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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为什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事关新常态全局
作者：贾康
来源：澎湃新闻网
发布时间：
　　中央所称的新常态绝对不是一个短期概念，它对应的是阶段转换。2014年5月间，习总书记到河南视察，他用了“新常态”这个概念，一下子成了当年的热词。这个词最早是美国人讨论中间使用的，而中国学者其实也随着在用，但是到总书记之口说出来，那就成了官方的一种认定，所以大家跟着高度关注，到了2014年8月以后，大家更感觉这个底气和定力啊是非常重要的，到底我们怎样掌握经济下行中间的调控要领，所强调的稳增长里到底要做什么事情，一条一条大家都在看。到了2014年底APEC会议上。总书记讲话更展开说了新常态，我们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第一，中高速。认定我们阶段转变了，速度不可能再是高速的，只能是中高速。第二，结构优化。可认为中高速对应的是“新”，而结构优化对应的是“常”，一定要以结构优化，使我们的常态表现为一种质量增长、质量升级版的特征。中高速、结构优化后面第三个关键词，是创新驱动――就是我们主观可以做、应该抓住不放的事情主要是什么呢？“唯改革创新者胜”，要抓住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创新驱动，来引领新常态。具体怎么引领呢？我认为现在已经明朗化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引领。
　　在这过程中间，中央还是在掌握要守住底线、维持底气和定力这样一个基本姿态，这也就是要市场充分地发挥作用。所谓三期叠加，是说的我们的经济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这是第一；换挡期同时叠加的是一个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对这个阵痛地方政府、企业要有思想准备来承受，包括最近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权威人士的文章（实际上看得出就是总书记的意见，他平常一些比较生动的话都写进去了，中财办的班底把它串在一起在《人民日报》发表出来的）。里面非常清楚地说，我们对这个阵痛必须忍受，大家要看到中长期而忍受阵痛。还有前期刺激政策效应的消化期，不要寄期望于再来一个大水漫灌式的普遍刺激，而是要消化原来的刺激政策所带来的一些效应。比如政府部门改革不到位情况下，还是产生了一些“政府万能”幻觉，以为政府可以看到什么想到什么都来按照自己的意愿调整，来做所谓调控。实际上现在中国要注意的，是要在新的阶段上政府实现转型治理中，更充分地跟其他主体合作和互动，更多注意处理好自己在认识有效市场的同时怎么有为而且有限，这都是现在所谓“三期叠加”里面应包含的内容。我认为实际上还要推进到“三期加一期”的概念，就是这个三期后边再加一个改革到了深水区以后攻坚克难实质性的推进期，这是无可回避的：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就是落在攻坚克难上吗？这是关于新常态可以做的一个最简要的概括。
　　三大关键词后面，我们还要说到应肯定这几年的宏观调控具有亮点。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间，大家觉得不那么痛快了，不像那时我们应对世界经济危机来一个四万亿一揽子经济刺激，但是得肯定：第一，我们是贯彻让市场充分起作用这个调控哲理；第二，我们是在实际调控过程中开始实施必要的低度刺激稳增长。但哲理上，我们觉得不能否定那时候的“4万亿”。当时别无选择，你到底是4.2万亿，还是3.8万亿，不是实质性的问题。那时候我们自己可用的手段，首先是个总量型反周期，现在，我们在总量的方面，不是说放弃它，但是要更谨慎地把握它。只要不突破底线，我们不在总量上面采取强刺激，而是只作微刺激，在优化结构方面要找到新思路。调控中的第三个亮点，我们就要说到供给管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里，首先说到，以供给创新带动需求扩大，以结构调整促进总量平衡。现在总书记的话，就更明确了，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显然，这个供给管理，已经成为现在我们的新思维。第四，也应特别肯定，在宏观调控中间，我们始终注意改革是关键一招，是最大红利之所在，是我们的制胜法宝，要寓调控于改革，真正抓住改革不放。当然实际生活中，改革又有很多的困惑，步履维艰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在这样一个带有错综复杂特点的运行过程中，我们已经领教了很多的难点、热点的讨论，像地方债和金融风险的问题、房地产业运行问题。说起中长期走势预测的重大分歧，现在还是这样。国外的说法，是说中国要崩溃、硬着陆；我们国内有些学者说，会很快看到我们增长速度落到5以下，但是这个新5比旧8好。这里面的说法不是说完全没有道理，它强调的新5就是一定要质量，使增长质量提高，这叫新5，旧8是粗放型的，8以上的增长速度不值得留恋。但是实际上我又认为，没有这么简单痛快的事。实现全面小康，现在托底的速度是咱们测算出来的年均6.52%以上，怎么能容忍落到5以下呢？而且在实际生活里，一系列的矛盾制约面前，是不可能简单地让经济增速在表现形态上落得太低的。我们的税收问题也是大家都注意到的，结构性减税一说再说，现在中央新的文件里甚至不提结构性三个字，但实际上减税不可能是全面的，它只能是结构性的。实话实说，我们在某些税的作用优化方面，还必须带有结构性增税特征，只不过宣传没这么说而已。我们企业的同志可想一想，资源税“从量变从价”，它实际的税负变化趋势是减还是增？是往上抬的。我们现在中央所说的税制改革任务里边的，说起来是费改税，它肯定不是减的，费改成税以后，征收的强度会更到位，实际上首先会保证原来形式上的水平，实际的税负只增不会减的。以后的发展趋势，环境税方面可能还要再做加法。房地产税更是关系到咱们千家万户，完成立法以后的房地产税是从无到有，也是结构性增税。个人所得税低端是要减税，高端是要加税的，有支付能力的人，先富起来的人，要给国库多作贡献。金融改革，还有企业改革、反腐的推进，都有待达成社会共识。
　　我们具体从经济层面上说说前面说到的三个关键词。“两个轮子的自行车”，我觉得特征上面是非常明显的：2012年经济下行带来压力，在企业层面非常困难，而首先凸显的矛盾反映，是地方政府收入一落千丈，日子过不下去，就开始出现动作变形。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是东北一个著名的省会城市，地方政府看着财政收入迅速滑坡，想出一招什么呢？动员干部力量上街，一个一个店铺逐一去“打击假冒伪劣”，找人家毛病，意图通过罚款增加点非税收入，没想到这个动作迅速激化了一个集体罢市，有关部门不得以马上采取一个反向操作，“大字报”式地到处张贴“紧急通知”：本次运动到此结束，请大家迅速恢复营业。这种事代表了什么意味呢？我的说法叫做“经济问题政治化”。地方政府的一个动作变形，跟过来就变成了“稳定压倒一切”的事情，就不再是微观经济层面能简单调整的一个问题，涉及的是带有社会意义、政治意义的事情。2012年我们看到这个年度在稳增长措施加码过程中，却又在我们过去用得比较得心应手的投资项目这个事情上，一连串出现三个群体事件带来的投资受挫。首先是上半年，我们灾后重建的代表性区域什邡，一个很有规模的钼铜项目，按照原定计划地方政府要举行隆重的开行典礼。结果老百姓却完全不认同，认为会造成环境污染，激化群体事件，这也是十年八年以前根本想不到的――本来想的应该是大家一起敲锣打鼓，欢庆这么一个大项目、好项目放在我们什邡，没想到老百姓高度不认同，双方对抗起来。当地原来的书记还想来硬的，结果使事态严重升级。互联网时代，全世界都知道了。接着我看到的就是很快由公开渠道宣布，上面给什邡派去第一书记。新书记去了以后，很快宣布这个项目在什邡“永不上马”，算是平息事态了。接着到了这个年度中间，江苏这个增长极区域――启东的一个大投资项目，又是出现群体事件，开始市长到现场说服不了群众，后来书记去了，他试图把这个事态管控下来，没想到去了以后，仍无法控制局面，别无出路，又是很快宣布这个项目在启东永不上马，算是一个了结。没过去多长时间，进入秋天，宁波这个非常著名的沿海开放城市，又发生了一个事件。宁波镇海要上一个大投资项目，又是两边对峙，老百姓觉得这个项目会造成污染，坚决不接受，甚至造成事态失控，果然那天傍晚又是无线电波一下子传来消息，政府说这个项目在宁波永不上马，这才算了结。
　　一连串三个群体事件表明什么？中国过去稳增长得心应手的投资，在新的阶段上受挫，在不少项目上没有操作空间了。如要从结果来说，这里面似乎有输有赢，输的肯定是政府，而且一线领导你再也不要想受到重用，为官一任没有造福一方，还惹了这么大的事，不能保一方平安，不能够守土尽责，谁还敢重用你？但说其他人谁赢了？老百姓的诉求似乎得到满足，那你从长远来看，专家早就认证了，钼铜项目、PX项目、重化工项目，我们的工艺完全可以控制污染，跟国际经验对比，与中心区隔了多少公里，人家多少年就在那里运转，中国怎么就不行？但说什么都没用，老百姓就是不接受。看起来老百姓似乎在这方面还胜出了一盘，但实际上想一想，在什邡这样的地方，这么好的一个项目丧失之后，未来多少年，当地的就业机会、经济增长的景气支撑，付出的机会成本是非常高的，实际上还会影响到当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落实。通过投资支撑发展过程的受挫，老百姓其实绝对不是赢家，从根本意义、长远利益上看，是受损的。另外还有一个“软柿子”，这方面最有苦说不出来是谁？企业。如讲法治社会，一个项目前期做了多少投入，有多少研究认证，合同是签了字的，但是不得已给了一句话“永不上马”，前期所有投入就都打了水漂。这事情就等于我们现在说的“两轮自行车”在一个一个具体项目运作过程中间，过去没想到的约束已经收得非常紧，这种约束过不去的话，一切的什么稳增长效应免谈。我们现在想“好字当头”软着陆，但是一旦出现硬着陆迹象和压力，就不得不采取一些我们过去比较得心应手的措施，比如说投资，但现阶段投资却又屡屡受挫。
　　为能控制物价，很明显需要压景气，但同时还要考虑，要让就业这方面过得去，如果就业压力较大就还要抬景气，这又是一个两难。你要靠市场上形成的压力淘汰落后产能，就要有严格取向，往往还要帮企业，还要呵护以求保稳定，不可以太严格。这些种种的“两难”和“多难”合在一起，实际上的问题是市场它本来有“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可以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挤出落后、过剩产能，但我国实际生活中，在市场作用还发挥不了特别大的时候，政府就不得不介入进去，要使用“看得见的手”了，而这个看得见的手处理不好，就变成“闲不住的手”，实际操作过程中间种种不合理的地方，又被人们所批评。中国“两轮自行车”的把握、权衡，过得去还是过不去，跟别的经济体大相径庭。比如说到日本，进入高收入国家阶段以后，后边跟着的是二十多年的停滞，增长速度归零了，有的年度是负增长，所以现在总量上被中国甩到后面去了，但你看日本的老百姓还不断地出手买本国的公债，虽然他们的媒体上也说什么日本列岛沉沦、日本经济崩溃，也有这种说法，但普遍社会心态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一个调整。你得承认，日本至少是4个轮子、6个轮子的车辆。美国人金融创新走过了头，闹出金融海啸，又升级为冲击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大家看一看，美国自己内部也曾折腾得很热闹，什么占领华尔街等，但是闹完了以后，看看这些运动，一无纲领二无领袖，泄一泄愤，然后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去，自调节机制接着走。现在美国已经在运行过程中作为发达经济体率先告别了复苏阶段，在退出量化宽松之后，转过去开始对付通胀压力，进入升息通道了。美国人在自己惹了祸以后，全世界却把美元资产作为首选的避险资产，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吗？实际上它符合逻辑，美国人金融创新走过了头、惹了祸以后，全世界风雨飘摇，结果大家一看，手中持什么东西最可靠？欧元、日元不行，还是得持美元资产。中国人也是这样，我们三万多亿美元当量外汇储备，有一大半是美元资产，别无选择。美国那个调节机制有这么一个弹性调节空间，从正面说，这叫所谓国家治理现代化。美国的情况可以认为是一辆十轮大卡，它的速度高一点儿、低一点儿，或者停下来，它不会关系到翻车的问题，中国还做不到。所以我们一定要审慎处理两轮自行车这样一个特定阶段上面的速度底线。在这底线之上，你要说到我们具体发展中间的运行掌握，更是有一大堆的矛盾。
　　我们的城镇化，本来是“引擎和”，但是怎么才能在城镇化建设、城市中心区域不断扩大、未来几十年还要有4亿人进城这个过程中间，保证我们的基本农田守住“红线”，以使我们一系列的征地拆迁补偿能够相对平稳运行，不要动不动激化一个极端事件？农民工进城以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前面已累计差不多3亿人里面，80%以上是两地分居状态，而且两地分居多少年，后面的社会问题可想而知；他们90%的孩子，是不能跟父母在一起，是“留守儿童”状态，后面的社会问题这几年也是屡屡冲击我们的神经，这些都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问题。短期你要平衡，要妥协、迁就，而中长期化解深层矛盾，要不妥协不迁就。这些处理不好，那带来的就是一大堆的两难和多难，于是在“两只老虎赛跑”这方面，我们看到的形势是不是会越来越严峻？改革和社会问题两只老虎赛跑，最早是一位“海归”――证监会研究部主任用过的比喻，他说中国社会有两只“老虎”，一只叫改革，一只叫社会问题，这两只老虎看来各自要素齐全，彼此似乎也看不清楚对方，但是都在往前跑，哪只老虎跑得更快一些，将决定中国社会的命运。对他这样一个比喻，我是高度认同的，实际上就是要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要看到我们的矛盾凸显隐患叠加。不克服隐患，我们可能往前走的路越走越窄。政治家过去比较谨慎，这方面说得少，现在五中全会之后，从总书记到总理到有关部门，大家其实都在说，我们要怎么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非得要解决我们现在矛盾凸显的现实问题不可。
　　这些是基本的宏观视角，从短期看到长期，再说到全局，我们所要解决的深层问题。在政策方面，大家都已经注意到，货币政策虽然表述不变但是排序放后了，从开始说的稳健，到现在说的松紧适度，其实货币政策的“紧”已经无所指，就是怎么松的问题。估计2016年还会再有降息降准通道内的操作。财政政策排序提前、强调稳增长，而且要求有力度，要加力还要增效，组织收入方面还得加上一系列的结构性的考虑，支出方面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瞻前顾后的关系管理，更是必须充分考虑的问题。这些又联系到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改革，政治局首先审批通过财政配套改革方案，其他的配套改革再陆续推出。大家可能注意到已有司法改革，还有户籍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价格改革、我们的电力部门改革、发展中间一系列的自贸区改革，等等。此外，在生态平衡、走创新型国家道路方面，有特定的部署；关于已下达文件，对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战略等，都有新谋划；还有外交的新举措、新战略等。这些事情合在一起，从宏观经济层面上我们可以先做个小结了：一个一个年度走下来，经济在持续下行，“新”已明朗而“常”未实现这个背景之下，中央给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而这个战略布局里我们要抓住不放的是在认识、适应新常态之后，还要引领新常态。怎么引领？这就要说到现在非常关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了。
　　把总书记的几句话放在一起，我觉得这里已是一个完整的逻辑关系。可以注意到，第一句话，“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是肯定我们过去总量调控反周期的这种需求管理仍然具有它的必要性，而后面跟着的新的着力点，是在供给侧，一个是“结构性改革”，一个改革带出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目的何在？为的是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要转型到新的动力体系状态，实现生产力解放带出我们的升级版，就是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整体跃升。这里面包含的主要的指导精神，我们认为体现了最高决策层在经济工作思路和宏观调控思想方面新的思维。合乎逻辑的指向，以一开始说的“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这个表述，是通过创造新供给引领和释放新需求。到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有一个特别的概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显然对于供给侧的重视，具有它的学理支撑，要以这种学理支撑来促进我们的政策优化设计和科学决策。在供给侧迅速成为高频热词之后，应该如实看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确是事关我们引领新常态对接现代化目标的全局。
（节选自《供给侧改革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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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适应新常态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发布时间： 10:07:33　
　　当前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使我们明晰了形势，明确了任务。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国内外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进入全面转型调整过程。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从普遍短缺转入普遍过剩，从主要关注价格转向更多关注质量和品牌信誉，这是一次全面和非常深刻的转型，是中国经济由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进入从有到好发展历程的重大转折。
　　面对这一深刻复杂的变化，首要任务是防止经济增长失速。因为随着市场需求水平下降，企业订单数量减少，企业开工率会下降，困难企业会增加。这会使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受到影响，也会增加债务杠杆，增加银行不良贷款。而这些问题又会紧缩消费和投资，拉动市场需求进一步下降。这些变化循环互动，就可能使经济增长失速，就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就可能冲击基本民生。２０１２年以来，我们采取多种措施稳增长，首先就是稳定需求。包括保就业、保基本收入，稳定消费；适度增强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引导市场平稳发展等，稳定投资；采取多种措施稳定出口。经过几年来的努力，取得了积极成效。当前消费需求持续平稳增长；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持续稳定在２０％左右，成为投资增长的重要稳定器；房地产市场销售形势持续回暖，１—１１月份房地产企业资金来源增速已快于房地产投资增速，预示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态势可望结束。综合看，需求侧趋稳的基础初步建立。
　　适应经济新常态，更重要的是企业、产业的转型调整，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只有当企业、产业适应了增速有所降低、要求更高的市场需求之后，企业效益、财政收入、金融债务链条、就业形势等才会处于健康可持续的状态，社会再生产才能进入水平更高的新轨道。２０１５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从当前的市场需求特点看，一是从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二是对价格的关注下降、对质量和品牌信誉的关注提高。综合看，从强调“有没有”转向强调“好不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引导企业从满足“有没有”的粗放低水平数量扩张，转向满足“好不好”的集约和质量效益型发展。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企业和产业的全面转型调整，异常艰巨复杂，因此紧密结合当前经济运行的实际，找准突出问题和主要矛盾至关重要。２０１５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五大任务，为“十三五”开局之年的中国经济发展确定了行动指南。
　　通过去产能工作，积极稳妥地调整过剩产能，就可以有效提升产业素质，优化要素资源组合。通过去库存工作，把房地产消化库存与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新型城镇化进程紧密结合起来，就会促进房地产建设与新型城镇化良性互动，健康可持续发展。通过去杠杆工作，就可以处理好与过剩产能调整等相关的债务问题，化解金融风险，完善与财产责任相关的机制和制度。通过降成本工作，就可以努力改善企业转型调整的环境，促进转型调整活动顺利进行。通过补短板工作，就可以进一步明确政府工作重点，加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加强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支持新型城镇化、企业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加强基本民生保障的底线。落实五大任务的合力，必将系统扎实地推进企业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必将不断改善经济增长的基础，提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编辑人：张姗姗 作者：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浏览次数：479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常态下的新动力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和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这里指出了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再平衡、中国经济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关系和现实意义。
在全球产能过剩背景下，具引领意义
如果说2008年金融危机本身就是全球产能过剩和结构失衡所致的话，那么后危机时期全球量宽和刺激的政策并未缓解全球产能过剩，而且由此还导致了新的供需不平衡，造成全球性结构性产能过剩继续蔓延，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下降，全球通缩预期加剧，所谓世界经济再平衡可能将会由此变成遥遥无期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因此，全球经济不是一个简单的后危机时期的复苏过程，而面临深度的结构性调整和新旧动力的持续转换。在这样的全球化条件和内涵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虽然保持中高速增长，继续引领世界经济增长，但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独善其身。首先，由于外部危机的冲击，进出口贸易增速下降，经济增速下滑；其次，由于全球产能过剩，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传导到国内，使得原来的投资预期利润下降，国内投资需求减少；第三，危机发生以后，为应对危机的冲击而采取的投资刺激计划显然带来了巨大的产能过剩。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下要保持中高速增长，首先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需要加快结构性改革和调整，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培育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动力。否则，结构性问题不解决，仅仅依靠总量的需求管理政策，最终只会加剧结构性过剩问题，无益于经济长期健康持续增长。中国经济新常态也许会因为结构性改革滞后而变成增长速度的一路下滑。从这一点来说，中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化解产能过剩，既是顺应全球经济结构性调整的大趋势，也是适应并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应有之义，在全球产能过剩背景下，无疑具有先行和引领的重大意义。
具有鲜明的中国实践特色与发展要求
新常态下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鲜明的中国实践，具有不同于供给学派的内在要求和特征。首先，强调供给侧改革并不是“拥抱供给经济学”，也不是“放弃凯恩斯经济学”，更不是简单照搬上世纪80年代“里根经济学”。实际上，供给经济学当时要解决的问题是发达国家长期采用凯恩斯主义导致的“滞胀”问题以及供给不足问题，本质上解决的是增长的激励问题和增加供给的内在动力问题。中国今天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当年供给经济学派的背景有很大不同，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缓解结构性产能过剩，增加有效供给，提升有效需求的问题。因此，核心问题是推动结构性调整，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问题。因为，产能过剩的本质问题是资源错配和资源配置扭曲问题，因此，需要通过市场机制纠正和解决资源错配，进而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要解决这些问题，短期内必须加快去无效产能、去无效库存、去高杠杆和防风险，缓解中小企业负担，降低生产经营成本；长期内则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破除阻碍资源配置、导致资源错配的体制机制问题，包括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发挥市场机制、加快人力资源配置、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等决定中长期增长的战略问题。
打好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政策组合拳
从目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将受到三方面的因素影响：一是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冲击将继续影响中国经济；二是短期需求不足尤其是投资不足和内需缓慢，将继续制约中国经济内生性增长的动力；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疑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重大创新，对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增长动力转换以及质量效益提高等长期稳定增长具有重大的战略和现实意义。但是必须密切关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短期内对经济下行带来的影响和阵痛效应：如去产能意味着过剩行业的“关停并转”和“兼并重组”，意味着过剩的投资和无效投资进一步退出；无效低效产业和企业面临淘汰出局，由此带来部分失业等问题。对此既要有一定的忍耐性，又要有积极稳妥的配套措施；去库存意味着消化地产库存，防范金融风险和地方债风险。这些改革和调整意味着局部实体经济做减法，更意味着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退出机制。
因此，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实施好五大政策支柱：即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要打好各种有利于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政策组合拳。除此之外，笔者认为，第一，要坚持需求管理政策，尤其是要通过有效需求拉动有效供给；发挥新型城镇化巨大的潜力和需求空间，实施好收入分配政策；特别是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灵活精准的货币政策。第二，积极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短期内加快清理各种债务问题；积极减轻企业负担，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实施破产机制，解决僵尸企业，尤其是通过市场化方式形成化解产能过剩的退出机制。从长期发展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技术进步，提高创新效率；加快全面深化改革，解决资源错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发展高质量的教育，提高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发展模式转型，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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