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善公益基金会启动 探索大学生创业“心”路径-中新网
绿善公益基金会启动 探索大学生创业“心”路径
日 15:39　来源： 　
　　9月28日电 25日，公益创新助力大学生创业主题峰会暨绿善公益基金会筹备启动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众多高层领导、专家学者、创业大学生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了绿善心公益模式、大学生创业、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等焦点议题。会上还隆重启动了绿善公益基金会，基金会将为有志于公益事业、有创业梦想的广大学子提供全方位的创业支持，把他们打造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中坚力量。
　　本次主题峰会由中国慈善联合会、人民政协报社、北京师范大学、绿梦鸭公益社等共同举办，绿梦鸭公益社社长、绿善公益基金的发起人闫涛做了主旨演讲，他结合多年的公益创新实践历程，详细阐述了绿善心公益模式，赢得了到场嘉宾的高度赞誉。
　　响应“双创”号召 助力大学生创业
　　中国经济历经30多年的高速增长，已经进入“新常态”和“三期叠加”的历史转捩点，亟待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动力，实现中国经济的提质、增效、升级。日前，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建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支撑平台，利用“互联网+”，积极发展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等新模式，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格局。”
　　大学生创业群体是“双创”的中坚力量和生力军，但是在创业实践中，经常会遇到经验不足、资金瓶颈、人脉匮乏等现实问题而导致创业失败。绿善公益基金会将为有志于公益事业、有创业梦想的广大学子提供创业导师指导、资金扶持、商业模式开拓、战略管理咨询等一系列支持，实现创业导师、优秀企业家、创业大学生的互帮互助、无缝对接，达到三方共同“创业、创新、创富”的目的。
　　此外，基金会还将对创业大学生展开绿善心文化教育，弘扬善心、善念，培育大学生诚信、敬业、和谐、友爱的创业理念，培育“上善若水、从善如流、绿梦载物、商道酬勤、家富国强、健康幸福”的价值观。在大学生创业的初期，就将绿善心熔铸成为他们的根本价值观和精神追求，最终实现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传承财富的三丰收，共同开创绿色、幸福、美好的未来。
　　绿善心公益模式 扎根实践结硕果
　　绿善心公益模式来源于绿梦鸭公益社社长闫涛四十年的公益实践和创业历程，他传承中华7000年绿善文化基因，融合时代精神和创新理念，独创性地提出了绿善心公益模式。绿善心公益模式以“上善若水”为核心目标，以“从善如流”为行为准则，以正心、正念为思想保障，以“善和天下”为价值依托，以“绿色复兴”为导向的一种创新公益模式，将“心文化+心公益+心教育+心商业”有机结合，开创了“创新、创业、创富”有机融为一体的全新众创、众包、众筹、众扶方式。绿善心公益模式打破了商业和公益之间的鸿沟，打造出了一个互帮互助、多方共赢、和谐共生的大生态系统。
　　绿善心模式既是对中国传统绿善文化基因的传承与发展，也是“中国梦”重要思想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升华。
　　凭借着绿善心公益模式的前瞻性、开创性、突破性，绿梦鸭公益社在实践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两会期间，程永华、崔天凯、林毅夫、李彦宏、陈道明等代表委员纷纷签名，鼎力支持绿梦鸭公益社。7月，绿梦鸭公益社携手兰州大学绿色营环保科考团队，对西部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和水资源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科学考察和研究，积极助推西部生态文明建设。8月，绿梦鸭公益社社长闫涛荣获了第12届中国慈善榜“特别贡献奖”的殊荣，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认可。
　　在本次峰会上，来自安徽的绿善心优秀企业家代表，来自兰州大学的绿善心环保使者也来到了现场，展示了他们所取得的实践成果，并与在场嘉宾分享交流了他们的经验和心得。
　　在峰会现场，绿梦鸭公益社社长闫涛对全国大学生发出了热情洋溢的倡议书，号召大学生群体加入绿善母育心工程，共襄义举。闫涛表示，“中国每年有700万大学毕业生，他们有知识、有激情、有冲劲，他们的力量汇聚到一起，将会释放出不可估量的巨大能量，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新引擎。”(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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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政策观察』简报是NGOCN的一个新尝试，旨在关注公益政策，推动民间参与，欢迎订阅。
此前曾因色弱视力问题遭到退档的河南高分视障考生宋奕辰，在与原本欲投考的天津中医药大学校方面谈后，校方的回复仍是“依据国家政策”坚持退档。其父母称，为促使公众审视高招体检相关规定的合法性，已约见律师，准备提起公益诉讼。
中国基金会“走出去”:发展现状（二）
中国基金会“走出去”的历程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1）自我封闭期（建国后至八十年代初）：在这个时期，只有个别由政府主办的基金会，其资金来自政府拨款，行使政府的部分职能。真正意义上的基金会几乎不存在。受国内外大环境的影响，这些基金会处于自我封闭状态，完全没有“走出去”的意愿和可能。
（2）寻求外部资源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至2004年）：在这个时期，仍然只有政府主办的基金会，但其中极个别的基金会开始走出国门，希望募集国外资金，用于国内的公益慈善项目，如：中国儿童少年发展基金会2006年在英国伦敦成立募款机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也做过类似的尝试。当时的“走出去”，目标很明确也很简单，就是吸收国外资源，为国内项目所用。但由于条件和能力所限，完成情况很不理想。
（3）探索和尝试期（2004年至今）：2004年6月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成为一道“分水岭”。自该条例实施后，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为代表的一批公募基金会和以华民慈善基金会、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为代表的一批非公募基金会开始走出国门，在当地开展各种公益慈善项目。但他们所开展的基本上是跨境发展的尝试性行为，投入资源不多，项目期限不长，也没有全面、长期的战略规划。
根据国际经验，基金会“走出去”将经历初级、中级、高级三个发展阶段，分别对应的标志是：跨境发展、国际化、全球化。因篇幅所限，此处不做展开。
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基金会在“走出去”方面处于初级阶段的探索和尝试期。
根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截止日，中国以各种形式“走出去”的基金会共有37家，占全部4005家基金会的0.92%。
在这37家基金会中，曾经给予海外资金捐赠的有27家，占总体的72.9%。中国基金会给予海外的资金捐赠大部分用于外国的灾后紧急救援，少部分用于外国的社会发展项目。从年，中国扶贫基金会用于开展国际项目的资金累计达到人民币7199万元。2014年7月，SOHO中国基金会宣布，为资助在世界一流大学攻读本科的中国贫困学生，将设立总额为1亿美元的“SOHO中国助学金”。7月15日，张欣、潘石屹与哈佛大学校长签订“SOHO中国助学金”协议，助学金额为1500万美元。这是中国基金会历年来海外捐赠的单笔最高纪录。需要说明的是，每逢外国发生重大自然灾害，都有大量的来自中国企业和公民的紧急援救款项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汇出，但由于中国红十字会并不属于基金会的范畴，故未将其计入在内。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这37家基金会中有相当一部分，为救助某次自然灾害做过一次性捐赠，但并没有开展长期项目。
在这37家基金会中，实现人员“走出去”的有5家，占总体的13.5%。这里所说的人员“走出去”，主要指常驻国外执行项目的工作人员，不包括出席国际论坛和开展短期国际交流的人员。根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能长期派遣工作人员执行海外项目的，只有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等5家。
在这37家基金会中，已经和正在国外开展项目的有18家，占总体的48.6%。项目涉及领域比较广泛，大致包括：国际交流类，如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常年开展的国际青少年交流营项目、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召开的中美文化艺术论坛等；学术研究类，如：华民慈善基金会在美国罗格斯大学设立的华民慈善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哈佛大学法学院共同举办的中美金融研讨会等；扶贫类，如：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非洲之角旱灾”项目、腾讯公益基金会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的“柬埔寨饥饿儿童营养餐”项目等；医疗类，如：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的“友好光明行”项目、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开展的尼泊尔妇女儿童健康项目等；教育类，如：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的“海外华文师资培养计划”，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希望工程走进非洲”项目等；环保类，如：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赴台湾屏东县来义乡开展生态社区项目等。
从机构“走出去”的角度看，这37家基金会中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的只有1家，即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于2006年在英国伦敦成立的分支机构“中国儿童慈善”，仅占总体的2.7%。而且，这家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在海外为国内的儿童少年项目募集资金，并没有在海外真正开展公益慈善项目。目前，中国扶贫基金会正在缅甸筹备设立其第一家海外办公室（编者注：本文刊发时，该办公室已成功注册）。
五个层面中最能体现基金会成熟度的是品牌“走出去”。做到这一点的基金会仅有4家，占总体的10.8%。这里说的“品牌”，主要指项目品牌。这4家基金会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国内品牌项目的升级和扩张，如：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母婴平安”项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希望工程走进非洲”项目；另一类是在国外开发和运营新的项目品牌，如：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的中缅、中苏、中蒙“友好光明行”活动、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的“海外华文师资培养计划”。要做到品牌“走出去”，首先得拥有自己的项目品牌，然后要培养和巩固核心竞争力，最后才能走向国际市场、扩大影响力。
综上，目前已经“走出去”的37家中国基金会，没有一家能在资金、人员、项目、机构和品牌五个层面上全面实现“走出去”，绝大多数仅在其中一两个层面上实现了零的突破。因此，这些基金会全部属于初级阶段的探索和尝试期。
（1）基本上属于“四无”状态
如前所述，目前中国基金会“走出去”仍处于初级阶段的探索和尝试期，基本上属于“四无”状态，即：无固定经费来源、无固定项目、无当地雇员、无固定办公场所。即便是发展相对较好的几家也在“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一家处于“四有”状态。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制于资金不足，导致对今后发展的信心不足，无法作出长远安排。对于现阶段这种不规范的做法，从短期来看可以理解；但从长期来看，不利于今后的发展，势必留下隐患。可以想见，已经“走出去”的中国基金会，因不具备基本条件而在海外举步维艰，项目效果会打折扣，也很难形成社会影响力。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企业家冯仑等人于日在新加坡注册成立的世界未来基金会，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在2011年底实现了四有，即：有固定经费来源、有固定项目、有当地雇员、有固定办公场所。由于从严格意义上讲，该基金会是中国公民在海外成立的基金会，并不属于中国基金会“走出去”的范畴，故此没有被计入上述37家之列。但也充分证明了，任何新成立的海外公益机构，只要下定决心，就可以在短时间内摆脱“四无”状态，尽快进入规范、有序的工作状态。
（2）很大程度上源于领导者的个人意愿
当前，中国基金会“走出去”很大程度上源于领导者个人的视野和兴趣，往往并非集体决策或理性选择的结果。例如：何道峰之于中国扶贫基金会、卢德之之于华民慈善基金会、蒋会成之于成美慈善基金会、马化腾之于腾讯基金会、潘石屹和张欣之于SOHO中国基金会，其作用都是决定性的，其贡献都是无可替代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如果没有这几位强势领导者的存在，中国基金会“走出去”的步伐还要滞后很久。
但是，这种源于领导者个人意愿的行为，有可能与组织的能力不匹配，也有可能得不到组织成员的广泛响应，还有可能对各种风险估计不足，导致难以为继。尽管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但类似的情况不乏先例。已经“走出去”的基金会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3）地域分布零散
目前，中国“走出去”的基金会在地域分布零散，并未形成体系，更谈不上发挥协同作用。绝大多数“走出去”的中国基金会，其项目都是定位于单一国家的单一地点，未形成地域连片发展的规模效应。
单就每一家“走出去”的中国基金会而言，走向哪里发展完全是个体行为，是自主选择的结果；但若是站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整体发展的角度，过于分散的地域分布，则不利于品牌传播，难以发挥协同效应，也难以与“走出去”的国家整体战略相呼应。对于如何进行路径规划，笔者将在另文详述。
（4）影响力非常有限
国际交流和影响应该是双向的。但是，由于中国的基金会起步较晚，发育不充分，加之不重视或不懂得品牌宣传，由此造成的现状是，中国的基金会对于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微乎其微，远不如外国基金会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力。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拥有了一大批具备国际影响力的品牌，如：企业界的联想、海尔、华为、阿里巴巴等，文化界的孔子学院、凤凰卫视等。然而，在公益慈善领域，却几乎没有什么叫得响的公益项目或基金会。可以说，中国基金会对于开展民间外交和增强国家软实力的贡献还远远不够，“走出去”任重道远。
上述特点与中国基金会“走出去”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是相符的。
过去十年，中国基金会“走出去”已经迈出了从无到有的第一步。无论是公募还是非公募，无论是哪个领域的基金会，都涌现出了一批勇于尝试的先行者，而且“走出去”的方式多种多样、力度逐渐加大。这是中国慈善发展的新动向，引人瞩目。
一方面，目前已经“走出去”的基金会，数量不足总数的百分之一，现状也不尽如人意，面临重重困难和漫长征程；另一方面，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和实施“走出去”国家战略的过程中，基金会“走出去”不仅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而且具备独特的优势和魅力，因此前途一片光明。
在此背景下，笔者建议从理念、制度、知识、管理、技术等方面加以创新，以突破当前困境，从而实现目标、路径、效率、影响力的全面升级。
本文原载于《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5》
作者系新加坡世界未来基金会秘书长
篇幅所限，刊发时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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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电话：020-，办公时间：9:30-18:00以公益创投助推双创事业——访黑龙江省阳光健康服务基金会秘书长刘子齐--《经济》2016年10期
以公益创投助推双创事业——访黑龙江省阳光健康服务基金会秘书长刘子齐
【摘要】：正日,在全国两会的最后一天,人大会议顺利通过了慈善法。这项由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负责起草的法律草案已经酝酿了十年之久。在这十年间,针对此项法案仅在中国人民大学就召开了18次专题研讨会议,并由清华大学等高校提供了5个不同版本的法律草案供立法机关参考。经过一轮轮的审议,法案终于破茧而出,为我国公益慈善事业提供更有序的指导,促进公共道德的良性发展。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益慈善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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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全国两会的最后一天,人大会议顺利通过了慈善法。这项由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负责起草的法律草案已经酝酿了十年之久。在这十年间,针对此项法案仅在中国人民大学就召开了18次专题研讨会议,并由清华大学等高校提供了5个不同版本的法律草案供立法机关参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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