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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餐，如何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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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养餐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管理粗放、缺乏有效监督是重要原因。好事要办好，需要在具体执行中克勤克俭、认真负责
　　上周，国家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国家推行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是惠及几千万农村贫困地区孩子的好政策，需要地方政府在具体执行中克勤克俭、认真负责，把好事办好。
　　可惜，有些地方却把好事办成了“添堵”。4月13日，云南省镇雄县两名校长因营养餐出现食品安全问题被撤职。当月9日，该县塘房镇多名学生在食用营养餐后出现腹泻、腹痛、发高烧等症状，先后共有368名学生入院诊治。后经调查，学校给营养餐供应的大米无合格证及生产日期。
　　让人揪心的是，云南出现的营养餐安全事件并非孤例。3月29日，贵州织金县一中学在实施国家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第四天，就发生了学生疑似集体中毒的事件，86名学生被送医治疗。
　　管理粗放、缺乏有效监督是云南、贵州等地出现营养餐安全问题的重要原因。这也提醒人们，营养改善计划依然任务艰巨，拨付营养补助专项资金其实只是政府迈出的第一步，要想确保680个县(市)、约2600万在校生吃到卫生、营养、可口的饭菜，有关部门还须尽快建立起一套完善、细化、有效的操作规范和监督机制。
　　营养改善计划呼唤地方在管理上变粗放为细致，推出具体的操作规范。执行部门应该对目前“每人每餐3元”的宽泛规定进一步细化，确保营养餐的配备在安全卫生的同时，又能让学生们吃得营养、可口。目前，不少地方以采购牛奶制品、面包、沙琪玛等食品的办法替代正餐，更有甚者，有的地方提供给学生的牛奶主要成分竟是矿泉水、白砂糖和黄豆……这些做法显然有违国家改善学生膳食结构的初衷。有关部门可以借鉴“免费午餐”项目的做法，设定营养餐的具体标准。比如，每餐必须有一个鸡蛋、一碗饭、一个菜，通过明确、细化的规定来确保营养餐不被克扣。
　　把营养餐做好还要加大监督、惩戒力度。目前，教育主管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是地方实施营养改善计划的主要监管者，但云南等地出现的安全问题表明，仅靠现有的监督无法确保营养餐的安全。据调查，云南事发学校食堂无餐饮或卫生许可证，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而在贵州，事发地的工商和卫生部门竟然在学校的营养餐供货商招标中投了弃权票，试问，在食品安全面前监管部门怎能弃权？
　　为保障营养改善计划有效落实，各地应严格按照公开透明的要求，及时公开食品原料采购、经费使用等情况，在加强规范管理的同时，广泛接受社会监督特别是学生及家长的监督。广西柳州就有学校动员社区、学生及家长，成立“清算小组”监督营养专项资金的使用，这种监督机制其实完全可以用在确保营养餐的质量安全上。在强化监督的同时，还应加大惩处力度，让那些一心想赚取昧心财的人付出应有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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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已超7个月，食品安全、资金安全问题频现
营养餐也要加“营养”
为营养餐“体检”
日至今，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已经实施超过7个月。推行之难，应在意料之内：中西部地形复杂，地区差异性大，社会经济基础普遍较弱；问题之多，却在意料之外：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也难以避免食品安全、资金安全问题。
本意为孩子们改善营养的营养餐计划，为何频频“体虚心虚”？为营养餐加“营养”，如何对症下药？
营养餐计划现12种“病症”，接各地举报81份、1240名学生成为食品安全事故的受害者
中央财政每年安排160亿元，22个省级国家试点的680个县开展计划，惠及2600万名学生。这是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下称营养餐计划）强有力的“脉搏”。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5月1日，全国学生营养办公布的监督举报电话和举报邮箱，收到来自中西部19个省级试点的举报81份；3月27日至4月23日的36天里，约1240名学生成为食品安全事故的受害者。这暴露了营养餐计划正染“微恙”。
4月1日，广西那坡县等地曝出营养餐补助遭供货商和学校套利，当日即引来近10万名网民参与评论。
4月9日，云南镇雄县塘房镇顶拉小学、猫猫抓树小学、椅子山小学1062名学生在食用顶拉小学食堂统一配送的营养午餐后，368人因身体不适入县医院检查治疗，这是40天里镇雄第四起营养餐食品安全事故。
4月19日，陕西商洛市遭到曝光，该地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试点仍未开始。
据了解，关于营养餐计划的81份举报中，除了营养餐计划未实施之外，争议集中在食品质差量少、食品安全、资金安全几个方面。屡次见诸报端的食品安全事故、回扣套利丑闻，让营养餐计划“低烧不断”。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项目官员薛文俊看来，营养餐计划刚刚起步，一些地方仓促上马，出现问题不足为奇。
他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中西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项目”调研报告中，为营养餐计划诊断出12种“症状”：地方营养改善经费下拨缓慢、甚至临时挪用；食堂建设存在大量资金缺口；缺乏营养改善的配套资金；多地购买定型食品、营养餐“营养”流失；营养品单一并面临存储问题；零食商补助中套利、学校吃回扣；企业供餐存隐患、食品安全让人忧；监督机制不健全、各地事故频发；过程管理存在漏洞；相关职能部门边界不清晰；营养知识比较匮乏；民间与政府力量的配合不默契……
地方财政配套资金难到位，监管主要由行政主导，缺多方决策机制
在薛文俊看来，160亿元难以覆盖每一个细节，配套资金难实现是首要问题。他认为，中央财政补贴“3元钱”，还要兼顾厨房建设、后勤人员工资、食材加工、储藏和运输等方面，进入学生饭碗时难免打折扣。
比如，2011年，中央和广西安排10亿元专项资金建设改造学校食堂，但全区40个试点县全部实现校内食堂供餐，需建设资金18亿元——8亿元的缺口很难填。
“有了食堂，没有后勤人员，怎么办？”广西马山县教育局局长黄汉仕问。马山多数学校没有配备专职后勤人员，学校公用经费不得用于人员开支，“每天的伙食补助必须吃进学生肚子里，老师们不得不亲自下厨。”
薛文俊5月中旬在马山看到，不少老师已显露疲态。黄汉仕承认，“我们知道老师很累，但在目前资金经费紧缺的情况下，我们也没有想到很好的办法。”
广西教育厅厅长高枫坦承，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尤其是偏远小学，没地方做饭和没人做饭，是“老大难”：当地财政太紧张，帮不上太多忙。
营养餐计划刚起步，各地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食品安全监管也是难题。
薛文俊说，目前营养餐计划的监管主要由行政力量主导，在选择供应商时，多由行政单方面拍板，而缺乏多方参与决策的机制，若再无到位监管，则极易纵容供应商、食堂的违法行为。
在他看来，此前的食品安全事故表明，营养餐计划的过程管理存在漏洞。“计划刚开始大面积实施，地方政府、学校都缺乏足够的准备，在资金拨付、政府购买、学校购买和记账方式、食料保管和存储、财务监管等方面缺乏规范和细则，也缺乏经验。”
一些学校食堂内部设施不达标；学校责任人质量关把不严；运营商对学校食堂食品、食品原料及食品相关产品未建立索证索票制度，无购进验收记录；相关部门很少查验承包商是否具有经营资质。
此外，营养餐的品种单一、质差量少，还折射出管理者及从业者的营养意识的缺乏。薛文俊的团队经调查发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学校负责人、农村教师、学生家长对科学、合理、平衡的膳食结构等营养知识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学校营养意识的淡薄，营养餐难免“只管吃饱，不管营养”。
加强配餐指导和监督，引入社会力量弥补资金缺口
“主要通过加强配餐指导，确保午餐的营养质量。”广西柳州市教育部门负责人说。该地自2008年秋季学期即实施免费午餐，曾聘请饮食营养专家调研，根据各县食品原材料供应及其价格、学生体质情况，拟定了学生免费午餐一周营养配餐食谱。如今，柳州山区农村中小学生体质健康达标率提升了2.34%。
薛文俊建议，对于更多起步较晚、基础条件较差的地区，保质营养餐，更需要卫生、工商、教育等公共管理部门加强合作，确定明晰的权责关系；学校、供应商、运输商、食堂承包商等各方，也需要行为制度的规定来确保学生利益。
除了建立行政系统内的监管机制，薛文俊认为，还可建立伙食委员会或家长委员会共同参与供应商选择、菜谱制定，探索通过社会力量和公益组织的参与，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合力的监督机制。
想要营养餐不变质，除了食品要营养、好吃外，还得保证资金落实到位。
比如，在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由社区代表、家长代表、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组成清算小组，对学校每月的“免费午餐”报表审核签字后，方能报账。广西教育厅正在总结“融水经验”，希望找出一种相对成熟的营养餐资金安全监管模式。
资金安全了，如何弥补金额的不足？
据薛文俊的团队调查分析，目前多数学校处于“有米无锅”（无厨房食堂）的状态，按160亿元投入资金计，大约还需要增加20%—25%建设厨房和配备工勤人员的配套资金。也就是说，要想真正实现校食堂供餐，一个县还要拿出200万—300万元的配套资金。
薛文俊建议，采取中央财政出3元、地方财政补1元的模式，由地方财政建立二次补贴制度，共同承担营养餐的运行成本。对于地方财政较困难的地区，可借鉴湖北鹤峰县此前与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免费午餐基金的合作，即政府出1元、免费午餐基金出2元的“1+2”模式。
据介绍，目前民间组织参与的营养改善项目，主要提供“免费午餐”和“厨房设备”，如民间版“免费午餐”、“春苗营养厨房”、“九阳希望厨房”等。基于此，薛文俊认为，政府与民间的合作还可以更多元——比如马山模式：政府出资建设厨房，补助每名学生每天3元，九阳希望厨房项目为学校资助蒸饭车、冰箱等设备，“免费午餐”基金再每餐补助1元，学生家长或老师轮流值班做饭，每天开支向社会公示、接受监督。
薛文俊认为，政府作为核心买单者，民间组织主导的公益项目起到探索和辅助的作用，再加上学校、家长把好质量关，供餐方接受各方监督，“营养餐才不会流失营养”。(记者 谢建伟 程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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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餐何以成“变质餐”
云南连续发生3起学生营养餐安全事件
　　自3月1日云南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正式实施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以来，该省接连发生3起学生营养餐安全事件。记者调查发现，当地个别学校在实施营养餐上力不从心，承包给企业又监管不力。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是导致营养餐安全事件的重要原因。
　　营养餐成&变质餐&
　　据云南省镇雄县政府通报，4月9日13时左右，镇雄县塘房镇顶拉小学部分学生食用营养餐(中午饭)后出现腹泻、腹痛、发高烧等症状。截至12日17时，顶拉小学先后共有368名学生入院诊治，累计出院返校上课342人，留院观察26人。
　　记者11日在镇雄县人民医院看到，医生正在给留院观察的学生检查身体，一些症状好转的学生已能在病房里活动，个别病情严重的学生仍躺在床上输液。
　　对于9号中午的营养餐，躺在病床上的顶拉小学学生郎建权告诉记者：&豌豆吃起来有点硬，小瓜有点酸味儿，吃完后过了一会就开始肚子疼。&郎建权说，当天晚上他就被送到抽血检查然后进行输液治疗。
　　顶拉小学的一年级学生吴冬艳病情还比较严重。镇雄县人民医院心血管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庹必祥说，吴冬艳的主要症状是头昏、发热和恶心，发烧时最高体温一度达到39.5℃。庹必祥告诉记者，医院抽调了5个科室的专家组成救治小组，检查初步认为学生是疑似食物中毒。
　　云南省教育厅12日通报，除上述事件外，3月13日镇雄县木卓乡六井村苍坪小学203名学生食用&天天乐&蛋黄派后，部分学生出现身体不适症状，59名学生入院检查；4月11日，景东县漫湾镇中学、镇小学183名学生食用中午饭后出现疑似食物中毒现象。
　　承包食堂无资质
　　管理制度不健全
　　据介绍，今年3月起，塘房镇顶拉小学食堂承包给贵州沿河荣盛餐饮设备后勤投资管理中心经营。镇雄县政府通报，顶拉小学食堂无餐饮或卫生许可证，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最终酿成这次学生营养餐安全事件。
　　镇雄县政府称，经过取证调查，顶拉小学食堂和承包商均无《餐饮服务许可证》或《食品卫生许可证》，同时，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食堂建设的位置及内部设施均达不到相关规定；承包商对学校食堂食品、食品原料及食品相关产品未建立索证索票制度，无购进验收记录，所供营养餐安全无法得到保障，&食堂没储存冷库和运输冷藏车，购进的油、豆瓣酱、菜都直接堆放于存放室地上。&
　　镇雄县副县长王剑竹表示，此次顶拉小学营养餐事件也暴露出监管不到位、管理上疏忽问题。&学校的管理人员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食品供应的量上，对食品安全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在管理方面，尤其是食品安全卫生方面的知识，需要更多的培训。&
　　多方合力使监管到位
　　云南省教育厅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立即成立检查组，在近期内对16个州市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情况开展全面检查。云南省教育厅表示，将强化营养餐食品安全管理、资金安全管理和学生食堂管理，敦促各地所有学生食堂2012年内必须退出承包经营模式，实行学校直接管理、零利润经营，确保每天3元的补助资金落实到位；加强学生、家长、老师及供餐人员的营养教育，培养科学的营养观念和饮食习惯。
　　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李春光、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赵俊臣认为，营养餐最低要求就是安全，安全不保的话营养就是奢谈。学校营养餐安全事件也表明监管缺位。今后营养餐实施过程中，政府有关部门应尽到质量、数量、卫生、技术等责任。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军建议，教育部门与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建立长效的沟通协调和联合督导检查的机制，把好食品原料采购环节，要建立和完善食品原料采购索证制度，粮油和盐等大宗食品采购建议与供应商签订供货协议。
　　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教授孙亚玲认为，对于当前营养餐实施过程中的问题不应一味指责学校。&农村中小学后勤保障力量有限。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尽早为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创造条件，加强学校食堂硬件条件建设，改善学生就餐环境，降低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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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资金安全问题频频出现 为营养餐“体检”
11:27:14 中国食品科技网
　　日至今，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已经实施超过7个月。推行之难，应在意料之内：中西部地形复杂，地区差异性大，社会经济基础普遍较弱；问题之多，却在意料之外：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也难以避免食品安全、资金安全问题。
　　本意为孩子们改善营养的营养餐计划，为何频频“体虚心虚”？为营养餐加“营养”，如何对症下药？
　　营养餐计划现12种“病症”，接各地举报81份、1240名学生成为食品安全事故的受害者
　　中央财政每年安排160亿元，22个省级国家试点的680个县开展计划，惠及2600万名学生。这是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下称营养餐计划）强有力的“脉搏”。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5月1日，全国学生营养办公布的监督举报电话和举报邮箱，收到来自中西部19个省级试点的举报81份；3月27日至4月23日的36天里，约1240名学生成为食品安全事故的受害者。这暴露了营养餐计划正染“微恙”。
　　4月1日，广西那坡县等地曝出营养餐补助遭供货商和学校套利，当日即引来近10万名网民参与评论。
　　4月9日，云南镇雄县塘房镇顶拉小学、猫猫抓树小学、椅子山小学1062名学生在食用顶拉小学食堂统一配送的营养午餐后，368人因身体不适入县医院检查治疗，这是40天里镇雄第四起营养餐食品安全事故。
　　4月19日，陕西商洛市遭到曝光，该地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试点仍未开始。
　　据了解，关于营养餐计划的81份举报中，除了营养餐计划未实施之外，争议集中在食品质差量少、食品安全、资金安全几个方面。屡次见诸报端的食品安全事故、回扣套利丑闻，让营养餐计划“低烧不断”。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项目官员薛文俊看来，营养餐计划刚刚起步，一些地方仓促上马，出现问题不足为奇。
　　他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中西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项目”调研报告中，为营养餐计划诊断出12种“症状”：地方营养改善经费下拨缓慢、甚至临时挪用；食堂建设存在大量资金缺口；缺乏营养改善的配套资金；多地购买定型食品、营养餐“营养”流失；营养品单一并面临存储问题；零食商补助中套利、学校吃回扣；企业供餐存隐患、食品安全让人忧；监督机制不健全、各地事故频发；过程管理存在漏洞；相关职能部门边界不清晰；营养知识比较匮乏；民间与政府力量的配合不默契……
　　地方财政配套资金难到位，监管主要由行政主导，缺多方决策机制
　　在薛文俊看来，160亿元难以覆盖每一个细节，配套资金难实现是首要问题。他认为，中央财政补贴“3元钱”，还要兼顾厨房建设、后勤人员工资、食材加工、储藏和运输等方面，进入学生饭碗时难免打折扣。
　　比如，2011年，中央和广西安排10亿元专项资金建设改造学校食堂，但全区40个试点县全部实现校内食堂供餐，需建设资金18亿元——8亿元的缺口很难填。
　　“有了食堂，没有后勤人员，怎么办？”广西马山县教育局局长黄汉仕问。马山多数学校没有配备专职后勤人员，学校公用经费不得用于人员开支，“每天的伙食补助必须吃进学生肚子里，老师们不得不亲自下厨。”
　　薛文俊5月中旬在马山看到，不少老师已显露疲态。黄汉仕承认，“我们知道老师很累，但在目前资金经费紧缺的情况下，我们也没有想到很好的办法。”
　　广西教育厅厅长高枫坦承，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尤其是偏远小学，没地方做饭和没人做饭，是“老大难”：当地财政太紧张，帮不上太多忙。
　　营养餐计划刚起步，各地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食品安全监管也是难题。
　　薛文俊说，目前营养餐计划的监管主要由行政力量主导，在选择供应商时，多由行政单方面拍板，而缺乏多方参与决策的机制，若再无到位监管，则极易纵容供应商、食堂的违法行为。
　　在他看来，此前的食品安全事故表明，营养餐计划的过程管理存在漏洞。“计划刚开始大面积实施，地方政府、学校都缺乏足够的准备，在资金拨付、政府购买、学校购买和记账方式、食料保管和存储、财务监管等方面缺乏规范和细则，也缺乏经验。”
　　一些学校食堂内部设施不达标；学校责任人质量关把不严；运营商对学校食堂食品、食品原料及食品相关产品未建立索证索票制度，无购进验收记录；相关部门很少查验承包商是否具有经营资质。
　　此外，营养餐的品种单一、质差量少，还折射出管理者及从业者的营养意识的缺乏。薛文俊的团队经调查发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学校负责人、农村教师、学生家长对科学、合理、平衡的膳食结构等营养知识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学校营养意识的淡薄，营养餐难免“只管吃饱，不管营养”。
　　加强配餐指导和监督，引入社会力量弥补资金缺口
　　“主要通过加强配餐指导，确保午餐的营养质量。”广西柳州市教育部门负责人说。该地自2008年秋季学期即实施免费午餐，曾聘请饮食营养专家调研，根据各县食品原材料供应及其价格、学生体质情况，拟定了学生免费午餐一周营养配餐食谱。如今，柳州山区农村中小学生体质健康达标率提升了2.34%。
　　薛文俊建议，对于更多起步较晚、基础条件较差的地区，保质营养餐，更需要卫生、工商、教育等公共管理部门加强合作，确定明晰的权责关系；学校、供应商、运输商、食堂承包商等各方，也需要行为制度的规定来确保学生利益。
　　除了建立行政系统内的监管机制，薛文俊认为，还可建立伙食委员会或家长委员会共同参与供应商选择、菜谱制定，探索通过社会力量和公益组织的参与，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合力的监督机制。
　　想要营养餐不变质，除了食品要营养、好吃外，还得保证资金落实到位。
　　比如，在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由社区代表、家长代表、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组成清算小组，对学校每月的“免费午餐”报表审核签字后，方能报账。广西教育厅正在总结“融水经验”，希望找出一种相对成熟的营养餐资金安全监管模式。
　　资金安全了，如何弥补金额的不足？
　　据薛文俊的团队调查分析，目前多数学校处于“有米无锅”（无厨房食堂）的状态，按160亿元投入资金计，大约还需要增加20%—25%建设厨房和配备工勤人员的配套资金。也就是说，要想真正实现校食堂供餐，一个县还要拿出200万—300万元的配套资金。
　　薛文俊建议，采取中央财政出3元、地方财政补1元的模式，由地方财政建立二次补贴制度，共同承担营养餐的运行成本。对于地方财政较困难的地区，可借鉴湖北鹤峰县此前与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免费午餐基金的合作，即政府出1元、免费午餐基金出2元的“1+2”模式。
　　据介绍，目前民间组织参与的营养改善项目，主要提供“免费午餐”和“厨房设备”，如民间版“免费午餐”、“春苗营养厨房”、“九阳希望厨房”等。基于此，薛文俊认为，政府与民间的合作还可以更多元——比如马山模式：政府出资建设厨房，补助每名学生每天3元，九阳希望厨房项目为学校资助蒸饭车、冰箱等设备，“免费午餐”基金再每餐补助1元，学生家长或老师轮流值班做饭，每天开支向社会公示、接受监督。
　　薛文俊认为，政府作为核心买单者，民间组织主导的公益项目起到探索和辅助的作用，再加上学校、家长把好质量关，供餐方接受各方监督，“营养餐才不会流失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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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日报
责任编辑：Techo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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