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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额信贷十八年来难在哪？_小额贷款_贷款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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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小额信贷十八年来难在哪？
来源：豆瓣
作者：豆瓣
中国小额十八年来难在哪？
　　&中国的小额信贷发展还不够快。政策上有很多问题，我反复提过多次，但目前还没有解决。而那些并非面向穷人的贷款，并不是我所说的。&今年8月，孟加拉经济学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
　　这一次尤努斯访问中国，是为推广小额信贷和社会企业而来。此时，距离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已经过去了17年。与此同时，格莱珉银行的姊妹机构格莱珉信托在中国直接运行的四川省阿坝-松潘小额信贷公司，正因效益不佳徘徊在生死边缘。据格莱珉信托驻中国技术人员透露，其合作伙伴壹基金已经提出撤资要求。
　　这些年来，小额信贷无论在世界还是在中国的发展都并非一帆风顺。尽管诺贝尔和平奖的光环、联合国的背书和国际资本的涌入使小额信贷这一新型金融业务兼扶贫模式在发展中国家遍地开花，但随之而来的争议与丑闻一刻不曾停歇，特别是2010年印度安德拉邦爆发的小额信贷危机，曾一度引发&小额信贷究竟是扶贫还是吸血&的大争论。
　　在尤努斯的定义下，如果借贷对象不是贫困农民，那么无论金额多少，都称不上小额信贷。然而在中国，由于传统商业贷款数额巨大，如今几十万元的中小企业贷款也可被冠以&小额信贷&的名义。被称为&中国小额信贷之父&的杜晓山将目前中国的小额信贷分为福利主义和制度主义两大类，又将后者分为公益性和商业性两种。依照这种分类方式，尤努斯在孟加拉所设立的格莱珉银行属于公益性制度主义范畴，而这也是尤努斯唯一认可的小额信贷模式。
　　2005年，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李建军负责编制的《中国地下金融调查》显示，中国农户只有不到50%的借贷是来自银行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而从非正规金融机构途径获得的借贷超过55%。如同尤努斯在孟加拉的经验，小额信贷在中国农村同样拥有广阔的市场。自从2005年央行开始进行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以来，中国商业性贷款机构的发展势头十分迅猛。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6月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5267家，从业人员5.84万人，贷款余额4892.59亿元，上半年新增贷款977亿元。其中，内蒙古拥有全国最多的小贷机构，数量达到436家，江苏和安徽分别以430家和424家紧随其后。
　　然而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小额信贷公司业务中，5万元以下贷款不足2%，而50万元以上贷款占到86%。尽管2008年银监会与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23号文）中明确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发放贷款，应坚持&小额、分散&的原则，鼓励小额贷款公司面向农户和微型企业提供信贷服务，着力扩大客户数量和服务覆盖面。&但事实上，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更倾向于为中小企业而非个人提供贷款。而主要面向农户个体、贷款额度一般不超过两万元的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其生存状况并没有数据显示得如此光鲜。数据显示，我国公益性小额信贷组织已经从2003年鼎盛时期的三百多家萎缩到不到一百家。
　　目前中国的公益性小额信贷，既包括政府主导下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银行利用其网点开展的信贷业务，也包括非政府机构接受国际机构资助或独立开展的扶贫性信贷项目；此外，村镇银行和部分商业性信贷公司也有面向个体农户的小贷服务。多年来，这些小贷机构在格莱珉模式的影响下各自摸索着适合中国的本土化路径，同时与来自政策、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压力周旋搏斗。它们试图证明小额信贷是贫穷的掘墓人，却也得小心翼翼地绕开路途中的重重陷阱。
格莱珉模式走不通？
　　&尤努斯在中国，未必做得成。&最早开始在中国推行小额信贷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如此认为。
　　1993年，茅于轼开始用自己口袋里的钱为山西省龙水头村村民提供小额贷款。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杜晓山受格莱珉模式启发，在河北易县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独立的小额信贷项目。此后，社科院成立的扶贫社又在虞城、南召、丹凤、涞水和金堂等多个县市建立小额信贷试验点。1999年底，在扶贫社已经运作五年之后，人民银行终于下发了批准文件，让成长于灰色地带的社科院小额信贷项目获得免死金牌。
　　同一时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开始与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合作，在中国贫困农村开展小额信贷试点。该计划后来发展到17个省份的48个县区，先后投资接近两千万美元，覆盖全国30多万农村客户。项目促进了多家非政府组织的成立，它们后来成为中国公益性小贷发展的中坚力量。内蒙古赤峰昭乌达妇女可持续发展协会和四川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便是其中资格最老、运行最稳定的两家。
　　从一开始，中国公益性小贷就带着格莱珉的影子，却又始终是一个尴尬的模仿者。简单来说，格莱珉模式的要素是：无需抵押；以贫困妇女为主要客户；采用五人小组联保，多个小组组成一个中心；每周举办中心会议并还款，同时按照贷款额度的一定比例抽取强制储蓄作为小组风险基金。在访问中，尤努斯本人及其得力助手、格莱珉信托执行董事H.I.拉提菲均认可这些操作为格莱珉模式的核心。拉提菲甚至指出，&如果对这些要求擅自改动，我们就不能说那还是格莱珉模式了。&
　　然而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探索，几乎所有中国机构都放弃了标准格莱珉模式。最先遭受质疑的，恰恰是被视为格莱珉精髓的五人小组联保和定期中心会议。
　　&小组贷款模式是不成功的，我们很早就放弃了。&四川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理事长高向军告诉我们。由于四川山区交通不便，且贷款农户生意周期差别较大，组建小组十分困难；同时，一旦有组员出现滞纳，其他组员也没有意愿帮助还款。另外，&你不给他们组成小组，他们都可能想办法垒大户，何必把他们联合起来？&
　　垒大户，是所有小贷机构都头痛的现象。由于小贷机构提供的贷款大多不超过一万元，许多客户会拖亲戚朋友齐上阵，贷款集中到一个人手里做生意用，而这大大增加了还贷风险。一位信贷员告诉我们，他甚至遇到过一整个村子的村民将贷款全部交给村长开砖厂用的情况。当然，村长许诺的利息很是可观。
　　除了加强贷前审查，小贷机构对垒大户并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更有甚者，拿绩效工资的信贷员时而配合客户作假，以扩大放贷规模。即使客户还款出现问题，信贷员也可以帮其再做一笔贷款，以贷还贷顶一阵子。而等被掩盖的风险集中爆发，一切烂摊子就得靠机构来收拾了。因此，把客户拆散，比让客户联合要合算得多。
　　目前，仪陇采取个人贷款模式，客户只需定期到分支机构办公室还款即可；即便如此，客户仍在抱怨还款期限不合理。对大部分生意来说，回款不可能那么快，格莱珉模式下的每周或双周还款意味着可利用资金减半，而实际利率几乎翻倍。
　　格莱珉银行强调的小组模式，旨在利用熟人社区的社会资本降低无抵押信贷风险，同时藉由每周的中心会议促进小组成员交流。然而，在仍旧保留小组模式的赤峰参访时我们发现，所谓中心会议只不过是收款之后便匆匆散会，并没有起到促进交流的目的。&大家都太忙了，每周开会都聚不齐人，二十多分钟已经不错了。&一位小组长承认，&有些组员互相之间也不熟，是信贷员帮着撮合的。其实见面就是收钱。&目前，该协会也已经推出个人贷款业务。
　　此外，中国小贷机构越来越多地转向个人贷款，也有安全性的考量。由原县委书记黄志豪牵头推动小额信贷的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从一开始就没有考虑走尤努斯的路子。这一政府主导下的行政村信用评级模式被小贷业界批评为好大喜功而不可复制，但黄书记还是因此而迅速升任云浮市副市长。谈及尤努斯，黄志豪有些不屑一顾：&孟加拉跟中国差别太大，中国有特殊的国情。我看过格莱珉他们的资料，什么每周集会，还得背诵什么决议，要我说，那不是跟邪教一样吗？&
　　而高向军也曾遭遇县领导的类似质问：&你把农民组织起来，究竟是想做什么？&
只贷不存：一条腿走路的尴尬
　　格莱珉模式在中国遭遇的第二大困难，是无法吸储。
　　根据银监会规定，非银行机构不具备吸储资格，而若面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吸储，就有可能涉嫌非法集资。也有小贷机构以会员入股、手续费等名义取代强制储蓄，但大多还是因为风险太大、步骤繁琐而放弃。高向军坦承：&以前资金缺乏的时候我们吸储两百万，这个可能是违法的，后来友成基金会给我们贷款，三分利息，比我吸储的利息要低。我们就赶紧把吸收的存款全部退掉了。&
　　江苏省新沂市陆口村的小贷机构采取生产合作社形式注册，其理事长高战的考虑是：依照银监会的解释意见，面向特定对象吸储不算非法集资。但他也承认，这种操作方式仍旧徘徊于法律边缘，随时可能惹上麻烦。
　　茅于轼在山西的小贷试点以入股模式进行，也曾面临&非法集资&的指责。茅老对此愤愤不平：&非法集资这个罪名根本就不成立。我本人就非法集资好多年。&
　　尽管银监会鼓励小额信贷机构向村镇银行转型，但苛刻的要求依然让公益性小贷机构望而却步。高昂的注册资金、严格的安保措施、符合规定的营业面积、有从业资格和经验的员工，以及&至少有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做主发起人，且持股比例不得低于20%&的前提，这些条件在大部分非政府组织看来无异于空中楼阁。事实上，即使符合转制资格的小贷公司，也大多选择谨慎观望。村镇银行网点少、监管严不说，其产品无法与各大银行通用，很难调动储户的存款积极性。
　　无法吸储，资金来源便成为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小贷机构只能利用项目经费和公益基金会提供的低息贷款开展服务，时常在农户申请贷款时遭遇资金断流，面对广阔的市场也只能望洋兴叹。尤努斯对此提出的建议是：&中国政府应该考虑设立一套独立的小额信贷监管体系，而不是用原有的银行体系去规管。&然而到目前为止，银监会仍没有相关动作。
　　美国女孩魏可欣于2007年创办的&我开&，通过网络平台向美国人募款并提供给中国小额信贷机构。由于资金跨国流动的限制，魏可欣决定采用捐赠而非借贷的模式，即捐款者不会得到物质回报，但会定期接到受资助者的情况报告。然而这种伸手要钱的模式注定不会长久，今年5月，&我开&因募资困难而被迫关闭。
　　与此类似的还有中国的&&和&宜农贷&，它们将P2P（个人对个人）借贷模式引入小额信贷，即在网站上公布借贷农户信息，将他们包装成投资产品。与&我开&不同的是，用户并非捐赠，而是能够连本带息收回投资。然而尤努斯对此模式并不赞成，认为这损害了农民的尊严，有将借贷者当成乞丐之嫌。同时他指出，P2P模式要求机构自身有庞大的监管部门，或组建强大的基层信贷团队，否则便难以验证客户资料真实性。
　　有业内人士向我们透露，部分没有基层团队的P2P借贷机构，其客户资料注水严重，&除了照片，什么都是假的。&即使拥有基层团队的贷帮，网站上也时常有用户抱怨&逾期率实在太高，太吓人了&。2011年，银监会发文对P2P借贷平台提出警示。
　　茅于轼指出，&长远来看，小贷是需要吸储的，但是这里头也有风险，所以政府应该对机构考察一段时间，比如三五年，再慢慢地放开。&他同时提出另外一条建议，&其实还有一条更安全的路，就是小额贷款公司向大银行整批地借贷转贷，一次借上一两个亿，然后分散成几万几十万地借出去。不过，这叫转贷套利，现在按照中国的刑法是犯罪的。&
　　2009年，中国农业银行发放了一笔2亿人民币的贷款给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小额贷款分支,这是首例国有银行与公益性小额贷款机构的合作。但对于大部分非政府组织来说，这样的机会依然可望而不可即。
高成本、高风险、高利率
　　目前，中国公益性小贷机构的贷款利率约在8-12%，但由于小贷多采取分期偿还，其实际利率可能高达15-20%。
　　小贷机构的高利率一直饱受诟病，事实上，印度和墨西哥的小贷机构曾一度出现200%的天价利率，这也是印度小贷崩盘的原因之一。但格莱珉模式认可高于正规金融机构的利率，一方面因为小额贷款的风险和行政费用远高于一般商业贷款，另一方面因为高利率能保证贷款流向真正的穷人，而不会被有资源和背景的富人或村官中途截留。
　　对于公益性小额信贷卡在盈利与扶贫之间的微妙处境，茅于轼给出的诊断是：金融管制导致利率失调。&中国的金融业混乱得很，因为在理念上，它是用马克思的观念去搞市场经济，所以就搞得乱七八糟。&
　　茅老反复强调现有的利率天花板&&四倍于央行基准利率&&是毫无道理的。&政府应该鼓励放高利贷。你越反高利贷，利息就越高。银行首先要放高利贷，人家出那么大的价钱，你还不肯借钱给他，这不是胡闹吗？大家都放高利贷，就没有高利贷了，这叫做利息率的市场化。现在一方面高利贷的利息非常高，另一方面却是低利贷&&政府的大型项目利息很低，银行源源不断地把钱给他们用，结果导致资金配置非常没有效率。利息率是资金配置的有效工具，市场化才是有效的，才能消灭太高和太低的利息。现在我们高利贷也有，低利贷也有，这是非常糟糕的配置。&
　　茅于轼本人在永济进行的小额信贷试点，目前采用的实际利率是21%，接近央行规定的最高利率；在当地，高于20%的利率通常会被视为高利贷，但私人或地下钱庄所提供的贷款，其利率可能高达100%。因此只要有机会，农民依然会选择小额信贷机构。
　　茅于轼对于放开利率管制的呼吁招致诸多争议。中国商务部国际交流中心处长、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秘书长白澄宇对茅老的观点不太赞同，他指出，&茅于轼老师是从经济学基本原理出发提出的观点，有合理性。在制度健全、条件平等、充分竞争市场上，利率是应该由市场决定。但现实市场并不是完美的，存在缺陷。政府为了某些政策目标，可以适当干涉，这是所有国家政府都会运用的。&
　　白澄宇举出一个典型的案例：&墨西哥著名的COMPATOMAS银行是一家为穷人提供小额信贷服务的银行，其利率高达80%。尤努斯提出批评，认为这不是帮助穷人，而是在剥削穷人。但支持者认为，这家银行的确在为穷人服务，他们收取的是市场利率。短期看其利率的确很高，不合理，主要是因市场缺少竞争；随着市场发展，高利率带来的高利润，会吸引更多投资者进入市场，随着竞争加剧，利率就会降低。然而在墨西哥，支持者并没有看到他们所描述的经济学理论发挥作用。由于COMPATOMAS 的高收益支持其快速扩张，从而取得了垄断地位，其他投资者根本没有机会和能力与其竞争，结果COMPATOMAS 就始终制定着垄断利率并享受着垄断利润，穷人则始终等不到降息那一天。&
　　尤努斯本人对目前印度和墨西哥政府采取的利率管制表示明确支持。但对政府贴息的做法，尤努斯坚决反对，并认为这会搞乱小额信贷市场。
　　多年的小贷工作经验，让高向军对商业机构不抱幻想。&国家根本没在小额信贷上放开口子。搞了一个村镇银行、小贷公司，以为这样就可以解决农村金融问题了。但这些都是想象的。商业机构为什么要为穷人服务？你想把这个社会责任强加给企业，肯定是不行的。商业的目的就是赚钱，但是农民那里是赚不到钱的，它为什么要往那里走？月息达不到两毛，他们就要亏；月息1毛，一年下来就是100%。商业机构如果没那么高的回报，它怎么肯做？&
　　打着公益旗号的小贷组织，处理逾期贷款时往往束手束脚。贷款数额太小，采用法律手段得不偿失；若强硬追讨，又会被质疑&你们跟高利贷还有什么区别&。有信贷员与我们分享经验：每天蹲在客户家门口，一直蹲到他们受不了为止。有时候，也不得不做做样子，&再不还钱就搬走电视&。
　　现有利率条件下，中国公益性小贷机构的生存状况并不乐观，尽管部分组织能够维持可持续发展，但信贷员收入普遍偏低，流失率相当高。高向军对此表示无奈：&我们最早帮助的农民有些都发达了，我的工作人员家里却还都很拮据。他们都是精英，如果不跟着我，干什么都不会是这样。&
追不上的城市化步伐
　　&本来城市人口流动强，农村人口流动性不大；现在反过来了，农村比城市流动性还要大。借了钱，他就出去打工了，你找他都找不到，这个情况是有的，而且越来越多。&问及城市化对小额信贷的影响，茅于轼如此回答。
　　这也是所有公益性小贷机构共同面临的难题。格莱珉模式强调社区关怀和社会资本，利用熟人社区的压力促使客户还款。然而几乎是一夜之间，信贷员们发现，客户贷款不再是为了种植果树和养猪，而是为了去镇上做小生意。追讨贷款，似乎越来越难了。
　　&他们现在不是在社区里，而是在市场上。以前的村落里，你要是欠钱不还，可能都娶不到媳妇，大家都唾弃你，都不跟你合作。现在可好，走在镇子里，谁知道你借钱不还？&一位信贷主任抱怨道。
　　据高向军估算，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的客户自2007年开始发生转型，目前客户中已经有超过70%从事商业。服务经商的客户，其风险远大于服务农户。其一，小商户流动性较大，难以追讨；其二，信贷员对小商户的经营模式不够熟悉，贷前调查难度加大；其三，小商户受经济形势影响较大，容易受到金融危机和经济政策波及。
　　这一转型是国家多年来推动农民离土的各项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的效益统计表出来之后，发现贷款给做农业的人，增长很少，甚至是负增长的，给商业的人，才有效益。我们就得反思，为什么资金投入下去之后没有任何社会效益，客户家里没有增长，好像贷款根本无效？因为现在农业整体就是负增长的。&高向军分析道。
　　与此同时，2007年村办小学改制之后，大批村小被撤校。为了孩子的教育，许多农村家庭放弃土地，举家迁入附近的镇子，寻觅其他方式过活。而在四川，08年地震导致大量房屋倒塌，随后兴起的建房潮促使大批留守农户也放下锄头，进入了周边城镇的建筑行业。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小额信贷的目标上移。原本小额信贷的理念是为最底层的贫困妇女提供金融工具，然而多份研究显示，当前小额信贷的主要受益者是村里的富户和&能人&。2007年的一份调查从三个小贷项目中抽取319个贷款户，发现其中19.75%为中等收入戶，24.45%为中等偏上收入戶，26.02%为高收入戶。
　　对此，茅于轼认为这很正常：&从商业利益出发，贷款机构总是喜欢去找优质客户，什么叫优质客户？就是有钱人嘛。但这个也不错，因为贷款的有钱人一般都是企业家，他把企业办好了，创造就业，穷人也能跟着沾光。&
　　然而，失去了小组联保，失去了底层客户，面向小商户的高利率贷款，是否还是公益性小额信贷原本的模样？
小额信贷与扶贫：南辕北辙？
　　小贷业界内部持续探索的同时，外界的质疑声浪从未止息。其中，经济学家米尔福德&白特曼（Milford Bateman) 便是最坚定的小贷反对者之一。
　　白特曼曾任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及克罗地亚Juraj Dobrila大学经济学教授，长期以来声称小额信贷对发展中国家弊大于利，并出版专著《为什么小额信贷是无效的？地方性新自由主义的破坏性兴起》(Why Doesn't Microfinance Work?: The Destructive Rise of Local Neoliberalism)，也因此成为小贷从业者的众矢之的。在采访中，当问及&我开&的被迫关闭，白特曼有些刻薄：&噢，我很高兴，那是个糟糕的机构。& 他声称自己曾多次试图与&我开&讨论小贷的弊端，却屡遭拒绝。
　　白特曼的战友之一是韩国发展经济学家、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发展学研究员张夏准（Chang Ha-Joon)。张在其著作《有关资本主义他们不会告诉你的23件事》（23 things they don&t tell you about Capitalism) 中全盘引用白特曼的观点来否定小贷模式，也曾与其合著论文多篇批判小贷。
　　简单来说，白特曼认为小额信贷的基本假设是完全错误的；他指出，尽管对于少数幸运的&创业型贫困者&而言，小额信贷模式会产生积极的短期效果，但从未有中立机构的研究证明小贷有长期的扶贫成效。同时，白特曼认为小额信贷鼓励农户投身&幼稚的小生意&，使不可持续且相互竞争的经营方式激增，却吸收了原本可用于发展规模经济的资金，最终制造了新的贫困陷阱。
　　&中国根本不需要小额信贷。&白特曼认为，&原有的信用社体系就足够了。&
　　而一位曾经的小额信贷从业者休&辛克莱（Hugh Sinclair）近日出版新书《微型金融异教徒的自白：小额信贷如何步入歧途并背叛穷人》（Confessions of a microfinance heretic: how microlending lost its way and betrayed the poor)，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小贷业界普遍存在的腐败与傲慢。毕业于商学院的他曾一心想要为穷人服务，然而在不同国家的多间小贷机构工作之后，他意识到整个行业温暖人心的口号之下有着不为人知的阴暗面。高利率、欺诈、腐败、童工乃至客户自杀等问题层出不穷，却又被所有人心照不宣地掩盖，而公然批评小贷机构往往招致整个行业的群起而攻之。
　　但白澄宇指出，不能够因噎废食。&靠天、靠地、靠小额信贷机构，不如靠客户自己，应该鼓励客户成立合作金融组织。& 目前，他正在云南、四川等地考察，试图推动以乡村金融合作组织为基础的小额信贷创新。
附：中国小额信贷大事记
　　1993年，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山西省吕梁市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开始进行小额信贷试验。
　　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在河北易县建立中国第一个独立的小额信贷项目，由杜晓山负责主持，福特基金会和格莱珉信托提供资金支持。随后两年，课题组在河南和陕西先后开拓试点。
　　199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合作，开始在全国推行扶贫性质的小额信贷项目试点。
　　1998年，联合国在华援助的小额信贷项目已覆盖17个省份的43个贫困县。同时，许多政府长年资助的借贷项目从名义上开始转型为小额信贷，全国掀起小额信贷试点热。
　　1999年，运行多年的社科院小额信贷试点获得央行正式批准。
　　2000年，农村信用社开始以农信社存款和央行贷款为资金来源开展农户小额贷款。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鼓励发展为三农服务的金融组织。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试点扩大至全国大多数省份。
　　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倡导商业性小额信贷，在山西、陕西、四川、贵州、内蒙古五地推行试点。年底，山西平遥的&晋源泰&和&日升隆&两家小额贷款公司作为首批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挂牌成立。
　　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和全国妇联妇女发展部联合发起成立&中国小额信贷发展促进网络&。2010年，该机构更名为&中国小额信贷联盟&。
　　2006年，银监会发布《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低门槛、严监管&为特点，开放农村金融市场。
　　同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挂牌；此前，邮储已开展农村小额信贷业务试点。
　　2007年，中国银监会批准的首间村镇银行&&四川仪陇惠民村镇银行正式挂牌成立。
　　同年，美国女孩魏可欣与孟康妮建立&我开网&，与中国小额信贷NGO合作，吸收美国捐款者资金为中国农民提供小额贷款。
　　2008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23号文）。
　　2009年，银监会发布《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规定了小贷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的准入条件、程序和要求以及后续的监管问题。
　　同年，中国农业银行（ABC）发放了一笔2亿人民币的贷款给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小额贷款分支。这是首例国有银行与公益性小额贷款机构的合作。
　　同年，贷帮公司成立，宜信公司推出&宜农贷&，将个人对个人（P2P)贷款模式引入公益性小额贷款。
　　2011年，中国银监会发布《关于有关风险提示的通知》，对P2P借贷平台风险作出警示。
　　2012年，中国银监会发布《中国银监会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27号文），进一步鼓励民间资本和银行业开展小额信贷业务。
　　3月，国务院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5月，浙江省丽水市成为全国首个经央行批准开展农村金融改革试点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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