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商与浙商
（图片来自网络）
&&&&多年以来，我跟广东不少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企业家打过交道。1990年，作为健力宝集团的总顾问，我与当时的老板李经纬、体操王子李宁到北京，时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百发，到人民大会堂门口迎接我们。
&&&&那时候，北京正在筹办亚运会，由于社会氛围，人们并不看好其广告价值。
&&&&李经纬代表粤商，也代表广东人民，拿出上千万元支持亚运会。这个举动，让张百发感动得热泪盈眶，当即答应健力宝提出的几大要求，包括在天安门放一只健力宝的充气罐，这在中国广告历史上，是破天荒的。
&&&&那时候，白云山制药厂的贝兆汉、万宝冰箱的邓绍深、科龙空调的潘宁等一大批企业家，是珠三角第一代老板中的佼佼者。他们的名气，在中国，甚至在世界上，都掷地有声。
&&&&弹指一挥间，我们发现一个令人心酸的事实：这些老板，如今安在哉？留下来的是双眼噙满泪花的李经纬，他抱恨长天的照片，广为传播，成了粤商衰败的一个物证。
&&&&回头再看同时代的浙商，青春宝的冯根生、万向的鲁冠球、横店影视的徐文荣，讲能量、讲影响，一开始，根本无法与李经纬等粤商相提并论，但现在，他们成了民营企业家中的常青树。
&&&&粤商的大问题之一是，只有“广东经济”，没有“广东人经济”。
浙江人口大约只有广东的一半，遍布全国每个角落的浙江老板，至少300万以上，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浙江人分布在世界各地，他们共同组成庞大的市场网络和血脉网络，这就是“浙江人经济”。
&&&&但是，我没有看到海外的广东人跟在广东的广东人在生意上有多大的关联性，顶多是开放之初，回来投点资，办一个厂，远没有形成内外互动、优势互补的商业网络。
&&&&所以，在世人眼里，虽然粤菜馆开到全国，广东货卖遍神州，广东经济依然是“小贩经济”。
&&&&如今，论财富、论实力，浙江依然不如广东，而说到锐气，浙江似乎已经超过广东。到了浙江，机场附近公路的广告牌，全被浙江企业占用，他们都在自己企业名字前，冠以“中国”一词，比如中国万向集团、中国横店集团，气冲斗牛，基本上每一个企业家都在考虑，怎么才能打造百年老店，才能成为中国的先锋队，在世界上争雄，这就是当今浙商的气魄。
在广东珠三角，我们很少见到类似的招牌，很难听到同样的豪言壮语。为什么广东企业是得过且过、随遇而安，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心态”？
&&&&我们可以说，广东人谦虚、内向、务实、不事张扬，我觉得这是一个表象，骨子里是缺乏一种气概、一种精气神、一种追求。这是广东文化基因里面的缺失。
&&&&广东人，尤其是珠三角的人，得天时地利之便，借政策之势，先行一步，于是产生中国最早的民营老板群落。
&&&&但是，赚钱太容易，萝卜俏了不洗泥，久而久之，形成定式，“宁为鸡头，不为牛后”，耻于先从孙子做起，再当大爷，始终放不下身段。
&&&&其次，这种靠地头好的发家方式，决定了粤商小富即安、落袋为安的“小贩思维”。
&&&&最后，粤商没有经过浙商那样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艰难进化过程，在驾驭人才和运作企业方面，有着莫名恐惧，特别是很多北方来的人，能力很强，控制不住，万一他跳槽了，成为自己的对手，怎么办？与其让他成为对手，不如不用他，可不用他，企业又长不大。
这是一个怪圈。难怪有人说，广东只有商人，没有企业家。
浙商与粤商
【前言】：经常和浙商及粤商打交道，对于他们的特质和习性，我自认为体味还是比较深刻的，本文试图从历史和心理学的角度给予简单剖析。
浙商和粤商是当今中国财经圈里实力和影响力最大的两派。
浙商有两大派别，宁波帮和温州义乌帮，宁波帮走的是国际贸易路线，凭借的是港口海运，属于大手笔生意，而温州和义乌帮走的是草根路线，从最原始的资本积累开始，目前处于成长壮大期，因此也是最有活力的一派。
从时间上说，粤商先于浙商，粤商走的是一条以海外贸易（陶瓷、丝织、工艺品等）为主的路线，可以这样说，粤商和浙商中的宁波帮很接近，最初，粤商中以陈氏家族为主，漂洋过海，来到东南亚和南美，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很早就奠定了粤商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领袖地位。他们比晋商和徽商的先进之处就在于海外市场及高额利润。
而浙商走的是民营资本之路，立足于国情，从走乡串户到店铺式到粗深加工到集团化经营，后以温州老板带头走出了国门步入跨国经营，民营资本星星之火燎燃之势才得以形成。和粤商相比，浙商目前走的是上坡路中段，而粤商走的是下坡路初段。
大部分的浙商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时间还不是很长，他们还需要继续走扩张发展的路线——对外投资，扩大资本再投入，而那些起步较早的浙商目前已经走到了财富的最高点，金钱的诱惑力已经逐渐失却，洁身自律的开始多起来，他们开始用文化来装饰自己了，因此，真正上档次的浙商老板们，开始追逐诸如绘画、书法、音乐等高雅性的东西，提升自己的品味，他们在自家办公室的内室里专门设立了画室或书法室，他们的交往圈子也不再单纯的是生意场上的朋友，名家文人、政客、娱乐明星等也成为他们客厅里常来常往的朋友。
但是粤商不同，他们已经走过了财富的高端，因此，他们很少选择到外面去投资，多数已经开始吃老本了，已经从奋斗型向享受型过渡了，以至于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喊出了要解放思想向浙商和鲁商学习的要求。所以凡是到过广州的人尤其是经常和粤商老板们打交道的人，你会明显地感觉到广东人的闲散惰性和会享受，他们当中也不乏对文化感兴趣的老板，但仍然离不开实用——多以收藏古董为乐趣，本质上还是为价值增值，在对金钱的崇拜之外在表现上，他们显示得更直接一些。
浙商和粤商相比，吃苦奋斗精神明显要强得多，发展前景也比粤商要光明得多，在声势上也更强烈一些。你和他们交朋友，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做人上，他们都很懂政治经济学，而且表现的也比较成熟，不像鲁商中的部分人，要么过于信奉政治，要么就是鄙视政治，远没有浙商和粤商那样的冷静和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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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第26卷第2期研究与发展管理；Vol．26No．2）02-0；VS浙商“粤商“敢为人先”应变开创”；――基于公司特质信息与技术创新关系的考察―；丁重，邓可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财经学院，广州510006）；摘要：首次运用金融经济学中的公司特质信息变量来表；关键词：创新精神；公司特质信息；技术创新；中图分类号：F427文献标识码：A；DOI:
第26卷第2期研究与发展管理
Vol．26No．2）02-0025-13文章编号：1004-
VS浙商“粤商“敢为人先”应变开创”
――基于公司特质信息与技术创新关系的考察―
丁重，邓可斌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财经学院，广州510006）
摘要：首次运用金融经济学中的公司特质信息变量来表征企业独有的精神特质，引入企业专利权数量作为创新产出指标，在此基础上使用A股上市公司中的粤商和浙商大样本数据来刻画企业特质精神与创新产出间的联系，运用双向固定/随机效应回归方法给出经验证据，初步回答了在技术创新层面，粤商和浙商是否体现了创新精神的问题．研究表明：无论是粤商还是浙商，其在技术创新层面的创新精神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相对而言，粤商在技术创新层面的创新特质要强于浙商．粤商的创新特质在实用新型专利的研发方面体现得较为明显．
关键词：创新精神；公司特质信息；技术创新
中图分类号：F427文献标识码：A
DOI:10.ki.rdm.浙商和粤商．晋商和徽商虽然一直为大家所津津乐道，但其辉煌中国传统四大商帮包括晋商、徽商、
已今非昔比．如今，代表长三角地区的浙商和代表珠三角地区的粤商的表现更引人注意．浙商和粤商具有各自不同的地区特征，亦有一些相似的精神品质．粤商秉承岭南文化的商业价值观传统，依靠改革开放的
［1］，“敢为人先”先发优势，灵活变通，抓住机遇，迅速崛起．在粤商精神的总结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以温州
商人为代表的浙商则具有坚韧不拔、刻苦耐劳的创业精神，勇于开拓，敢冒风险．在浙商精神的总结中，
［2］“应变开创”是关键特色之一．可见，粤商和浙商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有一个共同的关键因素，即具有
很强的创新精神［3］．
在技术不断更新、转型升级压力日益增大的今天，企业的技术创新对于浙粤商企业未来持续的发展尤为重要．已有研究对浙粤商企业发展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发现无论是浙商还是粤商企业，通常都
［3-4］．这些研究在一定层面上说明了粤商是从模仿创业开始，然后再根据条件和环境的变化进行自主创新
和浙商都有一定的技术创新行为，但却无法证明这些技术创新行为与浙粤商的精神特质是否有显著联系，亦无法告诉我们浙粤商企业的精神特质是否能够真实有效地带来企业的创新产出．因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尝试通过设计新颖的计量模型并给出证据来回答“粤商和浙商的创新精神是否能在企业技术创新层面得到体现”这一问题．
回答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度量粤商和浙商企业可能极具特色但又难以捉摸的创新精神，并判断其与创新产出间的联系．一方面，以往研究往往局限于用问卷调查数据来考量企业精神（如高波和胡卫兵），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问卷调查数据往往是截面数据且样本偏小，而创新非一日之功，企业创新精神显然必需在一段时间内持续才有意义，因而我们需要大样本的面板数据分析．另一方面，传统研究对［5］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度量均从计量其全要素生产率（TFP）指标着手，但TFP方法存在两个问题：①只能计算出企业的相对技术创新产出，不能计算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②企业层面TFP的计算对数据完整性的要求比较高，一般情况下难以找到足够的、满足要求的样本．
09-11；修改日期：．收稿日期：2012-
“考虑政府偏好因素的技术创新对股价波动影响机制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我国制造业技术成长的资本市场支持研究”（12CJY047）；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流动性因素与中国股市的青年项目
（GD11YYJ02）．技术创新信息反馈机制研究”
作者简介：丁重（1983―），讲师，研究方向为产业组织理论与公司金融．女，博士，
针对以上两方面研究难点，本文首次运用金融经济学中的公司特质信息变量来表征企业独特的特质精神，然后引入企业专利授权数量作为创新产出指标，在此基础上使用上市公司的大样本数据来刻画企业特质精神与创新产出间的联系，从而给出较充分的经验证据，初步回答了“在技术创新层面，粤商和浙商是否具有以及何者更具有创新精神”的问题．研究表明：①无论是粤商还是浙商，其创新精神都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换言之，两者的创新精神并不是太强了，而是还需要继续加强；②相对而言，在技术创新层面，粤商的创新特质要强于浙商．
早期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企业是为了获得最大利润而进行技术研发，由此带来的内生技术的边际
［6］［7］Aghion产出是递增的，人均产出得以持续增长（如Ｒomer、Grossman和Helpman）．循着这样的思路，
和Howitt［8-9］规模小的新兴企业由于竞争压力更有动力去进行技术创新，而规模大的垄断企的研究认为，
业由于能够获得垄断利润，因而更缺乏创新的动力．可见，传统技术创新理论都认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在于其追逐利润的天然属性．
如果企业技术创新完全是出于其逐利属性，地域、文化等因素就不应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产生影响．然而实证研究发现并不是这样．王伟光等［10］通过对2009年中国各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截面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广东省和浙江省大企业技术创新体系本地化水平在全国处于前列，且广东要高于浙江．白［11］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中国大陆30个省级嘉通过构建包含21项指标的区域技术创新能力评价体系，
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进行研究，提取出企业创新、创新绩效和创新支持3个因子，研究发现广东省和浙江省企业创新能力均较强，且广东省在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技术创新绩效和技术创新支持3个方面都高于浙江省．如果Aghion和Howitt［8］的理论完全正确，那么地区企业技术创新强的原因只能在于区域市场化程度更高，民企更多或企业规模更小．浙江省民营经济活跃度极高，广东省则国企相对强势一些，但这两
［8］个地区创新水平却同时处于全国前列，并且浙江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比广东低．因而Aghion和Howitt
的理论并不能解释白嘉［11］和王伟光等
［12］［10］的实证结果．那么，是否会存在政治支持较多引致浙粤商技术创新能力较强的情况呢？已有研究对政治支持的作用是基本否定的．丁重与张耀辉其得到的制度倾斜越大，越不的理论模型指出，企业的政治关系越强，
利于企业进行创造性破坏活动．如果上述理论是正确的，那么以下命题应当成立：政治关系密切的大规模
［13］企业，其创新投入的产出效率较其他企业更低．而丁重和邓可斌通过实证研究确实发现：政治关系并
未有利于企业进行技术效率改进或创造性破坏等技术创新活动；不仅如此，政治关系还会使得大规模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有所降低．虞晓芬等［14］对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年期间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技术创新效率呈现由东到西逐渐下降的趋势．众所周知，我国东部地区的市场经济发展程度较中西部更高，因而，他们的研究结果同样不支持政治支持能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假设．
因此，企业规模、性质、政治关系等均难以充分解释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由是观之，企业精神或文化因素或许对企业创新行为存在重要的影响作用．目前，对企业文化的研究正逐渐增多．比如，高波和胡卫兵［5］通过实证检验指出，浙江地区的企业家信任他人的程度显著高于广东地区，但在被信任和信任的区
［15］域歧视这两个方面，浙江、广东未表现出显著差异．顾文静粤商企业比浙商企业在高的实证研究表明，
端劳动力市场上的薪酬竞争力略有优势，但在福利和就业环境等方面的竞争力呈现劣势；在低端劳动力
［16］市场上，粤商企业各方面的竞争优势正在丧失．盛亚和单航英通过浙江企业问卷调查分析了利益相关
者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客户权力因素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技术绩效具有影响，而高管权力因素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对技术绩效产生影响．这也意味着浙商企业文化中非常重视客户与高管拥有的权力，这些权力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但是，现有对企业精神或文化因素
“应变开创”“敢为人先”的研究并没有能证实或证伪浙粤商企业是否存在或的创新特质．
回顾已有的研究文献，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已相当深入，但却忽视企业精神和文化因素在其间的
对创新文化或创新精神的研究仍十分缺乏．本文试图贯作用．关于企业精神和文化特质的研究刚刚开始，
通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为分析企业创新文化问题探索一条路径．因此，已有研究既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较为扎实、可供借鉴的研究基础，也给本文的研究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2．1关键指标计量与研究假设公司特质信息与企业精神特质的度量
本文将尝试用公司特质信息来度量企业的精神特质．公司特质信息是金融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发［17］现．Ｒoll最早指出CAPM（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回归得到的残差项平方从根本上代表了除市场信息外的、为企业所独有的公司特质信息，使得金融市场对公司特质信息的反馈有了很好的度量指标．Jin和Myers［18］发现，公司特质信息的多少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透明度密切相关．越成熟的股市或政治法律制度越完善的国家，股价里包含的上市公司的特质信息成份越多．美国上市公司的股价波动信息中，市场信息在10%以下，而公司特质信息含量在90%以上；中国上市公司的市场信息约占45%，公司特质信息约
［19-20］．为55%．两者相比较说明中国股市与市场环境的不成熟
理论上，当技术创新还未转化为市场收益时，创新精神和创新行为会成为公司特质信息的重要组
．Chun等［22］的经验研究也表明，在资本市场的公司股价波动过程中，企业的创新特质会反映
为公司特质信息．因而，当我们认定企业具有“敢为人先”或“应变开创”的特质时，这个企业的“创新精成部分神”应该能够在公司特质信息中占据相当重要的程度．此时公司特质信息应该和企业“创新精神”紧密相关，并存在以下逻辑关系：创新精神增加→公司特质信息增加→技术创新产出增加．
因此，如果我们能够观察到公司特质信息与技术创新产出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我们就可以判断企业较为明显的创新精神．另一方面，如果公司特质信息的增加和技术创新产出间不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我们就可以认为企业不存在明显创新精神．因为，公司特质信息的增加并不必然完全是由创新精神
［23］增加带来的，公司特质信息还包含其他成份．孔东民和申睿的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特质信息还
包含了大量的噪音信息．但除创新精神外，其他公司特质信息成份不会和技术创新产出发生显著的关系．因而，在大样本的环境下，如果公司特质信息与技术创新产出没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至少可以说明企业“创新精神”在公司特质信息中未处于重要的位置．
2．2公司特质信息的计量
［22］为保证公司特质信息计量的准确性，我们在Chun等研究基础上，引入流动性指标（用换手率度
量），基于以下简化资产定价模型计算公司特质信息．
（1）ri，t=αi+βMkti，trMkti，t+γIndi，trIndi，t+λi，tturnoveri，t+εi，t［21］
ri，t是个股周收益率，rIndi，t是按流通市值加权的周行业（CＲSC单字rMkti，t是周市场指数总收益率，其中，
母编码）收益率；turnoveri，t表征周换手率，即周成交股数除以月流通股本；εi，t为残差项且有εi，t～N（0，2σε，i，t）．之所以加入换手率这一流动性指标，是因为近期的研究发现忽略这一因素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偏差［24］．由于流动性成本的增加会使得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增加，因而忽略流动性因素会使得股价特质波动和公司特质信息测度出现比较大的正偏差．本文拟采用换手率作为流动性因素的代理变量，是基于以下理由：①中国股市是一个非常关注短期投资的市场，换手率远高于发达国家，市场对换手率的关注远远强于买卖价差；②目前已有不少研究用换手率作为我国股市流动性因素的代表变量，并证明换手率与
［26］A股市场资产定价存在长期显著相关性（如苏冬蔚和麦元勋［25］，换手率肖俊喜和王庆石）．一般而言，
指标越高，表明流动性成本越低．
在对式（1）进行时间序列回归（48个周）后，取每个回归的残差值平方作为本文的研究变量．为方便
［22］起见，参考Chun等，我们把式（1）股票收益率波动中由市场和行业决定的部分称为系统信息引起的波
动（systematicvariation），简称为系统信息；由残差项εi，t决定的部分称为公司特质信息引起的波动（firm-
2specificvariation），即公司特质信息；而用简称为公司特质信息．我们用σε，i，t表示残差项εi，t的方差，
22σm，i，t表示与公司i有关的系统风险的变化（也即ri，t的方差减去σε，i，t），代表市场信息．
2．3技术创新产出的度量指标研究与发展管理第26卷
［22］［22］但亦存在本质区别．Chun等是用代表企业创新虽然本文的研究和Chun等的研究有类似之处，
精神特质的、行业层面的公司特质信息与代表创新产出的TFP（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回归，证实了美国企业中的创新精神对经济发展存在着重大促进作用．本文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①本文研究对象是区域文化带来的企业创新精神，因而使用企业层面的公司特质信息数据作为解释变量①；②由于中国上市公司
［22］因而本文选择使用企业专利批准数量作为技术创的数据并不具备Chun等研究中计算TFP的条件②，
新产出的代理变量（被解释变量）．
用专利数量作为创新变量由来已久．需要指出的是，专利数量最早是作为创新投入变量出现的．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末期都难以找到研发投入数据，所以早期专利数据被用作创新投入指标．研发投入数
Schmookler据出现后，［27］、Scherer［28］两位学者率先研究了专利数据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他们和后来
［29-30］．之后，的经济学家们共同发现专利数据与研发投入之间确实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经济学界把专利数
［31-33］．Griliches［34］研究指出专利数据不仅能够用于度量创新投据作为衡量技术创新活动很好的度量指标
入指标，而且还是度量创新产出很好的指标．Cuddington则认为专利数据是衡量技术创新活动的一般指标，但是存在缺陷．他认为不是所有的专利或发明都能够成功地商品化，反之，很多成功的想法、产品或过程并没有被专利化．因此，专利数据可能会高估或是低估技术创新率．尽管如此，在大样本情况下，专利
［33-34］．国内已有不少学者用专利数据度量创新产出．例如，数据仍被认为是衡量创新产出可靠的指标古利
［36］［37］平等使用专利作为创新产出的代理变量，论证了我国创新投入产出弹性．陈广汉和蓝宝江通过对年各省市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表明各地区Ｒ＆D经费内部支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35］对发明申请数都有正面影响，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的影响非常显著．
中国专利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类．我国专利法对申请发明专利的要求是与申请日以前的已有技术相比，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进步，因而发明专利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对实用新型的要求则是与申请日以前的已有技术相比，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所以实用新型专利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而外观设计专利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色彩或其结合所做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上应用的新设计．显然，发明的创造性要显著高于实用新型，实用新型的创造性又显著高于外观设计．由于三类专利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在下文的回归中，我们让总专利数、发明专利数、实用新型专利数和外观设计专利数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观察粤商和浙商的特质信息对它们各自的影响．
2．4研究假设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如果“敢为人先”是粤商企业的重要特质，那么粤商企业的公司特质信息与专利数据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备择假设为两者不相关或负相关．
H2如果应变开创是浙商企业的重要特质，那么浙商企业的公司特质信息与专利数据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备择假设为两者不相关或负相关．
3数据来源与实证方法
本文选择年间A股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unbalancedpanneldata）作为研究样本．选择2003年为起点是因为实证研究涉及的一些指标（如企业第一大股东性质）在2003年后才公布．没有选择2010年以后的样本是因为近两年许多公司的专利权数据还在调整修改中，不是特别稳定．
根据上市公司的注册地界定浙粤商．上市公司的注册地都是总部所在地，而对浙粤商划分的最好标
大部分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精神是欠缺的，本文重点只是在于研究浙粤地区的企业文化会不会有效增加这些地区企业的①勿庸讳言，
技术创新精神．
劳动投入和中间投入占产出的份额，然后用总产出份额扣除这部分份额后，剩余即为②Chun等使用收入份额法来测算资本投入、
TFP．但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条件难以准确计算各部分的产出份额．
第2期丁“敢为人先”VS浙商“应变开创”重等：粤商29
一个公司把总部放在哪里，说明它最认可哪里的文准是看企业适应和认同哪里的文化价值观．一般而言，
化和价值观．当然，也不排除一个公司同时认可几种文化．由于本文研究的浙商和粤商间存在着两种迥然不同的价值观，一个总部在广东的企业同时认同江南文化，或一个总部在浙江的企业同时认同岭南文化，是比较少见的．因而，按注册地划分浙粤商是现有研究条件下一个相对合理的选择．我们还尝试追踪董事长籍贯与上市公司注册地的匹配度来试图更好地界定浙商和粤商．然而我国上市公司对董事长籍贯的批露十分有限，且可靠性让人怀疑．我们只能舍弃这种尝试．此外，考虑到由于地域原因，上海商人的文化价值观与浙江或许有相似之处，为保证研究科学性，我们也试着把注册地在上海的公司划入浙商范畴．在本文稳健性检验中，剔除上海公司样本，观察实证结果的稳定性．
企业专利批准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http：//www．sipo．gov．cn/zljs），其他数据均来源于
《中国上市公司交易数据库》．我们和《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库》国泰安（CSMAＲ）经济金融数据库中的
按以下常规原则清理样本：①剔除上市时间不足一年的公司；②由于金融类公司的财务特征与其他行业性公司存在很大差异，剔除行业类型属于金融类的公司；③剔除数据不全的样本．最后，我们一共得到6690个中国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样本，其中粤商样本764个（涉及162家上市公司），浙商样本948个（涉及199家上市公司）．
由于实证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专利批准数，属于不连续的实数，故我们采用面板数据log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具体方程如下．
2logit（Innot）=β0+β1lnσ2
ε，t－1+β2lnσm，t－1+β3lnSizet+β4Strut+β5Ｒoat+εi，t
2logit（Inno1t）=β0+β1lnσ2
t－1+β3lnSizet+β4Strut+β5Ｒoat+εi，tε，t－1+β2lnσm，
2logit（Inno2t）=β0+β1lnσ2
ε，t－1+β2lnσm，t－1+β3lnSizet+β4Strut+β5Ｒoat+εi，t
2logit（Inno3t）=β0+β1lnσ2
ε，t－1+β2lnσm，t－1+β3lnSizet+β4Strut+β5Ｒoat+εi，t（2）（3）（4）（5）
2t代表时间（年度），式（2）～式（5）中，其他变量说明详见表1．由于很多研究表明系统信息变量lnσm会
2［22］［38］对公司特质信息变量产生大的干扰lnσε（如Han和Lesmond、Panousi和Dimitris），所以我们引入
lnσ2公司性质（Stru）这两个控制变量，来m变量作为一个重要的控制变量．另外还引入规模因素（lnSize）、
控制对企业创新产出可能存在的规模、企业性质等方面的影响．我们还引入总资产利润率（Ｒoa）因子控制企业绩效对技术创新水平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我们区分浙粤商企业，对式（2）～式（5）进行回归．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将同时给出全部上市公司的回归结果，以观察浙粤商与全国企业相比，是否真的更具有创新精神．
表1变量说明
Tab．1Thevariables'instruction
被解释变量Inno
解释变量lnσ2ε
控制变量lnσ2m
Ｒoa计算方法和数据来源Inno=Inno1+Inno2+Inno3直接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查询直接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查询直接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查询由式（1）计算得到由式（1）计算得到直接由国泰安数据库查询直接由国泰安数据库查询等于当年净利润/期初总资产备注专利批准总数发明专利批准总数实用新型专利批准总数外观设计专利批准总数公司特质信息的对数值系统信息的对数值表征规模因素，公司总资产的对数值表示企业第一大股东性质：国有为1，非国有为0表示企业利润水平
考虑到创新需要一定的过程并为了减少内生性问题，我们将解释变量在对式（2）～式（5）的回归中，
2lnσ2对于粤商和浙商企业样本，回归出来的β1值都ε和控制变量lnσm均滞后一期．根据H1和H2要求，
必须显著为正．在回归方法方面，由于本文是非平衡面板数据logit模型回归，在控制了时间和截面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twowaysfixedeffect）面板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中，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选择合适的回归方法．
包含各类专业文献、外语学习资料、各类资格考试、应用写作文书、幼儿教育、小学教育、34粤商_敢为人先_VS浙商_应变开_省略_公司特质信息与技术创新关系的考察_丁重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