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行家：xunmeng1986　　唐强宋富，这已是历史的定论。但学生常问起，既然宋朝比唐还富裕，人口也要多得多，且在宋代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水利工程的兴起，使宋的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众所周知，中国的四大发明中的三项：印刷术、指南针与火药，正是在宋代出现的。那么，为什么富裕了的宋朝，反而强盛不起来呢？　　开封　　唐强宋富，这已是历史的定论。但学生常问起，既然宋朝比唐还富裕，人口也要多得多，且在宋代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水利工程的兴起，使宋的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众所周知，中国的四大发明中的三项：印刷术、指南针与火药，正是在宋代出现的。那么，为什么富裕了的宋朝，反而强盛不起来呢？　　也许，宋代的建筑可以给我们提供某种答案。　　宋代建筑艺术，较之汉唐，发生了相当巨大的变化，这是中国建筑最大的一次转型，它由汉　　唐的雄浑质朴、宏伟大气，转变为宋代的柔丽纤巧、清雅飘逸。最具特征的是，宋代建筑挑檐，不似汉唐的沉实稳重，而是翘立飞扬，极富艺术感，而且相当柔美细腻、轻灵秀逸。这其实较集中体现出了宋代建筑的风格。　　这显然是一种世俗化亦贵族化的表现。而这，可以说是受到唐代晚期市民社会的兴起，及至到宋代，整个社会的市井化、商业化的影响。南宋年间，偏安的国都临安，人口逾百万，但皇族与官吏竟占全城总人口的1／4弱，他们大都是北宋的王公贵戚南下而来的，于是，一般花天酒地，夜夜笙歌。这一来，刺激了城市经营手工业、商业的人口，他们也占去人口的近1／4。酒肆、歌馆、青楼，以及小摊贩，可谓夜以继日，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骄奢淫逸，醉生梦死。与此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也空前繁荣，靠近临安的泉州，一跃为中国第一大港，虽说只红火南宋元初一段，却也可见宋代商贸之昌盛。因此，宋代建筑，正是适应了这种贵族化了的市民社会的生活，食不厌精，寝不厌软，住也就更追求精美、精细与精致了。　　北宋之汴梁、南宋之临安，都形成了官民杂处、商民相间的住宅格局，外城更按商业自然发展而形成了街道，古制的里坊为此瓦解而商业街、夜市出现并兴盛，也就使建筑变得灵活、顺势并富于享乐的世俗意味。园林艺术也在宋代臻于完美。　　耽于享受、疏于治国，外弱而内敛，今朝有酒今朝醉，社会的颓风，不可因高度的富裕而冲淡，反而只会更不可救药，以为能赔给人家几万万两银子、几万匹丝绸，便足以买来平安，照旧可以灯红酒绿，颠鸾倒凤。结果呢，多么美轮美奂的建筑，多么富足的粮仓，也敌不过人家的铁蹄！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中这么写道：“宋朝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著提高。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尤其是宋朝，对外贸易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不管他这一描述是否准确，但是，当时的中国城市，如泉州、广州等，的确已是以商业为中心的城市了，其城市格局，理所当然属商业性而非行政性的，这一来，城市建筑的品格，也就走出了汉唐大一统的模式而出现了新的转换。平心而论，这种转换，在建筑艺术上无疑也是一种发展与进步，所以，宋代的各类建筑都很发达，尽管没汉唐的大气，却在艺术上，也包括技术上，都有相当高的造诣，更贴近人的世俗生活，宋代之“繁华一梦”，都可以从宋城、宋代建筑中看出来。过于艺术化、梦幻化，是否会因此轻飘起来而失重呢？但责任并不在艺术，也不可归咎于梦幻。　　马可·波罗是元代来到中国游历的，他笔下的城市，自然是宋代留下来的繁华、富裕，以致他认为自己到了天堂，甚至他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误译为苏州为“地上的城市”，杭州为“天上的城市”。杭州的民宅，也“建筑华丽、雕梁画栋”；西湖的亭台楼阁，与游艇画舫，相映成趣，让人赏心悦目……光他这些描绘，对于已亡国了的宋朝遗民，当是怎样的一种讽喻——也许，这可以回答文前学生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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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负少年头ABC：1980年，卡斯特罗为了报复美国的经济制裁，放开对港口控制，让15万囚犯、精神病患者和妓女逃难到了美国迈阿密。经过30年，今天迈阿密从一个默默无闻小地方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超级大都市，美国第11大城市，有“中南美贸易金融之都”之称。微评：专制国家把人民当成负担，民主国家把人民当成财富。
　　　　@壹人当关33：【一张震撼人心的老照片】以色列用1027名囚犯换回1名被巴恐怖分子绑架的士兵沙利特，图为总理微笑看着沙与家人拥抱。以色列政府说：“全世界都抛弃了我们，所以我们永远不抛弃自己的人民。”这样的新闻，意涵深远。以一千余而换得国民一名，国小而伟大也。偌大之国而不能惜民，虽大而实蕞尔之侏儒也！——————中印自卫反击战的两个解放军被印度俘虏的俘虏，竟然因为需要公布解放军没有被印度俘虏一个人的牛逼而置之不理几十年。以色列以1027人换一个以色列士兵，如果解放军是以印度俘虏换解放军俘虏可以超过以色列纪录。
　　作者：@人世3尘埃 　　“三和一少”　　1962年，王稼祥上书的那些信及文件，至今没有完全公布。他曾教导属下工作人员，天下事有些是办不到，而且不该办的，而要制止、特别是纠正来自“上面”的“左”的东西是很难的。结果不幸而言中。“从来没有考虑过后果，因为他不是为自己。”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认为丈夫王稼祥是一个富于思考的人，看见一些事情对党和人民不利，他认为自己不说话，就不是一个好党员。　　王稼祥写建议信有一个推动力，那就是1962年初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王稼祥深受鼓舞，他在建议信结尾处加上了这样一段话：“口罗口罗嗦嗦写了一大篇，可能毫无参考价值，只是打扰你们。但既然有这些想法，就写出来，即使是完全错误的，想你们也不会责备和见怪。”这样谦恭的行文仍然引发了复杂的结果。　　据王力回忆：“当时毛主席掰着指头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毛泽东是受到了陈毅小组发言的启发，在批判右倾的大环境中，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联系外交领域，说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他认为，同美苏和印度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对外援“要算政治账”，还要更多地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但他基本认同1960年以来的调整缓和的对外政策，认为斗争是“非常必要的”，但“都是有分寸、有约束的”。毛泽东对陈毅的发言显然很赞赏，在简报上批示“可看，很好”。　　而“三和一少”的即兴发言最终被想插手中联部工作的康生利用了。朱仲丽在《毛泽东与王稼祥——疾风知劲草》一书里记载，“他到处煽风点火，说中联部的错误都是由王稼祥那封信引起的，那封信的要害是提出了'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康生更将“三和一少”，发展为“三降一灭”，还写进了九大的政治报告，即“投降帝国主义、投降现代修正主义、投降反动派和消灭民族解放运动。”而与之针锋相对的是“三斗一多”，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民族解放运动。　　被扣上修正主义帽子的王稼祥及时找到毛泽东当面认错，毛泽东叫他在什么范围内讨论的，就在什么范围内谈谈。尽管一再检讨，“三和一少”还是和“三风”一起被列入重点批判对象。毛泽东将当时对“大跃进”的否定概括为“三风”，即“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他曾多次说过，修正主义就是对外搞“三和一少”，对内搞“三自一包”。　　“历史是最好的裁判官”　　“历史是最好的裁判官”，这是王稼祥在1943年7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说过的话。在该文中，王稼祥首次总结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毛泽东曾经屡次挽救过王稼祥的政治生命，但是1962年以后，王稼祥的政治生涯事实上终结了。　　王稼祥不久便被实际撤销了中联部部长的职务。不再是党的重要领导人，王稼祥搬离了中南海。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儿子王命先忍受不了批斗，投河自杀身亡。王稼祥本人被软禁，朱仲丽被“专案组”定为“现行反革命”，非法拘押在中联部一间朝北的小屋里，一关就是六七个月。康生提出要彻底砸烂中联部这个“三降一灭”制造厂。王稼祥难以承受和应对，由于极度紧张，他产生了精神紊乱和幻觉、幻视症。他不断地喊：“我没有罪！”朱仲丽记述说，“入夜，他仍不时地惊叫。”日，《北京日报》重提所谓“三和一少”妖风。1月24日晚上，王稼祥心脏病发作猝然离世，终年68岁。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三斗一多”战胜了“三和一少”。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提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我国的对外援助也达到了新高。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张郁慧在其论文《中国对外援助研究》引述，进入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曾几次主张大幅增加中国的对外援助。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提出对巴基斯坦的援助要由原来的2亿元增加到5亿元。而1973年，中国对外援助数额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当年对外援助支出达到55.8391亿元人民币。曾经任中联部部长的朱良在《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一文中，亦描述了当时的对外援助金额之大：“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　　1979年，中央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通报指出：“建国二十多年来，根本不存在一条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修正主义路线。中联部的工作和其他外事部门一样，执行的是中央的路线，重大决策都是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定的。工作中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中联部的干部和群众是好的。”　　针对1962年王稼祥上书的非凡勇气，《王稼祥传》作者、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徐则浩，在采访结束后又特地给记者打来电话，复述了当年胡耀邦的一句评语：“总的说来，稼祥同志后半生的成就，并不比前半生逊色，并且为前半生增添了新的光彩。”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三年自然灾害”中国对苏联的债务问题　　对苏联如何不顾中国的经济困难拼命逼债一说，当时大多数中国老百姓也都相信了。但是，苏联的"逼债"是被当时的宣传机器夸大了的。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三年韩战期间苏联提供的军火和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的设备，一共才七十七点五亿元。到一九六一年底，共还掉四十七亿。所谓逼债，不过是一九六○、六一两年间逼迫中国还掉的债，十亿元上下。这数目小得不值一提，再说中国还有钱每年购买几十万两黄金，断无理由怨人家逼债。　　中国对苏联的债务，与大跃进造成的损失完全不可相提并论。据当时的副总理李/先/念说："大跃进......国民收入损失了一千二百亿元"。三年大跃进中，全国计划外的建设投资化了二百四十五亿，大都未取得应有的效益，白白被糟蹋。若用它还债，取其三分之一就把债还清了。　　这些投资之所以白白浪费，多半是因为开工前未经专家论证。譬如甘肃省搞的"引洮工程"就是个实例。按毛/泽/东的说法，"甘肃洮河引水上山，那么大的工程，就是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搞起来的。"该工程是毛/泽/东推行大跃进的样板，规模是不小，几百里的渠道，沿线调集十万民工，从一九五八年一直干到六一年。结果，饿死、累死、打死了上万人不说，工程整个报废，一滴水也没引上山，浪费的金钱难以计数。仅仅在一九六一年内，全国报废的工程就"折合人民币达一百五十亿元"。这刚好是中国对苏债务的一倍！　　其实，苏联的"逼债"并不如官方公开场合下说的那样无情冷酷。当时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一九六一年曾说："去年没搞好，我们应该给苏联的猪肉也没有给，什么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民主德国的也没有给，这个很不好。好呵！你们是大跃进，欠了人家的东西不给，你什么大跃进啊？"可见，苏联并非如中/共告诉人民的那样逼债，一点余地不给。　　至于苏联借粮给中国度荒的事，中/共更加严密封锁，不让任何老百姓知道了。一九六一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东北死人较少，苏方出借粮食是原因之一。可是中/共却毫无感激之情，对人民封锁苏联借粮的消息，一味煽动老百姓的反苏情绪，使老百姓误以为中国的"困难"来自"苏修"破坏，"背信弃义"......。　　一九六○年七月，在中国饿死了数千万人、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中苏交恶，自然加重了在那之后中国的困难，延长了中国人民的痛苦，滞缓了经济复苏。但若毛/泽/东没搞大跃进、没批判赫鲁晓夫的"右/倾/机/会/主/义"，两国绝不至弄到撕破脸皮、剑拔弩张的地步。中苏交恶，受损害的是中国，惹祸的却是毛泽东。至于苏联停止的对华援助的项目和撤走的专家都是在工业建设方面的，并不直接造成饥荒，与几千万非正常死亡毫无关连。更不是造成"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的原因，即便是次要原因也谈不上。看看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就一目了然了。
　　作者：@人世3尘埃 　　“苏修逼债”的真相考证　　核心提要：周恩来把帐算出来，说：“中国尚欠苏联80亿卢布，过去我们每年还5亿，照此算需16年才能还清。如果按8亿计算，则要10年才能还清。”“10年太长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　　（摘自《我眼中的中国政要们》雷兹·马利列著王洪起译） 　　常有人提出“苏修逼债说”，指苏修逼债是1959年大饥荒饿肚子的原因，现引以下资料为考证：　　一、中国欠多少债？　　据周恩来1964年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李先念在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国家预决算报告透露，中国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折合人民币约为五十二亿九千余元，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使用和消耗在朝鲜战争中的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利息，中国方面将于1965年全部还清。照此说法，直到朝鲜停战十年之后，中国人民还在节衣缩食地归还这场战争中拉下的一屁股债务。　　二、中苏决裂在何时？　　苏联单方面中止对华经援协议，撤走专家，发生在1960年7月，当时大饥荒早已酿成，大规模非正常死亡已经发生。此前虽然中苏分歧扩大，苏联中止了几项军事援助，但苏联对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一直在继续。1959年10月，中苏还签订了一项关于科学和技术合作的协定。　　李富春在1960年3月的报告中，还称苏联在1959年继续给了中国巨大的援助，对国民经济的继续大跃进起了重大作用。　　可见，把苏联决裂说成是大饥荒饿肚子的原因，是行不通的。有人鼓吹“饿死三千万人是美帝苏修滔天罪行”，大概也是意识到了此点，于是在文章中偷偷将苏联决裂的时间往前挪到1959年，倒是很费了一番苦心。　　三、谁提出提前还债？　　从周恩来1964年《政府工作报告》看，提前还债似非苏联要求，而是中国主动向苏联提出，用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债务。这很符合毛泽东的性格。　　俗话说，拿人家的气短。毛泽东心高气傲，既然跟苏联翻脸吵将起来，就不能欠人家一屁股债，否则他会觉得很没面子。因此上，哪怕再困难，就算饿肚子当裤子也要将债还清。　　虽然苏方并不要求提前还债，毛泽东却是一定要争这口气的。　　吴冷西的回忆也涉及此事　　日，苏联以中国不信任苏联专家、不尊重苏联专家建议以及向苏联专家散发反苏文章为由，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　　毛泽东即于18日在北戴河会议上大谈自力更生问题。虽然苏联照会并未提出还债问题，毛泽东却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请苏联欠帐。　　周恩来把帐算出来，说“中国尚欠苏联80亿卢布，过去我们每年还5亿，照此算需16年才能还清。如果按8亿计算，则要10年才能还清。”“10年太长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　　（此段摘自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　　中共中央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上千万的中国农民，正死于饥饿。　　四、援外知多少？　　毛泽东要挣面子，不止于提前还债，而且让人民节衣缩食拿出大把银子无偿地援助小兄弟。　　本来，年，出于大跃进的需要，国内财政紧张，对外援助已经大幅度缩减了。中苏翻脸后，中国随即大幅度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大饥荒中的1961年，援外支出即已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自1962年起，援外更是大幅超过了偿债。　　1961年4月份，中国报刊上曾相继刊载两则耐人寻味的外贸消息。其一乃是日《中苏贸易会谈公报》。公报说，对于中国因农业遭灾而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对苏联欠帐问题，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帐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　　苏联还建议，在这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中国方面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建议。（见日《人民日报》）　　其二则是4月25日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经济会谈公报，称中国政府同意对阿尔巴尼亚在建设化学、冶金、电力、建筑材料、轻工业等二十五个项目方面，提供成套设备和给予技术援助。同时，中国还同意向阿尔巴尼亚供应粮食和其他主要食品，虽然中国人民当时正在饿肚子。（日《人民日报》）　　就这样，大把大把的银子流水般散给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古巴等等。据说，他们的建设工作做好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增强了，就是对中国人民的大力支援。
　　作者：@人世3尘埃 　　周恩来1964年《政府工作报告》节录：　　我们在经济困难期间，不但没有借一文钱的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使用和消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市，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过去向苏联借的五十万吨食糖，今年已经还了二十万吨，其余的二十万吨，准备提前在一九六五年全部还清。前几年我们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欠帐，现在已经全部提前还清。不仅如此，这一期间我们还节衣缩食，拿出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预计到一九六四年年底，我国的对外援助共计支出人民币六十六亿七千万元，其中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四年支出的为三十五亿五千万元，占百分之五十三。　　李先念《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节录：　　在1961年和1962年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既没有举借新的外债，也没有发行国内公债，并且还偿还了到期的债务。我国的建设资金，向来是自力更生、依靠自己增产节约来积累的。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即从1950年到1957年，我国财政收入中的外债收入，折合人民币计算，共为529,400万元，只占同一时期财政收入总数1,736亿元的3.05％。这就是说，96.95％的资金，是靠我们自己解决的　　第二个五年期间，我国的财政，已经没有新的外债收入，而只有偿还外债的支出。自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借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共为574,300万元。到1962年底，我们已经偿还了528,900万元，　　只剩下45,400万元，将按照协定在1965年年底以前全部还完。内债方面，从1950年到1958年，国家发行的国内公债和应付利息共为482,000万元，到1962年底，已经偿还了270,200万元，还有211,800万元，将按照原来的规定，到1968年分年还完。　　这两年．尽管我们自己有很大的困难，我们还是根据可能的条件和量力而行的原则，积极地援助了某些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亚洲、非洲民族主义国家。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1961年和1962年，对外援助支出合计为137,300万元。连同前三年的对外援助支出，五年总计236,200万。其中：援助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等社会文义国家的部分，为186,600万；援助亚洲、非洲民族主义国家的部分，为49,600万元。　　我们的援助是真诚的，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是真诚帮助他们在经济上实现自力更生的方针的。这种国际援助又是相互的；一方面，我们在资金、物资和技术上支援了他们；另一方面，他们的建设工作做好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增强了，也是对我们的大力支援。　　慷慨援助小兄弟：运粮船中途转向　　1962年，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签署了一项基础协议。概括这项协议，即中国方面将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一批数量可观的小麦。那时，我们十分需要粮食，因为除了苏联撕毁协议造成的损失之外，严重的干旱使库存小麦几乎告罄，只够维持短短几周的需要。我们的外贸部门坚持要求中国按照双方签订的基础协议，将小麦紧急运往我们的港口，但小麦迟迟没有发出。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北京要求会见李强，他当时是中国外贸部的部长。我与他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具体交谈。　　“我是为了小麦的事情来打搅您的，”我说：“您知道这件事。我接到地拉那的通知说，那里的经济状况和食品供应状况十分严重，而授权执行两国政府协议的中国公司还没有行动起来。可能的话，请您下达指示，将小麦紧急运往我们的港口。”　　“很遗憾，”李强回答说，“我们手头也没有小麦，因此没法发货。”我要求履行政府协议，但他不改初衷，坚持说“我们没有小麦，我们自己也需要大批小麦。”尽管我对他解释，阿尔巴尼亚对小麦的需求量，对于中国非常巨大的需求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在签订协议时，就知道这种情况。但是，在发运小麦的问题上，李强没有给我任何希望。　　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考虑到阿尔巴尼亚对口粮的迫切需要，我决定见刘少奇主席。但为了避免专门的会见，我利用了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招待会的机会。招待会是为欢迎某位国家元首到北京访问而举行的。　　晚宴结束后，我径直向中国领导人走去，向刘少奇主席问候，然后向他提出，根据协议应当发运小麦的事。他知道这件事。我还简短地向他陈述了与李强的谈话。我们站着说了一会儿，刘少奇主席就对我说：“别着急，我来关心这件事。　　第二天一大早，中国外交部通知我，李先念副总理〔他主管国家经济〕将于8点钟见我。李先念曾经访问过阿尔巴尼亚，十分了解那里的经济状况。　　李先念对我说，中国不能在预定的时间内发运小麦，是因为中国也遇到了很大困难，但考虑到阿尔巴尼亚的需要更为迫切，“我们再次进行了研究，并已指示中国有关公司，把从加拿大购买的小麦转运给你们。阿尔巴尼亚所需数量的小麦，即刻发往你们的卸货港口。”　　短短几天后，航行在大西洋上的几艘满载着运往中国的小麦轮船，接到命令后，改变了航向，驶抵阿尔巴尼亚港口并卸了小麦。就这样，阿尔巴尼亚人民依靠中国的慷慨援助，度过了因干旱再度加重了的缺粮危机。　　“文化大革命”不但把国内的关系搞乱了，同样也把国际关系搞乱了。　　当时人们在国内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国际上也同样用阶级斗争的观念看问题。按照这个理论去分析国外的“帝修反”，他们就相当于国内的“地富反坏右”，按照“文化大革命”的逻辑，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或者也叫“富人都是蝎子心”。发达国家为什么会“发达”？是因为能剥削别的国家才成了大款，在我们眼里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地主”和“富农”，都是我们势不两立的天生敌人。　　那时我们与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两大支柱。苏联比我国建国早，经济发达程度高，而我国是刚刚建立共和国，一穷二白。由于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又是邻国，所以在刚建国时苏联从各个方面对我国进行援助，帮助我们建设现代化。苏联“老大哥”在各个领域派出专家前往我国，比如在建筑方面，今天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和展览馆都是当时苏联专家帮助设计、建造的，著名的莫斯科餐厅也是那时的产物。北京一些建筑至今都保持着苏联建筑特有的风格。这不能不说是我们与苏联老大哥交好的历史见证。到了“文革”期间，在阶级斗争观念下看问题，这时提出了一个概念——“苏修”。“苏修”是“苏联修正主义”的简称。　　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间，一直保持“亲密无间”的中苏两党突然翻脸相向，中共批判苏共是“修正主义”，苏共则指中共为“教条主义”，双方起初密函对责，继而公开论战，由意识形态之争发展到指着对方领袖点名道姓地互骂，两党、两国关系遂急剧恶化，终致爆发1969年的中苏边界珍宝岛武装冲突。“老大哥”一下子变成了“苏修”，后来居上成了我们的“首席敌人”，赫鲁晓夫作为“苏修”头目就成了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眼中钉”和“肉中刺”，最担心的是在自己队伍里培养“代理人”，在我们的政治舞台上“克隆”出“小赫鲁晓夫”。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为了钳制苏联，中国于1972年与美国复好。“中苏大论战”的遗恨延续了30年，直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两党的关系才算回归到正常化。
　　作者：@人世3尘埃　　《当前形势怀感》　　一、前言　　参加农村基层上作，已八年有余，俯首回顾，百感交集，尤其在当前困外形势下，其所见所闻，势如汹涌狂涛，冲击心膛。每于激动之余，口述笔道．常至情不自禁。　　　这篇“怀感”不是向上级领导“报喜”，而是“报忧”。但就目前形势而言，“报忧”重于“报喜”。因之“怀感”所及，似颇多“苦口之药”与“逆耳之言”。　　这篇“怀感”于各节申述中，不少雷同重叠之处，所以然者，皆在不同角度，用不同比喻，反复说明问题。　　这篇“怀感”属个人见解，或为“一叶知秋，异地皆然”。或为“坐井观天”而流于管窥之谬。而其所道所说系实践事实与亲身体验，真实程度，颇堪自信。　　这篇“怀感”因限于个人水平，仅止“感情”认识的汇集，未“理性”台阶的推理，又因阅读不多而引证绝少。　　这篇“怀感”，除“如实反映情况”并表达个人见解外，诸如锻炼、习写，亦在“原旨”之数。　　这篇“怀感”拟邮寄有关领导单位及个人，作为研究参考之用，并望赐复指正是幸。只将“怀感”所及，分别记述如后：　　二、忆“撤退延安”　　1947年4月间，我党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以后形势的发展说明这一步骤是极其英明而果断的。当行将“主动撤离延安”的时候，有些同志思想搞不通，认为延安为党中央所在地，……一旦“撤守”，无论国际视听，人心士气都将影响很大，必须尽全力保卫才好。当时果真按照这样观点去作，不但保卫不住延安，并将于“被动撤离”之后，欲自图收复，诚为难矣。　　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英明领导之下，河今暗而昨明？这种情况，已经是一望而知的事实，用不着连篇累牍的再行分析了。　　看来形势是逼人的。不过困难的克服，倒是很易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尽速的应用于当前形势，诸如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开放，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见以下各节。关于“关于一类物资自由市场开放”问题前曾写有专题。　　几年来，我们是朝着退的方向做的，并且收到效果。不过还未到家，应进一步就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方针作全面彻底的调整，直到困难克服而后止。　　三、处方　　医生对病者的诊断过程：始则“望、闻、问、切”，进而分析研究对病情作出判断，然后开“处方”以治之。在处方将用未用之前，处方的效果，尚属医生估计分析的可能性阶段；而处方之真正有效与否，需以病患者服药之后，病情如何以为断。处方未用前，仅属可能性的效果，过早的当成现实的效果，则是不妥当的，病患者病情的好转与痊愈，才是处方有效的验证，反之则反矣。　　当患者服药之后，病情未见好转，或仅有好转而迟迟不能痊愈时，可尽快的重新调整处方，直至病情痊愈而后止。　　同理，为了克服当前的困难，我们已经采取了不少措施，并且估计所采取的措施对于当前克服困难会收到效果。而我们不能认为困难已经得到克服，我们必须密切注视措施应用的效果，发现不能解决困难时，就得及时的考虑改用新的方法，于是我们克服困难的措施的应用和调整，则要到困难得到彻底克服而后止。目前我们已经采取的步骤“三大政策”……等，不能认为是克服当前困难应用措施的最后一步。　　四、腰带　　一个人勒条“腰带”，走起路来会感到紧凑轻便，不然就会觉涣散无力。看来勒条腰带倒是十分有用的。不过所谓有用也只仅是一条而已；如三条五条的把浑身都捆起来，那即使是一个走起路来健步如飞的人，也动弹不得。　　再者，腰带的有用除了仅有一条而外，而缠在腰里的腰带，一定要松、紧适度，过于松了固然不行，而过于紧了，倒会令人气喘。　　目前我们国家的整个国民经济形势，是否有气喘的象征？是否存在着浑身捆着腰带，动弹不得的意味？果有之，只有解带松腰才能气和神安；只有腰间仅缠一带其余皆尽解，才能手动脚灵。　　按国民经济形似人身，中、小型工商业自由生产，农村包干任务外的自由贸易，则为人身的手足。无人身，手足无依附，无手足，人身失所能，两者相依相成，关联互赖。理由明显，毋容赘述。　　五“改造”与“节制”　　几年来，尤其是近两年来，市场供应情况，显得特别紧张。回顾一下这种紧张情况，是发生在1954年开始私人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改造开头两年，还不太看出，这是因为原来社会商品有储存，继续维系着市场的供应的结果。而紧张程度的与年俱增，应看作是原有储存逐年消耗然（这与在农业合作化开头几年用单干时土地遗留下来的肥力长了几年好庄稼，以后则每况愈下的情形是十分相象的）。虽然说市场紧张程度的与年俱增，不尽属于此，但属其中主要因素之一，则是可以肯定的。　　按说私营工商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生产力得到解放，产品逐年增多，从而市场供应亦当臼渐充盈，但其结果，却正相反，对此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追求所以致此原因：首先改造的面过广，把还不适于“改造”的中、小型工商业都统统改造了。这样旧的生产关系破坏了，新的生产关系因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迟迟不能形成（或是形成了而生产效率反不如从前），从而出现工、农业脱节现象。农业生产迟迟不前，不能给工业提供足够的原料，关于第二个问题属“外在”问题，第一个问题则是“工商业改造”本身问题，就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基础看，除了较大的私人工商业可以采取改造的步骤外，一般中、小型工商业，只宜采取“节制”的方法（按即孙中山先生的“节制资本”），节制其使之不足以操纵国计民生，仅取其合法利润，这与“恢复单干”一节中土地到户，权归集体，既能促进生产，又可堵塞阶级两极分化是一样的。于是我们目前的工商业政策，应在一定程度上，用温和的“节制”方法代替“改造”的手段。
　　作者：@人世3尘埃 　　六、“恢复单干”　　近来农村中不断有“恢复单干”的传说，这种传说我们不能认为是“别有用心”者的造谣，说它是目前农民群众单干思想倾向的反映，则是比较妥当的。如果目前农村群众在思想上有的存在着恢复单干的愿望，那么他所希望恢复单干是否就是合作化前那样的单干呢？就目前群众的认识水平和交谈情况来看，多半数“是”，少半数“不是”；属于是者，这里且不必说，属于不是者，却有必要提出讨论。　　目前有不少的人在认识上觉得现在再要恢复单干，就不必恢复合作化前那样的单干，而是以新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单干形式出现。这种单干，其所以有别于合作化前的那种单干，正是因为：土地虽分到户，而地权仍归集体所有，牲曰农具可以私有，但不能买卖，也不能出租，劳动致富，生产发家，剥削行为概不能有。　　就目前农村客观形势来看，社员集体观念太差，近两年来，更是这样。农村基层干部尤其是生产队一级干部领导水平过低，远不能适应生产队工作需要，任务过重，力气过怯。　　按：社员集体观念太差，干部领导水平低，看来是个教育锻炼问题，而锻炼和教育，则是长期的，而当前存在的问题，却要求“立竿见影”。　　按：新的单千形式，既能适应当前客观条件，又符合按劳分配杜绝剥削的社会主义原则，堵塞了农村阶级的两极分化。至于将来如何适应机耕问题，他们认为不必采取酒席摆好，还没有客的等待办法（土地老早就连了片迟迟不见机耕来）。领导集体生产的基层干部等条件都具备了，然后根据群众自愿，因势利导的朝着集体促进。　　按：“分田到户”，不是要求一律单干，而是愿意单干者，可以允许，愿集体者可以另行自愿结合，这样集体与单干两种形式，同时并存。估计这样因皆出于个人自愿，生产是会搞好的。如在合作化时虽说“人社自愿”，实际多为“大势所趋”，现在采取自愿，正是补救了过去的不自愿。农业合作化以来，生产所以停滞不前，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初多数不是出于真正自愿有关。　　有人虑及分田到户于国际视听有碍。其实人民公社依旧保留，分田到户仍归公社领导，为公社社员。至于集体与单干之间的领导关系——单干到户，归队领导，还是归公社直接领导，可以另行研究。　　七、“过”与“退”　　据医生朋友们谈：人所患病症中，有所谓“并发症”，即如患麻疹引起肺炎，患“急性高热”引起脑症状——昏迷、抽风等，以上两点皆为“并发症”，又据谈前者病之“本”，后者病之“标”，治疗之道以治本为主，标则兼而治之。把这与克服当前革命工作中的困难比较，道理也是一样的。目前我们工作中存在的困难是很“严重”的，而这“严重”困难的造成，自有其根本的渊源——“病之本”。而目前存在诸如粮食困难，市场供应紧张，并由此产生的走后门、投机倒把、盗窃事故、逃荒迁移，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意志消沉，丧失信心，怨声一片，不安心工作，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谊情寡淡等不正常的精神表现，统属于“病之标”。对于这些存在的问题如何设法消除，则属于兼而治之的事；要希望问题能够尽快的获得根本的解决，那就只能是探索渊源而治其本了。　　现在进一步我们要问：目前严重困难产生的渊源是什么？而克服的根本办法又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必多所引证，只就“过”与“退”二字略作申述。　　所谓“过”与“退”者，如某甲赴某村，距十里，行之十五里过五里，退三里，犹过二里，退十里，复又不及五里，终退五里始抵村境而止。想来我们目前严重困难产生的渊源是走“过”五里路的问题，因之克服困难的根本办法，也就只是退五里的问题了，几年来，总的形势我们是在退。至于迄今为止，我们已经退了几里？还需再退几里？这是我们所要提出进一步共同讨论的问题。　　我自己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这个既穷又白的薄弱基础上，由1949年解放起到1955年合作化为止，仅只六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就真的完成了吗？答复是否定的。并且要在短短的六年时间内，把一个具有六亿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强大的工业国家，无论如何是不能想象的事。　　有人曾经说过：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当两步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那么如果说，我们第一步没有走好，第二步怎么会走好呢？　　按说新民主主义建设需要二三十年，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的转化过程，又需要二三十年，由此看来，像我们过去所做的显然是拔苗助长，违犯了客观规律。　　从上述情况看来，回答我们需要再退几里的问题，是很简单的。工商业政策方面，大体遵循孙中山先生“节制私人资本，发展国家资本”的原则。农业方面，按照集体、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的原则。这是养鸡取蛋，有别于杀鸡取蛋，这是釜底抽薪，有别于扬汤止沸，这是根本之道，有别于治标之法，这是我们要退的终点。　　八、“走后门”　　“走后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人人都很明白，就不再说了。走后门这回事是什么时候才有的？大家都还记得，是从1958年开始露头。从这以后，逐年显著，到目前为止，已经成为普遍的事实了。　　因为“走后门”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前次在工商企业中还大力地反过一次。从这以后，走后门的事，比起从前少了些，不过采取这种反的办法要收到绝对的堵塞后门的效果是不可能的，至于如何彻底消灭走后门的问题，下面好来说它。　　近来自行车标价六百余元，大量出售，顾者虽亦不少，而排队争购之局，已见敛迹。何以至此？缘自用者购之，欲之渔利者却步使然。　　“高价”自行车的出售情况，给我们提示走后门这件事的根源，以及消灭走后门的根本办法，这就是：①牌价与黑市价格差距过远，暴刊过大，把这与目前群众觉悟水平结合起来，有如“风流少女”与“贪花浪子”，欲求不拈污，是不可能的；②凡出售给农村的一切工业产品，皆以高价出售，农产品及原料收购以高价付之，统购派购的农产品任务，以满足农业以外靠工资吃饭（设目前工资不变）的各行业人口的生活需要为度。　　这样以来，黑市不存在了，走后门的路彻底根断了，投机倒把的事情随着相应减少，以致消失。至于因各地区之间的物价参差，而进行贩卖从中渔利者，我们应从积极方面把它看成是促进物资交流的正当行为，不能与走后门式的投机倒把相提并论。
　　作者：@人世3尘埃 　　九、市场管理　　按国家统购政策，一类物资是不许上市的。但就目前形势看，一类物资自由交易的行为，已成为普遍存在的事实，并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这对一些领导同志来说，也是很清楚的。　　可以设想，如果我们对一类物资采取严格控制、坚决取缔的办法，不但得不到什么好处，反而会使粮、棉、油等物资供应情况更加紧张。尤其春荒时期，粮食的困难程度更为加深。也正因为如此，所谓不合法的一类物资自由交易行为，才能以公开的秘密形式，普遍的出现，并一直存在着。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有关市场管理问题如馍、饭、蛋、肉、莲藕等自由交易，就无必要再加禁止了。　　按目前国营、集体经营的食堂等行业的供应情况，远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因此可以借助自由交易的支援，共同满足群众的要求。这难道还有什么害处吗？有的同志认为，这样会助长投机倒把。其实这是见木不见林的办法。我认为投机倒把是兴大利中的小弊，就像因为抱小鸡才发生鹞子抓鸡的事，我们能因怕鹞子抓鸡就不抱小鸡了？看来真正的鹞子要防，而鸡终是要抱的。　　入春以来，户县市场管理工作中，曾有过几次大收，包括馍、肉、蛋等。其结果，除了引起群众一片怨声，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供应紧张情况外，看不出有什么好处；并且在所收东西（馍、蛋、肉）的处理上引起群众的种种怀疑和不满。　　一○、烦琐的哲学　　据说毛泽东主席把“农业社”（后改为队）每年制定的“三包方案”称之为“烦琐的哲学”，也正因为这部哲学过于烦琐，现在已决定不再采用它了。然而放眼看来，我们工作的各项措施和方法，可称之为烦琐哲学的，倒不仅限于三包方案。这里试举一、二件小事谈起。　　今年二月间，给我队的鸡蛋派购任务是十八斤，所辖生产队九个，每队平均二斤，将任务落实。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所做具体手续如下：①供销社同志送来红糖九斤，②大队向各队下达派购鸡蛋任务，并通知把蛋送到大队。③因蛋价低，社员售蛋不踊跃，组织干部做思想动员工作。④大队干部称收各队交来的鸡蛋，并按规定，每斤蛋付红糖半斤。⑤供销社按每斤蛋奖售半斤粮的规定，又送来包谷9斤，并叮咛发给各队。⑥按糖、粮、蛋各自计价，并向队找补价款。⑦大队通知各生产队领取奖售粮——包谷一市斤——又领找价九角八。⑧各队原来所交鸡蛋，有的来自社员各户，各户所得粮为几两几钱，款为几角几分，逐户称粮点款。⑨大队分粮、糖中或多或少总有损耗，书写证明财务队长签字，再作帐务处理。⑩完成任务过程中，无论蛋的交纳，糖、粮款的领取，须催逼再三，令人大害头痛。　　以上收购十八斤鸡蛋的手续，看来是够烦琐的了！而目前这种烦琐并不限于我队，也不限于鸡蛋收购一项。　　另外，在“计划供应”中，有过这样一回事：供销社给我大队配套了带碱煮青颜料六包计六市斤。全大队二百八十六户，每户平均二分多些，如何分配呢？十分作难，谁家需要就给谁家吧，其实谁家都需要。既想不出妥当办法，又不敢叫群众知道，怕闹出纠纷，只好暗里一户一包分配给认为“需要”的个别户（其实这是不合理的，但又无法合理）。　　关于鸡蛋收购问题，我曾向供销社收购蛋的一位同志说过，你们门市部如果用自由市场或稍高于自由市场的价格收购鸡蛋，不但手续简便，而且收购率将会数倍提高。如果认为高价赔本，何不高售、高购？这样以高对高，虽高何妨？这位同志答：有理。　　关于以高对高的办法，其好处还不仅止此而已，内中还包含着通过价值法则，鼓励养鸡取蛋的积极作用。而所出售的东西，又会为最需要者购之。以上所举仅一、二例，然而“一叶知秋，异地皆然。”　　一一、双程轨道　　双程轨道，车可对开，东来西往，互无妨碍。如双轨交叠，则相与冲突而互为路障，甚或撞击而两车俱伤。再者，车之交替往来，如环之周而复始，循环无息，设无东来之车，西来之车可尽，无西往之车，东来之车可竭。　　借用上述比喻，说明民主集中制中，集中上去与贯彻下来，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是颇为适宜。按：广大群众的意志是通过集中那条轨道集中上去的。集中上去的意志，经过加工整理，作出决议，又通过统一领导的那条轨道贯彻下来。这个一上一下，有如两套列车沿着各自轨道，相对而开，而互无妨碍。当群众意志与现行政策哪怕是当时正在特别强调执行的政策发生矛盾时，必须保证群众意志尽快的向上集中，从而让现行政策中，可能存在的偏差，及时得到纠正。同时现行政策未经上级指示，不能任意改变违犯统一领导的原则，不然现行政策压住群众意志，不能舒畅的向上集中，群众意志顶住现行政策，使之不能正确及时的向下贯彻，这就成为双轨重叠，两车对开，中途相遇不避，两撞俱伤了。如果群众意志，能够广泛及时而正确的集中上去，进而才能有及时的切合实际的政策贯彻下来，更能不断的集中上去，又不断贯彻下来，那就形似对开之车，交替往来，如环之周而复始，回转不息。进而言之，群众的意志如果停于下，则作为制定国家政策的泉源，就会竭于上，故曰：无西车之来，东来之车可尽，无东来之车，西去之车可竭。此为因果交应，互为渊源。　　从以上情况看来，群众意志能否广泛、正确而及时的集中上去，是能否正确制定与贯彻政策的唯一关键。于是广开思路，调查研究，重视群众反映，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就显得万分重要了。　　　以下再就一部分人对民主集中制的社会问题，简单的谈谈。听到有些人说，我们是民主的，也是集中的。又有人说，我们不能光讲民主，民主还有个集中制呢！从字面上讲，他们倒像没有说错，但从他们对民主集中制的真正领会程序方面去了解，就会觉得他们的认识是很错误的，他们把民主与集中两个概念对立起来看待，认为民主与集中，就是一半民主，一半集中（意为集中就是专制——不民主），或群众作一半主，干部作一半主，或者既不是百分之百的民主，也不是百分之百的集中（即专制）、而是民主与集中（专制）简单结合，或折衷并容。显然这种认识，是十分谬误的！应该知道，我们是人民民主的国家，就人民民主而言，我们的民主是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民主，我们的民主是通过高度民意集中，体现出真正的民主，因之民主与集中，两者是互相关联表里为一的，不能当成两个对立的东西去看待它！
　　作者：@人世3尘埃 　　一二、提建议有感　　两三年来，先后提书面建议多次。建议内容，有为国家政策，有为情况反映。发送单位十六（各级党委），份数计三十一，园（圆）满作复者五，泛泛回复者六，余皆挂号回执而已。　　对此虽然遗憾，然一转念间，亦不甚介意，而最可令人深思者，信之不复，封群众建议之口，复之潦草，冷人民热爱集体之心，何言密切党群关系，对此之作岂可得乎！又次，气可鼓而不可泄。实泄也，非鼓也！按调查研究，旨在材料汇集，借作政策研究之依据，今材料送上门来，而又漠漠然置若罔闻，忙乎？重视不够平？究何属！不得而知！仅此提出，引起注意是幸！　　　后记　　“前言”一节，尚有余意未尽，兹随释于后：　　（一）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有的同志说：三座大山推倒，革命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任务就算完成了，从此以后，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了，我觉得这中间并不存在什么问题，就以第七节中所提的把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说成是社会主义初期建设任务，也是可以的。　　（二）第二节中，“濒十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数语，是否有分量过重之处，经考虑再三，确认无偏误，不欲掩耳盗铃，欺人自欺，终于如实表述如上。　　（三）第六节中，劳动致富、生产发家两句话是解放后合作化前，我们所提出的，但就目前农业牛产水平看，“老话重提”，还是很适用的。　　陕西省户县城关镇七一大队　　党员　杨伟名　贾生财　赵振肉　　日　　注：本文最初由杨伟名发表署名　　一九六○年一、二月间，全国各地饿死的农民以成百成千万计，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不顾全国人民、包括该报编辑记者都在饿肚子的事实，日复一日地朦骗世人、粉饰太平。人民从《人民日报》上只看到《从长江到黄河流域揭开夏季大丰收的序幕》的喜讯，字里行间找不出一丝一毫饿死人的迹象。甘肃和四川都饿死了十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可是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人民日报》上宣告：“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促进了农业的大跃进。”四川省委办的《上游》杂志也在吹嘘“农业战线上仍然是连战连捷，情况良好，是持续大跃进的形势……”（１）　　不过，十月一日国庆节那天，《人民日报》突然一反常态，强调起天灾来：“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特别荒诞的是，此时各地饿死的农民至少已达两千万，《人民日报》竟公然欺人欺天，宣布：“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好象农村中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似的！　　到了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中央发布八届九中全会公报，宣称“在一九五九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之后，一九六○年又遭到百年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正式将国民经济的“困难”归诸于“两年严重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２）到一九六二年，“两年”变为“三年”，从此“三年自然灾害”就成了对“困难”的官方解释。官家成功地用谎言蒙住了城里人，许多中国人居然至今一开口还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如何如何……　　中国这块黄土地，自然条件不算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就是丰、平、歉年交替，丰、平、歉大致相当。天灾在所难免，翻开《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３），天灾几乎年年都有，但总是地区性的，根本没有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遍布全国的天灾，更不要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了。偌大一个中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一省或数省遭灾，绝不至造成全国大饥荒。正如一九六三年河北霸县王五房村的一位老农对县委派去的工作组说：“旧社会再不好，这么大个国家，也不可能全国水洗了一样的挨饿，总会有个地方你能去逃荒要饭吃。这可好，六○年一到，全国都一样，无处躲藏。许多人干瞪着眼睛饿死……”（４）　　邓小平在一九六一年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曾说：“三年来……天灾不是主要的，人祸是主要的。”（５）所谓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完全是编造出来。就全国而言，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有不少天灾；一九五八年则是个难得的好年头。一九五九年有自然灾害，但成灾面积（丁注：中国国家统计局将因灾减产百分之三十以上定为“成灾”）低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６）而一九五六和一九五七年都没有发生饥馑。可见一九五九年并无却无影响全局、足以引致全国大饥荒的天灾。当全国范围的饥馑从一九五九年秋收后两个月开始、农民成百万成百万地饿死时，中国并没有严重的天灾。　　譬如，“湖南发生粮荒并出现人口非正常死亡是在一九六○年和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一年春刘少奇前往调查时曾询问农民天灾的情形，得到的回答是“天灾有，但是小。”随刘一起调查的夫人王光美也说：“湖南那两年，虽不是风调雨顺，但并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７）又如甘肃，黄土高原历来的问题是干旱，而一九五九年并没有可引致全省饥馑的天灾。陕西、甘肃两省自一九二九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是在一九九二年，（８）一九五九、六○年的旱情甚至还比不上一九七一、七二年，可见甘肃的非正常死亡也与老天爷无关。　　四川省一九五七和一九五八年都风调雨顺，气候出奇地好，全省范围基本没有天灾。可是一九五八、五九年的非正常死亡已分别高达一百○三万、二百五十七万，可见饿死人与老天爷毫无关系。特别只得一提的是成都平原上的粮仓——都江堰灌区所在的灌县，饿死四万多人，这是两千年来从未出现过的。而造成此大规模饥馑的唯一原因，说来也很简单：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国家分别征购了百分之四十四和百分之五十的粮食，而以往仅征购百分之三十。（９）　　四川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有旱灾，这正是丰、平、歉年交替的规律，决不至饿死人，更不至成百万成百万地死人。纵观四川历史，人口曾两次锐减。一次是十三世纪宋末元初，蒙古军队几次攻破成都等数十城，大肆掳掠，“搜杀不遗”。川人长达三十多年的抵抗最终被入侵的元军打垮后，许多县“宋代遗民惨遭杀戮，或徙或逃，无复存者”，全川六百万人只剩下不到一百万。又一次是十七世纪明末清初，张献忠造反、清兵入侵，兵祸绵延几十年，人口由三百多万锐减至五十万。（１０）政府不得不组织往四川移民，谓之“湖广填四川”。那两次灾难虽也属人祸，与一九六○年的灾难毕竟不同。一九六○年的中国，既无内乱、又无外患，却饿死了那么多人，真是中外古今历史上绝无仅有之事！　　鱼米之乡湖北也一样，“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真可以说是风调雨顺。”但是，“一九五九年春节之后……开始发现饿死人的事情。”（１１）这显然也与天灾毫无关系。一九五八年大放粮食“高产卫星”时，河南省偃师县岳滩大队负责人刘应祥怕当“白旗”，不得不虚报产量，宣布全大队平均“小麦亩产千斤”。可是他和几位大队干部同时做了个手脚，压缩了该队的耕地面积，这样总产量就没有夸大，于是也不用把口粮拿去充“余粮”上交了。结果是：“随后两年河南不少地方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时，岳滩大队没有饿死一个人。”（１２）这个例子从反面证明了灾难非由天灾所致。非正常死亡与天灾无关，若以县为单位来分析，可以看得更清楚。以每六个人就死了一个的安徽全椒县为例，一九五七年、五八年、六○年都没有天灾，仅一九五九年有轻度旱灾，旱情比一九六六年、六七年两个夏天都轻得多。“人口死亡率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四川井研县也是这样，一九五八年没有天灾，五九年仅有轻度水灾。一九六○年的夏旱与一九四三年程度相同，远不如一九三七年的旱情严重，也是不该死人的轻灾。可是每八个人就饿死了一个。（１３）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甘肃武山县，那几年什么天灾也没有。从一九五八年起，公社食堂就“吃饭不要钱”，放开肚子吃饭，一直吃到一九五九年底。直到粮食吃光、发现要不要钱都没饭吃的时候，已为时太晚。三分之一社员死去，与老天爷毫无关系。云南昆明郊区撒梅族人集居的阿拉人民公社也是这样。二十年后一位学者前去调查时，人们告诉他，那几年气候好得很，四季如春象往常一样，可是该公社也死了数百人。（１４）
　　作者：@人世3尘埃 　　一九六○年七月三日，贵州省委书记李景膺向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汇报“遵义事件”，说遵义大批人饿死“主要责任在于县、市委。”“第一，他们……以粗暴的办法扣发口粮，大搞反瞒产运动。第二，他们报喜不报忧……第三，对人民生命漠不关心。第四，混进干部队伍里的坏分子、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乘机进行破坏，残害人民。此外，从遵义地委来说，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１５）他完全没有提到天灾。可见贵州一九六○年春严重的非正常死亡也不是天灾造成的。全国普遍饿死人的灾难始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许多地方秋收甫结束、粮食被“国家征购”后不久就开始了。广西扶绥县是个典型的例子。“素称鱼米之乡的那江公社板包大队……秋收后口粮标准由上半年每月人均三十市斤下降到二十市斤谷……死亡率达百分之八点七”。（１６）　　从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年夏收前那几个月间饿死的农民不是天灾的受害者。一九六○年是否有“自然灾害”，与这场灾难无关。一九六○年的天灾只是使饥馑持续而已。一九六○年，整个华北干旱，山东亦干旱少雨，一九六一年夏收因而大幅减产，比一九六○年减产了一半。但早在那之前一年，山东的农民已成百万地饿死，与老天爷的确无关。河北省的天灾也是在一九六○年，位于北京西北方一百公里处的官厅水库，水位降到死水位以下。（１７）但在那干旱发生之前，大批河北农民已经死去了。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曾在笔记里抨击毛泽东的政策：“出口过多，并且一度在国外采取倾销政策。”“为了完成猪肉出口任务，规定农村三个月不杀猪”（１８）（三个月内禁止农民杀猪自己吃）。彭抓住了问题的症结。大量出口搞征购得来的粮食，正是一系列导致数千万农民饿死的错误中极重要的一环。　　与一九五七年相比，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减少了一千五百万吨，出口却增加了二百二十三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多了一倍以上。（１９）这完全超出了当时中国的国力。出口的粮食很大一部分是各省搜刮的农民的口粮。仅那增加出口的二百二十三万吨粮食就够四千万人吃几个月，足以从一九五九年求熬到一九六○年夏收。然而，这些粮食都被地方干部当做大跃进的伟大成果交给了国家，转而被政府运到国外去换硬通货了。进入一九六○年，各地农民正成百万成百万地饿死，中国的粮食却在一船船地运往国外。一九六○年又出口了二百六十五万吨！（２０）　　要是留下出口的粮食，哪怕只把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出口的六百八十万吨粮食留下一半（六十八亿斤），送到缺粮最严重的地区，濒临饿死的农民是可以得救的。然而，这不可能。因为中共中央的管家周恩来对粮食情况两眼一摸黑。一九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即饿死人的最高峰时期，中共中央竟发出了这样一个乐观的文件：“当前粮食形势好得很。国家粮食库存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底三四三亿斤的基础上，一九六○年六月底将达到五百亿斤……”而实际一九六○年六月底，全国的粮食库存仅一百二十七亿斤，少得甚至不敷粮库的铺底和正常周转。正是在对粮食不摸底的情况下，周恩来作出了一个极其荒诞的决定。当时外贸部有人主张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换取外汇购买粮食，可是周恩来却认为黄金价格正低，是买进的好机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结果非但不卖，反而购买了几十万两黄金。（２１）当时，只要十斤粮就能救济一个人不死，若周恩来将那笔购买黄金的钱用去购买几十万吨粮食，一九六○年绝不会有那么多“非正常死亡”的。而残酷的事实是：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间，中国出口了六百八十万吨粮食，购买了几十万两黄金，农民则饿死了三千五百万。　　以安徽为例，该省死了那么多人，同一九五九年冬出口了四亿斤粮食就很有关系。（２２）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说一九五九年粮食可以“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时，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跟腔说“我们担心农作物的出路问题”，好象安徽的粮食多得成了灾。当时若留着那四亿斤粮食不出口，用于接济缺粮最严重的三分之一的人口，每人可分得四十多斤，那些“非正常死亡”们完全可以挺几个月熬到夏收而活下来的。　　当然，也可能安徽省的国家粮库有的是粮食，并不在乎卖了那四亿斤粮，问题就是没有及时开仓放粮。所以一九六二年初刘少奇处理安徽问题时曾说：“（一九）五九年调（安徽的）粮食是中央叫调的，死人同调粮食有关系，但不完全是粮食问题，其他政策不当也有关系，例如：收回自留地、干部作风不好，水利搞那么多。”（2３）甘肃饿死十分之一人口之后，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钱瑛率领的工作组就发现甘肃饿死那么多人完全是由于省委“肆意弄虚作假，骗取荣誉，不关心群众疾苦，征收过头粮所造成的。”当年征购入库的粮食后来有百分之四十又返销给了甘肃农民，但那是饿死人之后的事了。（２４）　　全国各省大同小异，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反瞒产”，横征暴敛之残酷、之普遍，使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望尘莫及。一九六一年五月，刘少奇在他老家湖南老家对乡亲们说：“中央只晓得多征粮，搞得下面没饭吃，家破人亡。”（２５）真是一语中的！　　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开始，无数农民成为饿殍，侥幸活下来的农民也因饥饿而无力操持农活，荒废了农作物，有的干脆就没有种上。正如当时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所说，春耕季节，“地里看不见人迹，村里看不见炊烟”。这是第二年大幅减产的根本原因。恰好一九六○年风不调雨不顺，而饥饿的农民无以对付天灾，抗旱、排涝都谈不上。河南省一九六○年农业产值下降三分之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２６）一九六○年是有天灾，但这不是当年大幅度减产的首要原因，更与死人无关。一九六○年春天，国家仓库里还有粮食，问题是县委书记怕不怕戴“右倾”帽子。譬如作家赵树理当时在山西阳城县任兼职县委书记，在“反右倾”的声浪中，他坚请上级拨给粮食，及时分发，救了不少人。赵在几年后的文化革命中被斗争、整死前，有人到阳城县去收集赵的“罪行”，老百姓不予合作，说：“要不是赵树理，我们早饿死了。”（２７）可见，当时只要县委书记们如实向上报告，还是可以得到“返销粮”的。　　当然，也有县委书记向上伸手而要不到粮食的情况。河南省唐河县陷入大饥馑时，县委书记毕可旦曾五次要求上级拨给五百万斤粮食救急，可是南阳地委无动于衷。毕可旦一粒粮食都没要到，反被点名批评为“反瞒产私分”不积极。结果他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子民一批批地活活饿死。后来毕可旦全家跳井自杀，还能博得一些人的同情，原因也在于此。　　据当时的河北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回忆：“鉴于蔚县死人太多，省委工作队……来到蔚县……调查解决饿死人问题。他们惊异地发现，在大多数公社死亡人数急剧增加的情况下，阳原片（丁注：蔚县后分为蔚县和阳原县，阳原片指现在属阳原县的部分）却死人很少，特别是东城公社情况最好。”原来东城公社的书记武万升瞒着县委秘密放粮，从公社的储备粮中分给每个农民十斤，由社员领回家食用。相邻的公社闻讯，也秘密放了粮，今阳原县的农民就是这样获救的。（２８）可见只要干部不在乎“右倾”帽子，不怕引祸上身，农民是不致饿死的。　　反对虚报产量、把农民的口粮当做“余粮”交上去邀功的干部各省都有。但他们往往要为说实话付出代价。山西河曲县委第一书记刘毅将本县虚报产量后征购的二百万斤粮食压住，不让上交，结果不仅被撤职，中共中央还发了个一九六一年第六六三号文件，把他“隐瞒产量”的问题通报全国。（２９）　　由于“反右倾”运动清洗了一大批体察民情、敢讲真话的干部，许多干部打肿脸充胖子，宁可让老百姓饿死也不愿向上级承认缺粮。饿死四万人的江苏宝应县就是一个例子。若不是县委书记徐向东“死官僚主义，省里拨给他粮食他不要”（当时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语），宝应的四万农民是不会被困在家中活活饿死的。（３０）这个例子绝非个别。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就曾在一九六一年的一个会议上这样说：“省委曾经三申五令，要求各县如果粮食确实不够，会发生人口死亡时，应该如实向省委报告，省委可以保证各地每人每月安排口粮。但是，不少的县既没有反映情况，又没有很好安排群众生活，其结果在去年春天多死了一些人，而且超过了百分之二的死亡率，这难道还不应该追究责任吗？”（３１）他所说的“多死了一些人”的地方应包括死了两万人的德庆县，但所谓“追究责任”，只不过是撤了县委书记的职而已。江渭清和陶铸提到的“死官僚主义”的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们，对子民饿死的情形知道得一清二楚。为了护住乌纱帽，他们竭力掩盖真相、封锁消息，以免饿死人的实情流露出去。譬如安徽有的地方对死了的人规定“四不准”：一不准浅埋，要深埋，上面种庄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３２）由于民兵把守了交通要道，邮政局也奉命截扣告状的信件，地方干部成功地把农村饿死人的实情掩盖了很长时间。
　　作者：@人世3尘埃 　　城市回乡探亲或外界去搞调查的人虽可将消息传开去，但反右倾运动搞得人人自危，敢说实话的不多。譬如有个省的军区副司令员一九六○年到省内一个去检查工作，了解到该县饿死了三万多人。但他回到省里却不吭声。有人问随该司令去那里的一位处长为何不反映情况时，他答道：“首长不敢反映，我也不反映。”（３３）在党组织的严密控制下，就是敢讲话的也未必能帮农民做些什么。河南省民政厅办公室主任去信阳调查，见到农民饿死的惨状后，回到省会郑州向民政厅长和省委监委书记呼救。可是上司毫无反应。他决定亲赴北京向中央面陈，可是刚到火车站就被省里派去的人截住，终于没能去北京。　　不过，那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那是有中共中央文件作依据的。一九五九年三月，即张闻天夫人说“云南、海南岛都发出了饿死人的警报”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这是一九五六年农村搞社会主义之后出现的新名词。但自一九五六年底周恩来签署《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以来，文件发了不少，“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现象”却一直解决不了。现在这份新文件口气强硬，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　　中央文件一下，全国都大抓起“盲流”来。除少数流落到东北、内蒙、新疆等地，成为最下等的苦力和新社会剥削对象的农民幸运地被准许“不予遣返”外，为求吃饭活命而浪迹各城市、林区、矿区的农民都是“盲流”，都在清理之列。其中数进入城市的遭遇最惨；城市越大，其遭遇越惨。因为大城市有外国人往来，当局不愿让“外国朋友”看到他们，而收容遣返他们后，他们还是会设法往外跑，于是有些城市索性将他们成百上千地押往劳改农场。名曰“收容安置”，实则将他们视作劳改犯，与真正的犯人无异，尽管他们的唯一罪过只是未经政府许可“盲目外流”而已。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把守交通要道、禁止饥民外出“盲流”了。譬如信阳地委指令各县“消灭外流”后，驻马店镇执行命令，强制收容外逃的农民，收容了又不给饭吃，“造成死亡三百五十余人的惨案”。潢川县公安局长马振星下令将扣留的“盲流”投入监狱，饿死了二百多人。（３４）　　不许农民逃荒寻活路，将他们困在家中活活饿死，这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一九六一年一月，在安徽凤阳县新县委召开的批判原县委书记的大会上，考城大队农民王家来这样控诉道：“我们大队原有五千多口人，现在只有三千二百口人了。日本鬼子来了我们也没死这么多。那时我们还能跑，一九六○年我们哪儿都不能跑。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３５）　　当然，成功外逃的人总还有。但那时城镇居民也都吃不饱，“盲流”们很难讨到食物充饥，不少人千辛万苦到了城里，最后还是饿死。据北京作家黄秋耘回忆，当时“在北京前门外的某些贫民区，例如龙须沟、金鱼池一带，几乎每天都有饿死、冻死在街头的人，其中多数是从附近农村逃荒来的。”（3６）　　在党的控制力稍弱的边疆地区，把关堵道不那么容易，老百姓逃出生天的机会才比较大。所以，在千万人饿死时，边疆部分人民逃离中国，寻到了活路。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起的几年间，云南边境不少居民逃到了国外。如云南潞西县景颇族聚居的三台区与缅甸接壤，“许多人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大量外出缅甸。”一九六○年，阎红彦调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后曾说：“边疆跑人多，震动很大”，“跑人问题，跑了那么多人……”可见问题之严重。广东毗邻香港，起先，人民逃往香港途中被堵截抓获者都是五花大绑往回押，有的人还未到收容站就倒下不起了。后来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决定放百姓一条生路，指示“对逃港者不要武装扣押，不要武装堵塞，不要捆绑……”（３７）结果两年间至少有十万广东人成功地逃出中国，投入了殖民地香港的怀抱。一九六二年四月，新疆边境塔城、裕民、霍城六万余人逃往苏联。那固然与苏联暗中挑唆有关，也有一定的民族因素，但根本原因还是大跃进人祸使那里的百姓也沦于缺吃少穿的境地，苏联人用面包、黄油一诱惑，对人民公社失了望的边民们连同中共的县委书记、县长们便不要自己的家和国，逃亡了。对这件事，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就如实说：“因为这几年新疆少数民族生活太苦了，吃的少了，穿的也比以前少了，所以发生了叛乱。”（３８）　　“三年自然灾害”伙食风波：女生因私印饭票自杀　　0:28:33　来源:炎黄春秋　收藏此页　网友评论41条　　“三年自然灾害”是我国令人难忘的一段历史，在那个年代曾发生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事，本文记载的就是那个年代的一件令人唏嘘的往事———　　1960年的春天，是一个难忘的春天。大饥荒已经从农村向城市蔓延，作为首都北京，当时市场供应十分紧张。除高价糖果和糕点外，其他的东西，都要本或票。当时我在北京机械学院上学，由于学生的粮食定量一减再减，副食供应也减少了，致使本来就吃不饱的肚子，经常处在半饥饿状态之下。妈妈经常利用上下班走路的机会，从饭馆的外边，捡些菜叶带回来做菜粥吃。那时，蔬菜也是凭副食本按人定量供应。我每个星期日都回家，经常给同学们代购一些酱油。这时学院商店里，已不卖给同学们这些东西了。后来发现有的同学开始浮肿了，我才不给他们带了，我劝他们不要用酱油冲水来充饥了。　　这年春天，校外马路两侧的柳树叶，很长时间都没能长起来，因为经常有人一茬又一茬地撸柳树芽来充饥。学院里学生吃饭，开始使用饭卡，在每张卡上印满小方格，每个小格表示一顿饭，按照每个人的定量，留下空格，多余的空格，都打上×表示作废了。后来发现有些人涂改饭卡“投机”，学院研究使用一次性的饭票，分三种颜色分别表示白面、大米、玉米面做的食品，面值有一两、二两和四两。卖饭的人，涂了饭票之后，随时就放入水盆里进行销毁，以防出现“漏洞”。　　最令人不解和恼火的是，每日三餐本来就吃不饱，现在竟然有人独出心裁，“发明”了什么双蒸法，这种方法，把人坑苦了。蒸窝头时，先把玉米面蒸熟，然后用开水烫面，再做成窝头蒸熟。卖饭的人，用手很难拿起来，因为太软了，只好手持一把小竹铲子，把窝头铲起来，放人碗里。没有牙的人，吃着合适，一点咬劲也没有，像吃凉粉一样。做米饭时，先把米用水淘一下，放在屉上蒸熟。然后，再煮成粥状，捞出来放在屉上蒸熟，这么一折腾，大米哪里还像大米，一粒米发得有黄豆粒那么大，可以用手一粒、一粒地数着卖。同学们管这种米饭叫三熟米饭，这种窝头叫三熟窝头。吃了这样做的饭，根本不顶用，一会儿就饿了，因为它有量无质。每天上午十点一过，下午三点一过，肚子就闹腾了，饥肠辘辘，怎么还听得了课？没办法，只有消极怠工了。有的同学请病假，回宿舍睡大觉去了；有的同学索性自己主动退席开小差了。上课尚且如此，晚自习根本没有几个人上了。同学们的意见越来越大，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大家议论着，怎么办？光发牢骚没有用啊！有的同学说，干脆写大字报，让食堂负责人和院党委给同学们一个交待，这究竟是谁的主意？为什么这样干？　　说干就干，我们班首先贴出了大字报，题目是“这究竟是为什么？”大字报往大礼堂(也是食堂)的西门外墙上一贴，不一会儿，就围满了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因为绝大多数同学是外地的，星期日根本不回家，即使北京学生，星期日下午也都返校了。星期一早上一看，礼堂的里里外外，铺天盖地贴满了大字报。内容主要是质问食堂负责人和院领导，为什么对这种坑害同学、欺骗同学肚子的做法不闻不问，放手不管。你们这样做无非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需要，欺骗同学、愚弄群众，请院领导和食堂负责人给予明确的答复，并解决问题。由于同学们积压了好长时间的怒火，一下子爆发了，所以有的内容，在当时来讲，还是很尖锐的，很有分量的。这大字报还真灵，星期二院党委就召集党、团和学生会的干部开会，宣布有关改进食堂管理工作、建立伙食管理委员会的决定，并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也作了说明和解释(据说这件事高教部都知道了)。伙食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是老师，只有少数的学生代表。每天卖饭时都有几个管食堂的老师参加卖饭。从这以后，三熟米饭、三熟窝头不见了，伙食的质量也略有好转。
　　作者：@人世3尘埃 　　就在这个难忘的春天，学院里还发生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件：一位女电工实验员，跳楼自杀了。她的死，一时间传遍了学院的每一个角落，同时也传到了社会上。她是一个很文静的姑娘，中等身材，瓜子脸，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白皙的皮肤，油黑的头发，难怪四年级工具专业的一个团支部书记和她交上了朋友。促成她自杀的原因，是私印食堂使用的饭票。事发后，保卫科的同志，多次找她谈话，让她交待问题，为什么这么做，是什么思想动机？一个弱小、孤单的女子，摊上了这样的事，本来就很没面子了，现在又这样没完没了地找她，她思前想后，不就是饿吗，还有什么动机？越想越觉得这辈子完了，没有前途了，于是就寻了短见。远在农村的父母知道了女儿自杀身亡的消息，急急忙忙赶来北京处理丧事。学院方面给买了一口棺材，在父母陪送下给安葬了。死者的父母对于这件事是怎么想的，没有人知道。然而，它留给人们的是太多的思考。她的死是谁之过？在当时连苍天也难以回答。　　这一年“五一”节之后，学院里召开全体师生大会，能容纳五千多人的大礼堂，人挤得满满的。大会开始了，院领导宣布：现在请高教部副部长讲话。当着全体师生的面，副部长把院领导批评了一顿：“本不应该发生的事，为什么竟然会发生了呢？一句话，思想工作做得不到家。自己私印食堂用的饭票，当然是不对的，但是要看看她为什么这样做嘛！她并没有拿去卖嘛，不就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嘛。她若不是饿急了，一个女孩子能干出这样的事吗？事情出来了，在当前的形势下，就应该适可而止。这么点小事，有什么了不起的，竟然闹出了人命？换一个位置，想一想嘛，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有些干部就是缺乏这种精神。她错了，改了就好嘛，怎么能没完没了地逼她交待这个、交待那个，还挖什么思想根源，什么动机。她是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人，她是人，是个要脸面的人呀！现在是什么时期，是非常时期。全国都在闹饥荒啊！”顿时全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我们的干部要从这件事情中吸取教训，学会做人的思想工作，要把人当人看，不要揪住一点小辫子，就往死里整！”　　礼堂里安静得连人们的呼吸声都听得清清楚楚，大家在沉默，在思考，好像是在向死去的姑娘默哀。副部长最后说：“我提几点希望，在现有条件下，尽一切努力，抓好伙食，使同学们尽可能地吃得好一点，不要搞那些花架子，欺骗自已的肚子。有条件了可以办一些副食基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就是不能丰衣足食，起码也可以解决一下眼前的困难嘛！不要忘了‘民以食为天’。”　　随后，学院领导郭良才和高锡金分别讲了话，谈到了目前的形势和困难，并表示一定按上级的要求做好各项工作。　　　　关于大饥荒死难情况的可靠材料，现公开者有：　　其一，四川死难者1000万~1250万人,见廖伯康回忆录：《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载《回眸当代四川要事实录》，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版），林雪:《我向中央讲实情——访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龙门阵》2006年第1期；　　其二，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委领导人向他汇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安徽死难者500万人；另一次汇报说死人达550万。万里：“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原安徽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张恺帆在回忆录中说：大约有550万人死于那场大饥荒。　　湖南因为是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故乡，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又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主犯之一，因此，庐山会议后省委改组，王任重向毛泽东推荐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平化，出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到任后，大搞“反右倾、反瞒产”运动，湖南的粮食大批外调，死亡人数急剧上升。至文革中，湖南造反派一喊出“打倒张平化！”极得人心。在湖南省档案馆，可以查阅到的湖南省委记载的几个数字：350万、420万。　　另:　　1966年11月后，各地从省委、省政府办公厅、书记处，地委办公室和书记处“杀出来的造反派”，在揭发批判材料及大字报中，把大跃进•苦日子的灾情，作为“刘、邓资反路线”罪证进行揭发批判，引起广泛社会影响。　　我收集的328份这类资料，揭露出“李井泉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下的四川”，当年饿死820万人，这与成都团市委负责人廖柏康向中央汇报的死人数字1000万可以相互对照和参考；湖南死380万人，一说400万人；安徽死486万，一说是520万人；河南死550万人（省委上报中央为180万）；河北死320万人，一说468万人；广西死360万人（省委上报中央，1959年下半年～1960年上半年死人数字为31万）；山东死417万人；贵州死248万人。从四川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些数字和真实情况可能还会有出入。但毋庸置疑，知情人反映的情况，总比史学家从出生率到死亡率加减乘除出来的计算结果要可靠得多！　　此外，书记处和办公室是中共系统运作中枢，大饥荒中，从中央到省、地、县、公社，各级都成立了掌握本级所发生的病、死情况、接受下级定期情况汇报、向上级汇报病、死情况的专门机构，省以下称“防病治病办公室”或大意相同的机构。　　其中，1960年8月至1962年2月的材料可靠性较高。在病、死情最为严重的1960年8月~1961年5月，下级向上级的报告，从每月1次汇报，演变为每周至每十天汇报一次，后来演变为每半个月、每月汇报1次。　　各省定期向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病死人数情况汇报，是中央一线领导人决心改弦易辙，推行“三自一包”、以救民众于水火倒悬的关键所在。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学研究传承的国家，官方保留历史材料的传统，传衍至今。　　待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办公厅、各省委书记处、办公厅、省政府、省人委办公厅有关材料解禁后，我们将获得可信数字。　　话就说到这里为止。有心人可以循此线索，进行自己的考据和研究。
　　宋朝帮助金国灭了辽国，帮助蒙古灭了金国是最大的败笔。不计较恩怨而扶弱抗强，才是正道！　　试想如果美国二战是帮助希特勒德国灭了斯大林苏联而让德国获取苏联的资源和人力，美国能够逃脱灭顶之灾？　　试想60年代底，美国容许默认勃列日涅夫苏联灭了中国而获取中国的巨大人力，获取中国的资源，美国能够安全？
　　@陈明遇abc 看到帖子的好心人，我的手不方便鼠标快要动不了了，请求帮帮我顶一下帖子谢谢！ 瘫痪女孩的艰难求助之声_天涯杂谈_天涯论坛
　　在宋以前，其他朝代至少在建国初期几十年内朝廷手中都握有大量的土地 ，而这些土地一部分分给贵族，大部分分给军人，而军人以作战来为国家效力，但宋朝建国之时朝廷手中几乎没有土地可分，所以他无法建立起土地基础上的秦汉农兵与随唐府兵制度，虽然禁军作为一个常备军的确在初期比民兵与府兵更有战斗力，但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人是会老的，而民兵与府兵服了役就可以回乡村，由他们的儿子继续当兵，反正土地是他们的军饷，但禁军不行，由于宋朝没有土地资源可分，所以禁 军老了只能去作厢军，但厢军也要花钱，于是北宋军队越来越多，但打仗的人越来越少，因为禁军拿得是死工资，钱花了就没了，人死了就没钱了，而一旦作战逃跑，朝廷无法有效制裁它，不象民兵与府兵，可以收回土地，如此北宋朝廷就不得不想法筹集更多的钱（包括粮食、布匹等）来维持一只庞大但无效的军队。这才是北宋表面上很富但却年年钱不够花的原因，其实在封建时代，无法欧洲领主还是日本大名都是通过土地来控制军队的，只有威尼斯等商人共和国才招雇佣兵，但欧洲雇佣不是常备武装，打完仗就解散了，所以北宋军队为了维持它就花掉了政府的全部开支，最终不是军队作战不力灭亡的，而是财政压倒了北宋王朝。　　常言道无恒产者无恒心，宋代只能以金钱布娟来笼络军队，而士兵们地位低下，又朝不保夕，拿到钱自然只想着先花掉，于是北宋军队聚焦的地区形成了特殊的商业繁华。这就如同现在的城市，有些国有单位职工月收入只有五六千块钱，但却趁着房改以很低的价格买下房子，最后留下一份产业，而有些人虽然是白领月入几万，但大多花掉在名牌上了，因为房价太高了又不想过苦日子，最终仍然还只是北漂。汉唐虽然军队没有高薪但却得到了高福利，而北宋军队虽然有薪水但却福利很低，事实上很多北宋名臣更希望汉唐那样的军事体制，但是办不到。
　　@大明永历皇帝
22:42:00　　在宋以前，其他朝代至少在建国初期几十年内朝廷手中都握有大量的土地 ，而这些土地一部分分给贵族，大部分分给军人，而军人以作战来为国家效力，但宋朝建国之时朝廷手中几乎没有土地可分，所以他无法建立起土地基础上的秦汉农兵与随唐府兵制度，虽然禁军作为一个常备军的确在初期比民兵与府兵更有战斗力，但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人是会老的，而民兵与府兵服了役就可以回乡村，由他们的儿子继续当兵，反正土地是他们的军饷，但......　　-----------------------------　　文明的战争应该在双方都是以君子和绅士的风度来按照绅士的游戏规则战斗，如果仅仅是一方是君子风度而另一方是流氓无赖野蛮的风度，自然君子绅士一方吃亏了。　　这就是为什么秦始皇秦国的能够战胜其他六国？就是秦国秦始皇野蛮的大屠杀和洗脑的不怕死不怕苦的秦国奴隶为领袖秦始皇献身的一往无前的精神压倒了六国的有底线有人性的精神。　　还有越富越怕死，富裕了老百姓都容易变修了！就容易珍惜自己的生命。而越穷越革命，越穷越不怕死！朝鲜让老百姓挣扎在饥寒交迫中才能让老百姓无限忠于白头山血统的三代伟大领袖，能够为领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为领袖的目标献身。而韩国不需要宏图大志消灭美帝，所以不需要老百姓为一个领导人的奴役世界的目标来饥寒交迫牺牲生命，所以是以老百姓不断改善生活而富足为目标奋斗的。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裕的朝代宋朝战斗力不及北方落后民族的缘故。尽管宋朝的财富是那时候是全世界的80%。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裕的朝代。当然宋朝的最大错误是两次帮助最大的敌人消灭了自己的屏障——辽和金。也没有把自己先进的武器技术火炮等等严格垄断。导致了敌人也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了宋朝发明的各种火器。　　如果朝鲜军人拥有美国军人一样的先进武器的话，美国军队绝对是“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无限忠于领袖的朝鲜军人的败将。所以美国对先进武器是严格控制的，对敌国是绝对武器禁运和封锁的。甚至严格控制盟国的武器和高科技对敌国的禁运。　　美国根本不容许像中国明朝的晋商为了高利润把先进火炮火器卖给满清军队。为满清军队制造明朝一样先进火器。导致明朝在武器上的优势完全没有了。美国不容许像宋朝的一些商人把先进火器卖给蒙古军队。导致蒙古军队能够利用宋朝的先进火器攻下欧亚许许多多国家的坚固城堡，灭亡奥地利、波兰、匈牙利、俄罗斯等等国家。然后驱赶这些灭亡国家的老百姓做奴隶炮灰组成联合国军来最后屠杀灭亡了中国历史上最繁华的宋朝。　　因为朝鲜主体思想有老百姓“越穷越革命”，“老百姓富了就会变修”的两个俄国人的伟光正的核心理念！才需要垄断生产资料为金家王朝任命的官员所独有了，而不许像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古代宋朝明朝一样让老百姓私有了，不能让老百姓可以随意拥有生产资料来自由生产、自由竞争，以造成社会物资丰富而造福整个人类了。否则让朝鲜老百姓自由拥有生产资料，自由竞争让生产发展的越来越好，物资丰富了，就难以避免老百姓富了，老百姓富了自然就会变修了。　　否则为什么要让日本投降时候的朝鲜老百姓生活水平远远高于韩国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情况搞的完全颠倒了，让朝鲜老百姓比韩国老百姓越来越穷逼，一直饥肠辘辘挣扎在饥肠辘辘的死亡线上而物资奇缺。而把“肉汤泡米饭”当成海市蜃楼一样的口号忽悠老百姓可望不可即。因为只有让老百姓这样穷逼才能逼迫老百姓死心塌地的三忠于三代领袖而忠贞不渝。以保持永远旺盛的革命斗志为三代世袭制企图消灭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领袖的革命目标时刻准备着。
　　@小摸包
20:20:00　　“当社会将你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你还有最后一条路走，那就是犯罪，永远记住，这并不可耻！”　　传说是符拉基米尔·符拉基米罗维奇·马雅可夫斯基说的，1893年-1930年，俄国诗人、政治家，代表作有长诗《列宁》。　　改一下，当社会将你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你还有最后一条路走，那就是到监狱去（玩笑）　　-----------------------------　　马雅可夫斯基仅仅活了37岁，他是怎么死的？会不会是……　　那么尽情的歌功颂德领袖都没有颐养天年，确实让人扼腕啊！所以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虽然人数和支持者都非常多，但一直没有成为执政党，可能就是苏联共产党的楷模榜样的使然啊，让法国和意大利老百姓不得不三思而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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