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近代的湖南出了许多英杰？是巧合还是必然？
从教育上来讲，湖南的教育貌似在全国的排名并不高，虽然有岳麓书院这样在历史上很出名的学校，但是古代的科举考试，湖南人的总体表现乏善可陈。相对而言，苏、浙、皖、赣的教育就好得多。为什么教育不是很发达的湖南，就能出这么多的能人？从地理上讲，湖南多山地，交通不便，经济欠佳。从古代科举考试中就可以明显观察出一个现象，江浙富庶，历来进士数量居多；华北贫困，进士数量就少很多。一个地区经济能够负担的教育成本终归有限，富庶地区培养出来的人才自然就多，贫寒之地就培养不出来。为什么湖南就能突破这个定律？到底是什么促使湖南培养出这么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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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帮作为晚清到红朝的强大政治势力，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文正公时期，打下基础，太平天国之乱，湘淮军功集团崛起，湘军淮军不仅在官场上枝脉纵横，也在湘淮重建了两股强大的士绅力量。文正公故去，本来湘军才是藩镇翘楚，刘坤一接了湘军衣钵，湘军的地位逐渐被淮军取代。李文忠经营有方，淮系力量一直传承到北洋的皖系，而刘坤一终其一生始终没有突破封疆大吏的位置，湘军虽然始终握有一些藩镇，但对朝堂的影响力日渐衰微。尤其是慈禧与恭王之争，作为恭王一方的湘系和楚系都受到冲击，导致湖南士绅力量在朝堂上伸展受限，反而李文忠因为立场转向太后，越发做大。戊戌的时候，湖南士人普遍同情帝党，说白了是同情自己的境遇。官场伸展无望，黄兴、宋教仁这些湖南士绅底层走向激进，开始反清，湖南帮进入第三个阶段。辛亥事成，黄兴、宋教仁的新湖南帮，在同盟会中与孙的粤系各半江山，本来宋的布局，有望一统天下，结果被秒了。一连串变动下来，湖南帮彻底出局，袁的北洋占了大半江山，孙退守广东，投了苏联干爹。第四个阶段，终于轮到何森哥和太祖的新新湖南帮登场，具体崛起过程课本上都写得很清楚了，这里只提两件事。一是为毛何森哥和太祖那么坚定的投了共党，因为有宋的前车之鉴，粤系和浙系为主的国民党根本不待见太祖这些湖南帮后辈，太祖也不会去自讨没趣。二是虽然党派不同，但太祖其实和黄宋一脉相承，所以黄宋旧人湖南帮元老，周震麟、徐特立、章士钊、杨昌济们，拼了命扶植太祖。顺带说一句，洋务并非仅在两湖开花，直隶、东南的洋务成果并不低于湖广，尤其是直隶，经过李文忠袁世凯两代人开发，工商基础、现代教育体系要比湖广更强，但直隶和东南并没有出现政治世代轮回接替。湖南的现代教育体系，也并不是张之洞打下的基础，反而是他的新学取代旧学，导致湖南士人上升无望，走向立宪和革命。
谢邀。我换个角度吧。其实湖南算是第三帝国时期的理学渊蔽。北宋开宝九年，岳麓书院建立。朱张会讲算是第三帝国学术的巅峰时期。儒学在宋朝开始向意识形态方面发展（之前只是伦理学，后来试图解释宇宙），理学算是一次可贵的尝试。提到宋明理学，岳麓书院是绕不过去的。宋朝灭亡时，岳麓书院几百学生可都是上了城墙的，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儒学和武勇尝试着再次靠拢的一面。而湖南人的武勇和有组织，则和理学分不开。明朝灭亡后，王夫之痛心于心学泛滥招致的空谈和无用功，在晚年的湖南生活中开始把学术风气进一步导向实用主义，而湖南人则最先接受了他的思想。罗泽南，湘军诸位将领的老师，自己战死，就是一位理学大师。湘军的宏观战略是他指定的，一看就是懂历史的人才能做出的大手笔：先取武昌，然后九江，然后南京——思路是古典的夺取上游，然后顺流而下，南北朝时的叛乱路线一贯如此。和这些把天下当做棋盘来玩的人比，太平军那几块料仍然没有脱离流寇的水平，而且还不甘心做流寇，完蛋是一定的。他的学生和战友曾国藩，过着几乎清教徒一样清苦和坚忍的生活，曾侯的优势就是犯错少，能忍耐，积累优势，等待变革。要看到最重要的一点，湖南人第一个把学术，哲学和军队结合在一起，让湘军在初期变成了一支对抗邪教的信仰组织。具备信仰的军队有着流寇所不能想象的战斗力，虽然，在太平天国战争后期，湘军的信仰符号已经减弱，曾国藩为此夙兴夜寐，仍然感到非常不安，但是，这种信仰+军队的组织模式却奠定下来了，后来太祖把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士兵搞诉苦会，乃至整风运动，统一思想，都是看到了这一点，一支具有信仰的军队才是战无不胜的。别看民国的军阀多，真正继承了传统学术，并能够在批判的基础上加以理解的，其实只有太祖一个人。太祖早年说，独服曾文正，晚年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中最厉害的人，这一前一后，前者是后生小子的敬畏，后者则是开国者超越前人后仍然保持的一种客观评价。总结，思想上的先进导致组织模式的先进，改变世界的，永远都是剑和卷册——不能挥剑的思想是无用的思想，就如罗泽南说，能在艰危中立住的，方为真学问。湖南算是中国内部板块中较晚出现的部分，洞庭湖以南的平原和山地，地区性格非常明显。其他板块，各自有各自的用处，而且历史悠久，有兴趣的可以自己看材料，我就点几个地方。四川：灵巧天工，文学圣地，出顶级真文豪（司马相如李白苏轼文丑公等），内战中的安乐窝，但是识大体，在外战中表现没有一次掉链子的。湖北，轻躁猛锐，这是战国时对楚人的评价，陈友谅的失败证明这个评价还是持续有用的。江东。。。江东是个不太均衡的地方，这个就不多说了，环境使然。江苏，安徽，河南，山东交界地带，这是个特殊的区域，大平原的四不管地界，自古匪窟，刘邦和朱元璋的老家就在这里，后来捻军的活动中心也在这里。最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实给了很多附属版块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湖南只是其中一个例子（湘州从荆州分出来是西晋末期还是东晋初期的事情），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很多原本附属于周边大板块的小地方也会慢慢浮出水面，在每个周期的第一阶段，虽然从版图上来讲是萎缩了，但是从治理的深度和汉人的活动范围来讲，其实是扩张了（三北屯田，支边运动，大藏区分割，满洲建省等），我们的文明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一步步将天下缓慢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保证大分裂时仍然能够为下一次统一奠定基础的。认真答题的爪印！
泻药，大湖南普鲁士公国首都长沙·勃兰登堡人士路过。题主的基础认识是对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华夏文明的核心区，从关中到中原再到江南，都是同一时期最为富庶的地区，最能供给剩余产品给教育文化事业的地区，传统意义上湖南除了洞庭湖区还算温饱无忧，湘南湘中都比较穷，文风远不如同一气候带的湖北和江西，可百度”破天荒“一词来历。但是清季变局改变了中国自然地理条件带来的经济/文化分布，太平天国+捻军的战乱绵延江淮流域，打烂了江西和南直隶，打出了淮上千里无人区，也打出了湘军集团的战功和势力范围，染红了两江总督曾文正的顶戴。文正公及其亲族，外加若干湖南出身的巡抚、总兵，以及携带大量财富回乡的湘军子弟形成了近代史上第一个军功勋族集团，国朝太祖的父亲就是湘军的一名普通士兵。这为后来湖南在军政领域的一枝独秀提供了最初的组织基础。说湖南是普鲁士并非只是我们自己夸耀武功，实际上这两者的骨干力量的确在组织结构有相近之处。从历史看，后发国家现代化转型障碍太多，没有文武合一、凝聚力强大的行动集团是行不通的，如德国有容克军官，日本有长萨武士，而我华夏的容克便是湘-淮集团（身兼知识分子和军人两种属性），民国以后衍生出的各个党派，其实并未脱离这个骨干力量的作用。也许经济发达地区的士绅们掌握更多的资源和信息，但他们缺乏必要的勇气、足够的行动力，更缺乏强大的组织力，只能当投资者而非执行者。君不见江浙人任校长、主任的黄埔军校里，反而是湖广和客家子弟居多。物质上，这些凭借军功登上肉食者阶层的农民子弟拥有了让子弟们接受高标准教育的条件，这是近代化的最好土壤；而湘军集团的官僚们，在平定太平天国后获得了足够的政治经济资源，从曾文正到左文襄，以及非湘籍但长期坐镇湖广的张南皮，他们执掌洋务运动的过程中，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布局引进近代化的生产、文教要素，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古典中国的现代化就仿佛是一场草原野火，靠近火种的草场，自然率先燃起变革的火焰，也正是在这灰烬土地上，生发出了现代性的嫩芽。精神上，曾文正公沿袭了王船山一脉的思想，发扬光大了经世致用的湖湘学术；因为湖南历史上没啥高大上的底蕴，同时也没有太多包袱。注重现实利益，注重解决问题的方法，至今仍然是湖南人的普遍思维方式。地理上，长江中游的洞庭湖平原处在一个相对”交错“的文化地域，受到了中原的辐射，但相对远离剧烈的冲突，有利于软件硬件的积累；便捷的水运交通，带来了下游港口的外来元素，但离海毕竟有段距离，没发展出成型的殖民买办文化，而滋养了敢为天下先的书生意气。至于某些人持有的”湖湘文化成果全归结于一任湖广总督张南皮之贡献“的结论，我只能说：将正确的材料作用于结论的极端化，是鼠目寸光的表现；当然，同心圆史观教育下的桃花岛居民，能导出的也无非是这种结果了，弱水三千，他们只取一毫克，同时自以为得到了世界，lol
个人以为，教育很重要。摘自：新浪周秋光博客，原文未知。湖南教育概述：一是湖南近代教育起步较晚，但发展却十分快速。鸦片战争发生后二十年，以洋务运动为背景，沿海省份率先步入近代化进程。此后内地各省紧随其后，改革传统教育，设立新式学堂。可是湖南却迟至甲午战后才开始起步。而起步不过一年，因戊戌政变的发生受挫停顿，直到清末新政时才又重新起步。然而起步虽晚的湖南近代教育却并未因此落在国内其他各省的后面，相反以其快速发展的步伐，甚至还超过国内其他一些省份。例如中学教育，居然仅次于四川，在全国排名第二。1905年，《湖南教育官报》载文称：“查湘省僻在一隅，风气开通较晚，自奉明诏兴学，省城及各州县概设学堂；及奉旨停止科举，而官私各校日异月新，新学出洋踵趾相接，士风丕变，见闻日增。三五年来，省城自蒙养院、初等小学堂及中小学堂、实业高等学堂肄业者，不下数千人。即游学预科之科，三路师范之设，莫不次第成立，粗具规模，而各属响风承流，校舍林立,遍于乡市。向之风气迟开者,今之进化亦较速特。”二是湖南近代教育在其发展中异彩纷呈，类型各别与形式多样，但却又偏轻偏重，极不平衡。所谓类型各别与形式多样，是说湖南近代教育有官立、公立、私立与外国教会办理等多种形式，也有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留学教育、幼儿教育与社会教育等各种类型。但是这些形式多样与类型各别的教育，明显地存在着偏轻偏重与发展极不平衡的现象。具体地说，在多种形式的办学中，从学校的数量说，是官立与公立的为多，但从办学的质量与效果说，是官立不如公立，而公立又不如私立。私立中又以教会办的最有特色，为许多学子所向往。在各种类型的教育中，特别受重视的是师范教育与中学教育，特别突出的是女子教育和留学教育。实业教育是各种专门教育中最为突出的，而普通教育中的小学教育、高等教育以及专门教育中除实业教育之外的其他各种教育，包括幼儿教育与社会教育等，相比之下却十分逊色，有的甚至还遭到冷落。三是湖南近代教育中蕴含着一种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传统的经世致用学风仍在湖南士子身上发挥作用。湖南近代的第一所新式学堂——时务学堂在它的学约中公开声称：“凡学焉而不足为经世之用者，皆谓之俗学可矣。”它要求学生中学与西学并重，“学以宪法官制为归，远法安定经义治事之规，近采西人政治学院之意，”“当思国何以蹙，种何以弱，教何以微，”而立“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之志。可见，时务学堂的创办者们意在将时务学堂的学子们都培养成为务实笃行、经国济世的干才。实际效果也是如此，时务学堂第一批招取的40名学生中，在短短的十余年中，就有大半死于国事。于中国政治风云有重大影响的就有蔡锷、范源濂等十余人。毛泽东在他早年主编的《湘江评论》上称：“时务以短促的生命，却养成了若干有为的青。”时务学堂之后，湖南教育界的诸多有识之士，仍受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主张“学与政兼”，甚至完全使学从属于政。他们不主张学生读死书，或只学习专门的文化知识，而是要求学生关心国事，投身救国的革命洪流与风潮中去。故从晚清到民国的湖南众多的新式学校也就成为各种新思想与新思潮流布的场地，也成为新旧势力激烈交锋的战场。如胡元泊窗斓拿鞯卵茫晌嘶岬牟咴吹兀碇哟窗斓墓ひ昭谩⑽ㄒ谎(后改广益学堂)，在公葬陈天华、姚宏业的斗争中成为主力。还有青年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湖南一师求学时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创立“新民学会”，发动驱张运动，领导湖南的新文化运动，等等。总之，从晚清到民国，湖南教育界学运不断，风潮迭出，可以说是湖南传统的经世致用学风与“学与政兼”的政治参与意识充分发挥作用的体现与反映。四是湖南近代教育中也体现了一种湘人对于新式教育的不断探索与创新精神。湖南近代教育起步虽晚，但湘人对于新式教育的探索却与全国其他各省同步甚至领先。甲午战前，魏源、郭嵩焘、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在湖南之外即有过对于新式教育探索的贡献；甲午战后，湖南维新派谭嗣同、熊希龄、蒋德钧等人率先在湖南进行了新式学堂创建的尝试。20世纪初年的清末新政中，主持制订清政府第一个学校系统文件，又称“壬寅学制”的是湖南长沙人张百熙。后来湖南的一大批有志于教育救国的有识之士，纷纷在湖南创办各类新式教育，他们通过不懈的努力与实践，走出了发展和振兴湖南教育的新路径，形成了湖南自己所特有的教育规模与格局。特别是到了民国初年，即1915年4月，湖南省教育会提出了一项《改革学校系统案》，被称为“湘案”。该案赞同初等教育分流，认为“国民教育与人才教育之目的不同，其方法与组织应有区别。”它与1915年1月袁世凯颁布的《特定教育纲要》在初等教育分流的外观上虽一致，但立意却有分歧。它所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切实地推行义务教育，以提高全体国民的普遍素质；如何尽力发展人才教育，以满足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学术发展的需要。该案提出后，在1915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教育会联合大会上，受到高度重视。该会决定以三个月为期，请各省教育会组织专家进行讨论研究，提出具体意见。故“湘案”可以说成为新学制讨论的嚆矢。民国时期，对于湘人办教育的精神与勇气有人进行过赞扬与总结，爰摘引如下：“自清末以至于今日，湖南尚有一种坚贞永毅之精神，始终与革命运动相辅以行，此即湖南教育界之精神。四十年间，如胡元仓诿鞯轮醒В沦砘闹诔怡工校，彭国钧之于修业农校，曹籽谷之于文艺中学，易培基、谢祖光、熊梦区之于第一师范，何炳麟之于岳云中学，劳启祥之于雅礼中学，方小川之于妙高峰中学，张星舫之于祖庵中学，鲁立刚之于长郡中学，彭锦云之于兑泽中学，朱剑凡、李士元之于周南女校，曹绍春之于明宪女校，宾步程之于高工，成希文之于一职，周方之于民范枫林邬于之于行素中学，以及教育行政方面之余先砺、周调阳、夏开权等，皆以母鸡孵蛋之精神，维护学校，培育后进，不入仕途，不鹜名利，数十年如一日，匪独教学，抑且领导社会，反专制、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相蔚成风，始终作动荡中的中流砥柱，此为湖南教育界特有之光荣传统，弥足珍贵者。
本文所涉及到的关键的人物名、书名和地名，在其首次“出场”时也以加粗表示。1937年冬，当中共军队正浴血奋战抗击日寇时，毛泽东致信身在长沙的自己曾经的老师徐特立，请他尽可能地收集王夫之的著作送到延安。这不禁令我们想到，75年前的1862年，湘军在与太平军的战争中正处于艰危之际，曾国藩也曾致信他身在长沙的老友，请他尽可能地搜集王夫之的著作送到安庆前线。王夫之，这位在17世纪后期隐居于家乡衡阳的石船山中的哲学家，其著作一度籍籍无名，却在他魂归道山后二百年的中国近代，成为湖南人精神的富矿。而在鸦片战争爆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中国近代百年沧桑间，湖南人，及其特有的精神与他们创造的辉煌成就，也确实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船山遗书》的面世和湘军的崛起1829年，湖南士人邓显鹤重刊《楚宝》，将介绍王夫之的文字加入，引王夫之自撰墓志铭:“抱刘越石(即西晋抗匈名将刘琨，赵翼有‘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之句)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张载，曾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十年后，邓显鹤在王夫之后人及士人欧阳兆熊帮助下，将当时散落四方的王夫之著作收集刊行，包括左宗棠在内的许多湖南士人参与了这一计划。王夫之曾因拒不仕清和宣扬反满思想而遭满清封杀，但当乾隆中期以后，清朝统治稳固，乾隆决定为这些忠于明朝之人——包括武将袁崇焕、史可法，文人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恢复名誉，以教育世人忠君爱国，并批评弃明降清的洪承畴等人。官方还特意点出王夫之在三藩之乱期间对占领衡阳的吴三桂的拒斥。邓刻版《船山遗书》出版于1841年，到1854年太平天国军队进入湘潭时，刻板即被当做“异端”烧掉。但此书出版正当鸦片战争之时，王夫之的“华夷论”点燃了人们心中反对外国侵略之火，而王夫之的经世致用思想此前已被魏源等人大加提倡。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湖南士人罗泽南率先提出兴办团练抗击太平军的想法，胡林翼(号润芝，毛泽东受胡林翼影响，改其字为润之)等人响应之。左宗棠与其邻居郭嵩焘逃到山中，郭嵩焘在山中研读《船山遗书》，效船山解《礼记》，开今文经学之滥觞。1852年后，郭嵩焘鼓励左宗棠下山投入战局，自己留在山中。不久，郭嵩焘去参加老友曾国藩母亲的葬礼，彼时曾国藩刚接到朝廷要他帮办团练的通知，但他以要丁忧三年为由拒绝。郭嵩焘请曾国藩父亲出面，两人合力劝说曾国藩接受了任命。而郭嵩焘则直到翌年春天才答应出山。1862年，曾国藩致信老友欧阳兆熊，表示希望重刊《船山遗书》，欧阳兆熊即致信王家，请把王夫之手稿送到安庆的湘军大营。曾国藩原更望在湖南完成此事，但湖南缺乏好的雕版工匠，安庆则有许多这种人才，1864年7月曾国藩攻克南京后，刊刻书局移到南京。在曾国藩挂名主持，欧阳兆熊具体谋划下，1867年，新版《船山遗书》面世，欧阳兆熊以手稿看不清为由(实际上手稿十分清晰)，将冒犯满清的字眼以空格代替，实际上，这样做使人可以轻易察觉王夫之的反满心态。经世致用之学的光大战争结束后，曾国藩虽然迅速解散湘军、裁湘入淮(从而成就的他的弟子兼幕僚李鸿章)，以减轻朝廷对他的猜忌，但湘军的成功，留下一张涵盖三湘四水的关系网，使得即使身居乡里的湖南人，也有了彼此作为湖南人的凭借，创造出一省的集体认同感。此外，湘军以包括船山学在内的儒家道德伦理建立，实际上使得此种思想也深入人心。战后，一批在平叛中建立功勋的汉人——多生于平民之家，以湖南人为最多——被朝廷重用;而曾国藩、左宗棠和郭嵩焘则成了洋务运动——尽管最初推行于沿海而非湖南——的开启者。关于太平天国和湘军的评价：对曾、左、李关系的解读：如何评价曾国藩：1866年，郭嵩焘被革职还乡，修建船山祠，推广船山学。彼时数十万湘军刚刚回乡，一时间无法容纳如此多解甲归田之士的湖南物价陡增，许多人生活拮据，遂加入哥老会。尽管哥老会与士绅常常不和，但由于抗击太平天国基督教势力而产生的排外情结使他们紧紧联系，加之历任巡抚畏于湖南人在朝中的影响力，一时使湖南成为十分好斗排外的省份，主张洋务的郭嵩焘也遭到乡人的攻击。1872年，曾国藩去世，在长沙兴建宏大的曾文正祠时，郭嵩焘利用他与曾家的深厚关系，在该祠里另建一祠供奉王夫之，衡阳县令效法郭嵩焘，于1875年在衡阳重修船山书院。1874年，郭嵩焘重新被任命为礼部侍郎，翌年任中国首任驻英公使，在英国，郭嵩焘接触到了西方的方方面面，记入日记，大加赞许，并与留英学生严复结下情谊，严复后来忆郭嵩焘“唯公负独醒之累”。1877年，郭嵩焘日记在国内刊行，世人哗然，郭嵩焘旋即被召回，郭嵩焘知道政治形势不利于他，于是不去北京，直奔长沙。在湖南被千夫所指的郭嵩焘凭借与曾家的友谊，于曾文正祠建校经堂和思贤讲舍讲经世致用之学，推崇湖南四位先贤屈原、周敦颐、王夫之、曾国藩，以王夫之为地位最高者，曾国藩次之。船山书院直到1882年依然门可罗雀，这一年，曾国藩之弟曾国荃捐赠船山书院曾刻版《船山遗书》雕版和大笔现金，1885年，与郭嵩焘交情深厚的彭玉麟为书院搬迁到王夫之年轻时求学的东洲村而筹款。1890年，编纂《湘军志》的王闿运被延请执掌书院，继郭嵩焘之后，王闿运在此重振船山学。1891年，郭嵩焘去世，王先谦接过了他的担子。李鸿章上书请为郭嵩焘恢复名誉被驳回。彼时另一位长沙士人周汉正大规模印刷反基督教思想的小册子(共印了80万份)，但他与郭嵩焘的共同点在于，两人都鼓励湖南人联合起来，反抗腐败衰弱的满清朝廷。在周汉影响下，这一年夏天，长江中下游爆发了规模空前的排外暴动，英国向总理衙门施压，总理衙门令湖广总督张之洞处决周汉，张之洞担心杀掉周汉会激起民愤——实际上翌年长沙就爆发了力挺周汉的学生暴动，将周汉软禁在其家乡宁乡。湖南维新运动浏阳人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在京做官，谭家充当了在京浏阳人的会馆，谭嗣同在此长大，他的三位老师——欧阳中鹄、刘人熙和涂启先都是郭嵩焘重振船山学的拥护者。谭嗣同一再说过:“五百年来，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谭嗣同认为，湘军的征战与湖南省内的仇洋心态有直接关系，至少在这点上，他同周汉看法一致。谭嗣同又和郭嵩焘一样一度鄙夷他的湖南乡党。1895年，甲午战败沉重打击了包括湖南士人在内的中国士人，谭嗣同认为，作为湖南人，他们肩负延续王夫之绪脉的使命，谭嗣同并进一步阐发王夫之的著作，为维新提供理论资源。《马关条约》签订后三个月，谭嗣同到浏阳，彼时，出于对周汉式的排外的镇压，清政府派遣了数名与郭嵩焘私交甚笃的洋务派官员入湘，包括湖南巡抚陈宝箴及其子陈三立。陈三立是郭嵩焘的学生，陈寅恪的父亲。改革措施开始在湖南轰轰烈烈地展开，而文教方面的新政则由谭嗣同、唐才常等士人掌舵。1897年，王先谦请陈宝箴开设新学堂，陈宝箴乐观其成，取其名为时务学堂，以新设的矿务总局收入作为时务学堂的经费，超越了郭嵩焘时期以食盐专卖所得为经费的做法，指向了这场维新运动的最后目标——本省自治。学堂延请当时已声名鹊起的梁启超——他是提倡(借今文经学)“托古改制”的康有为的学生——为总教习。彼时，《湘报》这一致力于赢得三教九流而不止文人认同的报纸，其“问答”专栏成为一个活跃的舆论场，问题包括由西方科技至西方政治之荦荦大者，学生杨昌济甚至直接问以下民主制度——统治者与人民共享权力的制度、数位统治者共享权力的制度、有总统或无总统的制度、只有人民掌权的制度，等等等等——哪一种能于中国实行。谭嗣同引经文回应。在《湘报》上，谭嗣同甚至有意用“国”来称呼湖南，而梁启超也将湖南人与日本的萨摩、长洲人相提并论(此二藩人士发起了倒幕运动，也是明治维新之最鼎力推动者)。当时时务学堂常有学生讨论湖南自治，观点相当激进，其中无一人年龄超过三十岁，最年轻者是15岁的蔡锷。1898年谭嗣同、梁启超等创立的南学会，其“南”字乃是指“训练湖南人民熟悉民主，为南中国其他地方引路”。谭嗣同再一次埋头《船山遗书》，从中找寻支持湖南自治的语句，唐才常则在课堂上大谈王夫之《黄书》——此书包含王夫之最激进的有关华夷之辨的观点。到了1896年，谭嗣同——从曾刻版《船山遗书》的空格中——已经萌生了“曾国藩、左宗棠的湘军之胜利，无异于支持异族贼寇杀害汉人”的想法。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应召进京，不久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流亡日本，谭嗣同拒绝出逃，伪造父亲谭继洵字迹写下断绝父子关系的信，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绝笔，慷慨赴死。以王先谦为首的湖南士绅立即转向挞伐湖南维新运动，破除其在文教方面的建制(但实业方面的建制基本未受冲击)，解散南学会。陈宝箴被革职，陈三立退隐。湖南的新地位谭嗣同密友、流亡日本的毕永年加入了彼时同在日本的孙中山的兴中会——这被视为中国第一个政治党派，在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支持下，毕永年、唐才常在1899年末返回湖南，策划湖南自立。1900年7月，这批人以“国会”为名在上海开会，选出会长容闳、副会长严复，实际负责人为总干事唐才常。彼时义和团运动及清政府对拳民的支持招致列强侵华，容闳、唐才常欲借机起事，向列强撇清他们与义和团及清政府的关系，但宣言到列强手上之时，拳乱已经平定，海外资金未如期送来，起义被迫延期，遂为张之洞察觉。张之洞即令处决唐才常等人，毕永年隐居广东，翌年离奇去世。谭嗣同变法让湖南士人从改良转向革命，而辛丑战败加剧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潮，汉民族主义代表人物——也是反对改良的代表人物浙江人章太炎——回忆自己在10岁时就已阅读《船山遗书》，从此种下反满种子。章太炎为曾国藩辩护道，如果曾国藩忠于满人，他为何要刊行反满的《船山遗书》。章太炎先是指曾国藩意图借此弥补他对同胞犯下的错，后进而指曾国藩与洪秀全都是希望达成推翻满清统治之目标，不过“曾缓而洪急”。章太炎并进一步阐发王夫之的《黄书》——“黄者，黄种人也”。1904年，四川人邹容写出反满宣传小册《革命军》，章太炎序，两人被抓进租界监狱，但租界当局拒绝向清政府引渡二人，使二人免于人头落地。1902年，中日两国的湖南士人创办《游学译编》，主编杨毓麟(曾亲身参与湖南维新运动，后来流亡日本)、杨度(王闿运的得意门生，王闿运基于中国传统本位的哲学，一度极力反对杨度赴日本留学)、黄兴(曾就读于张之洞创办的武昌两湖书院)。1903年，继蔡锷率先在此刊物提出湖南民族主义(湖南自立以对内带领中国的现代化，对外抵抗外国侵略)的构想后，杨度则提出“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凭兹百战英雄气，先救湖南后中国……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此刊所发《湖南自治论》一文也广为流传:“(湖南)进可战，退可守，矿产富足，岁入余饶，士气坚毅，民风强悍……个人自治至于府县自治，府县自治至于阖省自治。”如不这样，那么“凭故墟而吊波兰，怅萍踪而怜犹太，是湖南之肖影也。”而杨毓麟以“湖南之湖南人”为笔名发表的《新湖南》由“湖南人特别独立之根性”开头，并写道:“诸君试披《楚宝》……船山平生所著，于种族之戚，家国之痛，如盲者之思视也，如喑者之思言也，如痿者之思起也……(郭嵩焘)远袭船山，近接魏氏(魏源)，发人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谭嗣同)直接船山之精神”。最终推出“以吾湖南为瑞士、古巴，欲新中国，必新湖南……不以条顿之独立性造湖南，而以湖南之独立性造湖南”。从改良到革命1903年，黄兴回到长沙，任教于由胡元琰创办、教授新学的明德学堂，与陈天华、宋教仁相识。1904年2月，黄兴、宋教仁、杨毓麟、陈天华等在长沙成立反清组织华兴会，他们在1904年的密谋起事因华兴会学生向王先谦告密，而王先谦旋即通报官府而落败。1905年，黄兴流亡日本，在当时已倾向在中国建立明治式体制的杨度介绍下与孙中山相识。孙中山此前多次鼓动杨度加入兴中会未果，但黄兴决定将华兴会与兴中会合并，成立同盟会。同在日本、一度是驱逐鞑虏的积极鼓动者的陈天华也倾向于明治式体制，因为他认为，如此能使各省自治的空间最大化。1905年，陈天华发表立宪请愿书，同盟会员一致挞伐，但宋教仁指陈天华请愿书中所言的湖南自治目标是可取的。不久后，陈天华彻底放弃湖南利益第一观念，转而支持全国一体革命。1905年12月，陈天华在东京湾冰冷的海水中蹈海自杀，其《绝命书》敦促汉满和解，又呼吁湖南人团结起来投身中国革命。五个月后，同盟会员姚洪业(原名姚宏业，后将“宏”改成洪秀全的“洪”)投黄浦江自杀。湘乡商人禹之谟在同盟会员、明德学堂学生陈家鼎、宁调元协助下，顶住湖南巡抚压力，将二人葬在岳麓山。禹之谟撰挽联:“杀同胞是湖南，救同胞又是湖南，倘中原起义，应首湖南。烈士竟捐生，双棺得赎湖南罪;兼夷狄成汉族，奴夷狄不成汉族，痛鞑虏入关，已亡汉族。国民不畏死，一举能张汉族威。”毛泽东后来评价“这是湖南惊天动地的一桩事，湖南的民气此时几中狂发飙，激昂至极。”不久，巡抚派兵挖出棺木，禹之谟被处决，临刑前撰联“暂藏丰城剑。待著羑里书”。1912年，长沙公祭禹之谟，黄兴撰挽联:“昔日公葬人，今日人葬公，麓山无恙，好与陈天华、姚宏业诸烈话旧;世治道殉身，世乱身殉道，鼎镬诚甘，只恨金蓉镜、庄赓良二贼(审讯禹之谟的两人)未诛。”另有一联:“真心革命得显戮，假意革命得幸福，竟谁识冠盖京华，都是铁血染就;抱劫远大之志愿，莫收远大之效果，只赢得抔土麓山，便抱侠骨长埋。”1906年，在胡元琰帮助下逃到日本的陈家鼎、宁调元与杨毓麟创办《洞庭波》杂志，题名来自屈原《湘夫人》中“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陈天华、姚洪业和屈原一样投水自杀。陈家鼎作《二十世纪之湖南》:“屈原以文章唤起国魂，船山以学说提倡民族。时务则魏源、郭嵩焘、曾纪泽为先声，种界则曾静(因上书雍正谈华夷之别而被杀)、陈天华、姚宏业效死命。”指出通过兴办(以船山学为核心的)教育，把湖南人塑造为骄傲、独立、自成一体的强大实体。1907年，宁调元返回湖南，不久被捕，与周汉关在一座监狱中，周汉写条子给宁调元:“余年六十，一生为虾戏犬欺，不绝灭外来侵凌，余死不甘心。”民国的建立1907年，湘潭籍御史赵启霖请礼部让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从祀孔庙(郭嵩焘曾于1876年提出王夫之从祀孔庙的请求，把王夫之说成是受冷落的湖南先贤，实际上含蓄地要求朝廷肯定湖南，被驳回)，强调此举对维护儒学的作用，礼部同意，并特意强调王夫之是湖南人。从此，在湖南士人眼中，王夫之集中国民族主义之父、“湖南精神”(经世致用)原型，(湖南自诩的)儒家领袖于一身。1908年，宋教仁牵头，湖南籍同盟会员响应，欲罢免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以黄兴代之，因黄兴反对而作罢。(辛亥革命实际领导者是黄兴，而孙中山当时正在美国，得知此事，大吃一惊。)清朝覆灭后，章太炎曾说:“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当时南方支持黄兴，北方支持黎元洪，在黄兴、宋教仁主导下，折中人选孙中山出线。1911年8月，杨毓麟在英国投海自杀，死前致信同在英国的叔祖杨昌济，他已受不了“脑炎”的折磨。数月后，辛亥革命爆发，澧县人蒋翊武为前方总指挥。(蒋翊武早年与黄兴、宋教仁相识，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3年因支持孙中山、黄兴二次革命而被杀于广西桂林桂湖之滨，被孙中山称为“辛亥首功”“开国元勋”。)清朝覆灭，谭延闿成为首任湖南都督。刘人熙得到谭延闿的器重，在其支持下将思贤讲舍改建为船山学社。1913年，鼓吹责任内阁制以企图限制总统袁世凯权力的的国民党(1911年由同盟会改造)党魁宋教仁遇刺身亡，黄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谭延闿(当时已经秘密加入国民党)响应。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派汤芗铭入湘任都督，翌年袁世凯彻底废除各省自治。刘人熙继续任汤芗铭的顾问，不久获邀进京。刘人熙向袁世凯建议推崇船山，“以津邹鲁”，在袁世凯支持下，船山学社终得建成。刘人熙一方面大讲孔孟之道、船山之学，一方面批评袁世凯政府，并提倡兴办教育，开启民智。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湖南群情激愤。刘人熙辞去顾问职务，创办湖南《大公报》，发文称:“在湘言湘，以新吾湘……又民国之一分子也，愿广船山于天下，以新天下。”湖南《大公报》刊文《湖南人未尽死》，批评杨度鼓动袁世凯称帝，这样杨度就能当上首相。1915年12月，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执教的蔡锷宣布护国讨袁，一路势如破竹，程潜在湖南起兵响应。1916年，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号，不久去世。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湖南各界公推刘人熙为湖南都督(不久由谭延闿接任)。1916年，王夫之后人重修族谱，请与王家交情颇深、执掌船山书院的王闿运(并非王夫之后人)作序，王闿运和王夫之后人谴责将王夫之著作过度政治化——尤其是用来鼓吹湖南自治——的倾向。这一年，黄兴、蔡锷先后去世，二人葬礼在岳麓山隆重举行，以颂扬他们对建立民国的贡献。教育的播种1907年，杨昌济与时任湖南中路师范学堂(1911年改名湖南第一师范)校长刘人熙结识。1913年，杨昌济自德国返回长沙，婉拒谭延闿邀请他执掌湖南教育司的请求，任教于湖南第一师范。杨昌济主张，中国必须抛弃刘人熙等人捍卫的旧学，主张在发扬船山经世致用之学的同时，以捍卫国家为重，提倡个人的全面发展，并破除彼时贬低曾国藩的看法，将曾国藩和谭嗣同同时树为典范，推崇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文武兼修”。1913年，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习，徐特立到该校任教。毛泽东离家前作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博览中西群书，曾说“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赞赏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完满无缺”，在冬天仍坚持在湘江游泳，上岳麓山露营，徒步湖南乡间，探访王夫之和曾国藩故居。毛泽东在长沙各校贴出《征友启事》，得到罗章龙、李立三(二人都曾在1920年代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响应。1917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在《新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这是毛泽东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1918年，毛泽东取《大学》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通‘新’)民，在止于至善”之“亲民”，创立新民学社。1917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翌年1月，北洋政府派张敬尧率军进入湖南，在醴陵杀了上万人，毛泽东出面促成北洋军停火，湖南都督谭延闿与孙中山派来接管湖南的程潜兵败，张敬尧接管湖南，杨昌济赴北大任教，毛泽东同往，在北大任图书管理员。1919年春，毛泽东回到长沙，任《湘江评论》主编，五四运动之际，毛泽东一面大力宣扬新文化与民主、科学精神，一面也不赞成全盘否定传统的倾向，而是强调儒家经典的重要性。到了冬天，张敬尧治下的湖南风声鹤唳，毛泽东前往北京。翌年，湘籍将领赵恒惕发动兵变，赶走张敬尧，迎回谭延闿。毛泽东作文章:“划湖南为桃源……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也，湖南人应自负其创造之责任。”1920年，杨昌济去世，毛泽东与妻子杨开慧(杨昌济之女)回到长沙，创办俄罗斯研究会，谭延闿聘请毛泽东任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校长。不久，在俄罗斯研究会的基础上，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创立。1920年冬，谭延闿邀杜威、罗素等西方著名学者(实际上这是二人首次谋面)，以及蔡元培等中国著名学者齐集长沙，众人对湖南自治倾向多有赞许。同期，谭延闿组织一批学者士绅草拟“湖南宪法”。不久赵恒惕再次发动兵变，谭延闿下台，赵恒惕继任，为巩固自己地位继续推动自治。1922年，“湖南宪法”出炉，第一条为“湖南为中华民国之自治省”，美国驻长沙领事将其与加州州宪相提并论。1921年7月，毛泽东、何叔衡作为湖南代表参加中共一大，回长沙后在船山学社创办湖南自修大学，邀请零陵人、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李达任校长，普及马克思主义，直到1923年被赵恒惕关停。城头变换霸王旗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孙中山在广州宣布北伐。1926年，程潜率北伐军进逼长沙，赵恒惕下台。尔后，程潜所部进兵武汉、挥师南京，唐生智留守湖南，废除《湖南宪法》。1927年3月，汪精卫嘱当时已是国民党军事部长的谭延闿在一块绸布上写下密令派人交给程潜，要他在南京截留逮捕蒋介石，共产党员林伯渠(临澧人)直接参与了武汉方面打算逮捕蒋介石的谋划，并亲往南京与程潜进行接洽，但程潜并未同意。蒋介石乘船到南京，程潜迎接，蒋介石有所察觉，拒绝上岸而直趋上海。9月，不满蒋介石的唐生智在汪精卫授意下宣布自立，蒋介石派程潜讨伐，唐生智宣布放弃自立，程潜重新掌管湖南。1927年，湖南军官何键在蒋介石授意下发动针对共产党人的马日事变，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8月，以周恩来、朱德(朱德曾在云南讲武堂师从蔡锷，在蔡锷的影响下，朱德阅读了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的著作，开始形成自己的军事思想)为首的共产党人与北伐军军官贺龙(桑植人，此战后加入共产党)在南昌起义，毛泽东与罗荣桓(衡东人)等人在湖南发动秋收起义，1928年，彭德怀(湘潭人)在平江起义，几路军队在江西井冈山汇合。1928年，蒋介石为了安抚桂系，任命李宗仁总管湘鄂，以白崇禧、程潜为副，程潜拒绝，被李宗仁软禁。翌年蒋介石与桂系反目，程潜欲在两方间调停，而何键拥兵自重，逼李宗仁下台。程潜前往上海，何键执掌湖南。何键积极配合蒋介石的“剿共”策略，处决了杨开慧、蔡和森等大批共产党员，并大力推行“读经尊孔”教育，一时间湖南风声鹤唳。1934年，红军在反“围剿”失利的情况下决定长征，在广西兴安至全州一线渡过湘江时，八万多中央红军在渡江后只剩不到三万人，战役后数日，那一段湘江水都显深红色。湘江战役无疑是中共历史上最重大的考验之一，湘江也因此更多了一层特殊意义。一个月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取得了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权，率领中央红军到达延安。在延安，宁乡人刘少奇开始凭借理论方面的建树展露头角。抗战中的湖南1936年，何键被蒋介石调离湖南，翌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暂时没有遭到战争波及的长沙成了各地逃难者的庇护所。1937年末，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抵达长沙，在此暂时休整，长沙彼时便成为敌后抗日宣传的重镇，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由田汉、廖沫沙(两人都是长沙人)主办的《抗战日报》，南开学生黄仁宇(宁乡人)从学校退学，成为《抗战日报》主笔。1938年10月，《抗战日报》解散，田汉、廖沫沙前往广西桂林，在那里与欧阳予倩(欧阳中鹄之孙、刘人熙外孙)成立剧社，排演抗战主题话剧。黄仁宇则投笔从戎，日后成为孙立人部队中的一员入缅作战。1938年，日军攻陷武汉，进逼湘北，蒋介石下令实行“坚壁清野”，长沙守将在仓皇中决定服从蒋介石“焦土抗战”命令，于11月13日凌晨在长沙城数点放火。由于消防队和警察事先被命令撤离，消防车的水箱中也装满汽油。此时，不知真相的城内警备司令部见城外起火，以为是日军入侵的信号，便纷纷将点燃的火把投向油桶或居民的房屋。不多久，连天心阁也火光四射，接着全城起火，大火已无法扑救，只能宣布弃城，最终长沙大火延续五日五夜始熄灭，史称“文夕大火”，与重庆防空洞事件、花园口决堤事件并列为抗战期间国民党的三大过。由于焚城的计划是严格保密的，焚城的行动又是在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故当火起时，留城的老百姓尚在睡梦中。及至从梦中惊醒，还以为是日军打进城来了。正准备夺路逃命，但烈火已经临门，大多数的街巷已被烟火封住。在拥挤和混乱中，三万多人遇难，5.6万栋房屋被焚毁。日，蒋介石飞抵长沙，严厉斥责当地军政部门失职致使大火失控，翌日，周恩来代表中共赶到长沙处理善后事宜。大火没有毁掉长沙城的一切，不少老建筑“浴火重生”，得以保存至今，它们顽强地延续了长沙的历史。长沙先锋厅的钟楼（中山纪念亭）在火灾中幸存了下来，其他幸免的还有湘雅医院。始建于明朝的天心阁城墙一直被视为古城长沙的标志，天心阁也记录了长沙的历史、荣耀和屈辱。“文夕大火”之后，天心阁也成了一片残垣断壁、焦梁炭柱，1983年才在旧址上恢复了古阁的雄姿。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长沙在天心阁敲响‘文夕大火’警示钟。1939年，10万日军在冈村宁次指挥下，兵临长沙城下，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薛岳领导40万中国军队，在装备不如日军的情况下，共毙俘日军2万余人，炸毁日军飞机20余架，粉碎了日军消灭国民党华中部队主力的企图。作战中，中国军队伤亡3万余人。第一次长沙会战发生在欧战爆发后的十几天，当时正值波兰败亡、欧洲危急的关键时刻。国民党军队在这次会战中予10万来犯日军迎头痛击，引起欧美各界人士对中国局势的关注。1941年9月，12万日军在阿南唯几指挥下再次攻击长沙，第二次长沙会战爆发，中国军队在薛岳指挥下，共歼灭日军4.8万余人，击落飞机3架，击沉汽艇7艘，使其妄图一举歼灭国民党华中部队主力的计划遭到失败。第二次长沙会战发生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的3个月。面对着德军的强大攻势，苏联战局岌岌可危。国民党军队在这次作战中虽然损兵折将，日军也一度攻进长沙，但最后日军还是撤出了长沙，中国战局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1941年12月，日军在阿南唯几指挥下再次进攻长沙，第三次长沙会战爆发。中国军队在薛岳指挥下，在多处予敌重大打击，扩大战果，敌狼狈逃窜，至1942年1月，中国军队获得长沙数次会战以来首次全面胜利。此役，日军遭重创，被毙伤5万余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美英等国军队于太平洋接连失利形势下，“长沙会战”引起强烈的国际反响，获得英国、美国等国政府和舆论给予积极赞扬和评价。就在同时，世界上26个反法西斯的国家在美国华盛顿集会，发表联合宣言。中国与美国、英国、苏联作为四大强国，领衔在宣言上签字。1月3日，盟国成立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经罗斯福提名，由蒋介石出任盟军统帅部最高统帅，统一指挥在中国的美国军队以及东南亚越南、泰国的军队对日作战。罗斯福在第三次长沙大捷后的第22天给蒋介石发来了一份热情洋溢的贺电，同时宣布再次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其后，他并以他夫人的名义，邀请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访问美国，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不久，美、英政府便主动向中国提出，要废除西方列强与中国历届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归还上海、厦门等地的公共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1944年5月，日军动用悄悄从伪满和日本国内调来的强大兵力，由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坐镇武汉指挥，发起了长衡会战(中国称为第四次长沙会战和衡阳保卫战)。6月16日，日军向长沙城和岳麓山主阵地发起猛攻。守军顽强抵抗，但由于兵力部署上的失误，中国军队主力未能适时退守岳麓山阵地，部队隔江分阵，力不能支，日军以优势兵力攻破岳麓山阵地。城内守军被迫突围，抵抗日军直接侵犯6年之久的长沙沦陷。但是，日军推进到衡阳时，却遭遇了顽强的抵抗。衡阳守军把以一个军的兵力，在得不到外援的情况下，顶住了日军几个师团的多次进攻，将日军整整阻挡了47天，使日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最终中国军队未能阻止日军优势兵力的进攻，但仍然重创了日军，大量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为抗战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军队1.7万人伤亡，日军三万余人伤亡。蒋介石在战后表示:“喋血苦守此兀然孤城(衡阳)者，历时四十七日之久，此为全世界稀有之奇绩，而我中国有道德之表现与发扬，亦以此为最著。抗战八年，战死疆场之英烈士，至少数十万人；而保卫国土，死不屈者，亦不在少数；但其对国家贡献之大，于全局胜败有决定作用者，为衡阳守军。”1945年8月，随着失地逐步收复，日军逐渐萎缩，国民党部队在湖南也给予日军沉重打击。日，中国战区代表何应钦在湖南芷江接受日军代表冈村宁次递交的投降书，抗战取得全面胜利。中流击水，浪遏飞舟1949年，程潜在长沙宣布起义，湖南解放。此后，毛泽东曾多次回到长沙、韶山等地，抚今追昔。毛泽东死后不久，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浏阳人胡耀邦在这一转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长沙人朱镕基则鼎力推动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地方史在中国各地渐渐受到重视，并被当做吸引外地游客之法宝。岳麓山上湖南先烈的坟茔被特意标示;湖南作家和非湖南作家推出越来越多讨论湖南人精神与湖南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地位之作;以曾国藩家书和著作为原料的鸡汤畅销全国。在国学的热潮中，王夫之也受到相当的关注。船山学社旧址被翻修一新，匾额为毛泽东的书法，这里也作为“毛主席在湖南创办的自修大学旧址”广为人知。1996年，岳麓书局出齐了《船山全书》，篇幅比曾刻版长了一倍。而1999年，由湖南第一师范发展而来的湖南师大教师刊文将船山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联系，一如百年前有人称王夫之早在亚当·斯密之前就提出了《国富论》中的许多观点。湖南地处内陆，在漫长的古代没有发生过多少举世注目的重大事情，亦缺乏引领潮流的人物。虽然出现过理学开山周敦颐，思想大师王船山，但总的说来人才之少寥若晨星。到了近代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谭其骧说，“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近代湖南何以人才辈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湖南人的基本素质与特殊性格是人才蔚起的基础。直到宋代，湖南的经济和文教事业才开始有了较大进展。长沙岳麓书院、衡州石鼓书院建立，与江西白鹿洞、河南嵩山书院并称为“天下四大书院”。经元末明初的战乱，湖南人口锐减，明洪武年间开始，邻省即大量向湖南移民。明清鼎革之际，湖南丧失了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口。清廷屡颁“召民开垦”的谕旨。于是大量移民进入湖南。谭其骧指出，到乾、嘉年间，湖南全省外来移民占人口总数的九成以上。宝庆府、邵阳县、武冈州、湘阴县、靖州等七个州县人口中移民占98.4%。移民主要来自闽、粤、赣、鄂、四川，而以江西为多。大凡离乡背井迁往他方的移民，大都据有开拓意识和自力更生、勤奋创业的精神，由于移民的辛勤劳作，到康熙时，湖南水稻生产已有了较大发展，赢得“湖广熟，天下足”的美誉，从而为湖南经济的恢复、人口的增加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外来移民与土著居民中的苗、瑶、侗及土家族长期相处，既有彼此争斗，亦有相互联姻。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两次大移民，使湖南全省人口素质实现了更新，带来了移民所有的开拓精神与进取意识，加上与少数民族联姻，吸收了苗瑶等族强悍、刻苦的习性，从而逐渐形成了有别于他省的特殊的民风：朴实勤奋，劲直勇悍，尚气好胜，霸蛮任性。受这种民风熏陶的学子士人，也逐渐形成特殊的士气文风：质朴淳实，不尚浮靡，勇于任事，锐意进取，多带血性却又负气好胜。湖南所特有的民风士习，被人称为“吃得了苦，耐得了烦、霸得了蛮”的“骡子脾气”。既有马的刚烈，又有驴的耐性。有了这种性格，种田不怕苦累，汗水换来收获，读书不怕艰辛，砚田笔耕，终有所成。二、船山学与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近代湖南人都体现出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这种精神是船山学的精神特质，可以说，正是船山学和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精神特质孕育了一辈又一辈近代湖南名人。经世致用从人生态度来说，是一种入世精神，这种精神的人格化表现即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生命态度，勇于承担天下家国的重任，尽力解脱天下苍生的苦难，而不以一己私利为进退。经世致用从人生价值取向来说，是追求内圣外王，修齐治平，退而独善其身，进而兼善天下。经世致用从学术风格来说，是联系社会实际研究有关国计民生的实际知识，注重学问的现实操作性和实用性，注重知识者的生命价值与黎民百姓生活的联系。一句话，就是树立治国平天下的志向，研究有关国计民生、日用人伦的实际学问，学以致用。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更是湖湘文化的一大传统。船山以降，湖湘学派始终以“康济时艰”“传道济民”为宗旨，多“留心经济之学”，努力付之实践。魏源提倡经世致用，按照“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的原则，将清初以来奏议文牍分类编辑，名曰《皇朝经世文编》，凡120卷，300多万字，于1826年出版。左宗棠自幼立下经世之志，自撰对联云：“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书万卷，神交古人”。他乡试落第之后，潜心研究舆地、兵政、农学、水利等关于民生国计的学问，从而奠定了他日后带兵打仗、收复新疆和倡办洋务的学术基础。曾国藩早年也以匡时救世为己任，将理学与经世结合起来，将经济与义理、词章、考据相提并论，认为治学要四者并重。他在青年时代就提出：“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三、重教向学之风极盛，促使湖南教育事业迅速发展，为湖南学士的成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中叶之后，岳麓书院成为湖南人才兴起的大本营。戊戌维新运动中，湖南成立时务学堂，成立一大批学会组织，成为培养人才和研讨学问之所。20世纪初，湖南大力兴办新式学堂，并渐渐形成了一师、长郡、雅礼、周南、广益、楚怡、明德等一批名校。重教向学之风，还促使湖南在清末民初的留学热潮中走在全国的前列。四、社会环境与历史条件为湖南改天换地的军政人才提供了现实舞台。湖南近代人才集中在军政方面，企业家甚少，根本的原因在于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急需有一个根本性的大变革，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接连不断，湖南军事政治人才的崛起刚好顺应了“乱世出英雄”的时代需要。太平天国运动为湘军人物的崛起创造了机遇。湘军的成功改变了湖南人的职业观念，“人颇牧而家孙武”，许多青年士子乐于投笔从戎，建功立业。湘军时代延续了三十余年，甲午一战划上了句子。同时又成为湖南志士维新求变的契机。20世纪初年，清政府实行新政、奖励留学，湖南青年走出国门，随着反清革命运动兴起，湖南志士又可以在这个醒风血雨之中叱咤风云，成就反清革命和创建民国的历史功勋。民国建立之后，政局依然动荡，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军阀混战，国民革命，土地战争，抗日烽火，国共内战这一连串的斗争，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人才群的涌现创造了机遇。这批人物经历了比他们的同乡先贤更加长期、更加艰苦的磨砺，并创造了比他们的先辈更加辉煌的业绩，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五、人才团、人才链的集聚效应。发现和培养人才往往是从已成为人才的人从自己已熟悉的人中开始的，这样互相帮带，互相提携就形成一种人才链，逐步扩展，逐步增大，就会形成一个人才团。在这方面曾国藩最为典型。他爱才、识才、举才、用才，使天下英才聚集于他的髦下。经他向朝廷举荐而得到重用的人才遍于五湖四海，几于不可胜数。他特别重视从同乡中选拔人才，认为“同县之人，易于合心”，也注意从学生和亲属中选拔人才，此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现代湖南军政人才的大量涌现也表现出三个有规律的群体现象：一是一个地方出现许多著名人才，形成了长沙、湘潭、湘乡、宁乡四个人才籍贯核心区域。浏阳、平江、醴陵等地也人才辈出。二是一个家族或家庭培育出众多的著名人物，毛泽东一家革命烈士就有六个，蔡和森与向警予，李富春与蔡畅夫妇双双都投身革命。三是湖南成批涌现出高质量的人才群体，高能为核，人才团聚，主要有晚清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为代表的经世派和洋务派群体，清末民初以黄兴、蔡锷、宋教仁为代表的辛亥革命志士群体，革命年代以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为代表的领导人群体和改革开放后以胡耀邦、朱镕基为代表的领导人群体。湖南在近代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上为中国贡献出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社会科学家，文学艺术家及科学技术人才，他们散落中国各地，矢志不渝地为了促使自己深爱的这片土地成为自己理想的模样而奋斗。衡山巍峨，洞庭浩渺;岳麓苍苍，湘江滔滔，任岁月飞逝无声，竟河山流转有情。今天，经济成长了，国力强大了，和百年前相比，大陆民众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前方的道路依然充满挑战。年轻一代带着自己的关怀，已不全然是为了追忆历史，更是祈盼从屈子、濂溪、船山以降的历史和文化的积淀发掘新价值，俾使之成为福佑民众的灯火，更加照亮国族前行的方向。无论何时何地，经世致用实事求是敢闯敢干的精神不老，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的劲头不死。九十一年前的秋天，毛泽东在湘江之滨，橘子洲头，写下脍炙人口的《沁园春·长沙》，毛泽东晚年曾将此词看做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篇作品——比《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及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别了司徒雷登》还要重要的作品——另一篇是《沁园春·雪》。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二零一六年秋
作为一个湖南人，本人给家乡拖了后腿，感觉深深的耻辱和不安。
作为一个湖南人其实之前挺排斥这类地域性的话题的，因为本人看历史不太看重历史的必然性之类，喜欢开放思维，尤其是很多湖南人喜欢突出必然性，从近代出人才来往脸上贴金，我也有不少逆反心理。在我眼里成王败寇嘛，太平天国一起来广西人也一个小地方就出一帮子狠角色嘛，袁世凯牛了河南出了那么多军政人才，老蒋胜了那么浙江人有有资本强调历史必然性论证自己文武双全了…说来说出关键是有个历史舞台，历史给个机会嘛，所以我认为湖人出人才不是什么人杰地灵，还是抓住了历史机会。那么为什么以前默默无名，近代就抓住了机会呢？这个倒可以找出一些必然性的因素，我就补充一点似乎别的答案里没提到的。首先是地理位置因素，湖南古代大部分地区一直是蛮荒之地，少数民族的地盘，只有长江南岸汉人经营得多些，洞庭湖平原那一块。边缘地区自然机会不多，山高皇帝远造个反都掀不起多大浪，人才难冒头。再怎么蹦达也是群众演员的角色。所以湖南在古代其实相对不怎么受中央待见的，到清代也一样，两湖地区行政中心在湖北武昌，湖南听湖北的，夹在广州中间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到了近代为什么开始镜头多了？因为近代中华大变局的变数是从南方来的，尤其是广东地区变成了强势文化输出点，湖南一下就站在镜头中心了，露脸的机会多了。而且广西来的太平军把机会留给了湖南，把江南其他地方搅得天翻地覆，湖南成了中流砥柱。那湖南有什么独特优势呢？请打开谷歌卫星地图，一看地形就明了了。湖南是由多个盆地组成的，岳阳到长沙一个相对独立区域，衡阳邵阳地区一个区域，湘西，湘南都是自称体系的，这一地形决定了湖南在近代成了各方势力的一块鸡肋，要啃嘛很费劲，（日军想硬吃都吃足了苦头），啃下了嘛，肉也不多…而看看同样在镜头中心的江西省？基本上南北就是通的，从北方占了九江基本往南畅通的，一对比就是块肥肉。所以太平军打了几次长沙没没劲后头也不回就到别处刷经验和钱去了，湖南成为南方对抗太平天国的大后方，挖了第一桶金。之后，逐鹿天下打通南北大家喜欢走四川江西，北伐军北上也宁肯主要走江西或者沿海而上，总之没人会选择从湖南走，湖南成了人见人绕路的坑，除了几百年前吴三桂试过一次走到岳阳就跪了，因为往北就是武昌，中央镇住西南的中心，这里是不好过的。总之湖南的地理位置和特征决定了它能有独立性又有竞争性，旁边的省份要么如贵州太山地了难抱团起势，要么如江西太坦荡，难起家守成。这样一来人见人绕的鸡肋反倒成了太极的中心，成为各派势力较劲的舞台，谁强大要出头就先往湖南伸脚试水，但是就是很难站稳。这样一来给了湖南本土势力充足的自我意识和发挥空间，湖南成为一块谁也不怵的是非之地，乱世出英雄嘛，所以湖南人露脸刷存在感的机会就来了。也培养了湖南人近代突出自我意识和眼界，当年联省自治湖南不但叫的凶也做得最积极，独立宪法都捣鼓出来了（印象深刻的是还规定了民间持枪自由），当年毛伢子不也一个劲鼓吹湖南独立么！不过这种独立不是分裂，而是效仿美国，大家单干然后找机会联合有联邦制或者邦联道路。当然别的答案里说的，宋明理学的湖湘学派渊源，近代湖南官方的开明之治等偶然因素对精英的培养有很大促进作用。还有一点别处说的不多的是，历史上元初、明初、清初各朝天下初定后，湖南作为扫尾工程统治者一般采取屠戮政策，湖南局部地区多次遭到灭绝性打击，所以很多地区人口移民为主，移民杂糅，一来交流多守旧少，二来纷争多，弱肉强食，这样一来霸蛮的个性更加突出。所谓霸蛮就是不顾后果、懒得算计的强硬方式，这种气质乱世不出头也抢镜啊。
近代湖南之兴盛，始于曾国藩，我想并不为过，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刘铭转，沈宝桢（林则徐女婿）等等近代名人大咖，都与曾文正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更不用提上面所说的李鸿章直接是曾的门生，胡林翼，左宗棠是曾的战友（说左是曾慕寮的，太不了解左的傲娇了），更不用提近代洋务运动中的徐寿，华衡芳这些人，汉阳，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这些实业，还有诸如詹天佑等等，每个人都有一段故事。平定太平时湘军所攫取的巨额财富更是湘江兴起的物质基础曾国藩武不如左宗棠，彭玉林，曾国荃，洋务不如李鸿章，但是其识人善用，眼光长远，善于政治，工于经济，确实近代无人能及。可以这么说，湖南之兴，如果说始于一人，说是曾文正公。恐怕不算为过。——手机发了这么多，有兴趣的亲给个好评吧，不枉平时少用手机的我累的半死，嘿嘿
一开始是个巧合，洪杨举事席卷半个中国，清廷腐败无力平治，下诏各地办团练自保，其实各地都在办团练，不过敷衍了事者多矣，巧的是曾、胡、左、彭等有抱负无处可施的知识分子把这事当真来办了，把“勇”变成了“军”；由地方团练变成了平治、中兴之主力，开创了湘人在近代风起云涌的先河；这里有三个巧赶到了一起：一是清廷的腐败、二是洪杨的自毁、三是湘人的较真；赶到一起就奠定了湘人近代史上英豪辈出的基础；有了这个开头之后，湘人对于读书、打仗、平治之事尤为感兴趣，因为他们知道靠读书、打仗、平治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另外一个方面在外面打仗升官发财的人回去除了置办田地家宅之外，办学是他们一个重要事务，正因为这些学堂使湘人在近代受教育的程度是普遍偏高的；成功的案例（曾、胡、左、彭等一干人），较高的教育水平（民间教育普及度很高），独特的地方文化（争强好胜、吃苦耐劳），这些因素相加，再碰上近代中国这个乱世，英豪辈出就是必然之事了。
先不说曾国藩他们那辈人的影响。@唐城 已经说了他们了。我想说的是 湖南长沙是最早发生大型关于改革维新 的 思想争斗 的省会城市， 思想的解放让湖南涌现出了这么多英杰。提到改革维新就不得不提康有为， 1896年的时候他的公车上书政治运动 在北京被保守党压制。 他就不得不另开战场， 基本上就是上海和澳门（主要是靠2份报纸
上海的 时务报 和 澳门的 知新报.)
同时 他最有名的学生 梁启超
选择了湖南长沙作为思想 的传播地。 为什么选湖南长沙， 首先当时湖南经历了2位能干的开明官僚的连续当政。 年 吴大徽在教育，经济方面的若干改革。 1895 以后的陈宝箴 把改革推向了 更大的规模。 而且他的儿子 陈三立 也是有远见的人， 认识很多维新人士， 更举荐了这些维新人士来湖南做官。 比如说 黄遵宪 江标。再者 当时湖南属于湖广总督张之洞的管理之下， 张之洞是个改革派， 他提出来过很多理论， 最有名的可能是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当时他对维新运动 很是支持， 支持报纸， 开办学会等等。。因为上层的支持， 维新思想的推广在湖南非常成功。 在湖南维新运动中， 湘学报，湘报 和 以时务学堂为首的 西式学堂起到了最总要的作用。 时务学堂聘请了 梁启超做总教习，唐才常， 谭嗣同 和 其他维新人士 协助他 教导学生。 在教学期间 梁启超的教学 越来越激进 宣传了 很多独立 自立 的思想 并且和唐才常， 谭嗣同 创立了 南学会 （维新人士的集中地）。 比如 他认为湖南应该脱离北京中央政权而独立， 学习日本的萨摩和长洲， 来为其他省份做出维新的榜样 等等。
但是这种激进的思想被保守党 和 温和党的 强力反对，因此爆发了 大规模的 学术思想争斗 而且发展成了 政治斗争 和 社会冲突 最终湖南维新运动因为失去上层的支持 特别张之洞的保守做法 （发布 劝学篇 提出 他最著名的理论），湖南维新运动失败了。但是这次思想和政治改革 解放了湖南知识分子的思想。而且南学会依然在湖南很活跃。 这次运动直接影响了 蔡锷（梁的学生）， 黄兴， 陈天华， 宋教仁 等 民主革命先行者。 而这些人 也继续影响 包括毛，刘等开国元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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