殡葬业的暴利
殡葬业的暴利
民政系统掌控着利润丰厚的墓地生意，其旗下的墓园也需要承担一些公共支出，但这些收支并未详尽公开。图为日，河南省许昌市玉皇岭墓园将存放多年的636个无主骨灰落葬，还投入三十多万元专门为这些骨灰竖立了一个名为“守望”的墓碑。 （CFP/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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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开发墓地并不是殡葬改革的方向。图为清明时节，扫墓的人们拥挤在墓园里。 （CFP/图）
墓地是一桩利润极高的生意，而这门生意大多掌握在民政系统手中。这种状况正在改变，殡葬市场正是中国艰难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一个缩影。
在地少人多的中国，开发更多的墓地并不是改革的方向，树葬、海葬等多样化葬礼将成为新的机会。
如果你知道中国每年的死亡人口，便会明白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市场——中国这个人口超级大国正在逐渐步入老龄化，自然死亡率逐年上升，目前每年死亡1000万人左右。
如果你知道这桩生意的利润有多高，便可以想象其后的利益纠葛有多深——内地最大的殡葬企业福寿园，在上市时公开说毛利率高达80%，净利率38.5%。
不过，福寿园虽然号称全国最大，但业务量也仅占全国的1%。
如此庞大的墓地市场上，到底有哪些玩家？他们又勾连出怎样一条利益链？
“厚葬”中的厚利
墓地占据福寿园整体收益的87%，使它看起来像一家另类的“地产公司”，这与美国最大的殡葬连锁企业恰好相反，后者的盈利三成来自墓地，六成来自殡仪服务。
“内地殡葬第一股”福寿园在香港的上市，为外界观察这一封闭领域打开了一扇窗。
日，福寿园发布年度业绩公报：2013全年实现营收6.1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7.5%。
四个月前，福寿园在香港上市，成为港股自2013年以来认购人数最多的新股。其招股说明书中公布的高达80%的毛利润，38.5%的净利润，一时间引发热议。
殡葬业的利润为什么这么高？
记者探访了广州市规模最大的殡仪机构银河园，试图弄清楚殡葬链条上的每个环节。
在位于广州市北端的银河园园区业务大厅里，人们拿着死亡证明书、户口本和身份证，取号排队。大厅墙上挂着一张价目表，标明遗体接运、存放、火化和骨灰寄存的价格，从500-1400元不等。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这些环节属于基本服务，物价部门对价格有规定，全国统一标准。
填完表格、选定日期后，工作人员会带客人去大厅左右两边的骨灰盒馆和鲜花馆，选择商品。银河园展厅中的骨灰盒价格不一，600-4000元不等，3000元左右居多。
这些部分不属于基本服务，没有价格限制，也是殡葬企业利润的重要来源。根据过往的公开报道，有的地方，一个骨灰盒的售价是成本的300%。
不过，整个殡葬流程中最贵的部分还在后面：购买墓地。在广州市银河园，最里面的房间有一个模板，展示可选择的墓位，门口牌子写着“中华永久墓园”。
这里的双穴墓地（2平方米），价格在11-13万元之间。
而上海——这座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城市，是目前内地最大的殡葬市场，传统的双人墓穴（1994年当地文件规定不得超过3平方米，1998年规定不得超过6平方米），最低价格4万至8万不等，贵的则高达数十万。
位于青浦区的福寿园公墓属于均价较高的档位：艺术定制墓25万、成品艺术墓8万、传统成品墓4万、草坪卧碑墓6万、绿色环保墓1万、室内葬2万。
在福寿园提供的墓地和殡葬服务中，墓地占据整体收益的87%，使得它看起来更像一家另类的“地产公司”。这与美国的情况恰好相反。殡葬业连锁公司SCI是美国最大的殡葬服务提供商，它的盈利中34%来自墓地，64%来自殡仪服务。
在这些并无限价的环节，中国传统尊崇孝道的“厚葬”心理，为殡葬企业带来了丰厚利润。
地的成本比石头还低
因为法律并无明确规定，墓地所用的土地将来会如何演变，会如何影响殡葬企业的未来，也成为一个模糊的问题。
让人吃惊的是，虽然墓地是利润最重要的来源，但“地”的成本却比石头还低。
根据福寿园公布的情况，墓地的成本中，墓石是大头，而土地成本则不足10%。福寿园招股书显示，自2010年起的四年中，土地成本占比分别为4%、6%、10%、9%。
如此低成本的地是怎么拿到的？
2001年前，公墓用地属于国家划拨土地的范围。根据中国土地管理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划拨和出让两种方式；出让又分为招标、挂牌、拍卖和协议出让四种方式。划拨的土地，必须是有特殊用途的，但对其使用的年限和价格并无明确的规定。
以福寿园为例，其上海墓园属于1994年前划拨的土地，成本仅为每平方米190元。2004年其在辽宁锦州开发了一块新墓园，土地是从锦州市公墓管理处手上买来的使用权，但这块地是锦州1992年划拨而来的。
2002年，中国修改出台的“划拨土地许可范围”中，剔除了公墓用地。2008年，民政部等八部委发出通知，要求经营性公墓用地必须通过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方式确定土地使用者。
据江苏金宁达不动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的报告显示，根据对江苏省2000年-2013年供应的120宗殡葬用地供地方式的统计，划拨供应101宗，协议出让11宗，挂牌出让3宗，有偿供地的比率仅11.67%，公开出让的比例更是不足3%。
这些低成本取得的土地，在未来还很有可能被殡葬企业反复出售，因为公墓用地的使用期限并无统一规定。
1997年出台、2012年修改的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中要求“严格限制墓地面积和使用年限”，然而如何限制，则“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节约土地、不占耕地的原则规定”，也就是说，各地自己制定面积和年限。
目前购买的墓地，各地出现了20年、50年、70年等多种年限。例如1994年《上海市公墓管理办法》规定公墓使用年限为70年，而1998年的进一步通知则规定原则上以20年为一个周期。
“当时是没想好20年后该怎么办，法律目前对它还没有统一的规定。”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原民政部管理干部学院）殡葬研究专家杨根来教授解释，“现在其实好多地方墓地已经超过20年，循环周期变成了续费周期。”
正因为法律并无明确规定，墓地所用的土地将来会如何演变，会如何影响殡葬企业的未来，也成为一个模糊的问题。
在福寿园招股书的“风险说明”中列出，2004年后拿到的锦州墓园，不一定被列为划拨土地，有可能被迁出或者按照现有市值地价购买。“中国有关土地使用的法律及法规在不断演变，就使用划拨土地而言，我们无法预测中国法律体系未来发展的影响。”
法律的不明确不仅影响到将来，也给现在留下了许多麻烦。
“我们企业拿地是出让用地，有使用期限，比如50年，那我能卖给客户多少年？拿地第二年卖是不是得卖49年？这里面有矛盾。”福寿园集团公司总经理王计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福寿园目前签署的是70年合同。
民政系统自己审批自己
湖南省常德市民政局网站中公布的一组统计数据显示，当地大部分经营性公墓都属于民政部门自主经营。事实上，墓地生意是由民政部门自己审批、自己监管的。
尽管未来有许多不确定性，但至少在目前墓地依然是一桩利润极高的生意。谁在经营这桩生意？
民政部1992年颁布、年修改的《公墓管理暂行办法》，为中国的公墓管理制定了基本规则：公墓分为公益性和经营性两种，前者为农村村民提供公共墓地，不许对外经营；后者为城镇居民提供有偿服务，是商业行为，属于第三产业。这份文件同时明确指出，民政部是全国公墓的主管部门。
据欧睿信息咨询公司调查，目前全国经营性公墓有上千家，按照年度收益和地理范围计算，福寿园排名首位，但业务量仅占全国的1%。那么，其他的墓园归属何人？
还是以最大的殡葬市场——上海为例。
上海民政部门网站显示，目前共有44家经营性墓园，南方周末记者逐一致电，对其归属进行了统计。除回民公墓电话无人接听外，剩下的43家中，有28家为市、县级民政局直属或是与当地政府合资成立，也就是“国”字头的事业单位；5家为企业出资（包括台商）与民政局合办的；10家为企业自主经营，其中福寿园集团旗下2家。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当电话接通时，多数国营墓园的电话接线员是直接说上海话，而企业经营的墓园均为普通话交流，有的甚至按照服务类别设置了不同的接线系统。
南方周末记者找到的一组湖南常德的数据，也显示出大部分的经营性公墓都属于民政局旗下。
湖南省常德市民政局网站中公布的一组统计数据显示，在常德的8家经营性公墓中，民政部门自主经营5家，民政部门参股、社会控股1家，社会全资经营的有2家。
事实上，在殡葬行业的经营中，这些生意可以由民政系统自己审批。
《殡葬管理条例》规定：建设殡仪馆、火葬场，由县级政府和民政部门提出方案，报本级政府审批；建设殡仪服务站、骨灰堂，由县级政府和民政部门审批；建设公墓，经县级政府和民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民政部门审批。
这意味着，公墓审批是由上、下两级民政部门决定的。而上海更为特殊，《上海市殡葬管理条例》则规定，“设立公墓由市民政局批准”。
这些墓地的盈利又流向？
广州市民政局2014年的部门预算，部分做出了回答。广州是除了上海之外的另一个殡葬大市场，而这个城市的财政预算透明化也处于全国前列。
部门预算显示，广州民政局旗下有两家事业单位：殡葬管理处（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和殡葬管理中心（经费自筹单位）。至于2014年的预算收入，管理处为561万元，管理中心则高达2.19亿元，其中1.97亿纳入财政专户——这笔钱就占了整个民政局财政专户的90%。
对于这2.19亿元的支出，预算中显示，除了经常性支出等外，工资福利支出1亿——预算中并未说明服务中心有多少职工，但下辖28家单位的民政局总共在职人数为2851人。
对于其它支出，预算也未作说明，唯一提供了解释的是用于无名尸体处理费和困难群众基本服务减免费的经常性支出则高达575万。
垄断怎么破
殡葬市场的艰难变化，是市场经济转型的一个缩影。民营企业的进入，为墓地带来了许多新变化，比如，陈毅元帅终于得以夫妇合葬。
虽然现在经营性墓地大多还掌控在民政部门手中，但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在朝着更为市场化的方向改革。
受西方文化影响，国内最早的公墓出现在开埠时期的上海，比如万国公墓。至解放初，上海有私营公墓百余家。这些公墓在1956年被改制，由政府接管，走向国有。
真正的经营性公墓发展，在改革开放以后。
1980年代，鼓励以火葬代替土葬，公墓迎来了第一阶段的需求热潮，全国增加经营性公墓三百多家。1985年，《国务院关于公墓管理的暂行规定》从制度层面肯定并规范了市场。
经营性墓园建设的高峰在随后的1990年代到来，境内外民营资本与地方政府，特别是民政部门对接，介入殡葬市场。中国民政部网站罗列了年，民政部管理的公墓数量，从1985年的24座，1995年的209座到2012年的1597座，增长了66倍。
福寿园就属于这一阶段打入市场的企业。1994年，在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教书十余年的王计生进入福寿园，接管在上一批管理层经营下面临亏损的企业，“我们原来的股东和民政系统有点渊源”。
他在报纸上登招聘启事，打破了殡葬业事业单位分配的传统。如今福寿园的公共关系及文化品牌发展副总裁伊华就是看了报纸招聘进来的第一批人。“当时来郊区面试的80个人，刚好坐满一辆车，除了我以外，大多是老弱病残。”伊华回忆说，她26岁来福寿园，之前做过地产，也做过外贸，当年早就拿上了大哥大，想来殡葬这块刚打开的市场闯一闯。
伊华记得小时候外婆去世时，父母忌讳白事，都没让她去殡仪馆。“爸妈知道我辞职来这里工作以后一个礼拜没睡着觉，十年不敢告诉人家我在做什么工作。直到我来福寿园十几年，他们才第一次进来看看。”
也有当时的老员工是机缘巧合被分到了这里。青浦福寿园里的资深销售冬梅，已经在福寿园20年了。她家在附近农村，因征地时“解决工作”而来到这里，“那时候征地的十家里面有一两个人能来这里，当时来的一批，我是最小的，其他人都退休了。”
在他们的见证下，殡葬市场由垄断变成半垄断，玩家也越来越多。
不过，并不是谁都能进入这个领域。福寿园就在招股说明书上写明，“虽然墓园业务已经商业化，但政府实施的多项限制及规则设置了进入壁垒。有意进入殡葬服务业的私营公司的审批及注册成立程序较之政府下属实体要复杂得多。”
目前，在上海的44家经营性墓园中，成立于2000年以后的5家均为企业，已经鲜见民政部门的影子。
位于浦东新区的界龙古园，1993年由上海市殡葬服务中心和界龙村委会合资建成，各自出资40万。2011年，殡葬服务中心公开出让25%的股权，由5家公司竞价，最终以407万成交，价格是当初的40倍。
目前，销售业务量全国排名前五的殡葬企业依次为，福寿园、广州殡葬局、上海龙华殡仪馆、上海松鹤墓园公墓、上海海湾寝园有限公司。其中福寿园和海湾寝园，均为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的进入，为墓地带来了许多新变化。
比如，陈毅元帅终于能得以夫妇合葬——陈毅的骨灰原本在八宝山，因为夫妇级别不同，不能葬在一起。2014年3月，陈家后人将其骨灰从八宝山自费迁入福寿园，埋在新四军广场，完成合葬。另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是，新四军广场里，有位老兵的墓志铭刻着“向陈毅军长报到”。
“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殡葬改革，”王计生说，“在公墓里，有下岗职工，也有将军元帅。”
开发公墓不是改革方向
现代殡葬业在中国发展仅30年，目前还只有一半死亡人口能被火葬，至于其他更绿色的殡葬方式，则尚处于起步阶段。
公墓是城市化发展的产物，也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面临考验，尤其是土地方面。
上海的经营性墓地还有大约两千多亩，而每年死亡人口约11万，按照现在的殡葬用地速度一年100亩使用量计算，只能够维持20年。查阅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官网，公开挂出的殡葬用地最近的记录为2012年。
在广东省年经营性公墓建设总体规划表中，现已批建公墓数量为103座，拟新建公墓数量仅为42座。其中，广州市已批建12座，拟新建3座。
已有的公墓也面临紧缺。
“墓地已经一年多没得卖了，只能放在墙里面。”上海市永安公墓的销售人员说。与此类似，同处于浦东新区的天长公墓，目前没有标价，因为墓地全部卖完，最早要7月才知道日后的规划。这两家墓园都建成于1990年代以前。
“开发公墓，不是中国殡葬改革的最终方向，它只是多样化处理遗体的一种手段。”杨根来教授说，他曾多年参与编写民政部主导的《殡葬绿皮书》。今年的《殡葬绿皮书》主要阐释绿色生态葬的概念，大力推广草坪葬、树葬和海葬。
美国的殡葬业发展经历了80年，主流样式为草坪葬，每个墓只有一块铜牌平卧在草坪上。英国自19世纪70年代起就提倡多样化处理，不保留骨灰，如果保留也仅有10年期限。韩国是推行绿色殡葬比较成功的国家，节地葬（散骨葬）和室内葬（壁式）的比例近50%。
走进青浦区福寿园，有些路边的树根下会发现墓碑，一丛花坛的边缘也可能会发现环绕的墓碑。最新进口的骨灰盒，可以和骨灰一并在三个月内完成降解。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节地生态葬都是叫好不叫座。”伊华说。目前，福寿园的绿色环保墓占总量的8%，销售额占1%，仍然远非主流。
在上海，殡葬目前的格局被称为“80191”，即传统葬式占80%，节地葬占19%，剩余1%为海葬。上海各大公墓积压的节地产品库存量多达数万个。
现代殡葬业在中国发展仅30年，目前还只有一半死亡人口能被火葬，至于其他更绿色的殡葬方式，则尚处于起步阶段。
这与其他国家很不一样。
“上次到美国参观殡葬博物馆，很震撼。”伊华说，入行的20年来她和其他管理人员参观世界各地的墓园已成惯例。美国那个馆长的一句话，让她觉得中国的殡葬业正好做反了。“他说，实际上，殡葬真正在做的不是生命的结束，应该是歌颂生命。我后来在想，我们的问题就在这里。”
“国内现在对殡葬的认识还停留在‘处理’上，把‘处理’转化为‘服务’，再把‘服务’变为‘尊重’，这个行业就发展了”，王计生说，“我们想‘阴事阳做，’要温馨、明快一些。”在福寿园的墓园里，很少看到传统的菊花和松树，取而代之的是玫瑰，和从荷兰运来、正值旺季的郁金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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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颠覆中国的殡葬生意
　 & 财新网／旁观中国 记者 李先达 王嘉鹏 | 文
　　Jonathan Kaiman是《洛杉矶时报》驻亚洲记者，他采写的一则中国故事发表在了《卫报》网站的“长篇阅读”栏目（The long read）。话题有关中国人的生死，具体地说，是殡葬业的问题。
　　文章很长，超过6000个英文单词。主要的故事围绕王丹和徐毅两位创业者，他们尝试在这个沉重的行业里做出新局面——不过他们离真正成功还有很远。
　　相比于把整个故事都转述出来，我们决定挑选这篇长文里对中国殡葬行业的描写，供大家鉴赏。
　　根据王丹的自述，原本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的他在2012年接触到了这个行业。因为患癌的母亲病重，想要为后事做些准备的他来到北京一条专营殡葬用品的街道，走进了一家灯光昏暗、布满灰尘的小店：
　　这位店主有着深棕色的凌乱的钢丝球样的头发，浓重的口音。他粗略地问了王丹几个问题，而后便要付约合300英镑的押金。“这钱是做什么的？”王丹问，店主笑着露出了一嘴黄牙，回复说：“你给我钱就行，我会把所有的都安排好。”
　　The shopkeeper had a deep tan, a tuft of Brillo-like hair and a thick, unplaceable accent.He asked Wang a few cursory questions, and then demanded a ?300 deposit. “What’s the money for?” Wang asked. The man smiled, revealing a mouth full of yellow teeth. “You just give me the money, and I’ll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he replied…
　　在王丹自己的记忆里，店主看他的眼神“就像看着一块肉”。而街上的其他店也让他同样不舒服。不久之后，他就和朋友徐毅决定，要在这个行业里做点不一样的生意。首先两人要调研一下中国国内的殡葬业现状：
　　他们发现，北京每年有约10万人去世，这个数字还在迅速升高。在未来15年里，中国的老龄人口可能增加1亿。老人们的孩子们——计划生育政策下成长起来的白领们——有更多的钱可以支配，而且会把钱花在葬礼上：骨灰盒、花圈、看风水、好的墓地里更吉利的位置。老人这么多，年轻人相对越来越少，这样的人口萧条对中国经济有可能是灾难性的，但对一些人却意味着巨大的利润——比如北京的太平间、墓园和3000多家殡葬用品店。这些殡葬用品店大多都像王丹遭遇过的那几家一样，古怪而令人不安。
　　In Beijing, they learned, nearly 100,000 people die each year, and the number is rising rapidly. In the next 15 years, China’s elderly population will probably grow by 100 million. Their children – the expanding cohort of white-collar professionals, who were born under the one-child policy – have never had more money to spend, and one way they’re spending it is on funerals: cremation boxes, wreaths, feng shui assessments, auspicious plots in reputable cemeteries. The demographic crunch – so many old people, comparatively few young people – could be cataclysmic for China’s economy, but it will spell potentially huge profits for Beijing’s mortuaries, cemeteries, and 3,000 or so funeral goods stores, most of them as strange and disquieting as the shops Wang encountered beneath the elevated rail line.
　　当一个人去世的时候，医院里的助手们会像卖纪念品的市场摊贩一样缠着逝者亲属。他们展开竞争，看谁能引导悲痛的亲属到某个私人开的小店购买葬礼用品——寿衣、鲜花、骨灰盒或是骨灰坛。店主会给这些人一笔分成。接着往下的流程里也都有回扣存在，遗体好像成了一种货币：太平间的主管们先从救护车司机那里买走，火葬场经理们随后向太平间主管购买，公墓的经营者再从火葬场那里买下。
　　When a person dies, hospital aides harass the bereaved like souvenir sellers at a market. They compete over who will guide the grieving relative to a small, privately owned shop to buy funeral supplies – shrouds, flowers, cremation boxes and urns. Then, the shop owner gives them a cut of the sales. Kickbacks continue down the line, and bodies become a kind of currency. Mortuary directors buy them from ambulance drivers. Crematorium managers buy them from mortuary directors. Cemetery managers buy them from crematoriums.
　　除了两位创业者的描述，文章也引用其他来源说明中国殡葬业的情况：
　　根据《新京报》的报道，这座城市的居民平均为葬礼花费8万元人民币，约合8300英镑。这比很多人的整年收入还要多……从2003年到2012年，在墓园土地稀缺的情况下，一些精选墓园的价格涨到了原来的15倍，合35000英镑（34万元人民币）一平米。
　　According to the Beijing News, the city’s residents spend an average of 80,000 yuan per burial – about ?8,300, which is more than many citizens earn in a year…From 2003 to 2012, as cemetery real estate dwindled, grave prices in Beijing rose 15-fold…in some choice graveyards, to ?35,000 per square metre.
　　市场研究机构Euromonitor在2013年报告称，中国的殡葬行业实现了17%的增长。
　　In 2013, the market research firm Euromonitor reported that China’s death industry was growing by 17% a year.
　　文章还写道，子女斥巨资办葬礼，为家中老人极尽哀荣，这样的场面近年来也曾频繁出现在中国媒体上。
　　这篇文章甚至还详细描述了在八宝山进行的一场普通葬礼——王徐二人的公司派员工跟逝者家属一起参加仪式，从中学习经验教训。王丹自己也曾经多次去观察，以至于有个困惑的保安专门问他，家里到底有多少人去世了。
　　探明了市场，王徐二人也要明白自己创业面临的限制：
　　作为民营企业，他们不能成为传统意义上的殡葬业者。他们不能保存、火化、埋葬遗体，或对遗体进行美容。他们也不能开办火葬场、太平间或墓地——但是可以开办殡葬服务店，差不多就是王丹第一次接触殡葬业时遇到的那些。
　　As private sector entrepreneurs, they could not become undertakers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They couldn’t embalm, cremate, bury or apply makeup to the recently deceased. They couldn’t open a crematorium, a morgue or a cemetery – but they could open a funeral service shop, not unlike the ones Wang encountered in his first brush with the death industry.
　　按照文章所写，王徐二人的创业选择是：在商品供应方面直接去找殡葬用品的生产商，绕过行业内弯弯绕的中间环节；而在销售方面，他们一方面经营实体店，用明亮整洁代替其他店的灰暗风格，另一方面则进行网络销售，更适应年轻顾客的习惯。然而电商尝试遇到了一个特殊的麻烦：
　　2013年4月的一个晚上，王丹把一个订购的骨灰盒送到北京城南一位中年女性的家中。女人穿着睡衣打开了门。“有什么事？”她问道。王丹把骨灰盒递给她，她顿时惊慌失措。她家里并没有人去世。这是个恶作剧，还是一个警告？王丹目瞪口呆，花了20分钟试着让女人冷静下来。“我丈夫不在家算你运气好，”她告诉王丹，“不然他肯定会把你打出去。”
　　One night in April 2013, he delivered a cremation box to a middle-aged woman in southern Beijing. She answered the door in a nightgown. “What do you want?” she asked. Wang handed her the cremation box, and she panicked. Nobody in her family had died. Was this a prank? Was it a warning? W he spent 20 minutes trying to calm her down. “You’re lucky my husband wasn’t home,” she told him. “He would’ve knocked you out.”
　　文章讲述的王徐二人创业故事还有很长。企业初步发展之后，他们如何面对家人的不理解，如何拿到投资人的第一笔投资，又在之后的经营和融资中遇到挫折，如何在国内外参加殡葬话题的讨论并获得关注。
　　了解完中国殡葬业和两名创业者的方方面面，记者Jonathan Kaiman得出的结论是：
　　我意识到，他们已经不再努力去颠覆中国的殡葬业了——这个行业是不会让步的。在这个各种传统被杂糅的灰色商贸市场中，他们找到了一个位置。
　　I realised that they no longer strove to disrupt China’s funeral industry – that the industry would not yield – and that amid its pastiche of tradition and grey-market commerce, they had found a home.
& & & 原文参考：
　　China’s funeral revolutionaries（原载于《卫报》，作者：Jonathan Kai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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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嘉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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