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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中国首富：王健林的创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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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老公王思聪，无疑是当今时代年轻人中的头号知名人物。而他的父亲，万达老总王健林，更是一度占据中国首富的位置。本文是成功的中国首富：王健林的创业故事。但王健林的成功之路，也不是一帆风顺，是经历无数艰难，才有了今日的成就。那么，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王健林的创业故事。第一桶金王健林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是一名参加过长征和抗日的老红军。受家庭的影响，15岁的王健林就从四川来到东北，入伍参军，并且在28岁就成为了一名正团职干部，期间还完成了辽宁大学的函授课程。1987年，为了响应国家“百万裁军”的号召，王健林告别了自己17年的部队生活。转业后，王健林来到大连市西岗区区政府任办公室主任。不过，没过一年，不太安分的王健林又主动请缨，自愿去担任濒临破产的西岗住宅开发公司经理。从此踏入了房地产这个圈子。王健林的第一桶金来自当时同行前辈不敢或不屑于干的项目：旧城改造。不过，王健林也很无奈，那个时候开发项目需要有“指标”，万达拿不到，但旧城改造，政府却是非常支持。当时大连市政府北面有个棚屋区，很不雅观，政府领导对来领“指标”的王健林说：“就是这里，想开多少给多少。”结果，回家一算，王健林发现，改造成本一平米就要1200元，而当时大连最高房价也才1100元一平米，怪不得没人愿意做。怎么办?“那我们就多卖几百块钱呗。”初入地产圈的王健林决定放手一搏，没想到却大获成功。“我们就是做了几点小创新，把暗厅改成明厅，安上了铝合金窗、防盗门，还每家配个洗手间。”王健林称，一千多套住房两个月全部卖光，均价1580元，创了当时新纪录。这些创新放在现在看似很简单，但在当时却需要极大的勇气。“那时候，政府规定，只有局级干部住房才能配洗手间，我因为这事儿还差点被纪委审查。”王健林十分庆幸自己生在了好时候，“好在那个年代，市场改革思潮风起云涌，当时广东提了个口号，‘遇到红门绕道走’。”他绕道成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哪里有旧城改造的项目，别人不愿意干，王健林他们就去干，公司规模迅速扩大。1992年最盛时，公司占大连市场份额的25%。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鼓励大家“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王健林热血沸腾，开始跨区发展。他的第一站选择了广州。“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这是当时的一句名言。所以我们这一堆讲东北话的土老帽就去了广州。”虽然其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受了一些委屈，但经过四五年的努力，王健林和他的万达最终还是在这里站稳了脚跟。“赚钱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我们创出了一条企业发展的路子，锻炼了胆量，获得了信心。”如今，万达的项目遍布全国80多个城市，是同行业中跨城市最多的公司。百年企业敢闯敢试不是蛮干。王健林如此界定两者的区别：“敢闯敢试是看准了去试不怕失败，蛮干是没有目的去干”、“看准了”，也就是把握大方向。2000年，万达开始从住宅开发向商业地产转型。当时王健林已经意识到住宅开发的产业模式不好做，不是真正的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世界上没有一家做住宅的企业是百年企业，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它的需求必然会下降。”不过，真正让王健林下决心要做“百年企业”，主要是两位老员工得癌症治疗的刺激。“都是创业时候进来的员工。打一针两块钱，打不打?那个时候没有社保，就是企业自己拿钱。我当时决定，不要吝惜钱，能活一天就活一天，这两个人花了我一百万块钱。”但问题是，当公司发展三四十年的时候，员工医药费怎么办?王健林发现，一定要有长期稳定的发展模式。为此，万达开了三天会，最终决定转向商业地产。在王健林看来，万达转型不是抛弃自己所有的资源和经验，彻底转行，而是要将已有资源优势与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相结合，寻求永续发展。商业地产是最佳选择。经过十年发展，如今，万达已经成为中国商业地产的领军企业。总结经验，王健林将公司的成功归结于三句话：傍大款、产业链和标准化。回忆如何傍上沃尔玛这个大款，王健林仍记忆犹新。“第一次上门跟人家说，一口就被拒绝了，慢慢谈，一次一次上门谈，整整花了一年。”王健林称，为了说服沃尔玛，他上门跑了几十趟，对方才同意“试一试”。于是，王健林便将自己的完美构想让沃尔玛实实在在体验了一把：选定了地段优先告诉沃尔玛，然后根据沃尔玛的需要协商设计方案，以最快的速度如期交付使用。“实际上，沃尔玛也很希望能有这种模式，只是以前地产商们都没这么去干。”万达在一年之内让沃尔玛在全国6个城市试了六次，结果美国百胜、新加坡百胜等10多家全球连锁企业也加入了“合约”，万达“订单商业地产”模式正式形成。如今形势发生了逆转。自从“一座万达广场，一个城市中心”的口号开始在全国叫响，万达第三代产品――商业综合体变成了品牌，地方政府引进万达也构成实在的政绩体现，议价权已经在向万达倾斜。对此，王健林也并不避讳。王健林称万达每年做二三十个项目，百分百来自政府“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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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鲁贤：你如何从一名军人转为一名创业者?军队的经历对目前您做企业领导有怎么样的影响?
王健林：有帮助，比如说守规矩、按制度办事、执行力强。军队特别刻板，按规矩办，不能越规矩，我感觉管理企业，
范鲁贤：你如何从一名军人转为一名创业者?军队的经历对目前您做企业领导有怎么样的影响?
王健林：有帮助，比如说守规矩、按制度办事、执行力强。军队特别刻板，按规矩办，不能越规矩，我感觉管理企业，特别是人多的企业，一定要按规矩办事，一定要建立企业的规矩。因此我们万达特别强调制度化，什么都是制度化，而且现在随着信息发展，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到我们信息系统里去，什么东西都清清楚楚，员工来了以后，哪件事情该怎么办，这个星期该做什么，下个星期该做什么、下个月做什么，在网络上都清清楚楚。执行力特别强，对我是有帮助的。
范鲁贤：为什么会选会选择在大连创业?
王健林：我当兵结婚都在大连，那时候觉大连就算是个很好的城市了。愿意留在大连。更主要是在海边，生活在大连确实好，气候好，冬天不冷、夏天不热。1975年到大连当兵，觉得不错就留下来了。
一直到1986年初，邓小平裁军一百万，那个时候就留大连，第一步没选择直接下海，还有点害怕，还是要到地方去看两年，所以又在地方政府当了两年办公室的主任。
范鲁贤：你在军队发展得那么好，为什么想要离开?
王健林：军队那时候是个重大转折，邓小平去联合国发言，中国要裁军一百万。那时候军队有三百多万人，也就是裁掉三分之一，而且裁掉的100万里就有60万干部。那时候主要是干部太多，机关太多。我们没有被裁掉，就是降级，我是可以被留下来，因为年轻嘛，我是军队上升比较快的人，但是我一想(我们当时叫“一转”，就是第一批的意思，一转、二转，就是第一批转业、第二批转业)，即使第一批不走，还有第二批、第三批，这连续三年都是往下砍人，这意味着你发展的空间受限制，我想干脆就借势转业算了。
要没有那个机会，我是转不了业的，因为规定是要服务到39岁，那个时候你抓住这个机会，我提出申请也就比较容易就批了。因为我走后的第二年就实行军衔制，就是明确的任职年限，就必须够那么多年，那时候不走的话，可能就是5年、8年都走不了。
范鲁贤：当时创业为什么对房地产感兴趣?
王健林：我转业回来去了政府办公室，安排的两个职务，一个是市政府查办处，一个在区政府办公室。当时想市政府的那个单位太简单了，领导批下来的你就去督办、调查，落实不落实回来写一个报告，这个太简单了不符合我的性格。办公室那个呢，起码还能涉及行政、财务，还比较符合我的性格，我就去了，去了两年，年，呆了两年。
区政府所在的公司出问题，就是领导层集体贪污，几个被判刑、几个被撤职，公司就乱了，无头苍蝇就没人了嘛。而且那个公司比较烂，那时候有600多万贷款，那时候600万人民币是区财政一年的收入——那时候全年财政700万，这么多贷款怎么办?
在干部当中，就像招聘一样的，谁有本事把这个贷款还上，这个公司就给谁了。我逆向思维，这个公司如果干得特别好，我就不敢去了，如果我把公司收入降下来就不行了;这个公司办得这么烂，随便弄点成绩就比他们强。当时就我一个人想去，没人去，谁都不去，不存在竞争，领导还有点担心。
去了以后那个公司就是搞房地产的，所以我是没得选择，而且那个时候房地产的执照很值钱。不像现在，随便谁都可以注册房地产。那时大连市一个区只有一个牌照，整个大连市6个区有6个牌照，市里有3个牌照，全大连市只有9张牌照可以搞房地产，那个时候签了个承包书，三年把贷款还上。结果公司给我，第一年就蒙中了。第一年去，搞了一个开发，旧城改造，就一下子把这个模式做起来了——那个时候没人想到动迁这个说法——我们是东北第一个搞动迁的。而且当时也没有土地使用权制度，领导批个条，这个土地就给你了。
范鲁贤：当时那个公司是怎么转变为万达公司?
王健林：四年以后，1992年我去申请改制，叫股份制改造，那个年代和现在不同的，上世纪
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特别是邓小平在1992年3月份南巡以后，全国的人都躁动，谁都想去赚钱，谁都想去发展。有市长、区长、当官的人都下海，科学家，我看什么人都做生意去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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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健林是一砖一瓦、一城一池、像搭积木一样，垒起了一个万达帝国。传统产业里面，没有人比他更成功。
& &说到最富有的中国人，你会想到谁？
& &李嘉诚，马云，王健林。BAT的另外两位巨头&&李嘉诚比王健林大20多岁，比马云大30多岁，借了香港早几十年的繁华，成为老牌华人首富，他是赚老钱的首富。马云则是靠互联网大浪潮，被称之为赚新钱的首富。王健林最特别，他是一砖一瓦、一城一池、像搭积木一样，垒起了一个万达帝国。传统产业里面，没有人比他更成功。
& &在万达版图上，可以看到庞大的产业群：房地产开发（重资产，轻资产），电影产业链（电影院线、投资、发行），旅游产业链（酒店、旅行社），高科技文化产业链（秀，电影乐园，动漫），消费产业链（百货，ktv，游艇，儿童游乐），体育产业（马德里竞技俱乐部，盈方体育），金融（百年人寿，快钱），还有以万达广场为平台的O2O。在这些产业群中，已经有两个世界第一：商业地产、电影院线，还有若干中国第一。
& &世上没有白来的富贵，我们今天就来聊聊首富的成功学。
& &弃政从商，看准了就要去试
& &受家庭的影响，15岁的王健林就从四川来到东北，入伍参军，并且在28岁就成为了一名正团职干部。在1987年，为了响应国家&百万裁军&的号召，王健林告别了自己18年的部队生活，转业后，王健林来到大连市西岗区区政府任办公室主任。但很快，本认为仕途无量的王健林竟弃政从商，通过企业改制的机会，创建了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迈入了房地产这个圈后，万达的第一桶金是大连市政府北门的棚户区改造。这是一个多少有些无奈的举措，作为一家民营企业，万达拿不到当时房地产开发项目所需的配额，只能承接旧城改造这个不被看好的工程。王健林作了大胆的尝试，铝合金窗、防盗门、改明厅、设洗手间，这些现在看来的&小儿科&，在当年都是创举。万达在这个项目上赚了近千万，更重要的是闯出了一条新路，成为全国首家进行旧城改造的企业，迅速做大了企业规模。
& &敢闯敢试不是蛮干。王健林如此界定两者的区别：&敢闯敢试是看准了去试不怕失败，忙暗示没有目的的驱赶。&看准了，也就是把握大方向。
& &机遇猎手，准确卡位时代
& &不怵官场，往来自如，天生的大院气质，言出必行的个性，这样的王健林颇显神秘&&在很多人眼中，受政府青睐的万达似乎游离于市场竞争之外。王健林的父亲曾是省级官员，加上18年的军队生涯以及转业后在国企的经历，让王健林深谙政府之道。他对大政方针、行业趋势、发展热点始终抱有远超普通中国商人的热情。他是这个时代最出色的机遇猎手，发现了最厚的雪&&利润丰厚的地产行业；最长的坡&&城市化进程、消费勃兴的几次重大机会。万达的成功不仅是因为产品的成功，更因为它能准确卡位时代。
& &很多开发商至今对商业地产的理解是做持有型物业收租，这种立意就比万达差了许多。万达的商业地产不只做收租物业，而是改变城市功能、结构的产品。市长们对万达广场的追捧，是因为它有把城市非中心变成中心的能力，这是地方政府业绩的孵化器。
& &借东风，企业要顺势而为
& &&做企业一定要顺势而为，不要逆势而动。&王健林如是说。他善于借势，2002年，万达尝试向商业地产转型，首先想到了要与世界500强公司合作。为了说服沃尔玛，他亲自数次登门拜访相关负责人，竟然不得入其门。后来还是通过政府人士的牵线，才最终达成合作。在万达初期扩张中，和世界500强公司站在一起的小公司万达，增加了与政府谈判拿地的筹码。
& &如今宾主易位，沃尔玛要拜访王健林，也要提前若干时间预约。在2008年之后的快速扩张时期，万达将政府的势能运用到了极致；而收购AMC，更是借到了文化产业热的东风。&亲近政府，远离政治&是王建林的名言，他认为万达获得超越发展，是因为它能做&国企不会干、民企干不了&的事情。王健林曾在一个国企培训局给很多国企领导讲课，他在课上说：&今天民营企业已经不是过去了。如果出现一批500亿规模、未来上千亿的企业，民企也能办大事，国企就会彻底没戏。&
& &风光背后，不为人知的狼狈过往
& &我们只看到如今王健林作为首富的风光，却不知道他狼狈不堪的过往。
& &创业初期，王健林曾经从政府手中接下一个做了一半的项目，但是签完合同以后突然遇到全国&治理整顿&，贷款就变得非常困难了。为了启动这个项目，王健林需要一笔2000万元的贷款。当时的情况是有土地做抵押，所有的手续也都健全，但找了几十家银行，没有一家愿意贷给他。这个项目可以说是让王健林追悔莫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王健林有一段时间九天九夜都睡不着觉，不管是吃安眠药还是打针都没有任何作用，以至于到后期整个人开始精神恍惚。第十天早上，王健林在开会的时候倒地昏迷了，被急送到背景的一家大医院治疗。如果不是北京的医生治疗得当，也就没有现在的万达，可能精神病院会多个病人。
& &除此之外，王健林在投身商业地产的时候也曾&触礁&。2000年，在万科地产做减法退出商业地产的同时，王健林开始投身商业地产，但因为不懂规划设计，造一座楼，就把底层商铺全部卖掉，而买了商铺的人经营不好，就来告万达。因此，王健林在三年的时间里当了222回被告，虽然只输了两场官司，还是让整个公司疲于应付。
& &后来，王建立在创新中研究了一个办法：提出一个模式叫城市综合体。即做一个商业中心，商业中心旁边可能做写字楼，再做城市的商业街，再做一些公寓。把这些公寓、写字楼卖掉，现金流就有了。从此，万达开始走向了一条康庄大道。
& &2004年，商业地产遭遇宏观调控，国家把购物中心列入限制发展的七大行业之一。业务发展困难加之较大的舆论压力，很多人劝说王健林退出，但均被这位曾为军人的&硬汉&拒绝。王健林说，人生没有迈步过去的坎儿，每个人都有成功的机会，首先你要研究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要有创新的精神。除了这以外更重要的一个品质，是要有执著的精神，要不怕失败，要千锤百炼，百折不挠。回顾王健林的发家史，我们可以总结出三点体会。
& &1 . 敢闯敢试。在王建林的成功学里，这一点是最重要的部分。正如他经常提到的一句话：&什么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如果勇敢迈出第一步去尝试，那成功的几率就有50%，但如果不试，成功的几率只能是0。
& &2 . 创新求变。要想不断获得成功，就要不断创新。如果只做别人做过的事情，只走别人走过的路，就不可能比别人更成功。
& &3 . 坚持到底。仅仅有胆量和创新是不够的，因为所有的创新都可能面临失败。创新是一个需要不断完善的过程，不能经过一次或者几次的失败就轻言放弃。如果认为自己的选择和方向是正确的，就一定要坚持。
& &正所谓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虽然失败的创业者往往占了绝大多数，但毕竟还是有少部分的成功创业者，激励着我们成为那少部分中的一员。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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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林：万达创业故事和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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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四川省大金县的原始森林树叶浓密，在大约一年时间里，15岁的王健林几乎每天要花一个多小时步行穿过林间。
&　　当时王健林还叫“王建林”，他的母亲为他取这个名字，是因为他父辈的事业是建设林业（不知因为什么，后来他更改了自己的名字）。作为阿坝州大金县森林工业局营林处一名工人，王健林的劳作内容是栽树挖坑，以及烧炭。
&　　丛林自有其规则，但王健林从未完全屈服。某种意义上，商人王健林始终未脱离丛林。在营林处工作一年多之后，一贯大胆、有主意的他决定自己掌握命运。此后的生涯中，无论是作为军人还是作为商人，他都以少年时学会的法则对待环境：适应丛林，利用丛林，改造丛林。
&　　起于童年
&　　他是长子、“匪头子”是穿行于林间的劳工。
&　　管理10万人的王健林最初的管理生涯，应该始于他童年的“孩子王”和“兄长”身份。没有证据证明童年王健林有什么野心，但至少能够断定的是，他对商业所知不多。4岁时，他跟随家人远离了中心城市的生活。
&　　他的父亲王义全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1958年，王义全受四川省林业厅的指示，带着妻子秦嘉兰和4岁的王健林到大金县负责组建森工局。从1958年到1972年，王义全在大金县（1960年改名金川县）生活了14年。
&　　1950年代举家迁往大金县城是一件幸运的事。“外面都在饿死人，我们还能一个星期打一只兔子吃。”紧邻着藏区的阿坝州有不少荒山，母亲秦嘉兰独自一人过铁索桥去对面山上开荒，种苏联甜菜，自己养兔子。王健林幸运地没有饿肚子。
&　&　王健林是家中长子，当时已成为大人最得力的帮手。白天，他的父亲要去开会议，负责森工局档案管理的母亲则忙于日常工作，晚上还要去地里开荒。照顾4个弟&弟的责任只好全部落在王健林身上。“老大是我们家的顶梁柱。他聪明能干，弟弟们都愿意听他的。”母亲的话语系统里始终是童年那个可以依赖的儿子。
&　　在青春期到来前，王健林很好地扮演了家中这个“长子”的身份，这种处于家庭中心的心态也让他在外面成为孩子们的中心。
&　　“他是个匪头子，是一群孩子的头。”王健林少年时的朋友陈志阶说。在四川话中，说一个孩子是“匪头子”意味着，这个孩子不喜欢墨守成规，是集体中的不安分者。童年的王健林留给周遭人的印象都是独立、有想法、调皮。
&　　与众多森工局职工子女一样，王健林幼时就读于在大金县东方红小学，之后进入金川中学。但他在大金的教育经历一共只有7年。陈志阶回忆：“森工局内部要招收职工子女，到营林处去工作，他就从学校出来，成为营林处的职工。”
　　营林处的工作是一项苦活。同是林业工人的陈志阶对此有着痛苦且深刻的记忆。当时城里的孩子不大愿意去，都是从农村招的工。“他能吃苦。”陈志阶说。
&　　从家属区到工作地点，王健林要爬一个多小时的山，如此反复的过程维持了接近1年。没人知道在这一年多中，林业工人王健林都在想什么。但在营林处工作了1年多之后，他决定去当兵。
&　　王健林当兵的想法得到了母亲秦嘉兰的支持，这位老红军的家属认为，子女应该继承前辈的光荣传统，家里的老大就应该是个军人。
&　　参军后，王健林改掉了自己原先的名字“王建林”。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出走，以后这种“走出去”的行为在他身上不断闪现。
军队系统少有的叛逆者
&　　他像海绵一样吸收部队组织规则的优点。
&　　几十年后重新审视这个男孩在军队的成长，可以看到他像海绵一样不断吸收部队组织的规则，并牢牢记住这些规则的优点。在未来的商业竞争里，他提取记忆，按照军队规矩打造自己的商业帝国。
&　　但当年的王健林并不是一个好的规则执行者，童年的叛逆仍然延续。参军8年后，1978年，他被晋升为排长，并进入大连陆军学院学习，正是从这时起，他对此前服从的规则开始提出挑战。
&　　军事课教师张昌军说，在军校，很少有人站出来反驳教师，但王健林经常提一些让张昌军无法回答的问题。
&　　一次，张昌军讲到用火炮射击敌军坦克的战术：射击坦克的时候，应该在坦克拐弯时，在弯道的内侧埋伏好火炮和炸药包。“这个是军内公认的理论，从没有人提出过异议，教材上面也是这么写的。”张昌军说，但王健林表示反对，并提出了自己的理由。
&　　第二年教材改版时，王健林的建议被张昌军写进教材，“新教材一直到2004年陆军学院解体的时候都还在用。”
　&　1979年的8月份，王健林从大连陆军学院毕业，由于成绩优秀，留在学院的大队当参谋。留校后，王健林很快表现出另一种才能，那就是写文章和诗歌。因为&文笔好，王健林被调到学院的宣传处当干事。最主要的一项工作是负责动员学院的军士报考党政专修班。这是王健林给自己制造的众多机会之一。
&　　正是负责党政干部专修班的经历，让王健林从一个原本相对封闭的普通军队干部，开始转型为市场化的人才。“因为要经常跟高校以及政府的各个部门联系，王健林开始走出营房，那时他经常去省里（沈阳）和各种人接触，大连市内的就更不用说了。”
　　1983年，王健林就读辽宁大学党政专修班，并在1986年以优秀的成绩毕业，获得经济管理专业的学位。
&　　1986年，因为表现优秀，32岁的王健林调任陆军学院管理处任副处长，属于副团职干部。而王在管理处的主要工作除了负责整个学院的后勤保障，还肩负与大连政府以及官员打交道的任务。
&　　那段期间，王健林开始认识级别更高的社会人士，处理更复杂的关系。
&　　实际上，外面的世界也不一样了。1986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第8年，政府转变思想，提出“经济建设是大局”，市场化建设正逐渐脱离原本的计划经济，而这一切，只要走出军营大门就能看到。王健林显然比别人更早做好了投向市场的准备。
富贵败中求
&　　起初万达付出很大代价，但王健林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　　已经60多岁的陆民杰对王健林来说有着双重身份，在王健林的军旅时期，他是大连陆军学院的学员队长，是王健林的直属上级。从部队转业后，他投奔王健林的万达集团，成为王的下属。
&　　陆民杰说，十几年来，像他这样陆续投奔王健林的战友至少有20人。在军队中，同生共死的战友关系就成为一种最值得信任的关系，这种关系也曾帮助过王健林。陆民杰说，王健林的事业之初，获得第一桶金就是在昔日战友的帮助下。
&　　1988年，西岗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王健林觉得自己可以走出机关，走出去试试。
&　　西岗区政府下属的西岗区房屋开发公司，成立没多长时间，老总就因为经济问题被追究，公司负债好几百万，为了甩掉这个包袱，政府领导表态：谁有本事把这个公司接了，把贷款还了，这个公司就给谁。不安于现状的王健林决定接盘。这个公司成为万达的前身。
&　　他凭借棚户区改造项目赚了第一笔钱。但项目开始前，公司受当时政策限制，拿不到国家计委下发的配额，王健林就跟自己的老战友（时任大连某国有公司总经理）商量，借用他的指标。陆民杰了解到，王健林创业初期，缺乏资金，也是一位在某银行支行出任行长的老战友帮助了他。
&　　在万达集团下面的大连市物业管理公司工作半年后，陆民杰被安排到万达商业地产物业公司做副总。
&　　“在长春和沈阳的项目中，连续吃了两个大苍蝇，那种失败的感觉现在想起来都很恶心。”陆民杰说。
&　　2002年初，总部在大连的万达集团首次携手沃尔玛和红星美凯龙等国际知名连锁品牌进驻长春，成为重要战略合作伙伴。陆民杰说，之所以选择沃尔玛，是因为后者当时刚刚登陆中国大陆，有着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董事长想通过百姓对沃尔玛的期待和喜欢同时关注到万达。”
　　在长春打广告时，王健林曾对公司的管理人员自信地说过，这个生意做好了将非常好，肯定有一笔不小的收入。当时集团内部不乏反对的意见，很多集团元老甚至在董事会上和王健林争吵，认为商业地产已经没有发挥的余地了，认为王健林在给自己找苦吃，但王健林有自己的看法。
&　&　长春万达广场建好后，王健林将商铺定价为每平方米卖到两三万元。商铺很快就都卖掉了。商铺卖出去之后，万达集团认为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打算结账走&人，结果引起了业主们不满。“按照商业地产的约定俗成，地产商在卖完铺面的同时也要负责帮助业主招商引资。”陆民杰说，因为当时不懂这些，所以导致万达广&场正式开业时，上百个商铺中依然有一半都还是空荡荡的，没有招到买家。
&　　业主们纷纷围攻万达项目办公地点。陆民杰是那几次“维稳”行动的主要参与者，他记得当时现场乱成一团，万达的工作人员还被泼了开水。
&　　这些场景让万达集团差点在一地鸡毛中结束自己的商业地产试水。陆民杰记得，还在大连的王健林赶忙召开董事会议以及稳定军心的各种大小会议，“整个周末他基本就在会议室里没出来过，出来一批员工再进去另一批，反正就是不断开会研究策略。”
　　陆民杰说，因为王健林之前主要做住宅地产，加上当时的团队也没有现在这样专业，各种意见汇集在一起难以统一，全部由王健林一个人决定，难免出现问题。
&　　几天后的董事会上，王健林当着几十个董事会成员的面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前面发生的问题以及现在存在的问题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由我自己承担。我还是不成熟，明知道这样做可能会有问题，但是还是这么做了。我的行为完全是饮鸩止渴。造成这样的结果，我要做出反省。”
　　陆民杰分析，王健林之所以“明知道这样做可能会出问题，却依然饮鸩止渴”，应该与企业的发展需求有关。一方面，项目尽快竣工，可以营造良好的政商关系；另一方面，早点卖出项目收回资金，对企业的循环发展也有好处。
&　　信奉“富贵险中求”的王健林一直在强调速度，“万达必须再快一点，必须要快。”
　　长春事件之后，王健林开始着手组建部门专门负责帮业主们招商引资，并且将这个部门的团队不断壮大。
足球队的学问
&　　王健林与薄熙来在球队的管理上爆发过多次冲突。
&　　就在万达刚获得小小成功之际，王健林开始了另一个后来让他曝光率极高，也制造不少话题的足球事业。
&　　他在足球领域的运作算不上成功。当广州恒大足球队夺得亚冠冠军，获得一片称赞时，他卖掉自己心爱的球队已经整整13年。
&　　在他刚刚有了自己的小产业时，他就懂得如何利用体育与政府进行对话，进而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
&　　原大连市体委副主任任举一记得，1990年代初，大连市西岗区体委领导打算在体育场附近建一个体育馆，就通过王健林此前在西岗区办公室的领导，找到王健林来开发，这也让王健林和体委有了第一次的合作联系。
&　　曾任大连市体委副主任、万达足球俱乐部主任的任举一回忆，王健林与大连足球最初的渊源，来自于一次王健林计划良久的商业规划。
&　　他记得，当年王健林先来找到大连市体委，谈一项在体育场附近盖楼房的合作。为此，他专门和市体委签了一个协议，表示愿意赞助大连足球队400万元。那笔钱在当年算是巨款，所以很快双方就达成了协议。
&　　但是这件事后来因为时任大连市市长薄熙来的反对而搁置。薄的理由是，国内外的体育场馆视野开阔，如果王健林在体育场附近盖房子可能会影响体育场的视线。
&　&　虽然盖房子的事情没有谈妥，王健林仍然愿意赞助400万元给足球队。任举一认为，这件事让他和大连市体委建立了良好关系，也为日后大连市体委找到王健林&来成立万达足球俱乐部打下了基础。“否则根本不会找王健林，因为那个时候万达只是西岗区的一家房地产公司，放眼大连市肯定有比他更适合的。”
　　而王健林之所以愿意接手大连足球，除了出于本人对这项体育运动的热爱之外，也是因为当时大连市政府急于通过足球打造改革形象。
&　　作为一个传统港口城市，大连是中国最早接触到足球的城市之一。而大连人喜欢足球，让当地市政府看到了通过足球提高政绩的可能。时任大连市长薄熙来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因为大连人民喜欢足球，所以他自己就必须喜欢足球。
&　　“前市长喜欢，所以足球也被作为大连的城市名片对国内外宣传。”任举一回忆，当时每逢焦点赛事或是阶段性的总结会，大连市委、市政府的相关领导都要到现场作动员，并经常去训练基地看望球员。几乎每次比赛的赛前赛后，主管领导都对球队以各种形式表示祝贺、鼓励。
&　&　1996年，大连队去天津进行客场比赛，市里的五大班子都要到机场送行。1994年，王健林接手大连足球队后，任举一作为大连市体委副主任，被派到万达&足球俱乐部担任俱乐部主任。王健林也迅速表明态度，将万达集团一个副总经理抽调出来，专门配合任举一管理足球俱乐部。时任大连市市长的薄熙来是著名的“足&球市长”。任举一说，创办万达足球俱乐部时，时任国家体委（1998年，国家体委正式改名国家体育总局）主任伍绍祖要来大连访问，并将与薄熙来见面。王健&林和任举一先去见了伍绍祖，聊了一会儿足球，给伍绍祖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之后，经由伍绍祖引荐，王健林见到了薄熙来。
&　　但重视同时也意味着控制。多位熟悉王健林的人士证实，王健林与薄熙来在球队的管理上爆发过多次冲突。
&　　有一次，在大连市政府在外地召开的内部会议上，参会的任举一亲眼见到王健林与薄熙来发生的冲突，王健林希望政府能够拿出100万元奖金奖励球队。
&　　“我记得薄熙来就有点发火了，说怎么你还要，你这个盖房子我跟你优惠不是钱吗，你发的那奖金就算是政府发的了，别得寸进尺。”任举一说。
&　　另一次两人的争吵发生在1998年，王健林想请徐根宝当主教练，万事俱备，就差开发布会。“这时薄熙来把王叫到了办公室，对他说原来的主教练迟尚斌是被市里重点表彰过的人物，怎能说换就换？”被薄骂出办公室后，王健林只好宣布迟尚斌官复原职。
&　　上有大连市领导强硬干预，下面还要面对足坛的“假赌黑”。在足球声望的顶点，王健林选择退出。日，王健林将足球俱乐部甚至足球基地等优良资产一起甩卖给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
&　　离开足球13年后的王健林并不看好现在取得成功的恒大经验。他曾以一位过来人的口吻提醒说，靠外援取得成功的经验，放在孱弱的国家队身上可能并不奏效。
&　　他将更大的赌注下在中国的少年甚至年龄更小的球童身上，他送这群孩子到海外去接受训练，并耐心等待他们成长。
生存于政治丛林
&　　每天王健林都要拿出一定时间阅读党政报刊。
&　　企业家如何在商业冒险中处理与政府、官员的关系，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王健林说，他处理官商关系的秘诀是“亲近政府、远离政治”。
&　　在企业的日常管理中，王健林对政治也倾注关心。
&　&　2008年，万达集团将总部从大连搬至北京，位于大连市中心的万达大厦大部分楼层已经卖给当地企业，只保留了两层：28楼万达地产大连项目办公区，以及&13楼的万达集团党建基地。基地“留守人员”于丹是13楼的党建基地办公区维护者。整层楼面积有1300多平方米，共划出4个30平米左右的房间，陈列万&达集团过去20多年的历史，尤其是各种党政建设成果，包括数百张集团党员培训时的照片，以及王健林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
&　　按照其他楼层卖出去的价格来算，这层楼大概价值近4000万元。“你能想像到吗？价值这么多钱的一层楼只是陈列了各种照片和政府发放的奖状，说明董事长对党政发展的重视。”于丹说。
&　　在靠近北京的河北廊坊，集团总部之前投资7亿元成立了专门的万达学院，占地面积300亩左右。这名负责人说，学员宿舍标准就达到三星级以上，每年培训党员和员工80万人次，培训内容包括政府政策解读等方面。“这种手笔全国没有第二家。”
　　另一位已离职的万达总部员工表示，这个基地很好地体现了王健林及万达集团与政府间良好融洽的关系，“了解政策，紧紧跟随党的步伐，搞好政商关系，是万达发展的基础。”这名员工透露，王健林几乎每天都要拿出一定时间阅读党政报刊，研究政策方针。
&　&　考虑到王健林的昔日经历，很难确认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还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不过，在离开森林进入社会丛林之后，王健林始终得以高度的敏感对待&与政府相关的事务。这将成为他在财富积累和企业发展之外必须面对的最重要的考验。林业工作者之子王健林离开森林后，仍然生活在一个新的丛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