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每年应偿还1400亿美元“气候债”
日13:36　　来源：
　　哥本哈根会议迫在眉睫。然而8月在德国波恩举行的2009年第三次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会议显示，各国的分歧并没有因会期的临近而松动。
　　发达国家对2012年到2020年的温室气体减排承诺表现消极，甚至不愿意将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的呼声列入谈判议题。
　　“最大的分歧在于，谁来为过去和未来的排放承担责任？各国各自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绿色和平组织全球首席执行官Gerd
Leipold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如此总结谈判的困难。
　　2020年之前，发达国家在1990年的基础上至少要减排40%，并且应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每年1400亿美元的资金，为其向低碳过渡提供融资。从科学依据出发，绿色和平提出了上述哥本哈根会议必须达成的目标，这些目标也符合中国一贯的减排立场。
　　“显然目前我们对实现哥本哈根大会的谈判进程持怀疑态度。我们需要的是，政治领导人相信科学。”Gerd Leipold不无担忧地说。
　　《21世纪》：以一个NGO的角度来看，你认为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应该达成什么样的成果？
Leipold：发达国家必须做到的义务是，到2020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至少要整体减排40%。发展中国家应该在2020年将其预期排放减少15%到30%，而且必须要得到工业化国家的支持，这些支持大部分应由工业化国家通过购买碳排放额度提供融资，每年总共需要1400亿美元。最后，我们需要找到一种合适的融资机制。
　　《21世纪》：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达成你所说的目标主要障碍是什么？
　　Gerd Leipold：主要在于政治领导人并没有显示出足够的政治意愿，不愿听从科学家的意见。另一个障碍是强大的商业利益，比如全球的石油、煤炭公司，他们没有作出足够的改变，仍然竭力按照以往的方式进行商业活动。
　　《21世纪》：在国家层面上，达成哥本哈根协议的主要争议是什么？
Leipold：最主要的一个争论是，谁来为过去以及未来的排放承担责任？各国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在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谁应该承担这些负担。
　　《21世纪》：你认为这个责任应由谁承担，需要承担的额度又是多少？
Leipold：主要应该由工业化国家提供融资，每年需要1400亿美元来支持发展中国家寻求低碳经济的努力，这些资金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可以来自于碳交易市场。
　　《21世纪》：问题在于这些投资回报期很长，但在当下，我们正在经历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你认为我们现在是否有足够的动力来支持这种短期效益低的项目？
　　Gerd Leipold：我认为目前的经济危机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即如果一件事情确实被认真对待了，政府肯定可以为其投入足够的资源和支持。而到目前为止，他们并没有将环境危机与经济危机的严重性等同对待。在应对经济危机的同时，我们是可以进行结构性的改革来向低碳经济转变。
　　《21世纪》：但目前的谈判进程困难重重，你提出的上述目标，这一次哥本哈根会议上能够实现吗？
Leipold：我们当然相信这是必须应该达成的目标，但显然目前我们对实现哥本哈根大会的谈判进程持怀疑态度。我们需要的是，政治领导人要吸取科学告诉我们的切实教训。我们还需要美国和中国这两个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家成为领导者，在减排以及向低碳经济过渡方面承担责任。
　　（本报记者李关云对本文亦有贡献）
【作者：记者 袁 雪 来源：】
(责任编辑：谢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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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 src="/track/track_xfh.js?ver=">巴黎气候大会热点问答：发达国家欠多少气候债
新华网北京11月26日电（记者刘石磊）气候变化大会谈了又谈，核心问题始终集中在两方面：发达国家如何履行责任率先减排，以及落实对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支持。从另一个角度讲，就是发达国家该怎样计算、如何偿还它们在气候问题上的“欠债”。发达国家欠了多少“气候债”？这说来话长，还得从工业革命说起。18世纪中叶开始，从英格兰到欧洲大陆再到北美，煤炭成为这些地区发展的首要能源，遍地是冒着黑烟的烟囱。那时人们尚不知晓，这些被视为发达象征的烟囱，会排放出大量“温室气体”，导致地球升温、影响人类生存。今天的科学研究已明确证实，由于主要温室气体在大气中长期存在并产生累积效应，发达国家工业革命以来排放的大量温室气体，正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累积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球同期总排放量的70％。世界资源研究所的统计显示，从1850年到2011年，美国的累积排放占全球的比重为27％，欧盟占25％。有多少气候债务，就有多少减排义务。但研究报告显示，发达国家目前承诺的减排量仅占全球总承诺量的30％，美国和欧盟的行动目标相当于其应承担“公平份额”的五分之一，而日本的行动目标只相当于其应承担份额的十分之一。且不说这些承诺和目标能否实现，单从这些数字本身来看，发达国家对于“还债”极不情愿，可见一斑。更糟的是，这笔累积了两百多年的债不仅久拖不还，还在越积越多。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发达国家人均排放量约为发展中国家的3倍。英国汤森路透公司最近公布的一份报告说，在2013年，世界500强企业中，前20家排放“大户”企业有15家来自发达国家。这意味着，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前，发达国家的排放都是“重头”。但现实是，发达国家导致的“债务”，却要由面临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善人民生活等挑战的发展中国家承担。为纠正这种不公平，《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以帮助后者应对气候变化。根据哥本哈根会议和坎昆会议协议，发达国家应在2010年至2012年间总共出资300亿美元作为快速启动资金，到2020年实现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长期资金，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这些资金承诺已成了发达国家该还的另一笔债，一笔“真金白银”的债。一些发达国家声称已“基本兑现”2012年之前的资金承诺，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将原本用于发展援助的资金重新“包装”，以气候变化援助的名义提供。至于到2020年达到每年1000亿美元的目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上月发布的报告显示，2014年这一资金总额还只有620亿美元。并且，发达国家对于如何实现这一支持资金承诺仍无详细时间表，少数国家对绿色气候基金的注资承诺仍只是空头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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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6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气候债气候债起源于玻利维亚总统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发言中说，当前的气候变化问题是发达国家在阶段造成的，他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偿还气候债。每届的全球气候变化大会，核心问题始终集中在两方面：如何履行责任率先，以及落实对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支持。从另一个角度讲，就是发达国家该怎样计算、如何偿还它们在气候问题上的“欠债”。
气候债18世纪中叶开始，从英格兰到再到北美，成为这些地区发展的首要，遍地是冒着黑烟的烟囱。那时人们尚不知晓，这些被视为发达象征的烟囱，会排放出大量“”，导致地球升温、影响人类生存。科学研究已明确证实，由于主要温室气体在大气中长期存在并产生，发达国家工业革命以来排放的大量温室气体，正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以来，发达国家累积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球同期总排放量的70%。世界资源研究所的统计显示，从1850年到2011年，美国的累积排放占全球的比重为27%，欧盟占25%。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人均排放量约为发展中国家的3倍。英国汤森路透公司最近公布的一份报告说，在2013年，世界500强企业中，前20家排放“大户”企业有15家来自发达国家。
气候债有多少气候债务，就有多少减排义务。但研究报告显示，发达国家承诺的减排量仅占全球总承诺量的30%，和的行动目标相当于其应承担“公平份额”的五分之一，而日本的行动目标只相当于其应承担份额的十分之一。且不说这些承诺和目标能否实现，单从这些数字本身来看，发达国家对于“还债”极不情愿，可见一斑。更糟的是，这笔累积了两百多年的债不仅久拖不还，还在越积越多。这意味着，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前，发达国家的排放都是“重头”。但现实是，发达国家导致的“债务”，却要由面临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善人民生活等挑战的发展中国家承担。为纠正这种不公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以帮助后者应对气候变化。根据和协议，发达国家应在2010年至2012年间总共出资300亿美元作为快速启动资金，到2020年实现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长期资金，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这些资金承诺已成了发达国家该还的另一笔债，一笔“真金白银”的债。一些发达国家声称已“基本兑现”2012年之前的资金承诺，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将原本用于发展援助的资金重新“包装”，以气候变化援助的名义提供。至于到2020年达到每年1000亿美元的目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上月发布的报告显示，2014年这一资金总额还只有620亿美元。并且，发达国家对于如何实现这一支持资金承诺仍无详细时间表，少数国家对绿色气候基金的注资承诺仍只是空头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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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光荣榜发达国家的“气候债”是时候还了 | 巴黎特派观察_职业女性-爱微帮
&& &&& 发达国家的“气候债”是时候还了 | 巴黎…
巴黎气候大会议程过半，关于发达国家欠下的“气候债”再次被提上议程。国际扶贫发展机构乐施会在巴黎气候大会期间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最富裕的10%人口制造了全球约一半的碳排放量，最贫困的35亿人仅仅产生10%的碳排放量，然而后者的生活却饱受超级风暴、干旱以及其它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极端天气事件威胁。”《职业女性》独家连线乐施会巴黎气候大会发言人王彬彬，带您走进“巴黎气候大会”。多次参加全球气候峰会，您感觉此次巴黎气候大会和之前的哥本哈根、卡塔尔等有什么不同？职业女性哥本哈根峰会和巴黎峰会是气候谈判的两个关键历史节点。哥本哈根谈判的目标是讨论2015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期到期后的国际气候规则，而巴黎谈判是讨论2020年京都议定书到期后的全球气候治理问题。相比而言，巴黎的意义更重要。下面分三个方面具体说明巴黎大会的特别之处。首先，哥本哈根注册人数是25000人，巴黎是47000人注册，来自政府、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各界代表云集一堂。哥本哈根有80多位国家首脑出席，而巴黎大会吸引了157位首脑出席。可见，从规模和规格上，巴黎峰会都是哥本哈根的近两倍。其次，从国际治理模式的角度来看，六年前的哥本哈根时代，各方对自上而下的国际治理模式还是情有独钟，希望各方达成国际层面的共识并拿出共同的目标。但经过六年的发展，各方也意识到这样的期待是不现实的。这次在巴黎，自下而上的提交各自贡献目标成了共识，在巴黎大会召开前已经有180多个国家提交了各自的国家自主贡献方案，显示出了对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空前决心。最后，从舆论氛围来看，哥本哈根峰会前，各方的期待值非常高，那次峰会被媒体炒作成“人类拯救地球的最后一次机会”，后来哥本哈根峰会没有达成有法律效力的国际协议，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社会各界的积极性。有了哥本哈根的教训，这次的巴黎峰会，各方的期待更加理性和现实，没有出现六年前的炒作，媒体的报道也更加客观。作为NGO观察员，乐施会对此次大会有什么期待？在参与讨论环节有哪些主张？职业女性乐施会是联合国特邀观察员机构，已经连续跟进气候谈判达十多年时间。作为国际扶贫和发展机构，乐施会在谈判中的自我定位是平衡谈判话语权，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声，为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支持，保证气候公正的实现。从哥本哈根谈判开始，乐施会在历次谈判中始终关注的是资金问题，即发达国家应尽快兑现哥本哈根的承诺，在2020年前每年拿出10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在巴黎峰会前，乐施会分析发现，这笔钱还远未到位，而且其中只有16%用于发展中国家最迫切的适应气候变化，比如帮助这些国家应对日渐频繁的干旱、洪涝等极端气候灾害等。乐施会在这次巴黎谈判中提出，发达国家应保证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中有350亿美元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而其中70%应该来自政府等公共部门，30%来自企业等私营部门。而且强调，在2020年后，各方对资金问题应有全盘考虑。据您了解，NGO在此次大会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职业女性NGO在气候谈判中是关键的监督者和推动者的作用，并将谈判中收集到的前沿气候变化信息带回国内用于实践。气候谈判矛盾的核心实际上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于发展权的争夺。正因为有这种背景，联合国在气候峰会召开前专门邀请NGO作为第三方监督的身份参与，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以保证谈判达成的协议公平有效。环境和发展类的国际NGO是发展中国家的盟友，谈判中NGO代表公众及弱势群体的利益。像孟加拉国、马尔代夫、莱索托等影响力不大的脆弱国家要保护本国利益，会主动寻找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NGO的支持，如利用国际NGO掌握的国际媒体资源，为该国政要安排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的采访机会等。世界自然基金会、乐施会、绿色和平，作为气候变化问题上全球最有影响力的3家NGO也会定期举办联席新闻发布会，引导舆论共同放大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对发达国家的种种伎俩形成谴责声势。最近几年，中国本土NGO、年轻人在国际气候舞台上也开始有声音和不错的表现。国内雾霾的消息给气候大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与会人员对于中国的环境问题有哪些认识及看法？职业女性是的，巴黎大会刚开幕，北京就遭遇了最严重的雾霾，这个消息也很快传到巴黎，很多代表发言的时候都会提到这个问题，可以说这也成了提高雄心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动力。不能简单把雾霾和气候变化理解为同一个问题，雾霾是环境污染问题，气候变化可以加剧雾霾。如果想解决雾霾问题，必须控制煤炭等化石能源燃烧，而这也是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之道。你认为女性应该在气候变化问题中发挥怎样的积极作用？职业女性女性，尤其是农村女性在气候变化威胁下脆弱性较高，而且容易被忽视。健康、卫生、居住环境、食品安全等都是女性最关注的问题，也是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领域。在家庭层面，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可以多学习气候变化影响的相关知识，引导家庭成员采取积极的防御措施。低碳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方法，从家庭生活的角度，低碳生活、节约、垃圾分类、循环利用等都是有实际操作方法的，比如乐施会倡导的五点低碳生活方式：“惜每餐、品四季、常素绿、巧煮意、挺小农”就非常容易操作，而且可以在生活中设计成好玩的游戏，和家庭成员，尤其是孩子们一起在玩耍中体会低碳生活的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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