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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报告文学30年――年报告文学的社会文化背景龚举善内容提要
转型期（）30年来，受改革开放这一核心时代语境的刺激，中国报告文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曾一度跻身当代文坛的主流位置。从文化发生学角度考察，转型期的报告文学与大时代携手并进，大体经历了相对自立又彼此关联的四个阶段：一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萌生期，此期报告文学得益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及随之而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是此期报告文学的标竿性文本；二是上世纪80年代爆发期的报告文学景观，此期作品在保持并发扬批判性功能的基础上显示了理想的冲动与激情的风采；三是上世纪90年代调适期的过渡性报告文学创作，它们以沉静和理性为应对策略为此后报告文学的多元掘进奠定了基础；四是力图转身与正本的新世纪初的报告文学建构，其开放性的“寻找”姿态可能预示着报告文学的下一次突破。
关键词 转型期；报告文学；社会文化背景；演进；轨迹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随之进入转型时期（），简称转型期。作为转型期的重要关键词，解放思想、正本清源、改革开放、和谐构建等始终激励着改革主体的创造热情。受社会文化语境的规定，报告文学与大时代携手并进，谱写出改革开放的壮美乐章。宏观地看，转型期30年报告文学的演进轨迹大体可以划分出四个重要阶段：萌生期、爆发期、调适期和掘进期。考虑到时段较长，本文在现象描述和文本阐释的时候不准备详加罗列，只能就影响演进过程的重大事件以及某些典型报告文本作出粗线条勾勒。一、萌生期（）：真理与“猜想”萌生期的报告文学主要是指20世纪末中国社会改革萌动时期蕴含着激愤因素的苏醒期的报告文学创作。报告文学在此期的兴盛，是以两件彼此关联的大事为开端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两个凡是”的提出，被认为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并使“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错误决策得不到及时纠正，客观上阻碍了拨乱反正工作的进行。为扭转这种局面，打破“两个凡是”的禁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和一部分干部群众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日，邓小平在与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1] 1977年7月，在十届三中全会上，他重新出来工作，立即旗帜鲜明地强调，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并积极倡导“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随着“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两种思想路线间的冲突日益尖锐，这两个问题被摆上了桌面――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作出的决策？检验真理的标准究竟是什么？1978年4月，《光明日报》编辑部准备发表半年前收到的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文章经过认真修改后，定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报请胡耀邦审阅定稿。同年5月10日，修改后的文章发表于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5月11日，又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刊登了此文。新华社当天予以转发，《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于次日同时予以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陆续转载。这篇文章论述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并用有力的事实说明，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联系到当时思想政治领域的实际，文章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2] 今天看来，这场讨论打破了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对全党的束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史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主要解决了这样几个问题：第一，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全会明确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提法，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第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全会果断停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富有远见地提出了对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改革的任务。第三，重新确立了党的组织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认为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会议，它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推动改革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常常是以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为起点的。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和极‘左’思潮使中国的知识分子蒙受了巨大的冤屈，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在那个混乱的年代，知识分子不再是文明与科学的代表，而荒谬地成为人们怀疑和残酷迫害的专政对象，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清醒的人们开始重新思索和评价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价值和社会作用。可以说，报告文学以其敏锐性和前沿性首先抓住了这个题材，这一时期出现了众多表现知识分子境遇和奋斗历程的报告文学作品，其中充满了对新时代知识分子的景仰、钦佩和礼赞。”[3]借着新时期反思、改革的春风，徐迟在1977年第10期《人民文学》上最早发表了为知识分子立传的《地质之光》。“《地质之光》是一篇光彩照人的好作品，引起文坛普遍重视，这是在‘文化大革命’后率先闯入科学与知识分子禁区的较为成功的报告文学作品。……它写出了地质学家李四光如何用他的学识、智慧为我国描绘出石油、煤炭、金属、非金属、稀有元素等矿产资源的壮丽远景。作品并没有对主人公的个人经历作直观的平面化的叙述，而是把中心聚集在李四光如何创建地质力学理论这一中心上。徐迟很精妙地撷取了极其典型的片段，精心刻划，从而烘托和反映出李四光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此外，《地质之光》还把这些典型事件与人物置于一个强烈的大时代背景下，以昂扬而催人心魄的诗人般的激情游弋其中，再加上气势奔放的语言节奏感和独有的昂扬向上不断推进的旋律，从而给人以深深的震撼力。”[4]不过，真正为徐迟带来巨大声誉并对转型期文坛形成强烈震撼力的，还是他的《哥德巴赫猜想》。该作由《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和《人民日报》日重力推出，随之产生广泛、深远而持久的轰动效应。正如梁多亮所说：“新时期报告文学，以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为开端，从此，确立了不可动摇的独立地位，彻底改变了作为‘二等文学’和长期徘徊不前的尴尬境地，昂首阔步步入了文学圣殿。这以后，报告文学不是没有风雨，但却仍是几度辉煌。”[5]回顾《哥德巴赫猜想》的采写缘由，无疑能够获取远远大于作品本身意义的启示。那是1977年，为迎接即将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人民文学》编辑部决定邀请徐迟采写青年数学家陈景润，因为作者早在1964年就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以敦煌学家常书鸿为主人公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经过初步了解，作者发现，陈景润不仅在科研上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而且拥有极高的思想觉悟和精神境界。面对这样一位长期被误解的青年科学家，徐迟对周明说：“你看，他是个多么可爱的人啊！”就这样，徐迟下定决心写好陈景润。为此，作者首先买了一本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并阅读了《中国古代数学史》以及华罗庚的名著《堆垒素书学论》、《数论导引》等书。终于，灵感来了，他以火山爆发般的激情和诗一样的文字表达完成了这篇改变知识分子命运和报告文学形象的报告文本！作品发表后，人们排着长队购买。即使是在作品发表近30年以后的今天重读这篇作品，我们依然激情澎湃。那么，该作的魅力究竟何在呢？尹均生认为：“作者以超凡的智慧和胆识，从文艺阵地向‘文革’极‘左’势力射出了第一枝犀利的响箭，作者以诗人的激情和敏感，为全国科学大会和邓小平的‘尊重知识、尊重科学’作了形象化的理论准备。作品以独特的诗体化风格和傲霜凌雪的气势，征服了中国亿万读者。它虽然在瞬间开放，却将永恒的美留在人间。无论在中国报告文学史上还是国际报告文学史上，它都是一枝礼赞真善美的奇葩，是正直战胜邪恶、理智战胜愚昧、科学战胜阴谋的诗篇。作家独创的诗体化艺术风格，是激情迸发的神来之笔，是诗心如火的心灵燃烧。”[6] 他进而指出，《哥德巴赫猜想》独特的艺术创造突出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以心灵撞击心灵，将新闻事件诗情化；二是发掘题材的独特内涵，将悲剧人物喜剧化；三是深入主人公内心世界，将人物形象细节化、心理化；四是精心锤炼语言，将如火的诗心政论化。正因为上述多方面的创造与突破，《哥德巴赫猜想》才成为转型期百读不厌的经典。《哥德巴赫猜想》的面世，承续并开启了报告文学的新时代。此后，报告文学“由附庸蔚为大国”。据不完全统计，从1977年到1979年的三年时间里，仅公开发表的单篇报告文学作品即达数百篇之多。其中，获首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的作品就有18篇（不计1980年获奖篇目），依次是：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刘宾雁的《人妖之间》，黄宗英的《大雁情》、《美丽的眼睛》，柯岩的《船长》，理由的《中年颂》、《扬眉剑出鞘》，杨匡满、郭宝臣的《命运》，雷铎的《从悬崖到坦途》，翟禹钟等的《彭大将军回故乡》，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穆青等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张书绅的《正气歌》，杨笑影的《赤子之心》，金河的《历史之章》，艾蒲等的《爱情的凯歌》，杨世运等的《从青工到副教授》。由此可见，报告文学的爆发期即将来临。萌生期报告文学的最终完成，同样以两次会议的召开为标志。一是武汉报告文学研讨会。为了总结萌生期报告文学创作所取得的经验教训，推动报告文学更快更好地发展，1979年6月，31所（家）高等院校和新闻出版单位的代表聚集江城，在原武汉师范学院召开了转型期以来的第一次大型报告文学研讨会。会议全方位检讨了报告文学的理论定位与实践形态，并最终将报告文学从文体的混沌与摇摆之中解脱出来。此次会议的主要成果，较为集中地刊登在当年《武汉师范学院学报》上。可以肯定，在那个正本清源、百废待兴同时又是群情振奋、万象复苏的年代，报告文学确实让人看到了前途和希望。所以，尹均生在题为《报告文学――新型的独立的文学样式》一文中饱含激情地写道：“在我们这个值得骄傲的伟大时代，处于青春期的报告文学正可凌空展翅，翱翔九天，鸣奏出动人心弦的音乐，向人间撒下五彩斑斓的羽翎，以它特有的艺术美，装点祖国万里河山，让新时代的英雄人物‘分外好看’。”[7]二是中国文艺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1979年10月，中国文艺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到会祝贺。他的《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无疑是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又一个指导新的历史条件下文艺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文献。在祝词中，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科学地回答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认为人民需要文艺，文艺更需要人民，离开了人民以及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生活，文艺家就要“断奶”，艺术的生命就会枯萎，也就谈不上文艺事业的进步。这是千百年来被实践证明了、现在仍被证明着、将来还会进一步得到证明的真理，因而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论断。他从当代中国文艺发展的特殊性出发，认为文艺离不开政治，但文艺与政治同属上层建筑，不存在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文艺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有其特殊的内部规律，并且可以反作用于政治。因此，不能要求文艺从属于政治，不搞政治决定论，不机械地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否则，既无补于政治文明，尤害于文艺事业。这种现实的、发展的、整体的观照方式，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和现代性。中国文艺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以及邓小平所作的祝词，对解放和发展文艺生产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并为此后报告文学的加速发展提供了政治、思想和理论上的支撑。二、爆发期（）：理想与激情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展开的时期，自然也是充满了理想与激情、批判与锋芒的年代。对于中国文学史而言，那绝对是一个报告文学大爆发的时期，或者说是报告文学快速成长的年代。可以说，爆发期的报告文学出手不凡，显著表征有二：一是1980年由黄钢发起，杨江柱、尹均生、涂怀章、朱子南、李文瑞等参与主编的《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开始出版发行。这套丛书共3辑19册，计800余万字，收集了五四时期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主要优秀报告文学作品。这一浩大的文学出版工程，不仅对于转型期报告文学的复兴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和助推作用，而且在整个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与《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上海的烽火》、《上海一日》、《中国的一日》、《五月的延安》、《志愿军一日》、《大跃进的一天》等诸多30～50年代的报告文学选集相比，《中国报告文学丛书》都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报告文学的“百科全书”。进入转型期以来，长江文艺出版社又接着出版了几套大型报告文学丛书及年度报告文学精选，为我国报告文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二是《时代的报告》于1980年创刊。对报告文学来说，这同样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后来，中国作协又与长江文艺出版社合作编辑《报告文学》。《时代的报告》和《报告文学》的相继出刊，以“阵地”和“窗口”的形式推进了中国报告文学的进程。当然，在发表报告文学作品方面，《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当代》、《十月》、《昆仑》、《花城》、《文汇月刊》、《百花洲》、《北京文学》、《解放军文艺》等诸多刊物也都作出了自己相应的努力。80年代的报告文学在保持并发扬批判性能的基础上，以其高扬的理想、充沛的激情著称，以至于很多人把“80年代”作为转型期报告文学的一个象征或代名词。总体上说，80年代的报告文学既保持了70年代末期报告文学的反思精神，又在真诚批判的同时看到了社会改革的希望，悲悯意识、英雄主义、理想主义都表现得比较充分，表现出强烈的进取精神。除去其他中小型奖项，从1980年到1989年的十年间，共举办了四次大型评奖活动（年因故未能评奖），即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和1988年的“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评奖，总计获奖篇目174篇。其中，评出第二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25篇，第三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27篇，第四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22篇，“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一等奖10篇、二等奖30篇、三等奖60篇。主要作品有：《中国姑娘》、《三门李轶闻》、《废墟上站起来的年轻人》、《共产党人》、《一片叶子》、《橘》、《还是那双眼睛》、《希望在人间》、《“蓝军司令”》、《癌症≠死亡》、《刑天舞干戚》、《艰难的起飞》、《播鲁迅精神之火》、《大洋的此岸和彼岸》、《审丑者》、《啊，龙！》、《海河边的一间小屋》、《海河边升起一颗星》、《足球教练的婚姻》、《继母》、《与祖国的文明共命运》、《爱的暖流》、《生命的近似值》、《她心中有个明亮的世界》、《路的呼喊》、《省委第一书记》、《访苏心潮》、《小木屋》、《在这片国土上》、《关东奇人传》、《快乐学院》、《“两用人才”的开发者们》、《希望在燃烧》、《开拓者》、《热血男儿》、《催人复苏的事业》、《恶魔导演的战争》、《生当作人杰》、《原野在呼唤》、《中国的回声》、《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南方大厦》、《玛丽•若瑟的选择》、《长河精英》、《奔涌的潮头》、《东方佛雕》、《在大时代的弯弓上》、《胡杨泪》、《她在丛中笑》、《塞外传奇》、《冰海沉船》、《南通虎》、《中国农民大趋势》、《中国的第一座农民城》、《倾斜的足球场》、《唐山大地震》、《多思的年华》、《万家忧乐》、《理论狂人》、《没有上银幕的故事》、《中国的“小皇帝”》、《北京失去平衡》、《阴阳大裂变》、《人道与天道》、《丐帮漂流记》、《转型人》、《黑色的七月》、《在人的另一片世界》、《魂系中华》、《蒙山沂水》、《人生环行道》、《中国男子汉》、《当年他们多年轻》、《法兮归来》、《知识的罪与罚》、《文坛悲歌》、《一个成功者和他的影子》、《市长张铁民》、《西部在移民》、《柴达木情思》、《走出神农架》、《中国体育界》、《侨乡步兵师》、《第二渠道》、《蔚蓝色的呼吸》、《伐木者，醒来！》、《依稀大地湾》、《世界大串联》、《百万大裁军》、《元旦的震荡》、《国殇》、《南京大屠杀》、《历史沉思录》、《志愿军战俘记事》、《创世纪荒诞》、《强国梦》、《只有一条长江》、《长江的警报》、《黄河悲歌》、《挽汾河》、《白天鹅之死》、《土地的呻吟》、《大兴安岭大火灾》、《死亡档案》、《钱，疯狂的困兽》、《性病，疯狂的恶魔》、《大血脉之忧思》、《神圣忧思录》、《少男少女的隐秘世界》、《青春的骚动》、《中国大学生》、《沸沸扬扬的高校食堂》、《擎起达摩克利斯剑》、《龙年的悲怆》、《中国的眸子》、《地球第一村》、《当代中国警官的倾诉》、《西昌升起中国星》、《昆仑山的雪》、《南极第一女性》、《这个世界不再寒冷》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罗列。下面，我们试以乔迈的《三门李轶闻》和蒋巍的《在大时代的弯弓上》这两个80年代前期的获奖作品为例，以领略那个年代“奔涌的潮头”、“催人复苏的事业”以及“希望在人间”的报告文学景观。《三门李轶闻》发表于《春风》1981年第6期，是较早反映中国农村改革及其存在的敏感问题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作品以吉林省怀德县十屋公社三门李大队第四生产队联产计酬的改革实践为表现对象，真实而艺术地叙述了五位共产党员在划分作业组时被群众抛弃然后又重新赢得群众信任的组合过程。共产党员本是先进分子，人民群众的贴心人，农村改革的引路者，可是，在三门李大队第四生产队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初期，两个作业组的社员竟不约而同地拒绝了仅有的五位党员。昔日的“先进分子”为何如此尴尬？党小组长王才组织党员们认真学习，深刻反省，查找原因，终于明白――群众之所以拒绝自己，是因为党员平日脱离群众，习惯于当甩手干部，把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自己谋取私利。经过检讨，他们得出结论：“不是群众冷落了我们，而是我们辜负了群众。不是人民不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了，而是我们不怎么像共产党员了。”通过实实在在的努力，共产党员终于恢复了自身的威信，重新融入到群众之中。这个事件，不仅教育了党员，也振奋了群众，将反思、批判、信心、力量、希望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较好地实现了报告文学的文体功能。作品发表后，有些人感到难以接受，认为这样描写有损党员形象和党的威信。有人甚至假设，三门李事件如果发生在1957年，这个“不要党员的事件”肯定会被看作“反党事件”。也有人建议，能否把五位党员全部没人要改成两人没人要，这样或许更能起到教育作用。但作者的勇气和作品的力量正在这里：“当我们勇敢地正视这种现实，挺起胸来，不是靠宣言，而是靠行动，不是靠别人，而是靠自己，去克服缺点错误，去发扬党的传统，以我们自己的手，恢复我们自己的形象，我们就必然能够重新开花结果，达到我们的目标，就像在三门李这块丰饶而又贫瘠、富裕而又荒凉的大盐碱滩上，我们五个普通党员所获得的成功那样。”的确，五位党员毕竟成功了，这才是社会的主流，这就是农村的希望。为了证明这一点，作者随后跟踪发表了《三门李轶闻》的续篇《“党员联系户”》。在这个作品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包产到户所取代，共产党员首先考虑的已不再是有没有人要的烦恼，而是如何带领包产到户的群众勤劳致富的问题。为此，作品通过五位党员与困难户结成“党员联系户”的创举，再现了“党员们如何在带头搞好生产、劳动致富的同时，带领全体农民、特别是尚有困难的乡亲一道前进，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感人事迹，颂扬了新的历史时期共产党人的模范作用和献身精神，有力地回答了人们对于《三门李轶闻》的有关疑问。蒋巍是转型期又一位勤勉的改革题材报告文学作家。发表在《人民文学》1983年第11期上的《在大时代的弯弓上》，就是蒋巍奉献给读者的能够代表那个时代高度的比较优秀的工业改革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最基本的依据便是它将作者意愿和时代趋势紧密结合了起来。身为东北人，蒋巍以强烈的时代意识和真诚的故乡情结为林业部时属最大企业――哈尔滨林业机械厂谱写了一曲改革的壮歌。针对制度松弛、职工涣散、效益低下、亏损严重的严峻现实，邵奇惠等新任领导班子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就职大会上，邵奇惠将其治厂方针归纳为一个“严”字，并承诺他半年内要办的三件事：扭亏为盈发奖金；兴建两栋住宅楼；安置待业青年。年底，他不仅兑现了三项承诺，还为企业盈利数十万元。作者由衷赞叹，由以邵奇惠为首的“八大诸侯”所组成的领导班子，“有智慧的头脑，掌握着科学的罗盘，有敢于力挽狂澜的气魄而绝无公牛闯入瓷器店的鲁莽。他们目光远大，雄心勃勃而又脚踏实地。”作品选题精当，基调高亢，激情勃发，文笔酣畅，时显华丽，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难能可贵的是，与乔迈反思中饱含激情、批判中张扬希望不同，蒋巍的作品是激励中隐含鞭挞、颂扬中不乏沉重。因为他意识到，转型期的改革才刚刚起步，传统的惰性和现实的阻力依然强劲。或许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蒋巍又写了《离弦之箭》，这同样是《在大时代的弯弓上》的续篇。作品报告了改革先锋邵奇惠被接连调任哈尔滨市委副书记、齐齐哈尔市委书记，后来又当选为黑龙江省副省长。作者的眼光没有被主人公那耀目的光晕所遮蔽，没有太多廉价的恭维和吹捧，而是重在表现邵奇惠在担任市委书记期间深入基层，体察民情，关注民生，写他以务实、透明、高效的工作姿态来揭批和惩处官僚主义、霸王作风和以权谋私现象，显示了浓郁的民本情怀和现代风采。80年代的报告文学固然激情满怀，固然成绩斐然，但与其他文学样式相比，它一样甚至更多地受到了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因素的影响。有人常常把1988年称作“报告文学年”，但我们却无法否认“八六学潮”、“八九风波”等带给报告文学的潜在影响，这中间还穿插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潮。所以说，就文体本性而言，80年代后期的报告文学未必享有比80年代前期的报告文学更高的社会和文学地位。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为80年代后期报告文学“画像”的话，那便是“于观望中放慢脚步，在颠簸中谨慎行进”。不少人常常津津乐道于80年代中后期的报告文学写作，但我们认为80年代前期的作品可能在社会本体和作家主体两个层面上达成了更高层次的创造性和谐。日，邓小平在严厉批评“八六学潮”以及方励之、王若望等人的表现后，明确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党也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8] 表达了坚定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决心与信心。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斗争是长期的，存在于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的讲话和中共中央的通知，给包括报告文学作家在内的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批判性写作敲响了警钟。相比而言，“八九风波”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可能更为明显。如果我们不再对“80年代报告文学”作出细分，而是将其看作一个完整的文学概念，那么，结论便不言自明――80年代报告文学事实上以这场风波为终结，90年代报告文学则在这场风波的余响中开端。此后一段时间，广告文学、表扬文学、明星文学、史志文学开始泛滥，理想、激情、批判元素有所收敛。当然，关于80年代后期报告文学发展的总体形象，也有专家持不同看法。如张炯认为，报告文学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自身题材、主题、形式、风格的扩展，吸收了小说、诗歌、政论等叙事、抒情与阐发议论的长处，将审视的领域从富于新闻性的新人新事延伸向历史，立足于纪实而又加强了对社会生活、政治、经济、文化与哲学的多角度多层面的思考。因而，许多作品的思想内涵大大扩充与深化。有些报告文学已不再是所谓文学轻骑兵，而成为在文坛举足轻重、影响广泛和深远的重武器了。”[9]其实，用这段话来评判整个转型期的报告文学可能更为贴切。三、调适期（）：沉静与理性 承上所述，趋于内敛的“90年代报告文学”更多地走向了改革颂歌和历史反思。但这也间接培育了报告文学沉静与理性的性格特征，并刚好构成对80年代报告文学激情写作的反拨。并且，就已经取得的成绩来看，90年代的报告文学仍在寻找中调适，在调适中成长，在成长中新生。 这种调适大致沿着两条路线进行：一是文体意识的增强带来报告文学独立品格的进一步彰显；二是速度观念和容量意识的膨胀再次造成报告文学文体边界的模糊。前者促成了报告文学的相对繁荣，后者暴露出报告文学发展中的问题。 90年代报告文学作品甚多，但所取得的成绩大体以四大奖项的获奖作品为代表。 一是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主要是年度的获奖作品。获奖篇目有：长篇报告文学《无极之路》、《沂蒙九章》、《走出古老的寓言》、《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通向世界屋脊之路》、《神农架之野》、《昆山之路》、《走向天堂》，中短篇报告文学《神秘王国的领衔主刀》、《黄土地，黑土地》、《疯狂的盗墓者》、《雪域战神》、《蓝色太平洋》、《一颗遗落在荒原的种子》、《莽昆仑》、《塔克拉玛干，生命的辉煌》、《人民子弟》、《冲出亚洲的坎坷》、《藜鳌》、《大森林的回声》、《人生的课题》、《鲲鹏展翅》、《极光下的梦》、《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回忆》、《千日养兵》、《她的中国心》、《奥迪迎面驶来》、《中国留日学生心态录》、《永远是黎明》、《汪洋中的安徽》、《孔雀西南飞》、《飞向太空港》、《原动力的潜层开掘》。 二是首届“505杯”中国报告文学奖。主要奖励1993年（个别作品例外）发表的比较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具体获奖篇目如下：长篇报告文学《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中国知青梦》、《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周冠五与首钢》、《血情》，中短篇报告文学《澳星风险发射》、《天地人心》、《商战在郑州》、《苏州“老乡”》、《“希望工程”纪实》、《天下第一鼓》、《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沙漠风暴》、《山苍苍，水茫茫》和《生之门》。不过，上述作品中，以鸦片战争和清末变革为题材的文本因丢弃了必备的时效性，恐怕难以再称作报告文学。 三是“改革潮”报告文学奖。为了更好地鼓励作家讴歌社会主义改革事业，90年代曾经连续举办过几届“改革潮”全国报告文学大奖赛，每届评出6篇获奖作品。1993年获奖作品：梁晓声的《同代人赋》、从维熙的《种“石”成“玉”》、陈祖芬的《生之门》、张耀清等的《红土地春潮》、贾宏图的《北线风流》、刘茵的《丹弗?巴尔的梦》。1994年获奖作品：佳波等的《生命铸成的奥运铜牌》、李鸣生的《分享张鸣岐》、沙琳的《照片故事》、张雅文的《傻子向精明人挑战》、郝在今的《立交桥神话》、朱建华的《“STAR－90”之谜》。1995年获奖作品：刘成章的《化蝶》、竹林的《梦之魂》、卞毓的《走近敦煌》、沈林如的《苏联卫国战争中的中国孩子》、田珍颖的《谁之误》、宗卫东的《改革所诞生的》。 四是发生于90年代的头两届鲁迅文学奖的报告文学评奖。这是我国最高级别的报告文学奖项（其次是徐迟报告文学奖）。其中，第一届（年）鲁迅文学奖获奖报告文学15篇，分别是：邢军纪、曹岩的《锦州之恋》、杨黎光的《没有家园的灵魂》、冷梦的《黄河大移民》、一合的《黑脸》、金辉的《恸问苍冥》、江宛柳的《没有掌声的征途》、郭晓晔的《东方大审判》、张建伟的《温故戊戌年》、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徐剑的《大国长剑》、王家达的《敦煌之恋》、何建明的《共和国告急》、李鸣声的《走出地球村》、程童一等的《开埠》、董葆存的《毛泽东和蒙哥马利》，获奖总数刚好是中短篇小说之和（9个中篇，6个短篇）。第二届（年）鲁迅文学奖获奖报告文学5篇：何建明的《流泪是金》、王树增的《远东朝鲜战争》、梅洁的《西部的倾诉》、李鸣生的《中国863》、杨黎光的《生死一线》。这次评奖各门类获奖指标均为5项。这意味着，报告文学评奖的程序较前规范，眼光更趋冷静，心态更为平和，标准更加严格，因而也更能代表那个时期报告文学的水平。 近几年来，章罗生一直在研究90年代报告文学，发表了不少成果。他的基本看法是，90年代的报告文学“在全面融合中走向成熟”。他认为，90年代的报告文学调整了歌颂与暴露、“报告”与“文学”以及真实性与倾向性之间的关系，在继续发展报告文学的批判精神与理性精神的同时，注意了写作态度的冷静、客观和从容不迫，在继续和发展宏观综合性的同时注意了向“文学是人学”的本体复归，在继续和发展以改革开放为总主题的同时注意了继续向题材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因为作者比较偏爱90年代的报告文学，所以为之进行了多方面的辩护。客观地看，90年代的报告文学也许并不像他褒奖的那么好，我们也从未发现没有缺陷的时代以及完美无瑕的文学。但从报告文学成长史的角度观察，90年代的报告文学确实在文体复归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至少，那个年代的作家们已经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但更多的人并不这么看，他们认为90年代甚至更加宽泛的时间范围内的报告文学普遍缺失最起码的“文学性”。这一方面是因为对报告文学文体特征的误解，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报告文学创作现状的不满。 因为对报告文学文体特征显而易见的误解，李敬泽等人干脆宣布报告文学叙事伦理上的“不合法”。尽管他是在新世纪宣布这一“发现”的，但诸多迹象表明有人早就对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失去了信心和耐心。享有报告文学“帐房先生”美誉的李炳银虽然一向呵护着报告文学，但他也对那个时代的创作时有微词，原因在于，他觉得相当一部分报告文学缺乏起码的文学表达。 范培松对90年代报告文学的缺失也作了堪称激进式的批评。在他眼中，报告文学生于批判，长于批判，因此，批判性是报告文学的本质内涵。基于这种认识，他略带夸张但不无遗憾地指出：“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报告文学是何等辉煌：哪里有不平，哪里有抗争，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报告文学。一篇《哥德巴赫猜想》，就是一篇解放知识分子的宣言书。报告文学成了大众的希望，成了人民的精神支柱。可是，当历史翻到90年代，在报告文学的园地上，虽则，还不时冒出一些关注时局的力作，如对不正之风的批判，对社会重大问题的解剖，等等，但是，无可否认，报告文学却在变革的浪潮中，进行着一场甜蜜的蜕变：变色、变性、变味，正在趋向甜蜜化，哪里有金钱，哪里有买卖，哪里有甜蜜，哪里就有报告文学，报告文学几乎成了广告、成了侍女、成了欲望的代名词。”[10] 报告文学何以这般“自弃”？他分析指出：“不妨审视一下90年代的精神和文化大环境。80年代初，一些报告文学作家是如此满怀激情地呼喊，是那样自信：中国的文化必然会融入世界，实现现代化，批判会愈来愈被社会所容纳，批判的正常开展也确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但是，90年代的中国市场经济的勃兴，知识分子精英们所憧憬的中国文化现代化，却以十分世俗的方式抢占了精神阵地。在文化领域里出现所谓‘后现代主义者’，他们摆出宽容的姿态，消解中心，拆除深度，嗜好不确定性，公然提倡知识分子放弃批判使命，平息反思的冲动，和现实中的恶势力妥协。知识分子发生了分裂，价值观的多元化蜕变，精英文化感到被遗弃和愚弄，人文意识的泯灭，神圣感的消失，使得报告文学作家处于这样的迷离：他们既失去了批判的目标，也失去了批判的原动力。报告文学对王守信的批判在80年代可以称得上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富有讽刺意味的是90年代，一些比王守信还要王守信的人，借助王守信的种种手法，呼风唤雨，这一切居然可以冠冕堂皇通过报告文学的装扮，变成英雄让人顶礼膜拜，沈太福、禹作敏就是这样奇迹般地成了‘英雄’。导演‘十亿元大骗局’的北京长城机电科技产业（集团）公司的总经理沈太福曾豪迈地宣布：‘从中央到地方，主要的电台、电视台及报纸和通讯社，没宣传、介绍过长城集团的恐怕不多了。’只要稍微有一点良心的报告文学作家对此都会感到沮丧――报告文学的批判被迫退位。”[11] 尖锐的批评不免刺耳，但却让我们惊醒――90年代的报告文学在责任担当上确实缺少了一种骨气，一些刚性。 这是一个悖论。一方面，90年代的报告文学一直努力接近报告文学应有的文体本性；另一方面，历史的扩张、伪报告文学的搅扰又使得报告文学的边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模糊。难怪有人抱怨，随着报告文学的“疯长”，我们反而越来越搞不清楚“何为报告文学”了！丁晓原就流露出类似的焦虑。他说，“从绝对数量考察，90年代的报告文学或许可以被认为是繁荣的，一大批作家在制作着各式各样的报告文学，许多刊物仍一如既往地热心于刊发报告文学……。但90年代报告文学的品级下降却是一个为多数人确认的不争的事实，作品数量与质量之间的某种不成比例的情状，恰好表明此间的伪报告文学的‘盛长’了。”[12] 由此，他断定，90年代的部分报告文学虽然还保持着精神坚守，但因伪报告文学的搀和已经出现了文体退化的趋向。 90年代报告文学这样正反相成的两条路线及其在实践过程中无可奈何的背离，恰好说明了社会转型对文学的强力冲击，也彰显出急躁情绪对报告文学的巨大伤害。所以雷达说，90年代思想启蒙的声音在部分作家中日渐衰弱和边缘化，部分作家要么走向实惠主义的现世享乐，要么走向不问政治的经济攫取，要么走向自然主义的身体写作，甚至有人快速告别神圣、庄严、豪迈而走向日常的自然经验陈述和个人化叙述。于是，消费、浮躁、自我抚摩、刺激、回避是非、消解道义、绕开责任、躲避崇高等等，几乎成了90年代以来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较为普遍的精神姿态。 总之，90年代的报告文学尽管总体表现并不尽如人意，但毕竟取得了无法忽视的成就。况且，用发展的眼光看，90年代的调适及调适中的阵痛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当然，社会的经济转轨，物质追求的膨胀，责任感的衰退，敏锐性的钝化，都可能成为阻滞报告文学深度掘进的因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将期待的目光投向了新世纪。 四、掘进期（）：转身与正本 经由90年代的调适，进入新世纪的报告文学处于多元掘进态势。我们不能指望报告文学年年有变化，岁岁新面孔，所以我们早就把调适中的沉静看作报告文学某种程度上的本体靠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沉静之后新世纪之初掘进态势的报告文学“集合体”归结为“转身”与“正本”。 何为“转身”，怎样“正本”？所谓“转身”，简要说来，就是由表象的社会分析进一步向文化透视的转向，由泛化的改革颂歌向深沉的问题意识掘进，从而使一度被商品经济和市场大潮疏远了的报告文学的反思精神和批判品格渐次恢复。所谓“正本”，主要是指报告文学对于艺术品格特别是对于“文学性”的追问，并试图从日见扩张并随之模糊化的文体泥淖中解脱出来，以便回到报告文学自身应有的位置。细加考辨便不难发现，伴随着全球性文化热的兴起，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在此前较为朦胧的文化向往的基础上日趋明朗化，进而演变为一股潮流。与此同时，针对90年代部分报告文学所存在的艺术上的粗鄙化以及文体边界模糊化的弊端，新世纪的报告文学更加关注作品的艺术品位，有关报告文学“文学性”的呼声也益发强烈。辨证地看，“转身”必须“正本”，“正本”是为了更好地“转身”，二者的本质追求是一致的。 报告文学批判形象的确立和文化品格的生成，并非始自90年代，甚至也不是转型期报告文学的专利。但有一点可以认定，无论是社会批判的深度还是文化反思的力度，新世纪初的报告文学都可能达到了较以往相比堪称超越性的高度。90年代末，报告文学还沉迷在1998年抗洪抢险的胜利喜悦之中，还习惯于《一个王国的崛起》、《崛起的山脊》、《共和国今日阅兵》、《开国将军轶事》、《中国特警秘闻录》、《卫士风采》、《驻军澳门》、《“中国旋风”》、《共和国第一位作家总裁》一类的书写。这类作品当然可以写，甚至可以写得很好，而且90年代末也出现过诸如《走近中国艾滋病患者》、《未扶正的反贪局长》、《中国森林危机报告》等报告文本，但后者数量实在不多，也未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进入新世纪以后，“起跑意识”发挥了作用，“人民文学”、“底层书写”的呼声渐高，报告文学的责任意识、表现能力有所加强，重点报告文本的文化品格得以提升。以几本报告文学选为例，中国作协创研部选编的《2000年中国报告文学精选》收录了何建明的《中国高考报告》、凌志军的《追随智慧》、陈歆耕的《战争大趋势》、梅洁的《西部的倾诉》、李青松的《告别伐木时代》、常扬的《世界第一村》、徐光耀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等。读过作品的人知道，与90年代多数报告文学相比，跨在新旧世纪门槛上的这些作品显然更加冷峻、深刻，文化意味也更为浓厚，它们既不乏80年代热烈的社会激情，又拥有90年代部分优秀报告文学作品的理性。到了2002年，报告文学的文化品格继续在反思与深化中行进，这从何建明的《根本利益》、徐刚的《黄河万里独行客》、曲兰的《从分数重压下救出的少年英才》、舒云的《噩梦“九一三”》、一合的《红与黑》、长江的《对面坐着马向东》、徐焕忱的《最后的拉宾》等代表性作品中可以感受到。 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应该能够代表新世纪初的报告文学成就。这次评奖，从年间的报告文学作品中精选出5篇作品给予奖励。它们是：王光明、姜良纲的《中国有座鲁西监狱》、李春雷的《宝山》、杨黎光的《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加央西热的《西藏最后的驮队》和赵瑜、胡世全的《革命百里洲》，获奖数分别超过中短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各4篇）。这些作品，除《宝山》歌颂工业改革外，其他作品所涉及的几乎都是新异题材，但它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历史眼光、反思精神、现实关怀和理性分析。2005年，《另类名人冯有为》、《歌手与乞丐》、《我们可以称他是伟人》等作品以民本意识和人性深度见长，《昂贵的选票》、《高考殇》等作品敢于正视矛盾，《“超女”！“超女”！》等作品快速反映当下文化热点。2006年，徐刚的《东方哈达》、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黄传会的《我的课桌在哪里》、李林樱的《黄河万里生态灾难大调查》等作品再次表现出跨世纪报告文学现实把握和文化启蒙的能力。2007年，《为了社会和谐》、《天山情》、《最后一个知青点》、《医患之间》、《春运：阜阳现象》、《传统教育的冲击波》、《天堑变通途》、《圣土不老》、《黄河三角洲传奇》、《大江北去》等作品已经显示出不错的发展势头。 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大江北去》是梅洁继《山苍苍，水茫茫》、《西部的倾诉》之后的又一力作，也是2007报告文学界的亮点之一。作品以浓郁的故乡情结、超人的史诗手笔和深厚的文化关切叙写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从酝酿到动工的基本过程，着重描写了调水源头――鄂西北人民为此付出的巨大牺牲及作出的无私奉献，真实而感人地报告了湖北郧县、丹江口市以及河南淅川等地的人民在长达数十年的调水工程中所承受的种种磨难与挑战。作者在《后记》中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以原丹江口水库大坝为基础，三千里长的调水线路使之成为迄今为止世界水利史上最长、最浩大的引水工程。这一工程的完成，将缓解包括北京在内的北中国一亿多人口的饮水危机，并将同时缓解引水沿线工农业用水困境，为日益发展的北中国提供无以替代的资源支持。作者指出，“南水北调是一项举世瞩目的大型水利工程，它所涉及的面很多，首当其冲的当是调水源头的十堰市人民、河南淅川人民再度面临的严峻的生存挑战，他们将再度失去最后的一点土地，近30万人民将再度背井离乡。20世纪60年代的第一次失去家园和21世纪初叶再度失去刚刚有了眉目的生活，无论是在物质或是精神上，他们都将经历人类情感中最深重的苦难。” 因此，“《大江北去》努力呈现的即是：调水源头人民在巨大的牺牲和奉献中，表现出的大智、大勇和大痛、大义，以及那条流淌了亿万年的汉水伟大的涅和另一种永恒”。 在新世纪文化反思型报告文学作家中，何建明是不能不提到的一位。几年来，他接连发表了《中国高考报告》、《恐惧无爱》、《落泪是金》、《根本利益》、《北京保卫战》、《国家行动》、《为了弱者的尊严》等饱含忧患同时又满怀信心的报告文学作品。特别是《根本利益》和《为了弱者的尊严》两个作品的问世，以鲜明的现代文化意识和清醒的理性批判为“人民文学”和“底层书写”树立了样板，并为文化“转身”时代报告文学的深度推进增添了活力。正如他自己所说，“中国改革发展到今天已进入了一个更高、更新、更深的领域，改革带来的结构性调整必然要波及到一些人的利益，面对着那些像梁雨润一样为了人民的利益奋不顾身的英雄模范人物，作家有责任为其声援；面对着社会上那些丑恶现象，作家要有勇气，要发出我们旗帜鲜明的呐喊。在这个伟大的改革时代，文学不能缺失，也不能缺席。”[13] 是否可以认为，何建明与黄传会、王宏甲、卢跃刚、赵瑜等人一道，以“剑客”的勇气与魅力从不同的理路挽留住了多元时代尽可能多的报告文学读者。 “在历史上，‘文学性’的提出都意味着文学和文学研究的一次危机，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第一次提出‘文学性’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界‘纯文学’口号的提出以及本次‘文学性’讨论莫不如此，但不同的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和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界提出‘文学性’问题是为了使文学和文学研究走向独立和自律，是文学陷入贫瘠的一次反拨，而本次‘文学性’讨论则是文学过度膨胀使文学自身边界变得模糊、文学陷入迷茫的表征，是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学和文学学科的一次自卫。”[14] 由此可见，各种文体“文学性”的现代规范是新世纪初又一个文坛热点。 什么是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李炳银认为，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报告文学不同于小说和诗歌，它有着自己沟通社会生活、招惹读者喜爱并予以接受的独特途径和手段。这些途径和手段，既不应是对其他文学形式的因袭，更不应受其他文学形式的约束。准确些说，“真实性在报告文学作品中，既带有质的含义和确定性，同时它也作为文学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发生着某种诱导、感染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没有了真实性，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就无从谈起。真实性决定并制约着报告文学的文学艺术性，而艺术性又使这种真实性达到一个新的境地，发挥更大的作用。”[15] 为此，他建议在更开放的坐标上来看待和运用报告文学的文学性。章罗生将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归纳为两个方面：第一，在“人学”方面，着重向人情、人性与人生的深层开掘。他以为，“文学是人学”的概念，并不仅仅限于以人为中心或以人物为描写对象，而是更加强调写出人情、人性与人物的性格、精神；第二，在哲理诗情与散文化方面，表现出“史诗”特色和悲壮之美。 作家的看法显然是我们看待报告文学文学性问题的基础性参照。茅盾早在《关于报告文学》一文中将其艺术条件即文学要素概括为三点：人物刻划、环境描写和氛围渲染。乔迈非常珍视文学手法对于报告文学的极端重要性：“不错，报告文学脱胎于新闻，具有新闻的血统，但它受孕于文学，属于文学的家族，报告文学姓‘文’不姓‘新’。”[16] 但是，在报告文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社会性与文学性、批判性与审美性之间，不少作者更看重前者。卢跃刚就特别指出，“严格地说，社会对报告文学的审美期待，恰恰不是‘文学’，而是‘报告’。期待着对某个重大事件内幕的揭示，对某种重大的社会现象的综合归纳，对某类人生存状态的关注，等等，文学仅仅是这种多功能中的一种，而且其审美要求，在历史面前，在社会进步面前极有限度。”[17] 无论是对文学性的强调还是对社会性的尊重，都说明了报告文学作家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执着的文体坚守。需要说明的是，新世纪之初关于报告文学文学性的强烈呼吁和初步探索，使相当一部分报告文学作家进一步明确了文体方向，端正了创作态度，并有望在此基础上强化报告文学的文学品格，以重塑新世纪报告文学的新形象。 2006年“两代会”（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及胡锦涛在“两代会”上的讲话是新世纪文坛的一件大事，相信也会成为转型期报告文学发展历程中新的助推器。胡锦涛在充分肯定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之后希望，“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培养和增进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坚持以最广大人民为服务对象和表现主体，关心群众疾苦，体察人民愿望，把握群众需求，通过形式多样的艺术创造，为人民放歌，为人民抒情，为人民呼吁。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深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第一线，深入企业、乡村、社区、军营、校园生活最前沿，不断创作出让人民满意的优秀作品，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18]
胡锦涛的讲话，是转型期继邓小平祝词之后的又一个关于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纲领性文献。我们希望并相信，这个讲话能够为走进新世纪的报告文学创作提供更为宽松、贤明、和谐的写作环境，从而激励新世纪报告文学更快更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A].邓小平文选（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8. [2] 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N].光明日报,. [3] 王吉鹏,何蕊.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史稿[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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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梁多亮.新时期报告文学概论[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30.
[6] 尹均生.人间春雷
文苑奇葩――解读《哥德巴赫猜想》兼论诗体化风格[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1). [7] 尹均生.报告文学――新型的独立的文学样式[J].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79,(3). [8] 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A].邓小平文选（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 [9] 张炯.新时期报告文学的走向[N].文艺报,. [10] 范培松.论九十年代报告文学的批判退位[J].当代作家评论,2002,(2). [11] 范培松.论九十年代报告文学的批判退位[J].当代作家评论,2002,(2) [12] 丁晓原.论九十年代报告文学的坚守与退化[J].文艺评论,2000,(6). [13] 参见曾祥书.文学应显示直面社会的力量――与何建明对话[N].文艺报,. [14] 周维东.新世纪文学研究：如何面对“文学性”[J].理论与创作,2007,(2).
[15] 李炳银.当代报告文学思考[J].西南军事文学,2004,(5). [16] 乔迈.独立支撑的大树――谈报告文学的“小说化”和“新闻化”倾向[N].文学报,. [17] 卢跃刚.报告文学面临新的问题[J].江南,1992,(2). [18] 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EB/OL]..cn
原载：《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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