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于精准扶贫有什么看法？这对于农村的意义在哪？
最近关于习近平总书记的论精准扶贫：扶贫开发贵在精准讨论很火，大家认为怎么样才能够精准扶贫？实施难度大不大？对于农村的意义何在？
按时间排序
政策是好的
但是蛀虫太多
我一个年收入四万的基层公务员要包六户你说穷确实挺穷的，问题是我也要吃饭的好吧？
真不错！都是精准扶贫行家里手，我长见识了，希望能够从中找到金点子
我能说我的扶贫对象比我有钱多了吗？家里开了烟酒店，光今年种植烤烟就60亩，工人就请了百十来个，而我月工资只有3000多。手动再见。
习大大提的精准扶贫很好，是惠及老百姓利益的。但是，这个精准扶贫不要做做样子，搞摊派任务。以前扶贫就是给钱，然后就走了。老百姓有句话叫救急不救穷。现在给钱是满足不了贫困地区百姓的需求的，要从根本上改变，还是要给他们一个得以生存的渠道。个人认为精准扶贫特色鲜明，是将贫困地区闲置或者低效利用的生产要素，通过市场化方式重新组织、管理，纳入整个市场经济的产业链条，从而创造出更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还有就是从根本上改变当地的经济条件和思想观念，由“输血式”扶贫转变为“造血式”的精准扶贫。
指定一个扶贫干部，确定帮扶一个甚至几个贫困家庭，确定时间，人均收入达到确定数字，且脱贫后不返贫，才算得上“精准”且“扶贫”吧。一个单位帮一个村，甚至，一个地区帮一个地区？呵呵……另，我看精准扶贫这项活动，最大的难点和最大的意义，其实都不在被扶农村吧。
给大家转一个真正的精准扶贫，是个什么状况对1个贫困家族的调查——以西部V市为例 学植
明达 市县领导参阅漫画：老品子党中央提出到十三五末，“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产业扶贫。近期，我们通过对鄂西山区一个家族贫困的调查，发现产业扶贫还可以“跳出”贫困户本身，在大家族、大区域、大组织内走“众扶”之路。一、贫困现状在鄂西山区某村的半山腰，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贫困家族。父亲，86岁，与妻子近亲结婚，育有四子一女，女儿嫁到临县。土地下放前担任了十多年的生产队长，对家庭照顾较少，为人耿直、性格强硬，和儿子间关系不太和谐。目前主要收入靠低保，由老二、老三照顾，和老二合住两间土房，对子女发展不愿过问。老大，62岁，文盲，有轻微耳聋。因家庭贫困，年幼游玩，后在生产队劳作，30岁经人介绍，娶了患有耳聋、间歇性精神病、带着两个并无血缘关系女儿的妻子。后一直在家种田，期间外出务工一年。两位女儿都已嫁到外地。现主要收入靠自己在附近打零工、妻子的低保，女儿表示将来将其接过去赡养，但自己并无此意愿。老二，56岁，入学较晚，初中毕业，身体不佳，年轻时口吃严重，性格较为孤僻、急躁。当年由于女方年龄问题未能领结婚证，其后觉得个人自由、家庭贫困故一直未娶。单独照看婆婆直到去世，后在伐木队边做边玩了十几年。现一直在家务农，未发展相关较高收益的产业，照顾八十多岁的父母。主要经济收入靠父母低保及各种补贴、卖一头猪，有对生活提升的愿望，但是没有思路，计划年老后进入养老院生活。老三，51岁，初中肄业，长期有胃病。婚后与父母分家，有一子，初中肄业，现在外打工。妻子嫌弃丈夫年龄偏大、家境贫困，于婚后6年离婚。离婚后出于身体及负担原因未再婚，长年在外打工供读孩子，收入一般。家中现有未经修缮的两间土房，去年村里刚帮其加宽了公路。目前家庭收入全靠其在外务工。计划今年外出后，明年开始和别人合伙种蔬菜。对于自己的婚姻和孩子，自己暂无计划和安排。老四，45岁，小学毕业，身体一直不佳。下学后一直种田、照顾父母，后入赘到原单亲家庭，有一无血缘关系的儿子，中专毕业，现已婚，在外务工。妻子患有肺气肿，还有两位几乎无劳动能力的老人，孙女正上幼儿园。目前主要收入靠子女在外务工和自己平时打零工，无养殖业，田地主要栽种玉米、稻米。房屋白蚁腐蚀严重，急需修缮。计划子女在外学一门手艺或回乡创业，但目前都无有效实施。二、贫困原因1、教育缺陷。在学历教育方面，上述家庭成员普遍反映为低学历状态，作为承担家庭收入的主力军，无法参与高技术、高平台、高回报的工作，很难适应新市场、抓住新机遇，直接影响了家庭收入。在生活教育方面，老三未对孩子的个性发展和心智成熟进行关注，使其成为“问题”少年。兄弟们也未对孩子的职业发展提供指导，子女技术空白，使之不能获得稳定、高效的收入。2、方式缺陷。由于过去单纯的“重资金、轻产业”，进行“输血式”的扶贫，使老二等思想上“放任顽贫”、“边走边看”意识逐渐凸显。不学习、不谋划、不上进，放手游闲，低保度日。人未进养老院，心已在养老院，成为“等靠要”的贫困对象，造成“年年扶贫年年贫”的恶性循环。3、健康缺陷。疾病和残疾是大量家庭致贫的重要原因。作为主要劳动力的四兄弟，都存在着遗传性身体健康问题。此问题甚至直接影响到人的主观能动性，产生了身心俱损的双重危害。同时家庭人员的疾病开支，还挤占了他们原本就微薄的经济收入，一旦再遭重大变故，“塌方式”致贫极易发生。4、地域缺陷。该家族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去年刚加宽了公路。立地条件差，林地稀少，特色种植业和占地发展的产业都无法参与。市场需求少、产业发展少、地方发展瓶颈难以突破。家族成员无法接受新讯息、占据新市场、享受改革发展红利。家庭人员主要靠外出务工，进而产生了子女教育缺位、老人无人赡养、林地资源浪费等一系列问题。5、婚姻缺陷。老大有两个过继的女儿，老二未婚，老三独自抚养一子，老四过继了两个儿子，四兄弟都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完整性”家庭。老二未婚造成无子女后代，将直接成为政府的供养人群。离婚对老三家庭的延续性发展产生不正常扭力。家庭结构缺陷严重危害到其子女培养、家庭发展、后继推力等方面。中国逐渐凸显的男女比例失衡、离婚率升高等问题将放大这一危害作用。6、观念缺陷。四兄弟和父亲因为财产产生隔阂，赡养父母也成为冰冷的契约关系，成为家族不和谐的导火索。老大“女儿是自己的，女婿是别人的”的意识，使独女家庭的老人赡养问题日渐严重。老三不愿接受新事物，不愿承担风险的保守思想使其在产业发展和政策应用上始终落后一步。诸多传统落后观念是造成家庭致贫的重要推手，也是未来脱贫的重要阻碍。三、脱贫思考1、要“大家庭”扶人。这四家，都是贫困户，不是病，就是年老。单就各户产业扶贫而言，算得上是“稀泥巴扶不上墙”。老大缺劳力，老二缺资金，老三无计划，老四组合家庭情况复杂。就各户扶各户无路。但是，我们在访谈中发现，从大家庭出发盘活人力资源，还有奔头。老三常年在外务工，有点子，可以担当起整个家族脱贫致富的牵头人。如果老三召开家族会议出点子，老三和老四合力凑钱，引导并支持老大、老二发展养殖业，赚的钱分红。这样，既解决了老大、老二的脱贫，也增加了老三、老四的收入，还解决了父母的赡养经费问题。从现实来看，血缘关系还是能让家族达成一致目标，形成合力。家族扶贫关键，还在找到“人”的突破口，让有点子的出点子，有资金的出资金，有劳力的出劳力，让“小家庭”的诸多短板在“大家庭”中消融、淡化，减轻独户脱贫的难度，提高整体脱贫的效率。2、要“大区域”扶地。这个家族的成员，地不多，种的还是玉米等大路货。产业扶贫，既要地，也要特色，还要规模。就这个家族而言，可以到“家”以外有闲置山林的地方发展山羊。事实上，高山农民搬迁后有很多闲置山林。在屋场院子乃至全组、全村盘活土地山林资源，是解决贫困户地少难题的有效途径：一是实行移民搬迁。将贫困户迁移到土地闲置的区域；二是发展飞地经济。贫困户一户两居，到适宜发展产业的地方，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3、要“大组织“扶业。上述家族由于普遍缺教育、缺技术、缺思路，自主发展产业的能力低，寻求发展特色产业的可能性更小。要确保老大和老二养羊成功，应将其放到镇村“合作社”中加以全流程、全环节的指导和帮扶。比如，指导他们买好种羊和母羊，搞好防疫，教会辨别发情期，最后给予政策性保底价收购。贫困户发展产业，抗风险能力更差，只有将贫困家庭放到协会或合作社等大组织中发展，分解他们运营风险和市场风险，才能妥妥地脱贫、永久的脱贫。4、要“大教育“扶智。我们在和老三的谈话中发现，他要求儿子在外打工学瓦工，将来可以回家乡当师傅。这一对儿子的“要求”是一种智慧，是一种有战略眼光的“教育”。很多贫困家庭，也有子女在外打工，越打越穷，穷的根本原因就是只打了劳力，未打到一技之长。对贫困户的教育，除了常规意义上的学历教育、技能培训之外，要把“教育”这个概念，放大到脱贫的点子和策略上。5、要“大和谐”扶心。要把家庭和谐、社会和谐纳入到扶贫系统中来。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家庭结构的不稳定，直接影响到家庭延续性发展、孩子的成长和教育、老人的赡养，影响家族形成合力、办成大事。四、结语扶贫工作已经进入攻坚阶段。要跳出家庭，让大家族盘活劳力；要跳出个体，让大组织降低风险；要跳出地域，让大区位整合土地；要跳出传统，让大教育催生点子；要跳出物质，让大和谐稳定家庭。以此形成扶贫的长期策略，产生扶贫的长期作用。（有删节）【继续看？添加本号，回复数字】1585：贫困县的贫困村
——扶贫调查系列（20－1）；1588：扶贫困惑3问
——扶贫调查系列（20－2）；1591：6种懒汉式扶贫
——扶贫调查系列（20－3）；1594：为啥贫困越扶越多？
——扶贫调查系列（20－4）；1597：“官员生病，百姓吃药”
——扶贫调查系列（20－5）；1600：厘清边界，明晰事权
——扶贫调查系列（20－6）；1603：“新瓶装旧酒”
——扶贫调查系列（20－7）；1606：村情o户情o人情
——扶贫调查系列（20－8）；1609：盘点“扶贫关系学”
——扶贫调查系列（20－9）；1615：扶贫先扶“己”
——扶贫调查系列（20－10）；1618：“梯次扶贫”，好!
——扶贫调查系列（20－12）；1621：泛化的“务虚”
——扶贫调查系列（20－13）；1624：资金账上睡大觉，源于“县级报账制”
——扶贫调查系列（20－14）；1627：小心削掉“扶贫基础”
——扶贫调查系列（20－15）；1630：5年任务2年完，投入咋办？
——扶贫调查系列（20－16）；1633：因病返贫的复杂性
——扶贫调查系列（20－17）；1636：“三贫”“三化”须警惕
——扶贫调查系列（20－18）；1639：“理财收益扶贫”需慎行
——扶贫调查系列（20－19）；1612：“雪上加霜”的扶贫
——扶贫调查系列（20－20）；原文链接
利益相关；受国务院扶贫办委托2016精准扶贫第三方调查成员。前两天新闻联播通报了一批有问题的案例，应该就是这一轮第三方调查的成果。有用没有，肯定有，地方都很重视，到每个县第一步就是县长县委书记接待，开会，所有村干部需全力配合否则当场革职。我说一点别人关注不到的问题吧，今年是第一年第三方调查，2020年之前每年都会有，而调查组全国分为9个大区，每个区基本是由当地高校老师和研究生组成（新疆西藏阜平县是中科院地理所负责），抽查县、村、贫困户和脱贫户，问卷很详细，全程记录录音录像，不允许有村干部参与问卷过程，所有问卷汇总电子化，随最后出的报告（基本每个区报告都好几百页，我们弄的900多页）一同上报国务院扶贫办，中间没有任何人经手。工作强度很大，需要背着问卷和摄影录音gps仪器一户一户走一家一家问，一天下来腰酸背痛嗓子干哑，并且这些贫困户可大都是住在深山里的，泥石流、塌方、暴雨、蛇、野狗、精神不正常的村民、各种传染病人员，都是我们每天需要面对的危险，首先向各位奋斗在第一线的研究生调研组成员致敬。然后我他妈就要吐槽了，国务院扶贫办你们缺钱么！？一开始给学校说的甜言蜜语，说先进行，随后资金到位，老师学生们自己贴钱干着如此的工作，进行完之后你给我们说财政部不批，资金削减一半多，每天朝6晚8的工作面对着数不清的危险，一个月说给1500补助（北京开会时可是说的4000一个月）！？就这1500到现在都没看到毛。一个个群里老师学生叫苦，时常加班到半夜凌晨（每天需要将录音录像整理，调查表输入电脑），你们都看不到么？这活可不是一锤子买卖，直到2020年每年都有，其他人我不知道，今年我这么干，明年可就不一定了。情怀要是能当饭吃，我就不会老饿肚子了。
精准扶贫搞了好多年了，广东这边政策也出来很久，但是效果有限
我就简单解读一下精准扶贫吧，想到哪写到哪，欢迎大家补充讨论
精准扶贫其实有点像理论层面上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精准扶贫的对应是什么呢，打个比方，某村要发展经济，政府跟某鸡禽企业合作，低价取得一些鸡苗，这时候政府将鸡苗平均分到每家每户。这就非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是，政府分鸡苗，根据每家每户情况来分，a家年轻人多，做事有冲劲吃苦能干，给a家分多一些。b家是留守家庭，只有老人和小孩，这时候你给他鸡苗也没用，那就给他多一点补贴做补偿。c家只有一个青年，相对就分少一点。这样，资源分配很合理，效果最大化，精确准确到每个家庭每个成员。这就是精准扶贫，当然这是我举的以家庭为单位的例子，也有精确到不村为单位。那刚说完的这个例子，这样看起来确实效果最大化，资源最合理分配，看着好像扶贫在望，实际上呢，会出现很多难点…首先，这需要政府自己分析考虑，哪家人怎么样，哪家人适合，这是策略上的分配。然后，如果政府人员有些作风问题呢，比如我和c家比较好，我给c分多点，但其实c只有一个青年，养不来这么多，那a这么多人，养的就很少，就有意见。再一个，b没法养，给b的补贴如果有干部吃掉，那b就什么都没有，所以b会说我也要养，实际上却养不了，很可能转手就卖钱了，鸡苗没到该到的地方，这对扶贫没什么效果。
这是个小例子，但是从这也可以看出，精准扶贫要做好，有两点，一个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求政府有很强的分析能力，决策能力。第二点是扶贫力度准确到位，这要求政府理性清廉客观执行能力强。
那现实生活中，为什么精准扶贫没什么效果呢，以我老家为例，不管援助也好补贴也好什么都好，永远是村干部身边的人得到援助最大。第二点，不管资源怎么分，怎么援助，怎么具体到位，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是最大受害者，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得到的还不够，永远不公平。
有没有在江西扶贫开发的？
我是安徽农村的，父母是农民工，我父母也不是懒人，后来田租涨价到600多一亩，就没干了，专转业卖鞋，农民老实巴交的，没赚还亏了29万，以前种田挣得钱买了房子，还差了10万元债，妈妈今年3月腿断了，住院开刀什么的不说，我爸爸照顾我妈，我和弟弟上大学，家里只有姐姐在工作，一个月工资3000（在安庆算好的了），我奶奶82岁还种着一点地，我去我们镇里民政局盖章说不给盖。。。。我就呵呵了，我们家，不算我奶奶，人均收入600，还总要给老人一点赡养费，一年800不多吧，今年真是特别困难，申请了学校的助学金，但是家里不给盖章。。。。至于我自身，今年大四，大一的时候学费是贷款的，上学期刚来学校不太了解情况，从大一下开始，做各种兼职，大概挣了2000+，大二开始带家教，挣了10000+那个时候特别忙，专业课不说，辅修课，社团，基本上忙的团团转，到大三课业特别多，兼职做的少了，但也还有好几千，今年大四，家里是一点收入都没有，带家教什么的也不现实，要忙着招聘。姐姐上班三年了，一点存款都没有。我说这些，只是想说，贫困补助我确实想要，但我们家也不是好吃懒做的，今年暑假的学费也不是贷款，是我爸爸每天早上4点起去给我挣来的，但我妈妈腿是断了，还要吃药，基本不能干活，还要人照顾。可是就是这样，我们还不是贫困户。套用有的回答，我们村里的贫困和低保，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当然，也确实有单亲家庭，残疾家庭，这个就像硬性标志一样，除了这样家庭的，那就是某书记，村干部家的某亲戚之类的。这样的扶贫换汤不换药，以前像我们这样无权无势的还能有点希望，现在呵呵了，扶贫巡视小组的电话根本打不通，安庆电视台的某姐姐说，现在不是你想的那么黑暗，你要拿出证据呀。我们小老百姓那什么证据？拍照片指认谁和村干部有关系？谁家里天天生活水平怎么样，一天买多少肉，一年多少生活费？呵呵了，真这样我们家还能呆在村里吗？有这些千真万确的证据我会找你电视台？就是想借你电视台比较透明的渠道做个主，结果，呵呵了。实际上，精准扶贫精准地把无权无势无关系的穷人先打死了。
我在甘肃农村生活了二十年，没听说过这么高大上的概念，我们家供我们三个孩子读完了大学，反而是一些社会慈善组织帮助我完成了学业。前两年家里确实“申请”了低保。但是这个“申请”是怎么一个“申请”法呢，拖关系走后门，之后村干部经常还要低保户们(包括我父母)帮他们无偿劳动。
前几日，《盛世中的蝼蚁》（以下简称《盛》）一文在朋友圈疯狂刷屏，笔者朋友圈转载此文的人群家乡父老有之、大学同学有之，但更多的却是外企白领、大学教师和部分部委公务员。如此大批量的刷屏还是第一次，素来对一边倒刷屏持警惕态度的我，终于没忍住点开原文仔细阅读。原文对于杨改兰一家惨剧的归因暂且不论，因为在人去无可实证的条件下，一切归因都可能命中事实靶心。但对于文中提出的关于农村低保和危房改造的问题，笔者却不得不说。尤其是看到朋友圈如此多平时在工作生活中以理性立身的人们纷纷转发此文并大加赞同之时，被城市中产及精英们对于农村实际的认知如此脱节，如此沉醉于自我想象和自我逻辑印证的沟壑所震惊。我深感如果不把自己吃住在西北农村近一个月专项调研观察精准扶贫的真实见闻——农村低保及其附带的贫困户识别认定、扶贫资源分配、存在的真实问题和背后逻辑讲清楚（虽然不一定能够讲清楚）的话，是高等教育教人求真的失败；如果在一个引起众论的问题上不敢不想表达自己真实看到、真切思考、真心相信的事实和思考的话，是大众传播时代媒体素养培育的悲哀。一、回应《盛》中的三个事实。《盛》一文中明确质疑两个问题，一是低保认定怎能采用民主评议的方式？二是杨改兰一家的住房条件在危房改造的政策下为何没能得到改善？1、低保认定采用民主评议方式的具体办法、原因、逻辑及缺陷。首先介绍我国目前农村低保的基本情况，分为1、2、3、4档，人均金额依次递增，按户认定发放，户内按人头计算金额，户内人头越多，低保户所得金额越多。认定方式在历史上有过一次变化，最开始是村委会直接认定，后因为权力过于集中，出现走后门、认定惟亲等现象，群众意见极大，后调整为群众民主评议为主、村委会综合认定为辅的方式。另外“”低保认定”此类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事务，按照《宪法》和《村民委员会自治法》都理应尊重村民的民主权利和决策权利；再则出于实际考虑，村民左邻右舍恐怕也比村委会了解村户实际情况真切的多。如果只靠村委会集权认定低保户、贫困户，对于结果正义的期待只能寄托在占村内人口总数比例极低的村委会干部的理性、良心和智慧了。为什么在最开始采用村委会起认定的主导作用后不久，就改为了群众民主评议为主，历史早在70年代末就告诉我们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民主评议就真的好么？民主也从来不规约人性弱点，也从不允诺公平。在走访西北某国家级贫困县20个行政村的过程中，我们却发现这套民主的制度设计保证了公开却不能保证公正，或者说，从来没有一种民主制度设计能够保证公正，即便从功利主义哲学出发来观照，民主制度也从来不允诺社会最多数群体的利益最大化。这种缺陷在低保认定的民主评议过程中表现最明显的便是大姓做主（村落里的绝对大姓因为人数众多从而掌握票数最多，中国千百年来得宗族势力影响因素在现代社会表现依然强势）和贫困户黑洞效应（据观察，贫困户在村落里往往人缘较差，一是缺乏人及往来资金，二是某些贫困户性格孤僻、不符合乡规民俗。第二种原因与贫困之间或许互为因果。在中国乡村这种典型的熟人社会里，这样的贫困户会在民主评议中显然败下阵来。）这类认定偏差现象多出现在低档次低保中，村内极端贫困的农户在样本调查的近200余户中基本没有落选的。至于杨改兰为什么在低保认定中被拿掉，将时光机调到被取消低保的那天，那段时间他们的人均收入低保扶助标准之外。（这里涉及到农户收入统计问题，这也是我们在整个项目调研中发现的大问题——农村统计学的滞后性。外出务工收入完全靠估算和村民自报，存在瞒报少报的事例比比皆是；不外出务工的村民绝大多数比外出务工人员更穷，但由于在家饲养家禽和种地收入可以明确估算，故而反而收入有时显示更高。收入统计问题是精准认定的基础障碍。）回到《盛》一文中质疑的低保认定为什么靠民主认定，答案很简单，集权认定靠不住；民主认定有问题，但比集权认定风险小。所以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谁来认定，而在于认定的依据是什么。2 、危房改造的操作办法及存在巨大缺陷。《盛》一文中质问，为什么杨改兰一家住房条件如此之差，政府却没有为其提供危房改造资金，没有为其保障安全用房。答案很简单，政府提供的危房改造资金不足以让杨改兰一家建起新房屋，如果提供足够资金让其建造新房屋，千千万万个杨改兰政府吃不消。这也是目前我们在田野观察中发现的最突出最棘手的问题。简单介绍下，目前西北某省的危房改造政策：符合危房改造条件的农户，在农村危房改造中户户均补助11500元，节能示范户户均再增加2500元，残疾人户户均再增加3000元。改造后的房屋质量达到砖木或砖混结构，有上、下圈梁和构造柱等基本抗震设施，原则上改造后住房面积要达到人均13平方米以上，户均建筑面积控制在60平方米以内，3人以上农户的人均建筑面积不得超过18平方米。杨改兰一家为什么不建房，答案还是那个答案，修不起。家里拿不出，亲戚借不到，贷款无信用，结局就是——钱还是不够。怎么办？就让他们住在危房里？政府彻底不管不顾？不是。基层干部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在走访中发现有一个行政村的村支书将几户危房改造的困难户集合起来，整合资金集中建造公用房屋，因为规模效应，大大节省了建房成本，在政府危房改造款和村集体承担部分资金的条件下，为村里几户极端贫困的人家建起了安全房屋。看到这里，是不是很开心？我也很开心。但看到下一句话，你就开心不起来了。这是非法的。精准扶贫明确规定不允许整合使用危房改造款项。 杨改兰建不起房，真的不是《盛》的作者想象的基层干部不作为。他们，比电脑前的我们可急多了。“脱贫摘帽”关系他们的乌纱帽，脱贫若干项考核指标中安全房屋分值可不小。3 、上升渠道问题。不多说，就说一个数据。我们所去的西北某县高中，重本302人，本科1080人，应届参考人数1902人。自行感受。其中家访的一个小男生，住的房子和杨改兰家差不多，今年刚考上国内TOP2大学，享受了“贫困专项计划”降分数十分录取。二、 制约精准扶贫效率的若干问题。（一）政策衔接制约1、刚性政策：西北某省制定了若干项脱贫指标及大量规定用途“带帽下发”的资金资源限制了基层政府发挥主观能动性，容易出现于实际脱节的风险。上级政策过于刚性主要将在三方面影响扶贫效率：一是资源配置结构失衡失真，存在急需扶持投入的领域缺乏资金；二是要求县级、村集体和农民配套自筹，在文件指挥实际的情况下，为基层带来不必要的债务负担，减缓了农民脱贫致富的步伐；三是制约基层干部的主创精神，甚至给部分敢作为的干部造成历史伤害。不同地区情况差异较大，因而政策也当做适当调整。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一刀切的政策，往往会导致到地方水土不服。如果说能够灵活适应当地情况的政策是有弹性的政策，那么不接地气的政策就是刚性的。刚性政策的好处是便于上级政府统一管理、考核，但是往往会导致地方扶贫迎合上级的政策指标，造成财政扶贫资金的效率损失。比如，在脱贫指标中，住房、卫生、体育设施等指标实行一票否决制。但是实际上，人口非常少、非常邻近的村完全可以共用卫生所、篮球场等设施，节省资金。又比如政府大力扶持的住房，虽然政府对房屋改造、重建有大量补贴，但是房屋仍然吸收了大量群众私有资金。农村房屋没有产权证，不能抵押。一些群众借债建房，甚至出现因债返贫的现象。一些地方干部反映，上级要求的住房标准可能偏高。调研中，我们也走访了几十户农户，发现住房情况的确大大好于我们的预期。房屋投资属于非生产性投资，农村房屋连产权都没有，更谈不上升值空间。房屋建设一步到位固然好，但是我们也要看群众有没有更急切的需要，比如富民产业的发展。“资金配套”衍生三角债。上级政府对贫困县设定了较高的脱贫标准，但是补贴资金有限，要求县级、村级配套资金太高。修路成本在2007年、2008年是每公里25至30万元，当时国家投资5万元；12年达到每公里40至45万元，国家投资25万元；2016年每公里51至52万元，国家投资50万元。国家投资比例的逐年上升大大缓解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但是早年的高额投资带来的负债始终难以摆脱，成为了基层发展的负担。为了完成指标，许多村委会向建筑队赊账，或者向信用社贷款，从几十万到上百万不等。这就形成了地方政府的三角债问题。每年地方政府还息压力都很大，还本更是遥遥无期。地方政府大规模借贷的底气在于中央政府的“隐形担保”。地方政府、施工队、信用社都相信，中央政府不会让地方政府资不抵债而破产。不同地区的发展基础不同，但是要求的指标是相同的。这无异于让不同起跑线的运动员比赛。不切实际的脱贫目标导致地方政府不得不选择短期见效快的项目。而像种苹果树，要5年以上才能瓜果，这种周期长但是长远上更利于脱贫的项目就不会被选择。我们是否能让地方自己和自己比？增量脱贫是不是更好？如果一味看结果，那可能只是数字脱贫，甚至为了短期的脱贫，牺牲了地方长远的发展。2、逆向激励：扶贫政策，顾名思义是补贴落后的地区。但是同样是落后地区，也有先进的方面和落后的方面。先发展的没有好处，就导致了逆向激励问题。比如，有地方干部反映，自主投资教育、医疗的地区，得到的政府补贴就少。这导致地方发展的积极性不强，只要完成上级要就停止，形成“等靠要”的风气。3、政策与当地风俗不符：一些政策因为和地方的风俗、道德规范不符而难以落实。比如，为了降低新生儿死亡率和产妇死亡率，产后在医院住院观察是政府提倡的。但是当地老人认为，媳妇生完孩子不在家过夜是不好的，有辱声誉。年轻人如果坚持要住院就会被当做不孝，进而导致家庭矛盾。（二）地方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扶贫工作由中央主导、地方执行、百姓受益，是一个典型的委托代理行为。中央、地方、百姓三者在扶贫工作中不应当是简单的上级与下级、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更应当是“合作共生”的关系。在三者之间任何一个环节的问题都会给扶贫工作的效率产生损害，大大降低精准扶贫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地方干部承担了很多职责，但是却没有与责任相匹配的信任、权力和权利。1、信任缺失：地方干部是执行中央扶贫政策的核心力量，在第一线接触地方群众。地方干部处于上级政府和地方群众之间，传达上级政府的文件精神，执行上级政府的政策，并且将地方群众的困难向上反馈。但是我们发现，现在地方干部并不受到上级政府和地方群众完全的信任。群众对地方干部不信任的原因很复杂。一方面，以往地方干部的不良工作作风难辞其咎。虽然在大力整治腐败的背景下，地方干部的作风有了很大改善，但是群众对于地方干部的信任的恢复是滞后的。另一方面，群众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青天”心理：越是遥远的领导干部越是好干部，越近的干部越可疑。甚至在面对上级政策导致的问题时，群众也会认为上级的政策都是好的，肯定是地方干部做的不好。现在地方干部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且着力利用群众对于上级政府的信任增强自身的合法性。比如，有地方干部反映，召开庄重严肃的会议对于执行政策有很大帮助。即使群众并不能理解大部分会议内容，但是仅仅是会议的形式和气氛就足以让群众相信地方干部获得了上级政府的授权，即将实行的政策的的确确是上级政府的安排。上级政府对地方干部的不信任，体现在担心地方干部腐败、滥用职权，侵害群众利益，在分配资源时不公允。具体到扶贫财政资金问题上就是担心地方干部公款私用，分配扶贫资金不合理。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地方的干群关系中，地方干部作为公权力的代表，相对于群众处于强势地位，所以上级政府在面对地方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冲突总是偏向于群众。但是这种有偏的态度未必有利于解决在扶贫财政资金问题上的干群矛盾，甚至可能伤害整体群众的利益。比如，很多地方干部反映的群众上访问题。上访是群众约过底层相关国家机关到上级机关反映问题的一种途径，也是上层政府了解民意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由于上级政府在接受上访时没有充裕的时间、精力、资源去调查真相，往往偏信上访者的一面之词，并且使用行政手段要求地方予以解决。地方干部为了保全工作职位，往往会满足上访者的合理或者不合理要求，甚至使用村集体的资金补偿上访户。这种机制导致的后果是，群众把上访当成了解决问题的成本最低的、最有效的途径，甚至把上访当成了生财致富之道。在调研中，地方群众告诉我们一句俗语：“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敢打敢闹的上访户往往能得到好处，老实淳朴的群众却受到了损害。据地方干部反映，上访甚至出现了产业化的趋势。一味偏向上访群众并不能保证公平公正地解决问题，地方群众的利益冲突未必是群众和地方干部的利益冲突，而往往可能是地方群众内部的利益冲突。偏向上访群众可能就会损害没有上访群众的利益，进一步刺激群众去上访。解决上访的恶性循环需要上级政府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对上访反映的问题进行多方取证。另一方面，要把司法机关应该管的事务交给司法机关。不得不承认，群众不选择走司法程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司法成本太高，这种成本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也体现在知识上。群众没钱寻求律师帮助，即使聘请律师，群众对于法律不了解、不理解，也很难完全信任律师。因此如何降低司法成本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2、权力缺位：第一，政策资金的使用权方面，扶贫资金直接发放到农户手中多，地方干部能掌握的用于公共建设资金少。在调研过程中，我们看到每个贫困户都有一个专门的存折，用来接收扶贫资金。扶贫资金发到群众手中后，地方干部就很难动员群众投资公共项目。一些“撒胡椒面”式的补贴，甚至折子比资金贵。比如草原补贴资金，全县45万人，每人2.3元，而证书的成本是10元。这样的资金不如统一划拨到村集体，统一进行投资。针对政策资金分散的问题，地方也有一些集中资金的举措。比如，当地有名的“幸福养老院”项目，又叫“幸福大院”。村委会在征得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将孤寡老人、残疾智障人士的危房改造资金集中，建成联排的平方。地方干部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如果单独建三座房子，就要有十二面墙，而集体建房只需要建八面墙，省了四面墙的成本。而且把这些弱势群体集中居住，也便于他们互相帮助，以及村干部照看。“幸福大院”已经在当地逐渐推广，但是由于产权不明、不符合上级政策精神等原因，建设“幸福大院”并不得到上级政府的支持。第二，简政放权不到位。当地干部反映，所谓“简政放权”做到了下放责任，但是没有完全下放权力。一些项目，地方干部必须签字，但是项目的决策权在上级政府，这就为事后问责带来了困难。如果能做到“谁决策，谁负责”，各项政策的设计、决策的落实才能真正被各级政府负起责任。第三，执法权薄弱，乡政府7个警察服务1.6万人，警力严重透支。3、权利缺失：公务员及其家属不能享受很多扶贫政策，比如低保户家里不能有公务员，但是实际上很多村干部家境并不富裕，却在扶贫中“被奉献”了。村干部也没有大病医保。在这里我们应该意识到结构性贫困的问题。看一个人、一个家庭是否贫困，不仅仅要看总收入是多少，还要去除最基本生活开支看可支配收入是多少。一些从村镇走出来的年轻公务员，在县城住需要买房租房，家人在乡下仍然满足贫困标准。这算不算贫困？即使自己不能享受政策，乡下的家人至少应该享受政策。这是个人在阶层上升中的尴尬：既享受不到下层的补贴政策，又打不到上层社会的经济水平。扶贫政策的缺失很可能将他们拉回到下层，打击了自主脱贫的动力。扶贫政策不覆盖公务员的逻辑在于，防止公务员以权谋私。应该进一步改善公务员的薪酬待遇，单独建立公务员的大病救助体系，让公务员不和群众抢资源，安心工作。得民心者的天下，地方干部之“心”同样重要。地方干部也是民，也要享受普通公民应得的权利。而且地方干部是国家治理基层的依靠，只有地方干部有动力、有能力，才能维持基层治理的稳定。综上，上级政府在为了防止地方干部滥用职权，采取了“分权收权”的方法：一方面增强群众的权力，另一方面将部分权力收归中央。增强群众权力、推进基层民主是中国民主制度的有益尝试，但是现在基层民主的问题是民主推进太快，法治推进落后。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提出政治制度的健康发展顺序是：建设治理能力、推进法治、普及民主。基层治理依赖地方干部，削弱地方干部的权利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基层治理能力；基层法治仍然不健全，从前文上访的例子就能看出，群众法律意识不强，行政干预司法仍然存在；在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大力推进民主，就导致了类似低保户评定中的多数人剥夺少数人利益的情况。发展民主的顺序很重要、基础很重要，政治权力应有保障，但是政治理性是需要学习的。如果民主选举中，推选人大代表、低保户，没有考虑公共利益，而是感情用事、利益输送，民主就成了家族势力、恶势力把持地方权力的工具。本文认为应当加强地方干部的权力，真正做到简政放权。同时加强人大政协监督的作用，让群众通过人大政协监督地方干部的决策，保证地方干部“权为民所用”。此外，应当加大对偏远地区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对地方干部的教育很多，但是对群众的教育很少。在给群众权力、自由的同时，必须培养群众的责任义务意识。（三）打工移民相关的问题1、人户分离导致政策落实难：人户分离导致部分外出打工者享受当地的权利，但不承当当地的义务。比如，政府扶持力度最大的住房方面，在认定安全住房时，存在农户外地有房，当地有危房的情况。由于部分外地住房没有房产证，难以认定，农户通过本地的危房原则上也可以领取补助。但是当村委会征收费用时，却难以找到外出务工者。比如，一些外出务工者不缴纳新农合费用，一些村为了完成95%的参合率只能垫付。2、女性外流严重：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地方致贫的一些原因是政府难以解决的，因为这些原因与当地的习俗、婚丧嫁娶相联系。以当地的彩礼习俗为例，我们发现当地群众最大的经济负担并非是教育、医疗、住房，而是儿子结婚的彩礼。当地的贫困线是人均每年2800元左右，而2016年当地平均彩礼的水平已经高达20万元，这还不涵盖购置新房等花销。彩礼价格如此之高，一方面可以看出当地人对于婚姻、传宗接代的重视，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外出务工移民导致当地性别结构的严重失衡。在走访当地某村的一个农户时，我们了解到，当地的年轻男女几乎都外出务工，而80%的女性都外嫁到条件相对好的地区，而男性能娶到外地媳妇的情况则很少。针对这种男女之间的区别，我们有一些猜测。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中国社会的对于家庭中男女地位的观念是“男强女弱”。由于当地是贫困地区，男性和女性不论是经济条件，还是教育水平都比较差。比较优秀的女性可以在外地找到略微强于自己的丈夫，至少年轻女性还可以借助年龄优势，嫁给年龄较长的男性，通过婚姻嫁出大山，甚至随丈夫获得城市户口。但是相比之下，贫困地区的男性在婚姻市场中处于极端的劣势地位，这就导致当地的婚姻市场中男性远远多于女性，进而导致男性如果要结婚就需要给女方家庭高昂的彩礼，一方面来补偿女方的成本（包括养育女儿的成本、把女儿嫁到外地的机会成本、女方父母的养老成本等等），另一方面也是男方向女方表明自身的经济实力和诚意，证明自己能给女方好的生活条件。这一逻辑在我们调研中被反复印证。比如，调研中某地方干部告诉我们，他的侄女从一个靠近县城的村子嫁到一个远离县城的村子，父母就要出了近30万的的彩礼。彩礼定价的逻辑在于，对于越贫困、未来不确定性越大的男方，女方会要更高的彩礼来对冲风险，进而加重了男方的经济压力。地方干部和群众纷纷表示，“因婚致贫”是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疾病并不会降临到每个家庭，普通教育的压力并不大，住房的政府补贴力度很大，唯独娶妻这件事是多数的家庭都面临的，而政府无计可施。（四）、大数据平台使用效率较低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和社会科学领域分析技术的发展，大数据的概念越来越流行。许多学者认为大数据不仅仅可以创造巨大的商业价值，也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政府建立了扶贫大数据平台，收集了所有贫困户的相关数据，并且录入到省级网络平台上。在与扶贫办工作人员的交流中，我们了解到大数据平台的录入工作花费了扶贫办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相关工作人员并没有感觉大数据平台对扶贫工作有太大帮助。在到当地扶贫办调研的过程中，我们详细地查看了扶贫大数据平台。我们认为大数据平台的使用效率并不高，原因在于大数据平台的设计与使用都存在问题。从大数据的功用上，我们必须认识到大数据是用来分析问题的，不仅仅是用来作为查询的档案。大数据平台的设计，不论是数据结构还是数据内容都应该是问题导向的。比如，如果设计大数据平台的目的在于评估一个扶贫项目的效益，在内容上就应当收集扶贫项目实施前后受到项目补贴的村民的收入、消费、健康、生活满意度等等指标。在结构上，应当允许相关政府、高校研究人员调出便于定量研究的面板形式的数据。此外，平台的数据质量在收集和录入两个环节也难以保证。要真正提高扶贫大数据的使用效率，需要邀请社会学、经济学领域有收集调查数据经验的专家学者进行设计。从问卷设计，到数据搜集、录入，都要严格把关。并且委托有分析技术的高校、研究机构进行数据分析，或者开发出有分析能力的软件供地方扶贫办使用。这种大数据平台的建设使用方式的成本很可能更高，但是起到的作用也将远远大于目前的水平。三、目前我国精准扶贫工作的内在逻辑及缺陷。政府制定的脱贫指标和相应比例，分别从致贫原因增收减支、直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和间接提高增收技能上对基层扶贫工作进行了刚性指导。致贫原因层面的增收减支，主要指提升农民收入、降低因病和因缺少劳动力致贫的风险，包括贫困发生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合率；直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是见效最快的扶贫措施，其政策的基本逻辑是为农民花钱和替农民花钱，在补贴的杠杆的指挥下引导农民的家庭支出结构和村集体支出结构，主要包括有通乡镇的硬化路、饮水安全贫困户比例、有通动力电的自然村比例、住房安全贫困户比例、村标准卫生室、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和学前三年毛入园率；间接提高增收技能是制定脱贫指标的政府部门发挥主观能动性空间最大的部分，其实质是对农民脱贫的具体途径做硬性要求，包括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有互助资金协会（社）和有培训需求的劳动力参加培训率。脱贫的若干项指标中，各个要素占比不同，对扶贫工作的影响大小差异较大。根据权责一致的原则，西北该省应当按照各个因素的权重占比为基层政府贫配置资源、转移支付和予以相应的自由裁量权。比如贫困发生率占比30%，对扶贫工作是否达标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是为标准的一票否决制。影响贫困发生率的农民增收成为了基层政府扶贫的关键，然而我们看到，上级拨付款项对该项的支持与其所占权重不相匹配，在指标分层次有先后的情况下，资源配置略显滞后。上级指定的脱贫指标决定了基层扶贫工作的着力方向，上级资源的配置方向决定了基层县配套资金的支出方向。在现行政治体制下，基层县域政府在享受上级政府给予的转移支付和资源帮扶的同时，不得不面对硬性和软性的决策不自由，面对资源投放和管理使用的可能与实际脱节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实质上影响扶贫效率的因素主要存在在两个层次，一是硬性指标和带帽下发的资源制约了基层自身资金资源的投入方向；二是迫使基层县在能够自由裁量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项目管理中精深挖掘。结语：在西北某省贫困县“背灼炎天光，带月荷锄归”了近一个月，看到的精准扶贫工作成绩斐然（成绩太多，下次出文详细介绍），也深感WD的天是明朗的天。在解决了绝大部分贫困户的问题后，剩下的都是硬骨头。杨改兰一家代表的便是现有制度下，政府无法妥善解决的一类深度棘手问题。当然，社会资源进入是另一条路径，但我们需要提醒自己，杨改兰一家是被科技社会抛下的非受益人群，慈善众筹名单上很难出现他们的名字，因为山沟里，没有新媒体。最新消息，国务院已经酝酿精准扶贫资金使用放权，允许地方尝试整合使用。整合使用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和后果，我们拭目以待。代际传播逐渐形成这个话题，我想，不光是政府的责任吧。
从去年九月就开始接触精准扶贫工作，所见所闻让我感慨颇深，接触得越多有时反而会更迷茫，会质疑真的能全面脱贫吗？真的能在2020年全面奔小康吗？索性上知乎搜搜答案。针对这个问题，答主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做了不同的回答，赞同与反对，只是立场不同，视角不同，经历不同而已。匿名用户的回答真心赞，毫无保留了介绍了最基层（村委不算）行政组织的扶贫工作，这应该全国都差不多；曹丰泽和轻狂124站得高看得远，从工业化、城镇化和产业转移的角度介绍了国家指导扶贫工作的战略；wuweixl，我个人感觉（答主账号目前被停用，如果说得不对请指正）答主所在单位（政府部门或医院）应该在该贫困村挂点了，答主和村长的对话及答主女同事的经历，从我个人经历来说，这真的是农村生活的一个侧面，这种事情确确实实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存在，虽然看着揪心，会难受，但既是事实，还是得接受，得思考！扶贫工作说白了就是要帮助困难的群众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让他们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能看得起病。从中南海发出来的文件总是有其价值的，导向是正确的，从之前的扶贫到现在的精准扶贫，把扶贫当做政治任务来抓，贫困村和生活在最底层的老百姓确确实实得到很多资金的扶持，低保有了，残疾人补贴有了，五保户补贴有了，高龄补贴有了，逢年过节各个单位下基层慰问，老百姓确实得到了实惠。基层的政府工作人员奋战在一线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远远不够，例如，跟中央的指导跑偏了，高压过后也渐渐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了，扶贫工作也遇到了贫瘠，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了。说几件真实的例子，给各位参考参考现阶段的扶贫工作到哪个阶段了，有什么样的困难：1、像匿名用户说的，人均月收入达到250元，就达到国家脱贫的标准了，这对一部分人来说是蛮容易脱贫的，因为低保，残疾人补贴，五保户补贴，高龄补贴，随便两个组合，就轻松脱贫。所以现在村里面的五保户、残疾人、老年人（特别是自己独一户，不跟子女一户那种），加上逢年过节挂点单位的慰问金，慰问品，是很容易达到脱贫标准的。2、现在村里难脱贫是哪种呢？有未成年子女的，特别是超生，有多个未成年子女的，这一类贫困户要达到脱贫标准很难，一个是子女读书要钱，例如初中阶段学杂费，住宿费，一个学期得一千多，加上每个月的伙食费，交通费，这笔开支不少；二是未成年子女不是劳动力，没有收入，会拉低家庭月均收入水平。我所挂点的村子，一贫困户上有80岁的老母亲，妻子多年前不忍贫困离家出走留下四个小孩，现在一个初三一个初二一个小学六年级一个小学四年级，家里仅有一个劳动力。因其超生，该户不能按6个人头领取低保，只能按四个，该户男主人有特别好饮酒，天天醉酒那种，像这种贫困户要达到脱贫标准，真的是难于上青天了！3、国家对贫困户贷款也出台了文件，各级政府也出台了政策。我所在的村子已有5户贫困户申请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有的养牛，有的种树，有的养家禽，有的养海产，这5户除了得到政府的免息贷款外，挂点单位还提供近3万块钱的生产资料用于发展生产。只要辛勤劳动，挂点单位多加指导，相信这5户脱贫不成问题，我们真的要为这5户贫困户点赞。4、有户贫困户只能说是特例吧，情况特殊，给我带来的震撼蛮大的。该贫困户跟一侏儒症的女子结婚，现有4个小孩，4个小孩最大的12岁，到达学龄也不送学校接受义务教育，4个小孩或许是严重的营养不良，或许是其母侏儒症的遗传，四个小孩头大身子小，看起来智商还有点问题，跟电视上看到的非洲难民无差，且其妻目前怀孕6个月。很多细节我就不再描述了，那画面真的不敢想，还好他们家住山上，要是住平原上，我真以为我到了非洲。我不禁要问，镇政府哪去了，计生办哪去了，教育部门哪去了，村委哪去了！5、例4中的大哥二哥四十大几了至今未婚，跟年迈的母亲三人成一户，也是贫困户，领低保。其大哥二哥是那种木纳一点的人，不出去打工，只在家种点粮食。村干部的说法是，这两个人是不想结婚的，想着等过60岁就申请五保户，现在是给自己倒计时，盼着能成为五保户。这户脱贫也不难，3人有低保，老母有高龄补贴，加上种田所得和一点慰问金，也是能达标的。关键是，这就算脱贫了吗？6、自从去年开展精准扶贫以来，政府给村里修了五条水泥路，以前水泥路只到村委，现在已通到各个自然村，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生产队或小队，老百姓的出行已是非常便利。说了好多，不懂如何结尾了，大家晚安！
不清楚，农村好处还是有的，政策不是村村通水泥路吗？省扶贫组把水泥路各个镇真的条条村都修了。然后没自来水的村就修水塔，垃圾处理点，不是村村通宽带么。然后拉好了。现在又拔款一百万修排污系统。挖个超大粪池，面积一亩以上。来自粤西湛江某条200多人的小村庄。。。
为什么这种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很少人关注呢？就算是不关心运动本身，也该关注一下这项运动的资金流向呀，这种由政府倡导的运动，所动用的资金是超乎想象的庞大的。
我的对口帮扶对象一家有七个孩子，目前还真不知道怎么扶，等入户调查再说了。
一，外在的，相对简单1，人口要精准要，验明正身，集体评估；谁穷谁不穷，不是村干部说的算，需要大家来排序2，信息要精准，重点是因为啥穷？有的是疾病，有的是智力，有的是情商问题；有的是交通问题；资金问题，技能问题，渠道问题；有的是环境贫瘠或污染，有的是水源、土地问题，自然灾害问题；有的子女教育问题，亲属拖累问题。。。。。3，你有啥病，我有啥药，对症下药要精准，村镇要组合拳，多部门多渠道立体扶贫扶贫不是光给钱，扶贫不是一对一，一对多，而是多对多的交叉大数据。 土地，交通，自然灾害，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可以靠搬迁集中扶贫；没水没路的地方不能住人！～村屯过于分散是问题，可以通过城镇化集中利用教育，医疗等社会资源幸福互助院就是一种可尝试方式，可以集中解决孤寡，留守家庭的问题，交通，资金问题，技术问题，渠道问题，多收三五斗反倒卖不出去，西瓜烂在田里，可以通过电商，经纪人等方式解决，要引进道路和生意人进农村，尤其是电商物流，提高附加值，包装，宣传，卖出去! ~~信息扶贫！～～水利扶贫，河湖连通，海绵城乡技能扶贫，多搞点蓝翔技校啥的，身体头脑没问题，学学开车，学学种树，养殖等各种技能。。。水土环境改善需要大量大量人力，国家雇佣一只环境大军，修理地球。。。。二，内在的好比你曾经试图帮助打游戏上瘾成绩差的同学，你会有烂泥糊不上墙的赶脚。中国很多村民恶习，打麻将，懒惰，国企思想，封建迷信等各种怪异的神经病，等靠要已经形成习惯上瘾，自己没有内在动力。有个案例说，扶贫干部送几头羊和饲料给村民，回头发现人家卖了饲料，吃了羊，在打麻将！～～这种，需要心理扶贫的地方最难搞，需要让他们精神起来。也许军训是个提高“精气神”的好办法？这是个重要也是没有简单答案的领域，不是我的强项。三，政府方面内在的听说有种理论叫做“关门打狗”，这是最令人发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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