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用200万元后无力偿还
老板因骗取贷款罪获刑一年
来源：齐鲁晚报
《出租车GPS成摆设大半年》追踪◥◥　　本报1月28日讯(通讯员　张敏洁　记者　张焜)本报报道潍坊出租车GPS曾经瘫痪大半年,负责安装系统的山东中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被警方抓获(日A10版)。28日,记者从奎文法院了解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利用虚假买卖合同从银行骗贷200万元并挪作他用,事后却无力偿还,曾因合同诈骗被判缓刑的他最终在深圳落网,目前已因骗取贷款罪获刑1年。　　2011年8月,48岁的刘某提供了信息公司与青州一家公司签订的出租车GPS采购合同等证明文件,从潍坊一家银行贷款200万元。但是,他并没有将这笔钱用以GPS采购,而是在偿还了部分借款后,将剩余的钱用以出借及购买货车使用。　　大约4个月后,银行发现了刘某挪用贷款的行为,但这时,信息公司的运营已经基本瘫痪,刘某的手机拨打不通,人也不知了去向。银行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2012年2月下旬,已经逃往深圳租住的刘某被潍坊警方抓获归案。经调查,刘某与青州公司方签订的合同为虚假的,该公司根本不能生产和销售GPS,而200万元贷款已经基本用完了。　　同年11月份,奎文检察院提起公诉,称刘某提供虚假材料骗取了200万元贷款,后来因经营不善欠下大量债务逃匿,且贷款本金至起诉时仍无法追回。他的行为已经构成骗取贷款罪。　　而刘某辩称,自己贷款就是为了买货车,由于信息公司的经营范围内没有这个业务,银行要求他的公司按照贷款合同上的贷款用途提供一份购销合同,所以他提供了一份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GPS采购合同。这都是按照银行工作人员的要求做的。　　奎文法院查明,刘某曾在2003年因合同诈骗罪被该院判处刑罚。法院认为,刘某作为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在本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过程中,虚构贷款用途,提供虚假材料,骗取银行贷款,情节严重,其行为已经构成骗取贷款罪。刘某称其提供虚假购销合同的做法是银行工作人员的要求,但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刘某以公司名义申请贷款,且贷款用途用于公司,对该事实应认定为单位犯罪。遂判决其犯骗取贷款罪,处有期徒刑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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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与裁判文书 &
王某甲、张某犯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一审刑事判决书
【全文】CLI.C.
王某甲、张某犯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一审刑事判决书山东省冠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5）冠刑初字第227号　　被告人王某甲。因涉嫌犯骗取贷款罪于日被冠县公安局取保候审，同年8月21日被冠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杜同林，山东德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张某。因涉嫌犯骗取贷款罪于日被冠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
　　山东省冠县人民检察院以冠检公刑诉（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某甲、张某犯骗取贷款罪，于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冠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沙宗超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某甲及其辩护人杜同林、被告人张某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日、日、日，被告人王某甲与山东聊城润昌农村商业银行业务员张某合谋虚构贷款用途，分别以王某甲女儿王某乙、兄长王某丙、外甥高某某的名义在山东聊城润昌农村商业银行清水支行贷款11万元、11.2万元、6万元，共计28.2万元。贷款发放后，王某甲取出自用。贷款到期后经催收，王某甲至今无力偿还，给山东聊城润昌农村商业银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8.2万元。日，被告人张某到冠县人民检察院投案。
　　上述事实，被告人王某甲、张某在庭审中亦无异议，并有证人王某乙、王某丙、高某某等证言，书证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在本案审理期间中，被告人张某还清了上述三笔贷款全部本金。
　　本院认为，被告人王某甲、张某合谋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编造贷款用途，以他人名义骗取贷款，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骗取贷款罪。公诉机关的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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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贷款诈骗犯罪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
新型贷款诈骗犯罪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
叶青& 王宣立
一、贷款诈骗罪的概念和立法演变
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或者以其他方法，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
贷款诈骗罪隶属于诈骗罪，是随着现代经济进一步发展而从诈骗罪中分化出的一种新型经济欺诈罪。新中国成立后，对通过骗取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的途径并予非法占有的行为，司法适用时均以普通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我国第一部刑法典即1979年刑法仅对诈骗罪作了原则性规定，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这部刑法典在打击诈骗犯罪活动中起到了应有的作用。然而，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期，金融领域的犯罪犹如其他经济领域的犯罪一样，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就信贷业而言，有的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有的不具非法占有目的但在取得贷款的过程中使用了欺骗手段；有的持续取得贷款，用“后贷”还“前贷”，“拆东墙补西墙”，不断循环；有的取得贷款后拒不还贷；还有的明知资不抵债而买通贷款经办人员获取贷款；等等。对这些行为，司法实际部门有的以诈骗罪定罪处罚，有的以违反合同纠纷处理，有的则以违反金融法规行为处理等，造成执法上的不确定性，给一些不法分子规避法律、钻法律漏洞或空子以可乘之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助长了这类犯罪的严重化。据资料表明，我国某沿海开放城市，近几年就有20多亿金融贷款被各种行业的老板骗取后携款潜逃。这类犯罪不仅严重扰乱了国家的金融秩序，还给不少单位和公民个人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影响社会安定。为维护我国正常的金融秩序，促使刑事执法的统一规范，加大刑事打击力度，及时、有效地遏制这类犯罪的滋生蔓延，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单行刑法的形式于1995年6月30 日颁布实施《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普通诈骗罪的罪状、罪种及其量刑原则等作了较大的修改、补充，并在第10条中专门规定了贷款诈骗罪。1997年刑法吸收了《决定》的立法精神，在刑法第 193条明确规定了贷款诈骗罪的罪状和法定刑。
二、贷款诈骗罪的法律特征
1. 贷款诈骗罪侵害的直接客体是金融机构对贷款所有权。
对此罪的客体，学界认识不一。如：有的认为它侵害国家和集体的财产所有权和正常的金融秩序； 有的认为它侵害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有的认为它侵害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和金融信贷秩序.由于认识不同，司法适用上必然产生分歧。我们认为，按照刑法理论，贷款诈骗罪属修订刑法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其同类客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抑或国家金融管理秩序，而从立法上看，修订刑法将金融犯罪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如伪造货币罪、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等；另一类是金融诈骗罪，如贷款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等。因此，两类犯罪侵害的同类客体显然不一样，将贷款诈骗罪等金融犯罪的同类客体归为金融管理秩序明显不妥。同时，认为贷款诈骗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和集体的财产所有权也不妥。贷款诈骗罪的犯罪对象是贷款。这里的贷款包括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以及集体性质的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等的贷款，其款项性质有国有的、股份所有的、混合经济所有的以及集体所有的等等。同时，从犯罪目的上分析，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其犯罪对象不一定都是贷款，尽管大部分是贷款本身，如某些骗局中，行为人骗取贷款合同只是整个骗局中的一个环节，其至以不提取贷款为诱饵，造成银行等金融机构放松警惕，进而用骗取的贷款合同到处招摇撞骗。因此，贷款诈骗罪尽管最终还是非法占有金融机构的财产，但是此罪的犯罪对象除贷款本身外，还可能包括银行信用。可见，贷款诈骗罪侵害的直接客体是金融机构对贷款的所有权，间接客体则是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用而非金融管理秩序。
2.贷款诈骗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5种情形， 其实质上可归结为行为人采用虚假的理由、证明文件或手段取得贷款。
一是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所谓编造，即捏造，无中生有。行为人以假引资或者编造效益良好的投资项目等虚假理由骗取贷款。诚然，这里的虚假理由，除了假引资、假项目外，还有其他类似于引资、立项之类的如假冒某集团扩大经营所需资金等虚假理由。
二是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骗取贷款。这里的经济合同即涵盖了我国经济合同法所规定的全部合同种类。按照该法规定，所谓虚假的经济合同主要是指伪造（仿照真合同而制造出的假合同）、变造（篡改原合同的标的或数量或价款等主要条款而成的经济合同）、无效（以欺诈或胁迫等手段签订的合同）等合同。
三是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骗取贷款。这里的虚假证明文件，一般包括伪造、变造或无效的存款证明、公司或者企业乃至金融机构的担保函、划款证明等各种申请贷款时所需的证明材料。
四是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而骗取贷款。这里的虚假产权证明是指伪造、变造或无效的由有关产权部门作出的能够证明行为人对房屋、地产等不动产或汽车、货币、可即时兑付的票据等动产而享有所有权的书面文件。
五是以其他方法骗取贷款。这里的其他方法主要指上述4 种情形以外的诸如伪造单位公章、印鉴或者借款后故意转移财产或拒不归还或者以假货币做抵押或者取得贷款后随即以破产诈骗、保险诈骗、兼并等方式转移债务，逃避还款义务等方法。
贷款诈骗罪的客观方面，除了上述表现形式外，还要求骗取贷款的数款达到较大的程度才能构成犯罪。
3.贷款诈骗罪的主体限于一般主体即自然人。
凡年满16周岁、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实施贷款诈骗罪行为，均可构成此罪。从司法实践角度讲，实施贷款诈骗罪犯罪主要有4种人：一是真实的贷款申请人，主要通过虚构有关事实骗取贷款，如提供虚假的资信证明，申请远远超出实际偿还能力的超额贷款；二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外部假冒某企业法人名义申请贷款的人；三是虚构根本不存在的企业法人申请贷款的人；四是银行内部收受贿赂，与行为人相勾结申请贷款的人；等等。
4.贷款诈骗罪的主观上是直接故意，且必须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
从法理上讲，贷款诈骗罪作为一种故意犯罪，其主观上的诈骗故意不能离开非法占有之目的而存在，并且这种诈骗故意只能是直接故意，也即只有明知自己的贷款诈骗行为会发生侵害金融机构对贷款的所有权这样一种社会危害性，而希望骗取并占有贷款这种结果发生的行为，才能构成犯罪。间接故意和过失均不能构成此罪。需要指出的是，贷款诈骗罪的主观故意可以产生在事前即预谋故意，也可以产生在事后，如骗取贷款后拒不归还等。但是，不管贷款诈骗的故意产生在事前或事后，其均由行为人的直接故意所支配。因为，刑法中的希望和放纵，均针对危害结果而言，贷款诈骗犯罪的结果是占有贷款，据此而论，贷款诈骗不可能是放任而只能是希望。银行等金融机构自愿向行为人发放贷款行为，并非贷款诈骗罪的结果，而只是客观犯罪结果的前提，不能将对这一放贷行为的心理态度误认为贷款诈骗罪的主观罪过。在金融机构放贷的情况下，行为人非法占有该贷款，对这种非法占有的心理态度才是贷款诈骗罪的主观罪过，而这种主观罪过只能是直接故意，不可能在行为人放任自己非法占有贷款的结果的情况下产生。
三、司法认定处理中应注意的问题
1、罪与非罪的界限
无论动机如何，构成本罪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即使在申请贷款时使用了欺骗的手段，只要贷款到期后能够偿还，就不构成本罪。第二，行为人是否采用了诈骗的手段来取得贷款的。第三，构成本罪必须是诈骗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如果行为人虽然是以非法占有贷款为目的，但是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可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罚。
2、非法占有目的之认定。根据立法精神，我国1997 年刑法第193条规定不处理不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之骗贷行为。对贷款诈骗罪，既要求客观上具备骗取贷款的行为，又要求主观上具备非法占有诈骗贷款之目的，两者不可或缺。如何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当前司法实际部门办理这类罪案的一个难点，也是贷款诈骗罪区别于借贷纠纷等罪与非罪界限的关键所在。在办理普通诈骗罪案过程中，如何认定非法占有为目的，同样是一个“老大难”。一般地说，从民法理论上讲，所有权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非法占有是一种没有法律依据的对贷款的管领、控制和支配，这种占有是对金融机构贷款所有权的实质性侵犯。认定时，有人认为从以下3 个方面去把握：一是在发生到期不还的结果时，要看行为人在申请贷款时履行能力不足的事实是否已经存在，行为人对此是否清楚。如果无法履约的原因形成于获得贷款之后，或者行为人对根本无法履约这一点并不十分了解，即使到期不还，也不应认定贷款诈骗，而应以借贷纠纷处理。二是要看行为人获得贷款后，是否积极将贷款用于借贷合同所规定的用途。如果事实如此，尽管行为人在到期后无法偿还，也不能认定为贷款诈骗行为。因为行为人主观上没有诈骗贷款的故意。三是要看行为人在贷款到期后是否积极偿还。如果行为人仅仅口头上承认欠款，而实际上没有积极筹备归还的行为，也不能证明行为人没有诈骗的故意。不赖帐，不一定就没有诈骗的故意。总之，要将上述因素综合起来考察，通过多方位客观行为全面考虑行为人主观心态，从而得出是否有非法占有贷款之目的。
就司法实践而言，对上述观点很难把握。如果能说得通的话，那么，以下问题的提出又将如何处理：一是无法确认是否积极还贷的情况下，资能抵债或者资不抵债，可否定罪？二是客观上采取骗贷行为，主观故意不明确，资不抵债或资能抵债的情况下，可否定罪？如刘某伪造公司印鉴申请贷款200万元，后来发现刘属骗贷，银行将刘某价值180余万元的房产等予以申请法院执行，而司法机关对刘某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难以认定，最终作撤案处理。三是未按借款用途使用贷款，是否还要考虑资能抵债或资不抵债的情形？如王某将原申请用于装修公司房屋的贷款130余万元用作其他投资，其后银行向法院起诉，申请对王某房产等用作偿还贷款，司法机关因难以查清王某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也作撤案处理。四是是否具有履行能力，能否直接影响定罪？五是如何界定“拒不偿还”和“无法偿还”？事实上，对上述问题，司法适用时有难度。
非法占有为己有目的是行为人主观方面的特性，是支配行为人实施贷款诈骗这一外在活动的主观意识，是行为人实施贷款诈骗犯罪的心理态度。判断行为人的心理态度的根据则是行为人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在客观上的一系列活动表现。所以在判断行为人贷款诈骗的主观心理态度时，必须以其实施的贷款诈骗活动为基础。
最高人院于2001年1 月21日下发《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该纪要作为指导性文件明确列举了几种情形，诸如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的，以逃避返还资金的；隐匿、销毁帐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的；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无疑，这对于实践部门开展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但由于犯罪分子采取的手段千变万化，仅凭几种简单的列举式加以概括很难应对纷繁复杂的实际情况。但是归根结底，任何人的任何目的都会被行为人积极贯彻到行动中去，任何行动也都是一定主观心态和目的的外在变现化。因此，不能完全根据案发后行为人的供述来认定案件的性质，应从案件前后相互联系的事实中合乎逻辑地判断行为人的目的。
3、有真实担保的贷款行为能否构成贷款诈骗罪。
司法实践中，常遇到一些有真实担保的借贷活动，因借款人无法偿还或者资不抵债，从而发生纠纷。如张某向某银行贷款200万元，而提供了某公司的250万元的贷款担保合同。事实上，张某当时已资不抵债，亏损达600余万元。司法机关认为，此案因有真实担保而在处理上有难度。我国1997年刑法第193条第1款第（四）项规定了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而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情形作为贷款诈骗罪的客观表现之一，而对有真实有效的担保的贷款行为，法律没有规定可以构成犯罪。对此，可以理解为不属于刑法调整的范畴，即使发生纠纷，也属借贷纠纷，由民法来调整。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一是担保人基于自身真实意思表示所作的担保行为，是否不受借款人即债务人要求担保人提供担保时有否隐瞒事实真相或者虚构事实的影响？二是担保法第30条规定的担保人免责条款没有包括借款人单方采取欺诈等方式骗取担保的情形，如果此种情形发生，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如何确定？三是担保人受骗而提供担保，致使贷款行为得逞，借款人之行为侵害了哪种客体？能否定罪？定何罪？司法实践中所反映出的当前贷款担保，其法定担保方式包括保证、抵押和质押3 种，其中，虚假保证的主要形式有互相保证或连环保证、空头保证、名义担保及重复担保等。虚设抵押权或质权的形式主要有：一物多抵或一物多押；用债务人或第三人无处分权的财产抵押或设质，使抵押权或质权形同虚设；以范围不明的财产设定抵押或质押等，这是就虚假担保或重复担保而言的。我们认为，在善意取得担保且担保真实有效的情况下，行为人取行贷款不存在贷款诈骗问题。如果借款人与担保人恶意串通，在担保人资不抵债或一物多抵或一物多押的情况下仍提供担保，使借款人骗取贷款的目的得逞的，则构成贷款诈骗共犯。如果担保人被骗而为借款人提供担保，最终导致金融机构的贷款被骗，假如金融机构放贷时没有瑕疵，担保人则要按照民事法承担连带责任，借款人即行为人不能因侵害结果的转嫁而逃脱贷款诈骗罪的罪责。因为行为人上述行为侵害的客体仍是金融机构对贷款的所有权以及金融机构的信贷信用。
4、结果加重犯的处罚问题。
根据1997年刑法第193条第1款的规定，对贷款诈骗罪规定了3个量刑档次：一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金融机构贷款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2 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这里的“数额较大”，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可以1万元以上为标准。二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金融机构贷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这里的数额巨大或者情节严重，只具备其一即可。同时，所谓数额巨大，一般以5万元以上为标准。所谓其他严重情节，则主要指：为骗取贷款，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行贿，数额较大的；挥霍贷款，或者用贷款进行违法活动，致使贷款到期无法偿还的；隐匿贷款去向，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提供虚假的担保申请贷款，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假冒他人名义申请贷款，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等。三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金融机构贷款数额特别巨大的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 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这里的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只具备其一即可。同时，所谓数额特别巨大，一般以20万元以上为标准。所谓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则主要指：为骗取贷款，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巨大的；携带贷款逃跑的；使用贷款进行犯罪活动等。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后者属结果加重犯，司法实际部门在适用法律时应准确把握。
5、 单位的“贷款诈骗”行为，该如何处理。
根据我国第30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按照我国刑法理论的通常理解，这里的“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是指刑法分则明确规定单位主体可以为单位的情况。由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所以贷款诈骗罪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而不包括单位。对此刑法学界可以说不存在任何分歧。但是刑法第193条规定只有自然人才能构成该罪主体，若片面认为以单位名义贷款均不构成本罪主体，则必将造成众多的贷款诈骗行为得不到有效追究。所以，我们不能机械的认为凡是以单位名义诈骗贷款的行为都不构成贷款诈骗罪
按现行司法解释和刑法理论，下列情况应当适应本罪追究：一是假设单位的。按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的：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单位实施犯罪的，或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行为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上述情况下，如实施了诈骗贷款的行为，其个人应以贷款诈骗罪论处。这一规定无疑给了司法人员一定的解释余地。二是盗名单位的。该解释第三条规定：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那么如何认定是到盗用单位名义的呢？首先看是否集体研究，或者虽由个人决定但单位其他人员是否公知，特别是贷款用途及金额；其次看是否实际用于单位，这就将一批欺世盗名、假公肥私的犯罪个人纳入适用本罪主体之中。三是承担无限责任的。对单位必须放在民法的法人制度上来确定。凡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组织，其贷款诈骗行为应由单位承担罪责，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组织或者其他非法人组织应由个人承担罪责。例如，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责任有限公司是以公司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如有单位贷款诈骗行为就应由公司及相关自然人承担相应罪责。而个人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等，或者一些临时性组织的经济组织都是以个人所有的全部财产承担无限责任，均应由自然人承担罪责。四是挂靠单位的。对于一些挂靠的单位，名为集体，实为个人经营的单位，以及虚构情况设立的单位，不能只看它的工商注册的属性，而应以实际的个人出资、个人经营及财产归属个人所有来确定，具有贷款诈骗行为的，应当追究个人的罪责。五是承包经营的。对于过去广泛存在，现在仍然存在的企业承包经营，应当按照承包协议及实际经营状况来确定。如果只是承包人承包期间提成，贷款用于承包单位生产经营，虽有贷款诈骗行为，不以本罪追究承包人罪责。如果是按定额或比例交承包费，其收益与风险自负，骗取的贷款未实际投入或者相当大数额未实际投入承包单位生产经营的，应以本罪追究个人责任。
既然刑定单位不能成为贷款诈骗罪的主体，那么在单位实施贷款诈骗、骗取的贷款为单位非法占有的情况下，应如何处理呢？对此无非有以下三种选择：一是对于单位不能以贷款诈骗罪论处，但对于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按照贷款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二是对单位不能以贷款诈骗罪论处，而且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也不能按照贷款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因为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以单位构成犯罪为前提的。如果单位不构成贷款诈骗罪，对其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贷款诈骗罪追究责任显然没有任何依据。三是对单位及其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都不能以贷款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但如果构成其他犯罪的，可以其他犯罪论处。
对上述三种做法中，第一种做法在司法实践中可以说是有一定市场的。因为在单位同样不能构成犯罪主体的盗窃罪问题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6年1月12日发布的《关于单位盗窃行为如何处理的批复》中曾经指出：单位组织实施盗窃，获取财物归单位所有，数额巨大，影响恶劣的，应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主要的直接责任人员按盗窃罪依法批捕、起诉。这一司法解释虽然与贷款诈骗罪并无直接关系，而且在刑法修订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盗窃罪所重新作出的司法解释也没有将上述内容吸收进来，但其对处理贷款诈骗案件所可能带来的影响仍然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在单位不构成贷款诈骗罪的情况下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主要的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显然是违背罪刑法定的精神的。因此这种做法不可取。那么，对这种情况是否就只能选择第二种做法按无罪处理呢？我认为这也不是正确的选择。因为按照我国法律规定，任何人向金融机构贷款均需订立，所以如果单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借款合同的过程中骗取金融机关的贷款的，可以按照合同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第三种做法是符合按我国现行立法状况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对于单位十分明显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这是一种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可行做法。
6、如何正确界定“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中的“其他方法”
这里的“其他方法”，刑法理论上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其他方法”应与前面四项具有性质上的同一性，即行为人在申请贷款的过程中，未得到贷款之前采用上述方法以外的其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将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资金骗出来并非法据为己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尽管立法者在前面四项中所列举的欺诈手段，行为人都是在申请贷款之前就产生了非法占有之故意，并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了相应的欺诈手段，但这并不表明立法者因此而在“其他方法”的内涵中否定了行为人的欺诈手段可以出现在取得贷款之后。也就是说，如果行为人出于正当目的并采取合法手段取得贷款后，又基于某种原因，为自己私利产生了不归还贷款的故意，致使银行无法收回贷款的，应认定是这里的“其他方法”。对于“其他方法”的具体类型，各种论著也看法不一。如有的论著认为常见的有：企业以母体裂变的手段拒不还贷，以假货币作抵押骗取贷款，拉拢和收买银行职员骗取贷款。有的论著认为包括：借贷形式合法，但贷款时即有以非法占有，借贷后故意转移资产拒不返还；使用伪造的公文、公章、印鉴；伪造领导批示；虚构债券；虚构经营业务；虚构或隐瞒经营业务范围等。有的论著认为包括：用假币作担保，伪造货物存放栈单，贿赂，利用假信用证，虚张声势或九真掩一假。
对于上述两种观点，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更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因为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法律必须具有明确性和可预测性，如果对“其他方法”不做任何限制，将会使刑法的解释宽大无边，从而在强调保护社会的同时破坏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至于“其他方法”的具体表现，笔者认为应该按此原则进行衡量。诸如在贷款之时并未采取欺诈手段，而是在合法取得贷款之后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将贷款据为己有的，不能视为属于以“其他方法”贷款诈骗的行为。当然如果这种行为符合其他犯罪构成特征的，可以其他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如空头保证、名义保证、重复保证等虚假保证行为就不能为前述四种诈骗手段所包括，其本质上属于一种虚假担保行为，因此可归结为“其他方法”。而合法借贷后转移资产逃避还贷的，则与在申请贷款之时采取的欺诈手段性质不同，因而不能视为“其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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