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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料与制作 饮料与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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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杭州市推进城市国际化的问题与对策
杭州市推进城市国际化的问题与对策
&&&提& 要： 改革开放30年来，杭州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杭州要跻身于世界发达城市，必须推行国际化战略。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有人怀疑市场经济和国际化，因此更要正确研究与认识国际化问题。目前杭州的国际化内在需求和动力日益强劲，城市国际化达到初级水平，但仍存在缺乏文化软实力的较深积聚、缺乏优势资源和物流瓶颈制约较大、城市设计水平不高、城市运行效率较低、产业层次偏低、人口素质不高、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社会包容性不强、党委政府的国际化意识不强等问题。应当通过国际化提升城市化水平，打造创意城市和构建现代、后现代新经济体系，实现更加完全的市场化，构建国际性都市形态，增强文化软实力，打造国际性品牌，提高城市包容性，构建具有现代水平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培养具有国际化能力的城市领导人才。
关键词：&& 国际化&& 城市化&& 文化软实力&& 创意城市
作者周膺，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邮政编码&& 310006）。
杭州改革开放30年来具有先发优势，已实现比较充分的工业化，市场化程度也相对较高，经济发展有了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型的趋势，城市化与城市有机更新水平不断提高，城市活力增强，社会发展水平和城市生活品质有整体提升，在长江三角洲区域合作中的地位增强。但是杭州未来发展目标的确定尚是一个令人十分困惑的问题，比如产业选择、城市定位等方面。杭州是一个缺乏能源、原材料和港口等资源优势的城市，也没有特别的政策优势，城市的基本性质是国际风景旅游城市、历史文化名城和浙江省省会城市。笔者认为，服务经济、创意经济和创意城市是其必然选择。改革开放30年来，地方政府和企业家从搞农业经济学会了搞工业经济，但搞服务经济或创意经济不在行，需要启蒙。而在客观上，发展服务经济或创意经济的难度比工业经济大得多。工业经济在地域上可以产销分离，而服务经济或创意经济一般只能辐射到周边一定商圈，市场半径较难拓展。服务经济或创意经济的知识化、信息化要求也高得多。杭州要发展服务经济或创意经济就必须提高国际化水平，将产业半径向全球延伸。事实上，城市国际化是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发展的共性，杭州许多产业也都具有国际化的内在需求和动力。随着城市国际化达到初级水平，杭州构建国际化大都市的时机正在到来。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有人断言自由市场经济已经终结，或说国际化程度低帮助中国躲过一劫。这种观点在观念层面和政策层面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危害性甚至将超过金融危机本身。杭州必须继续积极推进国际化，并通过全面深入的市场化和更大力度地发展市场经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
一、杭州市推进城市国际化的制约因素
（一）缺乏文化软实力的较深积聚
1.市民对时代和国际社会的认知程度不高，在知识和方法论上存在诸多缺陷。市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已达到国内较高水平，从表观上看，甚至已达到一些发达城市的水平，但总体来说，对生活的感知是经验性的，对生活的时代性征缺乏理解，封闭和禁锢于狭小的地域性思维范围，缺乏开阔的视野、包容的胸怀和辩证的思维。对外部世界了解不多，对国际社会的认知更为缺乏，仅满足于目前的生活富足和安逸，而不能从文化的、时代的、宏观的层面认识与把握自己的方位。对于未来的发展缺少知识和方法论上的准备，战略研究和战略设计极为缺乏，在行动上存在较大的盲目性。缺乏思想家和城市发展观念，缺乏读书和学习的风气，缺乏思考的耐心与勇气，因而，城市设计、产业设计乃至总体工作层次不高，缺乏国际水准，缺乏文化内涵，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2.具有时代特征的城市精神没有真正形成。所提倡的城市人文精神和创新创业文化并没有普遍形成。和中国大部分城市一样，没有显露出比较强烈的精神或文化特质，仍然给人温婉内敛甚至小家碧玉的感觉。“精致和谐”更多地体现在休闲生活或自足性生活方面，在事业上体现并不多。“大气开放”基本未做到，多的是知足常乐、固步自封，开拓进取精神不够。“敢为人先、敢冒风险、敢争一流、宽容失败”远未做到。
3.具有国际化特征的城市文化发展非常薄弱。城市文化地域性和自然经济特征较强，没有较好地实现现代性或后现代性转换，全球化意义上的文化因素发育缓慢，与经济发展相比严重滞后。跨国公司较少，与广州甚至义乌等相比差距大。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总体而言没有打开，国际交往能力较为有限，国际文化传播较为贫乏，各类学术活动较少，与国际性文化机构的合作交流较少，文化机构参与或组织国际性文化合作交流的主动性与能力较低，国际性文化人才较为缺乏。大众传媒简单地追求所谓的收视率、订阅量，总体上思想贫乏、内容单一、格调和层次不高、表现力不强，文化商品引进限制太多，与国际化城市甚至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有较大差距。高等教育在全国规模最小，科学研究力量极为薄弱，教育制度、教育观念和教育质量与国际水平相比差距较大。一方面由于入学率在全国属于最低水平，埋没了大量人才；另一方面，又由于教育质量不高影响就读学生的发展。有数据显示，以哈佛大学总分100分作为比较基准，世界上前100名一流大学之中，私立大学平均为69.6分，公立大学平均为45.6分。中国清华大学为17.2分，北京大学为15.6分，复旦大学为11.7分，浙江大学为10.2分。杭州的其他高等学校与浙江大学的差距也较大。严重缺乏适宜于人才创业创新的平台，现有干部管理体制和人才管理体制不利于人才的正常成长。按国际标准来衡量，各类文化设施均较为薄弱。
（二）缺乏优势资源，物流瓶颈制约较大
1.缺乏能源和矿产资源。仅有铁、铜、钼等少量金属矿产，且均为小型矿床。燃料矿产非常短缺，仅有少量煤，而且主要是石煤，矿藏地层薄而分散，规模小、质量差。由于远距离能源和矿产输入成本非常大，给杭州的工业经济带来巨大制约。而且从长远来看，这种能源矿产瓶颈不可能突破，唯一出路是扬长避短，发展新经济，减少能源矿产消耗。
2.没有出海港口，航空港国际化率低。国际性大都市一般都是利于“大进大出”的港口城市，杭州不临海，没有出海港口，无法发展海洋经济与口岸工业。由于国家对上海航空港的政策性保护，杭州的航空港发展一直受到较大抑制。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仅有首尔、釜山、清州、曼谷、新加坡、东京、大阪、吉隆坡、迪拜、马斯特里赫等几条定期国际航线，而上海则突破100条，北京近200条。这从另一个方面制约了杭州的物流，也制约了杭州的国际交往途径，限制了旅游、会展等一系列产业的发展；对跨国公司、国际组织落户杭州也有掣肘作用。
3.没有特殊的政策资源。杭州不是直辖市，不是经济特区，也不是国家层面的区域发展战略核心城市，没有特殊的政策性资源，没有特殊的自由贸易政策支持，很少有国家级补贴优惠计划、国家财政补助性大型或超大型项目，改革开放30年来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投资发展经济社会事业。这种政策上的限制或制约，使杭州在国际化的先决条件上短人一筹，难以像迪拜那样通过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港建设在全球范围整合或吸纳资源，也难以在短时间内突破体制障碍，因而，要形成高效率、高层次城市建设体系难度较大。
（三）城市设计与管理总体水平与国际水平差距较大，城市的功能性运行效率较低
1.城市设计在功能、美学和有机性方面存在较多问题。杭州市区规模自2001年调整后有了较大程度扩大，但目前的建成区规模却仅有700多平方公里，户籍人口约400万，而即便在这一较小尺度上城市功能仍出现较大问题。虽然近几年城市布局、城市交通等方面进行了较大规模调整与改造，但城市总体功能没有提高，有的方面甚至有较大程度的降低。有“美化城市”倾向，但建筑设计、街景设计、城市天际线控制水平总体较低，整体美观度和格调不高。许多新区或大型公共设施由于功能设计和可达性较低，使用性较差。尽管近几年较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但古城景观已遭到整体性破坏，新旧建筑之间、自然景观与人工景观之间的有机过渡、有机发展关系存在较大问题。
2.环境矛盾日益突出。没有从根本上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水平总体下降。建设用地增量较大，人地矛盾加剧。而已使用的建设用地总体产出效率不高，许多被低水平开发。城区空气质量和水资源质量面临巨大问题。“五水共导”意义上的几大水系面临严重的生态威胁。西湖、京杭大运河杭州段、西溪湿地均已丧失自净能力，西湖、京杭大运河杭州段完全靠钱塘江水进行生态补给，而京杭大运河杭州段至今仍以Ⅴ类水为主。52条内河中41条水质为Ⅴ类。西溪湿地要改善水质也只能通过钱塘江换水。钱塘江上游千岛湖安徽境内污染严重，自新安江以下至杭州市区有1000余家化工厂、造纸厂，对钱塘江的污染已相当严重，整个流域的空气质量也在恶化。近几年包括癌症在内的恶性病爆发加剧。一旦钱塘江丧失自净能力，杭州将变成一座“死水城”。
3.交通疏导问题日益严重，停车难、行路难情况普遍。自2002年至2007年底，全市机动车保有量从54万辆增加到132.7万辆，增长146％。驾驶证持有人增加到153万人，增长113％。常住人口增长21.73％，暂住人口增长131％，国内外游客增长40％。其中老城区机动车从11.5万辆增加到40.3万辆，增长250％。虽然建成区和人口规模不大，但城市交通问题之严峻程度不亚于上海、北京等10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造成交通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规划和管理不科学。“行路难”、“停车难”成为困扰市民生活的严重的城市病。
4.城市管理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对城市管理问题没有进行较为系统的科学研究，对国内外城市先进管理经验的学习又不多，缺乏较大城市管理的经验，简单沿用中小城市的管理办法，总体管理层次低下。法制体系不健全，重审批轻服务，人性化管理仍被较大程度悬搁，简单的行政管理、人治管理仍较严重。对社会各阶层的社会公平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存在许多人权问题，民生问题仍然是突出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对“农民”转变为“市民”的人的现代化问题、社会公平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更没有很好解决。“城中村”违章建设、治安混乱、环境污染等问题普遍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医患矛盾等问题仍较为严重。
（四）产业层次偏低，国际化程度不高
1.没有形成以服务经济和创意经济为主导的产业体系。目前对服务业GDP统计严重不足，主要是因为政府对服务业的政策性支持极小，服务业企业主要只能通过瞒报GDP等数值、避税甚至漏税、逃税等途径取得优惠。杭州市区甚至整个市域范围的服务业实际GDP都已大大超过工业GDP。服务业税收一般都在60%以上，GDP比重基本应当同比例。这种统计误差给科学决策带来极大误导。但也应当清醒地看到，服务业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旅游、商贸、物流和创意产业等的比重还不高。在中国目前的统计体系中，创意产业计为服务业，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应当将其另立为第四产业。剔除房地产业，杭州和许多工业化城市一样，服务经济和创意经济的比重不高，特色不明显，层次不高。
2.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不强。民营企业数量较多，但多数为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技术水平较低，缺乏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在参与国际竞争中缺乏优势。长期维持的这种局面又使整个经济面乃至社会面缺失较高层次的创业平台，严重制约人才引进和整体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
3.发展经济较多重视短期利益。在政绩考核体系的支配下，各级地方党委、政府仍十分注重任期内的经济指标的完成，对绿色GDP的认识普遍不足，对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和高效利用缺乏深入的科学研究和安排，包括土地在内的稀缺性资源被大量低水平使用。企业为赢得眼前利益也在驱策地方党委、政府搞短期行为，地方党委、政府迫于增加财政收入和解决就业问题迁就妥协乃至放任失控。有关生态资源的代际公平、区域公平问题日益突出。
（五）人口素质不高，缺乏国际化人才
1.人口总体人文素养不高。总人口中知识群体比重不高。知识群体又偏重于技术技能，人文素养普遍不高。领导干部多“工程师”，少思想家、“规划师”。市民对文化艺术的欣赏能力普遍较低，对科学知识了解不多，生活品味不高。外语普及度不高，国际交往能力较弱。城市生活中颇盛商业气氛，缺乏文化氛围。农业社会的血缘关系传统十分浓重，没有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市民对法律法规制度仍然采取变通的实用主义态度，轻视理性的制度建设。违反交通规则、随意鸣放鞭炮制造噪声、赌博和迷信等表观性社会现象仍较严重。
2.缺乏拔尖人才和顶尖人才。各级领导班子普遍缺乏高文化素养人才，也没有形成有利于高文化素养型领导人才的成长环境，少数高文化素养人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培养，难以发挥较好的作用。各行业或企业均严重缺乏拔尖人才和顶尖人才，高端创意人才、高新技术人才、高级管理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储备明显不足。
3.缺乏国际化人才。美国麦肯锡咨询公司的研究报告《应对中国隐现的人才短缺》指出：“今后5年，中国需要7.5万名能够在国际市场中施展拳脚的管理人员，但目前这类人才只有5000个。”杭州的国际化人才也存在巨大缺口，既缺乏专业外语人才和具有外语沟通能力的专业人才，也缺乏宏观管理层面的国际化人才。2007年杭州对日本的软件外包人才缺口5000多人，对美国的软件外包人才缺口更大。缺乏软件开发及软件项目经理等国际化软件人才，便难以进一步扩大外包市场份额。
（六）生活成本较高，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
1.住房和公共服务性商品价格偏高。住房价格和人均公共服务性支出过高，外来投资创业者反映强烈。房地产价格增幅过快，房地产价格在全国省会城市名列前茅。与收入相比，居住成本偏高，构成人才和资本进入的一种瓶颈。公共服务价格也在全国最高之列，是全国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与居民收入不相称。2007年杭州与上海、南京、宁波的城市居民收入和水、电、天然气、人均医疗保健、人均交通通讯费用比较情况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第三位，生活用电价格居第二位，天然气价格居第二位。人均医疗保健费用居第二位，高于上海。人均交通通讯费用居第二位，其中人均公共交通成本超过上海、北京等城市。出租车票价较高，数量又不多，乘坐困难。公共汽车票价过滥、过高，月票满月作废，晚上7：30后许多线路停运，新增晚间线路采用高票价。有的线路日间也采用高票价。公共交通线路设置不合理，经常随意更换线路，车辆老化，尾气排放大，根本不能满足市民的日常生活需求。总体感觉是在用公共资源争利润，没有体现公共服务的功能。
2.经济建设成就的全民共享机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超过了0.40的警戒线，表明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有专家认为中国实际收入差距更高。据统计，在中国个人所得税中，中低收入者的纳税额占税收总额的65%以上，高收入者的纳税额只占税收总额的30%左右。美国的初次分配即劳动者报酬占GDP的份额接近70%，其他国家和地区普遍为54%~65%。中国1996年为53%，2005年下降到了41.4%。杭州2001—2006年间从44.2%下降到了39.1%。近几年政府性收入年均增幅在30%以上，但国家行政事业单位的工资性收入年均仅增长10%左右，企业的情况更差，没有很好体现经济建设成就全民共享的原则。政府性收入大量用于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也有许多是浪费，在用途上缺乏科学论证和监督。包括增加工资收入、社会保险等在内的经济建设成就全民共享机制没有建立起来。
（七）社会包容性不强，兼容和吸纳新思想新技术的能力较弱
1.怀旧偏安的积习较浓，比较忽视向国际先进城市学习。市民相对重视生活享受，怀旧偏安的积习较浓，满足于当前的生活感受，在创意、创新和追求新发展方面动力有所不足，忽视向国际先进城市学习，没有实现城市精神和文化的现代性、后现代性转换。
2.对人才和新思想的包容度不高。思想观念总体上倾向于保守，对新思想、新观点的兼容度不够，没有形成“大气开放”的思想环境。思想交流的基本方式仍是地域性的，没有构建有效的国内外经济文化交流平台，总体上缺乏吸纳新技术、新理念的思想准备，缺乏建设现代、后现代新经济体系的勇气与气魄。文化发展的环境单一，没有形成多元的、百家争鸣式的局面。引进和培养人才的模式偏于形式和程序，形成某种屏蔽作用。普遍缺乏有效的、广阔的创业平台，引进的人才大有作为的不多。
3.吸纳和消化新思想新技术的意识不强。缺乏吸纳新思想、学习新技术的主动性，争创一流的意识不强。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改革创新的意识不够强，有较多畏难情绪。企业科技创新的意识也不强，习惯于沿用或模仿旧技术，品牌建设只图形式不重实际质量，满足于小规模、低利润，难以形成规模企业、品牌产品。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企业间缺乏战略合作的法律和道德基础，企业间的合作发展未成风气。资产量占据绝对优势的国有企业缺乏现代市场意识，市场垄断和资源垄断的意识很强。
（八）受上海资源集中和国家对上海的政策性保护的影响较大
1.上海的综合资源集中效应相对减弱了杭州的集聚功能。上海是长江三角洲的区域中心，也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对外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上海港已形成年吞吐量超过3亿吨的世界大港，拥有15条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和50多个万吨级码头，是中国大陆最大的港口，也是西太平洋地区重要的国际港口城市。上海对周边地区乃至全国或世界范围的资源集聚能力极强，其人才优势、资本优势和物流优势非其他城市可以比拟,许多方面甚至超过香港。杭州位处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内，受上海的资源反吸纳力非常大，资源外流的情况严重。
2.国家对上海的政策性保护使杭州的政策性资源显得相对薄弱。上海在中国具有无可替代的战略地位，又是直辖市，政策优势明显。国家在进行战略规划和设计时必定优先考虑支持上海这个区域战略重点，在区域经济发生矛盾时也会偏向于保护上海，在一定程度上会牺牲周边城市的利益。2005年，国务院正式批准上海浦东进行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设立四个国家级开发区，成为另一个“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其外高桥保税区与外高桥港区实现“港区联动”。杭州没有条件取得这种政策支持，也很难争取到国家级重大项目、中央财政支持项目。
（九）各级党委、政府的国际化意识不强，缺乏科学的战略和政策设计
1.对国际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新理念新经验关注学习不够。各级地方领导比较多地将精力集中于招商引资和征地拆迁，满足于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职能外的大量事务性工作，很少有人注重理论学习，通过理论研究想大事、谋大局，因而平时对国际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新理念、新经验关注度极低，一般不会将本地经济社会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考虑问题。在当前的经济危机面前，不少地方因为这种缺失陷入发展困局。
2.缺乏国际化的战略眼光和战略设计。现代意义上或后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规划和产业规划，是国家或地方政府重大的政策设计。不少地方把编制城市规划、产业规划当做一种圈地方案，或是一项程式化工作，不作前期科学研究，不设计和规定科学的程序，规划普遍缺乏国际化的战略眼光和先进的理念，没有进行法制化管理，因而给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带来不可弥补的较大损失。
3.以国际惯例或规范设计政策措施的意识不强。设计地方性政策措施没有完全摆脱非公平性竞争和地方保护主义的旧套路，有时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与国际惯例或规范的遵循度更低，使地方经济难以进入国际大循环，地方信誉难以在国际社会中建立起来，招商引资和对外贸易的优势难以真正进入良性循环。
4.对全球化、新经济、互联网较陌生，没有掌握发展新经济的本事。后工业时代是创意经济和创意社会发展的时代，全球化、新经济、互联网代表着这个时代的特征。杭州与中国许多城市不一样，它将与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城市一样，率先进入后工业社会。这是杭州的根本性优势。虽然目前杭州已构建了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但领导干部和广大市民对全球化、新经济、互联网的真正内涵和实质的了解或理解并不多。如果没有这种理念和知识储备，没有掌握发展新经济的本事，杭州今天的优势就不能持续保持下去。
二、化解杭州市推进国际化制约因素和强化优势的对策
（一）以国际化提升城市化水平，构建品质城市
1.推进政府管理、社会服务的国际化，建设法制政府和法制社会。建立开放的现代公共管理体系，从权力行政向治理行政、规则行政、法制行政转变，从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变，从暗箱行政向透明行政转变，从全能行政向有限行政转变，从单一的行政管理向经济、法律、行政手段综合运用转变，从免责行政向责任行政转变，建设法制政府和法制社会。
2.积极构建社会合作机制。重构社会治理体系的价值、机制和知识基础，形成多中心治理模式。多中心治理模式是继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中心—边缘”治理结构之后，伴随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而生成的一种社会治理结构类型。
3.推进市民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国际化。中国可能在2020年基本实现从农村生活方式向现代城市生活方式转变，2030年基本实现社会信息化，2050年基本实现从城市生活方式向知识化、信息化、国际化和城乡互动平衡的生活方式转变。依据过去30年的发展速度推算，中国人民将在2020年左右完成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的第一次转变，在2030—2050年期间完成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的第二次转变。杭州是中国沿海发达城市，在上述时间上将会有较大的提前。
4.扩大具有国际化水平的公共服务制度性供给。大力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增强公共服务功能，逐步形成惠及全民、公平公正、水平适度、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更好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更好地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第一，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形成完整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体系；第二，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总量与质量，使公共服务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第三，建立适应国情的公共服务模式；第四，建立完善的公共服务制度；第五，以完善基础性公共服务为重点，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
5.建设具有国际化水平的中介服务体系。按照国际惯例和模式发展中介服务业，形成健全的中介服务业市场主体，以国际中介服务先进理念、手段和技术提升中介服务发展水平。重点培育发展咨询策划、产权交易、信息查询、市场调查、科学评估等知识型科技型服务业，扶持一批有实力、有品牌、有信誉的中介机构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
6.建立具有国际化水平的公共信息数据交换平台。以城市地理空间信息资源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为核心，构建“数字杭州”、“无线城市”，向全社会、全世界公布或提供有关信息。借助数字网络开展国际经济文化交流，发展创意经济，全面改善居民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构筑无国界语言服务体系，以多种语言进行城市形象塑造和宣传、发布信息，逐步实现无语言障碍公务办理和社会交往。
（二）打造创意城市，构建现代和后现代新经济体系
1.突出城市特色，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意城市。创意能让城市的生态更加丰富多彩、充满活力，能激发人们的潜能和对生活的热情，同时也具有实际的经济价值。创意产业正在成为城市的“新经济空间”，代表城市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创意产业和创意经济是一种具有后现代属性的城市经济。而美国创意经济学家理查德·弗罗里达又将创意城市比做国家竞争力的“炼金炉”。杭州要从自身的城市特色出发，全力打造创意城市。
2.培育创意文化，增强城市创新意识。创意城市是创意文化发展充分、以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为契机并能聚合创意经济能量的城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创意城市并不单是经济学概念，还是文化学、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建设创意城市的过程是一个文化资本积累的动态过程。
3.构建综合三次产业的创意经济体系。创意经济是创新的服务业、工业甚至农业的总和，涉及具有高科技、高文化附加值和丰富创新度的任何产业，它可以通过生产要素整合和生产工艺再造改造传统产业，体现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最为鲜明的时代特征。杭州要将创意经济当做综合发展三次产业的战略纲领，而不能简单地发展创意产业。
（三）将市场化提高到新水平，最大限度开放各类投资领域和实现自由贸易
1.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系，面向世界构建统一的国际化大市场。以WTO规则规范政府行为、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改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审批和管制为主导的政府管理模式。以WTO规则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普遍遵循WTO“非歧视原则”、“公平竞争”等原则。
2.最大限度开放各类投资领域。实行开放式的准入政策，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投资，政府尽最大限度退出竞争性领域投资。凡是国家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止的领域，允许各类投资主体投资介入。搞活基础性领域投资，改革公益性领域投资。鼓励外资进入金融市场，积极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加快城市商业银行的改革改组改造。支持有优势的外资企业设立保险机构、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共同探索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机制。
3.积极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维护WTO所确立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政策的成果与有效性，在WTO体制下引进竞争规则，实现传统贸易自由政策与竞争政策的互补。
（四）对城市的功能性、美学性设计进行高层次研究与调整，构建国际性都市形态
1.拉高学习标杆，对城市设计进行深入研究与反思，全面提高城市设计和建设水平。向迪拜、新加坡、东京、香港、伦敦和北欧城市学习，采纳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模式发展城市。深入研究杭州的城市个性、深度的城市问题，在国际化视野上对近几十年来的城市发展进行历史性反思，深刻检讨其中的问题，提出科学的城市发展思路。确立城市有机更新思想，切实贯彻实施网络化大都市和“一主三副六组团”的城市规划理念，建设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环境优美、区域协调的生态型城市。构建若干具有国际性功能的旅游、商贸、会展、金融、创意发展区，形成能与国际接轨的交通、物流网络。
2.对领导干部进行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和城市美学知识的学习与培训。对镇（乡、街道）以上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和其他相关领导进行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城市美学、产业规划知识的全员培训。将培训列为长期计划，经常组织相关的学习讨论会、参观考察活动，或者开展学历教育。逐步实行新上任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的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城市美学、产业规划学习资格教育制度，未经培训的不得就任。知识培训只是权宜之计，真正形成规划眼光、设计理念还取决于一个人的人文修养，因此还必须在人文修养方面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任用考察。对连任地方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的领导干部，委托城市规划专家对其在城市规划与设计方面的工作进行评估，有问题的应予调任，以免继续造成损失。
3.突出重点建设和完善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基础设施项目。基本建成以枢纽型、功能性、网络化为重点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打造成长江三角洲南翼陆运、水运、航运的交通枢纽，显著提升城市综合服务能力。建设世界一流的环境污染处理设施，为长远发展提供基本保障。
（五）全面提升城市精神文化水平，增强文化软实力
1.构建具有国际化和后现代特征的多元文化体系。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性大大促进了各种“文化中心论”的解体。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认识到，不仅需要吸收他种文化以丰富自己，而且需要在与他种文化的比照中更深入地认识自己以求发展。这需要扩大视野，了解与自己的生活习惯、思维定势全然不同的他种文化。
2.全面提高市民的人文素养，构建人文城市。强化人格的塑造，培育现代市民社会。一是强化教育机制。将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通过营造城市人文环境，学习人文知识，在全社会倡导人文关怀，形成人文教育和体验环境。二是强化示范机制。通过多样化的宣传手段使先进典型的高尚情操和人文情怀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三是在社会管理中体现人文精神。经济社会的管理方式是人文精神外化的重要形式，不同的管理方式体现了管理者不同的价值取向。要形成科学发展的大智慧、关心国家和城市的大感情、超越个人“小我”的大关怀等城市品性。
3.保护地域文化遗产，打造具有国际水平的文化精品。最大限度地辟除近视的功利观，像爱护家庭财产一样真心实意地保护好文化遗产。制订详细周密的保护计划，不遗余力地推动西湖、良渚遗址等重大文化遗产申报《世界遗产名录》，构建世界级的文化品牌。通过创意设计打造时代文化精品，促进文化发展的国际化。
4.建设有特色的城市文化价值体系，构建信用城市。用知识理性消解中国现代文明进程的内在文化阻滞力和传统实践主体的自在性与自发性，塑造以知识理性为主导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现代知识主体，建立起适宜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效机制。打破以家庭、血缘、共同利益群体为纽带，以狭义道德观为基础的信用体系，建立起社会化、制度化、具有普遍约束力和公信力的信用体系。
5.全面提高市民的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科学的认知水平建立在掌握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正确的思维思想方法、辩证的世界观的基础上，能正确认识自己、认识他人、认识客观、认识世界的人是心理素质健康的人。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认知能力、认知水平和认知类型决定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如果“真理”被解释为人对他周围世界的各种各样事物的认知，那么，认知能使人获得自由。人认知越多，选择就越自由，创造也越自由。
6.大力培养国际化人才。努力学习和吸收国外先进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技术手段。加强国际意识、国际交往能力、国际竞争能力的培养锻炼。建立高等学校、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相结合的全面的人才培训体系。建立全球人才信息平台和人才储备制度，大力吸引国际优秀人才。
（六）打造国际性品牌城市，开展高水平、高规格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
1.构建具有特色的国际性城市品牌。从城市的历史中寻找与众不同的东西，深入地和城市的历史对话，在众多的历史性特点中寻找最独特的东西，构建具有竞争性的城市品牌。用品牌资源去推销城市、占有市场。
2.挖掘和整合具有国际性优势的城市资源。不同城市及其不同时期应探求和实行不同的资源开发运营举措，但其基本策略主要是：（1）创新理念，不断拓宽城市资源运营视野。一是从计划型城市转向市场型城市；二是从政府型城市转向社会型城市；三是从本土型城市转向开放型城市；四是从工厂化城市转向人居化城市；五是从公益服务型城市转向功能需求型城市。（2）积极造势，大力培育城建投资市场。一是整体塑树城市品牌形象；二是不断创设城市发展商机；三是因势利导城市新锐文化。（3）扩充资源，全面提升城市资产增值能力。一是转换物态资源，通过物态资源的资本化、股权化、证券化、艺术化、流体化使之外向化、流动化，从本土化走向国际化；二是激活潜隐资源，唤醒沉睡中的无形资源，使其潜值有形化、显形化、文化化、资本化与市场化，更好地辅助城市资产经营，引带物态资产或实体文化扩张增值；三是开发人文资源，增强城市竞争魅力；四是引聚人力资源。
3.广泛开展高水平、高规格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推动科学技术国际化、生产国际化、资本国际化、市场国际化、信息与交通国际化和经济协调的国际化，努力创造竞争优势，从单向的技术、资金的吸纳逐步转向双向、多向的水平式的知识、技术交流。
（七）开展思想解放运动，极大提高城市包容性，建设更加自由的创业环境
1.确立敢为人先、跨越发展的城市发展理念。大力营造敢为人先、宽容失败的氛围，进一步强化开拓创新、抢抓机遇的意识，强化谋大发展、求大突破、上大台阶的意识。在扩大开放中推进自主创新，切实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切实解决想干、会干、干好的问题。
2.极大提高城市包容性，广泛集聚各种智力资源。具有包容性的文化环境等非正式制度代表了一种正外部性，给创意和创新活动提供了平台。弗罗里达在《城市与创意阶层》一书中指出，具备人才（Talent）、科技（Technology）和包容（Tolerance）“3T”条件的城市创意能力最强，可以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创意城市。实现创意经济时代的繁荣，三个T缺一不可，尤其是第三个T——包容必不可少。
3.构建大容量数字信息港。构建并有效运用大容量程控交换、光纤通信、数据通信、卫星通信、无线通信等多种技术手段的立体化现代通信网络，形成由光纤同轴混合网和宽带城域网“两环支撑”的宽带信息骨干传输网络。信息化总体水平保持全国领先并步入国际先进行列。
4.营造以人为本的更加自由的创业环境。把以人为本作为一切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等得以产生的价值源泉，把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作为评价和衡量一切制度一切规范以及政策措施的标准，把关心人、尊重人、解放人、发展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实现人的利益，尊重人的价值，维护人的权利，促进人的发展。
（八）探索和建立社会利益均衡机制，构建具有现代水平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
1.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社会分配和利益调节均衡机制。从完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构建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及建立社会利益均制机制三维途径入手，构建和谐社会利益协调机制。
2.构建具有现代水平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把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共识变成明确的发展战略与可操作的发展政策，下决心解决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积极探索并根据不同社会保障项目的具体特点，使社会保障项目的制度安排与运行机制符合自身运行规律，又适合市情特点。在不断加大社会保障投入的前提下，逐步建立社会保障的单独预算，建立健康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努力提高社会保障资金使用的效率和公平性。
3.控制和降低城市生活成本。改变基本生活成本偏高的局面，努力控制和降低住房、教育、医疗、交通等方面的消费价格，降低消费者的超额支出。特别是对价格虚高、给老百姓基本生活成本带来巨大压力的消费进行严格控制和管理。
4.改善各类机构和人才的居留条件。确立人力资本的产权地位，让人力资本所有权真正拥有部分索取权。实行灵活多样的居留政策，通过各种专业区或工作站建设，对各类人才特别是创意人才，实行长期、短期、流动等多种居留政策。推行多种形式的物业政策，对各类人才采取不同的物业优惠服务政策。如按贡献大小低价售与、赠与、租赁、借用等。建立有效的贷款抵压担保机制，发展风险创业投资，构建创业资本支撑体系。
（九）全面提升各级领导的国际化能力，培养具有国际化能力的城市领导人才
1.培养和任用一批具有国际化水平的领导人才。努力实现领导型人才和各类专业人才国际化的各项指标超过或基本达到世界上先进的国际化大都市的水准，在全球范围内调整和配置人才资源。加大吸引海内外高层次领导型人才的力度，积极引进外国专家和海外智力。
2.积极开展领导人才的国际化学习与交流。实施党政人才开发计划和公务员素质提升计划，形成广覆盖、多层次的教育培训模式和渠道。根据国际化人才的特点和培养目标，采取学校培养、国外深造、外资企业挂职等方式，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积极推行海外专家咨询制度，鼓励政府部门和经济组织聘请海外专家作为决策顾问。用“人才共享”替代“人才争夺”的思维定式，采用国际通用方式使用和充实各类领导队伍。
3.组织开展国际间城市文化交流活动。不断开拓国际文化交流的新领域、新渠道、新形式，积极开展“文化外交”，形成领域广泛、渠道纵横、层次交错、形式多样的现代国际文化交流新格局。加强海外文化交流基地建设，在一些著名的国际大都市设立文化交流机构。增加对外文化交流的投入，鼓励社会力量独资或赞助举办对外文化交流项目，形成多渠道、多层次的投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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