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股灾,楼市暴涨 政府在三国杀杀鸡取卵卵,加大阶级分化吗

股灾大反思:过去、现在与未来--百度百家
股灾大反思:过去、现在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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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4月以来,本文作者就持续预警本轮牛市监管缺位与观念误导所隐含的危险性,连续发表“创业板:不仅仅是泡沫”、“致证监会的公开信”、“别忽悠,股市救不了经济”、“面对泡沫,监管者应该做些什么”、“政府不应托市,也托不起”等系列文章。暴跌开始后,在呼吁救市的洪流中,他又成为坚定反对政府救市的声音
股灾大反思:过去、现在与未来
刘胜军,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下一个十年》作者
【自2015年4月以来,本文作者就持续预警本轮牛市监管缺位与观念误导所隐含的危险性,连续发表“创业板:不仅仅是泡沫”、“致证监会的公开信”、“别忽悠,股市救不了经济”、“面对泡沫,监管者应该做些什么”等系列文章。暴跌开始后,在呼吁救市的洪流中,他又成为坚定反对政府救市的声音。本文是作者专为FT中文网撰写的股灾反思】
由于人固有的“动物精神”所导致的非理性,金融市场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哈佛大学教授明斯基(HymanMinsky)提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将一个金融周期划分为套期融资、投机性融资、庞氏骗局,最终是触发危机的“明斯基时刻”。这种不稳定在股票市场体现的尤为显著,从英国的南海泡沫、荷兰郁金香泡沫、美国1929年泡沫、2000年纳斯达克泡沫、2008年次贷危机,都是经典的案例。中国亦不例外,尽管中国股市只有25年历史,但已经经历了1997年、2001年、2008年三次显著的股市泡沫。
正如著名学者莱因哈特(CarmenM.Reinhart)、罗格夫(KennethRogoff)在《这次不一样:800年金融荒唐史》一书中所生动呈现的那样,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是惊人的相似。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泡沫,既有所有泡沫的共性,也有其独特性。每次股灾都是反思的宝贵教材,我们不应付出巨大学费而无任何收获。
一、过去:人造牛市
进入2015年以来,中国A股股价出现惊人的暴涨:到2015年6月中旬,上证综指已较2014年7月上涨了152%、较年初上涨了59.7%,中小企业板、创业板较年初更是上涨了138%和165%。
推动股价上涨的有三重因素:1)对于宽松货币政策的合理预期(所谓“水牛”)。由于实体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过高的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变得不可持续,市场普遍认为中国步入新一轮降息降准周期,这将推高股价;2)投资者的动物精神。仅仅是流动性还不足以激发投资者的热情。这时候,投行人士找到了两个概念:“改革牛”、“互联网+”。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再启改革,未来改革红利令人期待。这一概念集中体现在主板市场的国企改革概念股(投资者把央企合并视为改革,令人啼笑皆非)。而阿里巴巴、腾讯所创造的巨大价值,也激发了民众对互联网的激情,政府推出的“互联网+”则在巧妙的时机引爆了创业板。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概念持续为投资者增加信心:一带一路、亚投行、人民币国际化、自贸区……;3)暧昧的政府信用背书。2015两会期间,证监会主席肖钢公开评论股市称,“本轮上涨行情是合理的和必然的”,“本轮牛市是改革牛”。一贯出言谨慎的央行行长周小川也一反常态地说:“资金进股市,也是支持实体经济。”《人民日报》文章提出的“4000点才是A股牛市的开端”,以及新华社七论股市,则不断强化政府信用背书,彻底瓦解了投资者本应紧绷的风险意识。
之所以说是“人造牛市”,是因为此轮牛市出现了太多“动物精神”之外的人为因素的推动。官员乐观表态、官方媒体积极助阵、网络媒体标题党化的解读、一些专家和投行人士的任性发挥,都让股民越来越坚信这样的判断:这轮牛市首先是政府所需要的,也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甚至投资股市不仅可以赚钱而且是支持国家的爱国行为。就这样,股市被“改革牛”、“国家牛”的概念捆绑之下,越走越远。这验证了哈耶克那句名言,“短期着眼,我们就是我们所创造的观念的俘虏。”
证监会的缺位与越位,也成为了“人造牛市”的助产护士。由于证监会始终不肯放弃对新股发行节奏的调控,IPO供给无法满足市场需求,这助长了投机气氛;随着泡沫的演进,各类财务造假、信息误导、内幕交易、股价操纵层出不穷,进一步冲昏了散户的头脑,但证监会的执法显得既迟缓又缺乏力度。直到股灾开始后的7月3日,证监会今日才通报:一名湖北股民通过发布暴风科技虚假消息套利8400元,被证监会通告并移交公安机关查处。证监会原常务副主席李剑阁最近指出,“最近市场上有一些公司在合并之前走漏消息,存在大量的内幕交易,但是我并没看到对这些内幕交易有任何的查处,我很失望。利用内幕信息违规交易的行为是公开的抢劫。”
证监会的另一失误在于,未能及早对“两融”和场外配资进行逆周期的调控。截止7月7日,证券公司场内两融余额为1.6万亿元,较6月中旬2.27万亿的高点已有所回落,但仍较年初水平仍增57%。场外配资余额约为1~1.5万亿。
人造牛市的危险性
“人造牛市”有何不妥?因为它既难以达到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去杠杆的政策目的,又会制造新的风险,甚至威胁社会稳定。处理不好,就会导致“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的尴尬。
首先,股市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而这是政府难以驾驭的。克林顿的财长鲁宾曾这样告诫克林顿:“总统先生,股市涨成这样,你千万别出去邀功说是自己的功劳。”克林顿问,“为什么呢?”鲁宾说:“因为股市涨上去,它还会再跌下来。”李剑阁说,“怎么能说政府就希望牛市呢?国家牛市呢?只要脑子里有这个概念的存在,就很危险。所谓“国家牛”是不可持续的”。笔者注意到,官方媒体可以营造“慢牛”的概念,但这种想法是天真的。只要多数人形成一致预期,慢牛必然会变成快牛和疯牛。疯牛意味着暴涨暴跌,在这样的起伏中,股市难以对消费和经济带来刺激效果。
其次,由于行情来去匆匆,也难以真正起到“去杠杆”、救经济的作用。2014年股票融资占新增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仅为2.6%,今年1-5月也只升至4.2%。股市暴跌之后,证监会又被迫再度暂停新股发行。其实,如果证监会真要利用股市去杠杆的话,只要放开新股发行节奏管制就行了,完全没有必要把希望寄托在牛市上。市盈率高,愿意上市的公司自然会多;市盈率低,愿意上市的公司自然会少。市场供求会自发调节。中概股为何从美国退市?说透了,还不是因为国内A股市盈率高,而这种高市盈率则是长期IPO审批制的结果。
再次,一旦行情逆转,市场风险就会转化为政治风险。曾于1996年担任证监会原常务副主席的李剑阁最近警告说,“制造出了一个“国家牛市”的概念,这是在设置陷阱。如不及时加以澄清,后果是十分危险的”。朱镕基在96年就认识到了政府背书的危险性,“大概有近40%的城市人口与股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股市要是出问题不得了。暴涨就暴跌。我们不能不讲话了,于是发表了《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是证监会同志起草的,讲了三个道理:股市现在是非理性的;是有涨必有落,落的时候,政府不会托市,也托不起这个市;股市风险自负,政府管不了”。问题是,在本轮牛市中,官方持续地为牛市进行信用背书,等到泡沫破裂时,要想在政府与市场之间进行切割,已经不太可能。换言之,政府被自己套牢了。这构成了接下来救市的大背景。
二、现在:救市
在2015年6月底股市暴跌之后,救市之声不绝于耳。由于政府既可以信心喊话,又可以动用财务资源救市,实在不行可以修改规则,所以从理论上讲政府总是可以“成功救市”的。问题在于,我们对于救市必须认真思考三个问题:有没有必要救市?救市的手段是否合理合法?救市的代价是否超过救市的好处?遗憾的是,市场只关注如何救,而对其它问题缺乏认真的讨论。
真有必要救市吗?
那些力主救市者有两种可能:一是股市的既得利益者,每个尚未及时退出的投资者都毫不例外地盼望救市,以便减少自己的损失或保住已有的收益,但政府显然不应被这样的利益所绑架;二是被暴跌吓坏了,担忧出现系统性风险。
从目前情况看,政府决定出手救市,或许两者兼而有之。一方面,由于前期的政府信用背书,股民不可避免会对政府“不救市”产生怨恨情绪,而股民数量之多(被套牢的也有不少学者和社会精英)足以产生强大的民粹主义力量。最近几个月,股民以每周百万的数量跑步入市,已开立A股账户的投资者达8993万。另一方面,对于股市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政府也没有十足把握。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士又抛出“境外敌对势力”的阴谋论,更令政府被民族主义力量所挟持。
笔者认为,对此轮股市暴跌,政府似乎有些反应过度,而一贯的“风险厌恶”和维稳压力则是驱动因素。
第一,暴涨就有暴跌。从来没有那个股价泡沫破灭时是“有序下跌”的,由于人固有的恐慌心理,行情一旦逆转,必然会出现踩踏式的暴跌,必须认识到这是股市调整的“常态”,不必大惊小怪。融资融券固然加大了暴跌的力度,但如果我们不能忍受这一风险,当初就不该引入这一机制。它在上涨时不也同样导致暴涨吗?杠杆机制引发的暴涨与暴跌,只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而已。当然,证监会本来可以在行情大涨时对杠杆进行逆周期的调节,但没有这么做。等意识到需要关注杠杆风险时已经太晚了。
第二,政府不应救泡沫。尽管跌势凶猛,但下跌幅度依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股市前期大涨1~2倍,现在为什么就不能“大跌”30%?到6月中旬A股估值已经严重偏高——A股平均市盈率32倍、不含银行则高达57倍,中小企业板85倍、创业板150倍。因此,下跌本身是市场运行规律的内在需求,而并不是“市场失灵”。即便大跌后,上证、深证和创业板过去一年的涨幅仍然高达81%、73%和66%。1997年香港政府成立“盈富基金”救市时,恒生指数市盈率只有8倍多。即便暴跌后,中国创业板平均市盈率依然高达90倍。2009年美国救市的时候,很多股票PB(市净率)跌到一倍以下,而中国现在的平均PB在三倍左右。从图1可以看出,即使在暴跌之后,上证指数的市盈率水平不仅远远高于历史底部,也高于已经上涨很多的标准普尔市盈率。
换言之,即便应该救市,政府出手也显得过早,这样一来,救起的是泡沫,也加大了救市的难度。《环球时报》7月3日的社论写得明白,“如果政府出重手帮助股市止跌复涨,就意味着政府对股市承担起长期责任。这个责任是政府担当不起的,股市不是可以由政府来编剧导演的游戏。中国股市的问题并非市场化太彻底了,而是因为它的市场化太初级了。政府的作用应当是制定并捍卫规则,防止投机不断做成大的泡沫,而非保护泡沫本身。”
图1:上证指数与标准普尔的市盈率对比
第三,政府只有发生金融危机时才应该救市。对于救市必须极其慎重,因为这会破坏市场本身的规律,而且会引发投资者的道德风险,而投资者承担风险本应是股市运行机制的固有内涵。不少救市论者援引1997年香港股灾、1987年美国股灾和1929年大危机的案例,鼓动政府救市。笔者认为,当前的中国股市与上述危机可比性不大。香港当年救市,是因为周边国家接连发生金融危机、港币岌岌可危、银行拆借利率飙升、股市暴跌,已经出现了金融危机,不得不救。中国目前银行体系稳定,利率并未大幅上扬,市场估算的银行对股市的直接敞口也仅为2万亿左右,远低于其180万亿的总资产。因此,当前的中国泡沫,更类似于2000年的纳斯达克泡沫,彼时从接近5000点的高位一路下跌至1000多点,跌幅超过2/3,但美国并未救市,也未引发灾难性后果,因为它只不过是泡沫回归理性而已。尽管美联储降息,但出发点还是为了经济稳定(有趣的是,此轮降息又被认为引发了2008年金融危机)。
救市手段受争议
政府不仅出手过早,而且“激情救市”,不断突破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势头。观察中国股市的历史,以往政府救市的手段主要是:《人民日报》社论、降低印花税、停止新股发行。而此次救市从深度和广度上都是前所未有,争议也一直伴随。
首先,一些救市手段可能侵犯了市场参与主体的合法权利。在监管部门压力下,21家证券公司宣布将出资不低于1200亿元购买蓝筹股托市。问题是,出手时的点位并非抄底的好时机,这些资金将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券商此举并未经股东大会同意,股东的合法利益可能因此而受损。券商在救市宣言中,居然还明确了4500点的目标价位,这在全球也是一个创举,不能不说是计划经济的深刻烙印。
其次,一些救市手段显得不够严肃。证监会不仅暂缓了28只新股发行,而且强令这些公司将已经冻结的资金退回。这等于宣布已经达成的交易无效。这样的做法,大大损害了市场交易的严肃性。
再次,为救市而随意修改法规,既存在程序瑕疵,也损害了法律的权威。例如,证监会宣布:“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在6个月内减持过本公司股票的,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购买本公司股票,不属于《证券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禁止情形”。这意味着,一些可能的内幕交易就在救灾任务面前被合法化了。
第四,任性修改规则,损害市场规则的可预期性。证监会7月8日发布公告:“从即日起6个月内,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公司股份”。规则的随意修改,加大了在中国市场投资的不确定性。
第五,市场行为“归罪化”,令人担忧。政府提出要打击“恶意做空者”,这等于对市场交易的动机做出判断,是十分危险的,与“上纲上线”可谓异曲同工。其实,所有的交易都是中性的:为了赚钱,因此无所谓善意还是恶意。如果官方可以认定哪些交易是恶意的并由公安部出面追究刑事责任,那以后谁还敢从事做空?如此一来,不如废除做空机制。索罗斯1997年在东南亚大肆做空股指、货币,但从来没有被认定为违法,最多是受到道德谴责而已。其实,这些做空者本身就是市场力量的一部分,多头也会转化为空头。即使做空加剧了市场动荡,那也是因为“苍蝇不盯没有缝的蛋”,市场本身就存在失衡与扭曲,仅仅怪罪于做空者,是逃避责任的做法。
第六,为避开股市下跌,居然出现了超过半数上市公司停牌的奇观。这在全球股市亦是创举。任性停牌,看似小事,其实很严重。一旦停牌,等于股东的资金被冻结,可能导致很多投资者陷入流动性困境。如果上市公司行为可以如此任性,国际投资者怎么会对中国证券市场有长期信心?
最后,中国政府在此次“超限救市”,即便救市成功,也强化了国际投资者对中国“政策风险”的认知。换言之,中国将付出沉重的“声誉代价”。长期以来,中国市场被认为透明度低、管制多、政治风险大,此次股灾更验证了他们的成见。这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自贸区、人民币国际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都将带来负面影响。
可见,本次股灾,政府救市时机显得仓促,出手之后的手法又显得任性。如果我们对救市的成本和负作用视而不见,即使救起又如何?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政府重手救市,是否真的帮助了散户?其实未必。本来市场有其自身规律,随着风险的积累,会有聪明的投资者及时逃离。但是政府不断的表态和救市举动,让不少投资者产生了错误的判断,选择了留下,错失了逃离灾难现场的机会窗口。换言之,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政府救市只是掩护了机构出逃(尽管这并非政府的初衷),而散户在政府信息诱导之下再次选择了留下。因此,政府救市,不论出发点如何,都可能制造新的噪音,破坏市场规律,令投资者无所适从。现在投资者每天最需要花费心思研究的,不是市场规律,而是猜测政府下一步怎么做。这样的市场不仅令人悲哀,而且滋生了内幕交易的无限可能性,而散户毫无疑问再次成为弱势群体。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此轮暴涨暴跌,代价是沉重的。即便成功救市,硝烟散尽,我们却付出了高昂的制度成本:法律的严肃性受到伤害,监管规则给人留下可以随意修改的不确定感,投资者风险自负观念倒退,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重归模糊。这一切不能不说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进程中的制度退步,未来可能需要花费巨大的代价和时间才能修复。
我们有必要重温中财办主任刘鹤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一文中的警告:“在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主要国家在应对政策上总犯同样的错误,这些明显的错误在事后看起来显得可笑,但对当事人来说,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往往仅会遇到一次,决策者缺乏经验,又总是面临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
25年来,中国证券市场一直被诟病为“连规范的赌场还不如”,低水平重复,这已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一大“痛点”。痛定思痛,笔者建议:
第一,政府要敬畏市场、尊重市场。股票市场不是工具,不应该被赋予帮助企业脱困、去杠杆、刺激消费、拉动经济的使命,它承受不起。股市只是价值发现和交易的场所而已。即便牛市可以刺激消费、去杠杆,也应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人造牛市,欲速则不达,反受其害。
第二,立即推动IPO注册制改革。这是中国股市实现制度新生的前提。注册制改革的本意就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证监会不再判断发行人的价值、不再调控新股发行节奏。审批制导致的市场自发调节功能的丧失,是股市乱象之根源。不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必定是:剪不断,理还乱。
第三,监管者要摒弃“父爱主义情节”,恪守裁判者的本份指责。证监会的职责是保护投资者,具体方法是严厉打击违法犯罪、充分的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证监会不应该关心股价高低,更不应该影响股价走势,最不应该干预市场参与者的微观行为。当然,两融机制能否实行逆周期的监管,是本次危机提出的新课题。
第四,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特别是,政府(官员、官方媒体)不应对股价涨跌进行明示或暗示,以减少对投资者预期的干扰。在发生股价暴跌时,政府不应轻言救市,只有在真正出现金融系统性风险时才能考虑救市。救市应该在法律和制度框架内进行,不宜随意破坏法律和规则的严肃性,更不能为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所绑架。
最后,此轮暴涨暴跌,政府和市场都交了高昂的学费。危机过后,应该问责。问责的目的是“惩前毖后”。通过对有关责任主体“越位”与“缺位”的严肃问责,可以澄清监管者的定位、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市场参与者的权利和义务,形成未来制度建设的可预期框架,最终形成一个规则透明且稳定、人人守法的市场,这样的市场才是有效率的股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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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新财富杂志转自:凤凰财经(finance_ifeng)来源:中金网、21世纪经济报道等报道日,沪指攀上5178.19点的高峰。就在市场陷入兴奋与疯狂之时,这头疯牛戛然而止,市场调头向下,融资崩盘,股灾由此开始。崩盘往往好似一场大地震,如一场彼岸花开的绚烂,以不及掩耳之势掠取股民的财富,瞬间卖房的钱都没了。你以为股灾只是中国特色吗?全世界它都如恶魔般存在。自1950年以来,包括美国的标准普尔500指数、英国富时100指数,德国DAX指数,日本的东证指数的世界四大主要股指已经发生过57次股市崩盘,我们称之为“股灾”。中国的股灾有多惨?惨不忍睹!亏掉了2015年GDP总量的36%,相当于广东省GDP总量的3.4倍。千股跌停、千股涨停、去杠杆、熔断,这些词不是恐怖片,而是真实的股灾写照。根据沪深两地交易所数据,截至今年6月8日,沪深总市值合计约45.5万亿。而日,沪深两地总市值一度达71万亿,也就是说,一年时间市值蒸发逾25万亿元。对于在股市中亏得溃不成军的股民而言,用“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来形容最恰当不过了。“侠之大者,为国接盘”、“一万点不是梦”的嘶喊声似乎还在空中回荡,狂躁、炽热到失控的情绪已经烟消云散,留下的确是一片狼藉:数百万中产阶级的财富被实实在在地洗劫一空,多少工薪阶层赔的血本无归,又有多少普通家庭的命运从此被改写。股市跌得有多惨,楼市就涨得有多火中国股市早已进入了冰封千里的冬季,而楼市却依旧涨得热火朝天。这里的“火热”是指中国的一线城市的楼市盛况。尤其是深圳与上海,而深圳的涨幅就像火箭发射一样直窜云霄,涨幅遥遥领先全国,并且把涨幅排在第二的上海甩开了几条街。深圳告急、上海告急……购房者披星戴月,不顾困难,勇敢冲上前去,哪怕机会再渺茫,也要为买房奋力一搏。怎一个英勇了得!在股市跌落悬崖的年代,这样的威猛,只能用在,买房子上。未来中国楼市还能涨多久,这一把的牛市还能烧多久,都不得而知,但是世界上没有只涨不跌的东西,未来楼市会与股市殊途同归。尽管楼市涨势红红火火,很多专家开始预测,中国楼市已过期,房价企稳甚至逐步回落未来将成为常态。可是,我们完全看不到楼市向市场低头的信号。楼市为什么会暴涨,有点类似去年国家主导股市的“政策牛市”。央行放水,推进宽松的货币政策,一再降息让资金不断涌入楼市,房价不暴涨才怪。其次,房地产税出台时间表一直成谜,让手中坐拥好几套房的投资客更加肆无忌惮的炒房了,只要政府一天不征税,炒房还是有利可图的。再次,一线城市央企“地王”频繁出现形成对房价上涨空间的无限遐想。想想啊,连土地价格都猛涨了,在这么高的价格上盖起的房子,价格能低吗?而且这也顺势拉高了周边二手房的价格,使一线城市进入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高房价时代。多重因素之下,楼市的表现越来越股市化,有政府政策在背后主导,有不理智的购房者蜂拥而上,楼市越红火,购房者的热情越是高涨,似乎怕错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想想春节后,房东无耻撕毁合同,坐地涨价的嘴脸吧,楼市和股市一样,是越追涨越高涨。只不过,股市的泡沫率先破灭了,而楼市的泡沫还在发酵,也终将有破灭的那一天。股市的泡沫让无数家庭倾家荡产,股票都跌成白菜价,不得不忍痛抛售;楼市也是如此,别看现在涨得红红火火,一旦高房价支撑不下去了,市场上的房子过剩的时候,房价重重的摔下来,也会砸死一批人的。有人说楼市和股市一样,存在着虚假的繁荣,有证据为证。楼市是虚假繁荣?房价暴涨地产股却跌了20%!中国最近出现一波房地产市场繁荣,但却没有从房地产开发商股票的走势上反映出来。中国房价自2015年年初以来平均上涨11%。北京、上海和深圳等所谓一线城市的房价以30%的涨幅领涨。近期,这一涨势已蔓延至规模略小的二线城市,今年迄今为止二线城市房价已上涨5%。但住宅建筑商的股票并未表现出同样的乐观趋势。基准A股房地产类股指数今年迄今已下跌20%,表现逊于。在香市,大型中资房地产开发商的股价已下跌14%。在股市上,这可能意味着一个巨大的买入机会。但似乎更合理的解释是,股市的情况是在暗示当前的房地产复苏不可持续。事实真相是,即便房价上涨,开发商的利润率却在走低。数据显示,第一季度在A股上市的房地产开发商的平均净利润率降至7.9%,而这一数据在2014年年底为10%。目前,一线城市以及部分二线城市已经开始收紧楼市调控政策。一旦货币政策出现结构微调或信贷政策有所调整,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是不是楼市泡沫破灭的前兆呢?楼市除了类似股市,积蓄了大量的泡沫之外,也玩起了“配资”的把戏。2015年的股灾,给投资者造成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如果听任当前一些地方的房市高杠杆,将会是另一场灾难。上海链家等中介被爆出利用“首付贷”等金融产品帮助客户“配资”买房,而有坊间传言认为仅上海链家就有3000套房源利用首付贷进行买卖并增加了楼市的杠杆。这楼市的杠杆有多大呢?我们一些的购房贷款首付已经从原来的40%降到30%,现在有些已经降到20%,如果房产商或者中介再给买房的人提供10%到20%的首付,实际上就使得买房的人变成零首付或者5%到10%的首付——美国次贷危机的源头就是零首付,房价也就没头没脑地一两个月、三个月暴涨了30%、50%。这和去年股市高杠杆造成的3000点到5000点的后果是一样的。再举个具体的例子,如果购房者购买一套价值100万的房子,在一线城市购房者需要准备三成首付房款,即30万元,剩下的70万元可以选择公积金贷款以及商业贷款任意组合。但如果购房者目前只有20万的现金,该购房者一样可以购买100万的房子,剩下的10万通过“首付贷”这样的金融杠杆手段解决。那么之前购房者的杠杆是3.3倍,而如今的杠杆则是5倍。由于房市体量更大,牵涉面更广,加上房贷游戏规则、风险识别和监管上的不足,对国民经济和造成的危害会更大,尤其是银行的坏账风险。谈到泡沫,似乎离不开两个市场:楼市和股市。当年股灾来临,我们抱怨政府不救市;如今房价高涨,我们不吸取教训,随波逐流推高房价。正像中国老话里讲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很多危机最终还是由投资者的贪婪和对风险的忽视,甚至藐视造成的。如今,A股的牛市已经离我们远去了,楼市正在慢慢变成下一个股市,身在其中,冷暖自知。希望你顺势而为,不要成为下一场灾难的牺牲品。【延伸阅读】中国楼市已经成为真正的股市转自:意见领袖(ID: kopleader) 作者:奇 对当前房地产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房地产范畴,更应看到其股市化所滋生的特殊作用。当然,伴随着房地产分化及房价高位运行滋生的风险升级,房地产股市化的可持续性应受到关注。近年来不少业界专家预测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走过黄金期,房价企稳甚至逐步回落将成为常态,但今年以来房市分化并且伴随房地产价格再次较快上涨,事实上否定了房价拐点论的判断。观察近期房价持续上涨的原因,并非单一因素所主导,而是多重因素并行推动。去年以来多次降息构成房地产市场的宽松的货币环境,房地产税出台时间表淡化引发外界对于政府为房地产托市的预期,“地王”频繁出现形成社会对房价上涨空间增大的判断,京津冀等区域一体化、高铁机场等基础设施大规模投资、国际体育赛事、国际会议等诸多利好构成房地产升值的支撑。由此来看,房地产市场的表现已经越来越股市化,房价波动与股市波动的机制逐步趋同,层出不穷的新概念持续助推不同区域不同板块的房地产市场价格持续上涨,一二线等热点城市房价就像具有较大成长空间的企业,这些城市房价的上涨引发的较高回报预期促使社会储蓄不断流入,房地产股市化现象越发明显。房地产市场不仅在波动机制上与股市趋同,而且在规模上已经超越股市成为重要的融资场所。根据艾经纬《房市大衰退:33年房市变迁大推演》的测算及其今年在第一财经日报上刊发的中国房地产市值的测算,结果显示2015年中国住宅类房屋市值至少在180万亿元,如果考虑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上涨,那么当前中国住宅类房屋市值可能已经在200万亿元左右,占据GDP比重的300%左右,是2016年5月底中国A股市值的近五倍。相比中国股市与经济增长表现持续背离的问题,中国房地产市场在近年来与表现关系颇为密切,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火爆大多伴随着经济的较快增长甚至过热,近期房地产市场的回升也缓解了宏观经济的短期压力,政府也将房地产作为重要的政策内容,体现了中国房地产作为经济发展晴雨表的重要特征。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来看,房地产更体现了对实体经济支撑的特征。在经济减速的背景下,股市的较快上涨可能引发资金体外循环的问题,就像前年下半年以来中国股市暴涨的情形,当时诸多微观主体股市融资的结果是再次将资金投资股市以享受股市暴涨带来的高收益。由此也滋生了大量资金未能服务实体经济的意图,背离了股市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初衷。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吸引社会资金的大量进入,直接拉动了房地产行业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时也通过房地产将大量资金引入其他行业,构成了社会储蓄进入实体经济的通道,最终实现了促进资金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目的。在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房奴等相关群体享受了房地产升值带来的财富保值增值,涉足房地产的不少企业由于房地产暴涨带来了资产收益的飙升,分享了房地产市场发展带来的回报,这与中国股市的股民有着较大的差异,股民尤其是大量的散户多年来遭受“割韭菜”式的资产蒸发,不仅没有从股市实现资产增值的目标,很多股民还出现了保值困难甚至大幅亏损,房地产市场相比股市更加受到投资投机商的亲睐。上述事实说明,中国房地产市场不仅成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也实现了民众财富保值增值的目标,更推动了巨额资金进入实体经济,比股市更加符合健康资本市场的特征,中国房地产已经成为真正的股市,部分解决了中国股市等融资渠道不畅情况下货币资金服务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问题,部分解释了中国经济在
体系不健全背景下为何还能解决经济较快发展的资金融通问题。中国房地产市场股市化发展既有助于解决社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问题,也促使房地产市场规模扩张助推宏观经济增长,有些地方房地产相关产业增加值占据GDP的40%以上,房地产由此也上升至经济的支柱产业。但经历了较快扩张之后,客观上当前的住房存量已经逐步满足社会公众的住房需求,而且房价高位运行也滋生了泡沫化风险,为何政府仍然继续重视房地产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综合来看,当前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政府重视房地产发展,并不仅仅在于其对于经济的推动作用,更在于房地产市场股市化的资金融资功能,尤其是在资本市场短期未能实现健康发展目标的背景下,通过房地产撬动社会储蓄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传统功能仍需持续发挥作用。因而,对当前房地产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房地产范畴,更应看到其股市化所滋生的特殊作用。当然,伴随着房地产分化及房价高位运行滋生的风险升级,房地产股市化的可持续性应受到关注,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让房地产与股市回归本身的定位才是关键。【声明】本文来源于微信自媒体账号,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腾讯无关。我们尊重自媒体知识产权,如有版权问题可联系腾讯(Email:,请将#替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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