没有房子住，而另一方面则是的行情不好，大量的房子卖不出去，形成经济危机。而如果按计划经济的办法来，则是“申请-批准”机制，即领导注意到了群众没有房子，就向上级打报告申请建设房子，上级批准后，款项拨下来，就建成，群众就入住。但计划经济是这样，上级批准的，通常总是比下级申请的要少。比如下级申请每个人四十平米的住房，而上级只批准二十平米的住房。这在原理上也很简单，就是生产能力不够，物质并不能够都用在住房上，而要统筹安排，其它方面也要用钱。从这个例子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计划经济是“永远短缺”的经济，即永远是什么东西都不够的。就说现在，如果想象中把中国现在的社会改成计划经济的社会，那么下级给所有人民每人申请一百平米的现代化？那建筑公司忙死也干不完。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计划经济是永远有活干，因此工人永远不失业，物质也永远短缺。就算生产力的发展真的到了每个人有一百平米的现代化住房，可是下一步每个人要申请五百平米的住房呢？建筑公司不还是要忙死吗？另一方面，我以为计划经济在未来的时代，有可能发挥作用的是，未来的时代有可能有超长远的投资。超长远的投资是市场经济不可能通过反馈来实现的。比如说，制定一个跨度达三百年的工程，从远处的一个引来大量，有任何资本家会想到干这样的事情吗？当然不可能，除非他能够活一千岁，如果他只能活一百岁，就不会对三百年以后才可能开始挣钱的工程感兴趣。其实，现在也有超长远的投资，比如说航天工程，一开始是根本不挣钱的，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开始挣钱，这也没有办法用市场经济来进行调节。还有就是公共投资，比如说建立一个地球的空气净化工程，使得地球上的空气都很干净，但这么一来所有人不论穷富都能够享受得到，这也没有办法通过市场调节，使富人吸好空气穷人吸差空气。再谈上面的“申请-批准”程序中的官僚主义弊端问题，即负责申请的官员和负责批准的官员们偷懒的问题。我以为有可能通过计算机网络的发展来解决问题。已经存在过的计划经济，是没有计算机应用的计划经济，因此全靠人脑计算，是忙不过来的。而计算机是没有什么的问题，每个人要想获得住房，，，等等任何物质，在网络上直接申请即可，计算机程序编制好了就不会偷懒，按即定的程序进行汇总和统筹安排，发出生产指令。也就是说，我以为遥远的未来的计划经济有可能通过计算机及网络进行全面的实现和管理。即那个时候是没有官僚的，计算机完全取代了官僚，因此没有特权阶层。在社会上的所有人，都能够向计算机发出自己需要什么物质什么服务的申请，按即定程序通过统筹安排来应对申请，或者批准，或者拒绝，或者部分批准。而代价就是，计算机向每个人发出“劳动”的指令，任何人的上班，也是按计算机的指令来进行，而计算机根据你的劳动效果，来决定你对于自己的生活上的申请批准到什么程序，即“按劳分配”。那么，人类受计算机控制是不是很可怕？其实也不会可怕，计算机的程序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还是人类的产物，人脑的延伸，有什么可怕的呢？计划经济上面的设计中要每个人服从计算机的指令，这专制的味道过大。那么修改成这样，就是每个人可以从计算机中“寻找”劳动指令，以挣取自己的“分数”，这样一来劳动就成了网络游戏。比如说其中有一个选项是到大西北的山区去工作两年，但是获得的分值则是在普通大城市花上十年也搞不到的，则也还是有人会去。这种“分值”不是由交换获得的，而是由计算机根据总的系统工程的计划来设定的。也就是说，未来的人类社会是一个“游戏社会”，劳动就是，通过游戏挣取分值，但是提出的申请和分值有关，却不是特别紧密的关系，一个人就是没有分值或者负值，也是可以提出申请的，一般的生活用品计算机都是可以满足的。人类的游戏天性一旦被开发，则劳动就真的成了“生活第一需要”了，就如现在的一些上网迷们不玩游戏就活不成一样。劳动一旦成了游戏，你就不必担心人会不会偷懒了。见过玩游戏的人偷懒吗？打起麻将来几天几夜都可以不睡觉的。
参考资料/计划经济
http://club./.cn/《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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