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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后小伙创办农业B2B平台：4年20倍增长
估值1月1涨 导致很多VC错过
摘要一亩田成立于2011年，是一个农产品大宗交易的B2B平台。虽然过去4年里，这个公司实现了2000%的增长，但直到这句话在社交媒体上发酵，一亩田才第一次为互联网圈熟知。
　　一亩田创始人兼CEO邓锦宏
　　三个月前，南方周末记者第一次走进一亩田的办公室，那时公司只有1300人，正在大量招人。
　　大家拥挤在一个小办公室里，甚至连洗手间门口，也放了个屏风，搭建出了个临时工位。来拜访和谈合作的，只能在过道里放两把椅子将就一下。公司唯一的会议室员工基本预定不上，每天都有一些县考察团来这里参观。
　　三个月后的今天，南方周末记者再次走进一亩田的时候，他们的办公区域扩大了好几倍，在隔壁一个大厦租了好几层的新办公室。员工突破3000人。
　　这就是互联网速度。有圈内人士感慨，上一次互联网行业出现如此高速增长的公司还是团购行业兴起时候的美团网。
　　一亩田成立于2011年，是一个农产品大宗交易的B2B平台。虽然过去4年里，这个公司实现了2000%的增长，但直到这句话在社交媒体上发酵，一亩田才第一次为互联网圈熟知。
　　一亩田创始人兼CEO邓锦宏1985年出生，大学毕业后，两次创业失败，两度进入。最后创建了一亩田。7月10日，他在极客公园的一次演讲里说：你们每天吃的食材有20%可能就是一亩田提供的。
　　试错了五个方向
　　只有第六个方向是赚钱的，这就是农产品交易信息的“”模式。
　　2009年，正好百度市场部在做一个乡村信息化的项目，没有人愿意接手，我就接下来了，并把它做成了百度当时最成功的一个公益项目。
　　这个项目持续两年，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大量了解和接触农村社会后发现一个现象：我四岁之前在农村长大，但没想到20年过去了，我儿时印象里的农村，跟现在的农村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我记得小时候农村还是有很多青壮劳力，现在几乎只剩老人和留守儿童，空巢现象严重，在中国70万个自然村中，不少村庄甚至消失了。
　　中国的农村和农民不应该是这样的。城市里的人们在享受现代化的技术，以及越来越丰富的生活，农村却成了一个被遗忘的世界。
　　于是2011年我离开百度开始创办一亩田，决定开始在农村市场创业。
　　之所以叫一亩田，是有一次在阳台上仰望星空想出来的，很多人老是记成一亩地，其实田和地有很大区别。地让人想到种植，但田，除了土地，还能让人想到田园，更诗意一点。
　　当时创业就3个人，我们尝试了六个方向，五个都失败了。
　　第一个是帮农民团购饲料。现在有很多农资团购网站，当时我做得早了点，农民、经销商和资本的意识没到，大家合作积极性不高。
　　第二个方向是鼓励农民在我们网站上填写养殖档案，我们给他发虚拟货币，有两万多个农户填写了档案，但依然难以撼动当时的流通体系。
　　三是帮农民卖东西给贩子;四是找大学生村官合作，每个村搞一个网站，让村官来编辑内容，做农村社区;五是帮批发商把农产品卖给饭店的后厨。
　　这五个项目都失败了，我们总结出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当时还没有到来，很多农民都是在早上七点到九点上一亩田，然后就是晚上登录，白天有12个小时农民基本不在网上。但买家恰恰是白天活跃在网上，两批人像平行的轨道，永远碰不到一起。
　　只有第六个方向是赚钱的，这就是农产品交易信息的“”模式。当时我们这块业务只有一个人在兼职维护，但每个月能带来10万元的收入，主要是会员费和广告费。
　　2011年到2013年9月份，一亩田主要靠这个农产品的“去哪儿”模式生存，即提供信息服务，比如用户搜索白菜价格，就能看到一些买家和卖家发布的白菜价格信息。做了几个月之后，我发现每天有好几万人登录我们网站，很多人还提出要委托我们销售或者采购农产品。这就让我们开始思考：除了信息平台定位外，我们能否提供更多的服务?
　　当时也没有国外的模式可以参考，国外不存在这种信息鸿沟。于是我就开着车去农村调研。
　　以前在百度，我们去乡下出差都是当地市长、县长接待，住在县里最高级的酒店，吃最好的东西。自己创业后，我每天在农村都是跟农民就着花生米喝点小酒，跟农民吃住在一起，呆了两三个月。每天教他们怎么上网。农民真的都很好客，包吃包住，拎包入住的那种。
　　让农业交易精准匹配
　　订单农业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我需要什么，告诉你，你再去种植。
　　2013年年底，我发现一个很让我兴奋的数据：每天访问一亩田的用户里三成是通过手机登录的，农民白天在田间地头，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一亩田了。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撮合农民和买家进行交易了。
　　2014年6月，我们正式尝试做线上+线下的交易撮合模式，直到今天，公司有3000员工，线下团队就占了2500人，这些人八成是从本地招聘，过去他们都在当地卖房子和快消品，我们给他们远高于当地工资水平的薪水。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下到田间地头，教育农民、合作社的理事长和种植大户去使用互联网工具，教他们怎么用我们的产品跟全国各地的买家聊天和交易。另外，就是当有买家来跟农民做生意的时候，我们的员工帮买家看货，锁定货源。
　　现在中国大概有70万个自然村，我们已经覆盖了3万多个村庄，未来我们希望线下团队是1万人，到时候将覆盖10万个村庄。我认为这是一个临界点。覆盖10万个村子，一亩田的品牌就会让种植大户主动使用我的服务。未来，我们会加大从应届毕业生里去招聘线下人员，国家现在鼓励大学生回乡创业，这恰好也是我们想要的。
　　去年7月，我们一个月只有50万元的交易额，现在一个月已经达到100亿元。日交易额突破3亿元。目前活跃在我们平台上的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供应方，包括散户、大户、合作社、经纪人、龙头企业(如)，另一类是采购方，包括各种类型和层次的批发商、饭店、超市、深加工企业和出口型企业。
　　之前，这两类人发生交易主要是通过很多中间人和经纪人来完成。很多时候甚至连中间人也找不到货。我们的出现消除了所有人的信息不对称，就连中间人和经纪人也是受益方，因为中国大部分农业生产都是散户，都需要经纪人去做工作，才能实现大宗交易。
　　一亩田正在让农业交易的所有环节变得更加高效。假如今天全国有一万个人要买白菜，以前是通过很复杂的多对多的关系完成交易，我们出现后，通过系统的算法，包括价格、品质、规格、距离、天气和信誉等级等，实现双方交易的精准匹配。
　　以前投资人对我们不了解，后来找上门来，我们基本是被动融资，连PPT都没有做过，只给他们看了后台数据。当时很多投资公司在抢。先后有六七家机构投资了我们，我们可以说不差钱了。很多机构错过我们，因为每个月我们的价格都在涨，很多人接受不了。也有很多投资人不太了解农业，他们投资别的电商有代入感，因为自己就是消费者，但对于农产品没有代入感，他们就算用我们的App，也提不出优化意见。
　　在撮合交易环节之后，我们还会做订单农业和技术输出。订单农业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我需要什么，告诉你，你再去种植。以前是生产之后找需求，以后是按需生产。这就要求我们更深入地介入农业生产，比如我们要帮助农民合理使用化肥农药，以及提升供应链整合能力。
　　现在一些从台湾进口农产品的贸也在使用我们的服务。过去这些贸要通过多个层次的中间商才能把台湾的农产品卖到大陆。但他们缺乏一亩田这种瞬间把货铺到全国所有批发市场的速度优势。要知道，速度就是农产品流通的生命，延迟一天损耗就很大。
　　挖掘农业大数据
　　它会告诉你未来几天内会有多少黄瓜运到某个城市，又有多少东西运出这个城市。
　　8月底，我们会跟中国气象局和农业部、农科院等机构合作，推出一个真正的农业大数据产品，主导这个产品的是我们从加拿大挖过来的一个技术团队。这个产品买卖双方甚至是记者都能用上。它会告诉你未来几天内会有多少黄瓜运到某个城市，又有多少东西运出这个城市。这对政府的物价调控会有帮助，过去政府稳定本地菜价的菜篮子工程主要是靠补贴，未来不用补贴了，只需要调控好供给关系就行。
　　媒体也可以从中提前知道哪个城市可能某个农产品要脱销，哪个地方的农产品滞销。对于脱销和滞销都可以做出预警。
　　其实我们做的就是三件事，一是用大数据来建立一个信用体系，二是用互联网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三是用规模来制定行业规则。
　　目前公司还处在亏损状态，最大的成本是人力。但公司每个月的收入都在增加，主要来自广告、金融、大数据和物流。其中，广告是卖家和买家投放的。金融是我们跟地方银行比如一些地方邮政储蓄合作，给信誉好的批发商做贷款，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大数据是跟地方政府做一些合作。物流是通过交易大数据解决货车空跑的问题。未来我们还将在农产品的分级和行业标准制定上做许多尝试。
　　我们不会去赚农产品差价，也不想赚这笔钱，这些收入应该属于农民。我们的模式是C2C里的B2B，每个用户都是个人，但交易额又非常大。淘宝的一笔交易都是几十几百，我们一单是几万元。
　　我们也不会去做B2C，这些生意让给其他公司去做吧。实际上现在已经有很多餐饮企业、B2C网站、微店、超市和淘宝店从我们这里进货。比如，以前是从经销商进货，现在是从合作社产地发货，一笔订单就要省几百万元。
　　我们也不担心巨头进入，基因不对，模式也不同。别的电商进农村，走的工业品下乡路线，目的是寻找原有模式的新市场。他们也尝试做一些农产品上行的工作，但效果不明显。一亩田只做一件事：就是农产品上行工作，我们只帮农民轻松买卖农产品，让农民赚更多的钱，让菜不要烂在田里，不要扔在沟里，不要花费过多的物流成本，也不要花费太多的交易时间。农民有了钱，他们才会去别的电商平台购买工业品。
　　十年后才有回报
　　现在很多大的农场主已经在用无人飞机施肥，用摄像头监控了。
　　这几年农业电商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国家越来越重视农产品流通效率，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会提，但现在有互联网和风险投资进入，国家突然有了抓力，政策有了附着点。其次是土地流转政策的推行，小户的土地流转到大户，我们只需要对接大户就行了。
　　现在很多大的农场主已经在用无人飞机施肥，用摄像头监控了。尤其是很多现代农业合作社的现代化程度，超出我们想象。最后就是冷链运输行业和批发市场的建设，高速公路的修通和物联网等投入应用，各方面的资源都在加码这个市场。我们只是其中一股力量而已。
　　目前这个市场发展的最大阻力依然是用户的习惯。很多农民还是不太相信我们，我们让他们下载我们的App，他们觉得我们是骗他们流量，不相信能通过手机这个小屏幕把10亩地的产品卖掉。就跟15年前很多人不敢在网上买衣服一样。
　　很多农民依然习惯找经纪人，习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过，一旦他通过一亩田赚钱后，他就会彻底成为我们的粉丝。我们的愿景是创造新农业文明，简单说就是让流通更高效，让生产更科学，让食品更安全。所有的食品安全问题，不是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而是生产环节的问题。这些问题通过利诱机制和农业规则的重塑解决。比如订单农业，就能让食品安全更加可控和可追溯。
　　尽管国家提出鼓励农业电商，推动互联网改造农业，但一些地方政府的一把手理解这个事情还是需要时间。一些县长希望我们去投资建个大楼，拉动下GDP和就业，然后产生税收。他们更关心硬实力的提升，对于互联网这种软实力提升不感兴趣。
　　我们很多员工都是从农村出来的，我们设计了一种比较大方的利益共享机制，我是大股东，全体公司员工加起来的股份占到了公司第三大股东。我希望这些从农村走出来的人，能比较迅速地在一亩田实现经济自由，然后再去回报他们走出来的村庄。
　　现在围绕农民、农民和农业的创业者很多，除了我们这种模式外，还有的创业者在农资产品、农业技术、农民服务和乡村建设等方面做尝试，甚至有一些很细分的创业项目出现，比如有的专门做穆斯林市场、东北市场和西藏市场的农产品电商。但要真正让沙漠变成绿洲，就要看大家有没有耐心了。我们已经走了四年，但我们觉得至少要过十年才会有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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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跃亭还有多少好同学？乐视再迎50名长江商学院校友考察团2015中国农业企业投资价值排行榜在京发布
08:32|作者：|来源：中国农业新闻网
　　“2015中国农业企业投资价值排行榜”在京发布
　　《农经》杂志总编辑陈秋衡
　　本网讯 4月25日,《农经》杂志联合中国农业大学MBA教育中心在北京首次公开发布“2015中国农业企业投资价值排行榜”“2015中国农业上市公司100强”“2015中国农业企业排行榜”。其中,作为本次系列排行榜的主榜,“2015中国农业企业投资价值排行榜”以20项细分指标作为价值评价体系,对不同细分农业领域的上市公司进行了统一排名,旨在通过分析和比较为中国农业企业发展树立标杆、寻找参照,挖掘具有潜力的新星企业,实现行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带动中国农业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农业产业资本的有效引导。&
　　在投资价值排行榜位居前50强的企业中,农产品加工制造类行业公司数量最多,共有34家,占比68%;肥料农药共8家上榜,占比16%;兽药及疫苗制造业共2家上榜,占比4%;农林牧渔类企业共5家上榜,占比10%;服务类行业则没有企业上榜。
　　作为我国最大的肉鸡及肉猪生产企业同时也是全国畜禽产业链上最大的养殖公司,温氏股份以72.11分位居第一，承德露露以70.64分位居第二，膳食营养补充剂领导品牌汤臣倍健以70.55分位居第三，涪陵榨菜、洋河股份、海天味业分居第四至六位，伊利股份以68.00分位居第七,农机企业新研股份、饲料领军企业大北农分列八、九名,而属于农药肥料行业的长青股份则以67.57分排名第十。
　　《农经》杂志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农业大学MBA教育中心主任付文阁教授
　　“2015中国农业企业排行榜”最大的亮点之一是首次采用“大农业”的概念,涉及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覆盖从“田间到餐桌”的整个产业链。该榜不仅反映了中国“大农业企业”的排名情况和实力对比,而且也是中国“大农业”上市公司总体表现的一个缩影。
　　《农经》杂志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农业大学MBA教育中心主任付文阁教授认为,我国农业已经步入快速转型期,未来发展前景向好,而随着“农业现代化”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已经将目光转移到农业这个肩负着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使命的行业。此时推出该榜,即符合我国当前农业发展投资的需求,也反映了中国农业企业的当前竞争力和未来发展的潜力,是“大农业”各版块的晴雨表。
　　本次《农经》杂志推出“2015中国农业企业投资价值排行榜”系列榜单,对于农业企业、投资者乃至整个“大农业“都具有深远意义。对农业企业而言,其在国内率先建立了基于“大农业”下的企业投资价值评价体系,便于农业企业相互之间围绕相关指标开展良性竞争,弥补自身发展短板;发挥核心专长,打造自身核心竞争力。对于投资者而言，该榜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传统观念认为,第一产业的投资回报率低于第二、第三产业,不过,在“大农业”的概念体系之下,传统农业的边界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宽,现代农业已经不仅仅局限在第一产业,而是覆盖整个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连接“农田到餐桌”每个环节,使得“大农业“的投资回报得到了大大的提高。
　　同时,随着农业和金融、互联网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对于农业产业而言该系列榜单的发布有利于推动产业和金融的结合,推动整个“大农业’的发展。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农业基础地位还比较薄弱,产业和金融结合受制于诸多障碍。本次“2015中国农业企业投资价值排行榜”系类排行榜的推出,在产业界及投资界为中国农业企业树立起一个参照系,让社会各界都来关心中国农业的发展、发现中国农业产业中的好公司,推动中国“大农业”产业和金融的结合,促进整个农业产业链的提升,最终让中国能从“农业大国”迈向“农业强国”。
责任编辑：孙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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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时代方略/黄屹
来源：时代方略/黄屹
关键词：新药
中国医药企业对开发创新药物重视程度正在快速提升。面对医药行业日益放缓的增速，创新药物凭借更加优异的治疗效果和对独特临床需求的满足，能够为企业带来稳定的收益和丰厚的利润，由此打造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医药企业的创新药物通常有两个来源：原创自主研发和成果交易转让。多年以来，由于产业长期积累的缺失，本土医药企业的原始创新能力十分薄弱，即便该状况在如今已经大为改善。在此背景下，通过投入资金，购买研究成果，完成不同程度的后续开发，成为了本土医药企业的主要新药来源。
迄今为止，新药研发成果交易在国内医药行业的运作成熟程度与发达国家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尽管如此，越来越多本土规模药企正希望能通过交易转让的途径获得优质的新药成果。与此同时，而数量日益增加的小微研发药企，包括背后的投资者们，也希望能以此获得创新回报和实现成果的产业化。
我们对2000年左右开始至今国内较为典型的新药研发成果交易进行了汇总和深度分析，希望能够以此对中国医药行业的参与者们提供借鉴，成为成果估值、交易模式选择等诸多相关要素的参考依据，并对未来新药交易的发展趋势作出推断。
选择典型的中国新药成果交易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国内新药研究成果交易总量比较有限，信息记录和披露也十分不足。我们查阅和综合比较了大量过往的各种资料，尽可能选取了记录信息较为详实、可信的新药交易，以此作为分析依据。
在我们将选取范围限定在小分子化学制剂和生物制剂的成果交易，以便能和国外的新药研究成果交易进行比较，中药成果的交易则不在我们的分析目标之内。已经上市产生销售收入的品种交易也未纳入分析范围，避免因为各企业营销能力不同带来的新药价值判断差异。
此外，由于我们希望分析的是投入资金并购买研究成果的行为，不涉及买卖交易的合作研发模式也不在我们比较的范围内。
通过这样的标准，我们选择了40余桩新药研究成果交易作为样本，时间跨度从1999年到2014年。我们将这些交易按时间轴进行的排列，列出了包括出资方、交易方、交易模式、品种、阶段、交易基准价格等诸多要素。
由于资料可获及程度的差异，我们的样本中以近年发生的交易居多。尽管如此，该结果一方面确实也是近年来新药成果交易快速增加的直接体现，同时也能为我们判断未来新药成果交易交易的趋势提供更加详实的依据，总体而言还是合适的。
中国新药研究成果交易模式的变化
主要新药成果来源正在从国内科研院所转变为国外企业。在较早期的时候，企业的交易对象基本都是国内的科研院所。早期最具代表性、也是最知名的新药交易就是石药从协和药物所购买的已经处于临床实验阶段的化药新药丁苯酞。在当时，国内医药企业自身科研实力近乎空白，却又希望能够获取相对较为先进的新药成果。在此情况下，求助研发实力相对较强国内科研院所成为了部分有想法的企业的首选。
回溯到更早阶段，1989年海正从上海医工院购买阿奇霉素专利，1992年恒瑞从北京某科研机构购买异环磷酰胺，也属此类。
国内科研院所，尤其是一些研究方向与应用较为密切的研究机构，也有成果产业化的传统和意愿。协和药物研究所、天津药物研究院、军事医院科学院毒物所、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等多年来都一直都是成果转让的主力。
早期国内企业从国外购买成果到国内进行开发的方式并不多，2002年从韩国购买艾普拉唑中国授权是其中之一。这样的局面主要是由于国内药企在当时资金实力有限。此外，国内外产业成果、信息有限交流不足也对此形成阻碍。
近年来，随着这些状况的明显改进，国内企业以国外企业为交易对象，出资购买国外（尤其是美国）研发成果开始成为常态。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开始派驻人员和团队到美国等地考察和评估领先的研发成果，希望引入国内。这类交易在未来还将继续增加。
新药成果交易模式正在从一次性交易向更复杂多样的条款模式转变。在早期，国内药企多采取一次买断和转让的模式获取成果，包括临床前及后续阶段。近年来，药企开始更多的采取国际通行的交易模式：首付+里程碑+未来销售提成。
模式变化背后实质上是药企风险意识的增加。一方面，新药研发本身就是众所周知高风险的行为，如海正就曾遭遇投入ThermoDox后项目失败的损失。此外，因为种种原因，当前中国医药市场环境对新药并没有与欧美发达市场相当的接受度。这使得中国上市的新药面临的市场风险更大。
较早上市的石药丁苯酞历经近十年后才真正实现10亿级别销售额，随后上市的1.1类化药中，艾普拉唑、艾瑞昔布等知名产品上市数年后销售仍然不尽如人意。面对这样的投入产出局面，企业更加倾向风险共担的交易模式，也是理性的选择。
当然，近年本土药企的交易其实仍不乏一次性成果买断的模式。不过此类交易的标的成果更多是非常早期的分子实体，成交价格多为数百万级别，例如新三板单抗药企合众医药以330万元人民币转让某新型抗体分子给北京和实康明医药。总体而言，由于许多该受让成果会可能因为数据不佳没有进入临床，因此这类交易在业内影响不大，企业披露也较少。
中国医药行业有一股新的力量正在崛起，这就是小微研发企业。这类企业创业者多为高端海归科学家，而且大都有着丰富的知名跨国药企研发经验。在北京、上海、苏州、武汉等地的生物医药产业园区中，这类型企业的数量正在快速增加。
尽管较早成立的贝达药业采取了研发产品上市+组建营销团队的模式来实现新药产品商业化，但我们认为，随着国内医药行业的集中度持续提升和新药上市推广的专业化增强，未来这类小微研发企业会更多发挥其长处，即效仿国外的研发型公司，通过各阶段成果或销售权益的转让来实现自身盈利和成果商业化。微芯生物、百济神州都是典型代表。
国内规模药企正在寻求购买海外研发成果，而小微研发药企也开始面向海外出售研发成果。在未来，这两个群体的需求与供给的将日益契合，小微研发药企势必会逐渐成为自国内科研院所、海外企业之后的第三类面向国内规模药企大量进行研发成果转让交易的群体。
面向它们寻求获得成果转让，对国内企业其实有着更多优势，诸如节省时间、沟通便捷、性价比更高等，但这样的趋势还有需要诸多条件的更加完善。
买个新药需要多少钱
中国新药成果的市场交易基准价格较难估算。由于这是一个尚未成熟的市场，交易中受各种偶然因素影响较大，但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随着研发进程的推进，各阶段新药成果估值也有所不同。对比两个最为关键的节点，获批临床和获批生产上市，后者的价格大概是前者的8到10倍。这个差距与跨国药企支付给国内药企相应成果的首付和里程碑金额差额基本类似，其中有资金投入成本和时间成本，当然更重要的是研发的风险成本。
持续上涨的新药交易价格
新药成果的价格在持续上涨，这一点毫无疑问。
我们从交易列表中选取了具有一定年代跨度的若干样本，并且买方卖方同为国内机构。通过这些案例中的交易价格，我们尝试为不同年代新药临床批件和生产批件的基准价格做一个估算。
-1999年，石药购买已经到II期临床的丁苯酞，出价2500万，这在当时已经是极高的交易价格，常规新药临床批件基准价可能在1000万左右。
-2005年，恒瑞1500万购买治疗类氯吲昔布，北京麒麟天盛2500万购买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的左黄皮酰胺，都是当年申报的临床。照此推算，新药临床批件基准价格大致在此范围之间，即2000万左右。
-2006年，先声对仅有研发新药恩度的烟台麦德金企业估值2.5亿（实际交易2亿80%股权），也是当时的天价交易。如果考虑对企业开展并购的溢价，也可推测，新药生产批件基准价格已经接近2亿。
-2011年，石药从四川大学购买的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SKLB1028，直至2014年才申报临床，但当时交易价格同样已达到2000万。由此推测，新药临床批件的基准价格可能已经大于2500万。
-2012年，信立泰3.4亿购买me-too新药品种阿利沙坦酯，2013年获得生产批件。由此推测，此时新药生产批件基准价格可能已经达到3.5亿左右。
-2013年，信立泰购买已是遍地开花的DPP-4抑制剂复格列汀临床批件，出价仍达2500万。
-2014年，浙江奥翔从郑州大学购买即将申报临床的me-too布罗佐喷钠，价格是4500万。
通过对以上交易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初步推算，1999年至2014年，新药临床批件的基准价格可能从1千万左右上升到超过4千万。相应的，临床前成果基准价低于此数字。生产批件基准价则可能是这个数字的8到10倍，而且很有可能更多，因为近年新药临床费用大幅上升，同时审批时间也在延长，生产批件价格增幅大于临床批件的推断也是合理的。
通过对以上交易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初步推算，1999年至2014年，新药临床批件的基准价格可能从1千万左右上升到超过4千万。相应的，临床前成果基准价低于此数字。生产批件基准价则可能是这个数字的8到10倍，而且很有可能更多，因为近年新药临床费用大幅上升，同时审批时间也在延长，生产批件价格增幅大于临床批件的推断也是合理的。
可供参考的价格信息
我们可以对比几个非交易的价格信息作为参考。
2011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工程院院士桑国卫首次提出，中国新药开发成本为国际上的1/25。2014年，国内机构结合国际上通常引用美国制药工业协会所提供的13亿美元数据，将其进一步推断为3.2亿。事实上，无论是美国或是中国，新药开发的成本都在持续快速攀升，因此当前的实际投入应该比这个数字更高。
当然，这个数字仅是研发人员计算的投入成本，如果在市场上交易，成果交易基准价格自然比投入成本要进一步溢价。
也有业内人士在2014年曾推断，中国研发新药平均成本是2个亿，并注明是不计算风险、利息的计算。该推断很有可能以此时间点向前推断一个新药研发周期，并计算的投入资金总和。尽管这一推断数字也许偏差不大，但是事实上，该推测没有囊括的风险、利息等要素，在新药成果的实际估值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如果再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则还要进一步提升。因此，基准价格在此基础上翻倍，也并不夸张。
我们也曾在与国内不少知名创新药企的研发总监进行探讨时，得出在按照目前国内以仿创为主的新药研发模式下，获得临床批件的大致投入应当在3千万到4千万。
根据公开资料，知名新药研发企业赛林泰与正大天晴合作开发了BRAF抑制剂、ALK抑制剂和GPR40激动剂，三个分子总价1.06亿RMB，该交易的内容包括完成三个项目的GLP毒理前临床前研究。以此推断，研发制该节点，每个化合物的基准价格应为3500万左右。
新药成果交易的基准价格
结合历年典型交易和其他可供参考的信息，我们大致可以估算出当前国内新药研发成果交易的基准价格：新药生产批件可能已经上涨到5亿左右，相应的临床批件则可能在4000万到5000万的范围内。如果是并购以单一新药成果为核心资产的研发型企业，则还需要进一步溢价。
以此为基准价格，交易双方可再根据新药成果的各种属性，包括研发进展、风险、病患群体规模、竞品数量等诸多要素，对价格进行相应的增减磋商，直至最终找到双方共同认可的价格。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基准价格如果可作参考，需要满足一定前提要求：双方首先需要有明确的交易需求，同时对交易标的真实价值有一定程度的共识。
事实上，在当前国内的4000余家药企中，真正有意向和实力购买新药研发成果的可能并不超过100家，甚至更少。当然，如果算上对新药有投资意向的金融资本，数量会有所增加，但也不会多太多。
鉴于中国医药市场当前的发展阶段和企业的承受能力，能够成交的新药成果价格是有上限的。假设有国内某机构研发出全球领先的新药成果，并面向国内规模药企报出天价寻求转让，更大的可能是有价无市。类似Gilead Science 110亿美元收购Pharmasset这样的交易，可能出现在美国，但在目前中国上演的概率不大。
买新药还是做新药
估算企业获得新药所需要的投入，考虑国内企业极少会去追逐风险极高的原创新药，则基本可以得出一个比较明显、却很容易被忽略的规律：前一个新药周期累计研发投入&当前新药市场交易基准价&后一个新药周期累计研发投入。其实不仅新药，也是符合这一规律的。
我们可以换一个更直观的描述方式。假设2015年，某新药品种市场交易的基准价格是5亿，开发周期是8年。如果某家企业从2007年起自主研发该品种，到2015年获批上市，企业累计投入必然小于5亿。如果另一家企业从2015年开始自主研发该品种，到2023年上市，则累计投入必然大于5亿。前者的主要差价在于时间成本、风险成本和资金成本等，后者的主要差价则在于快速上升的研发成本，尤其是成本。
实业型企业家和研发决策者可能更容易忽略这个规律。面对新药成果的交易报价，企业对成果进行评估后，结合自身研发实力，有可能做出判断：“这个我自己也能做，花3亿就做出来了，何必花5亿向你买？”但实际上，这样的计算方式未必合理，因为如果能通过交易立刻获得该成果，节省的时间、风险和资金成本，完全有可能已经超过表面的溢价。
中国企业喜欢什么样的新药
企业投入的目的是带来回报。国内企业和欧美药企一样，自然喜欢能够带来丰厚销售收入的新药品种。
在中国医药企业中，新药交易的最终决策者基本都是老板，而其思维方式也会对具体的执行者产生影响。当然，研发人员的话语权近年来开始快速提升，但最终还仍然需要老板对交易进行批准。
企业青睐的新药特征
新药的适应症群体首先要大。药品要实现大量销售额，至少要满足高定价或者高销量其中之一，最好是二者兼备。不过在中国市场，目前本土企业几乎未有高价药成功的先例，短期内难度也比较大，因此更多时候需要用高销量来实现高收入。
对于新药品种，患者数量、适应症覆盖程度、治疗意愿、医生处方习惯都是决定高销量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能够覆盖多科室或多种适应症，以及实现长期用药的新药品种，会更容易受到企业的追捧。
相反，尽管针对少数孤儿药近年来在欧美药企的研发目标中开始受到追捧，但对中国药企的吸引力可能比较有限。同样，有些病种受到治疗意愿和习惯的影响，在中国尚未形成欧美般的庞大市场，药物就是典型。
其次，当前绝大多数国内药企最感兴趣的新药，并不是技术领先甚至较为领先的产品。领先意味着革新，同时也意味着风险，包括疗效的风险、监管部门审批的风险和市场接受度的风险，这些都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资金投入，而且未必能够很好解决。
事实上，国内企业最感兴趣的，往往是那些紧跟外资企业在国内上市一步之遥的同类品种。由于外企的前端开路，此类品种已经解决了包括疗效、市场认知等大部分未知风险，而国内竞争对手尚未形成规模，这正是最佳的市场机会。这也正是近年来，国内药企大量投入开发3.1类首仿药物的动机所在。
产品的生产成本和工艺也需要成熟。这一点尤其值得创新生物制剂的研发企业关注，因为生物药的、成本相对化学药更加苛刻。国内不少规模药企也确实曾有购买先进的早期研发成果，却在后期开发和上市过程中，遭遇生产放大的瓶颈，成为前车之鉴。
此外，新药成果是否曾列入国家重大专项、研发竞品的数量、研发者资质的权威性等诸多要素，也会影响买方对成果价值的判断和价格接受程度。
总结一下，当前受到国内药企青睐的新药成果，至少应当具有以下四大特征：大市场、进口替代、技术成熟、竞争优势独特。
交易双方的价值判断与认可
研发人员，尤其是海归精英们，往往与国内企业在新药的价值认可上存在偏差，有时甚至是较大的偏差。研发人员更多的是根据产品的先进性，结合跨国药企的市场价值评价标准，对新药价值进行判断。而国内企业，尤其是企业老板，估值依据更多是该产品的国内市场的销售潜力。要准确判断这一点，首先需要对中国医药市场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当前中国的医药市场已经稳居全球前三，未来随着经济持续发展，更是极有可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医药市场潜力的估算更多是源于庞大的人口，但中国患者的人均支付能力其实并不突出，即使算上政府的卫生投入作为补充。
更重要的是，中国医药整体市场分布层次极多，差异极大。在不同层级医药市场，各类型企业的分布可谓泾渭分明：上层有罗氏、这样以高端市场为目标的外企大佬，中间有齐鲁、恒瑞、正大天晴等产品突出的本土企业，还有罗欣、科伦等主攻中基层市场的群体，而基层第三终端则是修正、哈药、仁和等企业的优势战场。
在自上而下不同层级的市场上，主要产品类别、特征等要素的差异十分明显，而产品营销模式、营销团队的组成乃至对应的的企业文化更是截然不同。与此同时，备受争议的省级集中招标制度又在地域上对市场进行了再次分隔。
多层次割裂的差异化市场，正是中国医药市场的重要特征。这意味着对一家企业在中国市场销售的某个产品，其真正能够拓展的潜力市场外延，其实只是庞大患者群体中的一部分。
例如的易瑞沙，能够消费其实是仅有一小部分处于城市等级医院的高级患者，大部分农村甚至县城患者群体其实只是对易瑞沙无效的市场目标----无论是从产品特性或是企业营销能力分析。同样，在细分某些市场大卖的中药注射剂产品，也很难在城市三甲医院实现上量。
这意味着，对某新药品种在中国市场的真实潜力判断，需要更加复杂的方式。产品的各种特性和企业的营销能力、目标市场，都会对产品的销售业绩产生差别，需要通盘考虑。相反，任何仅仅用“患者数量X百分比”来对新药进行估值的简单模式，都可能存在较大偏差。
一个先进的1.1类化药，研发人员看来价值可能相差不大，但实际上，在齐鲁、恒瑞、正大天晴手里可能带来的销售收入，与哈药、这类企业是不同的，与贝达、微芯生物这类企业也不相同，与仁和、修正这类企业更不相同。
正是因为实际销售潜力巨大差异的存在，导致了不同的国内企业在新药交易市场上，能够给出的价值认可和卖方的报价往往差别较大。如果是一家对于主打基层市场的普药企业，除非已经下定决心开始战略转型，否则即使其年销售额可能已近百亿，恐怕也很难对一个先进的1.1类新药给出仅有基准价格一半的报价----因为即使买下了，价值也很难实现。
中国新药成果交易走向何方
中国新药交易的基准价格未来将持续上涨，而且速度比欧美发达国家更快，这一点毫无疑问。
导致价格上升的驱动力，既有新药研发成本的持续增加，也因为中国市场和国内药企对新药的需求程度继续上升。在未来，更有可能出现中国药企和跨国医药巨头在新药交易市场同台竞技的场面，包括面向国内和国外的研究成果。
做适应环境的创新者
中国的小微研发企业未来势必在新药成果的创造者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在此过程中，创新者也应当积极改变自身，适应市场环境的需求，并持续提升自身的实力。
科学家出身的企业家们，如果计划以中国市场和中国企业为其创[1]&&
(责任编辑：yangsu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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