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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签到天数: 2 天连续签到: 1 天[LV.1]初来乍到
一、 我国需求结构的特征： 纵向与横向比较
　　改革开放 35 年来， 我国经济以年均约 10%的增长率高速增长， 在较短的时间内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增长速度举世瞩目。 按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 我国也已经成为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
　　过往跨越式发展抓住了国际低端制造业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 充分利用了我国劳动力、 土地等要素价格低廉的优势， 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 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 相应地消费率也就比较低。 1978 年至 2012 年， 投资率整体上呈上升态势， 平均投资率 38.78%。 从 2002年开始， 资本形成逐步取代最终消费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 形成了以投资驱动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增长方式。 特别是 2003 年以来，投资率攀升到 40%以上并逐年仍在提高， 2011年达到最高的 48.3%， 这显着高于世界平均投资率 （28%）， 也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的投资率（33%）[1]。 作一个对比， 韩国和日本在加速赶超的过程中， 投资率最高值也仅在 30%左右。 需求结构的另一个特征还表现为经济的外贸依存度比较高。 2000 年， 中国对外贸易出口总额 2 492 亿美元， 占全球出口总额 6.44 万亿美元的 3.86%， 位居世界第 7。 得益于加入 WTO， 到 2012 年， 中国出口贸易 2.05 万亿， 根据 WTO 的预测， 2012 年全球出口贸易总额 18.88 万亿美元， 占全球的10.86%， 继续保持全球第一[2]。
年， 出口依存度均在 25%左右， 外贸依存度平均达到49.75%。 从消费率来看 ，
年 ， 我国消费率从 62.1%下降到 49.5%， 其中居民消费率从48.79%下降到 35.97%， 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 70%左右的平均水平。 尽管消费率是否存在低估仍是一个很有争议的学术问题， 但横向比较消费率偏低却是不争的事实。
　　二、 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对需求侧的影响
　　改革开放 35 年来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充分地证明， 改革与开放卓有成效。 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和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强势角色是需求结构呈现上述特征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后经济的高速增长表明， 这种发展战略和需求结构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问题， 甚至说， 这种结构恰恰支撑和造就了过往的高增长。 之所以现在被认为是问题，需要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 是因为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
　　显而易见的是， 高外贸依存度的增长模式存在的一个潜在隐患就在于经济增长深受外部经济体经济形势波动的冲击， 这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 除此之外， 在新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出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这具体可以从内部和外部影响来分析。
　　从外部影响来看， 第一，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 欧美国家普遍地复苏乏力， 新兴经济体增长步伐放缓， 国外消费市场萎缩。 第二， 欧美国家利用危机形成的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的机会重振制造业， 实施再工业化， 这对我国制造业的投资和出口也会产生一定挤出效应。 欧盟委员会在2012 年 10 月发布了一份新产业政策通报 ， 正式提出通过 “新工业革命” 逆转工业比重下降的趋势， 提出了再工业化的总体目标， 即到 2020 年，将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由当时的 15.6%提升至 20%。 在降低失业率的压力下， 美国也有类似的计划。 美国 2008 年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9%， 目前已升至接近 12%[3]。 虽然中美在制造业出口产品领域交叉度不高， 但从长期来看，如果我们的出口产品结构维持不变， 外部需求势必会更趋于下降。 第三， 伴随着中国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 一方面， 国际上的贸易保护手段 “推陈出新”， 绿色壁垒、 劳工保护等成为新的贸易保护手段， 而我国在这些方面恰恰是短板。 另一方面， 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也日益频繁， 而且贸易摩擦也有了新的变化： ①贸易摩擦不仅来自于发达国家， 同时也在向发展中国家蔓延； ②摩擦的领域不仅出现在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 还向光伏产品等高端产品领域扩散。
　　从内部影响来看， ①劳动力成本上升。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 “人口红利” 和劳动力资源在城乡间的重新配置。 但近年来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明显， 2012 年末， 我国 16~59岁 （含不满 60 周岁） 人口比上年末减少 205 万人， 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下降 0.5%。 社会总抚养比由 2002 年 的 42.2% 逐 年 下 降 ， 2010 年 降 至34.2%， 而 2011 年和 2012 年则逆转上升， 分别为34.4%和 34.9%。 劳动力供求状态也发生了一定变化， 2004 年沿海地区出现了以 “民工荒” 为主要形式的劳动力短缺现象， 并迅速蔓延到全国， 年金融危机后更为加剧 。 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变化又反映在劳动力价格上， 农民工工资从 2004 年开始明显提高， 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农民工遭遇了短暂的就业冲击， 但随后工资增长的势头并未减缓。 以制造业和建筑业为例， 工资在
年 间 年 均 实 际 增 长 率 分 别 达 到10.5%和 9.8%[4]。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和外来人口加速实现市民化， 劳动力成本仍将呈趋势性上涨态势。 劳动力成本优势一直是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来源， 在成本上升情况下， 一些制造业开始往印度、 越南、 柬埔寨、 马来西亚、孟加拉国以及中南美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 ②资源能源约束趋紧。 以往经济增长方式表现出显着的粗放型特征， 片面依赖资源粗放式投入， 对环境和生态造成的破坏没有得到有效地审计、 治理和补偿。 2012 年， 我国 GDP 占世界总产出份额为 11.5%， 消耗的煤炭、 一次能源和淡水却分别占世界消耗总量的 50.2%、 21.9%和 15%左右。 这固然有我国所处工业化阶段的原因， 但毫无疑问的是， 这种增长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今后经济增长受到能源、 生态、 环境的约束只会1币升值因素。 按年平均价计算，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 1995 年至 2005 年间基本维持不变， 2005年以来人民币则呈不断升值趋势， 当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为 8.19∶1， 2012 年， 汇率达到 6.31∶1，该期间人民币升值了 29.8%。
　　就投资来看， 虽然我国的投资率比较高， 但是如果有高的投资回报率， 投资率高本身并不是问题。 问题正在于， 投资回报率近年来呈明显下降趋势， 根据白重恩的研究， 调整价格之后的税后投资回报率从 1993 年的 15.67%的高水平持续下降， 在
年还稳定在 8%~10%， 但金融危机之后投资回报率水平大幅下降， 2012 年中国已经降低到 2.7%的新低水平。 投资回报率的计算公式很简单， 但计算出的值通常存在较大争议，关键在于数据质量和计算方法。 对于我国投资回报率是高还是低仍有学术争论， 但从不少实体企业将大笔资金用于炒房足可管窥实体经济利润较薄的事实。 刘海影对非金融上市公司进行了研究，发现资本回报率 10 年来的平均值为 6%， 但从2007 年的 8.9%跌至 2013 年 1 季度的 3.5%， 下滑了 60%。 非金融上市公司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DA） 与债务规模之比从 2007 年的 20%左右降低到 6%， 甚至低于一年期贷款利率， 表明总体而言， 企业覆盖债务利息的能力不足。[5]
　　在出口面临压力和投资回报率下滑情况下，能否将经济增长寄托于消费率的大幅提升呢？ 从消费率的国际比较来看， 我国消费率提升的空间是很大的。 并且， 中国的人口约占世界 1/5， 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成为高收入国家， 消费市场完全依赖其他 4/5 的人口也是不现实的。 但当前消费率太低的原因是多重的： 其一， 居民收入占比比较低， 经济建设型的政府主导了过多了投资，这对消费产生了不小的挤出。 其二， 居民收入差距也偏大， 由于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有关，致使陷入了高收入者有钱不消费和低收入者想消费却无钱消费的窘境。 其三， 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还不健全， 居民预防性储蓄的意愿强烈。 以上多重因素叠加， 诸如家电下乡等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措施收效甚微也就在情理之中。
　　三、 总供求平衡潜伏危机： 产能过剩问题愈加凸显
　　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需要总需求和总供给基本平衡。 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显着变化，以上的分析也表明， 无论是出口、 投资还是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 “三驾马车” 都遇到了一定的阻力， 这就使得总供求平衡潜伏越来越严重的危机。
　　我国当前总需求与总供给失衡的重要表现， 便是普遍而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根据 《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 2012 年底， 我国钢铁、 水泥、 电解铝、 平板玻璃、 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 72%、 73.7%、 71.9%、 73.1%和75%， 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 而且 ， 除了上述传统行业， 产能过剩在向太阳能光伏、 风电设备等新兴产业蔓延。 产能过剩问题并不是一天两天了， 只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使这一问题更突出地暴露了出来。
　　产能过剩对宏观经济产能负面效应的影响在于， 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 企业非意愿库存增加，容易引发企业资金链紧张， 对投资前景产生悲观预期， 投资意愿弱化。 即便是维持投资， 也主要不是靠利润而是靠融资， 这又会加大企业债务负担和风险。 另外， 产能过剩情形下， 为了消化库存， 维持生产运转， 企业间容易展开恶性的价格竞争， 企业利润率下降， 行业亏损面可能扩大，并引发职工失业、 银行不良资产增加、 能源资源瓶颈加剧和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
　　在低消费率、 高投资率和高外贸依存度的需求结构下， 如果外部需求有大幅下滑， 为了 “保增长” 和稳就业， 在消费率几乎不可能短期提高的情况下， 惯常的思路是通过扩大投资来应对。
　　2008 年国际危机爆发后， 当年第 4 季度中国政府决定在 2 年时间内实施 4 万亿投资计划， 加上2009 年各商业银行贷款 10 万亿 ， 政策对于拉升GDP 确实发挥一定作用。 相比于
年的两位数增长， 继 2008 年和 2009 年 GDP 增长率接连下滑后 （分别为 9.6%和 9.2%）， 2010 年止跌回失， 一度回升到 10.4%。 但是， 在经济基本面发生变化和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 一味地靠投资拉高 GDP 只能有短期效应。 由于投资回报率递减， 刺激政策的效应变得越来越差， 需要越来越强的刺激才能实现一定的增长。 直接的生产性投资和由政策诱致的关联投资可能使产能过剩问题更加严重， 非但无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反而可能使经济结构失衡的状况更加严重。
　　投资是短期内增加 GDP 更直接和可控的手段， 投资是需要钱的， 除了吸引直接投资， 政府投资的钱要么来自财政收入， 要么来自借债。 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 地方政府通过以低于市场价给企业提供用地、 税收优惠、 容忍污染、 压低电价等手段变相给企业补贴， 扭曲了企业的投资行为。 在2004 年的 “铁本事件” 中， 当年常州、 扬中工业用地市场价约为 40 万/亩， 实际上批给的价格仅为 11 万/亩， 按 6 541 亩算， 相当于 20 亿左右补1的思路下， 房价与地价形成正反馈机制， 地方政府过度地依赖土地财政， 房价的高位运行风险重重， 银行业系统性风险也随之放大。 就地方政府债务而言， 当前我国政府债务不断积累， 截至2010 年度 ， 汇总中央政府 8.6 万亿 、 地方政府（含乡村级） 的 12.4 万亿、 国开行的 4.7 万亿、 进出口银行及农发行的 2.6 万亿、 铁道部的 2 万亿、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 1.8 万亿等债务或负债， 中国政府负债总额高达 29.6 万亿元， 占 GDP 比较高达 73.9%[6]， 已经有了很大的风险， 靠借钱扩大投资拉动 GDP 很难维持。 这就充分地表明， 在当前情势下， 过往依靠固定资产投资这种需求侧管理拉动经济增长的调控思路已经不合时宜。在不忽略需求侧管理的同时更加关注供给侧的宏观经济管理是因应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的必然要求。
　　四、 在稳需求的同时更关注供给侧管理
　　综上可见， 在潜在经济增长率已经下滑的情况下， 如果一味追求像过往一样的高速增长， 通过增加货币发行等手段进行短期刺激而深层次的经济结构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调整， 刺激需求的政策可能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行为， 反而不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 还容易带来通货膨胀的问题。 即便是短期拉升， 难免又会有较大幅度下滑， 这种经济的大起大落本身就是对经济秩序的破坏， 还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
　　供给管理的目的， 主要有两个， 一个就是使已经失衡的总供求再回到平衡的轨道上来， 使经济能够平稳健康增长。 这是指， 根据内需和外需的变化调整供给结构， 既要考虑到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 又要逐步实现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优化， 使得供给与需求相匹配， 使总供求保持基本的平衡。 再一个就是不断地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提高生产效率和效益， 改粗放型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使经济增长具有质量和持续性。
　　供给管理最常提及的政策是减税。 笔者的调研也发现， 中小企业经营中普遍反映的一个问题就是税收负担和社会保障负担比较重， 除了法律明确规定的税种， 还有各种隐性的费用支出。 这与我国的税制结构不尽合理有关， 我国现行税制中增值税、 营业税等流转税占税收比重超过 60%。不同于所得税， 流转税比较不容易做到 “多挣多交、 少挣少交”。 因此， 税制的改革有助于降低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负担， 激发中小企业市场活力，根据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经营， 从而为宏观总供求的平衡奠定微观基础。 截至 2013 年 8 月 1 日， 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范围也已推广到全国试行， 从整体上来看， 这能够降低企业负担。供给管理还包括改善要素供给， 其中关键是推动科技创新， 促进技术进步， 提升人力资本。
　　关于长期经济增长的研究发现， 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是人均资本 （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的增长， 之二便是全要素生产率 （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 一般被看成是技术进步的结果。 技术进步对于提升经济效率至关重要， 但也恰恰是我国经济的短板， 缺乏核心技术， 依赖国外技术转移，自主创新能力薄弱， 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根据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统计， 2012 年授予了 125 万项专利， 但只有21.7 万项 （约 1/5） 属于中国专利系统中的最高质量专利。 我国授予的专利有三类， 分别是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 专利和 “外观设计” 专利，后两种专利创新含量较低， 而我国恰恰是后两种专利比例比较大。 因此， 国家要鼓励和支持科技研发投入， 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供给管理同时包括制度的供给， 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强调市场化方向的改革。 美国和英国 20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都是围绕供给侧展开的， 重点虽然有所不同， 但均有市场化改革的内容。 美国采取了反垄断和减少政府管制的措施， 英国的改革重点是减少政府管制， 减少国有经济比重， 降低保障， 完善市场体系， 进一步提高市场的竞争力[7]。 我国的市场化程度已经有了不小的提高， 但仍亟待提高。 在近年投资回报率下降的背后， 应该注意的一个事实是， 民营企业存在融资难和融资成本高的问题， 而相比于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的投资回报率恰恰是比较高的。 根据民间智库“政见研究 ” 提供的数据 ， 国企的资本回报率为2.65%， 远低于民营企业的 4.84%。 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 政府不当地干预了信贷资源的分配， 使分配更偏向资本回报率偏低的国有企业。 信贷资源的这种配置， 既有政府在其中的干涉， 也有一部分国有企业利用垄断地位和地方政府市场保护获取利润的原因。 因此， 供给管理需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恰当地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减少政府对市场包括要素价格的直接管制， 改善要素供给，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形成由市场供求决定的相对价格体系， 而政府在宏观调控、 市场监管、 公共服务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 另外， 迫切需要深化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改革， 使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同一个市场平台上公平竞争， 形成规范的市场竞争环境。 惟其如此， 企业才能硬化预算约束， 强化成本和风险意识， 注重投入的产出效率和投资收益。 只有这样， 市场优胜劣汰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便能够得到比较好的实现， 资源误配置才能有效降低， 这才是化解产能过剩的治本之策， 是走上创新驱动和集约式发展的必然要求。
　　与传统的增长模式相适应的有一整套制度建构， 而制度一旦形成就存在制度惯性， 当传统比较优势弱化而需要创造新的比较优势时， 传统的制度就成为发展方式转变的障碍。 因此， 供给管理既要有理念上的转变， 又必须要进行相应的制度变革。 其中之一， 是改革传统上片面强调 GDP的政绩考评制度， 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合理划分财权与事权， 强化对地方政府各项收支的硬性约束和监督。 原因在于， 在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考评政绩的偏向和地方承担过大事权情况下， 地方政府又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和来自上级的行政压力， 便围绕 GDP 展开激烈的锦标赛式竞争， 辅以现行官员任期制特点， 政府官员的行为难免短期化。
　　五、 总 结
　　将经济增长方式从主要靠外需拉动和依赖于要素粗放投入转向主要靠内需拉动和创新驱动上来， 是我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必须围绕总供求的平衡来展开， 要以这个为基本条件。因为如果没有稳定的增长， 经济结构的调整将会丧失基础。 优化需求结构更多不是直接去管控需求的各个部分， 而是应该从供给侧着手， 这更是一种治本式的宏观经济管理思路。 “十八大” 之后， 新一届政府更加强调不能通过发货币等简单手段刺激经济， 宏观调控要既利当前更利长远，反映了更关注供给侧管理的宏观调控思路和理念。
　　宏观调控理念的转变是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局的客观要求， 是因应国内外经济形势客观变化而做出的积极主动的调整， 也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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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
　　一般而言，再好的经济形势也有坏企业，再坏的经济形势也有好企业，就看怎么把握形势进行科学决策。分析经济增长的曲线变动,我国经济增长已经连续20个季度从高位向下行，目前经济增长还没有明确的回升信号，大多数指标是偏弱的。从供给和需求指标分析，国内需求疲软，外需增长不如预期，投资在不断放缓，消费增长平缓，出口增长低于往年，工业增长已经从高位连续20个季度滑落，企业经济效益增长连续下滑，制造业PMI也连续多月下降。
　　2015年我国经济运行仍然面临着较大下行压力。这种压力既来自国际也来自国内。
　　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化对中国有利也有挑战
　　2015年，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化，不同经济体宏观政策在不断分化。先看发达经济体，欧元区刚刚走出危机最差的时期，2015年经济增长可能稍好于2014年，但是2015年欧元区债务恶化不会明显缓解，通货紧缩将会持续，在此形势下，欧元区已经推出欧版QE，将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宏观政策上表现为放松。再看日本，在2014年4月提高消费税后经济增长已经连续几个季度萎缩，2015年经济不会好于2014年，安倍为了刺激经济，实现预期通胀和增长目标，将在宏观政策上继续实行宽松政策。在这次危机中，美国在发达经济体中表现突出，私人消费抬头、房地产开始复苏、制造业回流、失业率下降等都使经济向好。但美国2014年11月宣布退出QE，并于2015年年中可能开启加息窗口，宏观政策总体趋势表现为“收缩”。发达经济体之间宏观政策的收和放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深刻的，由于美国是世界超大经济体，欧洲日本等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放松带来的影响，不足于抵消美国在宏观政策上收缩给世界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再看新兴经济体。中国和印度在新兴经济体中是表现最好的两个经济体，这两个经济体目前为了应对经济形势变化，都相继采取了放松的宏观政策。但是阿根廷、委内瑞拉、巴西、俄罗斯等经济体，面对资本外流和通货膨胀，经济增长面临巨大压力。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形势和宏观政策也分化了，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也带来挑战。总之，2015年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影响有利有弊。去年以来美元回流、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不断回落，对进口大宗商品价格降低成本有利。比如石油我国每年进口约三亿吨，如果价格降一半，我们进口原油会节省一千亿美元，当然这是理想状态，还有铜、黄金、铁矿石、大豆等。但是，当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不断回落以后，就会引起新一轮的世界通缩。一旦通缩，国际市场需求将进一步萎缩，对中国产品出口将形成严重约束。还有，在国际资本回流美国的形势下，除了美国之外，世界上诸多国家开始竞相货币贬值，这使得我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对稳定，对其他货币明显升值。这严重抑制了中国的出口，将对2015年国内经济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
　　国内经济增长影响因素有利有弊
　　先从有利的方面看，有以下四大方面能为2015年经济增长托底。
　　（一）改革步伐加快，改革力度加大，可以释放一些体制改革红利，可促进经济增长。比如三中全会提出336项改革措施，四中全会提出190项改革措施，加在一块526项改革，每年分解80多项。如果2015年按预期完成改革任务，必将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作用。比如审批权限的取消和下放、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放开垄断部门、国企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特别是各种改革试点的推进产生的示范效应，都将为经济发展释放出红利。
　　（二）从经济结构调整上挖掘增长潜力，有利于经济增长。本届政府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创新发展模式，通过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叫串联式发展经济。提出产业融合发展、区域协同发展、打造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都是这种创新思维。将产业、区域、城乡串联起来发展能产生联动效应，会带来1+1&2的效果。例如：
　　第一，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解决“三个一亿人”问题。一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一亿人，促进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解决他们长期悬在半空的问题，会产生几万亿的GDP；二是改造约一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解决困难群体安居乐业问题，也可产生上万亿的GDP；三是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一亿人，逐步减少大规模人口“候鸟式”迁移问题。为了推进新型城镇化，国家在北京、江苏、安徽、浙江等省市选择62个城市（镇）于年进行试点，然后全国推广。如果试点成功并推广，经济还会增长一大块，而且这种增长是健康的。
　　第二，打造长江经济带，而且今年要开好局。打造长江经济带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沿长江经济带建设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网络体系，黄金水道建设，高效铁路体系建设，便捷公路体系建设，发达的航空体系建设，还有油气能源管网体系建设，城市交通便捷体系建设等，这些建设需要的投资是巨量的。二是沿长江经济带培育几个城市群，下游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群，将上海与周边15个城市有机连接在一起；中游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群，周边的十几个城市和武汉相连；上游以重庆为中心的城市群，这些城市群形成以后，会出现一个更有效的城市经济发展圈。三是沿长江经济带打造产业集群，高科技、先进制造、汽车制造、新能源等产业集群等等。
　　第三，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将北京和天津同周边11个城市连接起来，即协同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电管网设施、产业发展、生态建设等等都实现互联互通。
　　（三）实施新“走出去”战略。习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战略指的是向西建设陆上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可称“陆丝”，向东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简称“海丝”，陆丝和海丝使中国对外开放形成了一个新视野和新战略。向西实行欧亚一体化，向东从海上打通贸易通道，将加强与拉美、非洲和欧洲的经济联系，这会给中国带来一个新天地。中国将从过去的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导向转向以资本、技术输出带产品输出，这是一个战略转型，如果做好了，会把中国带向一个新的时代。比如，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出500亿美元；建立丝路基金，中国出400亿美元；打通中国－东盟渠道，中国出200亿美元等。
　　（四）今年会继续强化实施微刺激的宏观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2014年以来很多措施都是定向调控、结构性调控，例如70个城市66个城市相继取消商品房限购，9月30日房贷政策调整；10月份到11月份，国家批复30项铁路和机场建设项目9000多亿元，加上特高压和港口项目超一万亿；11月22日降息，12月27日央行387号文件将同业存款纳存；今年2月5日，又实施普遍降准和定向降准，可释放约9000亿元货币。总的来说，上述四大方面的因素，都会为2015年中国经济托底，把中国经济保持在预期区间。
　　但是有以下几大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会构成压力。一是长期因素。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周期性下行，从高位向中位下行似乎是一种趋势，就像习总书记说的“新常态”。第一在总量方面，经济增长将从高速向中速转换。第二在结构方面，中国再想像过去一样靠高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国的投资规模已经50万亿了，63.6万亿GDP中有如此大的投资规模，再扩大投资规模将受到空间限制。还有产业结构调整，我国制造业规模发展得过大，再继续刺激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也受到国际市场和国内需求不足的强烈约束。由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长期过剩，新兴产业成长缓慢，结构调整将面临剧烈阵痛。在调整过程中，传统产业首先要淘汰或转移，这会使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而另外一部分人通过创新将会获益，这种博弈跟过去30多年以来不一样，过去是各个行业都在扩张做大，大家都能赚钱，差距不过是你赚得多、他赚得少而已。现在，结构调整到了传统产业被淘汰转移，会使一部分人丧失就业岗位而利益受损；新兴产业成长上升，又使一部分人从发展创新中受益，但由于新兴产业成长是慢变量，获益必须经历一个过程。因此，本阶段产业转型中，新兴产业的成长和扩张，必然要以一部分传统产业淘汰为代价，比如网络销售（O2O）给传统商业带来极大的冲击。
　　二是消费增长缓慢。我国需求结构转换已经爆出好消息，消费占GDP的比重有了微弱上升，投资的比重下降了。但是，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相比，我国的投资占GDP比重依然太高，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太低。当前我国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在压缩“三公”消费之后，私人消费没有及时补上，造成总消费增长缓慢。压缩“三公”消费，把以往豪华的、奢侈的、超常规的GDP挤掉，使膨胀的消费消了肿。但消肿以后，私人消费增长填补不了公共消费减少的那一块，所以总消费“池”的水没增加多少。当前和今后，我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投资能不能再增长，而是消费在需求结构转换中不能实现正常上升。为什么？首先，居民消费倾向低影响消费。2014年第四季度央行对50个城市的两万居民问卷结果显示，81.3%居民愿意多投资多储蓄，仅有18.7%的居民倾向更多消费。这么多人愿意多储蓄，消费增长能加快吗？储蓄等于什么？储蓄长期等于投资，投资等于产能，产能等于国内消费加出口，当国内消费不足、出口乏力时，我国将面临严重产能过剩压力。居民消费不足，消费动力不强，关键是我们的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还有社会保障水平太低。我国城乡居民现在面临的问题，一是没钱不能消费，二是有钱不敢消费，关键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实际上，引起中国消费动力不足的关键是，有40%的中低收入阶层的人，没有解决消费动力问题。我国40%的中低收入阶层，除了日常消费外，一生只能干四件大事，买房子或建房子，结婚生子，子女教育，看病养老。如果这些人收入水平不提高，后顾之忧解决不了，消费正常增长将是不可能的。有一个问题需要思考，我国的GDP绝对不能与美国以及发达国家比，为什么？第一，在GDP中我国的投资比重过高，西方国家是消费比重高，GDP中消费比重越高与居民福利距离就越近。因为，消费特别是家庭消费，本身就是居民的直接福利。第二，我国的GDP质量差，发达经济体盖栋房子一百年不拆，我们盖一个房子几十年就拆了；建一座桥一百年不拆，我们有的不到两年就塌了。第三，我国投资中还有许多“高大上”建设，跟居民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福利太遥远，大广场、现代化剧院、豪华政府大楼、摩天大厦、各种现代化会议中心等，给低收入人群带来的福利是非常少的 。所以长期高投资并不能将中国带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必须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当前我国消费和储蓄比，储蓄永远快于消费。过去14年中国总消费增加了5.7倍多，储蓄增加了8.2倍。消费慢于储蓄，最后结果只能是储蓄支撑投资加快增长，投资加快增长加剧产能过剩矛盾。
　　三是落后产能淘汰后，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成长缓慢，导致经济增长乏力。从生产投资看，当传统的产业被淘汰或转移之后，新兴产业成长缓慢，传统产业改造滞后，导致经济增长率下滑。落后产能是污染、坏的GDP，当这些坏的GDP被淘汰后，绿色的、好的GDP没上来，最后经济增长必然要下滑。因为落后产能淘汰是快变量，产业升级改造和新兴产业成长是慢变量，快慢之间必有一段空档期，在空档期缺乏接续产业条件下，经济增长是不会太快的 。
　　最后一个是房地产。房地产市场今年可能不会出现明显抬头倾向，一、二线城市可能趋稳，三、四线城市还会延续微弱下行，全国总体趋稳，既不会出现大幅度上升，也不会出现大幅度滑坡。但是，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一般要占我国总投资的55%以上，制造业不景气，房地产不回升，总投资也难以有起色，这将直接影响今年经济增长。
　　结论与建议
　　基于以上因素，2015年形势判断是，国际形势有收有放复杂化，国内形势在政府微刺激和投资拉动下，基础设施投资会向好，但制造业、房地产业投资难有明显回升，消费继续呈现低缓增长趋势，出口增长会延续低速状态，经济增长仍面临不小的压力，预计全年增长率不会高于2014年。为了稳增长，防止经济增长过大偏离预期目标，一是建议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一方面用于新型城镇化和三大战略部署方面的投资，一方面用于能刺激和改善消费侧方面的投资和公共服务支出。还有应从财政中拿出相当一部分财力，继续加大对中低收入人群特别是贫困人群的援助力度，解决这些人群住房、就业、上学、看病、养老等基本需求问题。二是实施中性偏松的货币政策，运用有效货币政策工具，增加货币和信贷供给，从制度和政策两方面增加中小企业、新兴产业的信贷规模。三是加快改革的落实工作，选择能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社会结构转型的体制改革方面进行重点推进，比如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户籍制度、行政审批权限、垄断行业限制、土地矿产等资源制度等方面加快改革。（马晓河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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