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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国为何要改革的道理 追寻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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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国为何要改革的道理 追寻到底胡德平日 12:01来源：
[提要]改革从何而始？胡德平提醒，就是从把土地经营权、使用权给老百姓开始。胡德平认为，打着“国家需要”“共同利益”口号便指挥一切、剥夺一切的行为，完全是错误的：“你剥夺的还不是地价，而是农民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资料。时至今日，胡德平依旧在为民企的发展揪心。他认为民营企业目前主要面临三个问题：第一是融资困难；第二是成本上升，包括人力成本、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第三是需要更加有序的经济秩序。[网友有话说]改革开放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胡德平说，父亲对于这个问题在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答案：富民、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用胡耀邦原话说就是“治国之道，富民为始”8月19日，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长子、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原党组书记胡德平，携新书《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到广州参加第八届南国书香节举办的系列读书活动。其间，胡德平接受《南方》杂志记者专访，讲述了胡耀邦同志经济改革思想和他对改革开放的一些见解。今天人们所关心的许多问题，胡德平都能从父亲当年的见解与思考中寻找到答案。他说：“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认为一定要把中国为何要改革的道理追寻到底，如贫富问题、公共资源问题、多种经济成分问题。一直要问到一加一等于二，像自然数公理那样的程度，才能找准我们改革的出发点，这样才能避免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后果。”谈改革目的：富民为先改革开放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正如书名所言，胡德平说，父亲对于这个问题在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答案：富民、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用胡耀邦原话就是：“治国之道，富民为始。”这是1984年他在贵州视察时说的。胡德平回忆，“早在1975年，父亲到中科院演讲的时候就大讲商品粮。他指出，要让更多的商品粮入城，既让城里人买到更多的粮食，也可以为农民增收”。胡德平在书中谈到，父亲给毛主席的一封建言信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只有走“亦农亦工、工农结合”的路子，我国经济才能够波浪式地快速发展，尽快消灭贫富悬殊。切不可在贫富之间再刮“共产风”，再吃“大锅饭”。事实上，胡耀邦同志当时已经意识到，推进商品经济、发展市场经济是富民的路子。在接受《南方》杂志采访时，胡德平举了一个例子为证：“我记得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登了一篇文章，说的是中国的首富县玛多县。报道说，在青藏高原上黄河源头的玛多县，平均每人有一百多头牲畜，人均收入500元。1981年，我父亲在某次会议上遇到了青海来的干部，就问为什么玛多县能成为全国首富？当地干部告诉他，玛多全县只有6000多人，牲口却有73万头。父亲接着就问这个数字到底是存栏数，还是出栏数？言下之意，商品率如何呢？他认为，如果只是存栏数高，并不代表富裕。人民的富裕一定要和商品经济联系起来，比如商品率如何，人们的交换如何，生产效率如何。如果光是用一种计划经济和自然经济的眼光来看人们是否富裕，他认为不可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人民整体生活水平提高，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是老百姓的人均收入与GDP增长仍有很大落差，胡德平认为，改革仍要继续。谈广东改革开放：完全在一张白纸上进行创新改革开放初期，胡耀邦同志对当时主政广东的任仲夷、主政福建的项南等地方改革干将，给予了不遗余力的支持。胡德平说，20世纪80年代初，父亲和中央的同志就认为，中央对广东、福建必须要有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尤其是在经济上，对财政和收入应该实行定额包干，5年不变，每年财政上缴12亿元，剩余的部分留给地方。胡德平对《南方》杂志记者说，父亲曾多次来广东，在1980年、1983年、1984年、1986年中，至少有4次来到广东，珠三角、粤西的茂名、粤北的韶关等地都去过。“父亲视察了珠三角若干市县后，对改革开放的前景很有信心。我印象最深的是，1983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父亲去深圳视察，专门写下‘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的题字。父亲对深圳蛇口工业区人事制度改革尤其赞赏，特别寄语工业区创办者袁庚：不是把内地制度搬过来，不是跟着内地人事制度去搞改革，而是要完全在一张白纸上进行创新。”谈民企：量体裁衣地给新政策1993年，胡德平任职于全国工商联，先后任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党组书记、第一副主席，全身心投入民营经济，数次帮助民企走出困境。2006年，还在引发社会巨大反响的“民企原罪论”中替民企发声。胡耀邦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社、队、联户、个体经济，四个轮子一起转”的想法，让胡德平感受很深。他回忆，早在1973年，在一次出差西藏途中，自己遇见两位到西藏教当地人编竹筐的“江西老表”，第一次对个体经济有了直观印象。“他们的劳动在当时都是非法的，这是我在‘文革’中，最先看到的个体户，民营企业的一个雏形。他们说我们干吗在家里搞‘文化大革命’啊？我们有自己的手艺，可以靠手艺来挣钱，给儿女买课本，给老人买衣服。与其在家里不搞生产，还不如远走他乡，凭我们的手艺来吃饭。”时至今日，胡德平依旧在为民企的发展揪心。他认为民营企业目前主要面临三个问题：第一是融资困难；第二是成本上升，包括人力成本、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第三是需要更加有序的经济秩序。他对《南方》杂志记者讲了一个例子：“现在我和一些北大校友谈起，当年我们都觉得下海很光荣，现在反而觉得创业艰难，当时我们觉得能办个工厂、出个产品很骄傲，现在觉得做实业非常累，而且融资怎么这么难。我有个同学做一个新的产品，想尽办法跑南跑北都融不到资，结果把公司注册到国外去，马上就筹到了1亿元的资金。”胡德平认为，政府不能只关注垄断企业、国有企业，警惕不要形成新的利益集团，而应对民营企业加以引导，量体裁衣地给新政策，这需要再解放思想。谈土地：很多人忘了集体所有制日，时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和行署主任的胡耀邦在南充市检查工作。步行途中，因南充市建设政府办公大楼和工人俱乐部工程受到影响的拆迁户围了上来反映意见，“当时政府威信很高，但像这种直面的批评，对耀邦同志来说还是第一次”。在听取意见和实地查看后，胡耀邦指示因陋就简结束建设工程，不准继续拆迁民房。两天后，胡耀邦给南充市市长写了一封信，并请市长在南充市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宣读。在信中，胡耀邦写道：“一年多来，公家修建房屋，不仅浪费很大，而且因为收回了大量国有土地，购买了大批民房，特别是将其中一部分拆掉，使政府财产与政府威望遭受了许多损失。在这个问题上，我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应向人民群众检讨。”父亲的这件往事，被胡德平收录在此书中。他在文中写道：“‘祖国’和‘政府’的关系，也即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一样，都是主仆关系。历史上，‘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合理要求，固然都是新旧民主革命政纲追寻的目标，但何尝不是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的人们对其祖国最基本的诉求！”对所有制问题，胡德平认为很重要，也很关键。“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在所有权上是平等的。但实际上，很多人已经忘掉了这一点。”改革从何而始？胡德平提醒，就是从把土地经营权、使用权给老百姓开始：“20世纪80年代初，搞农村土地承包时，上上下下包括农民都知道我们是承包土地的使用权，而所有权是集体的。可现在集体所有制变得很空，空得都没人相信这土地是集体的了。”胡德平认为，打着“国家需要”“共同利益”口号便指挥一切、剥夺一切的行为，完全是错误的：“你剥夺的还不是地价，而是农民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资料。父亲胡耀邦就曾强调说，你不能让老百姓没有生产对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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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制，国家，何时消灭？
按照一些人的观点，要在全球消灭“国家”，就必须先在全球消灭“私有制”。“私有制”能不能消灭呢？且看下面的分析：但是，“私有制”产生的基础是“人们的生活物品来源，不是靠大自然无限的供给，而是靠人的生产劳动创造出来”。所以，反推知：只要人们的生活物品靠人类生产劳动创造出来，就不可能消失“私有制”，“私有制”不能消失，“国家”就不会消失，“国家”不会消失，“共产主义”就不能实现。有些人想在今天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用“财产全民公有制“取代“财产个人私有制”，进而实现“消灭国家”和“共产主义社会”。实践证明这更是行不通的。因为，“财产全民公有”，谁来代表“全民”行使对“全民公有财产”的维护、经营和支配的权力？如果没有人代表，那么财产“公有”就是“无人所有”。如果有人代表，那么这个代表者只能是“国家”。因为只有“国家”的能力才能担当起这种代表人的职责和行使起它的权力。国家当了“全民公有财产”的代表，谁来代表国家?那就是国家官员。国家官员不是脱离现实社会的人，他们是现实社会的人，他们与现实社会的一般人一样，必须生活，需要一切生活用品。在人类生存必须的物质资料，都由身体外部取得，并且必须经过劳动才能创造出来的情况下，财产私有化是必然存在的，是不能消灭也无法消灭的。国家权力的私化，也是无法消除的，只能加以一定程度的限制。谁来限制国家官员？还是国家官员。如果国家官员当职是有期限的，是流动的，国家官员就不可能具有认真的管理责任心；谁上台，谁都要抓紧机会大口啃食公共财产。这样，“全民公有”就变为“官有”，“官有”又必然变成”私有”。所以，国家权力的私化和国家公共财产的私化，都是必然的。这样，“财产全民公有制”，就是虚幻的了。世界上，有史以来，只有三种财产所有制：族群私有制、国家官有制、家庭私有制。“自我保护”是一切生物赖以生存的特性之一。“自我保护”，可以分为“被动反抗性保护”和“预防类主动性保护”。从病毒、细菌、植物、昆虫、各种动物到人类，都有药物抵抗功能和伤害修复功能，就属于“被动反抗性保护”。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和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而主动攻击同类和异类的行为，属于“预防主动性保护”。“预防主动性保护”延伸为储备预用物资，建立私有物资储备库。由此表现为“私心”。野生的公蜻蜓，占据一个水域上空，驱逐入侵的公蜻蜓；喜鹊为了过冬，向树皮、屋顶的瓦片底下藏下花生备吃；老虎用尿圈占一片树林，不准别的老虎进来；一群猴子占有一片山林，不准别的猴群入侵。。。。。。都属天生“私心”的表现。它们为什么天生会这样做？因为这是保证它们生存所必须的。没有这个“私心”，在生物界的“生存竞争”中就会被淘汰。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类，自然也必须具有同样的“私心”，才能在“生存竞争中”不被淘汰。“公心”，一般的动物也是都有的，这是动物的天生的“群体性”的表现。蚂蚁为了争夺生存区域，进行族群大战，一死一大片；非洲大草原上的水牛群，当遇到狮群攻击时，公牛们把小牛和母牛围在中间，公牛们站在最外层，抵御狮群的攻击；羚羊群在遭到豹子的追击时，会有一只最强壮的羚羊离群，出来引诱豹子追击它，好让多数的羚羊逃脱。这种“公心”，也是保证物种不被淘汰的天生的一种生存能力。所以，一切动物都天生具有“私心”和“公心”的胚芽，但是，这种胚芽能长多大，是由其外部条件决定的。财产私有，是伴随人类的生产劳动的出现而出现的。人类最早的私有物，是石器工具。石器工具是要通过制作劳动才能得到的，所以，谁制作的石器，归谁所有，是得到人们公认的。这样，谁通过劳动得到的东西归谁所有，就成了“公理”。“财产私有制”有如下作用：1、能使物品得到最好的爱惜和保存；2、能使物品得到最节约的使用，达到物尽其用；3、能激发人们不懈地努力劳动，创造更多的财富；4、“个人财产私有制”是秦朝以来的国家存在的基础，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国家，没有任何私有固定财产，他就会与非洲的角马群一样，哪里有“草”就向哪里投奔。要他“爱国”，是没有理由的。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汉奸伪军多达100多万，因为这些人99%的都是一无所有者，他们的生存本能告诉他：“谁给饭吃就跟谁”。5、当然，财产私有制也有坏的一面，会使一些人的贪婪心无限膨胀，从而用强权、强力或欺骗来掠夺、霸占别人的劳动果实。在人类社会出现了“私有物品”以后，在权力平等的人群之间，就出现了“私有物品”的等价交换现象；在权力不平等的人群之间，就出现了强者掠夺弱者私有物的现象或不等价交换私有物品的现象。只有交换的双方都承认对方的财产是私有的，权力是平等的，才会有“等价的交换”。被等价交换的物品，才是“商品”。所以，“商品”出现的前提是“财产私有制”社会制度。& &那么，“商品”，体现着如下2个含义：1、交换双方的财产权力是平等的；2、交换双方都认为所交换的两种物品是“等价”的，都认为这种交换对自己是有利的，双方都是自愿的而不是强迫的。&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生产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种类也随之增多，私有财产的范围也随之扩大。人们开始通过种植庄稼和畜养牲畜的时候，庄稼和牲畜就成为私有物了。当着人口密度达到一定的密度以后，种植粮食的田地就不够用了，于是，田地就成了私有物了。江河湖海、山林、野兽、雨雪等等，不是人们劳动的产物，即使有人说是这是他的私有物，也得不到人们的公认；即使有人用武力霸占，也是暂时的，最终还是归为公共物。运河是人们劳动挖掘的产物，谁出钱挖的，归谁所有，这个就没有异议。在“私有物”形成初期，都是人们约定成俗的，没有法律条文明确规定。这样一来，就为后来出现的“酋长国王”和“分封制国王”，把人们的“私有物”收归“国家”所有，留下了空子。酋长国和分封诸侯国，都不承认“财产私有”的民约，只承认物品国有，连人都成了国有的了。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霸占劳动者的劳动成果。但是，这种强行的“财产国有制”，实际上就是“财产官有制”。所以，在“酋长国家”和“分封领主制国家”社会里。在统治阶级（宗主国王、分封诸侯国王、庄园主）与被统治阶级（平民、农奴、奴隶）之间，因为权力不平等，所以，只有“馈赠” 和 “贡献”，是没有“商品交换”的。在“平民”之间或“统治阶级”内部，因为权力相等，会有一些“商品交换”。“财产官有制”，严重地损害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使劳动生产率极低。在天灾歉收和国家之间的吞并战争中，逼着统治阶级逐渐放弃“财产官有制”，实行“财产私有制”，来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以增加财富产量。凡是实行“财产私有制”的国家，就迅速民富国强起来，凡是坚持“财产官有制”不改的国家，就停滞衰落下去，被“财产私有制”的国家打败吞并了。例如，在中国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吞并战争，促使了土地由“国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变。在其他国家刚在试行把土地官有制变为土地私有制的时候，秦国就率先完全实行了土地私有制。从而充分发挥了平民种田的积极性，使秦国的土地产量剧增，国库最富，为支撑军队的发展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还用土地奖励作战士兵，使士兵为自己的利益而战，士气最高。因此，秦军在当时被各国成为“虎狼之军”，战无不胜。所以打败了“土地官有制”的其他6国，统一了中国，使中国由“分封领主阶级统治”的社会时代，转变为“地主阶级统治”的社会时代。中国从此由“分封领主国家时代”进入了“地主阶级国家时代”，“财产私有制”才得到国家政府的法律的明文确定。由于地主阶级国家，法定了“财产私有制”。所以，从国王到平民，在财产权力上是平等的。所以，在财产关系上，就没有了“馈赠”和“贡献”；统治者对于下级、对于平民，只有依律“奖赏”，下级、平民对于统治者，只有依法上缴“税赋”。商品交换，就成为地主阶级国家时期普遍的财富转换方式和“物流”驱动动力。所以，可以说，没有财产私有制，就不会有财产权力的平等；没有财产权力的平等，就不会有“商品”；没有财产私有制的社会制度，就不会有商品经济；没有商品经济，商品“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就无从谈起了。商品，含有“使用价值”和“价值”。所以，为了得到“使用价值”或为了赚钱，都可以促成商品交换。因为有了“商品交换”，才出现了“价值规律”。因为有了大量的商品交换，才有了商品交易市场；因为有了“商品交易市场”，才出现了“市场竞争规律”。所以，在非“财产私有制”的条件下，是不会有“商品交换”的，更不会出现商品经济体系和商品经济规律。例如在“财产国有制”或“财产官有制”条件下，是没有商品交换的，有的只是“产品调用”，即使存在“商品交换”的外表现象，由于这种交换是靠“特殊的政权或物权”操作的，所以，商品的“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也不起作用。工业革命，使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成为可能。从而使人类社会迅速地从“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业经济社会阶段”进入了“开放的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阶段”。“ 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是支配“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一切的普遍的客观规律。人们遵循这两个规律办事，就能成功；违反这两个规律办事，就必然失败。今天，人类社会由“地主阶级国家”时代，发展到“资产阶级国家”的历史时代，社会生产进入了“大工业商品经济”阶段，人们所需要的物品，99%以上的，都是靠人的劳动才生产出来的；99%以上的，都是靠交换才能取得的。因此，“商品交换”，就成了“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的主要的财富转换方式和物流的源动力。这时，“财产私有制”的好、坏两个方面，也都突出地表现出来了。国家政府，必须注意充分发挥“财产私有制”的积极作用，抑制“财产私有制”的消极作用。而不是简单地消灭“私有制”。当社会生产规模大到单个私有资本不能包揽的程度，必须用联合的私有资本才能包揽起来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说，应该把用“财产国有制”取代“财产私有制”呢？在1960年前后，世界上曾经有不少国家把“私有企业”转化为“国营企业”，实行“财产国有化”。但是，经过10多年的实践证明，由于“国有制企业”的负责人，没有与企业共命运的利害关系，国营企业又都是“垄断企业”。国家垄断企业，在财产权力高于民众，所以，它的产品，就变不成“商品”，所以，企业就不受“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的作用，因此，企业就没有自律和主动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所以，企业自然就出现发展停顿和巨额亏损了。“国营企业”，打着“全民公有”的旗号。而事实证明，“财产公有”只是“财产官有”的幻影罢了。“国有企业”在事实上就是“官有企业”，企业成了官员的提款机，成了官员腐败的温床。所以，凡是搞“国有制企业”的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全部落后于“企业私有制”国家；人民生活水平全部低于“企业私有制”国家；国家官员的腐败程度，全部高于“企业私有制”国家；国家实力很快衰弱，很快落后于“企业私有制”国家。所以，绝大多数的“企业国有制”国家，在这种对比的事实中，看到了“财产国有制”或“财产公有制”是“弊大于利”的；同时，在国内困难和国际竞争的逼迫下，不得不恢复“企业私有制”了。其实，“财产私有制”，是人类本性和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种必然出现的社会制度。有些人把地主国家时期的出现的政府腐败导致的不断“更朝换代”的现象，归咎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甚至把“财产私有制”说成 “是万恶之源”。而这些人并没有看到，在分封领主社会时期，主要生产资料是“国有制（官有制）”的，照样存在“更朝换代”现象。而资产阶级国家时期，生产资料也是“私有制”的，但是，大多数的国家都没有出现政府的严重腐败，导致被人民武力推翻的现象。所以，国家政府的腐败与否，不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而是由国家制度决定的。实际上，在“财产私有制”出现的同时，“财产公有”的情况也就同时出现了。在个人私有制的基础上的“群体公共利益和财产”也是必然存在的，例如：共同的安全环境、共同使用的道路、桥梁、土地、房屋、山水等。这种财产，在本群体内部是“公”的，对别的群体来说又是这一群体的“私”的了。因此，它不允许本群体以外的人来占用，为了协调本群体内部的使用和禁止外部人的侵占，这个群体就产生了代表这个群体公共利益和权力的代表者。这样，“公”与“私”在实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区别只是在范围上的不同。所以，可以说，“公”“私”是互相依存的，一方消失，另一方也不能存在。所以，“财产私有制”，不能完全取代“财产公有制”；“财产公有制”也不能完全取代 “财产私有制”。自从出现国家以来，任何种类的国家，都同时存在“私有制财产”和“公有制财产”，只是两者的比例有所不同罢了。究竟哪种财产所有制，所占比例多少，对社会发展最有利？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客观决定的，而不是由人的意志随便乱订的。因此，“私有制”不能消灭，人们争夺财产的矛盾就不可能消失，所以，国家也就可不能消灭。所以，只要人类的食物和用品是通过人类劳动取得的，人口的繁殖是无限的，就必然出现为争夺财物而发生争斗，只要有争斗，必需有国家；只要有国家，就必然存在阶级；只要有阶级，就必然有阶级斗争。只要有阶级斗争，国家政权就存在不断更迭的必然性。至于更迭的时间周期，就看统治阶级对待被统治阶级的政策如何了。&&有人认为“财产私有化”的存在，是因为社会财富缺少的原因造成的，想从增加社会财富上来解决这一问题，让社会生产力无限地发展，创造出无限的社会财富，人们所需要的东西随便就可以取得，就象在大森林里摘取一片树叶那么方便容易。但谁来进行生产呢?进行生产的人们被甚麽动力推动着去工作的呢？如果人们所需要的一切随手可得，谁还愿意去进行生产劳动呢?除非有一种机器人可以来为人类生产一切东西，或者人类所需要的一切东西象草原上的草一样，会自然地生长出来，并且与人类人口的增长同步进行，才可以。但是，有限的地球资源，能永远与无限的人类的需求保持平衡吗？显然不能。当出现供给小于需求时，谁来实现重新平衡呢？如果不是靠人类不可抗拒的自然力来重新平衡，人们之间就会出现争夺必须物品的战斗。出现争夺必须物品的战斗后，谁来平息这种斗争？只有“国家”，才能平息这种斗争。所以，这种斗争，最终必然导致“国家”的出现。如果有一天，全球真的被一个国家统一了，国家也不会消失，也不会出现“共产主义社会”。因为社会财富如果不按社会分工和劳动分配，人人都得到同等的享用，就如海洋的鲸鱼享受小鱼一样，张口就来，谁还愿意去参加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因为不论科学技术多么先进，机器的设计、制造，都不可能像玩游戏那么简单、轻易和随便，都需要付出艰苦细致长时间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没有人愿意劳动，社会财富从哪里来？如果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不是人人自愿的，而是受人驱使的，谁来驱使呢？驱使者的动力是什么呢？驱使者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会驱使别人劳动吗？被驱使者不会反抗驱使者吗？如果反抗，就必然出现驱使者人群和被驱使者人群，必然又会出现这两个群体的组织指挥者人群，这样，国家就必然地又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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