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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建房出现意外，包工头，工人，房东事故责任
房东将工程承包给工头，工人摔下来了，请问房东该付多大责令。没合同。
　问题来自：浙江 - 杭州　悬赏：0分　咨询时间： 15:47　咨询人：law49663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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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快车律师回复共3条回复
这是个承揽关系,在做工过程中出现的意外与房主无关,由承包人自已承担,但如果承包人没有建筑资质,那么房主存在着选任的过失要承担起一定的责任!问题是没有合同,怎么样证明这是个承揽关系,就是看你把握的证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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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工头承担主要责任，因包工头没有资质，房东承担部分责任。
回复时间： 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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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三层以上需发包给有资质的工程队,如果没有资质房东需要承担选任过失责任,具体承担比例是多少要视具体情况由法院裁量
回复时间： 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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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咨询提醒农村自建房时操作不当，导致包工头死亡，两个工人受伤， 责任由谁承担 - 相关问题 - 110网法律咨询
父母（发包人）家在原来两层楼的基础上盖一楼顶， 请了当地有20多年施工经验（无资质）的匠人（包工头）来盖（包工不包料， 中午管一顿饭），并没签订正式的合同， 只是口头上的协议。包工头带了10个工人一起过来干活， 在粉刷墙的时候，架子还没搭好， 包工头和两个工人就站上去，由于墙体还不太牢固，加上架子也不稳，导致三个工人从2米多高的架子上摔下去， 包工头在送往医院的过程中死亡， 另两名工人一人轻伤，一人腿部骨折。现在包工头的尸体在我们家门口放了3天了， 他的家人以此为借口让我父母赔偿70万。经当地政府调节， 总的赔偿金额为15万，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发包人（我父母）与包工头之间谁应该付主要责任， 各承担的比例应该是多少？ 在两个伤者的问题上， 又该如何处理？毕竟发包人（我父母）与两伤者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 而雇主却意外身亡, 发包人（我父母）对两个伤者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我是宜宾珙县下罗乡的村民，我家的房屋修建是这样的，砌墙是点工，打楼平是包工。在打楼平工程中（2层），因为用于固定提升机支架的钢筋断裂导致支架倒塌砸中提升机操作者（包工头的儿子，大概十七岁左右，包工头当天没在场，是他安排儿子前来的，机器安放和设计都是由他儿子完成）。我们和包工头之间没有承包合同，包工头也无建筑资质的相关证书。我想请问一下，这种情况我们家应承担责任吗？如果有责任，一般怎么划分责任呢？摆脱各位了！
我爸爸在农村建房时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导致严重受伤，医药费用还不知道要多少，起码得住院半个多月，房屋性质为一层楼平房，且属于没有取得建房许可的在农田里盖的违章建筑，房东只是口头上给我岳父说要求做包清工（只包工不包料：最后工人的工资再由我爸爸去支付），有签建房协议，我爸爸没有购买建房保险，我爸自己就是包工头，他也没有合法的承包资质，下面的泥工师傅和小工都由他叫来的，建房时用的脚手架和拌和机等一些设备也是由我爸提供的，我想问就这种情况下，我爸和房...
我岳父在农村建房时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导致严重受伤，医药费用也已经产生了6万多元了，房屋性质为一层楼平房，且属于没有取得建房许可的在农田里盖的违章建筑，房东只是口头上给我岳父说要求做包清工（只包工不包料：在开工前房东跟我岳父约定按100元/M2，最后建了多少平方按完工时实际建好后的平方数算总的工钱，最后工人的工资再由我岳父去支付），没有签建房协议，房东和我岳父都没有购买建房保险，我岳父自己就是包工头，他也没有合法的承包资质，下面的泥工师傅和小工都由他...
各位律师你们好！我家在去年10月份开始建三层楼房，途方便请来一帮无建筑资质的施工队施工，也没签合同。眼看房子快要建好，今年5月份突然有一工人不小心被木头砸伤右手骨折，受伤的工人年纪已有61岁，本应退休，可包工头还请来施工。现在包工头叫我家负一半责任，负给受伤工人医疗费50%费用。请问我家是否要承担这笔费用？
我农村老家建房，请来吧一批由包工头组织的建筑工队，在拆除旧房时，有一个工人由违章操作遭成受伤，房主应承担责任吗？如果承担应承担多少？
农村建房，工人意外死亡，包工头有什么责任？
农村造房子，我爸是承包方，没有资质证书。因小工人力不够，当天房东帮我爸请了一位小工帮忙，在干活过程中因吊机（机器是我爸的）问题，铁块砸到小工脑袋，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在医院我爸已垫付医药费6万多。这种情况下，我爸会触犯刑事责任吗？会坐牢吗？房主应负什么责任？
您好，我二哥在2个月前和同一个共有为木材老板搬运同根木材上车，我哥在前面，另一名工人在后面，在车厢放材过程中由于放材的时间不一致，后面的工人先往下扔，当时木材还在我哥肩上，导致我哥头部被木头的反冲击破颅腔当场死亡，事后没有报案，雇主与我家人自行私了赔付50000元了结，请问现在我们还能找造成事故的搬运工赔偿吗？应该多少？
我把我家二楼的平顶承包给了当地一个专门帮各家各户搅拌混凝土的，料都是我自己的，他们就提供吊架，搅拌机和工人，预制好了平顶就付给他们一千元。可是在即将完工的时候，一个工人从二楼摔下来腿摔断了，请问各位这种情况我要赔偿吗？
我家室内装修找的包工头是我家远亲，装修前他说叫我们什么都不用管，工人是他找的材料也是他买的快装修完的时候一个女工从梯子上摔下来，造成右脚脚踝骨折，当时他就叫我老公跟着上医院说他没带钱，那天我老公垫付了5000元住院押金，之后也没在向我家要钱，等过后大概有2个多月我老公找他结算工钱和料钱，他说要我家付部分医药费，我想知道我家有责任吗？有的话大概要付多少？还有我们没有签署任何协议底层包工头生存现状：极端归宿是自杀和杀人
（原标题：部分民工生活现状：不削皮的土豆 清水一煮就是午饭）
李大君在工地探访农民工2016年春节老何一家在四川老家建筑农民工在工棚中在最近的8年里，李大君跟踪和调研过百余起建筑农民工讨薪、工伤索赔等案子。夜宿过工地、露宿过街头、去过工伤农民工的老家、为了见上老板一面整夜守候；有过被相关职能部门踢来踢去“当皮球”的经历，还遭遇过涉事工地的雇黑报复。但更多的时候，他说自己更像是一个倾听者、陪伴者。“不知会用多少时间，我想为像我父亲一样的人，做点事情。”他说。在最近的8年里，李大君跟踪和调研过百余起建筑农民工讨薪、工伤索赔等案子。夜宿过工地、露宿过街头、去过工伤农民工的老家、为了见上老板一面整夜守候；有过被相关职能部门踢来踢去“当皮球”的经历，还遭遇过涉事工地的雇黑报复。但更多的时候，他说自己更像是一个倾听者、陪伴者。“不知会用多少时间，我想为像我父亲一样的人，做点事情。”他说。李大君跟老何初次见面，是在一个由鸡圈改建的工棚里。当时，他刚来北京不久，在北大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搞项目，常去北五环外一些建筑工地做探访。有天晚上，李大君匆匆忙忙地赶末班车去，路过一间工棚。工棚的门板缝隙很大，他不经意地瞥了一眼，瞧里边坐了俩人，是他没见过的两个工人。李大君推门进去，认识了老何兄弟俩。那一阵儿，李大君结识了很多像老何这样，在建筑工地打工的农民工。他们的生存状况和生活遭遇让他震惊，也触碰到了他内心最柔软的地方。2009年，李大君和伙伴们注册成立了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主要服务对象，就是进城务工群体中“劳动权益最难保障、生活条件最为艰苦、文化生活最为匮乏的建筑农民工”。后来，他干脆把家也安在了北五环外的打工者聚集区。跟人合租一个小院，算上厕所一共5间平房。李大君住的屋十平方米，只能放下一张床，不见阳光，冬天烧蜂窝煤取暖，每月租金200块。连同行都说他：你与这些服务对象吃住在一起，多痛苦。“没有呵。”李大君笑嘻嘻地说。“吃完晚饭，串串门，聊聊天，我觉得挺好！”作为一个社会工作者，他觉得跟老何他们交往，让他整个人更接地气，对社会更有敏感度。一李大君是个80后，生于1981年，大学读的是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他曾在一个贫困的彝族小村子待了3年，还在昆明的一个建筑工地打过3个月的工。但来北京工作后，跑工地、见工人，一开始怎么也找不到感觉。“虽然从不偷懒，但也没激情。”直到有一天碰着一件事，刺痛了他，人像是被激活了。那是在一个高档楼盘工地，57岁的农民工老潘，在连续35天，每天不低于11个小时的高强度劳作后，猝死在工地地下室的宿舍里。一起干活的工友告诉李大君他们，老潘是干杂工的。分给他一块大石头，用四个拳头大的铁锤，一点点砸碎。一天必须砸完，不然这天就没工钱。“到了下午，他说心口疼得厉害，但硬是撑到把一天的活儿做完。回来难受得没吃饭，就直接去床上躺着。因为没钱看病，想着睡一觉也许就好了。”深入探访后，李大君看到了工人们的生活：不的土豆，用一煮就是，连基本的热水都没有。糟糕的宿舍环境里，只有36伏低压电，也没办法烧水。在这个乍暖还寒的春天里，工人吃、喝、洗、涮都得用冷水。“工人干了活，却拿不到工钱。老板用自制的饭票代替工资发给工人，工人拿着老板发给的饭票，去老板娘开的食堂买饭，去老板娘开的小卖部里买烟、买酒。而这些商品的价格，往往高出市面价格一倍。”“病危的老潘，能用饭票去工地外的医院看病吗？打工出来时，从家里带了200元钱，买火车票花去一百多，到他死时，身上只剩下一块五毛钱。”“我就想起了我爸，想起了1994年，我们家那个惨淡的春节。”李大君是在河北农村长大的，小时候，父亲就在北京的建筑工地打工。那年腊月，村里一起去北京打工的人，见工钱不好要，开始陆陆续续返乡。那时欠薪已经出现，但讨薪还不知找哪个部门。“老板愣说自己没钱，拿不到工钱的工人，在最后离开工地时，把能顺走的东西都顺走，以此做补偿并化解内心的愤恨。”但父亲迟迟不归。“听回来的人讲，我爸打工的工地上的人几乎走光了，就剩我爸一个人。工棚没有暖气，食堂也停火了，老板连个零花钱都不给。他们说我爸即便冻不死，也得饿死。”“奶奶和妈妈每天都很焦虑。”因为没电话，连个通信地址都没有，她们只能干着急。“那时，我开始非常想我爸，或者说，我第一次开始想念他。”一向被村里人认为憨傻、实在、不善言辞的父亲，在13岁的李大君眼里，却是一个严厉的人。“眼睛一瞪很吓人，而且爱喝酒，酒后脾气暴躁。所以，我一直跟他很疏远。”“但是，这一次，我却非常非常想他。”快期末考试了，每天放学回家吃过晚饭，小伙伴们就开始拿着蜡烛，打着手电筒或是提个灯笼，到村小学补习功课。“我总是踏实不下来，脑子很容易溜号，开始想他在北京怎么熬过寒冬……”终于，腊月廿八夜里，父亲一身寒气地回家了。除了一件油黑发亮的棉大衣和一床油黑发亮的被子，父亲给他带来一件过年穿的新衣服——小得如同紧身衣一样的浅绿色人造革夹克。离家已经一年了，他不知道儿子已经长大了很多。除此之外，他身无分文。“后来听奶奶讲，等到最后，老板只给了我爸一点过年费。买了回家的车票，只剩50多块钱。临上火车，他在北京站旁边的服装店，用这些钱给我买了这件衣服。”多年过去了，李大君说自己很遗憾，从未跟父亲好好地聊过，问问他当年在北京打工时吃得咋样，住得咋样，老板是什么样的人，干活累不累，都遇过啥事。“我只知道他是砌砖的，活很重，所以落下腰椎病。厉害的时候人都起不来，动了一次大手术，现在基本不能干活了。”“干活拿钱，天经地义！但作为最底层的建筑农民工，连这最底线的尊严都没有。”李大君的声音急促起来。很快，他的语气就缓和了，“嘿嘿”地笑道：“咱不是愤青，发现了社会问题，不会光骂娘。我是积极的建设者，批评它是为了改进它，做我能做、可以做的事。”在最近的8年里，李大君跟踪和调研过百余起建筑农民工讨薪、工伤索赔等案子。夜宿过工地，露宿过街头，去过工伤农民工的老家，为了见上老板一面整夜守候，有过被相关职能部门踢来踢去“当皮球”的经历，还遭遇过涉事工地的雇黑报复。但更多的时候，他说自己更像是一个倾听者、陪伴者。“不知会用多少时间，我想为像我父亲一样的人，做点事情。”他说。二头一回见老何，李大君跟他只聊了几句，“咦——，我就感觉，他跟其他工人不太一样。工地的总包、分包啊这些劳务关系，别人都稀里糊涂的，但他门儿清。”因为急着赶末班车，那天只聊了十来分钟。又接触了两回，李大君决定对老何做一次深度访谈。连着访谈了三个晚上，就在路灯底下。老何晚上8点下班，谈到夜里12点回去，早上五六点又去干活。当时他46岁，正值壮年。老何上过高中，有一定的表达能力。他把自己这半辈子，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老何不到20岁就开始外出打工，哪里有活儿就去哪里。有一年，他在广东惠阳一个建筑工地找了个活，是干风钻的。“工资好高啊，是我在长春做建筑时工资的4倍。”钻机开动后，四周灰尘弥漫，旁边人的面目都看不大清。“一天下来，鼻子里、嘴里、耳朵里都是灰尘。”第一天干完后，老何就给自己弄了个口罩戴上，但一块干活的风钻工，没有一个人戴。“他们还笑话我戴个口罩，一个乡下人跑城里装文明来了。但我总觉得还是戴着心里踏实一些。”谁也没料到，十多年后，老何身边这些身强力壮的工友，很多人患了一种高死亡率的职业病——尘肺病。在建筑工地打工，生活艰苦，常年风吹日晒，人看上去皮糙肉厚的。可一旦深入交流后，李大君感觉他们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粗粗拉拉的，也有很细腻的情感。“在他们粗糙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柔软的心。”常年离家在外的老何，一谈起亲人，整个人都变了。他绵柔似水地说起第一次跟儿子分开再见时的情景，听得李大君眼泪都快出来了。老何的家，在四川阆中大山深处一个叫何家湾的小山村里。儿子一岁多，两口子就下狠心：断奶、出门打工。再回乡时，已是两年后。“穷怕了，就为了多挣点钱，狠心连续在外打了两年工才回。”老何说。那年腊月初，夫妻俩就从北京动身。“走前，孩子问啥时候到挡墙垭合儿(下车地名)，他们好在那儿接我俩。从北京回老家，一路要转三四次车。到了挡墙垭合儿，还得走很远一段山路，所以我就没告诉他确切的时间，只说到了地方再打电话。”下车时，是下午3点多，走了一段山路，快要翻过一道山梁时，老何才给家里打电话。“我们登上山梁，就看见一个背着背篓的小孩朝我俩跑过来，我父亲在他后面远远地跟着，大声招呼那小孩：慢点儿跑，别摔倒了。”老何媳妇见状，扔掉行李朝小孩飞奔过去。等老何捡起行李时，她已经抱住了那个背着背篓的小孩。“我父亲见他们抱作一团，也停下了脚步。那一会儿，周围好像都凝固了。”望着眼前的老父亲和小儿子，老何鼻子酸酸的，喉咙像被堵住了。好一阵才挪到他们跟前，问那个不知所措，想挣脱的小男孩：“你是何小龙吗？”孩子仔细把他俩看了又看，才肯定地点点头。然后，指着老何的父亲说：“那个是我爷爷，我婆婆在家里给我爸爸和我妈妈煮饭呢！”当孩子的“我爸爸”、“我妈妈”叫出口时，老何的媳妇已经泪流不止，孩子已认不得自己的父母了。老何两口子一边一个，拉着孩子的手往家走。孩子很不情愿，也很怀疑，不时扭头看后面跟着的爷爷。老何这才注意到父亲老了很多，老眼噙满泪水。父亲抽噎着只说出了一句话“这几天，车不太好赶”，就开始帮他们拎行李。后来，李大君陆陆续续地整理出一份老何的“打工史”，差不多有7万字。“他很有代表性，大部分建筑农民工，都是像老何这样一路走过来的。”三其实，老何第一眼见到李大君时，并不信任他。“戴个眼镜，细皮嫩肉的，穿得干干净净，一看就不是在工地干活的，是老板手下的人吧。”因为石二东，老何才转变。石二东跟老何同在一个工地打工，因为高空作业坠落，导致腰骨断裂。伤还没好，老板就不让他再住工棚，工地也不给饭吃，石二东被赶出了大门。老何讲，那会儿刚过完年，天很冷，晚上还下起雨。“夜里，能听见石二东敲大门的声音，咚咚咚，一下一下的，央求着开门，我们都觉得他很可怜。”“是大君和那些大学生志愿者，帮助了石二东。给他送衣服、送吃的，给点钱，买零食，还陪他走法律程序。我感觉大君他们，跟石二东的关系很单纯，交往时像亲兄弟，不像是跑来忽悠我们的，这才相信他们。”再听李大君讲法律知识啥的，老何也能听进去了。像《劳动法》，两兄弟一条条读完，再结合遇到的事情一起讨论。“人明明是在工地受的伤，为什么就不认账？有时为什么越是狡诈的人，过得反倒好呢？”老何想不明白。那一年，工地接连出了好几起安全事故。为这，老板专门从四川请了风水先生，杀鸡、洒血、祭鬼。前后花了十几万，却不愿花钱加强安全防护措施，更没给工伤工人一分钱赔偿。李大君告诉老何他们，80%工伤维权的官司，都卡在劳务关系认定上，因为老板根本不跟工人签劳动合同。经过石二东这件事，老何有了自我保护意识，知道了劳动合同的重要性，再在工地干活更加小心注意。可是打工多年，有经验、有技术的老何，注意来、注意去，还是摊上了事。老何兄弟俩承包了一栋两层楼的墙模。由于工期紧，哥俩玩命地干，把行李搬到作业现场，连食堂都不去，最多时，连续干了28个小时。老板还是不跟工人签合同，这次老何长了心眼。为了以防万一，干活时留下了记号：在塑料标签上，写上日期、姓名，然后绑在钢筋上，再打进混凝土里。每层楼、每个单元，都放几处地方，然后在小本子上把位置记好。果然，完活后，老板变卦了。本来一个工是120块钱，现在只给100块。而且要等几个月后，年底再结。找来找去，到最后老板竟然说不认得老何兄弟俩。“忍了这么多年了，我遇到过好老板吗？”躺在工棚里，老何说自己脑袋里像放电影一样，他想起了石二东，还想起15年前，一块儿在长春工地打工、受伤致残的堂哥。“15年了，农民工的地位提高了多少？要是再过15年，自己可能干不动了，可儿子正是打工的好年龄啊，难道他还要过像我一样的生活吗？”“法律就像是国家铸的一口大钟，你不去敲它，它就永远不会响。”兄弟俩决定这次不忍了，要跟公司干一仗，用法律维权。那一年，他跑了很多地方，农民工法律援助站、劳动监察大队、职工帮扶中心等等。老何讲：“有些部门，我去了人家根本不理我。可是，只要有戴眼镜的人陪我一块儿去，态度就大不一样了。”历时一年零四个月，兄弟俩才从执行庭法官手里，接过七万七千元的支票。一直关注老何案子的李大君，这样点评道：“这起看似普通的官司，被业内解读为建筑农民工 追讨劳动合同第一案 。”但在工友眼里，老何能赢这场官司，只不过是他运气好。“老何确实运气好！”连李大君也承认。“他是我这些年结识的工友中，最幸运的一个了。他打工30多年，一路走到现在，人还能这么完完整整的，真的很幸运，但他老婆就没他幸运了。”“她在河北工地受伤后，我们帮忙联系北京医院时，她人基本上瘫痪了。”四经一个当小包工头的老乡介绍，老何夫妻俩，去了张家口下边的一个县打工。工地为了赶进度，让两组工人交叉作业。老何两口子干的是绑扎钢筋的活，他俩一边一个站在操作平台上。老何手伸在钢筋笼里绑，妻子在另一边扎，突然平台塌了。老何被悬挂在钢笼上，妻子一下子摔出去，掉在一堆钢模上。“看上去，我老婆摔得还不算重，身上20多处皮肉擦伤，头上几个大包。但是一动她，就 哎哟哎哟 地喊痛，不知里边伤了哪儿。”去医院拍了片子，医生说断了三根肋骨，要是住院开刀，好得快。但老板怕花钱，把人又拉回了工地。“她疼得走不了路，我上去抱她，一抱人就疼得受不了。挨到下午，她一个劲儿喊疼，脸都紫了，人直哆嗦。我问她能不能忍，她摇头。”“想送她去医院，找老板要钱，不给。小包工头是我老乡，给了几百块钱，我们才去了医院。”没住两天，公司怕花钱，又哄他们回了工地。“别说给煮骨头汤了，连原先的床铺都被人占了，只好在一个角落里打地铺。”一周后，老何妻子全身浮肿，他找到公司，坚持送人去医院。到了县医院一检查，医生说病人体内已形成静脉血栓，得赶紧去上一级医院抢救。转到张家口一家部队医院，“医生说我，你胆子太大了，怎么现在才把人送来。几个医生一会诊决定马上手术。上了手术台，一打开，治不了。血栓从脚上，长到大腿，再有几公分，就到肾了。要是到肾，人就完了。”“医生说得立马去北京的医院，打开的伤口，也不给缝了，先贴上胶布。可是转到北京，我没钱呵！”那个主治军医，跟老何要了电话，把公司老板骂了一顿，告诉他，如果不抓紧，人有生命危险。“公司害怕了，让医院赶紧准备救护车，他们马上送钱来。”救护车鸣叫着，拉着老何两口子，连夜抵达北京。好不容易挂上号，医生一看说得马上住院。每天除了输液通栓，老何昼夜不停地在妻子腿上、身上按摩、揉搓。“医生说了，现在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就看她的造化了。”输了7天液，病情竟然好转了，又住了半个月的院，医生说可以回家了，但需要长期服药治疗。老何的妻子回了老家，从此不能外出打工。作为妻子的代理人，老何又开打起这辈子的第二场官司，替老婆讨工伤赔偿。这场官司，打得比老何想像的艰难和漫长。“我给他算了一下，至少跑了10万里路。”李大君说。打官司期间，老何多次往返于四川老家、务工地与河北张家口之间。有次开庭时间赶在春节前，老何正在深圳忙着讨薪，恰好那两天拿钱。老何商量说，能不能缓两三天再开？法院询问了公司方，说不能等。连夜，老何买了高价机票，从深圳飞到北京，再转车去张家口。开庭时，公司方根本没来人。老何感觉自己被耍了，气得咆哮起来。每次去张家口，都是老何一个人去，他说不敢去多人，那要花钱的。官司打到中院时，李大君陪他一起去了。“大君怕我一个人，到时候反应不过来。”“我自己去，住20块一晚的地下室，又潮又暗，基本没人住。被子全丢在角落里，得自己上去扒拉出一床盖。大君陪我去的那一次，住得稍微好点儿，40块一宿。”尽管所有的法律程序都走完了，老何依旧拿不全该得的钱。申诉的路，看上去还是那么遥遥无期。没有想到，胜利来得太突然。2015年，中国人民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前两天，老何突然接到一个来自河北的电话，法院让他火速到达执行庭，领取妻子工伤赔偿的尾款。四年半啦，煎熬人的日子总算结束了。问起两场维权官司打下来，人有啥感受时，正走在北京街头的老何，突然在寒风中剧烈地咳嗽起来。缓了好一阵儿，他才用四川话，说了两句老家的顺口溜：官司莫打贼莫做，不死也得脱层皮。五这些年，李大君曾对100多个建筑农民工进行过访谈。梳理他们的人生时，李大君发现，时代的每一场变革，都会在他们身上留下烙印；社会的每一次变动，都会迅速波及到他们身上。“蝴蝶震动一下翅膀，他们立马就躺枪了。”去年11月底，李大君转了北京20来个建筑工地。“大部分都停工了，比往年提早。受经济下行的大环境影响，农民工找活难、讨薪难。”在几百个认识的建筑农民工里，李大君随机调查了40多人。2015年，他们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拿到工资全款，而且活少、难找。“像老何，往年能干200到280个工，去年只干了100个工。”每到年底，李大君都跟老何他们聚聚。连着4年，他都是请农民工泡澡。在城乡结合部，包个便宜的澡堂子，喊上三四十号人，大伙一块泡。2016年春节前，刚从河南回京的李大君，打算请大家吃饭。聚餐的地儿，在东南五环的西直河，吃自助火锅，一共来了十六七个人。除了等着拿工钱回家的工人外，还来了两个小包工头。包工头李建华，原先是山东一国企煤矿工人。“下岗哩！上北京混，莫名其妙地就干上包工啦。”他的身高有一米八，讲话底气足、嗓门大，一口浓浓的山东味儿。一顿饭吃下来，基本都他一人在说。李建华管接活儿叫“买工地”。流程是这样的：建筑公司有活了，先找有资质的劳务公司，劳务公司实际上没有工人，得上劳务市场找人去。“有一帮人背个包，天天在劳务市场蹲着，围着劳务公司转，专门替他们找干活的人，俺叫这种人是 背包的 。一般俺在家听电话，有活了， 背包的 打电话过来，谈成了，先要给 背包的 好处费。”年头好的时候，买一个工地，给两三千好处费。“2015年活少，好处费上万块。看今年的架势，买一个工地，怎么也得花三万。”包工头也是分级的。李建华说自己是最底层的包工头，活到他手里，不知经过了多少层。“有一个活，经过大大小小的包工头，到我手上一共经过12层。哪一层不剥点皮呵。经的层越多，工人拿到的钱就越少。”“给点零花钱吧！”接下活儿，干上十天半月后，李建华得赶紧向老板要点现钱，按工人人头要。“假如一个人，能要来100块，只给工人50。俺得先把买工地的钱拿回来，保证别赔了。”2015年他还是赔钱了。李建华讲，往年干工地，挣钱的活多，这一年是保平的多，还有两个活儿，到现在都没拿到钱。“俺有一百来号工人，快过年了，让大部分人先回家，只留下20来个代表。我管吃、管住，天天就是上公司要钱去。就这，一天的费用也大了去了，快贴进去10万啦。”他指着李大君说，“开始，听大君给俺们讲各种故事、法律政策，觉得真好！《劳动法》真是一部好法。可现实是，你按那上边的条文去做，根本做不下去。”“有几个能像老何那样打官司的？反正俺手底下的农民工，去法院还没上庭打官司，人先打哆嗦哩。维权成本太高，打官司，光时间就能耗死你！”要不来钱，那怎么办？撸了撸袖子，李建华继续道：“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咋办呢，聚一堆，堵大门呗。以前不给钱，就去堵工地大门，不让干活。现在，闹也没用哩。”因为要工钱，他已经被揍了好几回。有次是傍晚，他去工地外头吃饭，“上来一伙子人，冲俺拿刀就砍。人一躲，砍中右胳膊肘，把鹰嘴骨砍掉了”。还有一回在工地，来了20多号人，穿黑衣服，戴白手套，拿着一尺多长的棒子。对工人二话不说，上去就揍。一打110，人就闪了。警察还差点把工人抓走，幸亏一个大学生志愿者，在工地二楼，拿手机拍了工人挨打的视频。旁边一直不说话，默默吃菜的小包工头老刘，是老何的同乡。他一开口就骂人了：“开发商最操蛋了，请了几十个黑保安，直接把我们从工地给打出来，行李全撇地上。最后一分钱没拿到，白白干了两个月。”老刘属于一线包工头，自己也得干活。有一次，他站在楼顶上搅混凝土，快完活时，楼整个塌了，人全从四五层高的顶板上掉下去。昏死过去一个多小时，老刘才醒。“我身上压满了钢管，脸上糊着水泥，眼睛睁不开，听见老乡喊我，我就叫。他们想用塔吊吊我，我急死了。那样吊，还不把老子吊死了。赶紧让人拿扳手，把扣架解开，钢管一根根拆掉，一点点把我扒拉出来。”这次事故，造成一死八伤。老刘从此落下“脑鸣综合症”，脑袋“嗡嗡”不停地叫，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响得越发厉害。打了3年多官司，2015年4月，才好不容易拿到工伤赔偿。年底，又把钱全拿出来，给工人垫付了工资，垫了十几万。“我拿命换来的钱，全搞到里边去了。”老刘说完，又狠狠地骂了一句。2016年开年，有两起关于小包工头的新闻，引起李大君关注。一个是讨钱无望，在公交车上纵火杀人；另一个是讨薪无果，被殴身亡。“这些底层的小包工头，最极端的归宿就是自杀、被杀和杀人。”“我觉得，不是哪个人、哪个部门恶，还是建筑业这种分包的劳动体制造成的，我们想尝试改变。加上工地活少了，建筑农民工也得考虑转型。”李大君他们正在搞一个“装修合作社”。所有工人都持有股份，一线工人占70%左右，管理层占30%左右，董事长只占1%。没有包工头，工人不再是雇佣者，是为自己打工，是企业主人。“可以夫妻俩一块干装修，老公抹灰，老婆拌灰。我们有自己的社区，有自己的学堂。每周给工人上课。因为有股份，工人也不走了。人员稳定，就能培训，提高技能，改进工艺。”
李大君觉得这不是梦，有两点让他自信：一是我们的工人会有主人翁意识，他们不会磨洋工，不会糊弄人，不会偷工减料；二是我们的管理是先进的，依托手机APP，研发一套流程，从接活、设计，到一步步施工。“公司注册了，团队也搭好了。董事长是北大毕业的，硕士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有大学生志愿者，他们学啥的都有，像清华学电子的、美院搞设计的。现在，软件已经在设计中了。”老何他们听了，将信将疑的：好是好，可是，能竞争过大资本吗？“这就好像在南极洲，建了个5平方米的温室。在大环境下，冷空气会不会侵袭，把他们再冻成冰块？”眼瞅春节了，李大君的媳妇抢了两个晚上，才从网上帮老何抢着一张回四川老家的硬座票。因为活儿太难找，老何告诉李大君，过完年，他不打算再回北京打工了。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冯晓磊_NF4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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