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基金是公益基金怎么运作作的

我国高校筹投资何以动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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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我国高校筹投资何以动力不足  我国高校筹投资何以动力不足
焦海洋 绘   到目前为止,我国高校接受的社会捐赠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不到3%,总体社会捐赠的规模还不到美国的1%。   ■本报记者 易鑫 通讯员 孟彦 莫蕾钰   不久前,国内某著名房地产商,自掏9300万元人民币捐给了哈佛大学。这起高校捐赠事件,一度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这个房地产商,为什么把钱捐给哈佛大学,而不捐给国内高校?   现实情况是,国内对依靠捐赠等社会支持来发展高教事业一直重视不够,因为国内高教发展基本依赖财政支持。如今,随着各地现代大学制度的逐步探索和深入,涉及高校筹资投资的各种问题也逐步浮出水面:我国高校筹、投资面临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实现高校筹投资多元化的路径有哪些?   日前,在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与首都高等教育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全国大学发展与筹投资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高校与行政部门的专家、校长等,围绕这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探讨与交流。   筹投资能力影响大学可持续发展   筹资对于我国高教发展有何重要意义?   浙江工业大学高教所副教授伍辰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收入结构,并得出我国高等教育的资源依赖模式。“主要依赖于政府财政拨款和学生所缴纳学费,从其他渠道所获资源量极少。”伍辰说,“但从当前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遍状况看,现代大学制度下,大学资源依赖模式为:大学组织依赖于多个资源提供者,且各资源提供者所提供的资源量具有相当的均衡性。”   “以美国公立大学和日本国立大学为例,美国公立大学的财政来源结构较为均衡,即从各个渠道所获资金量之间的差异性较小,且近年来从政府之外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办学经费。而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核心内容之一的财政制度改革,其具体的表现便是国立大学从政府所获办学经费按年度1%的比例递减,其根本的目标就在于让大学更具有办学自主性。”伍辰说,“从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角度来看,变革我国当前资源依赖模式,拓展办学资源渠道,可以激发大学办学积极性、培养自主意识、增强自主能力,同时增强大学办学实力和降低办学风险。”   教育部综改司副处长赵应生分析了我国高校经费投入的现状后表示,国家近期的教育投入增加很快,这是好事,但也挤压了社会投入的发展,大学寻找政府外资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随之减弱。“这种趋势不利于大学的长远发展。多样化、持续性的社会筹资是高校长久发展的必要条件,筹、投资能力影响着高校未来发展的生命力和持久力。”赵应生说。   “从一定程度上讲,大学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大学筹、投资事业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书记李家永说。   北师大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洪成文则认为,大学的筹、投资,不仅可以补充大学的预算,也可调动大学拓展经费渠道的意愿,改善大学管理和服务。   我国高校接受的社会捐赠总体数额有限   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初之后,特别是大学收费并轨政策实施以后,我国大学逐渐认识到多元化筹资的必要,通过不同手段开始寻求社会支持。   1992年,我国第一家大学基金会――浙江树人大学暨王宽诚教育基金会成立,1994年,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成立,随后,高校基金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实施后,国内高校纷纷成立基金会,许多学校多了一个专门负责接受、管理和使用社会捐赠资金的机构。截至2014年1月,国内高校已注册的教育基金会达377家,其中清华和北大的基金总量都已突破10亿元大关,1亿以上的多达17家。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涉外培训部主任樊平军也在研讨中提到,如今,在参与全国大学校长海外培训课程设计时,他们经常将大学筹、投资问题安排在培训课程中。   看上去势头良好,现实情况如何呢?   “总体看来,社会捐赠数额有限,捐赠的社会氛围不够浓厚。”扬州大学基金会秘书长尤玉军说,“英国一般大学得到的捐赠款占总经费收入的比例也达到7%,日本公立高校得到的捐赠占经费的15%,教育基金在美国高校资金来源中的比重就更高了,而我国高校到目前为止,社会捐赠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不到3%,总体社会捐赠的规模还不到美国的1%。”   筹资总体状况不客观,原因何在?洪成文认为:“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体制和政策的限制,因为公办大学的主要经费来源于政府,因此筹资事业很难放到关键的盘子上;二是想筹资但筹不到,因为经济发展没有达到那样的水平;三是大学没有动力,因为筹资往往被认为是校友会的工作。”   与此同时,一些捐赠事件也不时引起社会的争议。如2005年华东地区某大学将捐赠人捐给哲学系的赠款转给法学院而引发“学科歧视”的争议;2011年,华中地区某大学教育基金会要求考生缴纳万元教育基金否则便不予录取,获利总额达300万元,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2011年,华北某大学基金会以捐赠公司的名号冠名校园设施,引发社会批判;而中国企业家捐助巨额资金给国外一流大学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更刺激了社会大众的神经。   “诸多事件都暴露出我国很多大学基金会缺乏专业和科学的操作及管理,其产生的负面影响让一些潜在的捐赠人望而止步。也有捐赠人表示在国内大学捐赠之后资金使用不透明,无法知晓资金的使用情况和利用率,其转投国外大学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方芳说。
  另外,目前我国大学基金会的定位为民政局登记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在规范管理方面主要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体现出明显的法制和行政管理特色。   我国高校教育基金“生钱”能力较弱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孔珍在研讨会上提出:“大学筹资、投资事业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工作,投资是为了更好的筹资,筹过来的资金要用于再度‘生钱’。”尤玉军也指出,高校基金会的功能不能仅局限于筹资,更重要的功能在于通过投资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   那么,我国大学基金会是否起到了为大学“生钱”的作用呢?   “基金运作幅度小,水平低,多数大学的基金会几乎没有投资。大量的筹款被储蓄到银行里,发挥不了基金的杠杆作用,不仅削弱了筹资的影响力,也对捐款人的再度认捐失去吸引力。”洪成文说。尤玉军也认为,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缺乏规范性的运作,资金的增值能力较弱,基金投资收益更是甚微。   原因何在?   “一方面,缺乏专业人才和运营团队、资产规模有限、投资风险难以控制等,客观上阻滞了大学基金会从事筹款和投资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缺乏制度层面上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难以为大学基金会的筹款和投资行为提供良性的法制保障。这使基金投资成为我国大学基金会运行实践中最薄弱的环节。”北京语言大学教师余蓝说。   而在美国,大学每年都定期发布可靠而详细的校产投资报告,中间机构也发布年度统计调查数据,美国高校在年年均投资收益率为8.2%,资产规模越大,投资收益率就越高。   “精巧的投资策略、专业的投资能力、资产组合管理中的规模效应,都让美国大学的捐赠资产产生了很好的收益。以哈佛为例,每年要在其资产管理上花费1亿美元,拥有顶尖的投资经理队伍、专业的投资管理人才和严格的风险控制体系。”余蓝说。   余蓝说,目前大学基金会法律制度不仅缺乏上位法统领,也缺乏具体的法律细则。大学有没有基金投资权,投资的范围有没有规定,哪些经费可以投资,投资的收益如何分配,投资的风险如何控制,都还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   “有法可依,大学基金会事业才会顺利发展。否则,基金投资就是一句空话。”尤玉军说。   发挥我国高校特长实现特色筹投资   研讨会上,一些专家、学者提出可借鉴国外高校的某些筹投、资经验和理念,来发展我国大学的筹、投资事业。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马万华提出,高校在接受、吸收社会捐赠时,首先要学习国外大学的“全纳”思想,对于有钱人、钱少的人都要一视同仁,态度不能有所不同,更不能有“嫌贫爱富”的思想。   “除了成立专门的大学基金会、校友会,国外一些大学的各个院系也设立了校友和发展部共同完成宏伟的筹款目标。他们通过举办校友重聚、社区互动、指导学生、协商校策等多种活动和途径,让校友和社区融入大学的发展中。他们针对不同个人与机构捐款的动机和大学发展需求,提供一系列可供捐款的项目。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培养尽可能多的捐赠对象。”余蓝说。   哈尔滨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师佟婧说,杜克大学在捐赠项目设置上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包含了针对家长的家长筹资项目,针对毕业不同年限的校友发展委员会,针对毕业学生的“大四礼物”捐款计划等,甚至还鼓励没有捐赠能力的校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哈佛大学吸收捐赠有现金、有价证券、不动产、有形资产、无形资产、人寿保险、廉价转让等多种形式。   “在此基础上,这些善于筹款的高校比较注重对学生的服务工作,将学生的利益始终放在首位,常常给予经济困难的学生及时资助,显而易见,当学生感情建立起来了,校友捐款就会踊跃起来了。”北师大教育学部教授姚云说。   与此同时,善于筹款的国外高校也很注重对捐赠人的回馈。   “例如,在哈佛大学,假如一个捐赠者设立了一份5万美元的捐赠年金,即可获得5%的派息率,捐赠者每年将确保获得来自哈佛大学的2500美元。普林斯顿大学推出了的慈善养老金项目,通过慈善养老基金捐赠,捐赠者可以得到安全稳定的年金享受权。”佟婧说,对捐赠者子女就读,这些善于筹款的高校也常常给予优惠政策,通过这些服务,可以和捐赠人建立并维持良好的社会关系,并赢得社会的信任。   那么,既然如此想方设法地筹资,一旦捐赠资金的使用损及大学的正当利益怎么办?与大学精神、使命、文化、目标、师生利益产生冲突怎么办?   据介绍,美英大学对此类情况高度重视,在财物收受方面,通常以书面方式双方达成协议,对捐赠物品的使用附加以限制。   美国大学对待捐赠管理以本校制定的《伦理规范》为指导,大学将其管理透明化,使捐赠人了解大学的具体使命以及如何运用捐赠人的资源,还必须让捐赠人了解大学是否具备有效利用捐赠资源实现既定目标的能力。同时,捐赠人被赋予监督权力,捐助资金的来源、用途、去向一清二楚,接受社会监督,也接受捐赠者及其后人的监督。   “之前提到我国在捐赠事件中引发了一些争议,就是这一类型的问题,可以在规范化方面多做努力。另外,尽可能地透明化是减小矛盾的重要法宝。”马万华说。   马万华举例说,北京大学曾接受西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捐赠资金2亿元,其中将5000万元用于支持景观大楼的建设,1.5亿元用于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的教学、科研、人才聘任和开展国际合作,资金利用十分透明。   佟婧认为,今后更需要学习和借鉴的,是高校基金会应建立起一支专业的管理和运营团队。“例如,耶鲁大学基金会的基金运作人员为耶鲁大学摘得了美国大学投资收益第一的皇冠,他们既要是理财高手,更要以学校利益为本。”佟婧说。   “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并不是国外的某些筹资项目就适合中国的某个高校,一定要从自身特长和特点出发,来吸引特色捐资,比如,地方院校就要从服务地方出发。”马万华说,“第二,可以通过政府立法来鼓励募捐,进行价值规范。第三,在操作过程中要避免把私立大学作为参照对象,不要忘记公立大学的公共性和公益性。第四,要考虑到国内高校整体的管理机构改革问题,涉及大学文化的再造和管理机制的再造。”   尤玉军建议,可以发展捐赠文化,多方位筹集资金;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激励高校社会捐赠行为,建立专门的基金管理机构,规范基金管理和投资行为;加强教育基金使用的监管,促进高校社会捐赠的良性发展。   ―――― 观点 ――――   大学仅靠政府拨款是不够的   ■刘宝存   美国著名教育财政专家布鲁斯?约翰斯通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经费来源多元化的理论。美国经济学家保罗?A?萨缪尔森的准公共产品理论,也揭示高等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仅仅依靠政府拨款是不够的,努力拓展经费来源渠道是大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趋势。这个观点在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得到了高等教育界的广泛认可。然而,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不同的是,我国的高教财政的多元化近年来不仅没有大的发展,甚至出现了一些倒退。由于大学财政主要依赖于政府资金,大学财政结构单一化倾向明显,对政府的财政依附性增强,造成的结果是:与其费力不讨好地去市场找资金,还不如“跑部钱进”,因为这样不仅效益高,而且合法规范,也不会犯错误。长此以往,大学领导人自主寻找社会资源的动力减小,从市场上寻找资金的能力下降。我国的现状与发达国家的财政发展趋势正在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前行。   大学的财政结构固然没有一个标准的模式,然而谁都不反对多元结构的合理性。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大学经费有五大来源:政府拨款、科研合同、学生学费、社会募捐和基金投资。其中,政府拨款、科研合同和学生学费是基本的,差异最大的两个要素是社会募捐和基金投资。政府占比大,其他要素占比就会小。反之亦然。发达国家大学办学经验表明,政府投入对于大学财政贡献力很大,但是更关键的要素却是募捐和基金投资,大学募捐和基金投资工作做得好,这个大学的财政状况就好,在大学事业发展的各个方面就会更主动。就募捐而言,做得好不好,取决于三个因素,即学校声誉、校友的慷慨和大学自身的动力和能力。学校声誉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校友的慷慨取决于大学教育和服务以及对校友的感动程度,而大学自身动力和能力,则是实现前两个因素的关键。与筹资直接相关的是基金投资,因为基金投资又会进一步拉大大学之间的募捐距离。基金投资效益大,不仅让募集来的资金变多,填补学校财政的不足,而且还可以吸引更多潜在的捐款人。因此,很多拥有逾上百亿美元基金的大学,无论是其筹资还是基金投资的经验,对于我国大学都是非常有借鉴价值的,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   对于我国未来一段时间来说,筹资与投资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五项:一是大学筹资与投资的法律和政策问题;二是大学筹资与投资的规范问题,在西方,规范问题,也就是所谓的“伦理问题”;三是大学筹资与投资的审计和风险规避问题;四是筹资与投资的效益与大学发展的关系问题;五是发达国家大学筹资投资的比较研究。一旦这些问题得到了深入研究,大学筹资与投资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才可以得到解答,大学领导人才有可能愿意做、有胆量做、有能力做,做了才有可能得到更多肯定。让大学校长在大学筹资与投资方面带着脚镣去跳舞,不仅不利于大学经费拓展事业的发展,而且也不利于我国大学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财政税收的增速将逐渐趋缓。如果趋缓的趋势要持续一段时间,大学提高筹资与投资能力就显得更为重要。   任何一项重要的研究都离不开多学科的协同与合作。研究大学筹资与投资,不仅需要高等教育学者和比较教育学者的参与,更需要法律、统计、经济学等学科的学者加入。没有多学科的协同与合作,大学的筹资与投资研究必将是无法深入的。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   ―――― 链接 ――――   我国高校财政收入结构变化   从1996年到2010年的15年间,我国高等教育的财政收入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便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所占比例从1996年的80.34%下降到2010年的48.8%,下降了将近一半。而下降的这一部分主要由学杂费收入所弥补,学杂费收入所占比例从1996年的13.65%增长到2010年的33.2%,增幅比例接近三倍。而其他部分所获的增长空间则非常有限,甚至一直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徘徊不前,诸如社会捐集资这一项所占的比例就非常之低,且呈现出不规律的发展状态。“学校教学科研和其他附属机构收入”在2006年所占比例为12.6%,而到2010年却仅有10.3%,不增反减。   国内大学接受校友捐赠情况   1990年以来,中国大学累计接受校友捐赠金额高达91.59亿元,2013年新增校友捐赠近13.66亿元,其中单笔1000万元以上36笔,上亿元捐赠有2笔。截至2014年1月,从各校累计接收的校友捐赠总额来看,全国有16所高校跻身中国大学校友捐赠“亿元俱乐部”,其中,10亿元以上的有2所,分别为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5亿元以上有6所;2亿元以上的捐赠有11所;捐赠总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大学有28所,累计在1000万元以上大学有81所,500万元以上的有101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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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往期回顾 & && &&&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
——一个正在健康持续发展中的基金会
中国青年报
&&&&今年三月,是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正式挂牌运行五周年。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是由教育部、财政部支持发起,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全国性教育系统公募基金会。五年来,在社会各界的关怀支持下,经过全体同仁的勤奋努力,到2010年底,基金会共募集到协议捐赠款、物价值46.90亿元(含政府委托项目),先后对224万多名各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了资助,同时还实施了214个助教项目。对于一个诞生不久的基金会来说,上述成绩的取得是可喜的,是来之不易的,也得到了各方面的广泛认同。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教育公募基金会,其主要工作目标,是向海内外广泛募集资金,配合政府,重点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同时亦支持一些贫困地区解决在改革发展教育事业过程中遇到的特殊困难,以推动教育事业进一步协调、健康发展。
&&&&为“公”姓“教”,拾遗补缺
&&&&科学定位,是办好一个基金会的重要前提。因此基金会成立伊始就明确宣布: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一姓“公”,二姓“教”。它在国家教育改革发展全局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拾遗补缺”。
&&&&所谓姓“公”,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一个公募性的基金会,其从事的工作是公益性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严禁以营利为目的。为此,基金会自成立之日起,就公开承诺并坚持:除政府委托项目外,对个人、集体的捐赠,基金会一般均不从中提取任何费用;二是基金会的所有人员,都要坚持并实践“立会为公”的原则。基金会所从事的是一项公益性慈善事业,是一个办善事、办好事的地方。基金会的这种特点与性质,决定了它不是一个可谋取高额报酬的地方;决定了在基金会从事这项工作的每一位工作人员,一定要多公心,少私心,动机要纯,作风要正。在此方面,基金会领导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张保庆理事长到基金会的第一天就讲:“我之所以考虑到基金会来工作,一不是来养老的,二不是来捞点小钱的,而是要来干事业的,是把基金会当做自己晚年的一种精神寄托,且一定要千方百计把它办大办好。”领导者不谋私利,以事业、责任为重,在当前的情况下尤为重要!
&&&&所谓姓“教”,就是基金会的所有工作必须立足教育,服务于教育,一切为了教育。具体一点讲,除在助学助教方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外,绝不再去干一些与此无关的事情。
&&&&所谓“拾遗补缺”,是对党和政府而言的,是由基金会自身的能力所限定的,也是实事求是的。我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改革教育,当然主要靠党和政府。作为一个基金会,只能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尽一份该尽的责任。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在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较为特殊的问题与矛盾。对有些问题和矛盾政府从调研到决策、由决策再到落实,往往需要一个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基金会作为一个社会团体,正好可以发挥其决策快、反应快的特点,迅速采取一些能马上到位的应急措施,权补政府政策到位之前的暂时之“缺”;另外,由于中国的教育事业规模庞大、情况复杂,有些时候在工作的个别环节上也可能会出现一些遗漏。对某些遗漏,基金会可以从实际情况出发,以最快的速度开展一些补救性质的“拾遗”工作。基于这种定位理念,基金会五年来边探索边工作,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例如,深圳青年歌手丛飞同志,生前常用自己演唱的收入对贵州一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资助。他病逝后,受其资助的147名困难学生的资助经费一下子就断了来源。得知这一情况后,基金会立即主动汇出资金,接过对147名困难学生资助的后续工作,保证他们都能顺利完成学业。同时,五年来,对新闻媒体披露的一些家庭发生特殊经济困难的学生,凡情况属实的,基金会均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及时开展资助,给他们送去温暖和信心。
&&&&再如,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下,国家对高等教育、义务教育和中、高等职业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已陆续出台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资助政策。但由于种种原因,到2006年,对普通高中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尚未出台正式、系统的政策。针对这一情况,基金会立即将原已开展的助学工作,重点转向资助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除利用部分福利彩票公益金进行此项工作外,又引导并集中大部分个人或集体的捐款用于实施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工作。例如与中国建设银行合作,自2007年开始,利用该行向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的1.2&亿人民币,实施“建设未来——中国建设银行资助贫困高中生成长计划”。到去年年底已有5.13万名家庭经济困难普通高中生受到该计划的资助。这种做法,对于学生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对于政府来讲,也多少填补了在政策方面的暂时空白。
&&&&资助困难学生,就是资助未来
&&&&入校学习,是广大青少年人生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保证他们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如果一个青少年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中断了学业,则意味着他的人生轨迹乃至整个命运都要发生改变。其后果不但直接影响了其个人的未来,影响了其家庭的未来,而且最终也会影响整个国家与民族的未来。源于种种原因,目前全国各类全日制在校生中,约有4000万到5000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这些年来,党和政府已制订了一系列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确保了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能够顺利完成学业。然而由于某些特殊的因素,全国每年确仍有少量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得不到及时资助,个别的甚至不得不中断学业。基于这种情况,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自成立之日起,就认真配合政府,把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工作做得更好,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和首要目标。本着“资助困难学生就是资助未来”的理念,千方百计,竭尽全力,努力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五年来,基金会已实施了18个助学项目,主要通过三种形式,先后对224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开展了资助。
&&&&1.&根据捐赠者的意愿,与其合作,实施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项目。在此方面,基金会先后与浙江吉利集团公司(捐款5000万元)、海南世界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和合肥鑫鸿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捐款650万元)、天津天狮生物工程公司(捐款400万元)、深圳晓扬投资公司(捐款566万元)分别合作,主要对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开展资助;与中国建设银行(捐款1.2亿)、上海多福房地产公司(捐款2715万元)、树华教育基金会(捐款927万元)签订协议,主要实施高中、初中、小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项目。
&&&&2.&接受政府委托,尽心尽力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针对到2006年底国家对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尚未正式出台资助政策的实际情况,基金会积极向财政部、教育部反映并提出建议,后经国务院批准,自2007年秋季开始到2010年年底,中央财政每年从福利彩票公益金中安排一定的资金,专项用于开展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工作。此项目主要资助中西部地区的县镇和农村普通高中家庭经济特困学生,发放范围包括中西部的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该项目的具体操作,教育部、财政部委托基金会负责。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接受该项目委托后,“想贫困学生之所想,急贫困学生之所急”,与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教育行政部门一起,周密部署、精心安排、规范操作、高效落实,并认真贯彻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由于操作严谨,方法得当,落实有力,收到了“受助学生人人满意、社会各方面广泛赞誉”的效果。此外,基金会还受政府委托,开展了对港澳台来内地学习的大学生、研究生的奖助工作。五年来,此项目共支出1.16亿元,惠及港澳台34836名来内地学习、研修的学生。
&&&&3.&基金会直接进行资助。除上述两种方式外,基金会每年另外动用自己可支配的捐款,直接接受各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个人申请。经基金会对申请人资格、家庭实际情况的严格了解、核实后,将资助款直接发放到应资助的学生手中。五年来,通过这种方式,基金会已先后对近10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了资助。
&&&&讲求实效,雪中送炭
&&&&配合政府,支持一些地方解决在改革发展教育事业方面遇到的一些特殊问题和矛盾,是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另一重要任务。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地方每年在教育方面都会遇到一些急迫的、突出性的困难。对这些困难当然主要靠当地党委和政府来解决。但基金会在此方面,亦千方百计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做好一些雪中送炭的工作,略尽绵薄之力。五年来,基金会先后共实施214个助教项目,支出捐款12.4亿元,得到了各方面的积极评价。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基金会的全体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开展工作,一是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各种渠道,迅速为灾区募到协议捐款捐物价值近三亿元;二是用所捐款、物,在第一时间,为三省重灾区应届高三学生(因灾延期高考)发放生活补贴、向四川灾区遇难及失踪师生家属发放抚恤金补助、为四川灾区高考录取新生承担入学路费;三是按照“特事特办、好事办好”的精神,基金会的理事长和正副秘书长,亲临第一线,动用所有手段以最快的速度,利用基金会捐款,落实了对四川和甘肃重灾区10所学校的重建工作。到今年三月,除甘肃的一所学校外,其余九所重建学校均已建成投入使用。
&&&&为加强中西部中小学校长培训工作、解决中西部中小学图书普遍缺乏的问题,基金会与中国移动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合作,自2006年开始,实施“中西部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和中西部地区中小学“中国移动爱心图书馆项目”。2006年至2008年,中移动向基金会捐款3000万元,先后为中西部培训3600名中小学校长,在中西部贫困地区小学建设1000个图书室。这两个项目的实施,既充分发挥了中国移动自身的技术优势,又部分解决了中西部教育方面的两个薄弱环节。在年的三年内,中移动继续与基金会合作,捐款4000万元,进一步开展并做好这两个项目。
&&&&精心谋划,立足长远
&&&&从总体上讲,举办慈善性质的基金会,在中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因此,如何办好基金会,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成为摆在每个基金会面前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五年来,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在此方面严肃认真地进行着思考和探索。除了前述的一些工作外,还在下列几个方面倾尽心力狠下功夫:
&&&&1.&靠制度运转,决策要快、办事效率要高。基金会就是基金会,它是一个社会团体,要戒官气、克官风,力戒照搬行政机关的做法。其要旨是灵活、高效。在决策方面,五年来基金会每年的重要工作安排,经报理事会讨论通过后,即按分工交由工作人员分头落实。一般都不再发文件,也不再开会,中间环节减少再减少。遇到特殊情况、必须开会研究的,也要开短会,开小规模的会,通常就是开一个由正副理事长、正副秘书长参加的碰头会。且这样的会一般用时也仅在半小时至一小时之间。在日常工作运转方面,实行秘书长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基金会有三个专职正副秘书长。每个秘书长配备一名助手。每年基金会的工作,由三位秘书长各自分管一摊,既是负责人,又是工作项目的直接管理者和执行者。与此同时,不断加强制度建设。五年来,针对基金会的工作特点,从募款到资助,从运转程序到监督检查,从决策到操作……均已制定了一套制度,且注意不断加以充实和完善。一切都按制度办事,一切均在制度内运行,避免事事请示汇报,这自然就保证了工作效率。
&&&&2.&抓好内部建设,夯实发展的基础。关于基金会的内部建设,这些年我们的重点是:一抓队伍,二抓风气。对基金会的外部大环境,我们无力改变。但关住门搞好基金会内部的小环境,则不但应该,而且只要认真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为此,五年来我们始终重视内部风气和工作氛围的营造,大力弘扬以工作为重,认真负责的精神,努力倡导团结合作,主动工作的作风。通过赏罚分明、考核科学的做法,尽量减少内耗,坚决反对各种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的不正之风。从而逐步在基金会内部形成一种正派干事、同心做事、和谐共事、主动谋事的良好氛围。在抓队伍方面,我们坚决贯彻了“严格要求、热情关怀”的原则。平时对每位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和态度,坚持一丝不苟,从难从严要求。在人员素质方面,则要求每位同志都能胸怀全局,立足本质,既要了解熟悉基金会的所有工作环节,成为多面手。同时又要切实精通、胜任本职业务,成为一个方面的骨干。对于工作人员在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存在或遇到的一些困难和问题,基金会领导及时认真研究。凡是合理、且能办得到的,均立即予以妥善解决,切实解除他们工作的后顾之忧。五年的工作实践证明,队伍和风气,是保证基金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一环。
&&&&3.&厉行节约,努力降低工作成本。这是基金会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现实问题。因为工作成本一高,势必影响对基金会正常项目的投入;何况,一旦募到的合法收入不能满足成本之需时,则势必会另想办法,也就是说很有可能使基金会工作偏离原来的宗旨和方向。所以基金会日常工作运行的成本绝对不能太高。
&&&&为此,这些年来,基金会首先把好了用人关。如果养人太多,工作成本势必增加,甚至还会可能产生募来的钱还不够养人的状况!为此,队伍一定要精干,用人要少而精,且工资待遇还不能定得很高。具体做法是“小核心,大外围”。所谓“小核心”,是指在基金会拿工资的专职人员,一定要少而又少。这些人员是基金会可以以一当十、独当一面的核心与骨干力量。所谓“大外围”,则是重视并尽量多用兼职人员和志愿者。一般的操作性工作要尽量交由志愿者或临时聘用的兼职人员完成。目前在基金会工作的13名全日制工作人员中,只有7&名在基金会领取全额工资。其工资标准参照略高于教育部机关公务员标准发放。另外6名是从离退休人员中返聘的,属兼职性质。除基金会为其按月发放一定的补贴外,其余一概不管。当工作繁忙、急迫、人手实在安排不开时,基金会则从身体状况尚好、且热心公益慈善事业的离退休人员中临时聘用一些同志帮忙。与此同时,基金会还十分重视发挥志愿者的作用。这几年基金会一直在积极筹划,努力在全国建立起一支数量足够的志愿者队伍。另外,为节省工作成本,基金会还十分重视不断改进完善现代化的办公工具和信息网络系统。凡是能用其把事办妥的,就不要再采用开会、出差一类的传统做法。在项目的具体操作方面,基金会充分考虑了我国教育工作管理系统完善、学校布局面广的特点,注意让绝大多数项目都依托这个系统进行。基金会则在统筹规划、监督检查方面多下功夫。遇到一些急迫的技术性工作,例如项目数据的计算机录、输,基金会则与附近的职业学校建立“实习、互助”的工作关系。在工作人员出差方面,基金会坚决贯彻“必要、高效、节约”的原则。由于坚持了上面的做法,这些年基金会的日常工作成本始终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4.&千方百计把钱管好花好。首先,必须确保把募到的钱,也就是把到手的钱管好,绝对不能出问题,否则就没法向捐赠者、向社会交待。为此,在我们在有限的7个专职人员中,就安排了3个同志负责管钱:一个出纳,一个会计,一位专职副秘书长。同时,还制订了严格的资金使用、调配、运作制度,负责管钱的同志必须严格遵守。在帐目管理方面,还执行了按月与承办银行对账制度。做到每笔收款、用款的来路、去向都月月清。另外,还自觉定期接受审计机关的审计。关于捐款增值问题,基金会正在努力探索,但态度是慎之又慎。目前,基金会已明确规定:一是坚决不炒股;二是坚决不跟别人合资办企业;三是坚决不搞无把握的投资项目。在一时找不到安全、规范的增值项目和增值出路的时候,基金会所持的态度是:宁可老老实实地把它存在正规的银行。一句话,冒险的事坚决不干!总而言之,对基金会来讲,对所募到的款项进行适当增值是可以的,但是必须采取最稳妥的办法。如果一时做不到较大的增值,也要确保不流失。
&&&&在基金会五年的工作实践中,我们深深体会到,作为一个基金会,募款固然难,但把募到的钱花好则更难。在花钱方面,基金会必须时刻注意把钱花到刀刃上,不该花的钱一分也不花。如果把钱花到不该花的地方,或把资助款发给了不该资助的学生或单位身上,就意味着基金会工作的失败。为此,基金会本着“既对捐款者负责,也对受助者负责”的精神采取了诸多措施:一是在花钱方面,决不搞“形象”、“面子”工程,或举办一些华而不实、好看不好用的活动。二是在核实上狠下功夫。对每一个申请资助者的实际情况,基金会均通过各种办法进行核实,确保资助对象的准确性。五年来,基金会共实施了232个助学助教项目,惠及几十个单位和224万多名学生,基本上没发生错、漏现象。
&&&&5.&坚持公开透明原则。基金会募到多少钱要公开透明,募到的钱花到什么地方也要公开透明。五年来,对每位捐赠者来说,不管其捐赠数额多少,多则几千万,少则三五元,基金会都要在网上公布,并发给正式的认捐证书。对数额较大的捐款,其使用情况都定期向捐赠者本人反馈。这些年获得基金会资助的224万多名困难学生名单及所有助教项目,均做到事前公示、最后结果一律在网上公布,自觉接受社会各方面的监督。
&&&&诚信工作,声誉第一
&&&&信誉是一种巨大的无形资产,是基金会赖以立世成事、健康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各种以从事慈善事业为宗旨的基金会,如雨后春笋,大批出现,相互之间的竞争亦日趋激烈。今后,谁有了良好的信誉,谁就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同时还应看到,随着社会大环境的日臻成熟和人们对慈善事业认识的不断提高,个人也好,集体也好,都会愿意把款、物捐给那些声誉好、信得过的基金会。没有信誉的基金会迟早会垮台的。在此方面,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受益良多。这些年来,不少个人和企业都愿意把款、物捐给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基金会往往成为他们在“货比三家”之后的最终选择。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看中了基金会的声誉和公信力。在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曾发生过这样的一幕:一位年事已高、腿脚不太利索的老太太和门卫反复交涉,要求面见张保庆理事长。看她的穿着,门卫以为是上访人员,请她去信访处。老人不肯,又将电话打到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称“必须要见到张理事长”。经交谈后得知,老人已经75岁,这次坐了一天的火车专程来向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5000元人民币和价值40万元的房产,用于帮助有志气的家庭困难学生完成学业。老人并不富裕,每月只有600&元的退休金。老太太认为张理事长和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是能为老百姓做事的,是值得信任的,所以一再坚持要把捐款亲手交给理事长。
&&&&要提高基金会的声誉,主要是靠工作、靠诚信。在工作方面,对每一位捐赠者,基金会均充分尊重本人的意愿,不折不扣按其意愿落实捐款用途。基金会工作人员则是努力为捐赠者“打好工”,把每笔捐款都花准花好,并及时向其作出反馈,做到让捐赠者“放心”;对每一位申请资助者,基金会均认真对待,仔细核实,确保每一位合格的申请资助者都能及时得到资助。在具体操作环节,基金会的每位工作人员,都能做到处事公道,没有私心,并以细致的工作,严肃的态度、高效扎实的作风,赢得捐赠者、受助者及社会各方面的信任,从而不断提高基金会自身的公信力。与此同时,基金会从领导到工作人员,都始终牢记并坚持基金会的公益性方向。在此方面,基金会理事长更是严格把关。五年来,一些公司和个人在商谈向基金会捐款的过程中,往往也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附加条件:有的要与基金会合办公司,有的想借用基金会的名义炒股,有的想要基金会承诺每年提供几个上大学的名额……类似这样的捐款,基金会本着“宁可不要,也不能损害形象”的原则,都毫不犹疑地回绝了。这些年,基金会已先后拒绝了多家,可能拒绝的钱比募到的钱还要多。对此,基金会一点也不后悔。大家坚守一条:钱多干钱多的事,钱少干钱少的事,但一定不能干有损基金会声誉的事。
&&&&办好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是一项崇高而艰巨的事业。经过五年的努力,可以说基金会已有了一个较好的开端,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但与基金会应当履行的责任相比,与兄弟基金会相比,与社会各界对基金会的殷切期望相比,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存在较大的差距,面临着一系列困难和挑战,可谓使命崇高,任重道远。古人讲,善始者未必善终,善终者未必善成。要善始善终、善终善成的办好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已成了基金会全体同仁的共识。张保庆理事长在不少场合都一再表示:“我不敢说把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办成全国最大的基金会,但一定要把它办成全国最好的基金会之一。”我们坚信,在财政部、教育部、民政部领导的关怀下,在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与爱护下,再经过全体同仁今后一个时期的不懈努力,基金会所确定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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