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模式改革反思
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继80年代上半叶人民银行与专业银行分设，形成了中央银行与四大专业银行并立的银行体制之后，自80年代下半叶始，基于探索银行改革道路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考虑，又陆续组建了交通银行等10家银行。这些银行在早期称之为“综合性银行”，以区别于专业银行，在90年代初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称之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建立之初，分为“全国性”和“区域性”两种形式，90年代中期以后又逐步均成为了“全国性”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自建立之后，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一方面，“在夹缝中求生存，在竞争中求发展”，业务和分支机构在东南沿海迅速扩张，在一些地区甚至形成了占据市场“半壁江山”的规模，从而促进了在全国范围内新的银行体系的形成；另一方面，本着作为银行改革“试点”的初衷，这些银行也不同程度地在建立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体制和机制方面，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
历史地看，应当说，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商业银行对于我国体制转轨时期的经济、金融的改革与发展，特别是在打破市场的条块分割，推动区域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增加新的融资渠道，推动银行竞争性市场的形成，促进金融创新和银行服务水准的提高；建立按市场机制调控金融的市场传导基础；形成有利于增强银行竞争力的激励机制等诸多方面，确实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然而，也毋庸讳言，商业银行的改革不可能脱离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大环境，没有作为“合格的”市场主体的企业，没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的成熟构建，就不可能有所谓“规范”的商业银行。因此，这些建立并发展于体制转轨时期的商业银行，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一时期的强烈印记。
总结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这10余年走过的道路及由此形成的现状，应当承认，如果说这些商业银行在建立之初确实曾经有过“超前”探索的话，那么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加快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目前这些商业银行却大都已难以适应新的形势的要求，并不同程度地呈现出一种“滞后”的状态，改革的产物，不可避免地成为新一轮改革的对象。对此，笔者以为，对此做一总结性反思剖析，尤其是在经营管理模式上的剖析，对于把握在新一轮改革中商业银行改革的方向，应当是有益的。
一、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模式上存在的问题
1、缺少明确、科学的战略管理
从10多年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轨迹看，可以发现，这些商业银行大都以在短期内通过自我扩张迅速“做大做强”作为主要的经营指导思想，同时却缺乏明确的银行定位及长期战略构想。在这一指导思想下，这些商业银行这些年来，不是象国外一些大银行那样通过兼并，而是仅仅通过自我扩张，快的平均增长70%以上，慢的也近50%，在很短的时间内即跻身于世界前500家大银行的行列，规模扩张速度惊人。与此同时，在经营方针、产业定位、业务定位、功能定位及与之相应的信贷政策；在收益与风险、近期与远期平衡机制的建设；在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符合现代管理理念的管理架构的建设；在构建系统竞争力的整体经营机制的建设等长期战略规划的诸多方面，却十分粗疏甚至模糊不清，乃至于造成商业银行之间在市场、客户、业务功能、产品服务等方面同构化倾向严重，竞争异常残酷，风险隐患巨大且难以有效监管和调控。
2、缺乏系统的核心竞争力。
一家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并不仅仅在于每年“策划”几个“创新”的产品，更重要的是在于整个银行系统能够在整体上提供一种高效能、高质量的服务。从这一点看，现在股份制商业银行构建系统竞争力的能力大都十分薄弱，往往主要依赖于对业务的所谓目标考核机制，通过层层分解，对各项业务进行推动。结果催生了一种以客户资源“个人化”为特征，急功近利、单兵作战的营销经营模式。这种模式，不是强调银行通过客户关系管理、现金管理、综合服务等有利于降低客户经营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客户需要的服务争取客户，而是强调通过员工个人能够为银行带来的“资源”来扩大业务；不是强调通过整个银行专业化的团队提供高效、高质的专业化组合服务来赢得市场，而是强调通过员工个人“复合型”的服务技能来争取客户。在这种营销模式下，银行经营上的竞争，逐步“简化”成了通过不断加大的所谓“激励”，对拥有“客户资源”的员工个人争夺的竞争，从而形成了一种系统竞争力不断“淡化”，银行员工个体“竞争力”不断“强化”的经营模式。
3、内控管理的方式过于陈旧。
脱胎于传统银行管理模式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目前实行的仍主要是以比较粗疏的岗位分工为基础，通过制订制度→颁布制度→检查制度执行→对违反制度进行处罚、纠正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内控管理。这种管理模式形成的工作状态是：虽然有制度及违反制度的处罚规定，但大量是否执行制度的决定权仍掌握在岗位员工手中；管理层和员工面对的管理或业务操作领域跨度过大，不仅专业能力受到限制，且管理和操作也过于粗疏；各岗位的员工需要面对的“内控”制度繁多且还在不断修订和增加之中，使之往往难以全面、准确、有效地掌握，经验的积累为此显得十分突出。由于上述原因，加上员工流动频繁，管理层不得不日益增加培训、检查的频度和强度，并对违规处罚不断加码。这样一种“内控”管理的工作状态，其所造成的结果是：普通员工和管理层虽不得不面对超负荷的工作压力疲于奔命，内部控制水平却难有根本性的提高，而工作的效率乃至整个银行运行的效率却不断下降，进而系统竞争力也不断受到削弱，整个银行最终不得不日益依赖于对员工不断加强的“道德教育”。
由于在经营管理模式上存在上述问题，相当一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形成了因发展过快且无序，案件频发、控制力与发展不相适应而产生大量不良资产，为了解决这些不良资产，又不得不通过进一步“加快发展”以“稀释”这些不良资产，而“加快发展”又导致更大的风险这样一种怪异的发展轨迹，从而使得金融杠杆对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的有效性受到很大影响，支撑经济高效运作的金融基础亦受到削弱。
二、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模式问题产生原因的分析
股份制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模式上产生的这些问题，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包括本身体制问题、市场体系问题等等，限于篇幅，在此暂且不表，仅就下述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略做剖析。
从客观原因分析，笔者认为，这相当大的程度上与股份制商业银行建立时的产业基础有关。综观西方商业银行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这些商业银行，尤其是目前我们作为“楷模”的跨国商业银行，大都曾经历了从最初主要为区域中小客户和个人客户提供贸易融资或“自偿性”融资服务，到逐步参与大型制造业及投资项目的融资服务，再到工业资本逐步与银行资本紧密结合，形成以明确的产业支柱为基础的“全国性”乃至“跨国性”银行兼并和业务扩张的过程。虽然嗣后在经济、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在一些国家又经历了一个适度分离的过程，但是商业银行大都仍继续维系着与业已形成的传统产业支柱的紧密关系。由于这种关系，基于其产业支柱的特点，商业银行进而又出现一些功能性分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十分明确的战略管理模式。由此可知，商业银行对产业支柱的依赖，对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财务基础、经营特征、专业水准、战略管理乃至经营管理模式，实际上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决定性意义。有鉴于此，对照我国近年来组建的商业银行，可以看到，这些商业银行除个别如招商银行以外，从建立之初，即面临内无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外有几大银行超大规模强势竞争，生存缺乏基本保证的恶劣局面。在这种局面下，这些商业银行若要生存，除了单纯地以尽快“做大”为主要目标且主要通过对员工的强力激励来实现这一目标外，别无他途。因此，正是这种生存困境造就了股份制商业银行以维持生存为基本出发点的指导思想及由此形成的有严重缺陷的经营模式。事实上，以全国性交通系统为强力产业支撑组建的招商银行，尽管始于南海边陲的蛇口，却以初具系统竞争力的经营模式迅速发展起来并领先于其他商业银行，或可为此提供国内银行发展的历史佐证。反观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往往从建行初始就一直试图建立自身的产业支柱却始终无法如愿，恰恰就是因为这些银行未能从资本形态上获得工业资本的强力支撑，“省略”了金融资本这个商业银行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的结果。
从主观原因分析，由于我国旧式的商业银行大都脱胎于钱庄，本来即存在着许多旧时代的印迹，加之其发展进程在建国后的几十年中又为计划经济的实施所割断，对于这一时期伴随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的现代经济、金融十分隔膜，因之对于专业化的精细分工和新技术的运用缺乏认识，在其为生存而奋斗的过程中也无暇顾及以这种认识为基础探索重塑一种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模式。因此，我们知道提高银行竞争力需要有专业化的管理和服务，却不知道专业化的管理和服务来源于专业化的精细分工，反而要求员工成为“复合型”人才；我们知道提高竞争力需要提高银行运行效率，却不知道提高效率必须以更精细的专业化分工结合对新技术的有效运用为依托，反而在权限的“放”与“收”之间徘徊；我们知道提高银行的竞争力必须建立有效的内控机制，却不知道现代内控是建立在更为精细的分工并将业务流程的内控要求计算机化的基础之上的，反而在不断增加制度和不断提高对员工道德素质要求之间苦苦挣扎，乃至于最终将全面控制员工八小时内外的言行并辅之以日益严厉的处罚，作为“内控”的主要诉求。由此，期望重点依靠制度管理的“制度管人”的良好初衷，由于认识上的肤浅及基于此的管理构架的缺陷，最终却蜕变成了更多地依靠人的主观条件管理的“人管制度”的主观要求。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必须在新一轮改革中重塑科学、现代的经营管理模式
加快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改革，使之能够更好地适应当前和今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进而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一个更为巩固的金融基础，首先需要对于我们依靠自已的力量来推动和完成这项改革树立坚定的信心。通过引进外资来借鉴和改造我国的商业银行也许是必要的，但是，由于金融作为经济的基础和中枢的地位，若从国家的战略安全考虑，主要依靠我们自身的力量来完成这种改造或许更为重要（对此将另文论述）。而从前述分析可知，主要依靠我们自身的力量来实现新一轮改革的要求，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1、遵循银行发展的历史规律，考虑引进工业资本，以使股份制商业银行取得产业支柱的强力支撑。
由前述可知，引进工业资本，以提供有力的产业支撑，对于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按照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从容营造一种良性的经营管理模式，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从现实条件看，如果说在以往转轨时期一些支柱产业仍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改革框架之内，相关条件尚不够成熟的话，那么经过近十多年的改革，以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为代表的石油产业，以宝钢、鞍钢为代表的钢铁产业，以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为代表的通讯产业，以联想、海尔、TCL为代表的电子产业，等等，企业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且具有相当大的实力，已完全有条件成为商业银行强有力的产业支撑。而要真正促成银行这种产业支柱的形成，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融合并形成所谓“金融资本”，将是一个无法跨越的历史阶段。
通过这种资本的融合，一方面，商业银行以资本为纽带，可以较为顺利地获得产业支撑，按资本构成形成不同的产业支柱，进而解决银行的后顾之忧，银行有条件将重点和精力从确保生存，转到构建新的科学、现代的经营管理模式上来，同时商业银行也可以借此解决目前存在的行业专才严重不足，对行业变化导致的风险缺乏掌控能力的困境，大大提高自身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资本融合，工业资本则不仅可能获得更有力的金融基础的支撑，而且也有可能大大改善金融服务的条件，提升资金的使用效能。总之。通过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优势互补，整个经济、金融运行的质量和效率，都有可能得到极大的提高。
当然，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这种融合，也会产生一些可能的弊端，引起一些专业人士的忧虑。如：工业资本的介入可能会影响商业银行做出非专业化的决定；银行决策层无法得到丰富的银行专业经验的支撑；过于紧密的业务关系可能导致风险难以控制，等等。但笔者以为，任何有利的改革举措，都难以避免产生一些新的问题，这是其一；其二，由于这种资本融合在国际上曾有广泛经验，完全可为我借鉴，我们可以通过法律、法规界定和监管制约进行控制；其三，工业资本的进入并不会妨碍商业银行按照监管要求聘用专业团队对商业银行进行专业经营。总之，权衡利弊，象目前这样跳过商业银行历史发展必经的阶段，同时又希望以当前形势的要求来改造现有商业银行的做法，可能遇到的问题会更大。因此，以为商业银行建立产业支柱为目的的引进工业资本，对于重塑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模式，应当是当前新一轮银行改革的一个关键性的战略选择。
2、以计算机信息技术的运用为依托，以更为精细化的分工为基础，重塑商业银行的内控模式。
认真观察一下外资银行的经营管理，可以发现，即便是在一些不成熟、不发达的市场，包括在中国的市场上，这些银行雇佣的也是当地雇员，且对员工也并无8小时以外的监管要求，其基层行却很少有案件或严重的违规发生。与我国的商业银行对照，为何同样的人进外资银行就变得循规蹈矩？盖在于外资银行建立在精细化分工和全方位计算机管理及操作系统之上的管理模式，使基层的员工很难作案或有重大的违规。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现代银行管理不仅要建立在不准员工违规的主观规定上，更要创造使员工无法违规的客观条件。
电子计算机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及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上的运用，对于商业银行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从电子计算机的功能上看，对于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至少有四个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有助于实现整个银行系统即时的信息共享；第二，有助于银行大大提高运行效率和运行质量；第三，有助于银行更有效地监督和控制操作及其他风险；第四，有助于银行为客户开展组合式服务或“一站式”服务，并为银行的业务创新提供新的技术手段。从西方的情况看，伴随着现代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的商业银行，其内部根据风险控制和专业化经营的要求，业务分工日益精细化，成为电子计算机大规模引入的重要管理基础。正是在此基础上，西方商业银行设计了以中央会计系统为核心的综合业务操作系统和信息管理系统。反观我国的商业银行，电子计算机的引入，基本是在十分陈旧的业务操作框架中逐步推进的。从以计算机取代算盘，到计算机复制手工操作流程，到形成计算机单项业务的操作系统，到分行一级的综合业务系统，再到总行一级的综合系统，其间由于对计算机和通讯可靠性的疑虑问题、系统兼容性问题、功能不全问题、流程缺陷问题等等，走了许多弯路，且不断重复建设，耗费巨大。而在这一推进过程中，由于业务和技术专业人员互相之间理解及由此产生的沟通困难，并未对业务操作和技术从前述四个方面的角度进行重新整合，而是仅局限于相互的迁就，进而使得整个经营管理框架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造。由此可知，若要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框架进行改造，使之能够将新技术的引进效能充分提升，首先需要立足于对整个银行业务操作和管理系统的整合，对所有业务的流程进行重新梳理，明确其中需要相互制约及专业分工的各个环节，并在此基础上厘清岗位设置；然后需要将所有各项相关的制度规定，分解成各个岗位的操作要求与岗位标准，由此形成基本的需求，结合计算机的特点，通过充分沟通，从最大限度地发挥计算机功能的角度出发，编制相关程序，最终在全行形成一种通过技术达到相互制约和专业化管理目的的新的经营管理框架。毫无疑问，这项工作工程浩大，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需要综合性人才的统筹协调及高度敬业的专业人才的协同努力，绝非是一项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只要真正有清楚的思路，以一定的实力为支撑，有效组织，我国的商业银行在现有的基础上是能够完成这项工作的，也是必须作出努力的。因为无论如何引进战略投资者，企图以此轻易地依靠外资实现这种改造，由于这种系统对于任何一家商业银行而言均关乎“核心商业机密”，因此是不可能的。
3、以新的经营管理系统为基础，建立自上而下的专业化培训、技术评价和考核体系。
系统的构造一方面是对流程和岗位设置的梳理和细化；另一方面也是对岗位操作标准的明确。在明确岗位标准的基础上，通过引入转移价格的理论，就有可能对所有或大部分岗位进行定量的考核。与此同时，由于岗位标准和职责更为明确，对员工的评价标准也将更为清晰。通过建立系统的专业培训、评价和考核体系，也就有可能不断推进各个岗位的专业化水准的提升和深化。在此条件下，由于员工需要处理的业务领域大大缩减，通过计算机系统已设置好的提示，也无需在处理业务时过多地做出或然性的决定，员工的努力方向明确、单一，错误概率大大降低，专业能力和工作效率则可大大提高。这不仅能够使得整个银行系统的运行效率和质量得到大幅提高，而且将由此形成一种新的企业文化的客观基础。
概言之，当我们对商业银行的改造有一个新的、更为明确的认识并建立明确的产业支撑之后，我们就有可能在这一新的指导思想下，建立更为清晰的战略管理框架，同时通过重构银行各项业务的流程和岗位分工，并将经营管理的各项要求建立在大规模电子计算机系统之上，再造整个银行的经营管理模式。届时，建立商业银行的“合规文化”也好，规范商业银行的市场行为也好，明确商业银行的市场、产业、客户和功能定位也好，都将不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主观愿望，而是将真正获得了一种内部的客观基础。当然，从整个宏观金融系统的运行看，仅仅有作为市场主体的商业银行内部经营管理模式的合理构建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对商业银行的外部经营环境——市场系统的建设，倾注更大的精力。
&2005年8月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关于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模式的探讨--《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1年05期
关于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模式的探讨
【摘要】：本文主要阐明了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模式的现状 ,剖析了我国银行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提出在新的经济形势下 ,商业银行混业经营是大势所趋。
【作者单位】：
【关键词】：
【分类号】：F832.33【正文快照】：
银行有分业与混业两种经营模式。美、日、英、德等国家采用混业经营模式 ,即银行不仅经营存贷业务 ,而且还从事保险和证券业务。我国银行业实行分业经营管理模式。1 995年 5月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正式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商业银行分业经营制度 ,明确规定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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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新金融》2016年第7期
　　转自：金融读书会（bashusongonfinance）
　　作者：杜静（交通银行巡视办公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能力极大增强，表现特征为“两个持续高于”，即：商业银行利润增长持续高于社会经济总量增长；商业银行资产和净资产利润率持续高于实体经济平均水平。这种状态，在一定时期内尤其是我国经济周期处于上升阶段的时期内，有其必然性。但是，当社会经济步入转型调整期特别是以解决结构性矛盾为主的时候，则有可能隐藏着风险。
　　一、商业银行盈利模式正在固化中走向异化
　　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主要靠政策性“利差”保护实现盈利，这是最基本的盈利模式。尤其是近十年来，在经济、金融总量快速增长的背景下，随着金融市场类别、产品、手段、工具的多元化和多层化，依托“利差”的盈利模式不仅没有得到改善，而且还在持续加重，并衍生出若干盈利转移模式。其重要特征是，通过拉长商业银行资产和负债的业务链条，增大盈利空间和重复盈利环节进而虚增盈利来源。
　　一是商业银行利润来源受存量资产特别是信贷资产结构性固化的“绑架”越来越严重。转型时期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得到了明显改善，但盈利资产（贷款对象），主要集中在政府投资平台企业、国有垄断（资源性）企业和房地产开发企业上。这样的信贷结构与新常态的要求并不适应。问题的关键是，商业银行这种收入结构具有内置性惯性和盲从性依赖，因为利润完成的压力，会进一步固化这些领域贷款的行为选择，与实体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并不协调，从而加剧贷款性收入与实体经济盈利能力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对于这些资金价格非敏感对象的贷款倾斜，使其市场议价能力呈现持续下降的倾向。对于大型实体企业，银行主要是采取依托贷款手段、增加业务层次、转移收益项目的方式。对于中小微实体企业，则是简单地使用提高利率上浮比例的方法。甚至是出现了对“僵尸”企业不得已连续性追加贷款，新增贷款被利息化等现象。商业银行正在陷入被存量贷款资产结构固化“绑架”的危险之中。
　　二是商业银行“逐利追高”的本性在行业选择中进一步扭曲。我国金融市场化进程中，由于发展的不平衡，形成了不同市场间利率水平的差异，客观上提供了资金在不同市场中寻租的空间，加上市场监管政策相对缺失，商业银行“通道”业务野蛮生长。从本质上讲，“通道”业务的多与少，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与“通道”业务相关的主体对象，出现了资源配置错位的问题，资金每一次使用权的让渡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变成了“钱生钱”的零和游戏。商业银行利润模式创新远离实体经济的需要。一方面，商业银行把资金运用的关注点过于放在了跨市场业务增值上，资金的流动性管理与对于实体经济合作状态的离散性状态越来越明显。借助“通道”、搭建平台、穿越不同类别市场的能力成为了比融资实体经济更紧迫、更重要的一种能力。另一方面，对特定客户主体，在所谓的丰富服务方式与手段的过程中，不断拉长业务链条，并以金融产品的换位与迭加方式，通过贷款主体与借款主体之间的匹配变化，金融产品组合方式的环节变化，风险溢价管理内容的过程变化，不断形成有利于商业银行利益的转移载体。商业银行以贷款为主的资产业务正在走向“泛通道”化。
　　三是金融在被不自觉贴上“赚钱”标签（即凡金融必赚钱）的同时，商业银行与利润相关的经营活动出现了偏离实体经济的倾向。商业银行利润增长的目标，与经济环境主要是实体经济经营状况的偏离程度越来越大。在经济增长速度、增长动能和增长方式发生转变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对其利润增长的预期和目标未能从变化的环境实际出发，仍然停留在较高的水平上，盲目攀比并追高，无论是“环比”还是“同比”，均要求正增长。利润作为价值回报的基本内涵被空置化，更多地成为了体现金融生态状态和经济景气程度某个方面的符号。而且商业银行在收益与风险平衡的选择中，越来越偏好于形式上的“收益覆盖风险”原则，往往重视眼前无视长远，重视静态无视动态，重视局部无视总体，忽略了利润对象和来源的过程优化和结构平衡。这种利润增长的“线性”思维与预期，既违背了经济运行的周期性规律，又背离了利润实现当期性与风险暴露延后性原则。
　　二、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异化的负面效应
　　商业银行的利润必须来源于实体经济，必须与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相适应。我国商业银行利润导向的异化产生了如下负面效应：
　　一是商业银行贷款对象的市场集中度越来越高，并与我国经济转型所内在要求的产业均衡性调整、行业分散性布局大方向，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背离。其基本逻辑是，要保证利润增长，必然要放量贷款。在这样的选择中，能够带来更多利润且利率不敏感的对象就成为其重点和主要对象，加剧贷款向地方政府平台企业、房地产企业和存量国有企业的集中，中小微企业获取贷款的难度更为加剧。
　　二是商业银行经营活动中的市场“风险导向”长期策略，不自觉地让位于短期“利润增长”目标。贷款对象、期限、利率、币种等错配的状态更为明显。商业银行利润导向的异化正在使未来的风险成本变异为即期利润，利润被泡沫化，阶段性利润成果可能成为积累式的未来风险代价。利润实现的当期性与风险暴露的延后性被持续放大，并演化成一种利润实现手段。
　　三是商业银行贷款总量的加速扩张，带来的是对于实体经济配置效率的持续下降。进入实体经济企业的贷款比重不断下降。新增贷款从实体经济企业回流虚拟市场惯性巨大，加重市场泡沫；商业银行利润来源对贷款手段的依赖性越来越高，资产总量快速增长趋势下，业务结构单一的矛盾表现更为突出。而且有相当部分中间业务收入，靠贷款利息收入的转移或再分配来支撑和完成。
　　四是冲击商业银行风险基础机制和监管标准底线。为了增加利润，主动少提不良贷款拨备，人为压低和调整不良贷款基数，对于本该进入不良的贷款仍然放在正常贷款中核算，或尽量减少高风险类别的不良贷款占比，形成并不真实的不良贷款数据。宁愿承担不良资产拨备率低于150% 或贷款拨备率低于2.5% 的监管红线风险，也要保证利润的正增长。
　　三、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异化使其走向“超然”地位
　　商业银行获取利润的多与少，与经济基本面和实体企业生存状态的关联程度越来越低，正危险地走向“超然”地位。商业银行“高利润”盛名之下的表面繁荣并非好事，其背后隐含风险，正在僵其机制。
　　第一，商业银行利润来源的单一依赖，导致发展能力“虚脱”。我国商业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是存、贷款利息差。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存贷款利差在3% 左右，高于发达国家，低于发展中国家，处于中间位置。但是，由于我国存款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加之社会投资渠道不多，因为管制而低于市场利率的存款资金，成为商业银行低成本的最大贡献因素。对商业银行而言，有存款就有利润，谁的存款多谁的利润就大。这种导向诱发了商业银行发展能力方向上的错误，其全部发展能力被简化成了存款发展能力，这扭曲了商业银行的利润实现能力，主要应为风险管理能力。这种对于垄断存款市场获取低成本资金的依赖，形成了商业银行粗放化的业务经营模式。从表面上看，存款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而实质上存款资金在商业银行之间的配置始终没有摆脱拼垄断能力、拼财务资源、拼人力成本的初级化“套路”，大部分情况下表现的更不合理，加上资产业务过度的“加杠杆”，不仅影响了金融市场的整体稳定运行，而且持续弱化了商业银行的发展能力。
　　第二，商业银行利润格局的鸿沟效应导致生存环境“虚化”。商业银行与实体经济的利润“反差”越来越大，出现了市场关系的颠倒。一方面，在实体经济经营和利润全面“失血”的情况下，金融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功能不断弱化，一部分信贷资金已经不再参与实体经济的价值流转。有的虽然形式上参与了价值流转，但往往通过各种“回流”方式，重新回到商业银行或虚拟经济体系内，以“空转”完成价值再配置。另一方面，金融资产与实体经济融合过程中，滋生了人为拉长债务“链条”的做法，商业银行同实体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背离，在某些业务领域，甚至出现了商业银行创新越活跃，实体经济的资金环境反而越紧张的反常现象。商业银行不断增长的规模，伴生的是越来越少的有效客户量，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相脱节。
　　第三，商业银行利润转换机制导致风控水平“虚高”。我国商业银行目前1% 左右的不良贷款率并不能表明商业银行风险控制能力的优良。近年来我国政府从制度层面给予了商业银行财务成本费用的政策倾斜。除了对贷款五级分类按不同权重提取损失准备金外，还按照1%-2.5% 提取了一般贷款损失准备，积累了“以丰补欠”消化不良资产的巨大资金资源。商业银行以消耗历史和制度性财务资源、采用大量核销不良贷款的主要方式，形成了实际不良资产加速上升而不良贷款率却不高的假象。这种以“高利润”为背景支撑的不良资产处置，使得商业银行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产生了常态性放松。更关键的是，对于可能产生的各类不良贷款，商业银行以不断追加贷款资金的方式，通过对僵尸企业的贷款，完成企业贷款变成商业银行利润的过程。这种盈利模式具备极强的诱惑，使得商业银行的利润实现和风险管控，短期似乎轻松，而长期看则陷入缺基础、无序的境地。
　　四、商业银行盈利模式面临严峻挑战
　　商业银行利润发展模式的异化，既包含扭曲的利润格局对其行为的影响，又包含了对于“高利润”体制的条件性依附。本质上讲，我国商业银行超额利润的根源，在于存款利率的非市场化，以及由政策环境保护形成的垄断利益。这种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实质改变。很多情况下，正是超然利润的地位使商业银行的市场能力建设处于一种“野蛮”和自我膨胀的状态中。
　　一是商业银行经营模式需要根本性转变。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和金融改革的深入，商业银行利润导向异化的情形将发生根本性改变。尤其是商业银行利润“超然”地位的取得，是特定时期价值交换的结果，必需得到调整。而这一调整一定会呈现快速高效的趋势。商业银行面对这一改变，绝不是行为方式的被动适应，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经营模式和发展根基的科学规划和系统完善。
　　二是商业银行将在生态环境的“低回报”趋势下经营。商业银行超然利润的阶段性“载体”行将完结。比如，随着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债券化转换，商业银行不再会有资金价格不敏感的合作对象。随着房地产企业等市场个体融资方式的变化，商业银行也不会再有垄断经营条件下超额利润的来源渠道。更为关键的是，随着融资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增强，单边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会被以公正市场选择取代。商业银行的债务杠杆化对于利润的累加效应将失去应有的环境基础，市场的原生力量和监管的政策力量将约束商业银行的债务杠杆扩张空间，“加杠杆”将难以进行。因此，商业银行要坚定走精细化经营这一根本转型之路，必须从战略到战术上，从组织架构到技术手段上，坚持精细化经营的品质。从这一意义上讲，商业银行转型中的资产多元化、客户分层化，金融互联网化等等都只能算“标”，以精细化约束为前提形成和优化其经营与盈利模式才是“本”。中外金融的实践已经证明，商业银行以利润“超然”地位形成的粗放化经营模式不具有持续性和经济性，而且随着业务规模的增大，会愈显脆弱。
　　三是商业银行将在风险机制的压迫下经营转型。我国商业银行风险体系呈现的是“严重投入不足、功能性物理缺失和整体运行效率低下”的状况。一方面，在经济上升周期与商业银行增长方式、债务模式转变的叠加影响下，商业银行既有的风险机制与能力，化解大的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对于风险机制投入不再有内在动力，更多出于监管政策的要求和国际规则的约束。商业银行风险机制建设的绝对投入不足和相对投入无序，致使其风险机制的系统性、协调性和完整性受到影响，商业银行既要充分释放已有风险管控机制的潜力，又要补救式地增加缺失的风险机制投入，这一投入的程度会超出常态的标准，构成对商业银行财务资源的现实压迫。微妙的是，这种投入虽然紧迫但并不能立即见效。因此，就需要商业银行将客户结构调整与业务结构调整相结合，长期性体制安排与短期性制度设计相结合，把发展资源性投入与风险保障性投入结合，风险资产的事后被动处理与事前事中的主动化解结合，做到真正平衡好业务结构、发展资源、管理能力和风险手段间的关系，通过风险机制的完善，实现基础优化、路径优良和目标优秀。
　　要承认，我国商业银行利润增速的放缓，不是所谓系统性风险的先兆信号，而是金融发展过程中，习惯性行为偏差和阶段性关系失调的有序调整与理性回归。而商业银行的认真应对，对于防范未来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五、商业银行利润增长的根基是去“虚”向“实”
　　金融生态是经济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中各种参与对象互为促进、包容成长，是任何一种生态健康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内在要求。当前，我国政治经济的各项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商业银行经营的“高利润”状态既是改革以来各种问题积累的集中反映，又是下一步淌过改革“深水区”必须面对的挑战，不能回避。
　　一是在方向上，要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改变贷款性收入主导利润的格局。我国“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未来金融发展和改革的方向与重点是优化市场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它会带来金融资源配置方式多样化、金融主体选择多层化、金融功能释放充分化和金融服务对象实体化的深刻变革。因此，要充分利用市场转型的原生力量，做好以下工作。第一、增加直接融资对象和方式的多样化，关键是依据实体经济发展需求的变化，发展多层次、多种类的直接融资市场，注意融资方式与需求的耦合性。在协调好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关系的同时，克服和避免直接融资被变相间接融资化的倾向，使金融体系中不同融资比重的变化体现为实体经济融资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下降。第二，主动提升商业银行贷款的内在品质。应该说，直接和间接融资比重的变化是一个长期过程，贷款作为间接融资主体，短期内不大可能改变。因此，需要提升贷款的品质，重要的一点是解决好商业银行贷款的收益转移或成本转嫁问题。在利润导向异化的情况下，倒逼商业银行形成盈利资产多元化的经营新格局。可以相信，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进程越快，间接融资中贷款回归市场化的步伐也一定会越快，因为利润异化绑架的贷款行为就会越少。
　　二是从目标选择上，要协调好“两个导向”的关系，坚守风险至上的准则。商业银行经营中的“利润导向”其实并无不妥，但必须与“风险导向”相协调，更重要的是，商业银行利润来源只能是实体经济。因此，“利润导向”和“风险导向”的协调必须增强贷款对实体经济选择的依存度，围绕满足和适应实体经济企业的需求，来丰富和优化经营模式。要使各类金融创新型业务立足于对实体经济融资效能的全面提升上，坚决杜绝向“僵尸”企业发放贷款。
　　三是要提高间接融资市场中实体经济贷款的比重，夯实利润支撑点。这是解决商业银行贷款导向异化的一项现实性选择。我国商业银行贷款“脱实向虚”的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利润导向异化的产物。商业银行全部资产中直接用于实体经济的份额不断下降，进入各类通道业务市场、支付结算市场和要素交换市场的份额不断上升。从过程上分析，进入实体经济的贷款具有强大的“漏出”性，其主要表现形式是贷款“用途被转移、对象被泛化”。要加快完善市场监管部门对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管理和指引，控制非实体经济类融资业务的总杠杆倍数。要保证贷款资金按用途使用，完善贷款支付管理，强化贷款转移用途的交叉违约约定，提高贷款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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