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承秦制为什么秦朝二世而亡 汉朝却可延续400年
汉承秦制为什么秦朝二世而亡 汉朝却可延续400年
　　经过刘邦、文帝、景帝、武帝四代皇帝近百年的努力，终于把诸侯国从藏獒驯化成京巴。但是直到汉朝灭亡，依然保留着郡国，并没有实行完全彻底的郡县制。　　再说治国思想层面——这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众所周知，秦朝是以法家的霹雳手段治天下的。这个法家跟今天的所谓法治是一点屁关系都没用的，阴暗得多、血腥得多。法家讲究“法、术、势”，具体就是要法网严密、高效执行，君主要集军政大权于一手，要精通帝王之术，以驾御群臣。　　秦朝统治者是想把全国锻造成一部高效运行的机器，君主是这部机器唯一的大脑，其余各部分服从命令，做好螺丝钉，不需要有自己的想法。尤其是老百姓议论朝政，无论是赞扬或批评，都被严格禁止。因此，除了司书、律书、农书等技术类书籍，其他书籍都是没必要存在的。政府要求百姓以吏为师，学习技术。总而言之，越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就越符合秦朝良好国民的形象。　　秦朝对百姓思想的禁锢在汉初被沿袭了下来。只是汉朝统治者没有秦朝那么，所以老百姓的日子要好过得多。其实所谓的黄老思想，也是反智的。　　法家虽然便于统治，但它那种想直接把人驯化成牛马的作法，毕竟违背人性，与文明发展相悖。但是集权国家，是不可能放弃思想领域的统治的，法家不可用，那就得另立门户。　　于是就“ 独尊儒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儒并不是那个原生态的儒，甚至不是孟轲的那个儒，而是董仲舒阉割过后的儒。孔孟的儒对于鬼神的态度是敬而远之，对于君主的态度是“三谏不从，遂之去”，忠是忠、孝是孝，两者没有必然关系;董仲舒的儒，掺合了阴阳五行学说那一套的东西，搞什么天人感应，又把忠孝搞到一块儿——这个大讨汉武帝喜欢。汉武帝选择儒家，并不是因为它的核心价值观“仁”，而是因为董仲舒那套玩意儿给予了他“君权天授”的合法性，同时又是一个教化百姓忠于君主的愚民好工具。　　(刘邦平民出身，短短几年时间，就做了皇帝，这是不符合当时知识份子世界观的。得天下，那是周太王、周文王、周武王几代人修德修来的，得了天下，那是秦国诸代君主修德修来的，你刘邦流氓一个，凭什么做皇帝呢?在写《》的时候，觉得这事太毁三观了，没有办法解答这个问题，只好说“岂非天哉!岂非天哉!”这个合法性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刘家皇帝心里是很自卑很没底气的。)　　汉朝只是借了儒家一张皮。当年教训儿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这意思就是说，法家、儒家并用，用法家的里子、儒家的面子，不要搞混了。可惜汉元帝没拎清，汉宣帝很失望，预言说：“乱我家者，太子也!”　　汉宣帝一言成谶，西汉王朝果然真的断送在汉元帝、这对夫妇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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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楚怀王被囚秦国，客死他乡之后，楚南公曾经留下过一句非常著名的遗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和日后唐朝预言武则天当政的“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以及清朝预言慈禧“亡清”的“叶赫那拉氏的诅咒”一起，算得上是古典时期，三大最著名的谶语了。类似这种预言，古典时期其实很多的，真真假假的，多是有政治目的。相比后面两条，我更相信楚怀王那句悲愤之言，在历史中真实的出现过。其表面意思，也不难理解，就象民间之人结仇，也常有人会说出自家就算剩下最后一人，也要报仇之类的话。只是后来的人们，更愿意相信这是这是一句谶语，于是乎便寻找各种线索，去附会这条“预言”。其中有一种说法，便是应在了项羽与章邯的这场博弈中。项羽率领的楚军主力，借章邯求和之机，北渡漳水，向秦军发起总攻的这个渡口，就叫作“三户津”。
　　如果一定要认为，这个世界上有预言存在，我倒宁愿相信所谓“三户”之说，是落在了陈胜、项羽、刘邦三人身上。当然，如果怀王当时说的是四户、五户。。。的话，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名单中，加入吴广东、项梁等人。反正就象当初做推背图的人一样，留下的信息越简单，给后来这些大神们发挥的空间就越大。
　　预言这事，只是扯个题外话，也是向一些感兴趣的朋友表明对于风水、推背图一类概念的态度。真要说“三户”当中是谁，直接终结了秦帝国，那功劳还是要记在刘邦身上的。我们在楚军主力北上之时说过，刘邦这个对王权没有直接威胁的将领，被安排的战略方向是向西，即向秦国控制区的纵深渗透。
　　基于楚军主力都已经随项羽北上救赵了，刘邦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利用王命在身的政治优势，收拢被秦军打散的张楚（陈胜）、东楚（项梁）义军，以壮大自己的力量。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刘邦并没有贸然西进，而是向北进发，在当初自己和项羽，往复攻击过的区域中收拢散兵。当刘邦和他逐渐壮大的队伍，北进至河济平原时，他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向秦军发起攻击了。而最先成为攻击目标的，就是那个曾经被项、刘二人攻破的“城阳”了。战役的结果，很让刘邦满意，城阳和紧挨着它的“杠里”两地的秦军，都被刘邦所攻破。
　　在这场遍及东部的暴乱之中，象城阳这种被双方反复拉锯的现象，是很普遍的。对于大多数揭竿而起的义军来说，他们只是出现地缘关系，而很自然的选择离自己最近的城邑，作为攻击对象。就象在沛县起兵的刘邦，最初也把旁边的“丰邑”（今丰县）作为自己扬名立腕的第一站，而反复攻击。鉴于沛、丰两地，是系出楚系的刘邦龙兴之地，这块在地缘上属于几大板块交接的区域，二千年来在定位自己地缘文化归属时，都更愿意强调自己的“南方”血统。这种潜意识里的文化归属感，也直接影响了二地的行政归属。以至于最后的明王朝，在以帝都南京为服务对象，选择直属区时（所谓“直隶”），把直隶省（清朝的江南省，后分割为安徽、江苏两省）的北境，划到了丰、沛两县。以至于在表面印象是江南文化代言人的江苏省，仍然让很多人不解的，拥有沛、丰——徐州一县的“北方”地区。如果把视线投向二千多年前，去看看刘、项二人的崛起史，这种行政区划方案，也就不能说是没有地缘依据了。
　　尽管刘邦系出楚地，受的是楚怀王的王命，但鉴于楚地势力的领导地位，刘邦并没有把扩张实力的区域，限定在楚地。在河济平原初试牛刀之后，刘邦和他的军队又南渡济水，在定陶之南的“成武”（今山东成武县），击败了秦军。实际上，现在整个关东的局势，都处在胶着状态。在秦军主力北上之后，据守在那些中心城邑的秦军，一般并不会主动去招惹那些“义军”。只不过，对急于作大的刘邦而言，仅仅呆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举起招抚义军的大旗是没有用的。攻击这些“熟悉”的秦军（在项梁还在时，刘邦和项羽就已经在这一带扬名立腕了），一方面可以让刘邦得到急需的战略物资，另一方面也可以竖立其义军主力的地位。这不仅有利于将楚系义军收入为己用，也可以影响到系出魏、齐两地的义军，让他们愿意和自己协同作战。在攻击成武得手之后，深沟边上的“昌邑”，以睢水边上的“栗县”也都相继成为了刘邦的攻击目标。
　　从战术结果来看，刘邦所发动的这些攻击行动，也并不总是能够得手，象昌邑之战就没有成功（有一次和二次攻击之说）。不过这并不重要，因为对于刘邦来说，这些军事行动只是他扩充实力的手段，他真正的目的并不是在东线，打出一块属于自己的根据地。因为楚怀王给他的战略方向，是向西攻击前进，扩大楚国的势力（目前的移动轨迹，是南北向拉锯）。这项战略任务最大的诱惑之处，并不在于能为楚国得到多少土地，而在于一个“花红”，即楚怀王在分派项羽、刘邦出征之前，所许下的“先入关中者为王”的承诺。这个承诺，当然不是说楚怀王要把自己的王位让出去，而是说将秦人的老家，封建给直接灭亡秦帝国的人。这种有机会成为一方诸侯的诱惑，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关中之地，在秦人数百年的经营下，已经成为中央之国最富庶的地缘板块的背景下。为了得到关中称王的机会，无论是在河北鏖战的项羽，还是在东线扩张实力的刘邦，最终都会主动选择西进，无惧和秦人正面PK的。而没有明确战术任务的刘邦，很快就率先开始了他的西征。
刘邦向西攻击的第一站，仍然是一个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陈留”，这个位于大梁城东南方向，鸿沟东侧的城邑，当初也是刘、项二人为楚军先锋时，所共同攻击过的最后一个城邑。如果不是因为项梁在定陶之战的失败，也许两个人当初已经攻击得手了。现在，需要刘邦自己来完成这个任务了。和当初由项羽主导的，那种天马行空般的军事行动有所不同的是，刘邦这次回来，战略的方向性要明显的多。陈留再次受到刘邦的青睐，不仅是因为他处在西征的路线上，更重要的是，位于鸿沟这条南北交通线上的重要位置，使得陈留储备了大量的物资。夺取这些物资，对于刘邦日后的军事行动来说，有很大意义。要知道，在乱世之中，你永远不缺愿意跟随你打天下的机会主义者，只要你有足够的资源。
　　单从军事能力来比较，刘邦和项羽显然不在一个层级上，后者的作战能力，在整个古典时期也是首屈一指的。不过战争永远不是只看军事层面的东西，卓越的政治能力能够弥补军事上的不足。这也就是设立了“政委”这个重要职务，并特别善长运用政治工作的红色政权，能够仅仅用了三年时间，便得到天下根本原因。
　　所谓政治能力，很大程度是体现在对“人”和“势”的判断上，作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家，你并不需要什么都懂，但你必须能够判断的出，哪些人和哪些建议，能够为你带来所需要的结果。反过来，那些优秀的人才，也会因为你有这样的判断力，而愿意为你所用。概括的说就是，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参谋、慕僚的的话，“善谋”是你应有的素质；而如果你的志向是做一名领袖级人物的话，那么“善断”的性格就是必须的了。
　　就刘邦和项羽二人的性格而言，刘邦在政治上要成熟的多。这也在军事行动上帮助了他，弥补了他本身军事能力的不足。比如攻击陈留的计划，就是由熟悉陈留情况的本地人“郦食其”制定的。这个以“高阳酒徒”之名，留名于中国文化史的老头，在后来楚汉相争的历史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相比于项羽快意恩仇式的“屠城”之举，刘邦这种善于收拢土著之心的能力，让他的攻击阻力要小的多。希望从历史中，得到商业经验的研究者们，会认为刘邦的胜利，在于团队的胜利；而项羽更多的是在孤军奋战。只是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其实还是在于他们各人的性格差异。要知道，从团队和基础的角度看，项羽现在比刘邦的优势可不是强的一点半点。
攻击陈留得手，只是刘邦西征的第一步。接下来，陈留西北部的“开封”（今开封县），鸿沟西侧的“曲遇”（中牟县东北），相继成为了刘邦的攻击目标。根据历史记载，刘邦的这次连续攻击行动中，还攻击了一个叫作“白马”的地方，不过这个在历史上曾经多次暴发重要战争的渡口，当时位置是在黄河的南岸（今河南滑县北），已经获知项羽获得巨鹿之战胜利，击败章邯军的刘邦，并没有理由再次北进河济平原，甚至攻击北渡黄河的渡口。除非他想跑去和项羽会合，去继续他老二的身份。事实上这个时候的刘邦，已经完全把自己置于项羽竞争者的位置上了。能够入主关中为王的诱惑，并不是每一个草根都有机会得到了。
　　其实刘邦还是很应该感谢项羽的，如果不是项羽在河北大破秦军主力，刘邦这段时间的手风也不会那么顺。对于那些据守城邑的秦人来说，在获知自己主力尽失的情况下，还能有多少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了。相信这个时候留在关东的秦人，想的更多的就是退回到自己的根据之地去。至于那些系出本地的官吏，大多数在第一时间就已经站队到反叛者一边去了。
　　鸿沟作为切割中原的地缘分割线，在先秦乃至楚汉相争的历史中，都发挥着重要的地缘作用。能够跨越它，并在曲遇大胜秦军，也意味着刘邦的西征取得了重大进展。如果按照正常的路线选择，下一步刘邦和他的军队，应该沿鸿沟向西北方向攻击前进，并通过荥阳、成皋（虎牢）进入洛阳盆地，继而沿崤函通道攻入关中。这条路线，也是当年诸侯们合纵攻秦的主要通道。当日张楚军攻入关中，也是走的这条路线。问题是，当日张楚军能够很多攻入关中，是因为事出突然，帝国根本来不及反应（注意力都在对外扩张和那些大工程上了）。以至于洛阳盆地、函谷关很快失于敌手，直至叛军攻到了骊山以北，才组织好反击力量。而现在，刘邦要想再次走同样的路线入关，就要困难的多了。
　　从秦人的角度看来，如果他们已经清楚无法扭转在东部的战局，洛阳盆地很自然的就会成为帝国抵御重生诸侯们的前沿阵地。因此在曲遇之战战败的秦军主将（杨熊），退守到荣阳之后，很快就被军法处置，以稳定住秦军的军心和防线。而已经把自己定位为成防御方的秦军，在可以依托山势的情况下，将会给意图西进的刘邦（也包括其他义军）制造更大的麻烦了。换而言之就是，要是刘邦还想走常规路线攻击洛阳盆地的话，将有可能遇到前所未有的麻烦。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这个时候的项羽，能够彻底打败章邯的话（当时章邯还未降），那么项羽和他的楚军主力，很快就可以挥师南下，由当年周武王渡河攻商的“孟津”反向渡过黄河，攻入洛阳盆地，并直指关中。而这个时候的刘邦，可能还在荣阳——成皋一线，和秦军苦战呢。
　　现在对于刘邦来说，重点已经不在于能够攻下多少城邑，也不在于能够收编多少军队了。楚军在巨鹿之战的胜利，让他和其他义军看到了战略反攻机会已经来到，刘邦需要的是和时间赛跑，以率先突入关中，去成就他关中王的梦想。既然沿黄河南岸西进的难度有点大，那么刘邦就需要有新的军事计划，以帮助他继续西进了。而这次帮助刘邦作出决定的，是一个“韩国”人，他就是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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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转】第一百零五节&刘邦的西征、刘邦入秦与一次东征、秦朝的灭亡与项羽对天下的划分" />
张良在汉帝国建立中的作用，以及在古代谋臣中的地位，相信不用我多说了。尽管他的成就，是在两个“楚人”的博弈中获得的，但他本身却并不是楚人，而是韩国人。不过在这个动乱的年代，绝大部分的机会主义者，一开始还是以自己的属地来划定自己所隶属的集团，张良也不例外。身为韩人的他，之所以去投奔楚人，是希望借助“楚”这个带头大哥，复兴韩国。
　　在陈胜做带头大哥的时候，韩国是唯一没有复国的战国诸侯。这显然跟韩国弱小的地位，以及逼仄的地缘位置有关。无论是韩国的遗老遗少们，还是那些希望借尸还魂的枭雄们，都对在这个注定要成为博弈焦点的板块称王，有所顾虑。当然，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狂热的爱国主义者，张良无疑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的极力劝说下，韩国终于在楚国的认可下，名义上得到了复立。
　　作出这项决定的是当时主政楚军的项梁，从项梁的角度来看，他当时的战略方向是在东线打出一片天地。如果韩国人愿意在西线牵制秦军，并不是一件坏事。更何况之前的张楚政权，已经系出了魏、赵、燕三个诸侯，天然的成为了王中之王，如果东楚系相接过这杆大旗的话，有自己扶植的盟友，也是很有必要的。
　　不过楚人所能够给予韩国的，也只能是个名分了，真正想复国的话，还是要靠韩国人自己努力。问题又回到了最初的顾虑之上，以韩国的体量和位置，想复国实在是有些难度。在秦人还想收复东部之时，他们是决不会容许韩国人从中切断自己的战线。相比之下，楚、齐这些边缘之地就要占便宜的多的，即使是在秦军攻势最猛的时候，他们的大部分国土，都能因为不在战略重点，而保持独立状态。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张良和他的“王”，在韩地的复国运动进展的并不顺利，偶尔能够攻下几座城邑，也很快会被秦人夺回去。
　　正当张良在韩地打不开局面时，西征的刘邦为他带来了新的希望。从刘邦的角度来看，能够得到张良这个土著的帮助，对他在韩地的作战也是十分有利的。在张良的帮助下，刘邦转而南下，攻陷了颖川郡的重镇“颖阳”。能够得到这个颖水边上的城邑，对复兴韩国也许有些很大帮助，但对于刘邦入主关中的战略目标来说，却并不十分重要。所以与其说是张良在帮刘邦，不如说是刘邦在帮韩国人复国。当然，刘邦也不是一无所获，为了应对共同的敌人——秦人，这种合作是十分必要的，也是互利的。而刘邦所得到的，就是一条攻入洛阳的新线路。
　　在评书当中，每当攻击方的攻势，无法突破对方依地形而设立的防线时，总是会有熟悉当地情况的向导，引导攻方走一条小路出奇制胜。而在真实的历史中，这种情况也的确经常发生。毕竟在古典时期的技术条件下，维护道路的成本很高，如果一条道路长时间不使用的话，很容易被水患一类的自然灾害所破坏，特别是穿行在山谷之中的道路，还会被树木所覆盖。另外从行政管理者的角度来看，他们也并不愿意开放过多的道路，以增加管理成本。
　　连接洛阳盆地与中原的道路，几千年来都是以黄河侧的通道为主，虎牢关、汜水关、成皋、荥阳这些在历史中，经常出现的地缘标签，都是为了据守这条官道而设立的。不过这并不代表，就没有其他道路可以进入洛阳盆地了。如果刘邦和他的韩国盟友们，顺着颖水向上游地区进发，他们很快就可以到达嵩山的脚下。而在这片以少林寺闻名天下的山地当中，有一条叫作“轘辕古道”的小路，能够穿越嵩山，进入洛阳盆地腹地。
　　“轘辕古道”的得名，是因为它的关城设立在一个叫作“轘辕山”的山头之上。说起这座山，估计没几个人知道。不过它旁边的少室山和太室山两座山峰可就出名的多了，如果谁想在“僧人派”（少林派在广电总局审核下的别称）和“嵩山派”之外，也在嵩山开宗立派的话，倒是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山头。从古道的历史来看，其实已经很久了，相传是大禹开辟的。结合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龙门与大禹治水一节，这种可能性倒是存在的。
　　在秦帝国时期，轘辕古道并没有被纳入“驰道”（秦朝的官道）的规划中，也没有在道路上设立关城（设关始于东汉）。这也很好理解，如果有更好的道址选择，是没有必要翻山越岭的。对于远道而来的刘邦来说，他即使是听说过这条古道的存在，也一定不知道怎么走。而对于张良他们这些韩国人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你只是一个路人，想走这种位于深山之中，久未维护的道路，是十分艰难和危险的。但对于一支上万人的军队来说，简单修复道路，使之达到通行条件，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有了韩国人的帮助，刘邦很快溯颖水而上，通过轘辕古道，进入洛阳盆地。按照正常的情况，刘邦必须攻下洛阳盆地的心脏——洛阳（当年的周都“洛邑”），才能够打通进入崤函通道的缺口。对于当年视洛阳盆地为自己国土（王室算是受保护的国中之国）的韩国人来说，能够借助刘邦的帮助，而得到洛阳城，也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不过时局总是瞬息万变的，当刘邦和张良准备联手攻取洛阳的时候，却得到了另一个消息，那就是有另一支军队，也准备进入洛阳，并抢夺率先入主关中的荣誉。这个叫司马昂的将领，在历史当中并不出名，但他的后世子孙中，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以至于我们今天分析历史时，还不得不借助他当年留下的文字。这个人就是“司马迁”。
司马迁的这个高祖父“司马昴”并不是楚人，而是赵人。司马迁在记录这段历史时，只是说他的高祖也想从河内南渡黄河，入主关中。这似乎给人一种印象，身为赵将的司马昂，是和刘邦平级的竞争者。但实际上，司马昂所执行的是项羽所交给的任务。因为当时的项羽已经通过巨鹿之战的胜利，取得了诸侯联盟的军事指挥权。如果不是因为还要对付章邯，在得知刘邦已经向西渗透到洛阳盆地时，他一定会亲率主力南下，以避免被刘邦抢了灭秦的功劳的。司马昂对于项羽的忠诚，在后来也得到了回报，在项羽自封西楚霸王，并分封天下诸侯时，司马昂也因为平定河内有功，而裂河内之土立国，受封为“殷王”（以朝歌为都）。
　　其实如果从法理上来说，楚怀王所许诺的“先入关中者为王”，目前应该只在楚人当中有法律效力。因此身为赵将的司马昂，也不会自说自话的，去充当灭秦的急先锋。对于大部分义军来说，能够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谋得个裂土封候的地位，就已是最高理想了。不过这个承诺，对于刘邦来说，意义就不一样了。一方面，楚军主力在河北的胜利，使得楚国成为天下之主的形势，已经很明显了。所不清楚的，是楚系天下，到底是以霸业还是王业的形式出现而已。就目前的情况看，那些六国诸侯很有可能，还是会独立的形式存在的。而作为草根出身的刘邦，如果想在这些六国故地称王，是没有地缘优势的。相比之下，那些有王室血统的遗老遗少们，机会要大的多。在这种情况下，在秦人的土地上谋得一个诸侯的地位，所遇到的政治阻力，反倒是最小的了。特别是在楚怀王，很有机会成为天下共主的情况下。
　　不管司马昂究竟是自己想入主关中，还是在替项羽作先锋，刘邦都不愿意有其他人，来和他争夺这个机会。因此进入洛阳盆地的刘邦，并没有急于攻击洛阳，而是先绕过洛阳，移动到了黄河的南岸，攻取了控制黄河渡口的“平阴”（今河南孟津县东北）。
　　攻取平阴，只是刘邦西征当中的一个插曲。在通过控制渡口，阻止了司马昂南下的路线之后，刘邦终于重新把他的攻击目标，对准了洛阳。只是要想攻破洛阳这个形胜天下的战略要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秦人已经决心固守崤函通道，转入战略防御阶段之时。依照战国时期的经验，在围攻象洛阳这样的一级城邑时，拉锯个二三年也是很正常的事。而对于在和时间赛跑的刘邦来说，他并没有耐心和实力在洛阳耗下去。因此在攻取洛阳的战役，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刘邦选择了按原路退出洛阳盆地，以重新制定他的作战计划。
　　从战略路线上来看，洛阳盆地——崤函通道路线，并不是唯一通往关中的线路。在此之外，你可以在北线，横穿太行山，占领河东之地，然后再渡过黄河攻入关中。只是这条路线，刘邦肯定是没机会选择了，真要走的话，也是打败了章邯之后的项羽来走；另一条路线，则在南线。如果刘邦能够攻取以“宛”（今南阳市）为地缘中心的“南阳盆地”，那么他就有机会透过“武关道”攻入关中。综合地缘条件，走南线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一方面这路线不是秦人的防御重点；另一方面，南阳盆地当年是楚人的根基之地，尽管秦人在此的统治已有60多年，但作为楚文化的发祥这之地，只要引导的好，这种同根生的记忆是很有机会恢复的。反过来看项羽，如果他决心先征服河东，然后攻入关中的话，就没有这样的地缘优势了。
　　在韩地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由刘邦和张良所组织的韩地义军所共同完成的。不过当刘邦准备南下时，韩国人就不能够继续和他联合作战了。这次因为有了刘邦的帮助，双方也攻取了不少城邑，算得上是有了复国的基础了。从刘邦的角度来看，韩国人和他们的“王”，留在韩地牵制秦军，也不是件坏事。对于他来说，只要能够把张良这个人才带走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的张良，仍然是以复兴韩国作为自己的理想。但以深谋远虑的他，也十分清楚，以韩国的地缘位置，是很难有机会生存的。即使勉强立国，也很有可能在秦人与关中诸侯的拉锯中，陷入与战国时期一样的尴尬境地。而要想打破这种夹心饼干的局面，唯一的机会就在于帮助楚人攻取关中，以在和平的环境中，为他的祖国谋得一席之地。当然，这种最为理想的结局，是在秦亡之后，天下就能够进入和平状态。如果那些新贵们不满足于现状，决心再火拼一场的话，韩国这个可有可无的国家，很有可能又成为牺牲品了（后来的事实也的确如此，项羽根本就不认为，韩国有存在的必要）。
　　刘邦南取“南阳”的信心，还在于当初张楚新立时，也曾经分兵攻取过南阳。而当地的军民，也很快响应的反秦的号召。如果不是因为由函谷关攻入关中的张楚主力，很快被章邯所败，这一路义军，也很有可能能够攻克武关，与前者会师关中（得知章邯反击得手的消息，归顺张楚的南阳郡就复归秦人了）。现在借助项羽在河北大败秦军主力之势，南阳那些“识时务”的官民们，还是很有可能又一次改变风向的。
离开韩地之后的刘邦，首先在方城夏道之北的“犨”县东侧（平顶山市西南），遇到了秦军的阻击。阻击他的，是驻守南阳的秦军。其实如果不是帝国的南阳郡守，守土有责，必须出战的话，急于攻入关中的刘邦，并不想在路上攻城拔寨，耽误时间。要知道，现在的项羽，已经随时可能解决掉章邯了。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心态，在犨东击败了秦军，并迫使秦军退入南阳的政治中心“宛”县（今南阳市）之后，刘邦并没有步步为营的，去攻击宛县。而以绕过了这个中心城邑，试图快速逼近武关。
　　如果可以绕过洛阳，而进入崤函通道的话，也许刘邦早就这样做了。特别是在洛阳战事不利的情况下，刘邦更加认为，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攻城之上，并不符合自己的战略意图。问题是，这种绕过战略据点，而快速前进的方式，战术上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是小股奇兵，去实施斩首、烧粮一类的战略任务，是不会采用的。而大部队运动，是很难隐藏自己行踪的，特别是在武关道上，还有众多的秦军据点，呈线性排列。你并无法在绕过宛城之后，就畅通无阻的到达咸阳城下。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你在前方受阻的时候，又被后方放过的敌军抄了后路，尤其是象“宛”城这样，秦人苦心经营的中心城邑（物资和人力都比较充足）。因此在刘邦已经绕过了宛城，准备直取武关道时，张良劝停了刘邦的这个冒进的军事方案，而是转回头来，围攻宛城。
　　事实上现在驻守宛城的秦军，也非常纠结。秦军主力在河北战事不利的消息，已经让他们开始思考自己的退路了。以宛城的储备来说，固然可以和刘邦相持很长一段时间，但就算能够打败刘邦，又能怎么样呢。以目前的形势，帝国在东线已经不可能再有所作为了。如果帝国决心退守到高地之上，和关东诸侯进行长期对抗的话，那么并不属于帝国核心区的南阳盆地，很有可能被放弃的。既然不被第一时间放弃，也会遭受到一波又一波的攻击。
　　正是在这种对前途已经失去信心的背景下，驻守南阳郡的秦军向刘邦投降了。也可以说是主动加入到“抗秦事业”当中，这其中当然少不了，善于分析“时务”的中间人，为双方穿针引线。宛城的“和平解放”，让刘邦更加相信，在博弈当中，政治手段往往比单纯的军事手段，要有用的多。
　　基于宛城在南阳郡的中心地位，这座城的投降，对于南阳境内其他守军的影响可想而知了。因此在接下来平定南阳的过程中，南阳境内的各个城邑，如南面的胡阳、丹水、郦邑（内乡县）、析邑（西峡县），大多随着刘邦兵锋所至，而开城投降了。既然偶尔有抵抗的现象存在，也被滚动发展壮大的刘邦军所快速解决了。
　　当收取了南阳郡最西端的城邑“析邑”后，也意味着刘邦和他的军队，马上要进入穿越秦岭的“武关道”了。而这个时候刘邦的军队，已经壮大了不少。基于下一步的战事需要，也因为不想有后顾之忧。刘邦在平战南阳之时，基本都是让已经“起义”的帝国官吏，留守原地，而把驻军带走。这点和后来项羽的作法截然相反，后者对于自己控制民心的信心，显然要远低于控制几个关键人物。
　　刘邦这种安抚民心，以为己用的方法，历史上凡是成熟的政治家都会用的。最基本的方式，就是要让被征服的民众，能够感受到生活压力会变小（最起码不能变坏）。有秦人强大的国家机器压迫在前，要想做到这点其实是很容易的。可惜的是，在这点上，拥有更多资源的，贵族出身的项羽，没有草根出身的刘邦理解的透。出身肯定不是影响性格的唯一因素，但也不能说毫无影响。
　　为了确保关中的东南安全，秦人一共在武关道上设立了两个重要关隘，一个是东侧的“武关”，另一个则是西端的“蛲关”（商洛市西北）。当刘邦准备他的下一步军事计划时，整个中央之国的政治格局，已经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了。一方面，章邯终于以打促谈的，和项羽达成了和解，并在“殷墟”（河南安阳）会盟；另一方面，在获得章邯投降的消息后，咸阳城里的政治家们，也已经感到大势以去了。在这种时候，那些王室以外有成员，总是会认为自己有更多的选择余地，毕竟他们也只是打工者。这也就是三国故事中，鲁肃劝孙权抗曹时说“众人皆可降曹操，惟将军不可降曹操”的原因所在。刚刚更换老板的章邯，只是一例罢了。下一个有这种投机想法的，就是帝国的实际控制者赵高了。
　　如果让赵高来选择，他宁愿自己的谈判对象，是更“人性”化的刘邦，为了手上有更多的筹码，他甚至谋杀了他亲手扶植的秦二世，另立了一个他认为更加容易控制的王子“子婴”（秦三世）上位。其实换不换已经意义不大了，这些傀儡性质的帝王们，在没有利用价值后都免不了被牺牲的下场。
　　相比于收伏南阳的民心，刘邦目前对于秦人是否能够真心归顺，还是心存疑虑的。毕竟前者的地缘基础，有浓厚的楚文化沉淀。刘邦很容易和南阳的军民，找到共同的国家认同，以使得双方归于同一体系。至于武关以西（包括武关）的秦地，刘邦就没有这么大的自信了。因此在赵高派密使前来谈判，并希望共同瓜分秦地时，刘邦并没有相信。另一方面，对于武关的守将，愿意献关投降的诚意，也同样没有接受。按张良的说法就是“此独其将欲叛，恐其士卒不从”。同样的想法，之前项羽也曾经有过，这也让他在章邯第一次请降时，没有接受。
　　从战术上看，刘邦和项羽都用了同样的方式，来对付有投降意思的敌人。那就是在对手斗志松懈，等待回音的时候，发起突然袭击。所不同的是，项羽虽然取得了初胜，但却无法完全吃掉章邯的秦军主力；而刘邦则顺利的攻下了武关、蛲关。
　　攻下了武、蛲二关，打通了武关道，和攻下函谷关，打通崤函通道的意义是一样的。无险可守望的帝国的核心，只能凭借最后的力量来和反叛者决战了。这并不是关中之地，第一次被对手攻入。但在战国那些诸侯合纵攻秦的战役中，秦人在关中，总是有足够的人力、物资储备，来击溃那些合作并不紧密的对手们。即使是在三年前，张楚军攻入关中时，帝国也能够快速武装起数十万劳力，将对手赶出关中。只是现在，帝国再也没有预备队，来组织象样的抵抗了。
　　最后的决战，是在关中盆地的西南门户“蓝田”南面进行的。对于这个地点并不陌生，当年楚怀王在丹阳之战落败后，倾全国之力曾经攻击至此，但却没有能够再继续前进。从此之后，楚国也就全面转入战略防御阶段，并由此而衰弱。现在，刘邦和他的楚军，有机会为他们的王和国家，一雪前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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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转】第一百零五节&刘邦的西征、刘邦入秦与一次东征、秦朝的灭亡与项羽对天下的划分" />
在蓝田之战失利后，咸阳并没有出现最后抵抗的情况，中央之国的第三位皇帝“子婴”，便出城投降了。这和后世的情况倒有所不同，一般情况下，在关中失守后，后来的帝国中央，往往会南迁到四川盆地，依托地形获得喘息机会，以蓄势反攻（比如安史之乱时的唐帝国）。如果从心理上分析，这么辛苦建立起来的庞大帝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崩溃，让秦人失去了再战下去的勇气（不可能再做的比以前好了）。另一方面，失去了关中这块根本之地，秦人对于巴蜀这类边缘之地，也没太大信心。更何况在遍地烽火的情况下，地缘条件更有利于独立的巴蜀之地，还能不能听从帝国的号令还是个未知数。
　　从蓝田到咸阳的这块地势略高的区域，历史上被称作“灞上”。之所以会有这个称呼，是因为一条叫作“灞水”的河流（渭水支流）。作为关中东南方向最后一道关卡的“蛲关”，就是在古灞水的上游。而刘邦与秦军最后展开决定的地方，则是在灞水西侧的“蓝田”（现在的蓝田县城，在灞水东侧）。所谓灞上，指的就是灞不西侧的这片高地。攻入灞上，并最初受降咸阳的刘邦，实际上也成为了帝国的终结者。在历史上，前一个朝代的直接终结者，往往未必能够成为新王朝的建立者，就象为满洲做嫁衣裳的李自成一样。不过刘邦显然是个幸运者，历史选择了他，建立了汉帝国。
　　进入咸阳之后刘邦，现在要面临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如何统治秦地；二是如何面对项羽。尽管刘邦在攻击武关时，就表现出对秦人的不信任，但现在已经成为关中之主的他，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收取秦人民心的问题的。除非他想的不是作“秦王”，而是抢一把就回老家（项羽就是这样干的）。刘邦的具体作法，在后世无数次被模仿，就是定了三条新规矩：一是杀人偿命，伤人、抢劫者依法治罪；二是除此之外的其余秦朝的法律全部废除；所有官吏、百姓的工作、生活状态不改变，这也就是所谓的“约法三章”。
　　在秦人严酷的管理面前，秦人和其他被征服者同样在承受着巨大压力。现在，有了刘邦这种无为而治的管理，关中的民心很快就倒向这位新的“秦王”了。毕竟，上层的政治争斗和底层百姓并没有直接关系。绝大部分人，只是关心自己的生活，有没有因为政治变化而产生变化。如果能够变得更好，那么他们对于政权更迭呈肯定态度；反之，则会无限怀念旧国，并试图干扰新政权的建立。
　　约法三章的实施，只是为刘邦解决了关中内部的矛盾，能否在关中称王，最大的变数还是在项羽身上。尽管当日的王命是“先入关中者为王”，但谁都知道，楚国的话语权，是掌握在紧握枪杆的项羽手上的。如果项羽不同意，刘邦的位置也是坐不稳的。为了防止项羽跑到关中来“摘桃子”，刘邦首先想到的，是派军固守函谷关，就象他当日，守在平阴不让司马昂过河一样。问题是，你真的守得住吗？
正当刘邦攻入关中之时，项羽也已经收服了章邯，挥师南下了。应该说，项羽对于刘邦抢先一步入中关中，是非常不有意见的。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如果没有项羽在河北打败了秦军主力，刘邦的西征之路，是肯定没有这么顺利的。即使项羽对于入主关中称王，没有什么兴趣，但也不愿意将灭秦的功劳，让与他人。
　　单从实力来看，项羽这时可以说是达到了顶峰，不光楚军主力、诸侯联军统归自己所辖，章邯所率的20万秦军主力，也同样成了项羽的问下。如果项羽想做的话，总兵力不过数万的刘邦，是无论如何挡不住的。所以说，刘邦寄希望在函谷关挡住项羽，其实是不可取的。即使凭借崤函之险，能够挡住项羽，项羽也可先占河东，再渡河攻入关中。不过在项羽做这些事之前，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解决，那就是如何处理章邯那20万降军
　　秦军和关东诸侯的军队，成为了同一战壕的战友，这不得不说是一件很奇怪的事。特别是在那些被秦人压迫以久的诸侯军来看，秦人和大家的关系，是很难调和的。如果有机会，这些降军很可能会出现反复。就项羽本人来看，其实也是这种想法，否则他也不会在章邯第一次请降之后，反而加紧了进攻。对于这位战场之上的天才来说，从肉体上消灭敌人，远比花费政治手段，来收拢人心要容易的多。诸侯们的担心，也并非没有道理。作为客地作战的秦军，即使在主帅的军令之下，投降了盟军，但建制并没有打乱，一旦回到自己所熟悉的地缘环境中，谁也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
　　对于如何解决成建制降军的问题，历史上有很多种解决方案。比如红色政权，就很善长做基层工作，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这些东西，对于项羽来说太复杂了，他选择了一个最让“彻底”的解决方案，就是把这20万秦军，尽数坑杀。这的确是个非常彻底的解决方案，就象当初白起在长平做的那样。只是二个人虽然都选择了坑杀降卒，但从战略战术的角度看，却有不同的效果。
　　从战术上看，白起坑杀赵卒，是为了从心理上给赵人以最大的震慑（所以才会放几百名童军回去报信），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只不过后来，咸阳的政治家们觉得为了这场战争，秦国也已经快到油尽灯枯的地步，还是没有选择马上乘胜追击的方案；从战略上看，白起这次消灭了赵国四十万劳动力，也使赵国彻底伤了元气，不再有实力和秦国对攻了。这也为日后灭亡赵国，打下了基础。
　　现在的问题是，白起这样做，有他的战略、战术意义，却并不代表项羽做同样的事情，就有同样的效果。因为在项羽坑杀秦卒之时，秦人所建立的帝国，其实已经灭亡了。或者说，无论是秦国的政治家，还是底层百姓，都不会认为，秦国还有机会回复到之前顶峰了。这种时候，作为天下最有权势的人，项羽今后无论是自己称王称帝，还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要考虑的都是“坐天下”的事情了。一味的凭意气杀戮，只会让这个乱世持续的更长一些。
　　项羽的坑杀降卒，和刘邦的“约法三章”，谁的作为更能让百姓接受，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说项羽的败，并非败在军事上，而是政治上。不过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军力鼎盛的项羽，还是有机会凭借实力，扫平一切对手的。项羽坑杀秦卒的地方，位于洛阳盆地西北侧的“新安”（现在还是这个名字），过了新安之后，就是当年蔺相如当年扬名的渑池了。再往前走，项羽和他的数十万大军，必须经过北崤道和函谷关，方能进入关中。我们之前也说了，已经视关中为自己封地的刘邦，已经派军在函谷关等着项羽了。
　　正如项羽的政治头脑和刘邦不在一个层级之上一样，刘邦的军事能力和项羽差的也不止一个身位，在项羽的攻击之下，函谷关很快便由“天堑变通途”了。在上一次张楚军，从同样的路线攻入关中后，他们屯兵在骊山北、戏水东的地区，准备与秦军决战。这一次项羽的驻军也不例外的驻扎在这个区域，等待与咸阳城中的刘邦“会面”。作为统帅的项羽，所驻扎的地点，具体的地名叫作“鸿门”，因此他用以和刘邦“谈判”的那块宴会，也就被称之为“鸿门宴”了。鸿门宴的过程和结果，相信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比较让人感兴趣的有二个问题，一是项羽为什么没有杀刘邦；二是如果刘邦死于鸿门宴，那么项羽会不会顺理成章的，建立属于自己的“王朝”。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问题。其实如果项羽的性格足够果断的话，即使刘邦在宴会中途逃回了自己的驻地，也一样可以凭借优势兵力，将刘邦击溃。至于能不能杀掉刘邦，倒是不能确定。毕竟在战争当中，将帅逃走的机会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你一开始就明白自己不可能取胜，而预先留好后路的情况下。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项羽愿意，刘邦是不可能在关中立足，并带领军队全身而退的。之所以没人把事情做到位，还是在于项羽本人的性格。虽然我们前面说了，项羽对于治理国家，收拢民心，其实是没有什么想法的。但鉴于其个人能力超强，他对于能够慑服那些首领级人物，还是很有自信的。这从他把二十万秦卒尽数坑杀，却留下了章邯等秦军高级将领就可以看出。在项羽的军事思维里，只要你手上没有足够和我抗衡的军队，你个人并无法对我造成真正的威胁。
　　让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问题，刘邦如果死于鸿门宴，项羽是不是马上就能建立属于自己的王朝，并让天下进入到和平阶段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从鸿门宴后，项羽对于中央之国地缘格局的划分，就能够看出，无论有没有刘邦，天下都将再度陷入混乱之中。而项羽本人，是没有机会笑到最后的。
其实项羽不杀刘邦，除了性格上不够果断以外，还因为没有足够的理由。政治家们常说的一句话，叫作“师出有名”。其所顾虑的，也就是任意打破规则（法律和道德上的），会有损自己的威信，这将会直接影响到自己的管理。刘邦攻入关中，于楚国和整个诸侯联盟来说，是有功的，并且是接受了王命来做的。在项羽还没有想好，是否要自立为天下之主之时，项羽的犹豫是可以理解的。当然，这个理解只是说，在没有下定决心的情况下，项羽有不杀刘邦的顾虑。但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项羽在攻入关中之前，其实就应该想好未来的规划了。如果决心要成为天下之主的话，那么他所需要思考的，就不是该不该杀刘邦，而是怎么找一个说得过去的罪名，来安给刘邦了。至于这个理由是什么，并不重要，总会有人想到的。实在不行，“莫须有”的罪名，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对于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来说，这都不是问题。
　　既然项羽下不了决心攻灭刘邦，那么他接下要面对的，就是如何安排这个曾经的“兄弟”了。其实问题远不止如何处置刘邦那么简单，不管项羽的政治才能如何，他都必须着手安排中央之国的政治格局了。当然，如果他愿意的话，这个伤脑筋的问题可以让楚怀王去想。只不过认定天下是自己打下来的项羽，是不可能让一个傀儡来对自己发号施令的。
　　就国体来说，摆在项羽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学习秦人的管理方式，延续郡县制，用中央集权的手段建立“帝国”；另一种则是回到周人的方法上面，把整个中央之国封建成一个个封国。如果说的再简单点，那就是“帝国”还是“封建”。
　　帝国还是封建，这的确是一个问题。秦人高度集权的帝国那么快的崩盘，似乎已经证明了这个体制是不成功的。也许对于中央之国来说，这个制度是大势所趋，正如我们在后来二千年的历史中，所看到的那样。但在具体实施时，显然还是要作出诸多调整的。只不过这些政治改革上的事情，对于我们的军事天才来说，实在是太过伤神了。对于项羽来说，他宁愿选择象周王朝那样，将国家分割成一个个自成体系的板块，以间接管理的方式，来管理这个新的“王朝”。做到这点的前提，就是项羽自己所管理的那块区域，必须是最大，最有地缘潜力的区域。
　　事实上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封建制”的实施也是政治上阻力最小的。甚至可以说，没有阻力。毕竟如果有机会自己成为一方诸侯的话，没有谁会愿意做一个随时可能更换掉的帝国官吏。即使项羽有雄心建立自己的“帝国”，貌然实施的话，也一定会遇到强烈的反弹，并让中央之国马上陷入一场新的混乱中的。最好的办法，还是先稳住这些共同打天下的枭雄们，然后再运用政治、军事手段，在体系内把他们慢慢消化掉，就象后来刘邦所建立的汉帝国那样。既然无论项羽是否有政治远见，现阶段的“裂土封侯”都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怎么分割，就是一个技术活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恢复战国末期的格局，让那些诸侯故地的遗老遗少们，以心理认同为基础，重组自己的国家。至于说秦人的土地，则可以由项羽自己来管理。
　　恢复战国后期的格局，虽然比较简单，也符合当时的地缘背景（大家都还有这种国家认同感），但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会不会让中央之国，又陷入一场新的混乱之中呢？毕竟这些经过几百年优胜劣汰，而胜出的诸侯国，各自的体量都已经很大了。如果你想做他们的“王”，被管理者的实力太强，并不是件好事。
　　正因为有这种顾虑，项羽在封建诸侯时，并没有完全恢复战国格局，而是把每一个战国诸侯的故土，分割成了二个以上的封国（包括自己的封国在内，一共为十八国），以这种分而治之的手段，来降低自己的管理难度。首先被分割的，是秦人在关中的核心区。如果项羽决定据秦地，以成王、霸之业的话，那么秦地就没有分割的必要了。占据了这块风水宝地，项羽对其他诸侯的威慑力也可以达到最大。问题是项羽本人并不愿意留在关中，而是希望能够“衣锦还乡”，这句成语的出处，正是在有人建议项羽留驻关中时，项羽所说的那句名言：“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不得不说，当这句话说出后，项羽悲剧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如果项羽能够格局再大点，看清各板块的地缘特点的话，那么即使在后来，他所分封的诸侯们，又开始火并甚至想取他而代之时，他也可以占据最有利的地形，保持战略优势。这一点，秦人已经用自己的历史证明过了。
　　说到“衣锦还乡”的心理，相信每个人都会有的。问题不在于你是否应该衣锦还乡，而在于你以什么样的形式回去。后来楚汉相争的胜利者刘邦，也同样有这样的心理诉求，因此才会有“大风起兮去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名句留传于世。只是刘邦的这种心理需要，并不会影响到他对帝国地缘格局的设计，更不会让固执的把自己的政治中心，放在自己所熟悉的地缘板块中。
　　既然项羽本人对秦地没有兴趣，那么他就没有理由来保证秦地的完整了。因此按照分而治之的原则，秦地被分割成了三部分：咸阳以西的部分，被封建给了章邯（雍王），以奖励他为“和平”作出的贡献；而咸阳以东的部分，则被分封给了另一个归顺的秦人“司马欣”（塞王）。至于关中盆地以北的高地，则建立了“翟王”董翳的封国。如果你对这两个新出现的人物感兴趣，可以去查阅他们的资料，并弄清他们对项羽的贡献在哪。只是在我们的分析中，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项羽需要分割秦地，以让秦人互相牵制，不再成为威胁。在项羽决定回到楚地的前提下，这也是最好的方案了。唯一让人感到些许疑惑的是，项羽并没有以楚系或其他地区的人来管理秦地，而是完全信任了三个归降的秦人。
　　作出这种安排，只能说项羽从军事角度，已经认定秦地不再有一枝独秀的潜力了。经过这几年的战争，和最后一次性坑杀的二十万秦卒，秦地的有生力量，被严重的消弱了。而进入咸阳的项羽，不仅把包括末代秦帝“子婴”在内的秦国王室斩尽杀绝，更对咸阳城进行了三光式的掠夺。其力度之大，足以让项羽自己相信，秦地和秦人已经不足为患了。在这种情况下，让三个已经对自己俯首贴耳的“秦人”，来管理秦国故地，并没有多少风险。更何况他们现在的地位，是他们在秦国所不可能获得的，如果想维持这种地位的话，即使没有项羽的指令，他们也会对秦地那些有复兴帝国想法的人，加以镇压。
　　其实，要是经过长时间的博弈和休养生息，分割后的秦地，应该还是会重新组合成一个整体，并恢复旧有的实力，其过程，很可能是当年秦国兴起的翻板。但就项羽的政治思维来看，并无法想到这么远。单纯通过分割来达到平衡，是最容易想到和做到了。
　　“三秦”的分割，只是项羽重组中央之国计划中的一部分，那些秦地以外的土地，包括楚地，也同样按照分治的原则，进行了分割。尽管在秦末和楚汉相争的阶段中，那些“诸侯”们都更象是打酱油的。但我们还是有必要花点时间来交待一下，项羽这位导演是如何来安排这些配角的。
　除掉秦地被一分为三以外，其他诸侯故地也在尊重地缘属性的情况下，进行了切割（象欧洲人那样，横平竖直的用数学方式划界，在中国是不会发生的）。比如巨鹿之战的被援助方——赵国，就被一分为二，北部为封建在高地之上的“代王”赵歇；南部为主控河北平原的“常山王”张耳。而赵国的北邻燕国，也按照同样的原则进行了切割。“辽东王”韩广，得到了燕山及辽东的土地；而燕王臧图，则分得了燕国在河北平原的核心区。
　　在灭秦战争中，就已经内斗不止的齐地，也和秦地一样，被分成了三部分，只不过和其他诸侯之地略有不同的是，这三个齐地之王，都和当年的齐国公室，有血缘关系。相对算得上，根正苗红吧。其中，齐国的核心区，以临淄为中心的区域，被封建给了齐王“田都”；胶东半岛这块齐地的后花园，成为了胶东王田市的领地；至于泰沂山脉腹地，以及东河济平原的齐地，则是“济北王”田安的国土。
　　从上述分封我们可以看出，出身并不是项羽在分配战利品所要考虑的问题。对于这位军事家来说，在之前的战争中有多少功劳，才是决定你命运的根本因素。当然，这其中也不会没有一点政治考虑。在张楚时代自立的那些诸侯王，都没有想当然的继续故国的国名，并得到所属地的核心区。象被挤压到边缘山地之中的原“赵王”赵歇（现在的代王）、原“燕王”韩广（现在的辽东王），都是这种情况。为了更好的控制这些新贵，项羽更愿意让那些业务精英，得到更好的土地。这种政治上的设计，从表面来看也的确能达到平衡的效果。最起码那些被项羽所提拔，得以和原来的“王”们平起平坐的将领们，应该会更愿意效忠于项羽。
　　同样的原则，也发生在了魏地之上。被章邯所攻杀（战败自杀）的魏王“咎”的弟弟“豹”，虽然在魏国被灭之后，向楚军借兵，重新夺回了部分魏地，并自立为新的魏王。但在这次重新洗牌当中，也没能受封魏地在中原的核心区，而是更名为
“西魏王”，被分封到了魏国当年的根据之地“河东”。至于魏地的核心区归属了谁，我们一会就会说到。
　　在魏地内部的几大板块中，河北平原南部的“河内”之地，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枢纽板块，只不过这块重要的区域，并没有被分配给魏人。为了表彰司马迁的那位高祖“司马昂”，在平定河内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忠诚，这位赵人得到的原先由魏国主控的“河内”之地。也就是说，虽然各人的地缘属性，在封建当中会被考虑。但项羽作为一个管理者来说，忠诚度和能力，才是最优先被考虑的。
　　最后再说说韩地的的情况，尽管韩国在当年的战国七雄中，属于战略纵深最小，实力最弱的一员。但依照分而治之的原则，也同样需要被分割。那位因张良极力游说，而成韩王的“成”，在项羽大封天下之时，勉强还是保住了“韩王”称号。不过他的领地，也就仅限于中原西侧那片韩地核心区了。当年由韩国主控的洛阳盆地，被项羽封赏给了率军攻破洛阳的“申阳”。而这个因军功而受封的“河南王”，来自于河济平原的中部，也并不是韩地之人。
　　项羽对诸侯故地的重新洗牌，从战术上来看，是为了让这他们互相牵制，以形成王朝内部的平衡。不过从战略上来看，这种裂土封“王”的作法，却为日后的分裂埋下了隐患。只要回头看看春秋战国的历史，就不难想见，即使目前这些灭秦功臣们能够和平共处，但当他们各自整合好自己的内部体系后，战争还是会不可避免的降临。而如果这种国体是合乎时宜的，那么中央之国两千年来，所周而复始的，就不会是周期性的重建大一统帝国，而是不断的重现战国时代了。
　　可以肯定的是，项羽不是历史学家，也不大愿意以史为鉴，想的那么长远。比较明确的是，就目前所打造的体系而言，如果要想保持稳定，作为控制者的项羽来说，就必须拥有最大的地缘纵深，以确保最强的实力。理论上看，在将其他诸侯故地分裂之后，项羽只要能够直接控制住楚地，就能够掌握主动权了。当然，如果那些被打乱的诸侯体系，重新整合成为几个强势板块（特别是以秦地为核心的第二阶梯的那些地理单元），楚地的战略优势就会不复存在了。问题是，项羽真的想不到那么远。或者说，最起码不认为这一天会这么快到来。他甚至不认为，西至武陵山区，东到大海的这片土地，需要被一个“王”所管辖。在项羽的概念里，江东和泗水流域所属的东楚地区，才是他的根基之地。既然他和他的家族，能够以东楚为基地，征服天下诸侯，那么同样也可以在衣锦还乡之后，掌控天下局势。
　　正因为项羽对于东楚这块福地的迷恋，楚地中最为核心的大别山以西部分，被分封给了两个战功卓越的楚人：“临江王”共敖、“衡山王”吴芮。而江淮地区西部，以及赣江流域所属的南楚地区，当年被秦人划定为九江郡。现在，它则成为了九江王则成为猛将“英布”（黥布）的封地。
　　一下子出现了这么多陌生的名字，估计很多朋友的脑袋已经晕了。其实如果你不是希望从中，为自己血统寻找些高贵成分的话，倒也不必去搞清他们。结合那张所附的《项羽分封十八诸侯示意图》，搞清了项羽所做的规划，是何道理，又有可能造成什么样的战略后果就行了。
　　把秦地、齐地分成了三块，赵地、燕地、魏地、韩地各切割为了二块，最后还在楚地封建了三个王。项羽貌似已经完成了他的分治计划，接下来，我们需要来看看，项羽又为自己留下了哪些风水宝地。首先，作为泗水——邗沟——江东一线的东楚地区，作为项羽的根基之地，无疑是会留给自己的。只不过，项羽即使再顾家，也清楚一个道理，如果只是偏居东南，是不可能成功管理整个中央之国的。这个道理，早在二百多年前，同样由江东起家的吴、越两国就已经清楚了。无论你想用什么样的形式，成为中央之主，中原之地都是你必须掌握的地缘板块。单从地理结构上来看，这一点也很好理解。只要能够占据天下之中的这块土地，你就能够最大程度的接近与其他诸侯的地理距离，这对于你即将面临的管理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就是“得中原者得天下”这句话的地缘背景。当然，如果你仅仅占据中原，是远远不够的，这很容易让你陷入四面包围的境地。只有这此基础上，再加上一块边缘地区，才有可能化被动为主动。至于边缘地区是哪块，技术上倒是有多种选择。只是项羽所选择的东楚+中原的模式，是历史上最不成功的模式罢了。在他之后，中央之国的博弈者之中，也几乎没有以这种怪异的方式，搭建成型的了。
　　正是因为春秋争霸，以及战国的火并，让大家都清楚了控制中原的重要性，项羽才没有仅仅满足于衣锦还乡。而这也是可怜的魏王，只能在自己的封号前面，加上一个“西”字，并回到他那并不熟悉的河东故土的原因所在。有一句话叫作“做对的事情，而不要把事情做对”。意思就是说，在最初进行方向性的选择时，就要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不是在错误的道路是，去努力修正。当然，如果你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并且无法回头的话，那么还是需要在即有的条件下，把事情做好的。从战略上看，项羽目前所选择的战略布局，就是一种错误的选择。假如他当初听了那个劝他留在关中的儒生的话（项羽甚至在劝谏者看出他不足以成大事，讽他“沐冠而猴”后，把对方给活煮了），然后再把这块强势的边缘之地和中原连成一片，纳为自己的直辖区，那么即使项羽选择的是一种倒退的国体，中央之国也能够迎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这并非是项羽在地缘规划上，所犯的唯一一个错误。而项羽日后所犯的一系列战略错误，也让他和他的项家天下，如此之快的改姓刘了。另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就是在明知中原之地，在中央之国的枢纽之时，仍然固执的把自己的都城，设立在了泗上之地的彭城。如果项羽只是在管理东楚之地时，建都彭城应该是个正确的选择，最起码比回到江东要更有进取心。但现在项羽需要重点管理的是中原之地，甚至要藉此管理整个中央之国时，把自己的政治中心，放在这样一个偏东的板块，就显得短视了。也许在今后的日子中，项羽会逐渐修正掉这些错误，只是一件事情的成败，并非只取决于自己，更多的还要看你的对手在做什么。很不幸的是，作为项羽最大的竞争对手——刘邦，他的决断能力要远胜于项羽。
　　作为项羽曾经的兄弟，当下的对手，项羽并非没有对刘邦加以防备。事实上项羽在分封天下诸侯时，就已经处心积虑的对抑制刘邦作出了布局。至于项羽是怎么做的，做的是否正确，我们下一节接着分析吧。
回头看看项羽和其他十六个诸侯，似乎已经把那些诸侯故地给瓜分完了。也就是说，无论是高地，那些先秦诸侯们，苦心经营数百年的土地，都已经没有空间留给刘邦了。这显然是一种刻意的安排，如果说那些比项羽更早称王的诸侯们，由于他们的潜在威胁，而被迫让出了土地最为丰美的平原地区。那么象刘邦这样，已经明确成为项羽最大威胁的对手，项羽就更是会有多远，甩多远了。
　　让一些朋友困惑不解的是，刘邦在这次分配中，所获得的是秦岭以南的，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都“南郑”，也就是现在的汉中市）。而在后来的历史中，这个拥有天府之国——成都平原的板块，曾经无数次保存了中原政权的元气。秦人也正是因为得到了蜀地的农业补给，才最终得到天下的。问题是，以项羽所处的时间点看，还不能有足够的历史经验，来告诉他蜀地的重要性。就象地处西北的秦人，不认为江东乃至整个东楚地区，是什么重要的板块一样。在项羽的概念中，巴蜀这块基本没有和关东诸侯，发生过直接交集的板块，还是一块游离于中央之国之外的化外之地。这种局限性其实是一种时代的局限性，包括刘邦在内的其他诸侯，也同样有这种观念。他们甚至不会认为，已经被秦人占据将近百年的汉中、四川两大盆地，应该归于“秦地”的概念中。因此把刘邦分封自此，绝对有放逐的性质。
　　后来所发生的事情，让大家知道了项羽犯了一个多么大的错误。其实如果一定要把刘邦放逐到半生不熟的地区去，除掉巴蜀之地以外，河套、瓯越一类的板块，也是一种选择。前一个方案，其实是在借刀杀人，让刘邦在与匈奴人的PK中自生自灭；后者则可以让项羽自己来监督这个对头，并切断刘邦与其他诸侯的联系。这两个选择最大的好处，都没有多少农业基础，来补充刘邦的实力。不过说这些，都是事后诸侯亮了。在项羽看来，有秦岭这道天险阻隔，刘邦是没有机会翻身的。更何况，如果把这个危险的对手，封建到其他板块的话，难保他在转移过程中节外生枝，占据哪块核心板块以自立（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现在有项羽和他的数十万大军目送并监视，刘邦决没有实力和空间，来玩出其他花样来。这其实也是项羽不杀刘邦的重要原因，假如没有为刘邦找到这样一个放逐的好去处，也许项羽反而能下定决定，攻灭刘邦。
　　目送刘邦去了汉中，项羽终于可以衣锦还乡了。只是现在的项羽，还面临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置楚怀王。如果说分封诸侯，设计刘邦，是为了消弱自己的对手，让中央之国的地缘格局，重新呈现出一种平衡状态。那么对于楚怀王的处置，就关乎最高权力归属的法律问题了。虽然说项羽作为天下的实际控制者，已经没有任何人质疑了，但毕竟项羽和他的楚军，是以框复楚国的名义而起兵的，并且还有楚怀王这个名义上的国君存在。如果就这么轻易的把他放在一边，政治上的风险是很大的。你甚至无法肯定，楚地之民，会有何种反应。这种困惑，在历朝历代试图上位的权臣那里都会有，处理的方式也不尽相同。眼光长远者如曹操，用整整一代的时间，来淡化掉前朝的记忆；性急者如王莽，在时机尚未成熟时，便偷天换日，以至功败垂成。
　　从项羽为中央之国所搭建的架构来看，他显然是在以春秋时期的格局为范本。只不过在具体的诸侯封号上，既然已经通过战国进步到了“王”的地步，就没有理由再回头按“公候伯子男”这样的层级，来打发这些新贵了（虚名这种东西，上去容易下来难）。依照春秋的政治格局，这个世界的实际控制者，是掌握在轮流做庄的“霸主”手中的。至于谁做这个“霸主”，就要看谁的实力更强了。项羽认可这种结构，并不代表他愿意霸主的位置有一天会旁落。因此项羽为自己取了个特别的封号——“西楚霸王”。这个封号中的“西楚”二字，曾经让很多人感到不解，因为项羽所留给自己的封地，明显是以东楚为核心（项羽的祖籍在“下相”，今天江苏宿迁，就在彭城东南）。而大别山以西的西楚核心区，则交给了他信得过的两个亲信去管理。之所以会有这种“名不符实”的结果出现。只能说项羽其实也很清楚，楚地是他霸主的基础，即使他不愿意远离家乡，去自己控制西楚之地，那么也需要在名义上表明，自己才是这片土地的直接代言人。
　　西楚二字，表明了项羽以楚地为依托，控制中央之国政局的战略，而在封号中直接加入“霸”字，则是将霸主的名份，彻底固定下来了。现在我们一提到“霸”字，总是会有霸气、武力等字眼联系在一起，特别是英勇无比的项羽曾经作用过这个字。但实际上，在最初的时候，“霸”是“伯”的意思，也就是最大的。所谓“霸王”二字，通俗点说，也就是王中之王了。有了这样一个比其他诸侯高半级的封号，项羽号令诸侯也就显得明正言顺了。
　　其实，历史进化到战国后期，中央集权的政权组织方式，就已经是历史的必然了。那种层层封建，裂土封侯的方式，不仅不利于自身结构的稳定，更不能让自己集中资源，在和对手的PK中获胜。从这个意义看，在秦人已经建立大一统的“帝制”之后，项羽再回到春秋模式，用“霸”的形式邦联诸侯，应该是一种历史的倒退。问题在于，秦人之前过于集权的统治，刚刚被证明是失败的。除非你对历史的潮流，把握的非常准确，否则这种倒退现象的出现，也有一种必然性。就象在帝制已经明显不符合社会需求的20世纪初，一些对共和制信心不足，而试图恢复帝制的那些人一样。而项羽，正是属于这种信心不足的人。
　　现在让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既然项羽通过自立“霸王”，从法律上确立了自己对中央之国的实际管理权，那么作为他原来上司“楚怀王”怎么办。如果你觉得取而代之的时机，还未成熟的话，就必须给他找个合适的位置放着。在周人所建立的体系中，中央之国的最高君主是周王，但现在大家都是“王”了，再让楚怀王也做“王”，显然就不合适了（我实在也想不出，比“霸王”更高的王了）。秦始皇把“三皇五帝”的称号，始无前例的合二为一，为自己设立的“皇帝”称号，倒是一个现成的选择。不过这个称号，一定会让人不自觉的想到，秦帝国所建立的恐怖管理体系。这和项羽目前所搭建的架构，是不相符的。因此最终楚怀王，得到了个“义帝”的称号。
　　义帝这个尊号，其实倒是挺符合楚怀王的定位（“义”其实是“假”的意思），反正自始自终，项羽就没打算让这个名义君主，拥有一点权力。不过既然有这个傀儡在，就不排除他的政治价值，被其他人利用。当你希望在诸侯混战中抢得先机时，有机会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一方，总是能够拥有更多的政治资本。这种政治资本，绝非只是道义上的，而是实际的地缘影响力。就这位“义帝”来说，如果他与项羽决裂，那么楚地民心将会有很大一部分背离项羽。
　　消除这位义帝的潜在威胁，最好的办法还是把他留在身边，并表明上给予应有的尊重，以完成民心转换的过渡期，就象后来曹操做的那样。不过以项羽的性格，并不愿意有这样一个，名义上高过自己的领导留在身边，这会让他非常的不舒服。因此和刘邦一样，义帝也被有多远，甩多远的丢到了半生不熟的边缘之地。唯一有区别的是，刘邦是被分封到了整个中央之国的外围，而义帝则被放置到了楚地的边缘。这块留给天下共主的自留地，可没有当初周王室，所苟延残喘的洛邑那么好的位置。在当时，它被称之为“郴”，而现在则叫作“郴州”。如果我们在地图上，去寻找郴州的位置，会发现这个湖南城市位于湘江的上游，它的南面就是南岭了。也就是说，即使是在位置已经有些边缘的楚地，这也是最边缘的地方。我们无法具体描述，当时的“郴”有多么的荒凉，但可以知道的是，即使是在1200多年后，唐代大文人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描述郴州的邻居“永州”时，这一地区依然是蛇虫遍地的半开发地区。
　　将义帝安排到这样一个荒凉之地，最重要的理由是，项羽并不放心让这位对自己威胁最大的领导，有机会与其他诸侯接触。在自己不愿意亲自监控的情况下，让他置于自己亲信之侧，也许是最安全的（能在楚地封王的，都是项羽最信得过的）。只是无论如何，这并不是一个保险的方案。因为往往越是亲信之人，将来越有可能成为你最可怕的对手。就象项羽目前最大的对手刘邦，也曾经是项羽最亲密的战友一样。如果项羽所安排监视义帝的，位于西楚核心的临江、衡山二王，将来有了反意，那么义帝对他们的价值，要远胜于其他诸侯（可以顺理成章的号召楚地民众）。
　　并没有花很久的时间（义帝四月去郴，八月被杀），项羽便想清了这个道理，而他所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让当下还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几个楚地之王，前去诛杀义帝。这样做，似乎将问题彻底解决了，但实际上却更消弱了项羽控制中央之国的合法性。要知道，一个名义上的君主，并不一定在活着的时候，才有利用价值。让那几位楚地的诸侯王，去执行这个拭主的任务，固然可以让他们和自己捆绑在一起，并失去利用这个政治筹码反对自己的机会。但如果是其他的楚人，特别是刘邦借着这件事来质疑西楚的合法性，那么项羽又该如何面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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